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元旦社论公开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要开展对“右倾翻案风”的批判。1月7日，一篇关于北京大学的报道更加明确地提出，“去年7，8，9三个月，资产阶级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斗争矛头进一步明确。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文章说：“‘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全面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纲领”，“‘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就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次运动要打倒的对象，就是不久前复出并且以非凡的魄力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
一、邓小平的复出
◎毛泽东：“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风庆轮事件”，邓小平与“四人帮”公开激烈冲突
◎王洪文长沙告状：“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周恩来抱病赴长沙
◎毛泽东警告“四人帮”，称邓小平“人才难得”
◎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主导的政府阵容
◎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江青：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毛泽东再批“四人帮”
◎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
邓小平的复出和在短时间内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同样在短时间内被重新打倒和政治地位的丧失，是70年代中期的重要事件。这个过程是与政治上的激烈斗争密切相关的。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第二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但同被“永远开除党籍”的刘少奇相比，境遇要好一些，毛泽东保留了他的党籍。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进行了有限度的修正。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肯定了陈毅的历史贡献，毛泽东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肯定了自己与老干部们的政治联系。
毛泽东还提到了邓小平。8月，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写了批语：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联。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个决定发到县团级。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在党和政府的日常事务上更多地依靠周恩来。但是，对于周恩来的温和与务实的政治倾向，毛泽东并不那么放心，而周恩来在批林中的批极左思潮的政治态度和措施，更是毛泽东非常不满意的。因此，毛泽东急切需要一位可以信赖的、并且在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中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发挥作用。这样的政治机遇落到了邓小平的头上。
邓小平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几个月后，邓小平的地位有了突出的变化。
“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与周恩来有关的。1973年5月，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11月，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接着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12月，毛泽东又批评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这样高密度地批评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实在是不寻常的。
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邓小平的新的职务问题。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14日，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有关成员的谈话中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25日，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向他们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对邓小平作出这样高密度的评论，这也是不寻常的。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4年后，周恩来的病情日渐严重，“批林批孔”运动日益升级。同时，毛泽东对“四人帮”集团也经常持批评的态度。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7日，邓小平与“四人帮”集团因“风庆轮事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发生激烈争论。当夜，“四人帮”紧急商议对策，决定次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争取毛泽东的支持。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
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又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然而，出乎江青等人的预料，毛泽东并没有表示支持，反而要王洪文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江青并不甘心，要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在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而王、唐向周恩来汇报后，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同时建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到长沙，就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四人帮”，说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第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毛泽东再次提出邓小平的任用问题，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我看邓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同时也表示，张春桥有才干，并提名陈锡联为国务院副总理。
这是中共党内代表正确倾向的政治力量同“四人帮”集团的一次重大的政治较量，这个较量的仲裁者是毛泽东，而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考虑较多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团结稳定问题，他多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毛泽东将团结和稳定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老干部身上，这也许就是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表示某种宽容和支持的原因。
这一点是江青集团事先没有充分预料到的。
1974年12月末和1975年年初，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江青组阁失败，非常恼怒，大骂政治局的许多委员。毛泽东则在批示中表示：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就是她自己……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张春桥的任命有着某种政治平衡的味道，江青集团是明显的输家。他们的不满是当然的。
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会议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紧接着，1月13日召开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重新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目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的是张春桥。四届人大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四人帮”集团组阁失败，又加紧了政治理论上的进攻。
他们利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企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湖南听取了专程前去汇报的周恩来所作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汇报后，对周恩来谈了关于理论的问题，发动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仍然是解决如何更好地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并不希望看到出现新的社会动荡，而倾向于理论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根本解决，一方面借重周恩来、邓小平等维持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加强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争夺的交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也是这样，除了意识形态运动的意义外，同样还兼有政治斗争的意义。这次政治斗争的背景，就是江青等人试图利用学理论运动，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口号，来打击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为其夺取最高权力扫除障碍。在学习理论运动中，江青等人超出毛泽东指定的范围，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任务。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解放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在介绍毛泽东关于学习问题的指示时，着重介绍了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印发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批判经验主义的言论：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学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张春桥说：“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张春桥为了点明反“经验主义”的现实意义，特别提出：“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因此应当警惕“卫星上天，斯大林红旗落地”。
江青在4月4日、5日的两次指示中，都反复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在江青等人的指示下，各大报刊如《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连续发表了一批“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如《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显然，其锋芒指向周恩来是很明显的。
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邓小平就此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维持政治的平衡，毛泽东对江青等人超出范围对周恩来等老干部的政治攻击表示反对，对邓小平表示明确的支持，并且批评了“四人帮”。这是一个对于当时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和后来的政治走向有重大影响的插曲。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来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要求政治局对此“议一议”。毛泽东的批评使江青等人的气焰顿受打击。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对“四人帮”反对“经验主义”的做法进行了有力的批评。
5月3日，在外地休养了十个月后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周恩来抱病出席会议。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一一握手。接着，毛泽东便开始了他那段批“四人帮”的著名谈话。毛泽东强调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不要以我的名义。
毛泽东又重申了两遍“三要三不要”。他最后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决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
5月2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针对江青等人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对经验主义”三件事，提出质问和批评。
邓小平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面对邓小平的质问和批评，江青反驳说这是搞“围攻”，搞“突然袭击”。
邓小平毫不相让，拍着桌子，严厉驳斥。他反复申明，这次会议是根据主席指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主席问我们讨论得怎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主席强调“三要三不要”，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要首先做到。有的同志认为我4月27日的讲话过头了，是“突然袭击”，其实，40％也没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
李先念接着发言说，我认为4月27日会议没有过分，没有越轨。主席谈到“四人帮”不要搞，但有人还要搞。
6月3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会上，叶剑英作了长篇发言，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要学马列。这个问题很重要，马列弄懂很难。主席批评有的人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这是很尖锐的。我们一定要学好，中央要带头学。第二，要团结，不要分裂。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分裂党。第三，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你们搞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不请示；批“走后门’，也不请示；“反经验主义”，又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今后凡重大问题，都要交政治局讨论。过去的错误，要引起严重注意，不要再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这是最大的干扰。
会上，王洪文被迫作了检讨，说江青与邓小平的争论，偏听了一方，没有听小平的意见，错误主要是他的。4月27日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但不能认为“形势一塌糊涂”，总的讲还是好的。去年11月批总理的会，不能因为批评江青就否定会议的大方向。
江青在强大的批评压力下，也被迫作了“检讨”，说自己4月27日会议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些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要加深认识。上次会议，有体温。还要看些材料，消化一下，再作进一步检讨。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批评主要集中在江青“四人帮”越出毛泽东设想的运动的目标和范围另搞一套的做法，对于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错误不可能直接地予以否定。尽管如此，邓小平、叶剑英与江青等人面对面激烈交锋，并迫使他们作出检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唯一的一次。这有力地保证了全面整顿的继续顺利进行。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汇报后，对这两次会议给予了充分肯定：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邓小平说：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毛泽东说：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毛泽东还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毛泽东最后明确指示邓小平，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道：这方面我还是有决心的。反对的人总是会有，一定会有。毛泽东说：那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6月3日会议后，江青慑于毛泽东的批评，无可奈何地提交了书面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年6月28日
应当看到，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晚年错误有所觉察，相反地，批评“四人帮”，是为了更好地在全党贯彻其“左”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在根本的问题上，如批刘少奇、批林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等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是肯定和支持江青等人的。问题在于，毛泽东清楚地看到江青等人积怨太多，只靠他们是不能在全党贯彻其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具体工作还需要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去做。因此，毛泽东与江青等人批周、反经验主义、批“走后门”的目的和做法有所区别。
二、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
◎关键是抓整顿
◎“三项指示为纲”
◎反“派性”打击帮派势力
◎万里铁路整顿首战告捷
◎邓小平：农业也要整顿
◎300多名高干重见天日
◎“老九不能走”
◎毛泽东也认为文艺政策应当调整
◎周荣鑫质疑“教育革命”
◎邓小平、叶剑英联手整顿军队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住院治疗，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还是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上的主持人。
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致力于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方面的整顿，力图改变“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虽然受到“四人帮”集团的抵制和破坏，但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各级干部的拥护下，坚定地推进整顿的进程。
邓小平面临的是非常困难的局面。
在政治上，“四人帮”集团利用他们掌握的一部分权力、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制，不断制造麻烦、进行破坏。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仍受到毛泽东的信任。社会经济方面，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下，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国家计划大部分指标未能完成，相当一部分主要产品产量比较上一年还有下降；国家财政收入没有完成计划，出现较大的赤字；基本战线过长，投资效益较低；市场商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从1975年2月到10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南方12省省委书记会议和部分地委书记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为此，邓小平主要抓整顿问题，而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邓小平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散”“懒”的问题，建立起强有力的和“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
领导班子的整顿，一方面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闹派性的人，该调就调、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这实际上是要将班子整顿的对象定为“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来的和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作风的人，把这些人整下去；另一方面，加紧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和中年干部的作用。加强管理，抓规章制度。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邓小平提出，要以毛泽东的三条指示作为政治纲领，这就是后来被着重批判的“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全面整顿首先从铁路的整顿开始。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并且发出了“中发［1975]9号”文件即《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指出“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加强铁路的管理，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加强铁路系统的组织管理，反对派性。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对于任何妨碍、破坏铁路运输秩序的应坚决制止和严厉打击。
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会议上特别强调，整顿应当坚持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增强纪律性、反对派性的三条方针。他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闹派性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派性活动是“文化大革命”帮派分子的活动方式。对派性进行批判，实际上成为打击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势力的一次重要行动。
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赴问题严重的徐州、太原、郑州和长沙等地，贯彻中央文件的精神，进行重点整顿。通过反对派性等有力的整顿措施，铁路运输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顿首战告捷。
按照中央9号文件精神，工业领域各部门进行了整顿，取得显著的成效。
在农业方面，9月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代表共3700多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大规模的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建设大寨县、农业机械化和整顿社队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我国农业的基础还很薄弱，很可能拖国家经济建设的后腿，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邓小平强调：全国各个方面都存在整顿的问题，农业也要整顿。华国锋在会议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虽然在政治上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但是也体现了整顿的精神。
经过1975年的整顿，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表现在：生产增长较快，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完成了国民经济计划；基本建设进度加快，投资效益有所提高；铁路运输状况明显好转；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市场供应状况有所好转；计划生育取得进展；人民生活水平稍有改善。
整顿还在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展开。
在政治上，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解放干部的步伐。1975年4月，中央决定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出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治部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这一决定使长期被关押的300多名高级干部重见天日。
文化教育方面。1975年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道：“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所作的新的有保留的肯定。毛泽东还说：“老九不能走。”表示知识分子还可用。7月初，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本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政策表示不满意，这是意味深长的。7月14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又发表了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毛泽东明确表示要调整文化政策，并且重新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但是，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为文艺的萧条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意识形态文化观和文化政策的必然结果，他不可能否定极左的意识形态，而只是希望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经过政策性的调整，在意识形态框架内逐步扩大文化的建设，让革命的文化结出累累硕果。但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极左的文化思想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文化政策，本质上是与“百花齐放”不相容的，如不予以根本的改变，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就是一句空话。
尽管如此，毛泽东关于文艺政策调整的指示，在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背景下，对“四人帮”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毛泽东的意见本身，就是对“文艺革命”“成就”的某种否定，同时对被“四人帮”打击的一些文化人形成了某种支持。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就江青和文化部对《创业》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邓小平将信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张天民的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电影《海霞》摄制组谢铁骊、钱江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政治局审查电影《海霞》，在邓小平主持下，政治局肯定了这部电影，认为可以上映。
1975年的整顿也涉及教育战线。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试图对教育进行整顿，改变“教育革命”带来的混乱局面。周荣鑫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教义”提出质疑。像“现在我国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周荣鑫甚至尖锐指出：“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周荣鑫对“教育革命”的一些基本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质疑，这是很有力的。在他的支持下，《教育革命通讯》发表了一系列提倡学习文化、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提高教学质量的文章和评论。
军队是重要的国家机器。军队的整顿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叶剑英的有力支持。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的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强调：“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叶剑英的讲话尖锐批判了“派性”对军队建设的干扰破坏，提出“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他认为“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浑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剑英还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叶剑英还亲自同各大军区、各军种的领导人谈话，要求提高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军队整顿的核心在于领导班子，这是关系到对军队的实际领导权的问题。在整顿中，叶剑英拟定了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他亲任组长。一批追随“四人帮”集团的人被调整了职务。军队的整顿，保障了党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对于后来政局的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
三、《论十大关系》的被冷冻和三个
◎邓小平的智囊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邓小平建议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指导全局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阐述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
◎工业领域恢复正确政策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是生产力”
◎邓小平：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 中国有1000人就了不得
中国当代的政治社会政策，都需要指导性的政治理论的支持，而这个政治理论必须由最高的政治权威作出，才具有可靠的合法性。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权威由毛泽东一人担当，毛泽东的指示就是最高的合理性依据。
全面整顿的政策也需要这种最高的合理性依据。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须掌握理论的主动权，其核心是获得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权。另一方面，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队伍。在这个方面，“四人帮”集团占有很大的优势。
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以后，为建立自己的理论研究机构和顾问班子，在1975年6月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直接对邓小平负责，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和李鑫。这个研究室的主要工作，一个是整理毛泽东的演讲记录和文稿，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另一个就是为全面整顿进行理论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当时的三个指导性文件中，《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由研究室直接负责起草。研究室还参与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文件》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
为此，邓小平一方面提出以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的其他文稿中寻找支持全面整顿和抓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文稿中，最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论述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问题的，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正如薄一波所说，这“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这篇文稿最初是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两次讲话的记录，1965年在刘少奇的建议下，曾经整理并作为党内文件下发至县团级以上党委。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后，邓小平建议，由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了《论十大关系》。
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将经过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很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
《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的初步成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论十大关系》作为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整顿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合适的。毛泽东的文章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对于整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也会起到特殊的作用。不仅如此，如果《论十大关系》成为邓小平所说的“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势必从根本上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主导思想改变过来，这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然而，毛泽东早就抛弃和批判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的提法，他晚年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的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他的晚年理论与《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是不同的，毛泽东对此当然很清楚。因此，对于经过整理的自己的《论十大关系》文稿，毛泽东的态度相当微妙，他在整理稿上作了这样的批语：“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在争取将《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的同时，邓小平在全面整顿期间，抓紧形成了三个重要文件，以阐明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这就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力群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后两个文件都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参与。
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文件在阐述政治观点上是很困难的。
一方面要表明对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左”的问题进行批判和纠正，论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是政治斗争胶着状态下的理论文章的特殊形式，这些文章，既需要坚定的理论勇气，又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论述全面整顿指导思想的理论文章，文章在阐述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时，实际上强调当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发展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基本理论。文章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文章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进行论证：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干部所做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力气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这篇文章正面论述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但是在“左”的错误统治下，阐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到了需要冒风险的地步了。
文章还对“四人帮”集团所坚持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最大可能的限度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调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维护全国人民的团结的重要性，指出：
那些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撇在一边，把这个主要矛盾撇在一边。他们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没有仇恨，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在他们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现在是到了向这些同志（我们现在还叫他们同志）大喝一声的时候了：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林彪垮台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又在袭用林彪的老谱。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荫蔽得十分彻底。”只要我们牢记同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牢记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就不难识破林彪一类的鬼蜮伎俩。他们的垮台，同林彪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