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外礼仪的冲突。早在乾隆末年，英国派出特使马嘎尔尼前来中国商议派驻公使的问题，但因为马嘎尔尼不肯向乾隆下跪，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吃了个闭门羹，扫兴而回。如今，洋人旧事重提，他们要将公使派驻北京与天朝的皇帝分庭抗礼、实行平等外交，但问题是，这些洋人要觐见皇上，但又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在清朝皇帝和大臣们的眼中，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互派公使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外交事务，对清廷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不要说当时的清朝皇帝和大臣们不知道这种国际惯例，即使他们知道，也断然不肯接受。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岂能随意觐见至高无上的天子？如只行鞠躬礼而不下跪的话，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这让天下臣民如何看待？大清皇帝又情何以堪？因此，互派公使绝不可行，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但是，这已经不是马嘎尔尼的时代了。可怕的夷人最终还是来了，他们带着坚船利炮，张牙舞爪地来了。1856年10月，英国舰队炮轰广州；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1858年4月，英法舰队北上天津，陈兵津门，摆出一副开战的架势。在外国军队的压力下，咸丰只好答应谈判，最后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并规定该约在各国君主签署后，一年内在北京换约。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清廷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如果与洋人开战的话，难免两面受敌。但在1859年，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时突然节外生枝，这便是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问题。《天津条约》签订后，朝廷一些大臣仍坚决反对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咸丰对此也很不满意。但是，自恃坚船利炮的英法两国此时并不把大清放在眼里，他们不按清廷的安排由北塘进京换约，而是派舰队经白河强行入京。由此，清军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次战役中，过于轻敌的英法联军遭遇重创，清军共击沉击毁英法兵船12艘，英法军队伤亡400多人。
胜利归胜利，但事情无疑闹大了。一年后（1860年），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指挥下，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战舰和运输船200多艘的联军，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这一次，清军没有续写辉煌而是连战连败，僧格林沁亲王所率的精锐骑兵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西撤通州，随后天津陷落，北京门户洞开。
这年六月，天象不吉，荧祸星（火星）侵入南斗，星相学称之为“荧祸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这可不是个好兆头。鉴于清军的孱弱、京城难保安全的形势，僧格林沁密奏咸丰说，清军恐怕难有取胜英法联军的把握，当下之计，是要请求咸丰以“巡幸木兰”的名义前往热河行宫，暂避洋人的锋芒。
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在北京的西北一带，这里离北京二百余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美不胜收。早在康熙年间，此地便建立行宫，清朝历代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消闲度夏的胜地，所以这里又被称为“避暑山庄”。在热河以北约四百里的地方设有围场，每到秋天草叶枯黄、野兽肥壮时，清朝皇帝便要率皇子及其他王公大臣们前去围猎，称为“秋狝”（今河北省围场县）。
僧格林沁关于“巡幸木兰”的建议，说白了，就是要咸丰快快离开北京、逃到热河避暑山庄避难去罢了。咸丰对此心领神会，随后便将僧格林沁的奏折交给王公大臣们讨论，希望他们能顺着僧格林沁的想法，吁请尽快巡幸木兰，以便堂而皇之北走热河。
也许是不了解真实的军事情况，或者是觉得天朝的尊严不能亵渎，朝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们竟然对“巡幸木兰”的建议大加反对。首先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周祖培上奏咸丰，说北京城高墙厚，洋兵势难攻克；倘若北京都防不住，热河那里一马平川，更是难以防御；既然洋人能从天津打到北京，那自然可以从北京追到热河。不仅如此，周祖培还举出历史上的教训来警告咸丰，说一旦皇上离开北京出走，势必导致人心涣散，到时候发生“土木堡之变”，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谓“土木堡之变”，指的是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时，蒙古瓦剌部大举南下攻扰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挟持下，不顾朝臣反对而仓促率军五十余万亲征。明军受挫之后，退至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时被瓦剌军队包围，明英宗被俘并掳往北方。留守北京的明廷大臣得讯后，随后拥立明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史称“土木堡之变”。
除周祖培之外，其他大臣们如大学士祁寯藻、潘祖荫、户部侍郎文祥等也都纷纷上奏反对出走北京。咸丰的弟弟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訢和醇郡王奕譞等人也不同意咸丰逃往热河，他们甚至抱着咸丰的腿进行哭谏。特别是那位憨直的老五惇亲王奕誴，他得知咸丰要逃出北京后，急忙从清西陵赶回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苦苦劝谏咸丰绝不可丢下祖宗宗庙北走热河。咸丰被缠得没办法，便问他：“我不走避热河，这万一洋人进京，你当如何？”奕誴说：“如有不测，奴才死于慕陵。”在大臣们的压力下，咸丰只好下令将已征集的车马遣散。这一次，因为王公大臣们的谏阻，咸丰没有走成。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大臣们的忠心耿耿往往建立在对事实真相的无知上，因为他们当时仍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当中。作为皇帝，咸丰非常清楚清军的实力及与洋兵作战的结果——倘若北京真的守得住，他又何必要走呢？正如他质问那些强烈反对出走的大臣们说的，“一旦夷人入城，将朕置于何地？”这却是没人敢回答的。
当时受到咸丰宠信的另外少数大臣如肃顺、端华等人是清楚当时情况的，他们特意将负责北京城防的团防大臣召来问话：“大敌当前，你们有何准备？”团防大臣嗫嚅答道：“无甚准备。”端华又问：“京城兵力，能守得住吗？”团防大臣面红耳赤，不敢回答。众多大臣见后，也都哑口无言，唯有相向而泣了。这时，端华说话了：“京城既然无法防守，我们怎么能贸然奏请皇上留在京中，置于危险之地呢？”众臣无语之下，兵部尚书陈孚恩乘机顺水推舟地建议：“总应为皇上筹一条路才是。”
既然没有人敢保证皇帝留在北京的安全，巡幸热河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初八，这本是一个吉利的好日子，不过对咸丰来说，却是极为无奈的一天。这一天，咸丰带领王公大臣及嫔妃们从圆明园后门出逃，5岁的载淳经过开满荷花的园中湖泊时，年幼不懂事的小朋友模仿起从前宫女们在咸丰泛舟游玩时靠岸时的轻歌，“安乐渡！”“安乐渡！”咸丰听后，伤感地摸着儿子的头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按正常行程的话，从北京到热河只需三四天的时间。但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安排，咸丰出逃的队伍走走停停，两天才走八十里路，一路上极其狼狈。尽管随行的王公大臣们都带有不少金银财宝，但这些东西在逃亡途中毫无用处。更为糟糕的是，在“洋兵即将进攻北京”的传闻下，沿途地方官吏竟然一逃而空，咸丰这支逃亡大军的吃饭和休息就成了大问题。
由于无人安排饮食，那些执行护卫任务的两千禁军士兵饥饿难耐，几乎就要溃散。此时，即便贵为皇帝的咸丰也不好过，他第一天只吃了两个鸡蛋，第二天也不过喝了几碗小米粥。更夸张的是，那些饿疯了的士兵们还未等“御膳”做熟，就将锅内的“御膳”吃了个精光，咸丰也不敢责怪。晚上睡觉时，咸丰和嫔妃们发现仓促之间竟然没有携带被褥，着实是苦不堪言。直到第三天，受命筹措粮食的官员返回京城买回几千斤肉脯果脯，这才缓解了一路上的粮食危机。经过八天的艰苦跋涉，咸丰一行总算安全抵达热河行宫，这比正常的行程足足多出一倍的时间。
咸丰帝这次北走热河，并没有将京城官员全部带上而是分成两部分：随行的王公大臣主要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还有惠亲王绵愉、惇亲王奕誴等人，这些人是他比较宠信的；除这些人之外，清廷的大部分官员都留守京城，其中包括了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大学士贾桢、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刑部尚书赵光、兵部尚书陈孚恩等人。
逃往热河前，咸丰命六弟恭亲王奕訢为议和钦差大臣，负责督办和局。由此，在咸丰北走之后，热河和京城隐然形成了两套班子，这也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到了极为微妙的作用。
“苦命天子”终于走到了尽头
热河的来历，据说是因此地有常年温热的泉水而得名，自康熙年后，历代清朝皇帝常在酷暑时节来此避暑行围打猎，按说是个让人放松的休闲胜地。但是，在咸丰刚刚安顿好之后，热河也已经进入秋风萧瑟的秋天，遍地枯草，满目苍凉，让人倍感伤悲。热河虽美，但毕竟只是个孤悬塞北口外的苦寒之地。
随着天气的一天天变冷，咸丰的心情也开始变得日益烦躁，他虚弱的身体在经过一番折腾后更是每况愈下，此时的他又开始怀念起北京的皇宫与美不胜收的圆明园了。九月初六（10月19日），在得知六弟恭亲王奕訢和洋人的谈判还算顺利后，咸丰便迫不及待地指示尽快与英法画押签约，以便他能逃避热河那酷寒的季节，早日回銮。
奕訢代表清廷与英国、法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后，虽然战争已经结束，英法军队也按约定撤出了北京，但令咸丰担心的是，英法等国要求亲递国书的事情仍旧没有解决。为此，咸丰特意指示奕訢，必须将外国公使向清帝亲递国书一事彻底取消，不然洋人反复不定并以此为要挟的话，祸患将无穷无尽。在咸丰的眼中，洋人性情无常，尽管中外已经换约，英法军队也已撤至天津，但亲递国书的问题没有解决，自己一旦回銮，难保他们不在第二年春天再度进行要挟。万一这种事情发生，届时自己必然又要再次避往热河。如此一来，非但自己的身体吃不消，大清帝国的尊严与皇帝的权威将无以自容，颜面扫地。
正在此时，留京的大臣们一再奏请回銮，咸丰看完折子后，既恼怒又不耐烦地斥责：“你们若能保证洋人不再来北京，朕一刻也不耽搁，立刻回銮还京。”但大臣们岂敢作如此保证！由此，回銮之事一拖再拖，热河的天气也在大臣们的争论和猜疑中渐届严寒，咸丰也只好暂时打消回銮的念头，准备在热河过年了。
塞外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着刮过凋敝的草木，吹断了枯枝，卷起了落叶，一片凄凉之景。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尽管烟波致爽殿内炭火通红，但咸丰的心情却像外面的寒冬，一点儿都好不起来。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这个年可怎么过？
以往的春节之日，皇帝照例都要在皇宫的太和殿大排筵宴，如富足丰裕的乾隆朝，太和殿的筵席往往要排出二百余桌，以示太平盛世、国力昌盛。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后，由于大清国力日渐衰落，筵席逐渐缩小至一百桌左右，勉强维持朝廷的气派。可如今的热河，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就更别提了。
●奕訢被任命为议和大臣
为了让咸丰过个好年，随行的肃顺等人也是上下奔走，百般筹划，力图将这年的春节搞得红火热闹些。但是热河毕竟是热河，它偏出塞外，人口稀少，商业凋敝，无论如何张罗奔走，终究难尽如人意。
常年的除夕日，皇帝往往要在乾清宫里举行家宴，届时包括皇后、皇贵妃、贵妃等皇帝的嫔妃全部出席，在皇帝的带领下，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个团圆饭。除夕的家宴从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各种山珍海味、点心水果等，络绎不绝地送上宴席，供皇帝和妃子们享用。但这一年的热河，家宴虽然也开了，但明显要逊色许多。至于正月初一，筵宴当然就不排了，咸丰虽然按例升坐前殿，但随行大臣们的朝贺声较往年相比，只能用“冷清”二字来形容，咸丰的心情也可想而知了。
咸丰本想春节后即刻回銮，但没想到的是，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每日咳嗽不止，并出现红痰（民间传闻是痨病，即肺结核之类）。如此一来，大臣们纷纷请求暂缓回銮，咸丰也只能在热河安心养病，不然回京途中一折腾，病情反有加剧的危险。
但是，随着天气的不断转暖，咸丰的病情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日益加重。由此，回銮的事情也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九（1861年7月16日），也就是咸丰的31岁生日，也没有走成。
皇帝的生日当时叫“万寿节”，是传统朝代中非常重要的日子，几乎相当于现在的国庆节。由此，肃顺等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打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地给咸丰搞个万寿大典，以缓解皇帝的郁闷心情。但咸丰这一天也不好受，皇帝虽然在病中，但有太多的繁文缛节等着他亲自去出席。对咸丰来说，这名义上是庆贺皇帝万寿，实则喜庆之中的苦差。比如当天早上，咸丰必须先去祭拜列祖列宗的御像，然后穿着朝服到澹泊敬诚殿去接受大臣们的朝贺；紧接着，又是赐宴、又是排戏，要折腾整整一天的时间。
咸丰的生日也不巧，正好是盛夏的三伏天。按照礼制，大臣们必须身着朝服补褂前来参加庆典，作为“寿星”的皇帝也必须朝服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时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仪式搞到中午时他已经很不舒服，但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图个吉利，他只能竭尽全力，勉强支撑。等到晚上大戏开唱，本是戏迷的咸丰终于支持不住，他丢下大臣们，回宫了。
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在生日后卧病不起。尽管这一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他还是吩咐戏照唱，在行宫中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咿咿呀呀声中，咸丰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七月十六日的下午，咸丰突然昏厥，值日的大臣们都预感情况不妙，当晚谁也不敢散值回家，他们都在行宫外静静地等待，并暗自揣测着今后的政局变化。
当晚子时三刻（晚上11点45分左右），大限将至的咸丰苏醒过来，虽然他看起来还算神志清楚，但这只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随后，咸丰用微弱的声音传谕，将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召入寝宫，他要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履行最后一项职责，那就是为大清王朝解决皇位继承人和未来大政安排的问题。
这个问题，咸丰想了很久，但他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去跟大臣们解释，他甚至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当大臣们请咸丰用朱笔亲写遗嘱遗命时，咸丰只能口述，命在场大臣们代笔书写。
趁着清醒，咸丰用最简洁的语言口述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第二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烟波致爽殿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这都是因大臣代书而添加的，咸丰真正口述的是“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和“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两道有实质性的谕旨。这两句话极为简单明确，足见当时情况的紧迫仓促。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卯时（早上5点至7点之间），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中，咸丰驾崩，时年31岁，苦命天子终于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八大臣辅政：咸丰的临终安排
咸丰崩逝后，载垣等赞襄政务八大臣颁发咸丰遗诏，并为小皇帝载淳拟定了“祺祥”的新年号。“祺祥”二字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谓“不涸”，即河流通畅；所谓“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诞降祺祥”，呈现的是“欣欣向荣、吉祥如意”的景象，这个年号应该说是不错的。
至此，皇帝驾崩后的乱象重新归于平静，大清帝国似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皇位已经平稳地交接到小皇帝载淳手中，符合正统，世人无议；大行皇帝咸丰临终授命的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也走马上任，继续维持着朝政的正常运转。
早在咸丰避走热河时，民间就传闻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随时可能病死，而咸丰在热河过完春节后久不回銮更是证明了这点。对此，咸丰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走得那么快。直到过31岁生日的庆典上，咸丰突然倒下，他终于明白他已是时日无多，不得不考虑大清未来的命运了。
奇怪的是，和康乾盛世人口剧增情况相反，爱新觉罗皇族的子嗣却一直在走下坡路。清军入主中原后，顺治虽然只活了24岁，但生下8子6女；康熙是清朝皇帝里子嗣最多的，有35子20女；雍正有10子4女；乾隆有16子8女；嘉庆有5子9女；道光有9子（其中前三子夭亡）10女；而到了咸丰，只有2子（次子夭折）1女（到了同治、光绪和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一个子女）。
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基本不用考虑，因为咸丰当时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载淳。如此一来，自雍正朝设立的秘密建储既无实施的必要，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在此问题上，咸丰不能像他的祖父嘉庆那样从容挑选皇储，也没有了父亲道光当年立储时的左右为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咸丰死时31岁却子嗣不旺，这或许预示了大清帝国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
咸丰当时要考虑的主要问题的是，载淳当时只有6岁，即使最乐观，也得在10年后才能亲政。在这未来的10年中，如何才能保证大清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儿子手中，而不旁落他人呢？
为此，咸丰在临终前的数十天里反复思索，左右掂量，他将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真是辗转反侧，彻夜无眠，一时间难以拿定主意。
咸丰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訢。奕訢从小和咸丰一起长大，一起玩耍，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也是一同读书求知的学伴。但是，咸丰最后做了皇帝，而奕訢只是封了亲王。咸丰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远超过自己，如果让他以皇叔的名义来给小皇帝辅政，固然名正言顺，足以让大清帝国危木独撑，渡过难关，但是……
这时，咸丰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死后，顺治年幼继位，皇叔多尔衮成为摄政王后大权独揽，妄称“皇父”，要不是孝庄太后在背后暗中操控，委曲求全，这顺治的江山险些就成了多尔衮子孙的家产。三岁看老，咸丰心里清楚，自己的这个儿子自小就喜好玩乐，即使他不是刘阿斗，但也绝没有成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辅政权交给奕訢，能放心吗？
咸丰摇了摇头，将奕訢先否决了。在咸丰病重之时，奕訢正在北京主持和局，当听说咸丰的身体越来越坏并多次吐血之后，作为弟弟的奕訢也是心急火燎，他多次上奏请求前往热河向咸丰“问疾请安”，其情甚殷。奕訢之所以急于前往热河，固然是出于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对未来政局安排的关注。奕訢也知道，咸丰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够赶在咸丰去世前面见兄长，将此前兄弟之间的疙瘩解开，免得留下终身遗憾。
看了奕訢的奏折后，咸丰何尝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訢一起度过的年少时光，又想起了当年竞争皇储的尴尬和自己即位后兄弟间的种种猜疑和抵牾。想到这里，咸丰强撑着坐起身，并亲笔给奕訢回信：自从去年秋天一别后，转瞬已是半年有余，我也时时刻刻都想与你“握手而谈，稍慰廑念”。但是，最近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经常咳嗽不止，有时还出红痰（痰中含血）。我怕与你相见后，回思往事，徒增伤感，岂能无感于怀，对我的病实在无甚好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来热河禀报，你姑且在京中好好办事，等我病好回銮后，再叙兄弟之情。
从“徒增伤感”四个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丰当时心境的凄凉。或许，要强的咸丰不愿意让自己的亲弟弟、昔日的竞争者看到自己临终时的衰状。毕竟，在皇位竞争中，咸丰是胜利者，但老天爷又是那么公平，身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将不久于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訢却仍旧身体健康，可以安享岁月。
●“御赏”“同道堂”章
兄弟的关心让咸丰感动，但未来权力的安排却必须让奕訢走开，因为此时咸丰已经选定了未来的辅政人选，那就是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人为首的八大臣班子。这一批人，一直深受咸丰的宠信，但他们和奕訢却是政见不合，一旦让奕訢介入，不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反会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亲、任用外姓作为辅政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当年顺治死后，鉴于多尔衮擅权的教训，孝庄太后任命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以免皇族宗亲窃取大权。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时，鳌拜也同样飞扬跋扈，专横擅权，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鳌拜的话，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的。
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在排除了威胁最大的恭亲王奕訢后，咸丰将康熙年间的“四大臣辅政”人数增加一倍而变成“八大臣辅政”，但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证皇权的安全呢？对于这个问题，咸丰又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钤印制度。
所谓“钤印制度”，就是咸丰在临终之时，将自己平时最喜爱的两枚私印，一枚“御赏”，一枚“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因载淳年幼，慈禧也就顺理成章地代理了钤印之责）。钤印制度规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凡是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在起首之处必须钤盖“御赏”，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之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只有前后钤加了“御赏”与“同道堂”这两枚印章，谕旨才能生效，否则一律无效。
●盖有“御赏”“同道堂”的上谕
咸丰的八大臣辅政和钤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运作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体制。在咸丰的设想中，八大臣辅政可以发挥这八位顾命大臣的政治经验与集体智慧，又可以让他们相互监督和牵制；在此之上，两宫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让皇后和载淳（实际上是慈禧）利用钤印制度对八大臣加以防范与控制，而两宫太后又不必参与日常的政务处理和军国大事决策。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咸丰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想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不过，这个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无纰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权力的执行者（八大臣）和皇权的象征（两宫太后）能否在未来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这可不是小问题。
初次交手：“肃老六”也是个强人
所谓的辅政“八大臣”，指的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还有额驸（驸马）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这八个主要大臣。就当时情形而言，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四人为皇室远支宗亲；载垣、端华还是两朝元老，他俩既是道光临终时的顾命大臣，又有辅弼咸丰之功；景寿为道光朝的六额驸；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本为军机大臣，这个安排倒也还算正常。
八大臣中，载垣的地位最高，其祖上即康熙的十三阿哥胤祥。胤祥在雍正朝最得信任，因而在清初的八大“铁帽子王”之外，又增加了一个世袭罔替的怡亲王（新的“铁帽子王”），载垣便是胤祥的五世孙。道光五年（1825年）载垣世袭怡亲王后，受到道光的重视并在其去世时被任命为顾命大臣；咸丰朝时，载垣同样是位高权重，并继续得到咸丰的重用。不过，咸丰在热河龙驭归天时，载垣已经年老，八大臣虽然以他为尊，但具体的筹划反以当时年富力强的肃顺为核心。
说到肃顺，历史上关于他的传闻不可谓不多，不过大都是污蔑中伤之词。有野史说，肃顺本是宗室出身，但他这辈已经家势中落。年轻时的肃顺倒长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但成天无所事事，经常在街上遛狗斗鸡，一副无赖相。有一天，肃顺的宗室郎中墨裕在街上遇到肃顺，见他盘辫反披羊皮褂（没钱买好衣服，只好反穿羊皮褂暖和点），牵着狗在街头闲逛。因为宗室关系，墨裕有时候还会接济接济他，他这天看了肃顺就问：“你这个样子，自视为何等人啊？”肃顺大咧咧地回答说：“亡赖耳。”墨裕很生气，问：“做亡赖光荣吗？”肃顺答道：“因亡所赖，斯亡赖耳。”（既然无所依赖，就只好做无赖了！）墨裕听了，后来想办法以闲散宗室的名义，给肃顺弄了个小官做做，谁知肃顺在官场里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拾，远胜于墨裕。
也有野史编故事中伤肃顺的出身来路不正，说肃顺的父亲乌尔棍布做九门提督时，在自家府前不远处看到一个极妖艳的美女，后来他让手下探明情况。当得知此女是回人并已订婚后，乌尔棍布仍不死心，又设计让手下唆使流氓去调戏此女，随后又派人跑到人家未婚夫家中造谣，说此女招蜂引蝶，作风不正，搞得人家最后退婚了事。后来，乌尔棍布利用自己衙门审理盗案的机会，让盗贼诬陷此女父亲是窝主，将其捕来刑讯；而另一边，又让人预藏赃物于此女家中的砖炕之下，随后告诉盗贼让其揭发，结果一搜即得，人“赃”俱获。通过如此卑劣的手段，乌尔棍布终于逼迫这户人家就范，纳得此女为妾后生下了肃顺。
野史归野史，历史上的肃顺绝非如此。事实上，肃顺是满洲镶蓝旗人（和慈禧同属一旗），他出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乃郑亲王乌尔棍恭阿的第六子，家族一直是宗室贵族，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端华便是其兄长。肃顺这个人能力强，个性也张扬，他曾先后做过御前侍卫兼銮仪卫使、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与咸丰关系密切，深得咸丰信任。在当时的朝廷中，肃顺与其兄郑亲王端华相互倚重，可谓煊赫一时。
有意思的是，肃顺的得势正好与恭亲王奕訢的失势相对应，奕訢失意之日，也是肃顺得势之时。应该说，奕訢和肃顺都是那种有能力的人，但两人的矛盾也极深。比如在对外事务中，肃顺是强硬派，而奕訢是主和派，两人政见正好相左。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肃顺和奕訢在咸丰面前相争，奕訢主和，肃顺主战，两人哄于御前而事不能决。1859年，肃顺在与俄使北京谈判中，将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斥之为“一纸空文，毫无意义”。
不过话说回来，肃顺也的确是块做官的料儿，他年轻时虽然读书不多，但其记忆力超强，只要和人见过一面，终身都记得别人的形体相貌；办完一件事情后，数年后都还记得其中的内容词句。有人曾这么总结他的能力，说他“才浅而远见，学疏而有识”，博闻强记，行事果断；可惜的是，这个人又太喜欢拥权专权了。不过值得称道的是，在国内战乱频仍时，肃顺力主平等看待满汉并重用汉人，当时镇压太平军的清军主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肃顺就在朝廷中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
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在北京时便受到咸丰的倚重，在随同北走热河后，这些人更是深得咸丰的信赖。特别是肃顺，咸丰命他以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的名义佩管内务府印信钥匙，并署领侍卫内大臣，负责热河行宫的一切事宜。换句话说，肃顺不但参与了当时所有的军国大事，就连皇家事务也归他管，俨然就是热河行宫的全权大总管。
咸丰最终选中肃顺等人为年幼的皇帝辅政，原因无外乎有三：一是肃顺等人和咸丰的政见相似，他们在对内和对外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如对内主张使用汉臣并重用湘军等，在对外问题上，他们则思想保守，偏于强硬，不善于外交；二是咸丰认为肃顺等人办事果断，不讲情面，以他们的能力和智慧，可以保证大清朝政的正常运转并镇压太平军起义等；三是肃顺等人虽然位高权重，但从血统上来说，他们或是远支宗亲，或与皇室根本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人即使掌握大权，也不可能对小皇帝构成重大威胁。
以上三点，大概就是咸丰最终放弃自己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而选用载垣、肃顺等人辅政的原因了。咸丰或许认为，如果将奕訢拉进辅政班子，不但会危及皇权，而且会因为两派政见相左而内耗不休，结果反使得朝纲紊乱，大清王朝更加岌岌可危。
咸丰到热河后，由于身体虚弱，对肃顺最为重视。由于频繁召见，咸丰甚至允许肃顺平时身穿便服，并可随意出入行宫（因为他是大总管）。到后来，肃顺竟然发展到连嫔妃也不回避的地步，这把宫内的一些人给惹怒了。
作为内宫之主的皇后钮祜禄氏，对肃顺随意出入行宫的举动极为不满，因为这不但有违后宫严禁外臣擅入的祖制，也有违男女之别的传统道德与礼制。但是，钮祜禄氏为人平和善良，她对此并没有过分的显露，但另一个人就不一样了，她就是慈禧。
慈禧和肃顺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北京时，肃顺就对咸丰让慈禧批答奏章、干涉朝政表示过异议，想必慈禧也有所耳闻。在咸丰一行人逃亡热河的途中，由于沿途准备不足，慈禧当时乘坐的是一辆状况极差的车，她受不了路上的颠簸，只好三次向肃顺屈尊“泣求”换辆好点儿的车。但逃亡途中，山高路远，一路坎坷，肃顺一时也找不到好车，被逼得急了，就不耐烦地呵斥慈禧说，“皇帝都要吃苦，你又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种话，当然是很伤人的，慈禧由此怀恨在心，而肃顺却并不以为意。
到了热河后，生活条件远不能和北京的皇宫相比，而作为行宫大总管的肃顺对后宫的生活照顾不周，“供应极薄”，包括慈安和慈禧在内的后妃们对肃顺都颇为怨恨。更气人的是，慈禧有一次向咸丰提议将“看席”（皇帝用餐，只看不吃的一桌宴席）撤去，以缩减开支，但这个合理化建议遭到肃顺的反对，理由是非常时期更要保持皇帝的尊严并显示政治的稳定，撤去“看席”容易引起外人的猜疑惶骇，引起局势的动荡。联想起宫内的待遇差别和之前的种种恩怨，慈禧又岂能不怒火中烧呢？
名不正则言不顺，皇权是最大的本钱
七月十七日，也就是咸丰崩逝的当天，管理后宫事务的敬事房传旨，将“皇后”（钮祜禄氏）改写成“皇太后”，“皇太子”（载淳）写成“皇上”，并传知皇太后（钮祜禄氏）、琳皇太妃、肃中堂（肃顺）、皇上至灵前奠酒。
这个旨写得有点儿意思。按常理，大行皇帝驾崩后，皇太子立为新皇上，皇后成为皇太后，这都好理解，关键是载淳并非皇后所嫡出，他的生母也就是慈禧（当时是懿贵妃）的名号该怎么变的问题。
明代以前，前一代皇帝驾崩后，新继位的皇帝按例尊封原皇后为皇太后；但如果新继位的皇帝并非皇后嫡生而是其他嫔妃庶出，那么新皇帝的生母只能晋封太妃而不能并尊为太后。不过，庶出的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后，首辅张居正为了讨得新皇帝及其生母的欢心，其提出尊原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由此开了两宫并尊之先河。
清朝的制度加强了两宫并尊的制度，原因是清朝皇帝大都不是皇后嫡出。由此，按照清制规定，嗣皇帝继位后，其生身母亲无论是否还健在，都要尊封为皇太后。比如康熙皇帝继位后，尊原皇后为“仁宪皇太后”，而自己生母则尊为“慈和皇太后”；雍正皇帝继位后也同样尊自己的生母德妃乌雅氏为皇太后。
因此，在这次政权更替过程中，内宫尊奉皇后钮祜禄氏为皇太后的同时，本应该同样尊奉载淳的生母懿贵妃（慈禧）为皇太后，这才符合祖制。但奇怪的是，作为当时热河总负责人的肃顺等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直到第二天才宣布尊奉懿贵妃为皇太后，这到底是工作的疏漏呢，还是有意对懿贵妃稍加贬抑、以示身份差别，这就不好说了。
在丈夫咸丰去世的那个晚上，26岁的懿贵妃抱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载淳独坐宫中，孤儿寡母，暗自落泪。懿贵妃伤心，一来是因为丈夫过早的离世，丢下她们母子孤苦无助；二来也因为热河的当权派们对她的不公正待遇，她没有与皇后一起被尊奉为皇太后还不算，连去咸丰灵前奠酒的资格都没有。更让她感到惊惧而愤怒的是，肃顺竟然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新皇帝的前面！
慈禧心里清楚，肃顺等人看不起她们后宫的这些女人，而自己之前又与肃顺发生过矛盾。看来，肃顺等人这样做是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要警告她，别以为自己是皇帝的生母就可以接近权柄，更别想恃着皇帝生母的地位进行要挟。在这些强势男人们的眼里，甭说懿贵妃的身份地位和皇上差了一大截，就连正宫皇后的地位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想到这里，慈禧不免感到一丝惊恐，尽管在咸丰帝弥留之际，她抱着儿子载淳来回出现在皇帝面前并试图引起咸丰的注意，但咸丰最终没有对她的地位作出明确的安排，而是将大权交给了肃顺等人。咸丰在时，肃顺等人固然不会对她不利，但如今咸丰不在了，载淳又这么小，肃顺等人会不会侵夺小皇帝的权力甚至对自己下毒手呢？
按理说，自己的儿子载淳继位做了大清的皇帝，慈禧至少应该感到一丝宽慰才对。毕竟，普天之下，茫茫人海，如无上天的眷顾，又有几个女人能有这份幸运！但是，在环顾四周后，身处热河行宫的慈禧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
慈禧发现，偌大的热河，几乎都是肃顺等人的势力，而自己身边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尽管从血缘关系来说，醇郡王奕譞是最亲近的，他是咸丰的七弟、小皇帝的亲叔叔，而且还是自己的亲妹夫，在亲情利害关系等方面都是绝对可靠的，但奕譞当时只有20岁，涉世未深，难以倚靠。五弟惇亲王奕誴虽然也是小皇帝的亲叔叔，但这个人性格鲁莽，又是个大嘴巴，当时还与肃顺等人有着不明不白的交往，如果找他商量事情，一不小心就会漏到肃顺那里去。
思来想去，慈禧觉得还是先要依靠皇后钮祜禄氏（此时已是皇太后）。钮祜禄氏为人宽厚贤淑，她对政治与权力这种事情既不感兴趣，也缺乏类似的历练，而且她当时比慈禧还小一岁。但是，作为中宫之主，钮祜禄氏至少在名分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于是，慈禧决定将肃顺等人阴谋擅权的利害关系跟钮祜禄氏分析清楚，争取说服钮祜禄氏在之后的权力斗争中站在自己的一边。
咸丰死后，钮祜禄氏本来觉得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的安排并无不妥之处，而且她也不想去参与外朝的事务，只想安安静静地在后宫过她的太后生活。不料，在慈禧的一番哭诉煽惑后，钮祜禄氏随之想起了咸丰病重之时，肃顺等人随意进出行宫的旧事。女人最理解女人，于是她很快认可了慈禧的看法，并认为肃顺等人一贯对后宫轻蔑无礼，确有不臣之心。特别是慈禧在她面前控诉肃顺将其名字放在小皇帝前面，长此以往，必将危及皇权时，钮祜禄氏立刻激动了起来，她作为正宫皇太后，绝不能使得祖宗的江山在自己的手里断送，不然日后何以面对先帝？
由此，钮祜禄氏意识到，保住小皇帝载淳的权力，也就是保住自己的地位；而要确保小皇帝的权力，她就必须和慈禧联合起来，确保最高权力掌握在自己与慈禧的手中，防止肃顺等人擅权；必要时，两宫太后实行同时垂帘听政，防止大权旁落。
事情的发展果然像慈禧预想的那样。咸丰帝归天后的第三天，钮祜禄氏和慈禧共同召见了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拟定发布、疏章批阅及官吏任免等事情的处理方法。说白了，这也就是朝政大权谁掌握的问题。
两派的交锋开始了。
八大臣早有准备，肃顺不慌不忙地拿出早已写好的条陈说：“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只管盖印，不必改动。”
如此看来，八大臣只把两个太后当成盖章的机器，具体事情不必过问，也没有任何的实权。两个女人当时就被气坏了。钮祜禄氏这下算是彻底明白，慈禧的担忧完全是正确的，八大臣确实没有把她们放在眼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在慈禧的支持下，不识汉字、平时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的钮祜禄氏这次铁下心来，她一改往日“遇事无主见”的作风，与肃顺等人针锋相对，毫不相让，倒有点儿“大事不糊涂”的味道了。当然，不善表达的钮祜禄氏主要还得依靠慈禧去争辩，而她则充当了慈禧的坚强后盾。是啊，八大臣今天敢于藐视皇权，那明天他们眼里还有皇太后和皇帝吗？
八大臣没想到两个女人竟然如此顽固，双方僵持争执了四天之久，也没见她们有丝毫的软弱和退缩。这下，反是八大臣先退让妥协了，他们最后商定：文武大臣的奏折疏章须由八大臣进呈两宫太后阅览；谕旨须由两宫太后认可钤印后方可颁发；朝廷各部尚书、侍郎及各省的总督、巡抚的任用名单由八大臣提出，最后由两宫太后裁定；其他官员由八大臣提出候选人名单后抽签决定，并经两宫太后认可后方可任命。
由此，两宫太后虽然不参与具体朝政的讨论和处理，但至少争取到了各朝政大事的最后决定权，尽管这可能只是象征性的。
有人说，肃顺等人之所以作出如此大的退让，原因是他们认为两宫太后身处后宫，旁无依恃，不可能真的和他们争权，这才会以进为退，作此缓兵之计。但是，肃顺等人太大意了，他们的这个让步终将让他们尝到苦果。这两位年轻的小寡妇，特别是慈禧，可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事实很简单，钮祜禄氏与慈禧两个人并不是普通的女人，她们是小皇帝的母后，代表着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从历史上来看，除那些掌握了实际军权的权臣可以无视皇权、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外，其他人在不具备实力的情况下挑战皇权，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说到底，肃顺等人终究是臣子，和皇太后对着干，他们还没那么大的胆。
这一次斗争很关键，钮祜禄氏和慈禧先发制人，虽然不能说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她们至少就此站稳了脚跟，具备了与八大臣斗争的合法地位与权力资本。但是，慈禧还不满意，因为热河是肃顺等人的天下，还无法预料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危急关头，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可以引为内助，他是谁呢——小叔子、恭亲王奕訢！
小叔子出马，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家人
恭亲王奕訢本来是有机会当皇帝的。
论聪明才智、相貌体格，奕訢都要胜过哥哥奕詝。但道光帝选皇位继承人时，最终的天平还是倒向了老成稳重的奕詝。早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皇帝书写立储密旨时，其亲笔写下了朱谕：皇四子奕詝为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建储密谕中包含两个不同的内容，这在清朝宫廷史上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也许，道光帝想给奕訢一点儿补偿吧？
奕詝10岁时，其生母全皇后突然暴崩，奕詝交由奕訢的生母静皇贵妃一起带养。奕詝和奕訢两兄弟小时候的关系还算不错，在上书房里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甚至一起习武。奕詝当上皇帝后，对奕訢母子也算可以，静皇贵妃封为康慈皇太妃，奕訢封为恭亲王，咸丰甚至打破祖制，任命奕訢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入军机处才两个月，就被提为“首揆”，当时奕訢只有2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