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战线是“四人帮”最初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域，“四人帮”继续大做文章，提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学校”，教育是“旧教育制度”，攻击在教育战线的整顿，提出要“粉碎这股复辟17年旧教育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摧毁旧学校”。
在科技战线，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战线的右倾翻案风》一文，被“四人帮”认为是又一颗“重型炮弹”。这篇文章大批所谓“专家治所”，攻击邓小平主张提拔著名科学家到领导岗位是“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主张在科技界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文艺战线，有3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的初澜的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
在卫生战线，有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等。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邓小平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1976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一文，该文攻击说：“他们提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并用“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作邓小平的代名词。文章还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此后，批“三项指示为纲”的声浪甚嚣尘上。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集团制造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所谓“理论”。1975年11月和1976年1月，据1977年6月5日徐景贤的交代，张春桥与上海市委常委黄涛作了两次谈话，黄涛回上海后对马天水、徐景贤等作了传达。张春桥说：“对民主革命懂得的人，革命战争结束后，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民主革命能跟着干的……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们就站到对立面去了。”“现在的阶级关系，对走资派要很好议一议，这一条不解决，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就谈不上。”“我们党搞革命，28年，等认识统一了就结束了；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快28年了，付出了多大代价，许多人认识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
1976年2月，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期间，张春桥在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谈话时，多次提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观点，据徐景贤交代：“张春桥把大批老干部都说成是比老资产阶级还厉害的走资派。2月23日下午，张春桥又进一步把大批老干部都说成是‘敌人’，他提醒我们要团结对‘敌’。还特意引了柳宗元的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来启发我们，这就是要我们把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老干部都当成‘敌人’加以打倒。”
张春桥还亲自部署上海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理论”。上海市委从1976年2月底到3月初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大造舆论。
江青也说：“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经过严密的准备，1976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姚文元审定的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是系统论述“四人帮”集团“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代表性文章。文章说：
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现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老干部）如果思想还停留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变成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入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走过的道路吗？
“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所谓“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错误理论的又一发展。毛泽东在分析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时，曾经先后提出旧社会的残余、官僚阶级、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概念，而“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理论”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的党的干部“代表资产阶级”“就会变成走资派”的所谓“规律”，这是完全不顾党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的政治臆说，是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极其错误和荒谬的观点。
“四人帮”集团不顾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不顾中国革命的基本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制造和宣扬这种“理论”，完全出于其政治斗争的需要。
尽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部门中，老干部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并且掌握着主要的政治权力。这些老干部既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又有辉煌的革命历史，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这些都有助于加强老干部的政治影响力。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四人帮”集团并没有政治上的优势。为改变这种状况，“四人帮”集团既需要增大组织上的力量，也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提供新的依据。张铁生在1976年1月28日来到北京大学，在讲话中提出，老干部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民主派，因而要彻底地改造领导班子，“要一个个收拾他们，采取铁的手腕”。“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理论”，就是有着直接的权力斗争功能的政治工具。
“四人帮”集团帮派成员的讲话直率地表明，他们的目的在于打倒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极左的政治势力取而代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天安门事件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一步升级，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为了给批邓制造有力的合法性依据，“四人帮”利用党报党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言论。《人民日报》在4月10日社论《伟大的胜利》中，刊载了毛泽东的话：“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红旗》杂志第4期、第5期均在“毛主席语录”栏内登载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语录。“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邓小平的重头文章，如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人民日报》4月5日）、梁效：《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人民日报》4月28日）、池恒：《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红旗》杂志第5期）、梁效：《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人民日报》5月18日）、方刚：《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红旗》杂志第6期），等等，造成“轰轰烈烈”的批判声势。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大肆宣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与“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密切相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使得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内一些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的干部，思想停留在旧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走资派。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削弱了党外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他们不能聚集力量直接与无产阶级对抗，因此，他们认为，当社会上地主资本家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这样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样的人，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邓小平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对抗社会主义，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的阶级大搏斗。
“四人帮”集团还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进行清算。他们批《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是“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一个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攻击《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是在科技战线推行‘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否定毛主席的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各地的“四人帮”帮派分子乘机大肆活动，将斗争矛头再一次指向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给党的各级干部扣上“走资派”“复辟派”“还乡团”“唯生产力论”等帽子，层层揪“邓小平的代理人”，企图制造新的夺权运动。如铁道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1975年整顿时受到批评的一些人乘机起来“揭发”“批判”，一些铁路单位的人从外地来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在铁道部办公楼门口，贴出了大幅对联和标语：“横眉冷对革命派，俯首甘为复辟狂”；“打倒万里”；“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等。来京上访的人高峰日竟达400多人，他们冲击机关，甚至强占部长万里、副部长刘建章的办公室，建立“联络站”，还对刘建章等进行围攻批斗。据1976年3月10日的一份内部报道说：
据了解，这些上访人员，大部分是铁道部领导去年在批派性过程中受到批判或调离的一些干部和职工。他们来部后普遍要求见部领导人，提出的主要要求：一是部领导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明确表态铁道部领导在他们单位是不是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二是被“刮走了”或“刮下去”的干部要恢复原职，“刮上来”的干部要重新审查；三是要见工作组负责人，有的要工作组回去听取群众的批判；四是要承认他们上访是合法的，并在食宿、交通和又具方面提供方便。
……经过十几天的工作，收到了一些效果，少部分人返回原单位，大部分人还没有走。其中的少数人，还制造事端，搞进驻，甚至围攻部工作组和部领导，使铁道部的运输和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是兰州第一设计院和西北所（共12人）的一些上访人员闹得最凶。他们来部后，要求见部领导，刘建章副部长多次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意见和批评。他们坚持要求立即把去年在批派性中调走的吴德宏、穆又卿、吴桂荣、徐德隆、王祖让等五名干部立即调回复职。没有得到他们认为满意的答复，他们就围攻刘建章副部长两天两夜，不让刘回家，也不准去开会。后来他们又到万里部长办公室“进驻”。3月4日下午，铁道部召开在京直属机关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时，他们看到原西北研究所工作组组长李雨生（铁道科学院负责人），散会时，他们就要把李揪走，在场的一些人劝解，他们不听，硬抢，便发生了推搡，他们贴出“机关干部打入”的紧急呼吁大字报，并立即给兰州设计院打长途电话，说他们挨打了，叫火速派人来支援。兰州设计院党委书记竟然完全听信，并且要组织七八十人乘飞机、火车来京“支援”，后经铁道部领导解释劝说，才没有来。但是，一连三天占据了万里部长和刘建章副部长的办公室。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达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规模掀起，铁道部内部一些原来等待观望的人认为时机已到，积极参加运动，并且同外地来京上访人员串通一气，使铁道部的局势发生很大变化。运动以“批邓连万（里）”的方式，在揭发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同时，联系铁道部实际，揭发批判万里的所谓错误，到处贴满大字报。天安门事件后，所谓邓小平问题性质被认定为已经变成对抗性的矛盾，运动进一步发展到铁道部领导权的争夺上。铁道部一些人借追查万里与邓小平的所谓“黑关系”，要打倒万里。6月，万里被停止了工作，铁道部的领导权被篡夺。至此，整顿给铁路部门带来的新气象被破坏殆尽，重新出现的政治动荡使得铁路的生产急剧下降。
铁道部的事例，只是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缩影。这场运动断送了全面整顿的成果，到处出现了新的动荡和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