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和奕訢到底有什么矛盾？野史中曾记载过这样几件事情，一是说某次慈禧与奕訢两人因政见不同而吵了起来，慈禧愤然之下怒斥奕訢：“你事事与我为难，我要革你的职！”奕訢却不甘示弱地回敬说：“臣是先皇第六子，就算太后能革我的职，也不能革我皇子的身份！”
也有说奕訢每次入宫议政，太监在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也会命给奕訢献茶。有一天，召对的时间长了点儿，而慈禧又忘了让太监给奕訢献茶，结果奕訢一时忘了尊卑，就径直拿起案上的御茶喝了。喝到一半，奕訢才发觉这是小皇帝的御茶，赶忙放了回去。而在这时，奕訢的无意之举却被慈禧给记了下来，并认为是有意挑衅小皇帝和太后的权威。
再有，奕訢在被两宫太后召对时，有时会因没听清楚或没听明白而请慈禧重述一遍，这往往被慈禧认为奕訢是故意佯装没听到，有意捉弄并轻侮自己；还有，奕訢和太后意见不同时往往高声抗辩，这让慈禧感觉到奕訢因声望渐升而对她们日渐傲慢无礼；小叔子成天在外面风光，以为她们在深宫中什么都不知道，并由此不把她们放在眼里，这非常伤慈禧的自尊心，由此才会有这一场风波。
从这个事件中也可以看出，经过慈禧的这么一闹，奕訢完全被玩弄于股掌之中，以致权力被大为削减。更糟糕的是，奕訢遭此打击后，锐气也被削减了不少，进而使得洋务运动趋向保守，这让刚刚起步的中兴大业未免大打折扣。
回想数年前政变成功之时，慈禧对奕訢是何等恩宠，几乎一日三封，恩及故母，下及子女，何等风光！不想三年之后，慈禧这么一翻脸，所有恩赏便在一日之内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世态炎凉，人情淡薄，这大概就是权力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所在吧。
诛杀安德海，太后头上敢动土
同治八年（1869年），正当捻军、陕甘回乱渐次平定，慈禧当政顺风顺水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她大丢颜面的事。这件事呢，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说“不大”，是因为不过杀了个太监；说“不小”，则是因为被杀的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安德海。
安德海又名“小安子”，其模样长得清秀，加上从小就聪明伶俐，又精于察言观色，善于逢迎，因此，很快在那些木讷愚笨的太监中脱颖而出，最后被慈禧发现并得到重用。安德海自幼学过一点儿文化，还懂一点儿艺术，因此最讨慈禧的欢心。据说，当年辛酉政变时，就是安德海奉命秘密前往京城通风报信，负责联络恭亲王奕訢。此说虽是传言，但在慈禧太后当政之后，安德海得到慈禧的极大宠幸却是事实。发展到后来，安德海常借接近慈禧的机会纳贿招权，而很多官员知道这个小太监在慈禧面前说话管用后，也纷纷奔走其门，利用各种机会勾结安德海，以谋私利。
在慈禧的宠信下，安德海也日渐猖狂，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时间长了，安德海乱政的事便传了出去，就连经常入宫的恭亲王奕訢都难以忍受。据说，有一次奕訢去见慈禧，而慈禧和安德海说话正在兴头儿上，竟然推辞不见。奕訢得知后，大感耻辱，他连连跺脚，恨恨骂道：“我要是不杀了安德海，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朝廷纲纪！”
安德海得知后十分恐惧，于是经常借着各种机会在慈禧面前说奕訢的坏话，以挑拨两人关系——据说奕訢被摘掉“议政王”的帽子，从中便有安德海的挑唆之功。小安子如此猖狂，就连年幼的同治小皇帝都知道安德海和母亲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由此对安德海非常愤恨。有一次，小同治还亲手做了一个小泥人，背后写上“安德海”三个字，并用小刀削掉泥人的头。旁边太监问他这是干什么，小皇帝怒气冲冲地说：“杀小安子！”
后来，也不知道安德海是不是活腻了，他竟然无视清宫祖制而央求慈禧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出城去四处走走。由于慈禧此时十分宠信安德海，便答应让他去广东置办宫廷织物。得到慈禧的恩准后，安德海便带着一群随从兴冲冲地出了京城，沿着运河南下。
小安子这次出来，虽谈不上衣锦还乡，但也是机会难得，自然要把威风摆足、玩儿个痛快。据说，安德海一行人分乘两艘巨大平稳的平底船，船头高挂着一面日形三足鸟大旗，船侧则插着龙凤彩旗，船的前面还站着一队士兵，船舱中则是安德海带着的小太监乃至僧人、女乐等几十人，这群人穿着高贵，气派非凡，一路上还敲敲打打，热闹非凡，生怕别人不知道。
作为头领，安德海那更是十分嚣张。他每到一处，就声称自己是朝廷钦差，奉太后之命南下办事，地方上如有招待不周，就立刻摔碗翻盆，手下的这些人也群起鼓噪，弄得下面的地方官是叫苦不迭——谁也没伺候过这么难伺候的爷啊！
等到安德海一帮人进入山东境内，很快便有人将此事报告了山东巡抚丁宝桢。各位想，丁宝桢是什么人物？他本是咸丰三年的进士出身，为人刚正不阿，做事一向勇威果断。当年僧格林沁在山东剿捻时，对待地方官员极其傲慢，其见巡抚以下官员从来不给座，下面官员慑于僧王的威势，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当时正好升任山东按察使的丁宝桢，碰巧有事要去拜访僧格林沁。在去之前，他也听说了僧王的规矩，于是便先让人转告僧格林沁：“要是设座就来见，不设就不见！”手下人劝他不要得罪僧王，免得惹下麻烦，但丁宝桢坚持要把这话传到。僧格林沁得报后，大为惊怒：一个小小的山东按察使，居然敢跟自己提条件！他倒要见见这是何方神圣！不料丁宝桢来后果然非同寻常，他那不卑不亢的气度，让僧格林沁也为之折服。
再说丁宝桢得到太监出巡的消息后，十分震怒。他早就听说过安德海宦官乱政，早就想为国除害，可惜没有机会。这次倒好，安德海自己送上门来，那还能放过？于是丁宝桢立刻传令德州知府赵新，让他将安德海的招摇情形即时汇报，如遇有安德海不法之事，就立刻擒拿。赵新官小，胆也小，他不敢动手，只是将安德海过境的情况汇报了丁宝桢。丁宝桢得报后一面向朝廷参奏安德海之事，一面令东昌知府程绳武追赶安德海将他们拿下。程绳武也害怕得罪慈禧太后，他带人尾追了安德海三天，但一直不敢动手。丁宝桢等了三天没见回报，随后又派总兵王正起率兵追赶，终于在泰安将安德海等人擒获。
安德海被解送到济南时仍旧十分嚣张，他大声叫嚷说：“我是奉皇太后之命南下，谁敢冒犯我！你们乱来，这是在自寻死路！”丁宝桢大怒，命人掌嘴，将安德海打得满嘴血花。随后，丁宝桢决定不等朝廷命令，而是按照清廷“太监不得出都门，违者就地正法”的祖制，将安德海等人径自处死。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的当红太监，将之处死可是非同小可，于是丁宝桢身边的官员都跪着求丁宝桢暂时不要动刑，等朝廷旨意来了再说不迟。毕竟，这万一慈禧追查下来，不仅乌纱帽难保，搞不好还要赔进自家的身家性命！但丁宝桢正因为担心慈禧会维护安德海，所以要在旨意来之前从速处死安德海，以为国家除一大害。安德海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还没有风光几天，就在济南被丁宝桢咔嚓了。
再说慈禧这边，她得知安德海被擒拿后，方知事态不妙。无奈之下，她只好同慈安太后一起召见了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和内务府大臣等人，商议怎么处理这事。令慈禧难堪的是，慈安太后、奕訢和朝臣们都异口同声地称祖制不可违，要将安德海处死。慈禧当然也知道祖制家法，当年顺治皇帝鉴于明朝太监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特意在交泰殿外立了一个铁牌，凡有太监犯法干政者，都要凌迟处死。
虽然慈禧不得不同意大家的看法，说“此曹如此，该杀”，但为了挽救小安子的性命，慈禧还是将谕旨扣发了两天，试图事情有所转圜。但慈禧太后不知道的是，安德海此时早已人头落地。几天后，安德海已经殒命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也只能强压心头怒火，她不但未作声张，反连发两道上谕，说“我朝家法森严，有犯必惩，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招摇过市，种种不法，实在是罪有应得”。
慈禧之所以没有立刻发作，原因除自己理亏外，她也意识到这次慈安太后是站在奕訢等人的一边，这是极为少见的。由此，她也感觉出，慈安太后虽然平时不表态，但她的地位尊崇、威信也高，一旦表态，往往对朝臣的影响极大，这不是她所能够比拟的。
大丈夫能屈能伸，慈禧虽然不是大丈夫，但她经过这一挫折后，也知道有进有退，稍作忍抑，万不可为所欲为，不然反会让自己陷入被动。由这件事也可看出，慈禧对朝政的控制还没有到收发自如的程度，这次奕訢就借着慈安太后的影响力扳回一局。至于安德海，他也只能是自作自受，白死了！
不过，说安德海白死也不完全对，因为除慈禧太后郁郁不乐外，其他大臣们都认为此事大快人心。据说曾国藩得知此事后，在其日记里记了一笔：“我眼睛患病已经几个月了，在听说此事后，积翳为之一开！稚璜（丁宝桢的字）真豪杰也！”李鸿章则拿着这条消息，兴奋地对幕僚们说：“稚璜自此成名矣！”
皇上不争气，当妈的也够失败的
国内乱事渐渐平息后，大清王朝再次站稳脚跟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历史上将之称为“同光中兴”。这其中说的“同”，指的是同治皇帝载淳；“光”则指的是光绪皇帝载湉。不过，这“同光中兴”的大业和前者似乎关系不太大。
载淳是咸丰唯一的儿子，在其父亲驾崩时，载淳只有6岁，离他亲政至少还有近十年的时间。由此，如何教育培养这个小皇帝并让他以后能够顺利地执掌朝政，也就成为清廷事务中的重中之重。
作为大清女主和载淳的亲生母亲，慈禧对小皇帝的成长教育当然十分关心与重视。为更好地实施小皇帝的培养计划，慈禧特别委派惠亲王绵愉专门负责同治的学习事宜。惠亲王绵愉是嘉庆皇帝第五子，是皇族中辈分最高的亲王（比载淳足足高出三辈），其为人品行端正，是当时负责小皇帝学习与生活最佳人选。另外，绵愉的两个儿子奕祥和奕询被也安排为同治的伴读，以起到督促的作用。
和以往朝代相比，清朝皇子的教育非常严格，他们很小便要进上书房读书；等到成年后，必须要精通四书五经、狩猎骑射，即使在诗文书画方面，也要有相当的造诣。譬如康熙，其从5岁开始读书，13岁就能下笔成文，而他培养的皇子如雍正等人更是出类拔萃，以至于爆发康熙晚年激烈的储位之争。
从教育内容来看，清朝皇子们注重全面发展，文武兼备，比如语言，他们既要学习汉语，也要学习满语（有时甚至要学蒙古语）；在学习之余，他们还要练习骑马、射箭，后来引进西洋火器后，还须掌握放枪的技能，以便能参加围猎甚至作战。而且，皇子们也不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有寒、暑假，他们除了年假、寿诞、中秋、端午等极少数几个节日可以休息外，一年到头几乎天天要进上书房学习。因此，清朝两百余年基本不出昏君，这也是对前朝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对于载淳，慈禧从一开始就报以极高的期望。在她的心目中，载淳就是年幼的康熙，而她则是孝庄太后，假如能培养出像康熙一样英明睿智的帝王，那将是她无上的光荣。于是，在载淳即位不久后，慈禧便精心挑选，最终为载淳延请了四位名师，就是祁寯藻、李鸿藻、翁心存和倭仁四位鸿儒。
祁寯藻是嘉庆朝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之前已经做过道光、咸丰的老师，这次再负教诲载淳之责，可谓三朝帝师、德高望重；李鸿藻，出生于一个知名的官宦世家，祖上有多人在朝为官，他本人也是才华出众，咸丰在世时便被选为载淳的老师；翁心存，道光朝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在其去世后，其子翁同龢继续为帝师）；倭仁前面介绍过，他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这四位帝师的学问都十分渊博，而且各有所长，称之为名师，并不为过。
●同治皇帝读书像
和以前的皇子相比，同治的情况要特殊一点儿，因为同治当时已经是皇帝，所以他除了读书之外，还须跟着两宫太后早朝并接见大臣，虽然他在此过程中不需要说话，但得像一个泥塑木雕一样地坐在那里，也不是件好差使。在8岁之前，同治只需读半天书，到8岁后，就要全天读书，而且学习内容非常之多，小皇帝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的时间，实在有些不堪重负、苦不堪言。
世上人有千千万，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譬如有人爱读书、会读书；有的人则讨厌读书、不会读书，有时还真有些天注定，非人所愿。让慈禧尴尬无奈的是，同治偏偏是后一种人，他从小就不爱读书，虽然有几个好老师，但都拿他没办法。譬如，老师要他背书，他往往背不了几行就把书扔了；要他写字，没写几个就把笔也给丢了。事实上，同治并不是不聪明，而是天生不爱学习，不是个读书的料儿。
在翁同龢的记载中，小皇帝读书时经常注意力不集中，听讲时打蔫，回答问题时则故意嬉闹。有一次，同治又在课堂上和师傅闹别扭，师傅看这小皇帝不争气，又不敢打骂，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这时，载淳正好读到《论语·为政》中的“君子不器”这一句，于是小皇帝用手遮住“器”字下面的两个“口”，然后向师傅招手问：“师傅，你看这句何解？”师傅过来一看，“君子不器”变成了“君子不哭”，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说来有趣的是，载淳满周岁时，宫中按习俗给他行“抓周”礼。当时盘里放了很多东西，有笔墨纸砚、玩具弓矢、各种食物等，载淳被抱来后，“先抓书，次抓弧矢，后抓笔”，咸丰和慈禧（时为懿贵妃）见后喜不自胜，以为儿子今后肯定是个喜欢读书、文武兼备的好苗子，孰料其长大后的结果却正好相反。有一次，李鸿藻在教习时，同治想请假逃课，师傅不准，他就气得把书本扔到地上。为了师道尊严，李鸿藻坚持要同治把书捡起来，双方为此僵持良久，最后同治抗不过，这才勉强捡起重新上课。
倭仁做同治师傅时，对这个顽劣的学生也很是头疼。同治读书经常偷懒，倭仁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只得拿出撒手锏，说要上奏慈禧太后加以训责。碰到这种时候，同治往往拉着倭仁的衣袖，大哭说：“师傅饶过我这次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看到小皇帝有后悔的诚意，倭仁又心一软，放他一马。可到了下次，小皇帝仍旧是屡错屡犯，倭仁其实也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皇帝呢。
有一次，倭仁见太监鬼鬼祟祟地扛了一个箱子进宫来，便问里面是什么东西。太监见是帝师，只得如实回答说，这是小皇帝要的梨园戏具。倭仁素来看不惯梨园优伶，便责骂道：“皇上尚未成年，你们这些奴才胆大包天，竟敢以此淫物相引诱！”
说完，倭仁便上疏切谏，两宫太后听说后也很难堪，只得命同治立刻将那些戏具销毁。不过话说回来，同治之所以会迷恋戏曲，主要原因还是他经常陪伴慈禧太后听戏，而当时又没有什么娱乐，十来岁的小孩子迷上这个，和现在的未成年人喜欢流行歌曲其实是一回事儿。但是，倭仁作为帝师，负有教导之责，在这个问题上，慈禧太后也得让他几分，同治少年时除了怕慈禧太后外，最怕的也就是师傅倭仁了。
从天性来说，同治更像一个顽童，最爱嬉戏玩闹，宫里的游戏如蹴鞠、弄舟、演剧等，他几乎是无所不能。后来，同治还发明了一个新玩法，名曰“掼交”，初学时让小太监横卧在一板凳上，慢慢按下去，形如环状，有点儿类似于空翻。练得差不多了，就不用板凳垫底，而可以直接弯下去，还可以连翻几下。同治对此乐此不疲，经常带着小太监们来玩这个，有的人腰不够灵活，同治就上前强按，被他弄伤的也不在少数。但这种东西，玩久了也没劲，同治后来也觉得厌倦。
●大阿哥（同治）大公主庭院游戏图
在负责小皇帝培养事务的惠亲王绵愉去世后，少年同治也换了个新的伴读，那就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澄。载澄和同治的年龄相仿，人也聪敏机灵，所以慈禧选了他来做同治的伴读。但慈禧不知道的是，载澄这个人在外面走马斗鸡，行为放荡，他去给同治做伴读，那两人真叫作臭味相投，玩乐起来就更没边儿了。
说起玩乐，载澄比同治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行动自由，可以经常到街上游逛，见识的各类声色犬马也比身处深宫的小皇帝要多得多。有一次，载澄见同治还在和小太监们玩掼交，于是颇为不屑地对同治说：“掼交劳神费力，有什么好玩的。这么大的北京城，好玩的地方多得很，何不去看看？人家一般的富贵之家，有点儿钱便可随便吃喝玩乐，自由自在。你身为至尊，待在宫中，犹如牢囚，还不是白来这世界一趟？”
鱼对鱼，虾对虾，乌龟对王八，载澄这话算说到同治心里去了。同治和载澄当时毕竟只有十几岁，这个年纪的孩子，胆子大又叛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据野史上说，这两人后来便偷偷地策划出游，同治开始还怕慈禧太后发现，载澄则说：“我们穿着黑衣出去，到时候不会有人认出的。”于是，两人便换装出宫，开始还只是到街上闲逛，后来胆子大了，进酒馆，入妓院，到处游玩，乐不思蜀。
认真说，作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同治也有同治的苦处。毕竟，同治并非常人，他从小就必须同时扮演皇帝、学生还有儿子这三重角色，而且每个角色都要尽责尽力，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这时间久了，谁都受不了。而且，同治从六七岁开始，学习和工作（上朝）的任务都非常重，内有母亲慈禧的殷切期望，外有师傅们的谆谆教诲；上有朝廷祖业的重负，下有臣民百姓的热盼，其压力可想而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眼看同治就快到16岁亲政的年龄了，可这个少年皇帝的学业却实在不敢恭维。据翁同龢的记载，同治读满书极吃力，汉文不能成篇，作诗也是一塌糊涂。尽管有几位名师的教导，但同治学了近十年竟然读个奏折都磕磕巴巴，连句读到哪里都不知道，批起折子来更是白话连篇，让人笑掉大牙。
眼看同治一点儿都不成器，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也觉得颜面无光，心急如焚。她无法想象，就同治这个样子，不要说和康熙比，就是当个普通的皇上恐怕也够呛！如此下去，这还了得？为此，她把气都撒在师傅们身上，其不断责备他们督责不严，一味搪塞，没有严格要求小皇帝。说得急了，慈禧甚至说出这样的气话：“让你们这么放松教育，倒不如我自己来亲自教！”可惜的是，慈禧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她又如何教得来呢？
有人也许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载淳同学如此不成器？这恐怕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同治的天性喜好玩乐，加上他的皇帝身份，师傅们无法对他进行过度的约束；二是同治所处的环境，当时整个宫中只有同治一个小男孩，他不但得到慈禧的关怀，同时也得到了慈安太后的宠爱，在父亲权威缺位且没有竞争关系的情况下，同治无拘无束、恣意妄为并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三是慈禧自己也是教子无方，她本人性格急躁，在教子方面缺乏长期规划和原则，没事时什么都迁就着小皇帝，并不严加管教，还经常带着同治看戏听戏；等到急时，又恨不得让同治一口吃成大胖子。这样的教育方法，自然会很失败。
同治新婚亲政，为何郁闷无边
按惯例，小皇帝满16岁就该亲政了，但同治怎么看都不像个皇帝的样子，他每天还像往常一样，一进书房就犯困，成天就想着嘻哈玩乐。慈禧跟他说起亲政的事，他就说上朝是件苦差事，不愿意去，宁可母后做主，把慈禧气得是脸色发白。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怪不得他，现在16岁的小朋友，哪个不是这样？世上像康熙那样的毕竟是少之又少！
慈禧心里也很无奈，同治毕竟一天天在长大，撤帘归政也是早晚的事。无论如何，亲政的事不能再拖了，再拖的话，那些大臣们又来聒噪，说自己贪位揽权，这又何必？想来想去，慈禧决定在自己归政之前，先给同治找个皇后，让小皇帝尽快成熟起来。
同治十一年（1872年），载淳已满17岁。这年的二月初二，正是民间传说“龙抬头”的好日子，经过精心安排，慈安和慈禧两个太后同时出席了同治选皇后的仪式。在当天参加选秀的少女中，有两个特别出众：一个是刑部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这富察氏是满洲正黄旗人，当年只有14岁，她身材卓约，容貌婉丽，看上去非常讨人喜欢；另一个则是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绮是蒙古八旗，他曾在同治三年的殿试中夺得状元（非汉人而得状元，这在清朝科考史从来没有先例，崇绮乃是满蒙第一人）。阿鲁特氏出生于状元家庭，父亲崇绮在其小时候亲自给她授课，因此阿鲁特氏自幼就知书达理，气质非凡。尽管阿鲁特氏在容貌上没有富察氏漂亮，但她当时19岁，看上去雍容华贵，端庄娴静，则更让人觉得皇后非她莫属。
也许是因为个人旨趣的不同，慈禧看中的是漂亮的富察氏，而慈安则挑中了更为成熟端庄的阿鲁特氏。在慈安眼中，富察氏虽然漂亮，但年纪太小，恐怕难以胜任皇后的职责，而阿鲁特氏看起来有德有量，是做皇后的料儿；而慈禧则觉得阿鲁特氏过于矜持，似乎不太会做人，倒是富察氏聪明伶俐，可以好好培养。
为此，两个太后便争执了起来，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没办法，两人最后决定，皇后是给同治选的，倒不如让他自己来挑选算了。同治当时也犯了难，不知道选谁好。选到最后，由于同治从小受慈安的影响大一点儿（因为慈安很宠他，而且从不发脾气），于是他便听从了慈安的意见，选了阿鲁特氏做皇后。
这下，慈禧的脸色就很不好看了，她心想：自己好歹是同治的亲生母亲，这孩子居然不听自己的话，选了个自己不喜欢的儿媳妇！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故意让她丢面子嘛！但是，既然慈安和同治都选了阿鲁特氏，慈禧也不好发作，只得让同治决定皇后的人选，但有个条件就是至少要将富察氏封为妃子。事定后，阿鲁特氏被册封为皇后，富察氏被封为慧妃，另有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利里氏被封为瑜嫔，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阿鲁特氏被封为珣嫔。
当年九月十五日，同治举行大婚典礼，阿鲁特氏被宫中派出的凤辇从家中接出，经大清门进了宫，是为正皇后。新婚当晚，同治听说阿鲁特氏是状元之女，又见新娘子坐在床边十分的雍容典雅，不苟言笑，于是故意要考考新娘子的文化水平如何。出乎意料的是，同治说几个唐诗的名，阿鲁特氏便能将全诗背诵如流，令同治十分艳羡。这一来二往，同治和阿鲁特氏虽说是包办婚姻，但也还算甜甜蜜蜜，没有发生当年顺治那样的悲剧。
同治新婚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未满18岁的同治终于要亲政了。这一天，太和殿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文武各官会集在大殿前，礼官们穿着崭新的礼服，钟鼓齐鸣，只听响鞭三声，群臣按照次序进入太和殿向同治恭贺亲政。同治虽然经常陪着两宫太后上朝，但这一次却是他一个人上了宝座，后面不再有两宫太后，十几年来一直借以依靠的背后力量，第一次空了。
在大臣们山呼海啸般的朝贺中，年轻的同治不免感到有些慌张，要不是皇叔恭亲王奕訢在边上指导他行礼的话，他几乎就要像兔子一样逃出殿外，再也不要一个人上朝。但是，同治生来就是皇帝，这个责任他就是想摆脱，那也是不可能的。当年的顺治为了摆脱皇帝的职责，据说最后去做了和尚，但对喜好玩乐的同治来说，他可不想做什么和尚。
此时的慈禧，在自己寝宫中来回走动，烦躁不安。她时不时地向太和殿的方向张望，当她听到那里偶尔传来喧嚣声时，脸上既有宽慰之色，但也不乏落寞之情。是啊，这十几年来，这大清朝的事务，事无巨细，哪个不是她裁决？在一向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慈禧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如今自己还春秋繁盛，却因为儿子成年而不得不收起皇帝宝座后的黄色纱幔，不情愿地退回了幕后。
这时，慈禧倒有点儿嫉妒起自己的儿子来了。这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就是大啊！说到底，权力的舞台终究是男人们任意驰骋的疆场！女人再有本领，还不得给男人们让出位置。想到这里，慈禧对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感到有些担心了：同治能控制得住朝政吗？他知道如何驾驭群臣吗？会不会有奸诈的大臣欺负同治年幼无知而乘机作奸犯科呢？
这个同治啊，真是不让人放心，都18岁的人了，还是连整齐文章都不会做，要是在朝廷上连折子都读不来，这洋相可就出大了。在亲政前，什么事情都有自己顶着；这亲政后，若再去干涉朝政，恐怕那些嗅觉敏锐的御史们又要说闲话了！
这忙惯了的人，突然退下来还真不习惯。慈禧天生就是那种精力充沛的人，她和慈安的情况还不一样。慈安即使在听政时，即使是特别大的事情，她也不多发言，对一般的事务，她通常都不管不问，任凭慈禧拿主意。慈安的角色就像个皇后，她的兴趣范围主要在管理后宫，因此撤帘归政对她影响不大。慈禧倒也想像慈安一样安心养性，好好享受内宫的生活，但她那性格，实在做不到、闲不住啊！
这掌握过权力的人，总有管人的癖好，慈禧就是如此。既然不能打理朝政了，那管理管理后宫总可以吧？即使不能和慈安去争夺后宫管理权，那管管自己的儿子同治和媳妇们总是可以的吧？这事，不管还好，一管反坏事了。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也就是说，家庭里的事情不比政务，政务该杀就杀，该罚就罚，可以不讲情面。但家务事就不同了，它有骨肉亲情在，多方绊扯，反而难以做决断，也不好随便乱做决断。
就说同治的几个妃子吧，慈安和同治喜欢皇后阿鲁特氏，因为她知书达理，不喜言笑；而慈禧喜欢慧妃富察氏，因为她顺从，又善于逢迎，善解人意。加上同治当时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立富察氏为皇后，慈禧对皇后阿鲁特氏总没有好脸色。在她眼里，皇后阿鲁特氏特立独行，总是一副孤傲不群的样子，而且也不会说好听的话，慈禧见了她总觉得不舒服。另外，也许是因为慈禧进宫时只是贵人的身份，从潜意识中说，她可能对从大清门抬进来的皇后有一种天然抵触的情绪。就这点而言，她和慧妃富察氏倒是很有共同语言。
本来同治新婚宴尔，与皇后的感情也很不错，但不知何故，这一切却让慈禧心里很不自在。于是她经常拿出母后的身份去干涉同治婚后的生活，一会儿说同治不要太冷落富察氏了，要雨露均沾；一会儿又说同治别老和皇后待在一起，要勤加学习，不要因为结了婚就荒废政务。更玄乎的是，就连阿鲁特氏入宫后因为生活安逸而有所发胖，慈禧也看不过去，经常有意指使阿鲁特氏做这做那，让她多处奔走，劳之苦之；另外，慈禧还经常责备阿鲁特氏不懂宫中礼节，不像皇后的样子。让同治最为郁闷的是，慈禧还偷偷地让太监监视同治和皇后的私生活，经常在同治耳边警告他要爱护身体，要节欲，要以国事为重，不要总是待在内宫。总而言之，就是不让同治和阿鲁特氏痛快。
慈禧知道儿子底子薄，她要求同治不要荒废学业、怠于政务倒也还情有可原，但这干涉得多了，反引发了同治的逆反之心，后来他一气之下，干脆谁也不亲近，自己一个人搬到乾清宫独宿去了。与此同时，同治还和慈禧打起了冷战，而慈禧见儿子故意冷落自己，则又认为是皇后阿鲁特氏在背后出的主意，因而更加讨厌阿鲁特氏。
母子失和，这时间一长，撤帘归政的慈禧非但没有享受到该有的天伦之乐，反而在皇宫中弄得大家都不痛快。所以说，女强人不适合管家，倒还真是有些道理。
重修圆明园，各有各的打算
同治亲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重修圆明园。
圆明园本是康熙赐给当时四阿哥胤禛（雍正）的一座明代花园，在雍正即位后得到大规模的扩建，后来成为雍正的主要办公地点。在随后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圆明园不断被扩建，在投入了巨量的财力和人力之后，终于形成了一座占地五千三百余亩的超级皇家园林。这座园林，中西合璧，园内建筑堪称巧夺天工，美不胜收，里面还收藏了无数的文物、珍宝及图籍，几乎相当于大清王朝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咸丰在世时，慈禧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伴随着自己的丈夫在圆明园居住，如今咸丰早已去世，而圆明园也在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被毁于一旦。同治亲政后，便在慈禧的授意下，在朝议中提出要重修圆明园。此议一出，朝野为之一震。事实上，早在同治七年时，慈禧就曾想重修圆明园，但遭到了王公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加上当时战乱刚平，国库也实在没有富余，慈禧也只好作罢。同治大婚后，小皇帝也曾提议重修圆明园（估计是慈禧撮弄），但被自己的师傅、大学士李鸿藻以“不应以有用之财，置于无用之地”而否决掉了。
当时大臣们最担心的是，以当时大清的财力，有能力去重修圆明园吗？毕竟，这个工程用度浩大，最保守的估计也需要耗费白银一千万两以上。当时清廷和各地都在搞洋务运动，到处都要钱，如今要增加这样一笔巨款，本就不宽裕的国库根本就拿不出来。
不出所料，大臣们很快就提出反对意见，御史沈淮、游百川首先上疏，要求缓修圆明园。同治见大臣们反对，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这是慈禧太后的意思，让他们不要进谏了。谁料没过两天，游百川再次上奏停修园工，这下把小皇帝惹恼了。
随后，同治怒气冲冲地召见了游百川，其破口大骂道：“你难道没有爹妈吗，岂有父母想要的，你非要故意违抗的？”游百川早有准备：“皇太后想颐养天年的话，不如就近增饰西苑，作为临幸之地，一来容易建造，二来费用也低很多。”同治冷笑道：“你说得很好。那你现在就写个奏章，朕交上去给皇太后看。”说完，同治把御笔丢给游百川，让他当场就写。
游百川没想到小皇帝如此失仪，他哪敢动皇帝的御笔，只能战栗道：“不敢。”同治不耐烦地说：“朕让你写，废话那么多干吗？现在就写！”游百川不得已，只好当场写好交给同治。同治收后，哼了一声，道：“你这个奏章就是证据。以后要修西苑的话，你少跟我那么多废话。”第二天，同治便以阻扰皇帝“尽孝之心”的名义将游百川革职，以警告群臣不要再行反对。
在小皇帝的严旨之下，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很快开工。由于库帑不足，同治随后向王公以下京城内外的大小官员伸手要钱，美其名曰“捐献”。作为群臣之首，恭亲王奕訢倒是带头捐了两万两银子，但出于何种心态，却不得而知。随后，同治下令立刻清理慈禧太后原来居住的“天地一家春”建筑废墟，共拆除一千多间倒塌的房屋。紧接着，同治又命人采办木料，准备正式开工。在此期间，慈禧和同治还多次催促建筑工程的设计人员赶紧将烫样（建筑模型）送来，慈禧还给烫样提了很多意见，并在原咸丰时期的“天地一家春”旧址上重新规划了一个万春园，成为慈禧今后居住消闲的场所。
●圆明园烫样
不过话说回来，慈禧归政以后，在皇宫中也是百无聊赖，这才动了要重修圆明园的念头。也许当时的慈禧认为，好歹自己辛苦了十几年，这大清帝国如今和平安宁，颇有中兴之象，既然皇帝亲政了，自己退居二线，享享清福也是应该的；何况，圆明园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如何打发归政后平淡而寂寞的生活，最好的办法恐怕就是重修圆明园了。
慈禧这么打算，同治自然也无二话。他虽然从小不爱读书，但多年的儒家教育还是让他明白，儒家真义乃是“孝”字当先，既然慈禧太后喜欢，那顺着她的意思就可以了。至少，在孝道问题上可以为国人做一表率嘛！
当然，同治的热心还不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小皇帝亲政后，慈禧仍旧多方插手，处处管教，这让同治感到烦不胜烦。比如每日朝议结束后，同治仍旧要回书房学习，课后还要去见慈禧，而慈禧还会习惯性地询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学了什么东西等，要是做得不对或答得不对，同治难免又挨一顿臭批。打心眼儿里说，同治也实在不愿意自己的母亲天天在身边，如果圆明园修好了，岂不是自由快活了许多！
更让同治开心的是，他逐渐发现了当皇帝的权力和由此带来的乐趣，那就是可以借着各种机会逐步摆脱书房和大臣们的监督，如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开工后，同治便可以借着视察园工或者监督园工的名义跑出去，甚至就干脆不回皇宫，乘机在外面游玩。开工以后，同治每个月都要出去视察几天，简直有些乐不思蜀。
同治以“视察”为名、借以“逃避朝政、荒于学习”的诡计，很快被师傅和大臣们发现了。不久，师傅李鸿藻便借着向慈禧汇报皇帝学习状况的机会，将同治频繁出入圆明园工地、并四处游玩甚至夜不归宿的事情给捅了上去。李鸿藻还说，自圆明园开工以来，同治经常以政务繁忙为名，进书房的次数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几乎就不读书了；而且，在上朝时也不太召见大臣，每次召见也不过随便问几句，对考察大臣的贤能和政事之得失，毫无体会。听到这个报告，慈禧这才知道事情已经在起变化。
没多久，圆明园工程又出了大问题，这就是被同治委以重任、前往采办木料的李光昭诈骗案发。李光昭原本是个贩卖木材茶叶的小商贩，后来花钱捐了个“候补知府”衔，当他听说朝廷要重修圆明园时，便谎称自己在多个省份购有木材，可以报效。在与内务府的人互相勾结后，李光昭打着“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的旗号，到香港与法国商人签订了一份购买三船价值约五万四千元的木材合同，但他回到北京后，却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三十万元的木材“报效”，实际上李光昭只付了极少的定金。说白了，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
等到法国人的货船到天津后，李光昭在内务府那边没有拿到现款，他自己又无付款的能力，于是就借口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拒绝提货付款。闹到最后，洋人就告到法国驻天津领事馆，要求清廷扣留李光昭并赔偿损失。同治得知后十分生气，随后责令李鸿章严厉查办，结果发现了这其中的蹊跷。
更要命的是，这个李光昭又不懂国际惯例，他私自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法商签约，险些弄得此案成了外商与“大清皇帝”的诉讼并将要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纠纷。尽管李光昭后来被革职并定斩监候，但这个事件也令同治脸上无光，由此引发了更多的麻烦。
叔侄闹翻天，顽劣皇帝胡搞一气
“李光昭诈骗案”曝光后，朝议纷纷，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訢也觉得事态严重，如果任由小皇帝继续胡闹的话，将会一发不可收拾并影响到未来的朝政走向，中兴大业也可能就此中断，于是他决定邀集醇亲王等十个王公大臣共同上奏，出面干预。
随后，奕訢等人向同治上了一道奏折，历举清朝开国后的创业之艰难，希望小皇帝能够畏天命，遵祖制，勤于学习，善于纳谏，做一个明智之君。奏折的最后，奕訢等人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请求，那就是暂停重修圆明园的工程。
经验老到的奕訢等人知道，按同治的脾气，他是不会细看这个奏折的，弄不好看上两行就丢在一边，装作没有看到。因此，奕訢等人特别请求召见，并要求当面对这一奏折作出解释。
在奕訢等人的再三请求下，同治只好同意召见。在奕訢跟他讲亲政后的优劣得失时，同治越听越不耐烦，脸色很不好看。等到奕訢提出要停修圆明园时，同治顿时勃然大怒，他突然打断奕訢的话说：“朕就不停工，你们拿朕怎么着？你们唧唧歪歪的，到底想干什么？”
众人见这少年皇帝说出来的话极没水准，一时只好沉默不语。奕訢仗着自己是皇叔，当时很冷静地说：“折子上说的不仅仅是停工一事，还有其他事情，请容臣慢慢宣诵，逐条读讲。”
但奕訢还没讲两句，同治便极为烦躁，他拍着桌子骂道：“既然你这么喜欢说，朕这个位置让给你来做，这下行了吧？”
军机大臣文祥听到同治的这句混账话，当时是又急又气，几乎晕倒在地。同治见老头儿把持不住，便命人赶紧扶出并也想乘机散会开溜。这时，恭亲王奕訢上前把他拦住，非要把话说完。同治这下只好回到宝座，不敢造次。刚开始时，同治一边听，嘴里还一边嘟囔着，直到奕訢说到他“微行出游”一条，同治这才紧张起来。尽管开始时他还死不承认，但等到奕訢将他出游的时间地点都摆了出来，同治这才哑口无言。
被皇叔抓着小辫子后，同治心中耿耿于怀，过了几天，他主动召见了奕訢一个人，不为别的，只为了追问“微服出游”这事到底是从哪里得知的。在小皇帝的逼问下，奕訢只好说是从自己的儿子、贵伴读载澄那里听来的。
同治知道自己的丑事被奕訢掌握后，气得暴跳如雷。为了出心中的一口恶气，他回去后便自己草拟了一份谕旨，将奕訢现任的军机大臣及其一切差使全部革去，并将世袭罔替的恭亲王爵位直接降到不入八分辅国公，并交宗人府严议。
按祖制，清代宗室封爵共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镇国公等共十四等，“不入八分辅国公”为第十等。这就是说，同治一下就将奕訢的亲王爵位直接由第一等降为第十等，这个玩笑可就开大了。
谕旨下发时，军机处的大臣们不敢奉旨，他们一再请求小皇帝慎重考虑。同治回去后，稍微消了消气，便于当晚又下一道朱谕，改将奕訢世袭罔替的恭亲王爵革去，并将其降为郡王；另外，奕訢的儿子载澄，这位伴读先生也被连累，贝勒爵位被革去。
当天晚上，同治想了又想，还觉得不够解气，于是他在第二天一大早又下令将奕訢、惇亲王奕誴、醇亲王奕譞、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还有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十人全部革职，并在谕旨中严厉指责他们“朋比为奸，谋为不轨”。随后，他将朝中大臣全部召集，要当众宣布这个决定。
将当时朝中的十个重臣全部革职，这种让朝政瘫痪的做法只能让事情越闹越大。很快，十大臣被革职的消息传到了内宫，两宫太后在得知同治在朝堂上胡闹后，她们赶紧从宫中赶到弘德殿，并在同治将谕旨明发之前拦下。
在两宫太后的严厉斥责下，同治跪在两位母后的面前，慈安和慈禧则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诉，奕訢等王公大臣这十几年来是如何勤勉为公、精忠报国，要不是这些人，哪里有你的江山？你年少无知，意气用事，置国命运于不顾，视国事如儿戏，如何能做个好皇帝？昨日之谕立刻撤销，云云。
此时的慈禧太后还算清醒，虽然她和恭亲王有矛盾，但要缺了奕訢，大清王朝还真运转不灵。在两宫太后的压力下，同治这才不敢胡闹了，他不得不恢复所罢各官的职务，还赏还了奕訢世袭罔替的恭亲王衔，载澄也因祸得福，由贝勒升为郡王衔。
这场闹剧结束后，慈禧知道这事主要是因为重修圆明园所引发，由此也只好决定停工，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从同治这次的拙劣表演来看，这也是慈禧教子的一大失败，这顽主要当好皇帝，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说起同治与皇叔奕訢的矛盾，野史中多有记载。《睇向斋秘录》中说，同治有一次在宫中穿黑色衣服，不巧被恭亲王奕訢看见，奕訢便婉言谏告自己的侄皇帝不要有违祖制。同治不高兴地说：“朕违了祖制，又该当何罪呢？”奕訢说：“臣冒死进言，望圣明容纳，皇上何罪之有？”同治仍不服气，说：“你家载澄也常穿黑衣出入宫门，你不好好教导他，却来为难朕，是何居心？”奕訢被反问得哑口无言，回家便立刻讯问儿子载澄，结果把出游之事给捅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