但是，初握权柄的慈禧太后毕竟学识有限，其幼年家境不佳，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积习下，既无机会也无可能接受到系统良好的教育。但机会是要靠人去争取的，慈禧进宫后，蒙上天眷顾育有一子（也是咸丰唯一嗣子），这才受到了咸丰的重视。而咸丰因身体多病而怠于朝政，这又给了慈禧接触朝政的机会。在代丈夫批阅奏章的学习中，慈禧的权力欲望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比慈禧年长2岁的恭亲王奕訢，在当时皇族中被公认为是最有能力的，但限于名分所定，其在咸丰生前不能和皇兄去争，咸丰死后他又不能和侄子去争，这注定了奕訢只能做个贤王，为死去的皇兄和活着的皇嫂及侄皇帝效劳一生。对于这点，慈禧太后心知肚明，而她也算是识人善用，给了奕訢成就生平抱负的机会。但是，奕訢太有能力，慈禧也是时时刻刻加以提防，以防止这个皇叔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
学识与能力姑且不说，但慈禧太后的驭人权术确实很有一套。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太后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时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平稳；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太后与奕訢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慈禧太后尚称得上虚心好学，其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太后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迥异于常人。
在执政的最开始，慈禧太后可能只是想给儿子同治看管江山，届时将朝政大权移交给成年的皇帝，自己则可以安然退养。这一点，从其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工程可以看出，这也就是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姨太太”心理。由此也可看出，慈禧并没有做大事的抱负，她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将来的小皇帝作一过渡。以此而论，晚清帝国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维新或德皇、沙皇治国相比，原因还在于慈禧太后这种“女人当政”的心态——她不是皇帝，也没有进取心，最多只能守成。
很不幸的是，慈禧太后手里的两个小皇帝都不合格。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因此慈禧在同治年间的执政态度明显积极，其一心一意、尽心尽责，想给儿子开创一个好的局面，但是同治小皇帝令人颇感失望，其天生不爱读书而喜好玩乐，到了本应该亲政的年纪仍“读折不成句”；等到好不容易亲政了，可惜又命浅福薄，仅一年多点就得天花死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丧子之后，慈禧太后可谓是万念俱灰。这种心态，其实也不难理解，慈禧太后之前打拼了十几年，她无非是想给儿子留个好江山，但这一切，随着同治的驾崩而烟消云散。正如时人所说：有同治皇帝在，慈禧太后还有点想头儿；同治不在了，连想头儿都没有了。
慈禧太后也曾说，我几次垂帘，不知内情的人认为是我贪图权势，实际情况是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这话虽说是慈禧的自我辩解，但也有几分道理。同治死后，皇帝继承人便成了大问题，最终慈禧太后一言而断，选中醇亲王奕譞和自己妹妹的儿子载湉做皇帝。从名分上说，这个安排在当时并不合适，但又没有更好的安排。由此，慈禧太后也只能二度垂帘，再次培养一个小皇帝。不可否认，慈禧太后这次垂帘的责任心与同治时期差之甚远了——光绪皇帝毕竟不是亲生骨肉。由此，慈禧太后也由一个积极的执政者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王朝看护者。在这种心态下，同治年间的朝气和生机也明显日渐枯萎，日益走向保守和颓唐。
等到光绪皇帝长到18岁亲政，慈禧太后也由首次垂帘的27岁少妇变成一个快60岁的老妇人，但这次的皇帝也不是合格人选。光绪皇帝虽然从小好学，但性格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也是因为他从小远离自己的亲生父母、孤独长于深宫所致。在慈禧太后的威势之下，光绪皇帝从小就严重缺乏自信，而在成年后，又离奇地发展出超常的逆反心理。这一切，在慈禧太后的眼中又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由此也导致了她对光绪皇帝的不信任。
甲午年的战争对光绪皇帝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他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贸然主战，战争的结果却是清军惨败，小皇帝饱受屈辱，由此也演变成戊戌变法的强大动力。对随后的变法，历史的真相和通常的记叙大不相同的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去刻意地反对，而是给予了默认与支持。毕竟光绪皇帝已经亲政，而且变法对清王朝有利，她也不好干涉太多。
可惜的是，光绪皇帝的急躁心理又遇上几个行为乖张、不知深浅的“变法派”，领头的康有为毫无手腕而又骄傲自大，谭嗣同等人更是太过冒险，轻于一掷。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变法诏令虽然如雪片般发下，但因为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可操作性，所有的变法措施几乎都是一纸空文。皇帝没有经验，“变法派”们更是一群书生，在他们的胡闹下，最后弄得朝政都无法正常运行，那些被革斥的官员跑到慈禧太后那里去哭诉，慈禧也不免动了怒气，将四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收回以稳定朝政。眼看情况不妙，变法书生们在接到光绪皇帝的衣带诏后居然想出一个“围园杀后”之谋，企图力挽狂澜。密谋败露后，慈禧太后毫无疑问地大发雌威，因为这种谋逆行为不仅危及到其生命安全，而且危及到整个清廷的生存，正如慈禧太后对光绪的斥骂——“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尚有汝乎？”
“戊戌六君子”被杀了，光绪皇帝也被软禁了，慈禧太后再次出来听政。这一次，帘也不用垂了，反正七老八十了，让大臣们看见也无所谓，只可怜光绪皇帝坐在旁边如同泥塑木雕，非经慈禧太后示意，往往是不发一言。
作为清王朝的难言之隐，光绪皇帝的身体存在着严重缺陷——他没有生育能力。咸丰死时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同治死时太年轻，一个儿子都没有。光绪皇帝成婚二十年，自始至终都没有一子一女。说来也奇怪，清朝的最后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宣统）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都没有子嗣，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宫荒”——宫中几十年都没有小孩的哭声，天亡大清，应是历史的定数。
眼看光绪皇帝的确生不出儿子，慈禧太后也只能另想办法，早做打算，不然到时又立个小皇帝，届时连垂帘听政的人都没有。于是，她选了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来当大阿哥，不料这次惹下了天大的麻烦，最终引发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等人也被迫逃到了西安，一时间几乎是“国将不国”。若不是慈禧太后这几十年的威信还在，大清王朝早已是分崩离析了。
庚子西狩的惨痛经历，也让慈禧太后彻底认识到她当政几十年的巨大失败。难能可贵的是，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太后却突然下定决心要搞新政，最终让这个濒临死亡的王朝重新焕发了生机。清末新政绝不是当年的戊戌变法可以比拟的，各项措施行之有效，废科举、练新军、改官制、颁新法等，成绩卓然，有目共睹，远较康有为那些毛毛躁躁的“变法派”来得稳健可行。更令人吃惊的是，慈禧太后顺应民情，在1905年后甚至还搞起了预备立宪，这在上千年的中国专制历史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大跌眼镜。不夸张地说，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一步，正是在清末新政时期。
历史学者马勇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一书中这样评价慈禧太后和清末新政，“不仅晚清的实权人物西太后确曾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因为如果没有她的默许和支持，恐怕不是没有晚清的‘新政’之举，即使1898年的维新运动也无从发生。而且西太后之后的清廷掌权者（载沣等人），既无力拉历史的车轮倒退，将局面归复到西太后之前，更无心这样去做，他们实际上继续着西太后在世时业已开始的政治改革。不论清政府这一措施的实质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为政治改革打开了通路。”
公道地说，慈禧太后不是一位激进改革者，但也绝不是一位天然的反对者。无论是洋务新政还是清末新政，和同时代的众多官僚相比，慈禧太后并不保守，她偶尔但不总是被淹没在顽固的逆流中。事实上，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最高统治者本就不需要过多的激进观念，他们只要跟随近代化的浪潮往前走，并对新事物、新思想、新体制保持一种善意的宽容，如日本明治天皇、俄国彼得大帝所做的一样，历史性的革新通常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与挫折。
清末新政开启后，正因为有慈禧太后这一政治权威的存在，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内的整个政局才能保持相对稳定，各项新政事业也大体按部就班，平稳推进。可惜的是，岁月从不为人而停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于1908年相继离开人世，留下一个3岁的小皇帝和木讷寡言的摄政王载沣来主持局面。这一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如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说的，慈禧太后的突然死亡，“使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
中法战争法军炮轰福州时，慈禧太后曾召集群臣，其指着光绪小皇帝说：“当你们的小皇帝长大成人而且我也死了的时候，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丢掉祖先的遗产。但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绝不会让人们说，一个女人丢掉了祖先留给她为孩子保留的遗产。”二十来岁的载沣当然不能和慈禧太后几十年的威信相比，哗啦啦不到三年，大清王朝便轰然倒塌——反正慈禧太后是看不到了。
“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这是目前学者们给慈禧太后还算公允的评价。在近半个世纪的执政中，慈禧太后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这是她个人的成功；但是，慈禧太后毕竟是个女人，她以女人的方式统治了这个古老帝国，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其当政虽说是名分所定、顺其自然，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极大的灾难。总体而言，慈禧太后失败了，她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个人悲剧，也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莫大遗憾。
后记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李鸿章，“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
同样的道理，慈禧太后在人们印象中历来是“祸国殃民、愚昧顽固、专横跋扈、凶残狠毒、工于心计、嗜权如命”的“一代妖后”，十足的“恶女人”形象，要想让这一形象有所改观，显然非常困难。但是，如梁启超所说，若以近代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慈禧太后一人，把她骂得狗血喷头，这种简单化的历史思维只能掩盖了更为复杂与根本性的社会动因。
事实上，没有哪个统治者会甘心把国家领土白白送人，慈禧太后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边疆危机中也并非一味妥协卖国。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对慈禧太后历史形象的书写大多未尽事实而近乎妖魔化，而其中原因，多出于其政敌康梁维新党人的攻击诽谤（其中尤以梁启超作用最大）及辛亥革命党人的反清宣传。辛亥年后，近代史家多以此为蓝本，慈禧形象遂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地，至今在粪坑中不得翻身。
不可否认，中国的近代历史写作非常棘手，因为稍有突破或者换种写法就往往会被人认为是标新立异甚至搞“翻案”，大帽子足以压得作者喘不过气来。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很愿意来做这样一个尝试，把人们印象中已经固定甚至固执的慈禧太后形象还原成一个普通女人的形象，特别是她作为妻子、母亲及女人当政的形象。
对慈禧太后的一生，人们常用“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这句话来形容，但这还不足以解释慈禧是怎样一个人。要想了解并理解慈禧太后，必须回到其时代、其生活和其所处的环境，不然一切都是隔靴搔痒，最后变成各说各话，在缺乏历史根据的想象中制造出一个“非驴非马”的太后形象。
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有“污点”的人物，以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态度或许更为可取。如果时光倒流，读者回到一百多年前，回到慈禧太后所处的那个视皇帝为天神的“愚民社会”，同样的历史事实放在当时的道德标准下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正如从“老佛爷”到“妖后”，国人的历史观点在过去的百年中本身就发生了极大的扭曲。
慈禧太后叱咤晚清政坛近半个世纪之久，关于她的是是非非，会一直持续争论下去。对其本人而言，慈禧太后毕竟是妇道人家、文化水平也不高，正如评论家所言，“她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最高领导者。”但当时清廷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权力纠葛的复合体，作为权力中枢掌控者的慈禧太后，她的经历和学识决定了她无进取之心的同时，却又是极其擅长玩弄权力平衡的高手，而驾驭群臣和稳固统治的权术几乎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专制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缺乏进取心的君主显然是晚清最后几十年的软肋所在，这或许解释了日本能够更新而清朝深陷泥潭的原因所在。
倘若慈禧太后执政的是嘉庆、道光时期，做个守成之君倒也问题不大。但慈禧太后的运气也不好，正好赶上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的最后七十年，自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无情地打破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对西方的文明也在观望、试探和不断地学习着，奈何千年的桎梏和惯性依旧推动了这个老大帝国沿着下降的通道而不断沉沦。在这个历史的转弯处，即使慈禧太后努力掌舵，也只能让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免于沉没，但要让她领导中国走出困境，使国家走向复兴和强大，这未免有点苛求了。
最终，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一败涂地，让帝国仅有的一点自尊和自大一扫而空，就像慈禧太后晚年接见大臣时经常性地涕泪长流一样，在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纪初显得是如此的可怜又可笑。而这，大概就是时代悲剧所在吧。
但话又说回来，晚清时期的中国是在世界的进步中相对落后了，慈禧太后的弄权行为对当时乃至后世都可谓贻害无穷，但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过多坎坷简单归罪于一两个指定的“千古罪人”，这种寻找替罪羊的思维方式既失于简单片面而又不负责任，因为这种肤浅的反思除了满足口舌之快外，对历史的认知和吸取历史的教训毫无裨益。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颇为讽刺的是，慈禧太后临死前说，以后不得再使妇人干政、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这话出人意料，又在情理当中。弹指一挥间，一个时代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慈禧太后是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及其旧有理念的最后代表，她的去世，也意味着神圣皇权的最终破灭和公民社会的最终到来。
金满楼
2015年6月
附录
一、慈禧太后大事年表
1835年（道光十五年）11月29日，慈禧出生于北京，父亲惠徵为吏部小官，家族原系镶蓝旗，后抬旗入镶黄旗。
1852年（咸丰二年）5月，18岁的慈禧选秀入宫后被封为“懿贵人”。
1853年（咸丰三年）7月，慈禧的父亲惠徵去世。
1854年（咸丰四年），20岁的慈禧被晋封为懿嫔。
1855年（咸丰五年）6月，慈禧怀孕，受到皇宫的极大重视。
1856年（咸丰六年）4月，22岁的慈禧生下皇子载淳（即同治），随即晋封为懿妃。
1857年（咸丰七年），23岁的慈禧被晋封为懿贵妃，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
1860年（咸丰十年）9月，慈禧随咸丰逃往热河行宫。
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咸丰驾崩，同治即位，27岁的慈禧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年8月，慈禧联合奕訢等人发动“辛酉政变”，政变成功后开始了第一次垂帘听政，也由此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近48年。
1862年（同治元年），同治赏徽号“慈禧太后”。
1865年（同治四年），慈禧与恭亲王奕訢发生冲突，大闹一番后革去奕訢的“议政王”名号。
1872年（同治十一年）10月，同治大婚。
1873年（同治十二年）2月，同治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
1874年（同治十三年），19岁的同治驾崩，慈禧太后在丧子之后，立道光第七子、也是自己的妹夫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光绪）继位。是年慈禧40岁。
1879年（光绪五年），吏部主事吴可读为同治争嗣子而服毒自尽，慈禧被迫公开发布谕旨为同治立嗣。
1880年（光绪六年）7月，慈禧患重病，久治不愈。
1881年（光绪七年）4月，慈安太后突然患病暴毙，两宫听政变为慈禧一人独裁。
1884年（光绪十年）4月，因为中法战争失利，慈禧借机将恭亲王奕訢等军机大臣全部赶出军机处，史称“甲申政潮”。是年慈禧50岁。
1887年（光绪十三年）2月，光绪名义上亲政，实际为慈禧太后训政两年。
1889年（光绪十五年）2月，光绪大婚；3月，光绪举行亲政大典，慈禧归政。
1891年（光绪十七年）1月，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去世。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光绪主战。同年，慈禧举行六旬庆典，但因战争而冷清收场。同年9月，恭亲王奕訢再度被起用。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战争失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光绪生母、慈禧的妹妹醇亲王福晋去世。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发动戊戌变法。三个月后，慈禧宣布训政，将光绪软禁瀛台。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1月，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并试图废黩光绪。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事件爆发，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挟光绪逃离北京。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签订《辛丑条约》。当年10月，慈禧一行从西安回銮，次年1月回到北京。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慈禧推行新政。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宣布预备立宪。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8月，宣布九年后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当年11月14日，光绪驾崩，年仅38岁。慈禧太后命醇亲王载沣之子继位，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次日（11月15日约未正三刻，即下午1点40分左右），慈禧太后崩，时年74岁。
1928年，孙殿英匪兵盗掘清东陵之定陵，现场一片狼藉，慈禧太后最终尸骨无存。
二、接见大臣奏对五则
（一）
同治七年（1868年）十一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为直隶总督时，在上任前被两宫太后召见时的奏对：
慈禧太后问：汝在江南的事都办完了？
曾国藩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两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中间省略）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情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曾国藩随后叩头退出。
（二）
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慈安太后召见四川提督鲍超。
慈安太后问：你何日动身？
鲍超对：（略）
问：川省百姓安否？
对：督臣丁宝桢操守甚属廉洁，百姓安堵如常。
问：沿途百姓安否？
对：仰沾天恩百姓俱安。
问：现在年成好否？
对：沿途年成俱好，小春俱已得收。
问：你在途走了多少日期？
对：坐轮船十余日，沿途服药耽搁水陆计一月有余。
（中间省略）
问：你打了好多仗？
对：水陆数百战。
问：你好声望！
对：奴才毫无能为，大恩褒奖！
问：你很苦得有！
对：应效犬马之劳。
问：你身上伤痕现掣动否？现在咳嗽否？李鸿章之医生尚好，你还是要用李鸿章之医生。
对：是。
问：李鸿章你们至好？
对：多年旧好。
问：李鸿章体子好否？饮食好否？
对：李鸿章曾邀奴才吃过饭，李吃得两中碗饭，太后可放心！
问：你的体子医生总要好生斟酌。
对：是。
少停，慈安太后说你歇歇，遂起自揭门帘退。
（三）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盛宣怀。
慈禧太后问：汝从保定火车来？
盛宣怀对：臣赴保定验收已完工程，又料理保定铺轨，约明年四月正定可以通车。
问：卢汉（铁路）何时开工？
对：汉口土工现已办到孝感，约明年秋后信阳州可以通车。两头同做明年可成一千里，其余一千四百里两头分做。据工程司说再有两年可以全完。
问：此路是借哪一国的银子？
对：（略）
问：黄河活沙如何造桥？
对：虽是活沙，总可以打到老土，至多亦不过数十丈。闻外国亦有此种河道造桥，亦甚坚固，但是工本实在太多。
问：时事艰难，外国人欺我太甚，如何是好？
对：中国局势不仅坏于甲午打仗，实在坏于胶州。当时臣两次电达总理衙门，极说胶澳断不可让。胶澳一失，旅大必去，此时放手太速，俄德两国合谋而至，英法两国恐落后着。法索广州湾为图两广、云南之计，英请保护长江以达四川。
（中间省略）
问：你说的甚是，必要做得自强。但是现在外国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
对：外面亦听说皇太后宵旰焦劳，但亦不可过于着急。今日局势虽然比前更难了，然而中国地大物博，出的人亦聪明，出的货物亦多。日本地小民贫，尚且能自强，岂有中国不能自强之理？同治年间，皇太后垂帘时候，削平大难，中兴天下，能用得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几个人，即如阎敬铭、李翰章、沈葆桢等，虽不能带兵亦各有长处。现在要练兵筹饷，总要先讲究得人，方能办事。
问：现在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抚全是瞻徇，即如州县官案件尚且不肯讲真话。外国能得上下一心，所以厉害。
对：各大臣受恩深重，都有忠君爱国之心，但见识各有不同。大概心中总有六个字毛病。
问：哪六个字毛病？
对：总说是：‘办不到，来不及’。
问：这句话只可上头说，他们如何可存此见解？
对：臣想，‘办不到’，亦要办；‘来不及’，只好赶紧办。
问：督抚中亦有几个好的，总不能个个好。你看北洋练的兵可靠得住？
对：臣看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均照德国操法，大家说好，可惜人太少。
问：总要各省多练兵，不然南边人到北边去不合，北边人到南边去亦不合。
对：臣总说至少要制兵二十万，还要有民兵，预备打仗时可以填补。
问：各省亦有二十万兵。
对：现在勇营已如从前之绿营，虽多无益。必要有二十万人一律选练、一样章程、一样枪炮，方算得好兵。如果胶州之事，有十万精兵，便不至于软到如此。但是，练新兵总要裁去无用之兵，否则两倍饷，总是难筹。
问：总汰弱留强。如今兵勇毫无胆子，打土匪还好，与外国打仗就要跑，是何道理？
对：从前陆兵见贼就跑，后来湘淮军出来，稍有枪炮，将领稍有识见，兵勇心中拿定打胜仗，自然胆大了。人各有性命，胆子是从识见中来。外国枪炮实在厉害，又快又准。我们枪炮不及他，将官又无主意，兵勇心中以为必打败仗，于是一闻炮声，即要跑了。此不能怪兵勇不好。洋人常说中国兵是顶好的，就是带兵官不好。
问：我想兵将总要打仗，方能打出好手来。可惜日本后来不打了。意大利为沙门湾的事，我很想与他打仗，他知浙江省有准备，他又不来了。
对：沙门湾事，幸皇太后坚持己见，不然俄、德、英、法四大国之外都要来了。但目前兵力亦只可备而不用，如果真打，兵饷亦是难筹。（下略）
问：练兵总要筹饷，如何是好。
对：天下之利不外三种。第一是天地自然之利，如开矿等各处地上所产之物。第二是中外通商之利，进口货要少，出口货要多，关税要考究。出口货以丝、茶为大宗，近年来他们都种茶做丝了，恐怕将来不可靠。第三是取商民税厘之利，缺最容易。此即损下益上，本朝深仁厚泽，亦不肯多取于民，只得于商务上格外考究，因其利总在商务上得来。
问：商务确要考究，去年所办的什么农工商务，到如今毫无益处。有人说要设商务大臣，方能办得来。
对：中国并非无钱，只是向来于商太看得轻。士农工商，以商为末了一个。更有一种坏处，有钱的人只讲究自谋私利，决不肯做开矿等有益公家之事。臣迭次奉旨经手所办铁路、矿物、轮船、电线、铁厂、银行和学堂，多要想详细奏明，但恐时刻功夫说不及了。
问：何谓学堂？
对：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
问：矿务办得如何？
对：臣办的是湖北铁矿。现在铁厂出铁炼钢，卢汉铁路用的钢轨均系自己所炼，与外国一样好。现造枪炮亦是用自己所炼的精钢，比造轨之钢更要加工。
问：买外国枪炮总是不好的。我们总要自己多造，天津亦能造得。
对：外国枪炮打仗时，他要守局外之例，买他的格外为难。自己造并不难，多设厂更费，不如将已成之厂扩充。
问：有人说湖北另有一块地可以添造？
对：添造不难，就是经费为难，其实多造，价钱方能便宜。枪炮现是张之洞办理，臣是办的铁厂。中国要富将来仗着是开矿。
问：开矿确实是天生的自然之利。
对：开矿不可全与外国人。他们现今纷纷要来造铁路、开矿。在开矿是图利，造铁路还不止图利。现在中国自己做主，要造的路只有津榆、津卢、卢汉、粤汉，这是我们自己要叫它南北相通，好调兵，好运出土货到海口卖出钱来。其余俄、德、法所要铁路，皆是他要造的，将来权不归我，难保不以保护铁路、矿务为名，长驱直入。
问：各地教案亦不得了。
对：从前不解他何以肯赔钱各处设教堂，现在晓得行教是与我百姓通气。闻说各省现办保甲，恐又是具文。如果能办得好，亦可消弭教案，并可将壮丁愿充兵者登造册籍，以备征兵，免得招些市井无赖之徒。
问：你今年多少岁数？
对：臣今年56岁。
问：记得你常在直隶省？
对：臣是二十余岁李鸿章奏调入营，故亦略知军务。后来还蒙恩典放过山东关道，又调直隶关道。
问：你可能通外国语言文字，出过洋否？
对：臣不曾学过外国语言文字，亦不曾出洋。
问：你办洋务还要用翻译，近来汉奸甚多。
对：臣用的翻译都是正派人。臣亦格外谨慎，所以一个翻译不放心，总用两个翻译，便不敢欺蒙。
问：这个法子甚好。我晓得你办事极认真。国中艰难，还是你认真好好的办。
对：臣蒙恩典，总是遵旨认真办理。但臣所办的事总是极难的事，人不知道，百般谤毁，若不是忍辱负重，早已不成了。这班闹的人，叫作清议。恐将来总有一天办不动。
问：不错，是叫作清议。都是这班人闹坏了，不然皇帝亦不至于如此着急。你不要管他，只是认真做去就是了。
对：臣总竭尽心力而已。
这时，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说：“你亦问他几句话？”
皇上问：你可是从湖北到保定来？
对：臣是从上海到天津，再到保定。
皇上问：上海一带，年岁如何？
对：江南六、七、八月，雨太多，稻子还不大碍，棉花大坏了。近年百姓多种棉花，七八月间大雨，棉花一项民间亦要少收一二千万银子。
皇太后问：南边多雨，北边再三个月不下雨，麦子不能种。宫中天天求雨，你在北边二十年，你晓得这时不是下雨时。天时亦不好，外国又是如此，我近来焦急的睡不着觉，苦得很。
对：天下之大，水旱偏灾，总是有的。天下事只要得人，皇太后不必过于焦灼。皇太后是识得人的，只要内外有十几个同心协力，练成二十万好兵，不难自强的。
（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即庚子年）七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西逃途中，极为狼狈，所幸怀来县令吴永前来接驾（吴永为曾国藩的孙女婿）。
慈禧太后问：汝到任几年？
吴永答：三年矣。
问：县城离此多远？
答：二十五里。
问：一切供应有无准备？
答：已敬谨准备，惟昨晚方始得信，实不及周至，无任惶恐。
谓：好，有预备即得。
慈禧太后说到这里，忍不住放声大哭。
慈禧太后说：予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今至怀来县，尔尚衣冠来此迎驾，可称我忠臣。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我今见尔，犹不失地方官礼数，难道本朝江山尚获安全无恙耶？
慈禧哭罢，又诉说道：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即皇帝亦甚辛苦。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绥殊甚，此间曾否备有食物？
答：本已谨备肴席，但为溃兵所掠。尚煮有小米绿豆粥三锅，预备随从尖点，亦为彼等掠食其二。今只余一锅，恐粗粝不敢上进。
谓：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足矣，宁复较量美恶？
在进食了几碗小米粥后，慈禧太后又召见吴永。
问：此行仓促，竟未携带衣服，颇感寒冷，能否设法预备？
答：臣妻已故，署中无女眷，惟臣母尚有遗衣数袭，现在任所，恐粗陋不足用。
谓：能暖体即可，但皇帝衣亦单薄，格格们皆只随身一衣，能为多备几件尤佳。
答：臣回署当检点呈进。
谓：尔可先回去料理，予与皇帝即将启行矣。
答：臣候叩送圣驾即行。
谓：我乘延庆州轿子，舆夫已疲劳，此处能换夫否？
答：臣已预备齐楚。
至此，慈禧太后才算缓了口气，沿途也开始有地方官接待了。
（五）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十七日，慈禧太后回銮途中在河南洛阳行宫中召见河南巡抚于荫霖（此人思想守旧但为官清廉）。
于荫霖请安后，慈禧太后让光绪先问。光绪问话声音轻，于荫霖没有听见，光绪便问：话未听清晰？
于荫霖对：臣耳聋，请皇上大声说。
慈禧太后说：是问你几时来的？
对：臣初五日来的。
问：你就住在河南省么？
对：住在南阳。为圣驾回銮，来趋觐天颜。
问：原来哪想出来？大家推着拉着，也不知怎么迷迷糊糊直至西直门方明白。宫里缸里前几天令他们俱把水上满，本无出来之意。
对：幸而皇太后、皇上出来，此正天下臣民之福。
问：你们几时知道的？
对：七月二十后，传闻不一。彼时臣等惶惑不知所措，直至八月初五日，始知确信。此半月内非复人世。我皇太后、皇上受此艰难险阻，臣耳不忍闻，口不忍言，此皆臣子之罪。臣为疆臣，不能救急，尤罪不可逭。
慈禧太后听到这里，又忍不住拿出手巾拭泪不已。
对：天下乃仰仗皇太后、皇上，以图将来挽回。
问：你多大年纪？
对：臣64岁。
问：看你精神还好，你有病，是什么病？
对：臣自前年在湖北遇病后，左耳聋，仅剩一二成听得。右耳从前尚有六七成，近亦不过五成可听。所以皇上问话听不见。又腿力迟滞，最苦是睡不着，少用心便犯，彻夜不睡，次日便头晕。
谓：可不是睡不着便头晕不好受。今日要用的人，皆是外人不答应。
对：臣受皇太后、皇上曲全，感激无地。臣深知皇太后、皇上不得已之苦衷。
慈禧太后听后很高兴，问：你们都知道吗？
对：都知道。
问：你在湖北几年？
对：一年半。
问：张之洞办事还好？
对：办事尽心。
问：他办洋务还好？
对：他留心外国情形，通晓洋务。
问：湖北交涉教案事多，州县中能办教案者尚有人？
对：也还有。
问：你从何官出来？
对：臣从翰林院衙门出来，（中间省略），上年到河南。时至今日，无论什么事全在得人。
谓：正是，就是乏人用，连出使也没人用。
对：今日朝廷势孤，臣以病躯不能即刻出来报效。然言念时局，刻刻疚心。臣具有天良，岂敢自图安逸。以臣愚见，什么是人才，存心忠爱，向着国家者，才是真人才。臣平日留心体察访问，意中尚有数人，恐面奏不能记得，可否具折上达，听后录用。
谓：可以，尽管具折。
对：今日法诚当变。所变条目亦全是应办之事。但我中国积弊，人心不变，法断变不好。就是面子变，骨子亦断不能变。中国之病，全在粉饰欺蔽。皇太后、皇上哪里知道折上说的全靠不住，全是纸上空谈。总而言之，全坏在一个利字。这个病根不去，譬如盖房子，地基不清，如何盖得好？即如洋人税务司，他的薪水厚，除去薪水外，就能不要一个钱。洋人最看不起中国者，中国官吏全是舞弊。中国无一个不要钱之官，无一个见得人的钱。以臣愚见，莫若先外从督抚以至州县，以及一差一事，凡干系利字者，全行揭开，进款若干，出款若干，明白揭出。可去者去，不可去者不必强去。不但使之足用，并当使之有余。如此使个个心里干净，光明白地，然后但去实心办事，方能办一件是一件。不然无论如何变法，必是欺上加欺，蔽上加蔽。（以下省略）
谓：可不是吗，外国全讲一力字，无论怎办，兵不强，断不行。（以下省略）
注：慈禧太后在回銮途中不断接见地方官员，也主要是为了解地方政情并拉拢官员，为即将开展的新政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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