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十叶野闻》中，这个故事又接着说，在奕訢知道载澄带着同治出游的事后，便将载澄关了禁闭，再不许放出。但是，那时载澄已经染上梅毒，没过多久便面目肿溃而死。
载澄死后，奕訢急忙进宫去见同治，把载澄的事情告诉了同治。同治听后大惊，说：“你竟然把载澄给逼死了！你还有父子之情吗？你先退下，朕有后命。”随后，同治便召大学士文祥来，说：“朕有旨，先别打开，下去与军机各公一阅，速速执行。”
文祥觉得问题不对，便私行拆视，发现里面竟然是要杀恭亲王的诏书。文祥回去后连连碰头，再三恳请收回成命，同治不允，坚持要杀恭亲王。文祥见同治固执，便急忙跑到两宫太后那求情，慈禧听后十分生气，说：“你不用说了，诏书给我。”这事才算结束。
同治虽然失去了载澄这个玩伴，但出游习惯已经养成，不能自制。后来，他经常带着一两个太监出神武门，绕道到城南，有时还深夜不归。当然，由于缺少了载澄这个向导，再加上同治和那些太监对外面的事情丝毫不懂，所以经常会闹些笑话。
有一次，同治从后门出宫，见道旁卖凉粉的，同治当时正好口渴，便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喝，喝完也不知道要给人家钱，竟然大摇大摆地走了。卖凉粉的心想这肯定是贵族子弟，也不敢去问他要钱。这下好，同治还以为买东西拿东西是不用给钱的，因为付钱这种琐事他从来没有做过，后来同治也由此经常吃人家的白食。
不过，吃的多了，人家就问他要钱。同治觉得很奇怪，问：“为什么？”卖凉粉的说：“我也是靠做买卖生活，你不给钱，我怎么活？这位爷看来非富即贵，还请给小的一点儿打赏。”同治为难地说：“你说的也在理，我也确实应该给你钱。但是，我现在身边没有银子。这样吧，我写个帖子给你，你拿着这帖子去领钱如何？”卖凉粉的说：“这当然可以。”
于是同治便欣然命笔，写了一帖子交给卖凉粉的。那人不识字，他拿去问他的朋友到哪里去领钱。他的朋友见后大吃一惊，说：“帖上写的，是让广储司付银五百两。你可知道，广储司在皇帝宫中，谁敢去问他们要钱？想必这个人是皇上了。”
卖凉粉的心里害怕，也不敢入宫取银，后来他的朋友怂恿他试试，这才壮着胆子去了。后来司事官问明来历，便跑去告诉慈禧，慈禧说：“皇上真是胡闹，你照帖付银吧，不要让外间人笑话。”随后慈禧又把同治找来问话，同治对这事直认不讳，慈禧也就一笑置之。
同治有一次到琉璃厂买东西，身上没银子，就拿瓜子金付账。掌柜见这个东西不是通用货币，坚持不收，而让店里伙计跟着去取银子，等走到午门内，伙计不敢进，仓皇逃回。次日，同治便派小太监如数偿还。
同治出游时，经常自称江西拔贡陈某，某次跑到一酒肆中喝花酒，不巧碰到大臣毛昶熙也在那儿，同治便向他微笑点头，毛昶熙见后当场色变，赶紧仓皇逃出。不久，步军统领便带了十几个人急忙赶来，他们密随同治左右，暗中保护。数日后，同治见到毛昶熙，还怪他多事，扫了他的游兴。
同治自己也说，“当皇帝实在是一件苦差使！”看来，这皇帝他是做不好了。
同治一命归天，慈禧又到伤心处
一番争执后，重修圆明园的工程是停止了，但同治有个交换条件，那就是兴修规模相对较小的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和南海）。由此，同治很快便忘了圆明园之事，而把兴趣转移到三海工程上去了。
当年八月，同治去视察三海工程，并在那里待了两天，直到十九日吃过晚饭才回宫，看起来兴致很高。在随后两个月里，同治的活动也很频繁，一会儿去行围打猎，一会儿去各营阅兵，忙得不亦乐乎。由此也可见，同治是个好动的人。
十月十日是慈禧的四十大寿，同治带着文武百官在慈宁宫向慈禧行贺礼并宣读贺表，随后两天都陪着两宫太后用膳。但是，宫中喜庆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十月二十一日，同治跑到西苑去游玩，结果身体受凉，而且日渐加重。十天后（十月三十日），同治突然开始发烧，并自称四肢无力、浑身酸软，太医检查后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症状，那就是同治身上竟然出现红疹斑点。
接到太医的报告后，慈禧大惊失色：难道这孩子得了天花？
众所周知，八旗来自关外苦寒之地，他们进关后不适应内地的天气，因而极容易感染天花，而且抵抗力极差。譬如在清军入关时立下汗马功劳的多铎，这位骁勇善战的亲王就是在其36岁时感染天花，最后不治身亡；后来的顺治也是因为发天花而死，而康熙之所以当上皇帝，就是因为他已经出痘，这才被选中。正因如此，爱新觉罗皇族每到春秋季节，往往都要出城避痘。
天花古称“虏疮”，也就是民间说的“出痘”，这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发病后身上会出现痘疹、水疮或脓疮，并常伴随高烧等症状。身体强健、运气好的，痘疹自行溃破结痂，顶多留下些麻子疤痕（如康熙），身体不好又运气差的，痘疮往往会引起其他并发症如高烧、败血症等，不出数日就会一命呜呼。
当然，天花虽然可怕，但也不是说得了就一定会死，毕竟中国古代还是积累了一些治疗天花的办法。由于治疗得早，同治的病情最初还算乐观，几天后他脸上的痘便已结痂，这也预示着危险期已过。宫中也依照旧例，一路吹吹打打，香花鼓乐，将痘神娘娘送到大清门外。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十一月二十日后，同治的病情又突然恶化，而且还开始出现毒疮，腰部、左右臀部也开始溃烂流脓，并不断冒出臭气，症状十分恐怖。到了十二月初五酉刻，同治六脉俱脱，死于养心殿东暖阁。
据太医的回忆说，同治原本应该马上出痘，但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怎么会突然就急转直下呢？后来有太监告诉他，同治的皇后因被慈禧骂了一顿，她到乾清宫看望同治时向他诉苦，同治当时也只能温言抚慰。
同治住的东暖阁，屋子太高太大，冬天寒气逼人，于是中间便用布幕隔开。慈禧听说皇后去见同治了，便也随后跟来。正当太监要进去禀报时，慈禧摇手让太监别吭声，自己偷偷地脱了鞋子，穿着袜子走进去，躲在幕后偷听同治和皇后的对话。
这时，同治正好安慰皇后说：“你再忍耐些时日，终有出头之日。”慈禧听后勃然大怒，立刻揭开幕布闯了进去，上前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并扯出帐外大骂。皇后头发被扯，痛得厉害，便哭喊道：“媳妇是正宫娘娘，请母后手下留情！”这下更是触到了慈禧太后的痛处（慈禧进宫时是贵人），当时就喝令内廷准备大杖伺候。同治被这么一吓，跌落地上昏死过去，醒后天花之痘便开始溃烂，没多久便一命呜呼。
以上说法当然是野史家言，不过同治突然之间便宣告驾崩，民间对此难免议论纷纷，当时很多人认为同治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梅毒，特别是同治临死前腰臀溃烂流脓、口喷臭气的症状，更是和梅毒非常相似。之所以有此说，恐怕还是和同治出游的传闻有关。
《清代野史》中说，同治因为婚姻生活不幸福，所以经常出宫纵淫，出去后又不敢去那些有名的妓院，怕被熟人（特别是手下那些大臣们）发现了损害形象，便只好专门跑到那些比较僻静的暗娼之所。但是，当时京城的妓院已经流行梅毒，而且那种地方卫生条件很差，又没有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而同治和一起出游的载澄两人也不知道防护，经常逛妓院的结果就是双双得了这个花柳病，载澄还死在同治的前面。
据此说法，后来同治花柳病毒发，毒疮在脸上和背上陆续出现，想遮也遮不住，只好传太医来诊治。太医看后大惊，知道皇上染的是梅毒，但又不敢公开说，只得反复请示慈禧太后是何病症。慈禧太后看后说怕是天花，便让太医施以治痘之药。
药不对症，当然无效。同治病情越来越严重，日益躁怒，大骂道：“朕患的不是天花，怎么用天花的治法？”太医回奏说：“这是太后的命令。”同治大恨，但也无可奈何。据说，同治死的前几天，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腰肾处溃烂而死。
更离奇的是，也有人说同治得性病不是梅毒而是因为同性恋。当时有个陪太子读书的翰林侍读王庆祺，其年纪不大，人也长得英俊潇洒，特别善于揣测同治的心思，行阿谀奉承之能事。王庆祺在南书房陪皇上读书时，颇得同治的欢心，王庆祺本只是五品官，后来同治给他加了二品衔，任毓庆宫行走（相当于皇帝助理）。
据说，有一太监曾经看见同治与王庆祺很亲密地坐在一起，在很专注地看一本小册子。太监假装给两人倒茶而偷偷看了一眼，发现居然是本《秘戏图》，是当时丰润县所卖的黄色画册精装版。这两人躲在一起，看得是津津有味，居然没发现太监在旁边经过。另外，还有人见同治和王庆祺两人躺在床上一起说话，犹如当年汉哀帝和董贤的故事，说不定有同性恋之嫌疑。作为旁证的是，同治死的当天，慈禧便下谕将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这就更让人觉得，同治和王庆祺恐怕是真有一腿了。
同治到底是死于天花还是梅毒，从清宫档案中的记载来看，应该是死于天花。当时敬事房太监根据御医李德立、庄守和给同治治病的脉案及其服药情况都做了详细记录，当时症状和服药情况都显示是天花。至于同治病情为什么会在后期突然恶化，可能是因为皮肤感染炎症导致，并最终引发全身衰竭而死亡。另外，从当时同治师傅翁同龢所记录的日记来看（他当时负有监督御医并查看脉案与处方之责），其记载是和宫中的记载是相符的。而且，梅毒的发病潜伏周期很长，如果真是全身溃烂而死，至少也要5年以上，而同治当时尚未满20岁，患梅毒显然不太可能。
不管怎么说，同治这个天性顽劣的皇帝终于走了，他甚至没有来得及过他的20岁生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晚，紫禁城里一片哀声，太监们迅速卸下火红的宫灯，王公大臣们摘下鲜亮的帽缨，宫中很快便被茫茫白色所笼罩。
年轻时丧夫，中年时丧子，作为女人，慈禧也的确够命苦的。慈禧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同治。可如今，在她刚刚过完四十大寿后，同治死了，这种切肤之痛是难以言表的。
应该说，同治的死比当年咸丰的死对慈禧的打击更大，因为当年政变成功后，慈禧好歹还有同治可以倚靠，将来还有点儿盼头；可如今同治年纪轻轻就死了，慈禧自此“境遇大变，希望皆绝”，对随后政局也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换句话说，慈禧之前勤勉为政，那是希望给亲生儿子打好江山的基础，那之后呢？这份责任心肯定要大打折扣了。
同治的早夭，或许是慈禧做梦也不会想到的。身为母亲，她曾对儿子寄予无限的厚望，但最终却落得如此结果。随着同治匆匆地离开这个世界，慈禧悲痛的泪水中，有几分酸楚，几许无奈，又有谁人知？
皇位继承成了一大难题
国不可一日无君，这皇帝死了，在古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很快，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便摆在面前：同治死前虽已19岁了，但他仍旧无子无女，这就导致了一个棘手的难题——谁来继承同治留下的皇位？
据野史《十叶野闻》中说，同治临死前单独召入了军机大臣李鸿藻，要对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作出安排。李鸿藻到后，见当时皇后阿鲁特氏也在床边伺候，她见李鸿藻进来，便想起身回避。同治摆摆手说：“不必回避，师傅乃是先帝老臣，你是门生媳妇，我正好有重要的话要说，你不能走开。”
李鸿藻正要给同治叩拜请安，同治说：“师傅快起，现在不是讲礼节的时候。”随后，他拉着李的手说：“师傅，朕怕是不行了！”李鸿藻听后，忍不住失声痛哭，皇后也跟着大哭。
同治擦了擦泪，又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说罢，他扭头对皇后说，“朕要是死了，必定要立嗣子。你中意何人，现在赶紧说罢。”皇后哽咽着说：“我实在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立一小皇帝，这样恐怕只会影响江山社稷。”同治说：“既然你有此意，那朕就放心了。”
随后，同治便对李鸿藻口授遗诏，打算让贝勒载澍来继承大统，李鸿藻在御榻之侧就地记录。诏书写好后，同治又看了一遍，对李鸿藻说：“甚为妥善，师傅先去休息，明日或许还可一见。”
李鸿藻出宫后，两腿打战，仓皇去见慈禧太后，把遗诏交给她。慈禧太后看后，怒不可遏，立刻把同治的遗诏撕个粉碎，一把丢在地上，并喝令李鸿藻赶紧滚出去。当夜，慈禧太后便去见同治，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是说不清楚；唯一清楚的是，同治当晚便驾崩了。
当然，这只是野史说说而已，同治传位给载澍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贝勒载澍原本是康熙五世孙奕瞻之子，后来过继咸丰的九弟孚郡王奕譓为嗣子。从辈分上来说，同治和载澍是同辈人，而且年龄相仿；更何况，载澍从血缘上来说已经差得比较远了。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就在同治驾崩的当天晚上，慈禧和慈安太后便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等亲王、郡王、贝勒及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二十多人，会议的主题毋庸多言，自然是确定皇帝继承人的问题。
对刚刚丧子的慈禧来说，这个会议虽说悲痛却又不乏冷静。既然同治驾崩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她现在要做的，也只能是尽快确定皇位大统的问题。对于传统的专制社会而言，此事不决，势必天下不安甚至天下大乱！
在前任皇帝没有留下子嗣的情况下，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变得极为棘手。当时第一个要考虑的必须是名分问题，如果名分不对，这名不正言不顺，势必引发极大的混乱。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参加了或者没参加这个会议的亲贵大臣，其实大家都是想同一个问题：谁才能够名正言顺地继承帝位呢？
按正常情况，前任皇帝没有子嗣，那就应该为他立嗣，这样帝位就可以继续传下去，世系就不会乱。同治当时是“载”字辈，他的下一辈是“溥”字辈，按理应该从“溥”字辈里挑一个来做他的嗣子，继承他的皇位。
但大家把“溥”字辈的人捋了一遍后，却又觉得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因为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溥伦一人，而溥伦只有八个月，年龄太小。当然，这还不是大问题，问题主要出在血缘上。由于溥伦的父亲、贝勒载治是由旁支过继而来的养子而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因此从血缘上不应算是近支宗室。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提出由溥伦承继帝位时，很快遭到奕訢、奕劻等人的反对，而慈禧也不同意。事实上，在议事之前，慈禧太后心中早有人选，她也早已料定各王公大臣说不出所以然来，于是便斩钉截铁地说：“溥字辈既无可立，就不要勉强了。我看，醇亲王奕譞的长子今年四岁了，又是至亲，我看立他比较合适。”
醇亲王奕譞陡然听到这话，大惊失色下竟然当场倒地晕厥（也不知道是真晕还是假晕）。对于慈禧的这个决定，参加会议的人也大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恭亲王奕訢见老七奕譞晕倒，便命太监将他扶出。在当事人奕譞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缺席后，其他人也不好反对，结果奕譞的长子载湉（后来的光绪）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做了皇上。
●醇亲王奕譞
回头想想，慈禧的这个决定可谓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慈禧之所以要立奕譞的长子载湉，除了避免自己变成太皇太后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载湉的母亲乃是慈禧的亲妹妹，以这种双重的血缘关系可借以服众，而且也便于自己从中操纵小皇帝。
但是，载湉和同治是同一辈分的人，从名分上来说存在问题。对此，慈禧早有考虑，那就让载湉以咸丰嗣子（变成了同治的弟弟）的名义继承大统，等他以后生了儿子之后，儿子作为同治的嗣子传位。通过这一复杂的安排，慈禧便可以皇太后的名义继续把持皇权。
奕譞的昏厥并没有影响慈禧下一步的计划。就在当晚，宫中派出一队人马，抬着八抬大轿前往醇亲王府接人。据记载，当天晚上“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极冷”。就这样，当时还不满4岁的小娃娃载湉尚在睡梦之中，便被糊里糊涂地接到了皇宫之中。载湉醒来后，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大清帝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他当时的反应是大哭大闹，因为这里不是他所熟悉的家（醇亲王府）。而且，他身边也都是一些陌生人，父母、保姆、玩伴，一个都不见了。随后，他将迎来一个新的“母亲”，那就是慈禧太后（其实慈禧应该是载湉的伯母和姨妈）。
传位既定，年号也随后拟好，是谓“光绪”，从第二年（1875年）为光绪元年。“光绪”的含义是“缵道光之绪”，也就是说，载湉是继承道光传下来的皇位。至此，慈禧和慈安太后也就开始了她们的第二次垂帘听政。这一次，慈禧再没有第一次的慌乱了，对于朝政她已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载湉被立为皇帝后，另一个人的命运就十分悲惨了，那就是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按常理，慈禧太后应该为同治立嗣，但慈禧是将载湉作为咸丰的嗣子继承皇位的，皇太后是慈禧而不是阿鲁特氏。换句话说，阿鲁特氏在宫中的地位十分尴尬，她在同治死后没有顺理成章地变成皇太后，而载湉今后长大后又要有新的皇后，那她夹在中间又算什么呢？既然她在宫中没有任何名分，那她也唯有一死了。
●奕譞骑马像
慈禧一向不喜欢阿鲁特氏，同治死后更是对她恨之入骨。阿鲁特氏的父亲、状元崇绮也十分清楚自己女儿在宫中的尴尬处境，于是他上奏慈禧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慈禧见折后冷冷地说：“既然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
据说，阿鲁特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曾写了一纸条向父亲求助，崇绮接到后忍痛批了一个“死”字，作为答复。阿鲁特氏接到答复后万念俱灰，便在同治死后的第二年吞金自杀，此时离同治的驾崩尚不到百日。受此影响，崇绮也被闲置了近二十年，这是后话。
御史尸谏，挑战太后的绝对权威
以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作为皇位继承人，虽说血缘接近，但毕竟是同治的堂弟，于理不合。在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十五，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道折子，虽然他在折子里对慈禧太后关于光绪未来的皇子承继同治为子嗣的安排表示颂扬，但他又提出了一个略显过分的要求，那就是请求慈禧对此事立下铁券，以示昭告天下，免得以后旁生枝节。
折子中，广安举了历史上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按照太后的命令，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弟弟赵匡义，而赵匡义未来再将按照约定把皇位传给他的侄子。太后的意思是，治国应有长君（成年之君），赵匡胤的儿子年纪太小，不能治国，势必危及大宋江山。可是，在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继位之后，却听信了奸臣的谗言，违反了之前的约定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正因为这个事件和这次慈禧太后关于皇位继续安排的相似性，广安由此提出应该立下一个铁券，以防另生事端。
对此问题，慈禧并不愿意过多讨论，因为她的决定事实上经不起儒家礼法的严格推敲，如将这事公开讨论的话，只能导致皇位的继承问题更加复杂化，弄不好会后患无穷。因此，慈禧的态度从一开始便十分坚决，她在谕旨中对广安大加申斥，称其“冒昧渎陈，大胆妄为”，硬是将一场潜在的风波给强行打压了下去。
但是，这事情还没有完。四年后，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年）的闰三月初五，在同治惠陵大葬结束后，随同吏部参加祭礼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陵墓附近的一个小庙中服毒自尽，其留下了一道遗折，折中公开指责慈禧太后为咸丰立嗣而没有给同治立嗣，而且事情一拖再拖，一误再误。由此，他决定用一死来谏议慈禧明降谕旨，保证将来光绪生子后以同治之子的名义承继大统。
吴可读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尸谏”，这是一种非常惨烈的上谏方式。这种事情，道光年间就曾发生过，那次是军机大臣王鼎弹劾道光朝的第一权臣穆彰阿奸诈害国而仿史鱼尸谏之义，自缢而死。中国的士大夫饱受孔孟之道影响，对于不合祖制的安排往往会采取极端的行为，譬如明朝的一些大臣宁可被廷杖打死也绝不让皇帝违反儒家礼法。由此，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吴可读的“尸谏”便是一种崇高赤诚的从容就义，也是对慈禧太后绝对权威的一种有力挑战。
据说，慈禧接到这份奏折后勃然大怒，其拍着桌子大骂，命侍卫立刻抓住此人，不要让“此獠走掉”。这时，旁边有大臣回奏说，这个吴可读早已将身后之事安排，现在已经从容赴死了。慈禧听后，这才由愤怒感到震惊，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件事了。
吴可读自尽前，留下两份遗书和一份奏折，其中一份是给庙中住持的，信中说：“周老道，你莫要惊慌害怕，我并无害你之心，只是不得已借贵庙的一方宝地，成全我清白之身。你要做的，是立刻禀告州官，并将我随身携带的匣子和其中的奏折呈上，记住，千万不要私自拆开我封好的奏折，不然会招来杀身之祸。”
另外，我匣子中有四十五两纹银，请你给我买一口薄棺，二十两银子即可。其他银子除了安葬费用外，都赠予你。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遗体，不要让外面的妇女小儿进来，不要让遗体受损。届时请你在大行皇帝的陵墓旁买一块地将我速速安葬，等到我的儿子到来，他一定会感激你代他办理我的后事，而官差也不会为难于你。至于我的其他事情，你千万不要插手，否则悔之晚矣。
在给儿子的信中，吴可读说：“我儿之恒，得知为父死讯后，千万不可惊慌失措，使阖家老小受惊。将我自尽之事告诉他们，但劝他们不要过于悲伤。我24岁乡试入官，一直束身自爱，不敢妄为，诵读经书，每每看到忠孝之士爱国忠君之举，我都为之感动，时而泪满沾襟，时而喜极而歌。”
大行皇帝宾天之时，为父决议拟折上奏，由都察院呈交太后，此时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上奏之前，我先请一位老友阅览这份奏折，他劝我暂时不要呈上，一来是因为我当时已经获罪受罚，二来也是因为其中所提之事不甚确切。因此，我才耐心等到今天，但如今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甘愿一死，以完成此生心愿，表明忠孝之心而绝非外间诬陷之言。
看到此信后，你要立刻前来陵墓附近的三义庙，先找到周老道，他知道我的葬身之所。我安葬于大行皇帝陵墓的旁边远甚于重返祖宗茔地，不用花钱劳累千里将我的遗体扶柩迁回老家。天下黄土，何处不可葬身，何必非要归葬乡里呢？
假如朝廷认为我妄言国事，加以重罪，掘坟鞭尸，在此圣明之世，朝廷也断不会因此殃及我的家眷，这点你尽可放心，只需到我老友处筹措盘缠，速速离京，即便是沿途乞讨，也要早日赶回家乡，千万不可留在京城，这样只能招致危险。
在给朝廷上的折子中，吴可读说：“罪臣曾一时激愤，妄言圣主，罪当囚禁斩首，但大行皇帝却免我之罪。臣三次获死罪而未受罚，毫无希望却获重生，罪臣这些年得以苟延残喘乃是大行皇帝所赐。”
然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噩耗传来，天崩地裂，上苍动容。当日，两宫太后联合下谕：‘大行皇帝龙驭宾天，未留子嗣，不得已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文宗显皇帝（咸丰）子嗣，承继大统，待其以后生子，再行过继于大行皇帝同治。’
微臣跪拜，含泪诵读谕旨，泣不成声。思虑之后，臣以为太后为咸丰皇帝立嗣而未给大行皇帝立嗣实为不妥。如今新帝为咸丰皇帝子嗣，继承大统，并非大行皇帝遗愿而是受太后旨命。照此推理，即便朝廷没有明言，将来皇位肯定由光绪后人继承。无视既存法度是为错，没有法度更是大错。为今之计，要想改变一误再误的状况，只能请太后再下谕旨，明确规定将来皇位由大行皇帝子嗣继承，任何人不得更改。只有如此，立嗣一事才能名正言顺，此后不至于引起争端。也唯有如此，大清朝皇位由父传子的家法才能流传。
转眼间四年过去，朝中大臣却无人看重立嗣一事。如今，大行皇帝将永埋山陵，臣恐人们会将以往之事渐渐淡忘。时间紧迫，罪臣不能再无所作为，束手等待。仰望先帝驾龙宾天，无限怅惘；近看山水依旧，不禁追思先帝。微臣将先帝恩赐的余年奉上，以死平息太后之怒，谨代表大行皇帝乞求朝廷降旨立嗣。
罪臣曾为御史，所以才敢冒死上奏。实值今日大行皇帝入土为安、万民同悲之际，哀号痛哭，上言陈情，以明罪臣恳请朝廷为大行皇帝立嗣之心。
读到这里，慈禧也难免勾起了对同治早逝的伤心，于是决定让群臣阅看吴可读的奏折，以提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最后，经过大臣们的讨论，慈禧再次申明光绪乃是承继咸丰的嗣皇帝，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至于以死“尸谏”的前御史吴可读，慈禧也特下恩旨，称其“孤忠可悯”，叫部按照五品官例议恤（吴可读之前是五品御史，后上书言事而降为七品主事）。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黄帝鼎，前星犹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处，五更风雨蓟门东。”吴可读的死换来了一纸朝旨，谓：德宗所生之子，即承继穆宗为嗣；当初本是此意，今既有此奏，著即明白宣布。
之后，吴可读自殉前的这首诗也得以传诵一时，当时的士大夫们对其义举大为赞叹，称他“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之勇，是君子道义之勇也”。在这些人的眼中，吴可读的行为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乃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
翻云覆雨
“甲申政潮”，慈禧太后下手之迅疾，理由之充分，更换之彻底，着实让人凛然生畏、叹为观止。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垂帘听政后，慈禧的权术已经修炼得炉火纯青，达到了收发自如的境地。不过，权术的成熟并不意味着是件好事，特别是没有了恭亲王奕訢的帮衬与牵制后，慈禧太后由此变得更加专制跋扈，这恐怕就不是国家之福了。
儿皇帝的成长，好一段心酸路
同治的事情先告一段落，下面接着说说慈禧和光绪的事。据说，光绪刚进宫时，身边没有亲人，日夜啼哭，慈禧本就不是个会带孩子的人，她一时也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得派人去醇亲王府问怎么办。当爹的醇亲王奕譞说，大概是因为载湉的乳母没去，去了可能就不哭了。
按当时规矩，四品以下的官员不能进宫，但慈禧太后被小皇帝的哭声弄得实在是头皮发麻，为求一时清净，她也只好赏予光绪乳母四品官服并将之召进宫中，小皇帝这才破涕为笑。不料到了第二天早上，小皇帝又放声大哭，慈禧不知所措，问光绪的乳母：“这又怎么了？”乳母想了想说：“小皇帝在醇亲王府时，府中有个马夫的儿子，和皇上年龄相当，两小孩成天在一块玩耍，相处得极好。现在大概是因为找不到玩伴才哭的吧？”
慈禧太后只好再次破例，赏给马夫的儿子四品官服，并立刻接到宫中，承担陪小皇帝玩耍的重大政治任务。小马夫来了后，小光绪这才嬉戏如常，慈禧太后也乐得轻松。
以上是野史传说，当不得真。不过，光绪自进宫之后，慈禧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他与醇亲王府的关系全部切断，即便是光绪的亲生父母醇亲王夫妇，也不许有任何的联系。进宫后，光绪的名分便由慈禧的外甥（兼侄子）变成了慈禧的继子，而在其授意下，服侍小皇帝的那些太监、宫女也从光绪小时就向其灌输“皇帝的母亲是慈禧”的观念。据说，光绪后来一直称慈禧为“亲爸爸”，不知是真是假，亦不知何解。
不管怎么说，打光绪进宫后，慈禧便成了小皇帝至高无上的主宰。当然，慈禧对光绪的态度也未必是外间人所传的那样恶毒和刻薄。事实上，光绪进宫时只有四岁，其生活起居均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在理政之余，慈禧太后通常都要事无巨细地亲自过问小皇帝的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是，在教育孩子这方面，虽然慈禧也很想做好，但由于其个人性格及耐心等方面的缺陷，她显然不是一个善于教子的母亲，譬如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其教育就是一个很失败的案例。
正是因为同治的经验教训，慈禧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对光绪严加管教、严格要求，免得重蹈同治的覆辙。但是，慈禧太后没有学过教育学，她不明白的是，光绪与同治两人的实际情况有着本质的差别，矫枉过正只能走向期望的反面。事实上，同治是个性格活泼好动的孩子，对他严格一点儿、严厉一点儿，可能会收到好的效果，而光绪的性格相对比较内向，加之从小脱离父母，慈禧太后对其“凡事从严”的方法不但不适用，反而造成了光绪皇帝日后不可弥补的性格缺陷。
当时在宫中服役的太监寇连材在其所记的《宫中日记》中说，慈禧太后对待光绪一贯是疾声厉色，在光绪小的时候，每天总是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光绪长跪。长此以往，光绪见了慈禧太后如同老鼠见了猫，战战兢兢，胆为之破。光绪本就胆小，在慈禧太后的威严强压之下，以至于长大之后都害怕听锣鼓吆喝之声，有时候听到天上打雷也会吓得腿直哆嗦。就连每次到慈禧太后那里去请安，只要慈禧不命他起来，光绪就只能跪在那里，动也不敢动一下。
寇连材还说，光绪每次吃饭时，虽然有十几种菜肴馔品，罗列满案，但离坐的地方稍远的菜大多已经臭腐，原因是菜几天都没有换过，而离得近的菜虽不臭腐，然大多久熟干冷，一点儿都不可口。光绪也不敢说，每次都吃不太饱，有时想让御膳房换一馔品，御膳房就必须奏明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往往要光绪从小培养勤俭之德，最后光绪也就不敢再提要求了。
另一宫中太监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也说，“光绪在十岁左右时，由于经常吃不饱，他每至太监房中，必先翻吃食，拿起就跑。等到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已经将馍馍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有一次，养心殿的窗户破了，北风吹面，很不舒服，光绪便让内务府大臣立山去用纸糊好，当时立山正受宠于慈禧太后，他可怜光绪苦寒，便没有请示慈禧就把这事办了。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其责骂光绪说：“祖宗起于漠北，冒苦寒而立国。你听朝难道还怕风寒不成？”随后，慈禧太后又把立山找来痛骂一顿，她越说越气，身边太监一看势头不对，立山弄不好要遭不测之祸。李莲英平时和立山关系不错，其在旁边为他解围，喊道：“立山滚出！”立山一时醒悟，便仰跌地上，翻转四下，滚出帘外，慈禧太后见了一乐，这才放过立山。
由于慈禧过度地强调威严，这使得光绪从小就缺乏母爱，成天生活在恐惧当中。毫无疑问，这对光绪的成长是极其不利的。究其原因，慈禧一来是不懂得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情感教育；二来也因为她再次垂帘听政，外间事务非常繁忙，所以经常疏于对幼时光绪的关心与照顾。就一个母亲而言，无论是对同治还是光绪，慈禧都是不称职的。
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说，他第一次见到光绪时，发现小皇帝性情敏感，体弱多病，这也说明光绪在宫中的第一年过得并不开心。光绪四岁半时，慈禧按祖制给他安排帝师开始上学，由于翁同龢曾做过同治的师傅，而且教书尽心尽力，于是便让他继续做光绪的师傅。最开始时，由于光绪年龄太小，学习内容又枯燥乏味，因此光绪经常哭闹不止或者静坐不理，让师傅翁同龢也极为头疼。不过，在翁同龢的谆谆教导下，从小缺乏母爱和父爱的光绪却突然找到了久违的人间情感，他后来逐渐接受了这个对他关心备至的师傅，并渐渐爱上了学习。
对此，翁同龢也非常欣喜地在日记中记载，说光绪“读书极佳，一切皆顺”，有时读书如此之勤奋，吃饭前“竟无片刻之停”。类似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比比皆是。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同样是一个老师，为什么同治就不成器而光绪就喜欢读书呢？
●帝师翁同龢
据笔者的揣想，除两人天性的差别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同治毕竟是慈禧的亲生骨肉，无论他遭到怎样的呵斥和惩罚，也不会感到过分害怕；但幼年的光绪就不一样了，他在宫中非常无助和孤独，对慈禧太后，他感到的不是亲情而更多的是恐惧。唯有在书房里，小皇帝可以和师傅翁同龢随意嬉闹，经常去抓抓师傅的耳朵、扯扯师傅的袖子，而翁同龢也不生气。更重要的是，光绪发现，如果自己学习好一点的话，那么被慈禧太后呵斥的次数就会少一点儿，这也使得他更加勤奋学习。
对师傅翁同龢的依恋也是光绪发奋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光绪的帝师，翁同龢不仅在学习上耐心教导，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了小皇帝无微不至的照顾。譬如在光绪六年慈禧生病时，宫中太监疏于对光绪的生活照管，结果9岁的小皇帝亲自铺炕弄出了血，倒水又被烫起了泡。翁同龢见后大怒，便去找总管太监算账。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是师傅翁同龢出面，为小皇帝提供保护。这时间久了，在从小就缺乏父爱的小皇帝心中，翁同龢就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有一次，翁同龢因有事回籍，小皇帝得知后，整整一天都情绪低落，彷徨不已。在师傅离开的两个月里，小皇帝无心学习，后来连读书声也没有了。等到翁同龢再次回到北京后，小皇帝拉着师傅的手，高兴得眼泪直流。这一天，光绪精神振奋，连太监们都被朗朗读书声吸引了过来。后来，书房里的太监偷偷告诉翁同龢：“自从师傅走后，皇上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读书过！”翁同龢听后，也是老泪横流——小皇帝在宫中真是太孤单、太可怜了！
从光绪二年（1876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光绪跟着翁同龢在养心殿东暖阁学习了近22年。尽管光绪的好学让慈禧太后和师傅们感到高兴，但其中也有一大隐忧，那就是光绪似乎对外面的世界非常漠然，或者说，总表现出信心不足的样子。而等到光绪稍微长大后，他已习惯于在书房中看书学习，并以此作为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每逢过节或是举行庆典时，慈禧太后往往会让光绪去陪她看戏，但光绪对此明显没有兴趣。碰到这种时候，慈禧也说光绪“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这话表面上看当然是称赞，但其背后，或许也隐含着另一种贬义。毕竟，一个缺乏活力的君主也并非国家之福，而光绪这种浅近乎畸形的行为方式，也反衬了他在宫中生活的压抑和苦闷。
对于光绪的成长，太监寇连材在《宫中日记》中总结说：“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指光绪帝）。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人，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实为不足四岁）登基，登基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即光绪的生母），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后（慈禧）一人。然西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辄涕泣云。”
看来，寇连材虽然是个太监，但对人情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与他相比，慈禧太后在这方面的情商就太低了。
慈安深宫暴卒，又一桩千古疑案
光绪六年（1880年）时，慈禧太后得了一场大病，久拖不愈，当时宫中御医都束手无策，于是朝廷便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了一道上谕，让各地火速推荐医术高明的医生前来京城为慈禧太后看病，越快越好。
慈禧这次生病的原因，主要还是多年的积劳成疾，加之正处于更年期（是年46岁）与伊犁危机，由此一病不起。由于病情危重，慈禧太后这次治病和调理的时间就比较长，正当大臣们为之感到担忧时，宫中突然传来消息——太后崩逝了！
令人吃惊的是，当人们都以为去世的是慈禧太后时，事实上却是另一位——慈安太后。《清稗类钞》中即有这样一段记载，时任军机大臣的左宗棠在听说慈安太后突然暴病身亡后，其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另一段记载则说，御医薛福辰在慈安太后去世当天的早晨曾为之请脉，其认为不须服药；是日午后，薛往谒户部尚书阎敬铭，阎留与谈；傍晚时，一户部司员持稿诣请画诺，画稿毕，该司员说：“出城时，城中宣传东后上宾，已传吉祥板（棺木）矣。”薛福辰听后大惊失色，道：“今晨尚请脉，不过小感风寒，肺气略不舒畅耳，何至是？或西边（指西太后）病有反复，外间讹传，以东西互易耶？”
以上两则记载颇有玄机。据宫中的记载，慈安太后突然去世的前一天，她的确照常召见了大臣，当天除了“两颊微赤”外，并无其他异常。次日（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慈安太后感到身体不适，当天就安排休息而没有办公，不料到晚上便突然去世了，年仅45岁。
慈安太后的突然崩逝，不但让人感到意外，也让人疑窦丛生。事实上，在人们印象中，慈安太后一向康健，这次病情何以会如此之重、去世又如此之快呢？对此，民间议论纷纷，由此也演化成诸多的稗官野史。
《清代野记》中说，咸丰在热河临危之际，曾经密授一纸朱谕给慈安太后，说如果某人恃子为帝、骄纵不法的话，你到时即可按祖宗家法惩治。咸丰驾崩后，慈禧太后果然热衷于擅权，甚至宫闱之中也传出了荒淫丑闻。某年，慈禧太后忽然患重病，几至不治。后来有人说是血崩，说是李莲英经常带一个宫外的小伙子史某进宫游玩，小伙子长得身材苗条，面容俊美，有一次被慈禧太后看见，问其是谁，李莲英只好据实回奏。慈禧太后并没有怪罪，反怒为喜，转而将之藏在宫中，昼夜宣淫，不久便有血崩之疾，史某也被杀人灭口；也有说后来生下了光绪，随之送往自己妹妹家（醇亲王府）收养，这也就是慈禧太后不为同治立嗣的原因所在。
也许是慈禧闹得太不像话了，某日，慈安太后在宫中设酒和慈禧太后共饮。酒至中巡，慈安屏退左右，和慈禧说起当年热河咸丰死后，肃顺专权及其政变后励精图治的事情，慈禧也颇为感伤唏嘘。随后，慈安话锋一转，说：“我们老姊妹现在年纪都大了，我们两人相处了二十多年，彼此同心。今有一物，乃是当年先帝所赐，有必要拿给你看一下。”
随即，慈安太后便从袖中拿出一函，正是当年咸丰留下的遗诏。慈禧太后一见，吓得脸色发白，慌忙拜倒在慈安太后脚下，自称有罪，涕泪横流，苦苦哀求。自此，慈禧服侍慈安太后几乎无微不至，丝毫不敢有所得罪。数年过后，慈安太后以为慈禧已无他心，便也逐渐放松了对慈禧的戒备。
有一次，慈安太后生了小病，一天正好慈禧来看望，慈安见慈禧左臂缠了一块白布，以为她受伤了，便问怎么回事儿。慈禧说：“前日参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表我的心意。”慈安太后大惊，感极而泣说：“我真没有想到你是如此的好人，先帝怎么会怀疑你呢？”随之，慈安太后便取出密谕，当着慈禧的面把它烧了。
慈禧心头窃喜，后来便开始逐渐放肆。某日，慈安太后到慈禧住处，两人谈了一会儿话后，宫女送上一盒月饼，慈安尝了一个后觉得味道很好，说这似乎不是御膳房里做的吧？慈禧说不是，这是自己妹妹家做的，姐姐要是喜欢的话，明天再给你送过去。慈安太后说太麻烦了，就算了吧。慈禧说，我们姐妹何必见外，我妹妹家就是你妹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