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元旦发表的毛泽东的两首词，描绘了“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元旦社论还说：“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这当然是当时宣传机器不断高唱的凯歌的再一次重复。然而到了这个时刻，事实与宣传却完全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受着“左”的错误的长期统治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社会实践带来的社会长期动荡的影响，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断积聚、膨胀和日益尖锐，中国的社会政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一、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
◎年度计划无法完成
◎财源枯竭, 国库空虚
◎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
◎经济效益全面下降
◎各种商品票证越来越多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思想在经济建设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来指导经济建设；“以战备为纲”，按战备的要求来进行经济建设；以“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指导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一方面，受“左”的思想的指导和政治、社会混乱的影响，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另一方面，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抵制和纠正极左，进行调整和全面整顿努力下，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因此，出现了“三起两落”的曲折。1966年，国民经济仍有相当的发展；1967年和1968年的全面大规模的混乱，使国民经济遭受最严重的破坏；1969年到1973年，国民经济相对稳定，并有所上升；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使国民经济跌入低谷；1975年，通过对铁路运输、钢铁、煤炭、国防工业以至对整个工业战线的整顿和对农业的整顿，国家的经济形势出现明显好转。
但是，进入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国民经济再一次遭受重大挫折。1-5月份，钢铁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品也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影响市场商品供应14亿元，财政减收20亿元，原定年度计划根本不能完成。
从全年计划执行情况看，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7%，低于计划增长幅度5个百分点。农业增长2.5％，比计划低1.5%；工业增长1.3%，比计划低6.9%—7.7%。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达6869万人，比上年增加434万人，超过计划304万人。国民经济的被破坏，动摇了财政基础，企业管理混乱，亏损严重，全年国营企业亏损总额达177亿元。财源枯竭，国库空虚。本年度国家财政收入776.6亿元，比上年减收39亿元。收支严重不平衡，赤字达29.6亿元。
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还表现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和经济效益的全面下降。
（一）1976年，在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国民经济五大部门的产值在社会总产值的比例，农业下降到25.4%，工业上升到58.1%，建筑业上升到8%，运输业下降到2.9%，商业下降到5.6%。农业、运输业和商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严重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所占比例越来越重，轻工业所占比例越来越轻。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占55.8%，轻工业占44.2%。在工业净产值中，重工业占59.6%，轻工业占40.4%。
（二）在积累与消费方面，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而且又放在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三线建设上；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过高，人民生活基本消费和住宅、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建设比例过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消费。
（三）各种产品的结构严重失调，在农业方面，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影响了多种经营，导致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严重匮乏和工业原料的严重不足。在工业方面，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导致原材料工业、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忽视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开发，忽视品种和质量，以致品种单调、质量低下，甚至因销售不对路，造成大量的积压。人民生活所需的日用工业品长期匮乏。
经济效益的全面下降，集中表现在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为35元，而1976年国民收入总额比上年减少，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形成负增长。在工业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只有19.3元，商业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只有9.7元。
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1976年的平均工资较之1966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4.9%。而且，基本生活消费品严重短缺，人民生活相当艰难。统计数据表明，1976年城乡居民的主要生活消费品的人均年消费水平，粮食为190.5公斤，猪肉7.2公斤，棉布7.87米，食用植物油1.6公斤。供需比例严重失调的形势，使国家和地方不得不发放各种商品票证，越来越多的商品票证，成为这个时期的特有的现象。
国民经济被破坏，使得我国同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加增大了。
二、唐山地震
◎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中共中央的慰问
◎十万大军进入唐山
◎各地动员支援灾区
◎“抗震救灾要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纲”
◎“依靠自己战胜天灾”
1976年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一年，其中最严重的是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凌晨3时42分53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大地震。唐山市地下16公里处的岩层突然断裂，在强烈的摇撼中，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顷刻间夷为平地，整个华北大地剧烈震颤。唐山大地震，是迄今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
在华夏大地，北至哈尔滨，南至安徽蚌埠、江苏清江一线，西至内蒙古磴口、宁夏吴忠一线，东至渤海湾岛屿和东北国境线，这一广大地区的人们都感到异乎寻常的摇撼。北京、天津都有强烈的震感和物质的破坏。
据中国国家地震台网测定，此次地震震级为7.8级。
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震后唐山被石灰、黄土、煤屑、烟尘所笼罩，景象非常恐怖：唐山火车站的东部铁轨呈蛇形弯曲，其轮廓像一只扁平的铁葫芦。开滦医院七层大楼，成了一座坟丘似的三角形斜塔，顶部仅剩两间病房大小的建筑，颤巍巍地斜搭在一堵随时可能塌落的残壁上，阳台全部震塌。唐山第十中学门前水泥马路被拦腰震断，一截向左，一截向右，错位达一米多。地震裂缝穿过的地方，唐山地委党校、东新街小学、地区农研所以及整个路南居民区，已完全消失。
唐山是我国著名的工业城市。它的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 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 产值约占全国的1%。 唐山素有“煤都”之称，煤产量占全国的1/20，支持着中国的主要钢铁厂。唐山的电力举足轻重。陡河发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要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唐山有冶金、纺织、水泥、汽车、机械制造等许多重要的企业。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唐瓷”名满天下。
但是，地震过后，这座华北的重工业城市几乎找不到一根直立的烟囱，成为一片废墟。在唐山城乡总计68万多间、1093万平方米的民用建筑中，有65万多间、1050万平方米在地震中倒塌和遭到严重毁坏，人民的死伤极其惨重。
地震发生后，新华社即播发了新闻稿，并播发了中共中央的慰问电。
国务院得知地震消息后，立即在28日上午10时左右召开了由铁道部、邮电部、水电部、卫生部、煤炭部、商业部、北京军区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迅速动员全国力量，向灾区派遣救灾队伍和发送最急需的药品物资。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火速派出10万救灾部队；全国29个大煤矿派出矿山救护队迅速奔向唐山；卫生部立即组织各地医疗队火速赶赴灾区；铁道部与铁道兵系统的12个铁路局、6个工程局及3个师和一个舟桥团共38个单位组织的抢修大军奔赴灾区。
中央决定，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受灾地区慰问。
尽管宣传报道并未说明唐山地震的损失程度，但是身处各地的人们都能感到这场空前的灾难所带来的影响。在北京这样的邻近唐山地震中心的大都市，人们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两侧，在所有公园和空地上搭建防震窝棚，华北许多城市都出现这种情况。为此所需材料数量十分庞大，以至于当时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南方林区也得到了征集专门用于搭建防震棚的杂木的命令。
然而，在1976年，唐山的抗震救灾工作受到政治的不良干扰。震后二三天内，从中央到地方，从救灾指挥部到各级宣传部门，广泛传达了两条中央的指示精神：一是“抗震救灾要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纲”；二是“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要突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不能突出那些大大小小的还在走的走资派”。
唐山地震，举世震惊。当新华社播发唐山地震的消息时，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出于人道主义，纷纷发来慰问电，表达了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和对抗震救灾的支持。如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致电毛泽东：“向您、向地震灾区人民和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悲痛心情，并对你们重建这次天灾所破坏的东西使生活与工作条件正常起来的努力表示支持和声援。”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致电华国锋，除了表示他深为痛心和同情外，还指出：“联合国随时准备帮助灾区人民为克服这场灾害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
不少国家的政府也表示愿意提供物资援助，以支持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斗争。美国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援助。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院宣布：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日本外务省已准备发出药品、衣物、帐篷等物质。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理论统治下，中国拒绝接受外援。从中央到地方广泛传达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
“我们概不接受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任何形式的援助”，“要宣传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天灾”。外交部表示，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
拒绝外援，加大了灾区人民摆脱困难的难度，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和痛苦。
地震还带来民众精神上的惶恐和不安。传统的灾异天谴说，使得中国人相信自然现象是人间社会预兆。这一年3月8日，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就发生罕见的陨石雨，最大的三颗陨石，每颗重量都超过了100公斤，其中最大的一块重1770公斤。从吉林的流星雨开始，人们就有些内心不安，唐山的地震更增加了这种不安感。
三、社会危机与观念危机的加深
◎毛泽东再次对知识青年问题批示
◎意识形态掩盖社会就业问题
◎小学教师李庆霖 “告御状”
◎“知青” 已成社会问题的新焦点
◎知识青年成为多余的人
◎梁漱溟与顾准
◎反主流意识形态的 “地下文化” 的出现
◎无聊、 消极、 苦闷与思考的群体
◎郭路生：“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舒婷的画梦
◎凡有知青处，就有 《 知青之歌》
◎“手抄本” 的流传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到1976年，这些社会问题益发严峻。知识青年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
1976年2月，毛泽东再一次对知识青年问题作了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从毛泽东的异乎寻常的重视，可以见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程度。
“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目标，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彻底扫除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意识，经过大的震动，改变灵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项重要的措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的消息，并通过“编者按”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由此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指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这项措施在50年代便开始施行，主要目标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并且相应解决农村对有文化的农民的需求。毛泽东在1956年9月发出号召：
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到60年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导致城市就业问题更加严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再次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前，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虽然被赋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但在很大程度上，仍被作为解决一部分城市青年就业和支援农村建设的一项措施。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就业的问题更加严重，至1968年，全国中学已积压了1966，1967，1968年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共达1000余万人之多。与此同时，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国家经济在全面衰退的形势下，工矿企业亦无能力吸纳新的劳动力，而毕业生的出路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这样的局面下提出上山下乡的号召，很显然是考虑到这一严重的问题的。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运动，其间的政策、措施都有意识形态的意义。毛泽东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只有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走上革命的正道。
毛泽东后来在考虑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别尤为担忧，认为这些差别便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根源，要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就必须消灭这些差别，实现全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在“左”的错误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便成为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运动，它被赋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意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认为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然是一场政治运动，它的社会就业政策的性质，便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既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也带有强制性。政治机器不断宣传：“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是同修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与工农相结合的标准，到此时具体化为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问题了。
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氛围下，知识青年大批被送到农村或农场劳动。从1968年年底开始的头两年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已达400多万人，除高、初中毕业生外，相当部分是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从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1623万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任务，就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炼一颗忠于毛泽东的“红心”，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响亮的口号，掩盖着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客观上确实给农村带去了一些新的观念和知识，但这种积极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政策和农村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对知识青年在促进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实际所起的积极作用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一方面，知识青年是作为“接受再教育”的身份进入农村的；另一方面，农村中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对于知识青年这些外来者的开村也并没有得以充分施展的条件；再者，由于知识和观念的差别，知识青年作为社会中初步掌握了一部分现代知识的成员，在相对落后的农村中，并不能感受到接受这种“再教育”的必要性。不仅如此，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还带来了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农村农民本身的经济状况就不好，知识青年的生活问题根本无法得到基本的保障。福建省莆田县的一位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其子在乡村生活的困难状况：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I杂稻谷200来斤，外加300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它粮了。那200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100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的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在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李庆霖的信中还说：
现在，如以上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
李庆霖的信反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因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1973年的4月25日亲自写了回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的复信，直接导致对于知识青年生活问题的关注，一些问题得以缓解。但是，知识青年的问题是体制上的和整体政策上的问题，需要的是根本的解决，这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形势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另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是一系列女知青被迫害、被强奸的事件。在知识青年孤立无援和地方、基层干部权力失控的农村及农场，女知青被迫害、强奸的现象有蔓延的趋势，这引起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据公安部1972年11月16日编发的《公安工作简报》，辽宁省锦州地区在七八月间就捕判了奸污女知青的犯罪分子21名，其中大部分是基层干部。黑龙江省委发出紧急通知，将此问题列为“当前知青工作的三个突出问题”的第一项。
1973年1月，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国务院领导人对知青工作所作的批示中专门提出：
如果让那些污辱知识青年的违法乱纪行为继续存在，而不加处理，或处理不适当，那是姑息养奸行为。
从有关部门的重视，可以看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生活的困难和精神的苦闷，一些知识青年消极沉沦、一些人自暴自弃，甚至还有自杀者。不仅如此，知识青年还成为社会犯罪行为的对象。据1975年浙江省知青办《简报》反映，十年来，浙江省知识青年自杀死亡183人；从1969年到1973年7月，发生针对知识青年的案件1941起。山在一些地方，出现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群众关系的紧张状况，知识青年与农民群体互殴的事件也有发生。
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很快便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的问题几乎涉及每个城市家庭，对于社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使广大知识青年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原有的文化知识在新的环境中，也很难有机会得到实际应用。这场运动长达十年之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大大加深了文化教育被破坏的程度。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十年，国家少培养100多万大学生和200多万中专学生，造成了“人才深谷”的严重后果。
从社会政策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失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劳动力已经过剩但是仍然非常贫穷的农村造成了更大的人口和经济压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总人口由59493万人增至76390万人，以每年16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农村耕地面积由155391万亩减至149562万亩，以每年582万亩的速度递减。人均耕地由2.61亩降至1.96亩。一些地方，如东南一带的农村，人口平均不足半亩地，劳动力过剩问题已很严重。李庆霖所在的福建莆田，也是这种情况，为此还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移民，将这个地区的农村人口迁移到闽北等地。在这样的地区，缺乏农业技能的知识青年的到来，很自然地被视为多余的人。
在劳动力已经大为过剩、经济条件困难的情况下，知识青年到农村，事实上既不能为农村增加新的生产力，又必须从农民的微薄的收入中分一杯羹，反增加了负担。在农村社会中形成知识青年与农民“抢饭吃”的印象，是极为普遍的和可以理解的，要求农民无条件地欢迎、照顾知青，也是不切实际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离开了原来生活的环境，改变了生活的方式，在谋生上需要的是他们未曾掌握的技能，许多人难以适应，造成生活上的困难。据当时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按照年收入120-150元的自给标准计算，黑龙江、山东、上海农村的插队知青基本能达到自给的标准，而70％以上不能自给的有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甘肃、福建；50%-70%不能自给的有陕西、新疆、湖北、江苏、浙江、安徽、北京、内蒙古；30%-50％不能自给的有辽宁、吉林、山西、天津、河北、青海、江西、湖南、河南。由此可见，知识青年的生活自给率是很低的。知识青年的绝大多数都是单身，如果连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有严重的困难，要求广大的知识青年“扎根一辈子”，显然是不可能的。
导致在农村的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原因是复杂的。确实存在着一部分人因不能长期参加劳动而得不到相应收入的问题；但同时也存在着即使经常参加劳动也不能保障基本收入的问题。在前者，除了对前途的失望等原因外，还有影响知识青年参加劳动的客观困难，这些困难包括做饭、休息条件、劳动能力和与社会交流等许多非常具体的方面，分散居住的插队知青尤甚。这些困难非常容易助长消极情绪。后者，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农产品价格低下，农业生产整体收入很低，知识青年和当地农民一样，终年劳作而不得温饱；另一方面则是在劳动报酬的工分评比上的问题，其中既有一些地方对知识青年的歧视态度，也有知识青年劳动技能不足的因素。
不管政治上如何宣传，知识青年愿意“扎根”的人数极少。随着时间的延续，知识青年年龄不断增大。因为不愿在农村长期生活而无法解决婚姻，这就造成了又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作为一项社会政策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初衷是减轻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的政策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丧失了它的积极意义，反而造成了影响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7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不断提出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措施，事实上已经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作必须正视的和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了。
为了改变知识青年无人管理的状况，1975年，在全国推广株洲经验，在农村兴办知青农场，安置知青，同时要求各地企事业单位抽调干部作为“带队干部”，带领知识青年下乡，参与管理。在这一年，全国城镇派出的“带队干部”达9万多人。在新的安置政策下，形成了农村与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对口”关系，企事业单位有义务抽调资金、物质和技术力量帮助农村的“对口”对象，这就增加了城市的社会负担。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政府带来的经济负担也很大。1973年以后，国家财政平均每年拨款8.2亿元用于知识青年的安置，占国家同期财政收入的1%。据统计，从1962年开始有计划地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78年基本结束上山下乡，国家财政累计拨款754297万元，结果是“不仅未能把下乡青年巩固在农村，而且招致各个方面的不满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剥夺了整整一代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生活的权利。广大知识青年的命运完全被这个政策所支配，他们在希望和前途的破灭中痛苦煎熬。
这种精神上的问题，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政策下，是任何其他修补性的政策都无法解决的。直到现在，知识青年问题的后遗症仍然非常严重。
总的说来，到1976年，知识青年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不满的焦点之一。但是，只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加以改变，知识青年问题也就无法得到最基本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对文化本身带来的灾难也是触目惊心的，它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性质，注定了它的结果只能是扼杀文化、毁灭文化。在“创造革命文化”的红色幻影下，一切人类文化成果都被扫荡、被禁止。然而，人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动物，几十万年的进化，尤其是近几千年的文明史，使人类的文化追求成为一种本能，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是无法消灭，也无法长期框入一个固定的模式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表层的“革命文化”下面，真实表现人们思想、感情和生活的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文化大革命”对文化进行彻底“革命”的洪流中，也有顽强守护思想信念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有较为成熟的世界观，有早已认同的思想和观念。在他们中间，有些坚持中国传统思想精神，以承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有些人也有许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反对极左的极端意识形态。
坚持五四以来的民主和自由精神，以五四精神的继承者自命，这些人士中，梁漱溟是一个代表。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1953年因言论得罪毛泽东后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作为“反面教材”留在全国政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梁家被抄，梁漱溟仍不停止其思想活动和写作活动。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在政协临时学习小组的领导和组织下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先是在11月的会上表示“有不同意见，要保留”，保持沉默，不愿表态。在学习组织者的一再催促下，他于12月14日在学习会上表示：
“对于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能同意，但我不愿公开表示，妨碍当前运动。假如统战部领导方面想知道我的不同意见是什么，我可以写出评价孔子一文，送请阅看。”顶着强大的政治压力，梁漱溟开始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并在1974年2月22日和25日在政协直属组作了连续五小时的长篇发言。据当时小组记录者汪东林的记录，梁漱溟这样说：
我现在所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的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又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又化史上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5000年的又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又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又化的。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又化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又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又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强大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又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又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
如今批判“克己复礼”一词最时行，殊不知许多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克己”且不说了，单说这“复礼”“礼”吧。既然中国并没有典型的奴隶社会，那么这‘又怎能是指奴隶主之‘礼’呢？至于林彪写“克己复礼”这张条幅，据说还在卧室挂了起来，究竟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己”和“礼”又何所指？我看除了他自己，别人难以解释。
《梁漱溟全集》所收之《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篇，文前梁漱溟自注："1974年6月25日改写稿”，文末署"1974年11月8日立冬撰写完成”，可见经过多次修改，在行文上与汪东林所记有较大差别。
在孔子被斥为历代反动阶级复辟派祖师爷，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反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中，梁漱溟的观点立即遭到激烈的批判，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对梁漱溟的批判会多达几十次，但梁漱溟不改初衷。
梁漱溟用以与极左思潮相对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思想和精神。1975年3月28日他在致周植曾的信中说：
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并与极左意识形态公开抗争，在万众批判和声讨声中挺身而出卫护中国的文化传统，这需要勇气，也需要坚定的文化信念。梁漱溟在思想和人格上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精神，也表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顽强的生命力。
另一位具有代表意义的是顾准。顾准早年投身革命，但是命运多蹇，先是1952年“三反”运动中受到撤职处分，1958年又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戴上右派的帽子。虽然如此，顾准仍然坚持读书和思考，在1956年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问题，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的环境中，顾准坚持不断追求真理和独立思考，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完全超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局限，成为极左意识形态的最深刻的批判者。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思想界最值得记载的事。
“文化大革命”中，顾准随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放河南息县干校。针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劫难，顾准认为应当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中考察，为此从希腊史开始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和研究。
顾准考察了希腊的城邦民主问题。他认为，希腊城邦制度在世界史上是一个例外。希腊城邦并不是从原始公社演变而来，在它们中间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民主制度起源于希腊人的海外移民，在移民和生存发展的需要中，他们摆脱血族基础，以平等的身份和契约基础组成共同体，城邦就出现了。在城邦中的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中，出现了僭主的专制，僭主的专制是走向“主权在民的一种过渡形态，经过僭主制，城邦民主制出现了，在城邦民主制的形成过程中，航海贸易和市场制度为民主制提供了经济基础”。在顾准未完成的《希腊城邦制度》中，已经表现出他对于苏联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模式的突破和否定，而他提出的公有制与民主制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的观点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吴敬琏回忆说：
（顾准）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播下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结果问题，追溯又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写于1973年6月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顾准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商品经济的排斥态度的根源，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哲学命题是他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关系和价值范畴的原因。他在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源时，提出了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了清教徒的忍欲、节约、冒险、创业和上帝选民的意识，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顾准在1973年到1974年应其弟陈敏之要求写下的思想笔记，这是一部颇具睿见的著作，他提出的许多思想都是很尖锐的。
顾准比较中国思想同希腊思想的不同特征，认为中国“史官文化”的文化传统，以服从政治权威为基本倾向，“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是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能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他提出：
史官又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又化的优点，要改掉的是，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从于政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绝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
对于平等原则，顾准认为：
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一样有两大潮流汹涌其间：雅典的民主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雅典民主是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的，斯巴达传统则始终停留在寡头政体的水平上。
顾准说：
我对斯巴达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
顾准是五四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对于民主与科学的问题，他认为，只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民主才是可靠的民主。科学是什么？对于顾准，科学基础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科学精神就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那就是，可以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存在，有政治批评来自各种立场的政治批评”。
顾准认为，现代的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直接民主的“人民当家做主”其实只是空话。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城邦，“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主权术的伪善借口。”顾准尖锐地指出理性的意识形态的危险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镜，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无数眼镜中的一种，是百花中的一种。唯理主义者总是以为他自己的一花是绝对真理；或者用另一种说法，理论（即唯理主义的理性）对于科学总具有指导意义。可是这种指导总不免是窒息和扼杀，如果这种理性成了钦定的绝对真理的话……
关于革命，顾准认为：
自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美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法国革命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而这终极目的正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认为，革命的良好初衷有走向它的反面的可能，“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顾准指出：
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就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
人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然而在极端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下，能够承担社会良知责任的，并不是多数。值得庆幸的是，在一个万马齐喑的特殊的时代，有一位读书人，以他的追求和生命给历史、也给后入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象征，“他给整个一代的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在“文化大革命”的禁锢中，出现了地下文化的现象。“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化，是与“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它不去迎合领导人提倡的思想、观念，不表现“革命文化”所要求的“英雄人物”，不去“抒发革命的豪情”，不去“讴歌”伟大领袖，而是想自己所想，表达个人的真切的感受，表现自己所向往、所憧憬的生活。它是严冬压在文化专制巨石之下的一株细草，是中国文化的一线生机。
要给地下文化作一个准确的、严格的界定是很困难的。地下文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人们的文化活动大都是分散的、个别的、私人的，交流仅限于相互不沟通的很小的范围，传播则更多的是单向的，受到极大限制的，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领袖和文化精英。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化，从性质来说，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文化观相背离、相反对的文化现象。从形态来说，地下文化是“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不允许的和在中国社会不能公开存在的民间文化现象。不能公开存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具公开性，是秘密的和私下的表达和交流、传播；另一种虽具有公开性，不惮在一定的场合公开表达，却不被政治环境所容许。“文革”中的手抄本属前一种情况，在“批林批孔”中梁漱溟的言论则属后一种情况，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则是两种情况的组合，这是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场合、特殊的情境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