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触动清廷决心大搞海军的，是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杀后悍然出兵台湾，而且这小小的岛国居然也向欧洲购买了一艘铁甲舰。日本拥有铁甲舰一事对清廷的刺激很大，在洋务派的鼓噪下，大清的海军建设也就提上了日程。后来，总理衙门决定每年将海关收入中的40%（约400万两白银）用以打造帝国的海军，这也就是后来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闽粤）水师。
福建水师是当年沈葆桢建设福州船政局的产物，在与法国人的合作下，培养了不少海军人才，也打造了一些国产军舰，但这些军舰的规模不大，能力不强，而且在马尾之战基本损失殆尽；而且，由于经费的问题，南洋大臣沈褒帧发扬风格，让北洋水师优先发展，南洋水师等北洋水师建成后再行建设。由此，当时大清的海军实力主要在北洋水师。
拘于官场的陈规陋习，北洋水师从来就没有拿到全额拨款，即使在初建时期，每年也只能拿到预算的一半不到。当然，这每年200万两在当时也算是巨款了。毕竟，当时向英国订购“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花费也不过在50万两上下。后来，负责组建北洋水师的李鸿章胃口大了，他在1881年花了200万两巨款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了两艘7400吨级的主力舰，这也就是北洋水师的两艘主力铁甲舰，“定远”舰和“镇远”舰。
除“定远”“镇远”舰两舰外，李鸿章后来又分别向英国和德国购买了五艘次轻量级（两千吨到三千吨之间）的巡洋舰，即“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五舰，加上早前购买的千吨级巡洋舰“超勇”“扬威”和其他国产的木甲战舰（除“平远”舰外，其他不足为论），这便是北洋水师成军后的主力阵容。据当时国外军事年鉴的排名，北洋水师也进了世界海军的前八。
但就在1888年北洋水师初具规模后，海军衙门就再未给舰队添购过一舰一炮。在世界海军竞争如此激烈，尤其是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下，这种主动退出军备竞赛的做法无疑是变相自杀。个中原因，固然是慈禧太后女人当政、目光短浅所致，而具体而言，又涉及海军军费的不足与匮乏。其中，慈禧太后为重修颐和园而挪用本该拨给北洋水师经费一事，即可看出端倪了。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在圆明园西边，原本是乾隆为其母亲钮祜禄氏六十大寿而建的一片皇家园林。为了造这个园子，当时总共花了450万两银子，经15年才完成。可惜的是，在186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颐和园也未能幸免于难，当时不仅数万件园中珍宝被洋兵们抢劫一空，就连园林中的建筑也基本毁于一旦。受此劫难后，颐和园已是杂草丛生，成为野狐野狗们的乐园。
眼看光绪一天天长大，慈禧也开始寻思着为自己日后撤帘归政找个安歇的地方，由此，颐和园也就成为当年没能重修圆明园的一个补偿。令慈禧太后感到惬意的是，这时已经没有了奕訢等人的牵制，而对自己一向俯首听命的妹夫、醇亲王奕譞对重修颐和园非但没有反对，反而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以表自己的忠心。
但是，工程一旦上马，没有银子可是万万不行的。就当时清廷的财政而言，以“捉襟见肘”来形容也不为过，如中法战争就耗费近上亿两银子，为此还以海关税收为抵押，向国外借债；同时期，国内又灾害不断，如黄河决口、旱灾蝗灾等，朝廷为了防止民变，不得不减免钱粮赋税甚至拨款赈灾；各地的防军、练军，兴办洋务等，无一不等着用钱。
慈禧太后也知道，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正当她苦恼时，奕譞掌管的海军衙门进入了她的视线。由于有海关直接拨款，海军衙门当时可是个肥缺，而这个衙门正好是奕譞所掌管，这下事情就好办了。
对于慈禧太后的心思，奕譞当然是心领神会。不过，即使要献忠心，但也不能过于赤裸裸。于是，奕譞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当年健锐营、外火器营曾有昆明湖水操的旧例，既然现在要大搞海军建设，那恢复在昆明湖进行水操也就名正言顺；既然要恢复水操，那重修一下沿湖的设施也就在情理之中，而所谓“沿湖”，岂不就在颐和园的范畴之内——昆明湖本就是颐和园的内湖嘛！
为了更好地掩人耳目，奕譞后来又奏请在昆明湖开办京师水操学堂。如此一来，大量海军经费便通过海军衙门的主管奕譞之手，被移到了颐和园工程上面。据统计，当时重修颐和园工程至少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占用或者挪用一下海军经费：海军巨款的（利）息银40万两，这笔钱是被直接占用；海军衙门收到的各省海防捐共150多万两被挪用；海军衙门的“闲款”45万两被占用；海军经费正款210万两被挪用（从1888年到1897年，每年挪用30万两）。
由于颐和园工程的档案文件已经被销毁，重修颐和园工程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已经难以算清，但据保守估计是至少挪用了860万两，而也有人说挪用了2000万甚至3000万两不等。除此之外，重修三海工程也从海军经费中大量挪用，据估计数额近450万两。换句话说，最保守估计，这两项工程就挪用了海军经费达1300万两。
与此相对应的是，北洋水师的七艘主力舰，“定远”“镇远”“济远”“来远”“致远”“靖远”“经远”的购买费用也不过800万两银子。假如海军军费不被挪用，再打造一支同等规模的北洋水师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在慈禧太后和奕譞的私心撮弄下，大清海军也只能往下坡路上走了。
对慈禧太后和奕譞瞒天过海的伎俩，国人也并非毫无所知，当时就有人讽刺其为“以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为了自己归政后享清福，不惜以颐和园（昆明湖）替代北洋水师（渤海），以万寿山（颐和园）替换承德避暑山庄（滦阳），此语可谓一针见血。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北洋水师停止购入新舰、昆明湖里大办“海军学堂”时，此时正是日本舰队高速发展的时期。1889年后，日本就从英国或者德国购买了9艘最新型的快速战舰，并都配备了大量先进的速射炮。当时日本人为了搞海军，国防预算的大部分都用于购买军舰，甚至发动全民捐款，连明治天皇的老妈阿巴桑都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
如此比较，虽然日本的太后比中国的太后穷多了，但两个太后的差距显然并不在此。
退居幕后，大事还得太后说了算
光阴似箭，转眼间便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此时光绪皇帝已经16岁了。按清廷祖制，皇帝本应该在14岁亲政（如康熙），但因为同治顽劣又不好学、16岁仍读不了奏折的先例，他一直到快满18岁才亲政。但光绪不一样，他从小就爱好读书，因此要拖到18岁亲政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清廷命钦天监选择吉日，以备为光绪皇帝举行亲政大典。慈禧太后的这个姿态，既是对当年选中光绪作为皇位继承人时宣布皇帝“典学有成、即刻归政”承诺的兑现，也是迫于祖制和舆论的压力。对此决定，当时年仅52岁且年富力强的慈禧太后想必心有不甘，但也是无可奈何。
好在那些宠臣们对太后的心思可谓了然于胸。在慈禧懿旨发布后，他们纷纷积极上折，请求太后收回成命、继续执掌朝政大权。如当时的军机领班礼亲王世铎，他便邀集一些大臣上折，主张“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批览奏章，以便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
这些意见，慈禧虽然看了满心欢喜，但毕竟有违祖制，不好开这个先例。好在醇亲王奕譞这时又及时上了一折，请求慈禧进行训政到光绪20岁时，再做决断。奕譞的这个奏折有点儿不通情理，按理说，光绪是奕譞的亲生儿子，光绪亲政他应该高兴才对。但细想来，奕譞的这个表态其实恰如其分，因为他就是生恐慈禧太后会以光绪亲政来考验自己的忠心，如果他真喜形于色，恐怕对自己和光绪都会不利。因此，他在折子里透露的意思很明显，自己和儿子光绪都不敢有非分之想。
虽说奕譞的折子有点儿避嫌和虚伪之嫌，但总算为慈禧太后继续把持权力找到了一个制度解决的方法，那就是训政。由此，慈禧太后也就顺水推舟，假装“不得已而为之”，俯承了各王公大臣们的意思，即皇帝亲政，但慈禧太后由垂帘听政改为训政。
为使训政合法化、制度化，慈禧责成礼亲王世铎起草了一份《训政细则》，其中就有这样几个重要规定：一是皇帝召见外臣时，慈禧仍和往常一样设纱屏听政；二是处理政务时，仍须请示慈禧方能决定；三是批示奏章、下发谕旨仍须慈禧太后看过并同意后才能下发。如此一来，名义上光绪虽然亲政了，但实际大权仍操纵在慈禧太后的手中。
●慈禧太后梳妆像
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清廷为光绪皇帝举行亲政大典。这天上午，16岁的光绪头戴金冠，身着黄袍，脚踏龙靴，来到太和殿上接受京中大臣们的朝贺，由此开始了他一路坎坷的帝王生涯。
光绪亲政后，接下来的一件大事便是挑选皇后和妃子，举行大婚。之后，慈禧发布懿旨，宣布在次年正月为光绪举行大婚典礼并且结束训政，将大权交给光绪。
从清朝历代帝王的情况看，光绪皇帝已属晚婚，不能再拖，好在慈禧太后对此早有准备。懿旨发布后，内务府大臣们便开始忙乎起来，组织八旗中适龄的少女参与选秀。经过层层筛选，最后确定了5名备选的秀女，分别为都督桂祥（慈禧的弟弟）的女儿那拉氏、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和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千金。
随后，慈禧在体和殿为光绪举行选后仪式。在选妃前，慈禧拿起定情信物玉如意交给光绪，说：“皇帝看谁最合适，你自己作主。你觉得合意的，就可以授以如意罢。”光绪说：“选后这等大事，子臣不敢自主。”慈禧故作大度，非要光绪自己选。光绪见慈禧说得认真，便拿着如意向德馨之女走去。
慈禧太后见后，立刻大声喊道：“皇帝！”光绪一愕，回头看慈禧向她侄女努嘴，暗示选桂祥之女。光绪这才明白，刚才说什么让自己来选其实都是骗人的，最后还是要按慈禧的意思来。不得已之下，光绪也只好将玉如意交给了桂祥之女，即后来的隆裕皇后。而慈禧太后见光绪喜欢德馨的女儿，怕她俩要选入妃嫔的话会对自己的侄女不利，恐怕今后有夺宠之忧，于是便不许光绪再选，而是直接命荣寿固伦公主拿起那对荷包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即后来的瑾妃、珍妃姊妹。
有意思的是，参加清宫选秀的女子一般在13岁到17岁，如果选秀期间遇到生病等特殊原因，一般也只推迟个两三年（因为没有参加过选秀的八旗女子按制不能擅自出嫁），很少超过20岁的。但慈禧的这个侄女就有点儿蹊跷了，她当时已经21岁，足足比光绪大了3岁多。而且，隆裕皇后身材单薄，脸色苍白，长相也实在是平淡，怪不得光绪看不上她。
但是，这些显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乃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对隆裕皇后来说，之前选秀中的层层选拔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她是铁定要进入最后的选秀并被慈禧指定为皇后的。慈禧之所以要作出如此安排，一来是因为她当年只是以贵人的身份进宫，自己侄女成为正宫皇后既可以弥补她当年的遗憾，又能在皇族中加强自己家族的血缘；二来是由于当年同治选皇后的前车之鉴，慈禧决不会允许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来当这个皇后。由此，桂祥的女儿成为皇后便顺理成章，至于光绪喜不喜欢，其感受就不在慈禧太后的考虑范围之中了。
皇后选定后，清宫于次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七为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庆典，但正当皇宫中的上下人等为皇帝的新婚而忙得不可开交时，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祸事。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这时原本是天寒地冻、白雪纷飞的季节，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夜，一向幽深空寂的紫禁城却突然燃起了冲天大火，火势在寒风的助长下不断蔓延，竟然将太和殿前的太和门及其附近的昭德门等门楼宫室给烧毁殆尽。光绪的师傅翁同龢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亲临灭火现场后也不禁惊叹道：“此灾奇也，惊心动魄，奈何奈何！”
在戒备森严的皇宫，而且是在光绪大婚前的一个多月发生火灾，这往往被人们视为不祥之兆，或者上天有意降谴示警。对此，慈禧太后也是忧心忡忡，她害怕民间对此说三道四，于是用最快的速度处理此事：一是将火灾的责任人严加惩处，因点灯入睡而引起火灾的太监甚至直接处以死刑；二是宣布暂停颐和园工程，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三是借光绪新婚提前给京中各官和地方官员们大加封赏，以平息民间的议论。
火灾虽然被扑灭了，但这时又出现一个难题。按清廷祖制，皇后进宫时必须经大清门、午门和太和门进入，这样才能够向北进入内宫。但这次火灾之后，太和门一带已经被烧得一片焦黑，惨不忍睹，如果皇后从此经过，实在是大煞风景。可是，如果改变已定的婚期，这又让人觉得更加的不吉利。
●光绪大婚图
为了免得别人议论，慈禧决定婚典如期进行，而且皇后也必须要从太和门经过。说是这样说，要将太和门在举行仪式前修缮完毕，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慈禧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太和门一带搭盖彩棚，掩盖火灾的情形。在众多工匠们的努力下，经过日夜赶工，一座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太和门”彩棚还真在光绪大婚之前完工了。要不是仔细辨认，这座假的“太和门”几乎可以和原来的太和门相媲美。只是，这彩棚毕竟是纸扎的，就像慈禧治下的大清帝国，这时看起来虽然气势恢宏、颇有中兴盛世之象，其实里面不过是些竹架朽木，一经风雨，必然原形毕露。
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隆裕皇后从大清门经午门、太和门被抬进内宫，光绪皇帝的大婚庆典照原计划进行。这一天，皇宫内一派喜气洋洋，慈禧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那就是自己侄女终于做上了中宫皇后。
六天后，光绪举行亲政大典。大典之前，慈禧太后先在慈宁宫接受光绪皇帝和文武百官的三跪九拜。之后，光绪再次前往太和殿接受大臣们的朝拜，并颁告天下。由此，慈禧太后的两年训政期结束，光绪也由此开始了真正的亲政。
此时的慈禧太后虽然退政归养了，但光绪仍然无法超越慈禧的权力。新婚亲政后，只要慈禧太后在宫中，光绪皇帝就必须每天前去请安；如果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光绪也必须要隔上几天前去问安。由此，朝中大事基本还由慈禧来做主，光绪并不敢擅自决定。对此状况，光绪的师傅翁同龢也不免在日记中抱怨：“现在办事一切照旧。皇上虽然可以决定一些寻常的事，但稍难的事就得枢臣参酌决定，疑难的事情则要请太后懿旨了。”
这种状况，就连外国人都可以看出，慈禧“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际上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的确，以慈禧太后之余威，足以构成光绪难以攀越的一座高山。这就是无奈的现实。
转折年代
说白了，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新政的变法改革措施，都必然要冲击到一部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守旧派官僚和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
六十大寿，看来是无福消受
光绪大婚后，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再次退回了幕后。尽管在大多数问题上仍需要请示太后，但光绪毕竟获得了一些权力，由此其身边也开始聚拢了一批人，这些人大都是没有实权的清流人物，其中又以光绪的师傅翁同龢为首，时人称之为“帝党”。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原慈禧太后安排下的一批实力派官僚，当时又被人称为“后党”。
“帝党”大多由原清流党人中的南派演变而来，而“后党”则是慈禧太后多年培植的政治势力，因此“后党”又得名“老母班”，而“帝党”被叫作“小孩班”。在光绪亲政后的几年中，“帝党”和“后党”争斗不休，但由于“后党”有慈禧太后在背后撑腰，“帝党”一直都难以和“后党”相抗衡。因此，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五年中，光绪皇帝的执政基本沿用了太后垂帘时的路线政策。
光绪二十年（1894年），这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为此，光绪不敢怠慢，他提前两年（1892年）就发布上谕，为大寿做准备；次年（1893年）春，光绪又下令成立庆典处，专门办理庆典事宜。
由于古代没有国庆节、劳动节之类的节日，因此皇帝、皇太后的整寿生日（如六十、七十大寿等）便成为国内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其隆重程度几乎可以和当下的国庆节并列。倘若是国家安定团结、天下繁荣昌盛，搞一搞庆典倒也不算为过，何况是民间历来极为重视的六十整寿。因此，慈禧太后的想法和光绪皇帝的做法倒也还算合理。
但是，慈禧太后的运气也实在是背了点儿。转眼间就到了1894年，这年十月就该是太后的六十大寿了。可惜的是，看来这次慈禧还是无福消受喽。
就在这一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东邻小王朝被弄得大为惊恐，只好向清廷求救，借兵助剿。由于朝鲜是大清最重要的藩属国，因此清廷派兵代平其乱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当时的日本却心怀叵测，存心积虑地要将朝鲜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并曾在朝鲜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甲申政变”中上下其手，可惜都被清廷识破阴谋。这一次，日本见清军应邀入朝，于是借口保护日本在朝商业利益，也派出了大量军队进入朝鲜，兵力甚至超过了在朝清军的数量。
在朝鲜国王的招抚政策下，此时东学党起义已基本偃旗息鼓，于是朝鲜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双方撤军。清廷不想多事，立即答应了退兵要求，而日本却心怀鬼胎，试图借机独占朝鲜，于是朝鲜局势陡然紧张，中日冲突一触即发。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其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名淮军士兵全部遇难。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清军和日本陆军在朝鲜展开激战，但清军败多胜少，一路溃退，平壤失手。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水师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遭遇，双方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最终北洋水师折损5艘战舰而日本舰队重伤5艘，北洋水师吃亏不小。
在紧张的战争气氛下，经过数年精心准备的六十庆典开始变味了。按慈禧太后的想法，她是想给自己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寿诞，当时朝廷也是把庆寿当成压倒一切的大事来办的，可在前线失利的消息传来后，朝野议论纷纷，部分大胆的官员干脆直接上书，要求停止庆典工程，将相关费用移作军费。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慈禧虽说坚持按计划进行庆典活动，但也不得不对大臣们的呼吁有所表示，那就是对庆典规模进行了大规模压缩，如拨内孥300万两银子作为军费、庆典由颐和园改为宫中举行、不必要的庆典景点全部停办等。
对此，老太后心里这个气啊，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想当年，她四十寿庆时遇到亲生儿子同治皇帝病危，没有心思去搞什么庆典；五十寿庆时本想热闹一下，可偏偏又遇到和法国人开仗；现在六十寿庆了，也没有安生日子，连这小日本都欺负到头上来了。慈禧愤愤不平，她心想，我为大清辛辛苦苦操持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皇帝也亲政了，我也该好好享享福了。即使是平常人家的老太太，这六十大寿也该热热闹闹地庆祝一下，可我怎么每次大寿都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倒霉事呢？这都招谁惹谁了？
气归气，庆典还得照常举行。九月二十五日，京中的王公大臣及外省官员开始向太后进贡礼物，由此拉开了庆典的序幕。说来讽刺的是，就在第二天（农历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又在花园口登陆并向大连、旅顺进犯。在日军的进攻下，清军一路溃败，几乎无一胜绩。
日军占领大连湾的这一天（十月初十日），恰好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这一天，慈禧太后闷闷不乐地前往皇极殿接受光绪皇帝和文武百官的朝贺。这一天，虽然紫禁城里四处张灯结彩，宁寿宫的大戏锣鼓也已经敲响，看上去是一派喜庆气氛，可在战争失利的阴影下，进进出出的大小官员们个个神色紧张，交头接耳的尽是些前方战场的小道消息。
对此，慈禧自然是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可能是过了近三十年的和平日子（中法战争基本在越南境内和台湾），慈禧太后还真没想到，自己的六十寿典会碰到打仗这种倒霉事，而且战争的结果还是大败特败，几乎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如此一来，这场筹备了数年并耗费上千万两白银的万寿庆典，最后还是被小日本的隆隆炮声给扫了兴致。
慈禧越想越气，虽然在光绪皇帝、各王公大臣和奉旨请安的各省总督、巡抚面前，她勉强挤出一点儿笑容，但心里的不快是遮不住的。在贺寿的朝拜仪式草草结束后，宫中也摆开戏台唱戏，可一向最爱听戏的慈禧太后也没有心思去享受了。
在锣鼓敲响的同时，慈禧太后陷入了沉思：她对光绪皇帝把握大局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特别是对光绪和那些清流党人鼓噪的主战主张，更是感到极为的反感。在她看来，文人好战一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正如当年清流党人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一样。光绪皇帝毕竟还是太年轻了，处理问题也过于简单化、情绪化，现在战局一塌糊涂，又该如何收场呢？
●年老的恭亲王奕訢
这时，她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已在家闲置了近十年的恭亲王奕訢。慈禧认为，在这样的局面下，朝中也只有奕訢能够收拾。于是，奕訢很快便被重新起用，慈禧不仅派他管理总理衙门，而且海军事务也由奕訢来管理（醇亲王奕譞已经在1891年1月去世，时年51岁），在战事日坏的情况下，慈禧干脆让奕訢督办军务，节制统兵大员。
可惜的是，慈禧太后这次调换人马实在有些病急乱投医了。此时的奕訢，早已不是当年“辛酉政变”中意气风发的恭亲王了。在多年政治斗争的挫折下，奕訢不但病体缠身，而且已是暮气沉沉，锐气全无。由此，慈禧太后试图以启用奕訢来扭转不利局面，显然有些死马当成活马医，期望过高了。事实上，在甲午战争中，奕訢也只是跟在慈禧后面亦步亦趋，毫无建树。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在海陆军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想有所建树也难！
奇耻大辱，甲午战败饱受创伤
甲午战场上一败再败，宫廷中也起了波澜。十一月底，慈禧太后突然撇开光绪，在仪銮殿单独召见了各王公和军机重臣。在讨论完时政后，慈禧太后突然宣布，将光绪皇帝身边的瑾妃和珍妃降为贵人，以示惩罚。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隆裕虽然在慈禧太后的扶助下当上了皇后，但这段包办婚姻非常不幸福。据说成婚当晚，光绪便因早泄而未成好事，而年长光绪三岁的隆裕皇后对男女之事已经有所了解，她仗着慈禧太后的袒护，与光绪相处时多有轻蔑。可以想象，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在婚后也基本没什么感情，两人在一起经常是默坐无语，冷淡通宵。
由此，瑾妃、珍妃两姐妹便抓住机会，她们利用女人的本性和智慧博得光绪的宠爱。特别是年纪更小的珍妃，她为人聪明伶俐，容貌也相对漂亮，她借着皇帝的宠爱，有时还会协助光绪处理政务，就像当年的慈禧所做的一样。不仅如此，她还向光绪极力推荐了她的兄弟志锐和以前的蒙师、江西才子文廷式（光绪十六年殿试榜眼）。据说，珍妃还曾试图卖官鬻爵，为河南巡抚裕宽走门路，后被李莲英发现而密告给了慈禧。慈禧得知后十分恼怒，心想这人几乎就是多年前自己的化身，但她鉴于自己已经归政，只能暂时隐忍不发。
甲午战争中，志锐和文廷式都属于十分激烈的主战派，他们与帝师翁同龢遥相呼应，俨然已有“帝党”之象。他们与光绪的特殊关系，不但影响了当时政策的制定，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和不快。对于光绪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慈禧太后是十分不满的，她认为光绪现在之所以越来越不听她的话，就是珍妃和志锐、文廷式这些人在其中鼓唆，误国害民。特别是志锐等人，他们也不管敌我力量对比和形势变化，开战前意气风发，大骂日本蕞尔小国，鼓动皇帝开战教训小日本；等到战争失利了，就知道叫嚣惩罚当事人，杀几个人来以儆效尤。特别是其中有个名叫安维峻的御史，竟然公开上折指责太后干政，要求给光绪皇帝以实权，这更是让慈禧大为恼怒。
●慈禧太后与隆裕皇后（右）和瑾妃（左）
对于这些书生清流，慈禧本意是借以利用，平衡各派势力，但现在局势紧张，人心不稳，这些人的言论和观点就显得极为刺耳了。眼看战争一再失利，慈禧觉得自己要再不出来的话，恐怕局面难以收拾，于是决定先拿珍妃姐妹和志锐等人开刀，并予以严厉打击。事后，瑾妃和珍妃被降为贵人；志锐则被打发到乌里雅苏台去做参赞大臣，被远远地赶出了京城；安维峻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
慈禧太后对珍妃姐妹的打击，一来是惩罚珍妃的干政，二来也是表示自己对光绪的绝对控制。至于对志锐等主战派的打击，更是传递了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要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和日本停战议和。
甲午年的冬天不好过。1895年年初，困守威海卫的北洋水师最终在日本海陆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而陆路战场上，清军也是败绩连连，从辽东到山东，日军都占尽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即使不想议和也没其他办法了。
1895年春，李鸿章等人迎着萧萧春雨，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一路上，李鸿章愁怨满腹，快到马关时，吟诗一首：“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在日本谈判的日子里，年事已高的李鸿章不但被伊藤博文百般羞辱和嘲弄，谈判途中还曾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袭，脸上挨了一枪不说，差点就命丧东瀛。综观整个十九世纪，国际社会中可谓是流氓当道，各国谈判的地位主要是靠拳头的软硬来决定，此时的李鸿章，哪里还有什么办法。
春帆楼外，冷雨萧萧。李鸿章在春帆楼与日方最后议定的《马关条约》内容如下：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臣民可在各口岸自由通商设厂。
《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翰林院八十三人和内阁官员上百人联名上奏反对和约，前线的宋庆、李秉衡等将领也纷纷上书要求拒约再战。此时，京城正好举行会试，各省举人们大为激愤，他们公推康有为上万言书，提出“迁都、练兵、变法”三策，这就是历史上的“公车上书”，也是维新变法之发端。
据两江总督刘坤一回忆说，在甲午年的惨痛失败下，慈禧与光绪在接见他的过程中也曾母子对泣，并非全无心肝。但是，慈禧太后毕竟执政多年，经历的风浪也多，她做好了吞下这个苦果的准备，而光绪皇帝则在大臣和举人们的压力下焦灼万状，“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而在这时，慈禧太后的宠臣孙毓汶却多次拿着和约请求皇帝批准。在海军已覆、陆战不能的情况下，光绪皇帝思前想后，也只能在万般无奈之下批准了与日本的和约。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俄国、德国和法国的压力下，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半岛，但需清廷额外支付3000万两“赎辽费”。堂堂大清帝国，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这也是慈禧太后所没有想到的，怪不得后来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来讽刺其六十庆典——“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意味着搞了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而这也是慈禧执政三十多年的巨大失败。战争结束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为替罪羊被从权力的顶峰上踢落下来，在其搬到贤良寺暂住的日子里，老李说了这么几句话：“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李鸿章的愤懑之语，何尝不是慈禧太后执政多年的写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后，李鸿章又苦叹道：“老夫办了一辈子的事情，一是练兵，二是海军。如今看来，都是些纸糊的老虎，何尝能真正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若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马关条约》签字场景
李鸿章的辉煌正是慈禧太后执政时期的集中体现，可洋务运动搞了近三十年，洋枪、洋炮、洋船都买了，洋人也请了，北洋水师也像模像样了，可惜那还是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而已！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李鸿章承认自己只是个“裱糊匠”，大清朝也不过是一间“东贴西补”、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破屋”罢了。
对此，作为大清帝国总舵手的慈禧太后又怎能不感伤难受。但是，正所谓“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如果不能从根本体制上着手，即使洋务搞得再好，北洋水师看起来再强大，终究不过是“裱糊”而已。正因为如此，变法图强的呼声也开始在这个古老的帝国迅速蔓延开了。
变法引发危机，书生想搞政变
甲午的战败使得年轻的光绪皇帝陷入了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屈辱之中，而1897年年底因“曹州教案”而引发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事件，更令中国陷入了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当中。由此，以康有为等人为首的变法主张便很快引起了光绪的重视。
康有为出身于官宦世家，其从小熟读经书，后来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在当时有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称。1895年春，在得知《马关条约》即将签订时，康有为组织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主张“拒和、迁都、再战”，可惜局势所迫，他的主张没有得到清廷的采纳。
康有为虽然自诩学识渊博并自封“圣人”，但他在科举路上走得并不顺利，一直到1895年才中了进士，而当时他已经快40岁了。中试之后，康有为被授予户部主事之职，这显然不足以满足康有为的雄心大志。在国难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等人先后组织了强学会和保国会，宣传变法主张，而这正好与当时光绪的想法不谋而合。
就在这时，有两个重要人物的相继离世，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一是恭亲王奕訢，其于1895年去世。以奕訢多年的威望，他不但是清廷中足以平衡各方势力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重要调解人，他的去世，也使得朝廷中各派势力开始重新洗牌。另外就是光绪的生母那拉氏于1896年6月去世。那拉氏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亲情联系的纽带，有她在，慈禧总归是要给自己的妹妹一点儿面子。而且，一旦慈禧和光绪发生矛盾，那拉氏也可以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但随着那拉氏的去世，慈禧与光绪的矛盾立刻暴露无遗。
●《点石斋画报》中的“公车上书”图
在奕訢去世后不久，光绪帝便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变法维新，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首席军机、庆亲王奕劻后，又抱怨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慈禧太后听了奕劻的转述后勃然大怒，愤怒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奕劻的极力劝说，慈禧太后才消了气，她恨恨地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看他怎么说！”
庆亲王回去后，却没有把慈禧太后大怒的事情告诉光绪，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得到这个消息后，光绪喜笑颜开，于是在当年6月11日便意气风发地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
但是，变法的大幕还没拉开几天，慈禧太后便免去了光绪师傅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将之驱逐回籍；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又任命了自己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决定既出人意料，也可谓是老谋深算：她将帝党首领翁同龢罢黜，这让维新派失去了一个家长和缓冲的余地；而任命荣禄则确保了其对京师的绝对控制。
可惜的是，此时的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并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就在翁同龢被罢黜的第二天，康有为在觐见光绪时，他不仅没有为翁同龢的免职提出任何异议，反而鼓励光绪将更多守旧的高官剔除出局。
据说，康有为在朝房等候皇帝召见时，恰好遇到了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才能够补救时局时，康有为语出惊人，他说将那些守旧的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荣禄听后大为震惊，随后便到慈禧太后那里密告此事。
除了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说坏话外，那些觉得自己朝不保夕的反对派们也纷纷跑去告状，跪求太后回朝训政。慈禧太后见自己威望还在，心里十分舒坦，一直笑而不答。那些人不知所以然，又跑到天津督署向荣禄诉苦。荣禄深知慈禧太后的用意，便笑道：“先让他（光绪）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办了吗！”
不错，在守旧派的眼里，当时光绪皇帝发布变法维新的上谕简直就是胡闹。这一百多天里颁布的政策，主次不分，贪多求全，又大都没有经过反复协商和权衡利弊便匆忙推出，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使得这些政令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由此，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外，其他人对这些新政诏令几乎视同儿戏，他们要么推诿敷衍，要么就干脆不予理睬。
七月中旬，光绪下诏裁撤詹事府、太仆寺、太常寺等中央衙门和地方部门。据时人描述，这一举措立刻导致京城里失业或者连带的人就有上万人，朝野为之震惊。裁撤当日，被裁的部门一片乱象，“群焉如鸟兽散，衙门内不见人迹”。
说白了，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新政的变法改革措施，都必然要冲击到一部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守旧派官僚和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枢臣大吏和督抚大员，对于这些执掌旧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这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
所以，当康有为主张改革官制、大规模地裁撤冗署冗员时，很快便把绝大多数官员逼到了他的对立面。中国官场的传统是“只上不下”，裁撤冗署冗员，就是要敲别人饭碗嘛！从古至今，下岗再就业的安抚问题一向都是极难解决的。于是乎，利益受损的老旧官员们纷纷跪求慈禧太后回宫重新主持朝廷日常事务，也就丝毫不稀奇了。
就拿礼部尚书怀塔布来说，他被光绪革职后，立刻到慈禧太后那里哭诉，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后来，当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时，慈禧强压心头怒气，警告小皇帝不要轻易罢免自己挑选的那些老成稳重的大臣，也不要随便提拔那些年轻的政治新锐，更不能想当然地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有体制。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矛盾，其实是最高权力之争。作为权力的攫夺者，慈禧太后本能地对一切政治对手都抱有极大的戒心。光绪亲政后，由于其在甲午战争中颇为糟糕的表现，慈禧太后觉得他太年轻、太冲动了，没法让他放手大干。毕竟，光绪不是康熙，他缺乏强硬的个性和突出的能力，但又有着年轻人常有的逆反心理，而这更加招致了慈禧太后对他的不信任和反感。
当年九月，在没有请示慈禧太后的情况下，光绪便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全部革职。第二天，光绪又破格提拔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让他们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这件事，顿时触发了保守派最为敏感的神经。
过了不到十天，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时，立刻被慈禧太后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下午，光绪皇帝回宫后，慈禧太后便接到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曾弹劾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的一封密折，向慈禧太后控告了帝党文廷式和康有为兄弟的种种“不法行为”，并攻击光绪这两个月以来，借口变更新法而斥逐老臣、广置党羽。不仅如此，杨崇伊还捏造光绪将聘请日本退役首相伊藤博文做顾问，并说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祖宗的天下不啻于拱手让人。最后，杨崇伊吁请老佛爷即刻训政，救官民于水火之中。
杨崇伊的密折处处打中了要害：折中所说的文廷式是珍妃和瑾妃的老师，也是维新派的干将，一向为慈禧太后所痛恨；杨崇伊捏造康有为兄弟随意出入宫禁，这让慈禧太后火冒三丈；而聘请伊藤博文的传闻更是让她大为不安。于是，慈禧太后于次日便从颐和园提前回到宫中，意在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
再说光绪，他被慈禧太后痛骂一顿后也是心中羞愤异常，随后便召见杨锐并赐以一道衣带密诏，说慈禧太后似乎不愿继续变法，而自己又权力有限，搞不好自己都位置难保，让他们赶紧想办法，并称自己“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杨锐等人接到密诏后，书生们围在一起，一筹莫展，最后决定冒险拉拢袁世凯，实行兵变并囚禁慈禧太后。袁世凯原为清廷驻朝鲜商务监督，甲午后受命编练新军（即后来北洋军之渊源），他当时手握兵权，与维新派的关系也很好，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时，袁世凯还曾经捐助过一大笔款子。也正因为如此，袁世凯被康梁等人引为己方，就在政变爆发前，光绪还在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下连续两次接见袁世凯，并特赏其为侍郎。
眼看形势紧迫，谭嗣同便自告奋勇去说服袁世凯举兵勤王，发动政变。在《谭嗣同传》一书中，梁启超绘声绘色地记述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戊戌年八月初三的深夜，谭嗣同径自造访了袁世凯的住地。两人见面后，谭嗣同便开门见山地问：“天津阅兵的阴谋（守旧派利用阅兵废黩光绪皇帝），你可知道？”袁世凯笑而不答。谭嗣同拿出密诏，说：“如今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了，你愿意救就救！”
趁袁世凯在看密诏，谭嗣同手抚自己的脖子道：“如果你不愿意，现在到颐和园报告慈禧太后，你也可以升官发财了。”袁世凯听后厉声道：“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戴之主，我与足下同受非常知遇大恩，救护之责，岂是你一人！你有什么计划，愿闻其详。”
谭嗣同听后大喜道：“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时废黩皇上，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的控制。到时如果政变，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将是不世之业。”
袁世凯有点儿为难，说：“要是皇上在阅兵时疾驰入我部队的话，到时传号令诛灭奸贼，我必定跟随诸君子之后，竭死相救。”谭嗣同还不放心，问道：“荣禄对你向来信赖宽厚，你到时怎么对待他呢？”袁世凯又笑而不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