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逝世
◎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春节:“放点爆竹吧！”
◎毛泽东与政治局委员诀别
◎毛泽东:“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
◎伟人长逝
◎空前规模的悼念活动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毛泽东病重已经数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72年1月，毛泽东因肺心病以及严重缺氧导致休克，此后身体越来越衰弱。1974年又发现老年性白内障，1975年8月进行了开刀手术。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卧室里，只有医生、护士出出进进，送药、测脉搏、试体温。这天，毛泽东的精神比平时好一些。这天，他又重复了平常说的一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毛泽东已非常虚弱。当工作人员张玉凤问他是否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时，毛泽东痛苦地说：我也走不动了。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无论路程多么遥远，人们总要阖家团聚，辞旧迎新。而这一年，中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春节是非常孤单而寂寞的。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处，没有自己的家人，也没有客人，身边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伴毛泽东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节。毛泽东听到远处传来爆竹声，便对工作人员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晚年的毛泽东，身体衰老，视力减退，但读书的嗜好丝毫未减。1973年，毛泽东在大病恢复之后不久，还同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谈论物理学的哲学问题。
1975年，他的视力有所恢复后，又重读“二十四史”，重读鲁迅的一些杂文。他认真阅读《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杂志，并且提出给他印大字本《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到1976年，他还要了英国人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3卷）。根据当时管理图书的徐中远回忆，毛泽东要的最后一本书是1976年8月26日要的《容斋随笔》。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一生中从未间断他的读书生活。
1976年五六月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开始明显恶化。5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此时的毛泽东面容憔悴，表情木然，双目微睁，行动不便。布托离开中国之后，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主席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6月初，毛泽东突然患心肌梗死，幸亏抢救及时，得以脱离危险。1976年7月6日，德高望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毛泽东同朱德在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密切的合作。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朱毛、朱毛，朱毛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离。虽然后来关系有些变化，但是，朱德的辞世，同样给毛泽东带来了无尽的悲哀。
1976年8月，毛泽东病危。
毛泽东对于身后事充满了忧虑。毛泽东曾经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感叹：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要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9月5日，毛泽东病情转重，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非常着急，准备安排后事。晚上，中央紧急通知9月3日乘专列去大寨的江青火速回京。
9月8日，毛泽东已经进入弥留状态。他颌面青紫，血压上升。医护人员立即进行了抢救。医生发出了最后的病情通报。政治局委员们守候在毛泽东的卧室，他们排着队走到病榻前，同毛泽东进行最后诀别。
叶剑英同毛泽东告了别，这时，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眼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抬起了那只显得沉重的胳膊。他的手颤颤地摆动了几下，他的嘴微微地动了一下。叶剑英没有发觉，缓缓退出。张玉凤看出了毛泽东的意思，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范硕记述了叶剑英与毛泽东最后诀别的情形，这对于后来的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贯注，准备聆听最后的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逐渐变冷的右手，又急又悲，淌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主席，您多保重啊！……您会好起来的！……”他在床边伫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还想用力抽出左手来，那平静的面孔，因为用力涨得发紫，那宽阔的额头下面紧锁着双眉，吃力地转动着双眼，那眼神虽然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但依然发出异样的光芒。看到毛泽东如此激动，叶剑英不好再待下去了，他依依不舍地移动着沉重的脚步，蹒跚离开病房。回到休息室，大家围过来，探询病情。叶剑英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思考。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嘱托？……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几个小时后，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中央政治局在8月接到毛泽东病危的通知后，即责成姚文元和纪登奎准备悼词与讣告。应当说，对于毛泽东的逝世，中央高层是有所准备的。虽然如此，当这位掌握一切的政治巨人的辞世成为事实时，人们还是感到惶恐和震动。
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两小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部赶到中南海参加在毛泽东住所游泳池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在充满哀伤的会上，华国锋宣读了毛泽东医疗小组起草的死亡报告，同时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讨论了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举行各种悼念仪式的公告，通过了中央军委发布的陆、海、空三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命令和中共中央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紧急电报。会议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天下午公布毛泽东逝世的讣告和《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江青在会上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但是未获通过。江青还提出追查毛泽东的死因，亦未得到支持。
1976年9月9日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毛泽东逝世的讣告和《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全国，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震惊。亿万人民为失去自己的伟大领袖而陷入深切的哀痛之中。
中共中央决定：9月11日到9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活动，毛泽东的遗体移送到人民大会堂，供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和各方面代表瞻仰。党和国家领导人轮流守灵。举国上下举行隆重的追悼活动。
9月18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中央军委常委粟裕、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参加了大会。
这个名单的排序首先是第一副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随后是国家代主席宋庆龄，其后政治局委员的排列以姓氏笔画为序，江青因此排在前面。但在当时确实给人以江青地位特殊的印象。
王洪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也无条件地肯定了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北京追悼大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况转播，在全国各地，县以上的党政机构按照规定也举行当地的追悼大会。广大群众被尽一切可能地组织起来，参加规模不等的追悼会，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
二、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与失误
◎一致性的理想社会模式和矛盾冲突的社会进步动力
◎平等理想与理性化专业化的冲突
◎多专多能消灭差别和公共价值的绝对优先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读
◎姚文元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全面专政”
◎“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哈尔套经验”和广西的“总体战”
◎“群众迷信”的出现
◎“大民主”无法解决政治体制问题
◎从“大民主”到国家机器的空前强化
◎“教育革命”
毛泽东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总结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了，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精力所聚，同时也是毛泽东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产生了严重失误。这种失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建立理想社会是中国思想和政治的一个传统。《礼记》中写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典范。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在于他把大同社会的空想性，变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
毛泽东曾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又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突出出来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也在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模式。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的理想社会的模式开始浮出水面。
矛盾的对立统一说是毛泽东考虑社会政治的自觉的哲学基础，对他来说，矛盾是绝对的，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充满着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社会矛盾的存在、运动、发展、变化，是社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功能齐备的社会综合体，又是以社会的一致性为基础的。陈伯达1958年7月1日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设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设想的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这个理想社会是一个取消分工并消灭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的社会，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有，人人劳动、人人完美的大同社会。毛泽东的理想社会，首先是体现平等原则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它的社会基层组织就是“人民公社”。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人民公社”不得不进行不断地调整，减少了其理想主义的社会组织的特征，并且实际上成为一级行政组织，逐渐行政体制化了。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依然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高度的计划体制和国家权力的高度结合，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官僚主义的问题。
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管理阶层的出现和制度化的发展，是理性化的结果，这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样的结果是不能接受的。毛泽东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直保留着批评的态度，这实际上相当部分也出于毛泽东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理性化、社会专业化、科层化、城市化甚至是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弊端的疑虑。
毛泽东对苏联式的“技术革命”“专家治国”的管理方式的不满意，还出于他关于人民民主的考虑。在他看来，工农基本群众在苏联这种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社会中毫无地位，不能“当家做主”，也就失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如何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的问题，特别重视防止国家政权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他感到官僚主义势力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的时候，他就不能不动手解决了。
换而言之，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是人民群众的社会，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基本原则，而苏联式的“专业化”的道路和所导致的“专家治国”“干部决定一切”的科层制的倾向，则被认为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的一个重要分歧，也是他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重要分歧所在。
毛泽东感到，中国的行政体制等级森严，效率低下，机构臃肿，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正在形成并越来越脱离群众。这样的社会与毛泽东的理想社会距离越来越大。毛泽东不能容忍党的干部变成行政官僚，他对等级秩序抱有天然的反感，他留恋革命的激动人心的场面，留恋群众运动的亢奋。他认为，已经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趋势终将发展到无法遏制的地步。
在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时，毛泽东所作《五七指示》，集中地反映了他建设一个新的理想社会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的社会组织方式，是以平等为基本原则的，这个平等是在现有的条件下，以取消城市、脑力劳动和现代工业的存在，来人为地取消“三大差别”，取消劳动分工，取消商品交换、货币、工资等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把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变成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政企（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农业军事化组织。
毛泽东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但是他的平等观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的境界，表现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分化的不安。他的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参照物是农村社会，因而就要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模式，凸显出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
毛泽东理想社会的基础，不是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强调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本身。为了使社会平等成为可能，就应当使人不再有分工和差别，人人都必须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应当使军人、农民、学生和其他人员，都能做到亦工、亦农、亦学、亦军，亦能从事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由理想的多专多能的新人，来实现他设想的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的理想社会蓝图。
因此，消灭分工是达到平等外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理想社会的实现，更重要的是人们应当具有高度的思想境界，极大地提高思想觉悟，实现思想革命化，成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这是平等理想思想的更为根本的内在的条件。为此，整个社会就应当成为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根据。
因此，“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着政治上的或权力斗争方面的因素，但是它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则是它的意识形态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思想革命或意识形态革命。通过这场革命，要彻底扫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永久地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创建理想社会的问题。《五七指示》之所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纲领，正在于它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基本构想。
中国的理想政治是建立在美德之上的，这样的传统为毛泽东所继承。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不仅是社会组织的“一大二公”，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作为社会基本价值的“公”与“私”的对立，严格地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内容。它倒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对基本范畴，中国先秦就已经有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成为历代理想社会的典范。中国传统社会以“大一统”为特征，以“天下国家”为价值判断的根据，所谓“公”与“私”这对范畴，体现社会与个人、整体与个别的不同的价值取向，表现天下、国家、社会组织对于个人或整体、对于部分的价值优先性，它既有政治规范的意义，更具有道德规范的意义。
然而，任何社会都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公共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权力，总是为统治者所掌握的，无论统治者是少数还是多数。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人性都是有弱点的，掌握权力的难以避免误用或者滥用权力。
为了避免公共权力可能造成的伤害，一方面对权力要进行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还要确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各自范围，既不使个人的理想和利益损害公共的规范和利益，也避免公共的规范和利益伤害个人。然而，对于个人基本权利范围的确定，是中国思想传统一向最缺乏的内容。而政治与社会的高度整体性和道德化，倾向于对于个人的绝对挤压。“文化大革命”对于“公”和“私”的界定，以及“大公无私”“破私立公”的口号，将“公”的价值推到了极至，社会平等的理想，就为“大公无私”的符号所涵盖。可是，“文化大革命”根本不能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社会的动乱和法制的破坏，公共权力的无限制的扩大，又使一部分人得以利用所获得的政治地位占有更多的社会劳动，这就带来了新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一直表示担忧。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湖南对周恩来谈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毛泽东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又章。要告诉春桥、又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又章。要春桥写这类又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是不够充分的。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借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的同时，靠以往的中国革命中的具体经验来理解和应用这些论述。问题是，晚年的毛泽东和其他一些意识形态的领导者将经典作家论述的个别结论、设想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公式和教条。而且，一些被教条地引用的论述，实际上往往是被误读了的。这种误读的基础既有既往经验的因素作用，也有其内在的思维结构的因素作用。
中共党史专家郑谦曾经提出，“文化大革命”中“被教条主义地引用的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实际上往往是被经验地加以理解、取舍甚至误解，因而得出了最符合经验和传统的心理结论”。
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时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迈。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马克思说：“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入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在马克思看来，按劳分配是等量劳动交换原则的体现，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和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的共同点即等量劳动来考虑的，故称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就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的权利。“资产阶级权利”原译为“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所使用的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译名，后来改译的原因是为了澄清这个概念并无“法”的规定性。然而，晚年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法的规定性，而在于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马克思承认这种平等原则是存在弊病的，但是他认为，“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前文已述，毛泽东的理想社会，首先是一个体现平等原则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取消分工并消灭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的社会，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有，人人劳动、人人完美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基本原则，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工，也就消除了差别，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有，按需分配。
为实现这个理想社会，就必须使人们具有高度的思想境界，极大地提高思想觉悟，实现思想革命化，成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这是平等理想思想的更为根本的内在条件。
基于这个立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它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是不愿接受的。这一点在“大跃进”时期就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多次讲话，都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说大家都意气风发，争做贡献，并且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他认为，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于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
看来，毛泽东实际上对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有一个误读。毛泽东认为，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于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权利，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什么区别。”其思想是一贯的。毛泽东对于等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原则一直持保留态度，他将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分配及其原则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对于其消极的方面予以夸大，甚至认为只有对其加以限制以至最终予以取消，才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保证。
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误读，与他既定的思维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毛泽东强调意识的重要性，强调政治思想、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的决定作用，对于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和积极作用，他是轻视和否定的。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大体平等，略有差别”，这是带有空想色彩的农民平均主义的理想。较之于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他更重视社会平等的价值和它对于社会的进步意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经验的影响。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自己的观念和思想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得到印证。他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主张，就是要将自己晚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在理论上得到更高的提升，使之系统化、完善化，这样来解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并使之具有更为牢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全国展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利用这个机会，极力发挥极左的理论意识形态观点，同时在“反经验主义”的口号下，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其篡党夺权制造新的政治舆论。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部分指示。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印发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问题的谈话。通知说：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这些语录是围绕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摘编的。2月22日，《人民日报》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些语录。《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配发这些语录时还加了“编者按”，更加全面地发挥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在毛泽东的号召之下，又掀起了大规模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解决如何更好地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张春桥、姚文元分别发表了两篇理论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极左思想的代表作，它进一步反映出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的错误观点和“四人帮”对它的发挥。
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的批准发表。文章以分析“资产阶级法权”为核心，论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文章提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的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姚文元对这一论点作了大量的论述。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不是这样，“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方式就会泛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成资本和把劳动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
姚文元认为，为了逐步减少和直到最后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此，还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的文章的理论前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和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歪曲，无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混淆在分配和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因素同社会的“非法所得”的界限，因而，其基本前提和推理过程都是错误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张春桥写文章，这是有缘故的。早在1958年，张春桥从柯庆施处得知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迅速在上海的《解放》半月刊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还为之写了“编者按”，转载于《人民日报》。张春桥的理论地位就此确立。
张春桥在学习理论运动中的重头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以大量的篇幅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论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写道：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如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为了论证“全面专政”的必要性，张春桥提出：“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因此，“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张春桥在描绘了这样一番严重的状况和危险的前景后，得出结论：“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全面专政论”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左理论体系的核心，它的理论前提，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不断产生，阶级斗争必然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激化，结论就是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一切领域、在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的专政。这个理论前提是虚假的，逻辑也是极为混乱的，它从根本上违背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造成理论的极大混乱，实践上也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张春桥的文章特别地反映出对于社会主义的危机感。在他的笔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紧张、冲突、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个理论当然与斯大林有关，并多少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心态。这种危机意识强化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倾向。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只能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适当的社会政策下不断得到解决。但是晚年毛泽东强调的是“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就是加强国家的控制职能，运用政治权力来限制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四人帮”集团则主张推行更加严厉的社会政策，推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同时对社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实行严密的控制，“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1976年5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这个一时闻名全国的哈尔套经验，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新生事物”，是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1975年元旦，哈尔套公社的群众被组织起来，由各大队干部带领，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卖给供销社，然后从供销社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这种改变农村集市贸易的传统，是所谓“哈尔套公社党委对农村集市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与集市贸易的联系，感到对这样一个集市，如不加以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就会通过这个缺口自由泛滥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社会主义轨道”。通过“社会主义大集”，“把过去自由交易的猪禽、编织、柴草等9类128种农副产品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在农村集市上树立了社会主义优势’。哈尔套经验的推广，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村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控制。
再以广西为例。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在1975年6月15日作出《关于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我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决定》，部署在全区范围内的“大打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总体战”，其中规定：
农村公社社员的自留地面积不得超过耕地面积的5．7％，超过部分要坚决收归集体。
自留地主要种社员自己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饲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
严禁私人开荒，已开荒的坚决收归集体；
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围园，已圈的要严肃处理。
严禁把集体田地、鱼塘私分到户或包产到户，不准借田给私人搞冬种。
不准私人搞马驮、马车、牛车、船只运输捞钱；
劳动力归生产队统一调配，不准搞“自由人”；生产队要把工副业纳入集体经济计划的轨道，不准搞“野马”副业，已外出搞“野马”副业的要坚决地限期回来。
所有企事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所需各种临时工，必须经县以上劳动部门批准，不准在社会上私自招工。
商业、森工以及有关部门对木材、茯苓、松脂等林产品，砖瓦灰砂石等建筑材料，各种矿产品等的收购，要和集体打交道，不得向私人购买。
社员口粮分配要坚持基本口粮和工分口粮相结合的办法，反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积极推行大寨评工计分的办法；有计划安排建设社员房屋，坚持“先治坡，后治窝”。
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粮、油、糖、烤烟、黄红麻、木材等六种农副产品，一律不准进入集市贸易；
除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取缔长途贩运。
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到国营林场和农村、集市采购国家统一派购的农副产品；
未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自行采购三类农副产品。
全区所有农村集市从7月份起，一律改为每星期天为一墟期。
广西大打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总体战，带来了政治上经济上的严重后果。首先是这场政治运动又错整了一批好人，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其次是进一步扩大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再次，运动中“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路’的花样百出，诸如自留地‘搬家伙‘上山’，‘禁止赶墟’，‘不准私人养母猪、母鸭’，等等。有的县还提出批判‘口粮六百斤，着重抓现金’和‘窑顶冒烟，收入二三千’，从而限制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扼杀了社队的多种经营，窒息了农贸市场，堵塞了城乡商品流通。这使我区本来就很不发达的农村商品经济更加萎缩，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使群众继续过着‘穷社会主义’的贫困生活’。
广西的个案并不是极端的例子，有些地方制定的政策比广西还要严厉。这些现象反映了整个国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追求所谓“平等”的目标下的社会现实：不断的政治运动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贫穷的扩大，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社会政策，更是增加了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个尝试是建立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民主机制。
对群众运动的绝对信赖，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到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领导群众去夺取胜利。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的同时也认为，群众运动需要正确理论的引导。列宁的著名观点就是“灌输论”。
他强调：“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的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工人运动本身只能产生工团主义，而绝不能自发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需要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应当组织群众，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