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虽然不可避免地引用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概念，但是其基本思想则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
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邓小平直接布置的，这是在工业和科技领域系统提出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和建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七十条”的基础上形成的。文件对工作总纲、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整顿企业管理、两个积极性、统一计划、以农业为基础、大打矿山之战、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采用先进技术、增加工矿产品出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关心职工生活、又红又专、纪律、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思想方法等18个方面作了规定。文件重点强调的是：
（一）学习理论必须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二）加强党的领导。整顿企业，首先必须整顿党的领导，“调整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使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中”，改变“软”“散”“懒”的状况，建立精干有力的和能打硬仗的领导班子。
（三）依靠工人阶级反对派性。对于“造反派”“反潮流”的政治口号和行为都要作具体分析，“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决不可随风倒，决不能为漂亮的词句所迷惑，为吓人的帽子所压倒，解除思想武装，甚至把权让给人家”。“要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现在还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屡教不改的，要严肃处理。党员决不允许搞派别活动，坚持不改的，要开除党籍。”落实党的政策，凡是被戴上“保守派”“站错队”的帽子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一律摘帽，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
（四）整顿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要求所有企业建立强有力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管理制度，加强纪律性，同一切违反政策、制度、统一计划和违反财经与劳动纪律的现象斗争，全面完成经济技术指标。
（五）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在现阶段，它是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绝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
（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要保护环境，有计划地解决污染的问题。
（七）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政治觉悟高而又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才，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都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胡耀邦负责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在科学院整顿的过程中形成的文件。1975年7月中旬，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等到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工作。胡耀邦等人到科学院工作时，分管科学院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传达了邓小平对科学院工作的指示。胡耀邦等人到科学院后，同“文化大革命”中爬起来的帮派分子进行斗争，废除了造反派组织头头列席核心组织会议的制度，整顿了领导班子，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强调重视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胡耀邦还在整顿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口号，影响很大。胡耀邦在科学院的整顿过程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准备《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是在他的主持下起草的，主要精神是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加强学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提纲》重点强调要正确处理如下问题：
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抓科技工作，一定要政治统帅业务，抓革命，促科研。”
正确处理生产和科学的关系。“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怎么才能多快好省发展生产？决定的因素是人，一靠人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革命干劲，二靠掌握先进的科前发展。”“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
学技术。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正确处理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正确的方针是专业队伍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专业队伍要向工农群众学习，向生产实践学习。这种结合并不是要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性科学实验中的骨干作用。”“国家还有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课题，也必须集中一批专业队伍来搞。”“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决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提纲》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
正确处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在搞好大量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同‘三脱离’等同起来。”
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提纲》明确提出了“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于9月26日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工作的汇报和讨论《提纲》。因此，这个文件是作为国家的科技政策予以考虑的。据李昌回忆，邓小平在这个会上多次插话，表明他对于科技领域整顿的明确态度。最后邓小平说，科技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你们讲第一讲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也要有理论。科技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他们灵活，记忆强。大学毕业25岁，经过10年，35岁，真正来说，30多点应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他们没有工作，看电影，打派仗，搞得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1000人就了不得。在世界上公认他是有水平的，他会数学，应该爱护、赞扬。是个代表。
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是理论，马列主义是理论，学习这些也叫“刮理论风”？对理论有恢复名誉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整顿的关键在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真正执行主席科技路线。广大科技人员，实在想搞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能转过来。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不就是这些人嘛。
邓小平又说：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
科技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能当所长？
邓小平提出要搞好后勤工作，为科技工作者创造条件。他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占着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邓小平还强调了教育问题。他说：后继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门，究竟大学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好些学院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这何必办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职工大学是一种形式，但不能代替其他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不照顾干部子弟。要犯错误，我首先检讨。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我们有个问题，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教师要提高地位，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调动积极性呢？于光远说：“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科学是生产力这个命题就是起草这个汇报提纲的同志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找出并写到文件里去的。小平同志赞成这个提法，一直发展到后来，他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李昌回忆说，正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命题，毛泽东不批准《提纲》。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相当不同的看法。
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三个重要文件都未能定稿下发，但是在文件的讨论过程和后来对“四人帮”集团的批判过程中，其主要的精神得以传播，并且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全面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错误、实行全面改革的先声。虽然全面整顿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断了，但是这个整顿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可以说，全面整顿为后来的解决“四人帮”问题和后来的伟大历史转变准备了重要的思想的和政治的基础。
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谈《水浒》，担心的是“投降派”
◎江青说：有人要架空毛主席
◎毛泽东政治天平的倾斜
◎毛远新的汇报引发毛泽东对全面整顿的不满
◎清华大学成为触发点
◎毛泽东对刘冰等的上书反应强烈：矛头是对准我的
◎风云突变，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
◎邓小平：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打招呼会议“反击右倾翻案风”
◎“走资派还在走”
◎江青擅自召集12省负责人会议，制造接班舆论
◎新的政治理论公式： “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
◎张铁生：“要一个个收拾他们，采取铁的手腕”
◎天安门事件后的运动升级
◎“四人帮”帮派分子大肆活动
◎到处出现新的动荡和混乱
邓小平的重新工作和执掌主要权力，这是“四人帮”集团极不愿意看到的。从一开始，“四人帮”集团就同邓小平进行纠缠和斗争，但是，如前所述，在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局面下，毛泽东个人执掌着最后评判的巨大权力，而毛泽东出于稳定和团结的考虑，并不支持“四人帮”集团和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
然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这就是要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维持安定团结局面，发展国民经济。一旦觉得这个前提受到威胁，毛泽东的政治态度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策，但是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和政策的有力挑战。全面整顿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折射出“左”的政策的失败。因此，整顿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更大地动摇“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这也正是这个问题的要害。在党和国家的最终权力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的局面下，全面整顿在政治上的风险是极大的。
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的转变，使政治力量的较量态势完全改变，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全面整顿遭受严重的挫折。
林彪事件之后党内围绕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一要害问题发生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明朗化和激烈化。
相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不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力图使党和国家的发展走上正轨，这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中日益发展的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而以江青等人为代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左”倾政治势力，则力图坚持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其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直至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扫清道路。因此，围绕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和斗争，又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由谁继承这一敏感的和要害的问题紧密相关。
在关于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和斗争中，毛泽东在一段时期内态度是复杂的。他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一再制止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为此，他发动了数次政治运动，试图解决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毛泽东看到，要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还必须在具体做法上有所调整，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取得明显的成效。毛泽东有保留地支持周恩来工作、支持邓小平复出和主持工作，都是出于这个考虑。但是，调整是有限度的，这就是不能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针，一旦他认为越过了这个界限，便毫不犹豫地予以制止，1973年年底的批评周恩来便是一例。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信任的，但是对于他们的政治能力、在党内的影响力仍不放心。因此，毛泽东在坚持“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的前提下，一方面通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党内的影响力和实际工作经验，实现党和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掌握意识形态，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连续性。这两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既想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又希望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调整来使之合理化、固定化的考虑。毛泽东发动的几次政治运动，虽然是针对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的，但对周恩来、邓小平只是作政治上的“纠偏”和“警告”，不主张打倒他们；他支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肯定“四人帮”，但是对于他们企图乘机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的阴谋，也明确地表示不赞成。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谈到关于《水浒》的看法，并且作了发挥。他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毛泽东的谈话，再一次反映了他对于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能否被坚持的深切忧虑，他担心继承人改变其政策，“投降”，“让人招安”。
姚文元看到谈话记录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提议将毛泽东的指示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将自己给毛泽东的信附上；由《红旗》杂志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文字，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从而批准发动了评《水浒》的运动。
毛泽东发动评《水浒》的运动，目的还是解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四人帮”则利用这个机会，将毛泽东的忧虑变成为他们所用的政治运动，攻击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家。
评《水浒》运动的主题是“投降派”。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揭开了评《水浒》运动的序幕。这个评论阐述和发挥了毛泽东的观点，强调认清“宋江投降后的地主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短评提出，要“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同期刊登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如署名方岩梁的文章《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评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评（水浒》，等等。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连续发表评《水浒》的文章，一场评《水浒》运动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了。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文章提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批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一文说：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对一部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有着广泛影响的历史小说《水浒》进行评论，当然是可以而且是应当的，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也有其精辟之处。问题在于通过评论一部小说达到意识形态的宏大目标和指导现实的斗争，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江青等人在政治上又活跃起来。他们利用报章杂志散布其“左”倾观点，将评《水浒》大加发挥，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指责周恩来、邓小平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架空毛泽东。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她还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人要架空毛主席。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讲话：“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江青还大谈所谓“架空”的问题，说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党内有温和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姚文元在修改尹铭的文章《论（水浒的现实意义》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从政治斗争的意义来看评《水浒》运动，不过是想借一个名义搞政治，《水浒》一书中对现实斗争有利的，均可利用，没有关系的就通过类比、附会来拉上关系，原来的历史事实或者小说情节依目的要求来取舍和随意改变。如江青说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的，千方百计弄了去”。而《水浒》的情节中，卢俊义上山与晁盖并无关系，晁盖死后多时，宋江才开始考虑策划卢俊义上山的问题。但对江青等人来说，原著如何写不要紧，要紧的是她说的意思，宋江拉卢俊义上山架空晁盖，联系到现实政治便是周恩来拉邓小平出山架空毛泽东。
1975年9月以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由于健康情况的变化和体力、精力的衰退，1975年9月，毛远新担任了毛泽东的联络员，成为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沟通的中介。
从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就政治形势问题对毛泽东作了几次汇报，核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
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又化大革命：（一）又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二）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三）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又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又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又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还说：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汇报中谈的“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晚年最为关心和最为忧虑的问题，所以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感到，邓小平的整顿，已经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引起党内思想的“动荡”，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批评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问题的另一个触发点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宣传、文化和教育是“四人帮”集团控制较强的领域，而清华大学是毛泽东“斗、批、改”的典型，也是“四人帮”集团的一个重要基地，学校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四人帮”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清华大学的领导成员中，也还有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他们与迟群、谢静宜存在尖锐的矛盾。
1975年8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积极向学校传达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几次讲话，同企图封锁邓小平讲话的迟群、谢静宜发生冲突。长期对迟群、谢静宜不满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等人支持刘冰，并决定写信向毛泽东反映迟群的问题。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认为，信中“不要涉及教育问题，以免牵涉主席的教育路线。在某些问题上我们虽有看法，如基础理论教学被削弱等，但信上很难说清楚”，信上主要反映迟群的问题，“他的政治野心；他毫无党的观念；他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任人唯亲，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刘冰上书的过程均见该文。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学校的问题，仅仅因为涉及“文化大革命”，要想解决，也非直接惊动毛泽东本人不可。即使像刘冰这样的高级干部，要“上达天听”也极为困难。为使信件能够到达毛泽东手中，刘冰找到胡耀邦，请他通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胡耀邦表示支持刘冰，但认为由他转信不符合组织原则，建议刘冰直接送交邓小平。刘冰同惠宪钧等商议，通过邓小平住宅的警卫部队，将信送交邓小平的秘书。
信送出后第九天，刘冰和惠宪钧到北京市向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并请其转交了给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信。
一直到10月，刘冰等的信仍然没有回音，刘冰等人商议，再次写信揭发迟群和谢静宜。刘冰于是找到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李琦通过胡乔木将信送邓小平。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背景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政治形势。可惜，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态度估计不足。毛泽东已经断定邓小平的整顿是试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毛泽东将邓小平转来刘冰等人揭露迟群、谢静宜的信同自己的政治判断联系起来，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作出批示：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将一封批评清华大学领导的信同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对自己的批评联系起来，反映了毛泽东对于这些问题的深深忧虑。
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清华大学开展了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对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进行批斗和围攻，刘冰等人被扣上了“反毛主席”“正在走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被连续批斗。“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首先在教育界展开。
毛泽东将清华大学刘冰的信当作重大的政治信号，也将此事的处理当作重大的政治行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列席了会议。李昌回忆说：
会上先念了主席对刘冰控告谢静宜和迟群的信的批示，说刘冰的信（由邓小平同志转交）矛头是指向他的。
江青也张牙舞爪，大肆咆哮，指责科教方面的所谓“逆风”、翻案风。接着胡乔术检讨了一番。我说，迫于科学院实验员都没有合格人干，我们办高等技术专科学校，从高中毕业生招考，违反了保送制度，犯了错误。列席会议的其他同志都没有说话，就散会了。这时，清华、北大两校“造反派”就出大字报批邓小平唯生产力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同志又被撵下了台，我们也被停职反省。
刘冰的回忆更详细一些，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政治局会议这个中国最高决策层会议的程序和政治斗争的情况：
差五分8点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术、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坐在一起。
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议了，也顾不得多想，就走到第二排挨着胡耀邦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8时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术、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
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又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又指着我们问：“你们听到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申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
毛远新慢腾腾地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我已不能分辨他讲的内容。但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又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又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尔喝点水或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有说。大约11点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有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忧虑。
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局已经明显地分为两个阵营，双方在政治上的对立无法调和。而这一次，“四人帮”集团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政治上显然处于上风。
政治局会议后，清华大学对刘冰的批判进一步升级。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吴德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批示的全文，而后对刘冰等人的两封信进行批判。迟群称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为“大辩论”，并在12月10日给中央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报告》中说：“我们在辩论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我们打死，我们还是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但是事实上根本不允许辩论。
给以充分的发言机会”；“对刘冰等人，虽然他们想把入一棍子毛泽东指示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并且对邓小平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但邓小平婉言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态度，导致对他批判的不断升级。
11月下旬，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信件的批示，提出：“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
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翻案。”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打招呼会议”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四人帮”的推动下，运动从教育部门很快向其他方面推开。教育部长周荣鑫被张春桥责令检查，清华大学出现大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提出：
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又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也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97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将“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转达到社会。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各重要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和转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使运动不断升温。
2月5日，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2月14日，中央开始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就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招呼”。
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经过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所作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这些谈话再次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想及其错误。
毛泽东再一次重复了他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权利、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错误看法。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党内的所谓“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重申了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观点，并将这个资产阶级同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老干部联系起来，将资产阶级与特权现象完全混同。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了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毛泽东批评邓小平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又说：邓小平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的谈话，继续坚持了其晚年“左”的错误，同时表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是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根本原因。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认真学习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华国锋还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打招呼会议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该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转不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适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四人帮”集团再次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煽风点火、大肆活动，企图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倒邓小平和党内一些老干部，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张春桥多次与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谈话，提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并且指名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张春桥说：“邓小平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把中国工人的劳动成果送给人家，再把石油垄断起来，把猪肉垄断起来，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邓小平路线，有些人执行得可舒服呐，思想太一致了。”毛远新也攻击邓小平“崇洋媚外，出卖主权”，“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江青更是到处活动。2月20日晚，江青在京西宾馆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等谈话，说：“你们都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啦！”借机大搞宗派活动，并且叫嚷：“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
1976年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区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三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大谈同邓小平斗争的过程，攻击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个大汉奸”，“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
江青还说：“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江青借古喻今，就是要制造由她来继承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的舆论。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同日，中央还转发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四人帮”企图利用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的机会，达到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政治权力的目的。可是，毛泽东在1月下旬亲自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就打破了由张春桥继任总理和“四人帮”主持中央工作的美梦。
“四人帮”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计划再一次受到挫折，于是继续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政治运动，以图达到其目的。“四人帮”利用他们掌握的理论宣传工具，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主要目标是打击邓小平，在各个方面全面清算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攻击老干部，同时影射周恩来、华国锋等人，大力宣扬和散布极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