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袁世凯的一个谋士插嘴说：“荣贼对待袁帅并非真心诚意。以前某公想增加袁帅兵力，荣禄说：‘汉人未可假大兵权。’他向来不过是笼络罢了。”谭嗣同道：“荣禄确有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听后怒目道：“若皇上阅兵时在我的大营，杀荣禄不过就像杀一条狗罢了。”两人商议妥当后，谭嗣同才告别袁世凯，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以上所说，也就是所谓的“围园杀后”。不过话说回来，康梁等人的计谋虽然够好，但慈禧太后就那么容易对付吗？这显然太过乐观了。
软禁皇帝，实在是轻而易举
正所谓“兵贵神速”，还没等到康梁书生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戊戌年的风暴就已经爆发了。据《戊戌朝变纪闻》中说，就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御临便殿，其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亲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人跪于案右，而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
随之，慈禧太后便疾声厉色地呵斥光绪：“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还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骂罢皇帝，慈禧太后又转头责骂那些大臣说：“皇帝年少无知，你们这些人为何不加以劝阻，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对他留心稽察管束。现在我人虽然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我唯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所幸我现在身体还好，到时必不负你们！”
喘了口气后，慈禧太后又接着说道：“早些时候，奕劻还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地叩头，连称有罪。这时，一向保守顽固的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他赶紧上前奏道：“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皇上谴斥。至于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又转身问光绪：“要是有臣下变乱祖先之法，你可知该当何罪？你说说，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之法而行康有为之邪术，你怎么会昏聩到这种程度？”
此时的光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战栗答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
可怜光绪皇帝当时早已是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
慈禧太后又厉声追问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
光绪战栗了半天，说：“知道。”
慈禧太后怒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在得知光绪知道康有为等人的“围园”之谋后，慈禧太后极为愤怒，她斥责光绪说：“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要听小人之谗言暗害于我吗？”
光绪被吓得浑身颤抖，好半天才说：“我无此意。”
慈禧太后又是恨又是怒地斥骂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会有你吗？”（大意是，若慈禧太后被害，光绪的地位也难保。不过话说回来，倘若慈禧太后真的被害，光绪是否能掌控政局的确是未知之数）
由此，慈禧太后便宣布训政并收回光绪皇帝的权力，随即又下旨捉拿康有为兄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慈禧太后便将戊戌年的维新变法消灭于无形当中。
说到这里，却要说说当年袁世凯的这段公案。戊戌政变后，京城中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的是袁世凯的出卖行径：“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按通常的说法（也就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说法），谭嗣同至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世凯佯作答允，等到他回了天津后，便立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紧急报告慈禧太后，这才有了政变的发生。
不过，据目前很多史学家的研究认为，戊戌政变其实并非因为袁世凯告密，而是袁世凯得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后，为了自保而将谭嗣同的密谋向直接上司、直隶总督荣禄和盘托出，后者遂立刻返京，“戊戌六君子”由此被杀。换言之，戊戌变法的失败并非因为袁世凯告密，因为其告密前慈禧太后已经收回光绪帝的权力；但是，袁世凯的告密使慈禧太后得知了康梁等人的“围园杀后”密谋，由此导致了政变的流血化。
之后，慈禧太后又发出密谕，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七人先行革职并交刑部治罪。接着，整肃行动进一步扩大化，诸多维新人士如宋伯鲁等人被革职监禁、湖南参与新政的陈宝箴与熊希龄等人被革职永不叙用、徐致靖等人被定罪流放，就连光绪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在随后几天里被杖毙四人。
最为惨烈的，当然是被杀的“戊戌六君子”。这些人中，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恐怕是最冤枉的。他是六君子中唯一没有做官的，也不是维新派的风云人物，他完全是死于杨崇伊密告康氏兄弟“出入宫禁”的谣言。据说，康广仁被杀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其状惨不忍睹！
六君子中，谭嗣同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从政变到流血原本有一两天的时间差，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避居日本使馆，但谭嗣同坚辞不受，其掷地有声地表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四天后，六君子未经审判、也未定具体罪名（因牵涉到光绪皇帝，或许是有审而无判；谭嗣同之不走，或许也是为了证明光绪皇帝不曾参与“围园杀后”之谋），就在菜市口刑场被杀。
●戊戌六君子遇害图
六君子就义之日，观者万人空巷。临被杀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好汉子铁骨铮铮，谭嗣同不愧为一个真正血性的殉道爱国者。可叹的是，六君子引颈就戮之时，守旧势力却纷纷弹冠相庆，这些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者在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欢呼时，那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忧心如焚的青年志士却喋血街头，这又是何等的讽刺与悲凉。
再说康有为。当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氏兄弟时，老康正安步当车地前往天津，准备奉光绪之令去上海办官报。殊不知，此时京城已经风云突变，所幸当时有人通风报信，康老师才得以在追兵赶到之前换乘英国轮船逃走，最后经香港去了日本避难。梁启超则是在政变发生后避入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剪去发辫、改穿和服，乘坐日本军舰逃走，最后和康有为在日本会合。
六君子既死，各新党维新派或逃匿、或监禁、或流放，一时败落；而原本和维新派同气相应的洋务派开明官僚们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只得缄口自保或者干脆靠边站，神州上下，万马齐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旧大臣拊掌称快。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这些人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视新事物为仇敌，这也是整个晚清最为黑暗的时期。正是在这些人的统治下，才引发了最为荒谬的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之祸。
至于光绪皇帝，那就更惨了。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将光绪幽禁于瀛台（瀛台为三海中一小岛，三面临湖，只有一桥可以进出），并派来心腹太监和侍卫对瀛台严密看防，光绪的任何举动，都会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从此后，光绪便失去了人身自由。
光绪虽被幽禁，但限于他的皇帝名分，他还得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每日像个木偶一样上朝召见臣工，这种苦处比禁锢独处恐怕更要痛苦百倍。这次训政，慈禧太后已经掀掉帘子，直接和光绪并排坐着，形如两君。更可笑的是，每次召对大臣，都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说话，而光绪只有在慈禧太后示意他说话时，才会勉强说上两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光绪被置于大庭广厦之中，声音笑貌无一自然，如颠、如聋、如哑，而大臣们对光绪也是以颠聋哑视之，仿佛对待空气一般。
慈禧太后还怕民间舆论对她不利，又让太监们到酒肆茶坊里去传播谣言，诋毁光绪的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甚至谋杀太后等，这下反让人觉得都是光绪的不是，而慈禧太后训政便是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光绪就更加被孤立了。
某次，光绪见湖中有一水鸟，便让太监给他拿弹弓来射鸟消遣取乐。一个颇有玩心的小太监不知利害，其欣然到房中取出弹弓交给光绪。正当光绪玩得开心时，有太监去报告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随即追查是谁将弹弓献给皇帝的，小太监听后大恐，自投于湖中。慈禧听说小太监已自杀，仍旧将其他监视的数人，或笞，或罚苦差，无一幸免。从此，光绪再让太监们去做什么事情，那些太监们都一个个充耳不闻。冬天时，瀛台四周的湖水结冰，光绪便从冰上走出去，后来被慈禧太后知道了，很快便让人将冰凿去。有一次，光绪走到太监屋里，看到桌上有一本《三国演义》，他拿起来读了几行，不免长叹道：“朕不如汉献帝！”
《金銮琐记》中说，有一次光绪逃到西苑门口，被多个太监强扭发辫给拉了回去。慈禧太后要光绪一起上朝时，往往有上百人在身边跟随，以防光绪逃走。更有人说，曾亲眼看见光绪因要上朝而出灜台后，仰首向天而望，刚甩开身边的人走到乾清门，便有太监十余人阻拦去路。
如此，皇帝已成笼中人。
乙亥建储，惹出天大的麻烦
尽管不能确定光绪有没有参加“围园杀后”的密谋，但在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对光绪的怨气也越来越大。这时，她倒有点儿怀念起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了。看来，不是亲生的，毕竟不可靠啊！
没多久，外国使馆常来打听光绪的境遇，颇有干涉之意，慈禧太后深以为恨，便将光绪生病的消息公然诏告天下，并为之延请名医，以证明自己训政的合理性。对天下子民公布皇帝的病情，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因为这往往有皇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政治含义。更何况，光绪皇帝是否生有大病，本身就是个谜。
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中，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皇上被毒死了”“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囚禁了”“新的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等等。而坊间传闻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不断地处死太监（确有其事），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
外国公使之所以对废立传闻如此有兴趣，主要是他们对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而不愿意看到守旧的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在这些人中间，英国方面表现最为积极。在戊戌政变之后，他们的兵舰便开到大沽口外，以示对本次事件的关注。在主管外务的庆亲王奕劻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辟谣并表示光绪皇帝情况良好时，窦纳乐则提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
慈禧太后得报后，既不满又不屑地对奕劻等军机大臣说：“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涉？何况外国的医生也不配给皇上看病。”但说归说，为了封住外国公使们的口，慈禧太后最后还是邀请了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Dr.Detheve）给光绪帝看病，最后医生的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
而据江苏巡抚推荐的名医陈莲舫的叙述，他在给光绪诊病时，慈禧太后与光绪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个几凳。当时的光绪脸色苍白，面有倦容，头似发热，喉间有疮，形容瘦弱，鼻如鹰钩，颇像一外国人。慈禧太后则威仪严整，一看就知道是权力在握。表面上看起来，慈禧太后对光绪的病情很是关心，病情都由太后来代述，光绪只在旁边点点头或者说一两个字来证实一下。陈莲舫诊断后的结论是光绪患有隐疾，但尚无性命之忧。
慈禧太后命各地督抚延请名医为光绪治病，实际上是有废帝之意，同时也以此暗示各省督抚赞同其意见。废立之说传开后，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即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争言不可，但后来张之洞突然后悔，途中将折子追回。刘坤一得知后大笑道：“香涛（张之洞的字）这个人，遇到小事勇气十足，碰见大事就胆怯退缩，算了，先让他自保吧，将来他或许还有大用处。我反正是老朽了，没什么可怕的。”于是刘坤一便复电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
不仅如此，国人对此也是一片哗然，上海的候补知府经元善在众人拥戴下，征得万人签名，上书反对废立之事并公然要求保护皇上。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命立刻捕杀经元善，幸好他及时逃到了澳门，这才幸免于难。
经历这些波折后，慈禧太后的“废立”之说也只好偃旗息鼓，之后又改行“建储”计划。据《崇陵传信录》中说，当时最热心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同治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他在同治及皇后死后便久废在家，郁郁不得志；第二位是同治原来的师傅、大学士徐桐，他当时虽然已届八十岁，却常常倚老卖老，贪好弄权；第三位是礼部尚书启秀，他在戊戌政变后受徐桐举荐入了军机处，也想跟在徐桐的后面邀功。
恭亲王奕訢去世后，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首，但世铎是个保守中庸的老官僚，当时最受慈禧太后信任和重用的其实是大学士荣禄，可谓是言听计行，大权实归。徐桐和崇绮将废立之奏稿密请慈禧太后阅后，慈禧说：“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于是两人便去见荣禄，说奉太后懿旨，将此稿给荣禄看。
荣禄接稿看后，突然以手捧腹大叫道：“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两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说完，荣禄丢下他们两个跄踉奔入，良久不出。这时天正严寒，徐桐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
再说荣禄，其实他哪里是什么肚子疼。在把徐桐和崇绮两老头撂那儿的当口，他是偷偷出去找幕僚樊增祥商议对策去了。等商议好了，荣禄回来又说：“刚才还没看明何事，今请一看。”于是，他又接过奏稿看了数行，随后便突然将稿子往火炉里一塞，火焰腾起，荣禄还连声说：“我不敢看哪！”
徐桐大怒，说：“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禄说：“我知太后不愿做此事。”徐桐两人争说实出太后之意。荣禄说：“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于是荣禄便去见慈禧太后，痛哭磕头，说冒此大险，万万不值，一旦招起大变，恐怕祸及太后，慈禧太后这才惧而不敢作。
也有人说，荣禄之所以反对废帝是因为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如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说，荣禄将废立之事告知李鸿章后，李鸿章起而大声道：“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这事要真举行的话，实在是危险万状。首先是各国使臣起而抗议，继而各省疆臣仗义声讨，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你现在是朝廷重臣，最为太后宠信，还是委曲密陈其中的成败利钝，我且言尽于此。”荣禄听后急忙回报慈禧太后，说以此事不可行。
《语林》中则说，荣禄去见慈禧之前先拜访了李鸿章，将废立之事相告，并请求李鸿章探探外国公使的口风。李鸿章满口答应，说先授他两广总督的职位，届时外国公使来祝贺时乘机透透风，看看他们的反应。荣禄大喜，于是在回报慈禧太后不久，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外国公使们听说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纷纷来贺，于是李鸿章便转叩其意，外国公使称他们国书是致光绪帝的，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云。李鸿章后来便说外国公使不愿承认新帝，于是废黩光绪之议暂止而决定改立大阿哥。
●端王之子溥儁
不久，慈禧太后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在仪鸾殿开会。当时人都以为要行废立之事了，内廷苏拉还口口相传：“今日要换皇上了！”不过最后诏书下来，却是立溥儁为大阿哥，这也就是历史上说的“乙亥建储”。
在皇亲近支中，慈禧太后最终选了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大阿哥人选。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丰十年（1860年）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被封瑞郡王，不巧诏书错写成了端王，后来便因错就错改称端王了。载漪的福晋，一说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另一说是慈禧太后的养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的福晋经常出入宫中，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由于名位及才干并不突出，载漪在戊戌政变之前少有建言，也并不为人所注意。但在“废立”之说兴起后，载漪很快被推到了台前，而他也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随后他几乎是不择手段、费尽心机地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溥儁顺顺当当扶上皇帝的宝座。
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溥儁是按当年吴可读之议而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为“大阿哥”。随之，15岁的溥儁被接到皇宫内弘德殿读书，以同治帝的岳父承恩公崇绮和原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徐桐为师傅。由此，端王载漪的周围便聚集了一些保守顽固、盲目排外的亲贵们，如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和载澜、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这两类颟顸宵小之徒凑在一起，胡搞一气也就不奇怪了。
更微妙的是，由于在戊戌政变中，英国、日本等国庇护康有为、梁启超等乱党的举动和对光绪超乎寻常的关心，让慈禧太后很是不安，她总觉得洋人是在质疑自己在戊戌政变后执政的合法性，由此也成了她的一块心病。载漪等钻营之徒很好地利用了慈禧太后的这块心病，当他们听说外国公使试图阻挠“废立”之后，更是群情激奋，恨得牙痒痒了。
义和拳进京，局势全面失控
话说1897年“曹州教案”后，鲁西北一带便不太平，当地闹起来大刀会、梅花拳、神拳和义和拳之类的组织，他们号称自己有天神帮助、刀枪不入，并专门与教会及教民为敌，弄得外国公使们经常跑到总理衙门向清廷抗议，要求对这些拳民严行镇压。一直到袁世凯带着他编练的“新建陆军”进入山东，当地拳民们的活动才告平息。
但山东是安静了，可一些拳民又转移到了直隶（今河北）一带，使得事态反而进一步恶化。到1900年后，民、教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外国公使们联合向清廷提交抗议，要求清廷下发镇压义和拳的上谕，但由于荣禄因病请假，当时的朝政问题掌握在刚毅、载漪等人手中，这下中外沟通便成了大问题——外国公使越是说要剿杀义和拳，这些人就偏偏说义和拳是义民，并试图利用义和拳来牵制洋人。
在外国公使们与清廷闹得不可开交时，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活动已经风云初现。当年5月底，义和拳进入涿州，并进而破坏铁路逼近到丰台后，近畿形势陡然紧张了起来。在观察了几天后，局势仍未有平息的迹象，于是慈禧太后命大臣赵舒翘与何乃莹前往涿州进行实地调查并进行招抚，劝导拳民们“一起解散，各安生业”。
随着局势的恶化，荣禄再也坐不住了，他在5月底销假回朝。尽管他在上朝后一日连上七道奏折，但力挽狂澜的最好时机已经失去了。6月6日，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召集各王公大臣来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会上，端王载漪、刚毅等人声称义和拳是忠心于国的义民，如果给予上等军械并好生操练，即可成为有用的劲旅，正好可以用来抵御洋人。
载漪等人出于自己集团利益的考虑，他们的强烈表态和众口一词基本把持了会议。尽管一些大臣明知义和拳都是些骗人的把戏，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为人圆滑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文韶便在会上未置一词，而荣禄稍表异议，便立刻遭到载漪等人攻击，这次会议几乎被仇洋的一派所控制。
尽管如此，荣禄的立场对慈禧太后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再加上赵舒翘前往涿州实地调查尚未回来，因此，她暂时未能在剿和抚之间做出决断。颇为讽刺的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刚毅担心赵舒翘会得出不同于自己的调查意见，于是他主动请缨，要求前去涿州、保定一带招抚拳众，并乘机在赵舒翘回报朝廷之前将他的嘴堵上。
事实上，赵舒翘到了涿州后，看到义和拳都是些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本已经灰心丧气。但刚毅来后，义和拳在他面前表演神功，刚毅上当受骗还深信不疑，殊不知这只是义和拳早已设好的骗局。等到刚毅和赵舒翘等人会合，刚毅强烈主张“拳民可恃”，而何乃莹则唯唯从命，赵舒翘虽然心里反对，但因为自己进入军机处是靠刚毅的推荐，于是也只好听从了刚毅的意见，回京后含糊其辞地复命了事。
●义和拳拳民
对于涿州一带局势的恶化，外国公使们也很紧张，特别是在长辛店、丰台等车站被义和拳烧毁后，其更是不顾清廷的反对而从天津调入约450人的使馆卫队。进入6月后，混乱的局势没有丝毫的好转，华北地区的传教士、教民甚至外国铁路工程师被拳民所杀的事件屡有发生。6月10日，西摩尔率各国联军两千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强行进京。而在同一天，端王载漪、启秀等四人进入总理衙门，更是加强了清廷中仇洋派的势力。
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消息传开后，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仇洋派彻底控制了朝政。在他们的鼓励之下，大批的义和拳从6月中旬开始相继涌入北京和天津。而在此之前，深州、通州、静海县城等地也已在不同程度上被义和拳所占据或控制。在直隶省城保定，5月底城中便已是团民充斥，局面失控。
当时某士大夫记载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说拳民们“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大都是一些年轻的“乡间业农粗笨之人”“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持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至6月18日更是达到高潮，“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等到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上谕时，进京的拳民已经达到十几万人甚至更多。值得注意的是，进京的拳民大都没有组织性，只是以各自的家乡为标识，其中大多来自直隶中部地区和顺天府各州县。
令人疑惑的是，作为京畿重地，义和拳是如何顺利进入的呢？从当时情况来说，义和拳绝没有攻取北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他们的进入，完全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毫无疑问，京畿地区向来是清军重兵驻扎之地，其中包括董福祥武卫后军二十营、荣禄的武军中军三十营、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二十营、宋庆的武卫左军二十五营，步军统领辖下的警备部队以及八旗的火器营、健锐营、虎神营、神机营等，当时的总兵力在10万左右。但奇怪的是，守城清军（主要由步军统领负责）却大开城门，任由义和拳随意进入。
据记载，义和拳入城之时无人阻拦，甚至晚上城门已经关闭了，只要到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京师重地，大批拳民武装进入，如入无人之境。进城后，拳民们在街市来来往往，砍杀不绝，而地面上的官兵也不敢阻止。当时有人记载说，“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
从下面的一段记载或许能看出此中的端倪，“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
载澜是谁？神机营长官是也。当时的京城九门谁负责？步兵统领庄亲王载勋。加上负责虎神营的载漪，这几个人在导入义和拳问题上起到了重大作用，而这也是导致北京局势失控的最关键一步。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军机大臣刚毅在与载漪等人勾结后，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要利用义和拳，刚毅招抚在前，载漪等人放入在后，“大阿哥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绑架了整个清廷乃至中国的命运。
在载勋等人的招抚下，义和拳大批涌进了北京城，拳民们在城内随处设立拳场，并竖起“保清灭洋”的旗帜，“义和拳”一时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也是最让人惊恐的事情。大量拳民涌入京城后，很快便开始了反教行动，他们不分清红皂白地滥杀教民，焚烧教民房产和各种洋物，这不仅严重破坏了京城的社会秩序，也将引发更大的中外冲突。
对义和拳表现最为积极亲善的当属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当时载漪不仅在邸中设坛立团，朝夕虔拜，而且经常召义和拳首领等赴端王府议事；刚毅、载澜改穿义和拳装束，徐桐、崇绮也是笃信有加。就连宫中太监、侍卫和部分清军也纷纷加入义和拳，董福祥还与义和拳首领李来中结为义兄弟。
天津的情况也不乐观。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当时被义和拳认为是洋人的大本营和洋教的黑风口，因此也成为义和拳要重点打击的地区。1900年6月初，以曹福田、王德成、张德成等人为首的义和拳进入天津，到处焚烧教堂，拆毁铁路、电报局甚至毁坏海关、衙门，局势极为混乱。自6月中旬起，天津各洋行一律罢市，招商局除米粮外其他各种货物一律停运，信件、通讯停止，连老龙头火车站也被焚毁。
内忧外患，一时俱起。在义和拳反教活动不断扩大的同时，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并开始进逼天津，整个天津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对列强宣战，其实是百年误传
义和拳进入京津后，慈禧太后这才发现，不但京城已经失去了控制，就连朝政也已经失去了控制。原来，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消息在清廷内部和北京城内都引起了恐慌，这种气氛使得仇洋情绪急剧高涨，载漪等人也由此占据了朝政舆论的制高点，谁要在这时候轻言妥协，必然有“通敌卖国”的汉奸之嫌疑。在这种情绪下，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淹没。
6月16日，义和拳在正阳门纵火，大火“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周围几千家商铺和民房被毁于一旦。就在这天，慈禧太后在紫禁城仪銮殿东暖阁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这次是扩大会议，包括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总共有一百多名在京官员参加。
会议的气氛是紧张而压抑的，慈禧太后看着外面弥漫半空的黑烟，她阴沉着脸，抛出一句话：“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你们说怎么办吧。”各大臣听后面面相觑，没人敢先发言。沉默了一阵后，曾任外交使臣的吏部侍郎许景澄说：“大清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每年都有民教相仇之事，但大都是赔钱了结。现在如果义和拳攻杀外国使臣，必然导致各国联合进攻，到时将如何抵御？”
这时，太常寺卿袁昶也站了出来，他痛斥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戮使臣，有悖国际公法，其声音之大，声振殿瓦。慈禧太后听后十分不悦，她冷冷地说：“法术不足恃，难道人心也不足恃吗？现在国内积弱已极，所仗的也就是人心还在，要是连人心都没有了，何以立国？”
听了慈禧这话，侍郎长萃乘机跳出来说：“义和拳都是些义民啊。我刚从通州回来，通州要是没有这些义民的话，恐怕早保不住了。”
载漪、载濂听了大乐，赶紧连声附和说：“长萃说得对，人心不可失！人心不可失啊！”
戊戌政变后一直不太吭声的光绪皇帝这时说话了：“人心顶什么用，不过是添乱罢了。士大夫们都喜欢谈兵，朝鲜一仗，朝中大臣都争着主战，结果是一败涂地。如今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若和他们全部开战，必败无疑。”
载漪听后顶嘴说，已调董福祥部来京，其善战，剿回时立下大功，有他在就不用怕洋人。
光绪冷冷道：“董福祥骄横跋扈，列强船坚炮利，回部之乱根本不能比。”
自变法失败被幽闭后，光绪皇帝每次见大臣都只说个三言两语，绝不提及政事。独有这一天，其说话峻切，显然知道这时的局势已是非同小可。
这时，侍讲朱祖谋也说董福祥是个无赖，万不可用。慈禧太后听后厉声说：“你说董福祥不能用，那你就推荐个有用的！”朱祖谋说，如果一定要选将，那必须要用袁世凯。这些义和拳拳匪乱民，必不可用。载漪听后，用极为粗暴难听的话大骂朱祖谋。各大臣见状，都不敢吭声了。
对此，荣禄在后来写给其叔父四川总督奎俊的信件中也多次提到载漪等王公贝勒在会议中心怀鬼胎，在殿廷上大呼小叫、犯浑不懂事理，实在不成体统。在这些人的威势下，负责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在会上居然连声都不敢吭。
6月16日的会议，慈禧太后还是没有打算和洋人决裂，只是派那桐、许景澄去杨村面见联军，要求其不要进入北京。但那桐、许景澄在路上就碰到拳匪抢劫，根本就没见到联军。到6月19日，慈禧太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却是风云突变。
据说，慈禧太后在会上拿出江苏粮道罗嘉杰辗转送来的一份密报，这是一份洋人的照会，其中提出四条要求：一是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是代收各省钱粮；三是代掌天下兵权；四是勒令皇太后归政。
慈禧太后将这个消息公布后，全场惊愕，据说端王以下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激动之余，这些人发誓要效忠皇太后，不惜一切和洋人拼了。慈禧太后也说，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那只有和洋人决一死战了！
当然，真正让慈禧太后下决心与洋人决裂的不是洋人的假照会，而是来自直隶总督裕禄发自天津的报告。裕禄在6月17日上午6时接到洋人一份迟到的最后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2时将大沽口炮台交出。
作为对洋人最后通牒的外交反应，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索占大沽口炮台“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各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应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这个照会总共有12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国公使，另一份则是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这个照会，实际上是要将外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全部驱逐出境，考虑到洋人在天津的无理要求，清廷的反应也不算过分。
6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朝廷已经陷入洋兵和义和拳的双重困境，要求各省督抚通盘筹划，联络一气，接济京师，共挽危局。这道上谕，随后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称列强“三十年来，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日甚一日，无所不至”；“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清廷决定对“彼等”“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这个诏书颇耐人寻味。首先，诏书以洋人强行索要大沽口炮台为由宣战，殊不知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过因直隶总督裕禄害怕担责任隐瞒未报而已。换句话说，联军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宣战，6月21日清廷的宣战反落在了后面。
其次，诏书的宣战并没有具体对象，而只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从国际公法上说，这能不能算是对外宣战恐怕还是个问题。而以事实论，后来也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正式应战（各国均认为出兵是为了解救使馆人员而非其他）。
最后，这个诏书向国民解释了朝廷为何要做出如此决策并呼吁共同御敌，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对内的战争动员令而不是什么宣战书。由此，目前的主流看法说慈禧太后对十一国“悍然”宣战显然是重大误解，在法理上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月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单独前往总理衙门时，在路上被清军小队长恩海所杀；而在此之前，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也于6月11日被董福祥的甘军所杀。外交人员特别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使得外国公使们彻底失去了对清廷的信任；因此，在清廷已经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他们当时唯一能做的，便是在使馆中坚守待援。由此，清军对使馆长达一个多月的“围攻”开始了。
围攻使馆，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攻打使馆的主要力量是义和拳，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即使清廷在诏书中称义和拳为“义民”，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已与义和拳合流。因为义和拳被招抚后，他们没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门下而仍旧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无组织的特性。那些已编为乡团的拳民们并不甘心受官府的约束调遣，就连在端王府“挂过号”的义和拳首也曾直截了当地跟载漪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拳民们不肯受抚，其“桀骜相竞”的混乱状况，各地方官也束手无策。
在义和拳最鼎盛时，他们对昔日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公然藐视，甚至连官员也敢杀，譬如，神机营翼长庆恒（二品高官，清军副都统）等人就被义和拳寻仇而杀，一家大小十三口无一幸免，连载漪等人都不敢过问。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等人的家中都被拳民们抢劫（最可笑的是，徐桐乃是义和拳的铁杆支持者）。
由此或许可以看出，在京城已经失控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对义和拳的招抚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安抚拳民、防止拳民暴动；而其对外宣战则给了拳民一个怒气的宣泄口，同时也在失控的局面中维护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换言之，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必须顺应义和拳扮演一个“爱国爱民”的朝廷，如果贸然剿杀义和拳，恐怕等不到外国干涉便已经亡于拳民之手了。
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当时慈禧对失控局势的描述：拳民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出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法不及众之忧、尾大不掉之势”，在面临危机考验时，决策者只能暂时顺应民意所指，不然即会引火烧身。只有领悟到这点，才能体会到慈禧太后“宣战诏书”的深刻含义，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宣战诏书”对内而不对外的原因所在了。
要消弭义和拳，必须另设计谋，正如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称的，“现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来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如导使随往津御洋兵，少两得之。”换句话说，这就是在表面“招抚”的名义下，将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减轻朝廷的危险和压力；同时，又可以通过拳民们暂时抵挡一下洋人的军队，稍微延缓其进军北京的速度；再者，又可以借洋人之手消灭义和拳，或者清军干脆直接上阵剿杀。很显然，慈禧太后这种“中外平衡、一石双鸟、多重功效”的阴险策略，恐非拳民们所能洞察的了。
不过，在围攻使馆的具体问题上，拳民们就不宜冲在第一线了。道理很简单，使馆区的卫队不到五百人，如果让拳民们一拥而上，显然会将那些外国公使和使馆中的洋人们屠杀殆尽，这将给未来的谈判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对于这点，慈禧太后还是很清醒的，虽然她很痛恨洋人，但绝不能去冒这种风险。
由此，从拳民们进入北京到使馆最终解围，除了极少数拳民的的零星活动外，义和拳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够直接地、大规模地进攻过使馆区，这远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事实上，义和拳并不是不想去焚烧或进攻使馆区，而是他们做不到。正如当时人记载的，拳民们在清军进攻使馆时，只能在使馆区外“升屋而号”，这说明他们完全被隔离在战线之外，因为早在6月16日时，荣禄的武卫中军便奉命保卫使馆，义和拳根本就靠近不了使馆区。
解决了这一内部问题后，再来看使馆之围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很显然，慈禧太后对于外国公使们决无加害之意，而她一再要求公使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过希望在局面失控中尽量减轻自己的压力或者说试图甩掉这个包袱，而绝不是公使们认为的“有预谋的大屠杀”。如果做一个大胆推测，假如公使们真的在6月下旬在使馆卫队和清军的保护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庚子年的灾难可能会小得多。当然，在当时义和拳蜂起的局面下，公使们怀疑清军的保护能力甚至动机也不是没有道理，历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构成的。
从6月20日下午开始，使馆区便陷入了清军的“围攻”之中。不过，清军进攻使馆倒也不完全是佯攻，而是半真半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进攻开始后，首先受到攻击的是划在使馆区之外的比利时使馆和奥地利使馆，由于这两个使馆的人员已经基本撤退到英国使馆，因此，留守的卫队士兵几乎未经抵抗便撤出。当天晚上，这两个使馆就被大火烧毁。
使馆卫队紧接着放弃的是荷兰使馆和意大利使馆，因为荷兰使馆在使馆区外，而意大利使馆处于使馆区防线的突出部位，兵力薄弱，难以防守，因此清军一进攻，使馆卫队便主动放弃。意大利人撤出后，使馆便被焚毁。
当时参加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少量由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军队。在整个进攻过程中，荣禄和奕劻是很聪明的，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攻击外交人员会在日后带来极大的危害，想必也能体会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至于董福祥的甘军，他们仇恨洋人则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的武器装备过于落后，连开花大炮都没有。这种情况，正如当时一笑话说的：李鸿章得知进攻使馆的军队是董福祥的甘军后，他大笑着告诉外人：“尽管放心，使馆无恙！”
董福祥当时和端王载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进攻使馆的命令后自然尽心尽力，但问题是，慈禧太后在进攻使馆的决策中也相互矛盾，围攻使馆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如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的，慈禧太后曾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慈禧太后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载漪等人。尽管中间可能会存在失控的情况，慈禧太后控制不了义和拳，但对于载漪、董福祥他们终究还是能掌控的。事实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阴险，其在事后将围攻使馆的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