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文化的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旧的文化人和有浓厚文化色彩的各方面人士。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冲击，或者入狱，或者流放，或者闲置，或者监督改造，被剥夺了从事文化工作的权利。他们在极恶劣的环境下，坚持自己的思想，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写作，这一类人以中年和老年为主。另一类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或者投身运动，是显赫一时的红卫兵；或者因为家庭、社会关系等原因而被排斥在运动之外，是所谓的“黑五类”；或者自觉不自觉地游离于运动之外而成为“逍遥派”。大规模群众运动过后，他们都被“革命”所抛弃，投入广大的农村、边疆和城市街道，从精神上同“文化大革命”及其政治领袖产生疏离，在苦闷、怀疑、不满和思考的过程中追求思想的独立和自由，进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心灵的写作。
青年们大都没有太深的文化积累，他们的思想还在形成之中，他们不以承接中国文化传统为使命，也不认同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文化”，他们是思想文化的探索者与尝试者。与成熟的文化人相比较，他们更幼稚，也没有深厚的功力，并且带有许多时代的和文化的局限，他们的文化活动带有更多的探索性质。他们是在革命理想主义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主要社会力量。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越来越暴露出其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革命的理想主义情绪也被恶劣的现实环境所猛烈冲击，于是政治的热情开始冷却，一些一直坚信不疑的政治信仰开始动摇，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正在破灭。于是乎，无聊、苦闷、消沉、彷徨、怀疑、否定、反抗，由无条件的忠诚和献身开始转向人生、社会与自我。
青年一代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浓厚的意识形态的氛围下成长的，社会化过程决定了其基本的文化性格，主流意识形态在他们的活动中是不可摆脱的背景。这一代人的思想成就，同样取决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突破。这种突破是艰难的。
在一代青年的社会化过程中，由于长期政治理论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理论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他们把文化，尤其是理论形态的文化，当作社会合理性与进步的根本的东西。面对“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问题，他们希望从理论上来考察，得出自己的见解。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许多人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们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中吸取思想养料，展开自己的理论思考的。
比理论活动更能表达一代青年的苦闷、怀疑、否定和追求的思想和情感的是文学活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其他政策的失败及其对于青年的打击，是这个活动的温床。1970年前后，一些下乡知青开始回到城市，他们已经有了为当权者所不容许的思想和感情，并且有所秘密表达和交流，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开始形成地下文艺沙龙，传阅被禁止的各类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并产生了一些创作作品，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这些创作作品，有直接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生活的，如毕汝协的《九级浪》，描写了一代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幻灭、迷惘、蜕变和堕落。女主角司马丽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美丽而高贵。“文化大革命”使司马丽家庭和个人受到重大打击，司马丽先是与命运搏斗，最终不能抵抗而沉沦、堕落和毁灭。又如佚名的《逃亡》，描写了几个在东北插队的知识青年，扒火车进城被冻死，表现了知识青年的梦想与现实命运的尖锐冲突。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高压和文化专制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压抑与痛苦，而苦难却是与诗共生的。这个时期的地下诗歌，特别真实地反映了一代青年的苦闷、痛苦、幻想和追求，这是“革命文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在形式上，青年们开始进行自己的探索与尝试，使之具有现代的意味。如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写下了现实的失败和理想信念的挣扎：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写下：相信未来。
但“未来”是什么？只是一种信念。支持这个信念的，只是理想主义的余烬。到了1974年，郭路生的《疯狗》却这样写了：
受够了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郭路生的《疯狗》，写出了当时千万青年的心态与感受，他们没有幻想，不再有未来，在沉重的压力下偷生，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
与郭路生沉溺于精神的痛苦之中不同，另一些诗干脆避开现实，构建自己的梦想和爱情的梦幻世界。如舒婷的《赠》：
我为你举手加额
为你窗扉上闪熠的午夜灯光
为你在书柜前弯身的形象
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
说春洪重又漫过了
你的河岸
你没有问问
走过你的窗下时
每夜我怎么想
如果你是树
我就是土壤
想这样提醒你
然而我不敢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化中，诗歌也许是最有成就的了。青年诗人们的诗，继承了中国“五四”以后新诗的传统，并且有所创造，它所反映的一代青年的痛苦、苦闷、彷徨、幻想和追求，这就使它有了永久存在的价值。“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诗作，在“文革”后有许多得到公开发表，开创了一个时期的诗风。这个时期开始文学活动的青年，后来有些成为很有影响力的诗人。
与诗相比，歌曲的数量要少得多，但其中有一些却流传极广，如《知青之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习时代已载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印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知青之歌》写出了知识青年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命运的无奈。这支由插队在江苏省江浦县的南京知识青年任毅谱写的歌曲，迅速传遍全国，为各地知识青年所传唱，其流传之迅速，传播之广泛，可以说凡有知识青年处，就可以听到这支歌。正是因为这支歌，作者任毅被逮捕，并被判刑十年。
“文化大革命”不能解决一代青年的就业和就学的问题，把他们抛向广大的农村和街道。这一代被造就成为“政治人”和“文化人”性格的青年，在极度苦闷中渴求精神的寄托。专制使他们格外感到文化的饥渴。他们可以跑几十里山路，为的是去看一本巴金或者其他作家的小说；可以在昏暗的油灯下抄录普希金的诗或者《唐诗三百首》；也可以长途跋涉，去看一部已经能倒背如流的军事科教片《地道战》。这一代青年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中地下文化的创造者，而且是最广大的传播者和接受者。
除了诗歌之外，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还有小说和其他读物。
小说《归来》（即《第二次握手》），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流传最广的手抄本之一。《归来》是一个传统的才子佳人式的现代故事。故事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为政治背景，男主人公苏冠兰与女主人公丁洁琼在海湾的一次风暴救助中相识并且相爱，但由于家庭的反对和小人的挑拨而分手。后来，苏冠兰成为一名化学家，而丁洁琼旅美成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丁洁琼思念故国和故人，冲破帝国主义分子的阻挠回到祖国，却发现苏冠兰已经结婚。丁洁琼备受打击，准备离开北京，在即将登机之时，周恩来总理赶到机场，说服丁洁琼留了下来。五年以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丁洁琼、苏冠兰和苏的夫人都有美好的新生活。
《归来》是一部带有较多传统色彩的言情小说。它的才子才女的人物配置，爱情故事的曲折与绵长，“英雄救美”“小人捣乱”的情节展开和大团圆的结局，都表现出了传统的影响，而小说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的意识，又反映出了它的时代特征。
对于处于严重的精神饥渴的一代青年来说，《归来》这部手抄小说的科学与文化氛围、缠绵与美丽的爱情故事和洋溢在其间的淡淡的忧伤，画出了一个与严酷和枯燥的现实全然不同的梦幻世界，因而很快流传全国。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对周恩来的形象的塑造。“文化大革命”是偶像崇拜的年代。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毛泽东是万众欢呼顶礼膜拜的政治偶像。“文化大革命”后期，人们对于政治和政治权威开始失望，周恩来的声望日隆，开始越来越为人们所亲近和崇敬。周恩来声望的隆升，主要不是建立在政治权威之上，而在于他的品德和人格魅力。人们崇敬周恩来，主要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道德性的；对于周恩来，人们不是敬畏，而是一种亲近。从被崇敬的理想人物及其内涵的变化，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心理的改变。
《归来》的广泛流传，借助于爱情的主题。这在“革命文艺”将爱情视为禁区，将人的丰富感情净化为单一的政治热情、革命热情的时期，真可以说是荒漠甘泉。《归来》的广泛流传和屡禁不止，便是借助于这一点，“革命文艺”的重大失败，也在于这一点。人性本真，如果借助政治权力去压抑、去禁止，人们便要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去营造、去追寻。
爱情如此，性更是如此。“文化大革命”视性为龌龊、污秽，连“性”这个字眼都讳莫如深，即使在大批判的文字中，也只能以“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搞腐化”之类字眼替代之。
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关于性的手抄本也流传极广。这些性的读物主要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等。这两个手抄本在艺术上并不高明，甚至可能称不上文学作品，但是它们大胆的性生理、性过程和性心理的描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它在青少年中为什么会有广大的市场。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各地还广泛流传如《梅花党》《绿色尸体》《无头尸》《绣花鞋》等故事，以其悬念、离奇、恐怖来吸引人们。它们的广泛流行，表现了社会民众对于世俗文化的趋向。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理想主义的重要背景，而作为“文革”期间地下文化重要主体的青年，也是在理想主义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地下文化因而也带有许多理想主义的成分。
与“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不同的是，它一方面在理论上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寻找新支点，作为政治反叛的依据；另一方面，理想主义的政治色彩渐渐淡化，文化的色彩渐渐加深。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是更大的否定和叛逆，这就是理想主义的本身也正在被抛弃。一些人由失望和迷惘而进入怀疑、独立的思考和创造；另一些人则由失望和迷惘而进入否定、消极和颓废；一些人否定政治权威给他们划定的理想社会，独立地去追寻自己的理想空间；一些人则从意识形态所凭空架设的理想中落入现实的尘世。后一种倾向，在表现形态上就是俗文化的产生。它没有了幻想，没有了说教，不去明示什么真理，只是直接地为世俗人所消遣、所满足。从这一点看，俗文化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文化”的对立也许不是最尖锐的，但却是更为根本的，它是对几十年来理想主义教育的最大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