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负责主持仪式的恭亲王奕訢干咳了一声，各王公大臣随后安静了下来，并按照班列排好队。在奕訢的带领下，王公大臣们都跟着进入养心殿。随后，在奕訢的招呼下，各王公大臣们向小皇帝和两宫太后行礼——虽然他们看不见纱屏后的两个女人。
行完礼后，奕訢稳步走到小皇帝的御案左侧，朝会正式开始。如果有大臣有章要奏，则由奕訢捧至御案。当然，这天是没有奏章的，于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垂帘听政的仪式便宣告结束。
引见大臣时则稍有不同。如曾国藩在由两江总督改任为直隶总督时，在上任前由恭亲王奕訢引入去见两宫太后。据其记载，召见地点在养心殿东暖阁，同治小皇帝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面的黄幔之内，慈安在南，慈禧在北。曾国藩入门跪奏请安后，慈禧便开始隔着黄幔问话，时间半个时辰不到。
这时，想必主持朝会和引见的恭亲王奕訢是极为懊恼的。在政变后，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这宫里的那个女人一点都不好对付——昔日在热河行宫中孤独无助、向他哭诉的柔弱女人已经不见了；现在的这个女人，虽然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帘，但无形中却透出一股说不出来的杀气和不容置疑的权威。
在去热河前，奕訢曾经仔细地思考过政变成功后的权力运作问题。就当时大臣们来说，无论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大清的祖制家法，女主临朝，垂帘听政，都不是国家之福。奕訢的看法和他们稍有不同，他认为太后垂帘在历史上古而有之，是否为祸关键取决于辅政大臣，因为内宫中的女子毕竟足不出宫，对外部事务也无法亲自了解，因此只要辅政大臣把握实权，危害就会大大减轻。
奕訢本来的想法是，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给她们以尊崇的地位和掌理朝政的虚名，但那只是形式，实际上是自己以亲皇叔的身份掌握辅政实权。但现在看来，他的想法太天真了。宫里的那个女人要的是大权独揽，而不是形式上的听政。奕訢心里很郁闷，这个刚满27岁的小女人，竟然如此轻易地将自己压倒，在她的威势面前，他竟然束手无策。名分和皇权，压死个人哪！
感到意外的不仅仅是奕訢，其他大臣们也同样如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年轻的女人竟然在随后的47年中牢牢掌控了大清朝政，让无数的男人们匍匐在她的脚下——她便是“晚清女皇”慈禧太后。
太后垂帘
她垂帘听政后各地军情急如星火，太平军仍旧盘踞江东，捻军和回乱也时时威胁着清廷的心脏地区，这些心腹大患，没有一天不让她悚然心惊，坐卧不安。自己丈夫咸丰在时，这天下都治不好，何况自己一个女人呢？但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去承担。
论功行赏，新班子得有新气象
奕訢在琢磨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太后也同样在琢磨该如何应对奕訢。
以事实论，慈禧太后虽然已经实行了垂帘听政，但她毕竟是深宫中的女人，平时不便抛头露面，也无法和朝廷及其地方官员直接联系。因此，即使除掉了肃顺八大臣，但她的力量还是很有限，经验也不够丰富；更关键的是，她必须借助奕訢及其势力在前台为她冲锋陷阵，如果奕訢不合作，那她在幕后就无法操控，全局也可能陷入被动了。
让奕訢来给自己抬轿子，慈禧太后的算盘是打得不错。但问题是，奕訢会这么听话吗？
事是人做的，办法总是有的。政变成功后，慈禧论功行赏也不含糊，她必须要把奕訢笼络住——必须！
十月一日，也就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奕訢被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实际上成为军机领袖）；同日，奕訢又被补授为宗人府宗令，负责管理皇族内部事务；
十月二日，两宫太后又发两道谕旨，补授奕訢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宗人府银库，这可是个大肥缺；
十月初八，赏奕訢亲王爵世袭罔替，成为新的“铁帽子王”，这可是不得了的恩宠。清朝开国之初，为表彰那些立下军功的皇族，特定王爵可以世袭罔替，即所谓的八大“铁帽子王”。一直到雍正时期，十三王爷胤祥因为辅佐雍正有功，其怡亲王的王爵也可以世袭罔替，从此后就没有出现过新的“铁帽子王”。奕訢得知后，坚决推辞而不敢受，最后才改为拿亲王的双份俸禄，以示优礼（清末最后增加了三个“铁帽子王”，即恭亲王、醇亲王和庆亲王，不过随着大清王朝的覆亡，世袭罔替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十月初九，在奕訢坚决推辞王爵世袭罔替后，两宫太后又将奕訢的长女接进宫中并封为“固伦公主”，以示优眷。按清宫制度，皇后的女儿方可封为“固伦公主”，其他妃嫔之女只能封为“和硕公主”，亲王的女儿按制度应封为郡主，如果是由皇后抚养，那最多也只能赏予“和硕公主”的封号。奕訢长女的超常加封，显然是对奕訢的格外礼遇。
最能打动奕訢的，是自己生母康慈皇太后加尊谥的问题。十月初十，两宫太后下懿旨让内阁大学士和六部九卿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将尊谥改拟为十二字，即“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弼天抚圣成皇后”，并升拊太庙，这算是解决了奕訢的一块心病。是啊，当年和咸丰闹不愉快，可不就是因为这事触发的。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两宫太后又加恩赏奕訢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礼；同日，奕訢的长子载澄也被赏给三眼花翎。
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奕訢获得的恩赏如同漫天花雨，让其一家人应接不暇，正如那句话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上至生母康慈皇太后，下至儿子女儿，奕訢家人个个有赏，可谓烈火鲜花，备极恩宠。从表面上来看，这是慈禧对奕訢帮助自己政变成功的应有回报，但真实的情况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政治就是政治，斗争是它的主旋律。慈禧与奕訢的结盟，的确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亲情和信任关系，但在政变前更多的是一种共同对敌的利害关系，而这种互相利用的默契，在政变成功后很快便显得貌合神离。说到底，在除去共同的政敌后，这朝中大权到底又应由谁来掌握呢？
慈禧心里也很清楚，奕訢这个小叔子有勇有谋，能力超群，多年的历练已经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其办事之老到绝非自己所能比拟。在扳倒八大臣后，朝中各项事务还须仰仗奕訢去全面打理，要是封赏不当、让他心怀不满的话，到时他处处为难自己，恐怕也很麻烦；可是，要过度依赖这个小叔子，以至于让他权倾朝野的话，那就更不是慈禧所愿的了。
政变后第二天，奕訢被授为“议政王”，这是很值得推敲的。顺治朝时，多尔衮曾被授为“摄政王”，一时大权独揽，而奕訢这个“议政王”与之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就这一字之差，奕訢的这个“议政王”和当年多尔衮的“摄政王”可就差得太远了。
所谓“摄政”，是指多尔衮一人独断，直接处理朝中大事，任何人哪怕是孝庄太后也不得干预；而所谓“议政”，“议”者，“商议”也，“讨论”也。换句话说，所谓的“议政”，对于朝廷的大小事务，奕訢只有“商议、讨论和建议”的权力，决定权并不在他的手中。“议”与“摄”一字之差，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尽管奕訢在后来掌管了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清廷的要害部门，但最终的决定权却是来自黄帘子后面的两个女人——没有两宫太后的钤印，任何谕旨都归于无效！
对奕訢来说，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也无法多想：在咸丰在时，他不能去和自己的哥哥争；这咸丰去了，他岂能和自己的侄子去争？这大概就是命吧！
既然认命了，奕訢也就要好好振作一把，他要乘着两宫太后信任自己的大好机会，好好施展下自己的抱负。对他来说，皇位只是个虚号，关键还得做实事！奕訢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重新安排了军机处的人选。雍正朝后，军机处一直是清廷最核心的部门，当时与奕訢共事的有桂良（奕訢的岳父）、沈兆霖、曹毓瑛、宝鋆和文祥这几位。这前面三位，大都寿年不永，在进入军机处后没几年便离世；而后面的两位，宝鋆和文祥则不仅在政治上和奕訢志同道合，而且一直是奕訢在军机处乃至总理衙门事务上的得力助手。
宝鋆，满洲镶白旗人，道光朝进士，他既是内阁大学士，也兼任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满洲正红旗人，也是道光朝进士，他在咸丰时期便是军机大臣。这两人虽是旗人，却都主张重用汉人，而且思想开放，主张了解和学习西方事务，一直以来便是奕訢的支持者和左右手。在这两人的帮衬下，奕訢的新班子也一扫前朝所充斥的保守顽固之风，整个朝政重新焕发出盎然生机和勃勃生气。应该说，晚清“同光中兴”的大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宝鋆
对奕訢组建的新班子，慈禧并没有过多干预而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她有意让奕訢放手去干，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就此而言，慈禧还是很明智的，因为奕訢做得好的话，不但自己脸上有光，而且还证明了自己知人善用、领导有方。说到底，既然奕訢愿意抬轿子，慈禧太后自己坐轿子，又何乐而不为呢？
杀猴儆鸡，要杀就杀一品大员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虽然如愿以偿地抓到了权柄，但摆在她面前的，却是咸丰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在这一年，太平军及其他义军暂时看不到平息的迹象，大清国的国力也由此不断内耗，日子一点儿都不好过。
治世行教化，乱世用重典。为了重整朝纲并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慈禧考虑再三后，决定采取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杀人。
当然，杀人也得讲究方式方法，杀的人少了，不起作用；杀的人多了，民间又会说朝廷滥杀无度、刻薄寡恩，这搬脑袋的学问，可就大了去了。慈禧当时把握一条，那就是“抓大放小”：少杀几个，但要杀就杀大的，杀几个督抚一品大员，让这些贪污受贿、渎职亵职、委靡推诿的各级文官们脚底发软；让那些克扣军饷、贪生怕死、遇阵则逃的武将们胆战心惊，以起到杀猴儆鸡的作用。
严打之下，总有些倒霉蛋。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便被抓了典型，成了“抓大放小”政策下的牺牲品。何桂清是道光朝进士，原一直在京城做官，历任翰林院编修、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等职务，后来外放为浙江巡抚，不久又升为两江总督，但就在这任上，出事了。
1860年5月，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主将张国梁均战死于阵中。当时，身为两江总督的何桂清正在常州筹集军饷粮草，在两军交战的危急时刻，何总督拥兵自图，坐视清军大败而施以援手。可惜的是，太平军在大胜之后也没有放过他，其随后进军常州，何桂清见势不妙，便打算弃城而逃。
令人愤恨的是，何桂清在将父亲及两个小妾秘密送往通州后，却下令封锁常州各城门并在城内张榜禁止居民逃出，以做出一副拼死抵抗的样子。这时，下属江苏按察使查文经等几个官员揣测出何桂清实际上是想逃跑，便向他禀请退保苏州。何桂清得禀后大喜，随后决定逃往苏州。
不知何故，何总督要逃跑的消息不慎走漏，常州绅民一片大哗。由于担心太平军进城后烧杀掳掠，众多人等当晚手持香烛前往总督府辕门请求留守常州。第二天，何桂清率部欲逃，结果被常州绅民拦住，由于顶香跪求的人堵塞了出路，何桂清大怒之下，竟然命卫队开枪，前前后后打死了19人，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此事传开后，江苏巡抚徐有壬（驻苏州）在何桂清逃到苏州时，其不仅拒绝他进城，反向朝廷上折弹劾，要求对其严加惩处。咸丰得报后也是怒不可遏，随即下令将何桂清革职并解往京师严审。在被拿问之前，何桂清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其逃苏州，苏州城门不开；走常熟，常熟不纳；最后没办法，逃到了上海租界暂时避难。
好在这时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北走热河，朝政大乱之下，何桂清的事才被暂时搁置，性命暂时无忧。等到慈禧当政、局势稍微安定后，很快有人重提此事，慈禧也想借此事大做文章，于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何桂清被逮入刑部问罪。
主审此案的刑部郎中余光绰恰好就是常州人，他认为：何桂清作为封疆大吏却不战而逃，失守城池；为了逃生而击杀执香跪拜的父老19人，此等行径，实在是天良丧尽、罪无可赦，拟斩立决。这时，在何桂清多年经营的关系的作用下，其门生旧吏、亲朋好友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为之说情并竭力为其开脱，案件的审判由此也变得错综复杂。
这时，慈禧力排众议，她认为不杀何桂清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刹住那些封疆大吏、府县官员遇贼则逃的歪风，于是当年十月下发严旨，将何桂清处决。谕旨下发当天，何桂清便被公开斩首。何桂清的被杀，也是太平军起事后第一个被朝廷处决的一品大员。此斩既出，百官俱惊，清廷各级官府的纲纪也为之肃然。
第二个撞上枪口的是督办陕西军务的钦差大臣、统兵大员胜保。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朝进士，其原本是一文人，但在政治上喜欢投机，又好谈兵事，后来清廷也是无人可用，于是先后命其统兵与太平军及捻军作战。在辛酉政变中，胜保站在慈禧太后的一边，他的积极参与也为政变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力保障。按理说，慈禧应该对胜保感恩戴德，即使他犯错也会网开一面，但离政变还不到两年，胜保却突然送了命。
事实上，慈禧也曾在政变成功后对胜保大加赏赐，并很快将他擢升为正二品的兵部左侍郎，并由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升为上三旗的正黄旗满洲都统，一时间备受恩宠。可惜的是，好运不长，在同治元年（1862年），胜保被授钦差大臣，前往陕西督办军务、镇压回民起义。这时，曾被他招抚的两个义军首领苗沛霖和宋景诗突然反叛，胜保被人弹劾“拥寇自重”、“意图谋反”，随后胜保便被革职拿问。
审讯过程中，胜保的其他罪行也被一一揭露，如谎报大捷、在军队中携带妓女和优伶等，甚至还将太平军将领陈玉成之妻收为己妾，荒淫无耻，令慈禧大为震惊。更为重要的是，胜保自以为在辛酉政变中立下大功，又通过党护苗沛霖和宋景诗来扩展自己的势力，其所作所为，不但糜费军饷无数，而且养寇自重，借以挟制朝廷并渐有不臣之心。由于胜保兵力所在的位置距离京师很近，弄不好便会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于是慈禧决定对胜保痛下杀手。于是乎，胜保于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被革职拿问后，次年七月便被赐令自尽。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慈禧一下便杀了两个一至二品的大员，这对朝廷各官员和封疆大吏们的震动是巨大的。由此，他们也算知道，慈禧这个女人心狠手辣，不是个好惹的主。
除此之外，慈禧又在同治元年对官员们进行了一次严厉的考核，即所谓的“京察”和“大计”（京官考核叫“京察”，地方官员考核叫“大计”，每三年进行一次，同治元年正好赶上）。按清制，“京察”和“大计”都以“四格”“六法”作为考核标准：“四格”者即“才”（指才干，分长、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贪三类），“政”（指政务，分勤、平、怠三类）、“年”（指年龄，分青、中、老三类）；“六法”者，即“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指标。经考核后，官员或升或降，或革或黩，其目的在于奖优惩劣，让各级官员勤勉政务、恪尽职守。
嘉庆、道光年后，清廷政风日下，考核的方法固然很好，但在实际操作中，官员们彼此贿赂徇庇、弄虚作假、虚与委蛇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对此，慈禧也并非毫无所知，于是她决定利用这次考核的机会对吏治进行严厉整顿，以淘汰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同时也迅速提拔有干劲、有进取心的官员将其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既然慈禧要亲自动手，那这次的考核可就要动真格的了。考核结束后，年老体衰的内阁学士巴彦春、平庸无能的光禄寺卿雷以諴及品行败坏的光禄寺少卿范录典，被同时勒令退休；而才华出众、耿介正直的潘祖荫，敢作敢为、胆魄过人的左宗棠等人则得到了擢升。
新君上任三把火。客观地说，慈禧的这几把火固然不能一改往日之颓势，但也总算开了个好头儿，令朝政有所转机。
重用汉人，识时务者为俊杰
八旗入关时，清廷是个异族政权，由此在其政治体制中，“重满抑汉”一直是清朝皇帝坚持的原则。清廷的“重满抑汉”，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用上，如中央六部便设立双尚书侍郎，满汉各一，以满为主（如之前的户部，满尚书为肃顺，汉尚书为周祖培，实权掌握在肃顺手中）。这种制度，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曾出现过。
当然，为了巩固政权，清廷也尽可能吸纳汉族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职位如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一般只能由旗人担任；而各省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旗人。由此，旗人往往在朝廷和地方上占据重要职位，地位远较汉人要显赫。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精明强干、建功立业的八旗军事贵族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孙往往在养尊处优中沦为纨绔子弟，不学无术，旗人的整体素质也大为下降，大多数的政务和军事活动最后还是要依赖汉人，譬如康熙平三藩，最后还得靠汉人的绿营兵才得以成功。更要命的是，这种趋势到晚清更是愈演愈烈，尤其太平军兴后，前去镇压的八旗军队往往不战即溃、闻风而逃，几乎全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织的湘淮军等才得以力挽狂澜，昔日的八旗铁骑早已沦为老爷兵，靠边站了。至于其他八旗子弟，更是成天遛狗斗鸡，出入戏院茶楼，肃顺说“我们旗人混蛋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本朝“重满抑汉”的祖制，慈禧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垂帘听政后各地军情急如星火，太平军仍旧盘踞江东，捻军和回乱也时时威胁着清廷的心脏地区，这些心腹大患，没有一天不让她悚然心惊，坐卧不安。可是，再看看身边的那些满族亲贵，除了妄自尊大便是颟顸无能，真正有才华、能够治国安邦、统兵作战的旗人官员几乎是凤毛麟角。
想到这里，慈禧不免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自己丈夫咸丰在时，这天下都治不好，何况自己一个女人呢？但叹气归叹气，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去承担，慈禧仔细一想，自从太平军兴后、国内战祸绵延达十年之久，而清廷还没有垮台，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各项奏报来看，不是八旗、也不是绿营，而是汉人的团练武装抵挡住了太平军的进攻，而这些汉人将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他们原本都是读书人，但在战乱年代，却将他们锻炼成了军中领袖。这些人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非常时期自然得用非常之策，也该到了重用他们的时候了。早在咸丰时，像曾国藩这样的优秀人物就该提拔，可由于种种原因，却让这位“湘军”的创始人一直郁郁不得志。据说，民间常有曾国藩是“癞龙转世”的说法，这让他屡屡被猜忌。如野史上说，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之下，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旁边有个人不咸不淡地插了一句：“曾国藩以侍郎衔在籍丁忧，现在还是个平头百姓。一个平头百姓能够一呼崛起，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啊。”咸丰听后一个激灵，让曾国藩做巡抚的事就不再提起。
咸丰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万一曾国藩这些汉人官僚势力坐大，拥兵自重，那清廷岂不是同样危在旦夕？不到万不得已，怕是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的。对此，慈禧也不是不知道，但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曾国藩心里憋屈不说，他的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也都为他喊冤抱屈：在镇压太平军中，曾国藩作为湘军首创者和精神领袖，他的一些朋友和将领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而曾国藩东奔西跑，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这说不过去！
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树立自己乃至清廷的威信，就必须先平定太平军等各地起义，而要平定这些乱事，就必须要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新秀。慈禧想，既然“八大臣”都扳倒了，难道我还怕用汉人吗？
没过多久，曾国藩便被授命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四省的巡抚、提镇以下官员全部归他节制。随后，依照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一大批汉人官员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和地方大员，如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另有一大批汉人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
这些任命发出后，朝野一片哗然：这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用“大换血”来形容毫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这次受到重用的，无一例外都是些汉人，有的甚至连进士功名都不具备（如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凭的是军功出身），同时将这么多省区的军政大权交给汉人，这个手笔也太厉害了！
这下，八旗的亲贵们立刻跳起来了，这还了得！胡闹！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这也忒冒险了！但是，这些埋怨和抗议都被慈禧一句话给挡回来了：“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
听了这话，那些亲贵们就没有声音了。最后的事实证明，慈禧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冒险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慈禧的神来之笔。这一重大举措，不仅让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武装集团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等反叛力量，而且将岌岌可危的大清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到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全国10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为旗人外，其余9人全是汉人，而15省的巡抚则是清一色的汉人。慈禧当政，对汉人的重用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不仅如此，慈禧还利用各种机会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政变成功后，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帝鉴图说》一书，想以此书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是明朝内阁大学士、万历朝首辅张居正为当时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编的特殊教材，这个教材很有特点，它根据小皇帝的年龄段，将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或胡作非为的案例用一个个小故事并辅以插图的形式编成，十分生动而有趣。慈禧拿到这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后，她还没来得及给儿子看，自己倒先被里面的故事迷住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每天都要仔细研读。诚实地说，对于慈禧当时的文化水平而言，这样的书是最合适不过了。
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又给慈禧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和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事实经验汇编为一册，以供两宫太后参考。慈禧非常欣赏这个建议，于是让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进行编写，以备她学习参考。这本书编写好后，慈禧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不时安排学识出众的大臣进行讲解，譬如翁同龢就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的帝王政治事迹，共15个专题。
在大臣的讲解过程中，恭亲王、醇亲王，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也随同听讲，慈安和慈禧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听课学习，有时慈禧还会就一些问题提问，学习态度十分认真。应该说，年轻时的慈禧还是很热爱学习的，她并不是将书籍作为摆设来附庸风雅，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从书本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教训。平日的闲暇时光，慈禧也会写写大字或者描几笔画，从中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慈禧也许并不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但她一定知道汲取各种知识对她提高政治操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有帮助，这于国于民于己，倒也不算太坏。
搞洋务，需要的不仅仅是魄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极少数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但这种认识直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才为人所重视。由此，中国开始了一场持续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奕訢发现清军的武器和战法已远远落后于洋人，而更令他羞愧难当的是，与洋人谈判时竟然找不到一个中国人能说洋文，最后只好请洋人自己来翻译，谈判的被动可想而知。由此，奕訢算是深刻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巨大鸿沟，也坚定了他主政后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同样，在剿灭太平军的合作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发现洋人的枪炮兵轮着实厉害，加上清军在英法联军的入侵中遭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更是激起了他们御敌自强的忧患之心。在各地乱事最终被平息、局势日渐稳定后，这些封疆大吏纷纷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这也和朝廷的奕訢等人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浪潮。
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奕訢等人搞的洋务运动，慈禧并不完全了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她在当时书本上所见不到的。不过，经过英法联军之役的浩劫后，慈禧也知道这些洋鬼子的厉害。既然奕訢他们认为搞洋务运动能够富国强兵、抵御外侮，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随后，在慈禧的支持下，一场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运动在国内展开，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新式企业，都如同雨后春笋般地突然兴起。另外，购买外国的洋枪洋炮和军舰、建立外语学校和翻译馆、送学生出国留学等，也都逐渐施行。
但是，在面临这样一个“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时，很多封建士大夫仍然没有被“打”醒，他们对奕訢、曾国藩等人搞的洋务运动很不以为然，只要有机会，这些人就要跳出来大加指责，如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纠纷便是一例。
京师同文馆当时主要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这与以科考为目的的传统书院大不相同，由此也遭到那些守旧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这不，没开馆呢，京师上下便谣言四起，当时流传一个对联说：“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也有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更有士大夫们危言耸听地说，“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暗嵌“同文”二字）；“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种种谰言，目的就是想把京师同文馆给打下去。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奕訢也得了一个“鬼子六”的绰号（奕訢排行老六，又常与洋鬼子打交道，故得此名）。
在封建士大夫们的眼中，设立同文馆是在“以末求本，以夷变夏”，简直多此一举，纯粹胡闹。当时反对声最为激烈的是大学士倭仁，当他听说要设立京师同文馆后，立刻上奏说天文算学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反是西方人充当教习危害甚大。倭仁当时发表了一句名言，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他的帝师地位和儒学声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采飞扬的两句话，立刻被那些守旧的士大夫们广为传诵，见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务派有些人招架不住。
不过，倭仁的奏折里也有漏洞，这点就被恭亲王奕訢给抓住了。原来，倭仁在折中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訢于是反唇相讥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自己有这样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
倭仁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当时是站在洋务派的一边，她为了杀杀守旧派的威风，便有意同奕訢一起捉弄下这个老学究。于是，慈禧便很快采纳了奕訢的建议，让倭仁来主持设立京师同文馆。
这下好了，老夫子反被弄得狼狈不堪，十分被动。说实话，倭仁作为理学大师固然不假，但他不过随口空话说惯了，哪里懂得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
有趣的是，同为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述了倭仁当时的尴尬境地，说倭仁被委任筹办京师同文馆后，第二天他就去辞职，但未获批准；过了两天，倭仁又去辞职，仍未被批准；于是他去找奕訢，两人谈了几句，倭仁几至拂衣而起；由于屡次辞职不能，倭仁在给小皇帝同治上课时急得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又过了几天，倭仁从马上摔了下来，回家后便痰迷心窍，几至不语；大概是用了这个“苦肉计”，倭仁才算是摆脱了这个任命并“为之额手称庆”。
倭仁虽然被弄得狼狈不堪，但同文馆的风波却没有因此而结束。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98个报名者中只录取了30人，后来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淘汰了20人，剩下的10人，最后也只有5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却几乎夭折。
同样是饱读诗书的儒学大家，与倭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他却是力主推行洋务“新政”的。据野史上说，有一次，广东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被选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到馆门口正要下车卸行李，突然来了一个长髯老翁，满脸欢喜地将他们迎入，慰劳备至，随后又带他们到馆舍各处一一参观。有趣的是，每到一处，老翁就告诉他们说：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把所有地方都指示了个遍，言语和蔼，态度热忱。当时，这些广东学生不知道这人是谁，只觉得好生奇怪。参观完后，老翁又问他们：“吃午餐了吗？”学生们答道：“还没有。”老翁随即喊来提调官，这时很快来了个红顶花翎者，恭恭敬敬地在旁听候命令。到这时，学生才知道这老翁非同一般，后来一打听，此乃当朝宰相文祥文中堂也。
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在之后几年里又邀请了一些外国专家来中国任教，并逐步开设了算学、化学、天文、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外国史地等课程。由此，同文馆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近代教育机构，并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但可惜的是，慈禧毕竟是一个久居深宫且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人，她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有限而且缺乏基本的战略眼光，她支持洋务事业的发展也大都局限于器物层面，一旦新事物影响到朝廷赖以生存的专制统治时，慈禧便不再是学习西方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了。
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便是典型的案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廷在洋务派的倡议下派出首批幼童赴美留学，以此作为学习西方的捷径。首批幼童共30名，他们出去时都拖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由于年龄小，他们没有受到传统观念和文化的束缚而很快适应了美国生活。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首批和随后派来的幼童们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他们后来换下长袍马褂而改穿美式服装，有的人甚至剪掉了脑后难看的辫子。
剪辫易服的事情发生后，负责留美学生事务的封建守旧官员大为惶恐，于是将情况汇报给了国内。慈禧得知后，对这些学生公然抛弃传统的行为大为恼怒，于是在1881年决定召回全部的留美幼童，结果导致这些人被迫中断学业并遣送回国，其中大多数人的学业尚未完成，只有两人真正完成了大学学业。尽管如此，这批人在各种洋务如铁路、电报、外交等领域仍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如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担任民国时期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民国外长的梁敦彦等。
慈禧初掌权力时，正值西风东渐、洋务兴起的关键时期，尽管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但一旦新事物的发展影响其统治时，她就不再具有真正宽容的气度和雄伟的魄力了。当然，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既是深宫中的女人气质所致，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所在。
敲山震虎，慈禧羞辱议政王
慈禧垂帘听政的第三年（1864年），一度占据东南半壁江山的太平军终于被剿灭了。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兴奋与庆幸之余，慈禧却又感到一丝隐忧，那就是在外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訢声名鹊起，以致很多官员“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大清朝”，类似的流言也不时传入了慈禧的耳中。
恭亲王奕訢的能力有目共睹，但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到他身上时，身处内宫而不甘寂寞的慈禧感到愤愤不平，她不仅认为奕訢抢了自己的风头，而且还越来越自大，似乎已经不把她这个皇太后放在眼里了。作为一个争强好胜而又小肚鸡肠的人，慈禧绝不能忍受这种事情的发生。
半年后的一天，奕訢像往常一样入值进见两宫太后。这时，慈禧突然拿出一份奏折，满脸严肃地说：“有人参劾你！”奕訢冷不丁地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问：“谁弹劾我？”慈禧哼了一声，说：“蔡寿祺！”奕訢听后，很不以为然地说：“蔡寿祺不是好人！”
蔡寿祺是道光朝进士，但可惜的是，其仕途时运总是差那么一点儿，一大把年纪了才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补了一个日讲起居注官的职位。日讲起居注官是闲职，只不过因为经常出入宫中，老蔡才从太监嘴里得知了慈禧和奕訢不和的内幕，这才冒险上折弹劾当时位高权重的恭亲王，目的不外乎借此讨好慈禧，让自己一举成名。当然，冒着这么大风险做这事，也不能排除其有沽名钓誉、从中渔利的念头。
弹劾之事发生后，两个女人看到奕訢毫无认错的意思，不免心头怒起，于是便立刻将奕訢斥退。随后，两宫太后避开奕訢掌握的军机处，而是召集了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到内宫开会。
会上，慈禧带着哭腔，第一句话便是：“议政王植党擅权，现在已经到了我无法忍受的地步，我要重治他的罪！”各大臣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他们叔嫂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实在不知此话从何说起。慈禧见大臣们没有反应，还以为他们怕奕訢报复，于是又把自己死去的丈夫咸丰给抬了出来，其厉声道：“各位大臣，你们想想先帝的遗诏，你们有什么可怕的？议政王现在是罪无可逃，你们赶紧想个办法，治他的罪！”
众大臣第一次看到慈禧发那么大的脾气，一个个被吓得胆战心惊，更不敢随便说话了。这时，老成稳重的大学士周祖培见慈禧怒气冲冲，又觉得气氛老这么僵着也不行，只好敷衍了一句：“这事得两宫皇太后乾坤独断，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敢妄言。”
慈禧听后勃然大怒：“如果什么事情都让我们来做，那还要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等到十年后，皇帝长大亲政了，我看你们到时怎么逃脱惩罚！”
慈禧的话，半是怒斥，半是威胁，这下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作为众臣之首，周祖培毕竟深得官场之道，只见他略一沉吟，便从容答道：“这事得有真凭实据，还望太后容臣等退下调查清楚，之后再治罪也不迟。”说罢，周祖培还主动请缨，请求与大学士倭仁一起来抓这个案子。
周祖培的提议，既是缓兵之计，也让两宫太后有台阶可下，不失为一良策。听到这里，慈禧也不好再逼迫他们立刻给奕訢治罪，只得准奏让他们先去调查，再做处理。
接令后，周祖培与倭仁不敢怠慢，他们随后齐聚内阁，并将蔡寿祺召来仔细询问。在蔡寿祺的奏章中，主要弹劾了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于是查证就此展开。经过一一对证后，蔡寿祺除在“贪墨”（收受贿赂、任用私人）一项中提出“薛焕、刘蓉”二人外，其他三项均含糊其辞，多半系道听途说。而且，就连“薛焕、刘蓉”两位证人，蔡寿祺也仅是风闻而已。
事情问下来，周祖培等人犯了难，不知道该怎么回禀是好。一番商议后，周祖培等人认为慈禧可能只是不满于奕訢在召对时出现“不恭”之态，因而要削夺奕訢的部分权力。于是，他们决定向两宫太后报告调查结果并做以下处理建议：“原折弹劾恭亲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查无实据，但未必事出无因。想必恭亲王在召对之时，偶尔会流露出‘骄盈、揽权、徇私’之状，自然是难逃圣明洞鉴。臣等建议，是否将恭亲王的事权稍加裁减，也可保全懿亲之处。”
让周祖培等人没想到的是，慈禧在再次召见他们时根本不提其奏议，而是直接拿出一份她亲自书写的东西，这就是她以儿子同治皇帝的名义拟定的朱谕：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这份谕旨有点儿意思。虽然语句还算通顺，大意也算明白，但在这不足300字的谕旨中，慈禧至少有11处错别字，这也显示了她当时真实的汉文水平。从慈禧亲拟的这份谕旨可以看出，她全然不顾自己的汉文水平不足以达到拟诏要求的弱点，竟然也不怕天下人耻笑，就炮制了这样一份东西，并要求经内阁直接发出而不必经过军机处。这种严重违反祖制的事情，也足见她当时要惩处奕訢的急切愤恨之心。
周祖培等人见到这谕旨后，也是十分震惊：他们本以为慈禧不过一时之气，稍作惩戒，适可而止；没想慈禧竟然直接将奕訢一撸到底，革去一切差使，这不是釜底抽薪、让整个朝政乱套吗？
但在慈禧的严旨之下，周祖培也只能给这个谕旨稍加润色，然后下发。此诏一发，无疑给朝廷丢了颗大炸弹。对于慈禧的谕旨，满朝文武，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外省督抚，大多数人都反对慈禧的这一做法，并要求恭亲王复职。众多大臣的强烈反应，也大大出乎了慈禧的意料。
更要命的是，皇长叔、惇亲王奕誴亲自上书为六弟奕訢辩白：“恭亲王自做议政王办事以来，并没有听说过什么大的劣迹，只不过是听说在皇太后召对时，在言语词气之间有一些不恭罢了。这些事情是小过错，又大都是传闻，何必大动干戈？如今参劾的罪名没有真凭实据，如果皇太后非要罢斥奕訢，恐怕这事传闻中外后，徒增议论。”
惇亲王奕誴是咸丰的五弟，同时也是“奕”字辈中最年长的亲王，此人的豪爽性格前面已经提及（而且一贯没有城府），如今他出面吁请，慈禧就不能不考虑了。
恰在这时，事件的发起人蔡寿祺反被陕西巡抚刘蓉戳穿了他曾在四川招摇撞骗，并遭到原四川总督骆秉章驱逐的旧日劣迹。此事一出，朝野上下更是一片哗然。由此，慈禧也感到压力太大，不得已只好做出妥协。事后，两宫太后召见了奕訢，在召见过程中，奕訢也很识相，他一见这二位皇嫂便立刻伏地痛哭，而慈禧见羞辱奕訢的目的已达，便也就坡下驴，让奕訢“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的头衔，以示惩戒。
到这里，这次风波算是告一段落。作为当事人奕訢，他开始或许真没把深宫中的两个嫂子（不就两女人嘛）放在眼里，但他可能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搞成这样，自己居然被弄得如此狼狈。经过这次的教训，他总算是知道慈禧的厉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