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徐景贤和王秀珍到达北京，马天水、周纯麟遵照中央指示传达了中央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10月11日，政治局成员接见了上海市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和王秀珍。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组织力量面前，上海市的“四人帮”帮派成员不得不表示服从，并表示回去做工作。
10月12日晚上，已经获知“四人帮”被粉碎消息的上海“四人帮”帮派分子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陈阿大、朱永嘉、廖祖康、肖木、何秀文等，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他们疯狂地叫嚷要大干、坚决干。陈阿大提出，要用一条旧万吨轮在吴淞口沉船封航，拉钢锭堵塞机场跑道，要停水、停电、停产，把上海搅得天翻地覆。朱永嘉写下“民气可用，决一死战”八个字。他们指定叶昌明拟定反革命标语口号，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最后决定积极作好干的准备，等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回来统一行动。
在江南造船厂指挥点，市民兵指挥部钟定栋等制定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捍一”“方二”方案。
“捍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控制首脑机关、报社、广播电台、桥梁、车站、码头、机场和交通要道；确定指挥核心人员名单；开设指挥所；兵力部署；重点支援地域和反空降；口令、暗令、标记；弹药补给和武器修理；加强社会面的控制等。
“方二”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区设立三道控制圈；在上海和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点，为第一控制圈；市区设两道控制圈；规定各区、县的任务和预备队的组成。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上海“四人帮”帮派分子的疯狂反扑，只不过是螳臂当车。10月13日，马天水等回到上海，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会上，有人哭叫，有人谩骂，有人乱闹，但是，“四人帮”的大势已去，余党们纷纷作鸟兽散。上海的武装叛乱阴谋被迅速瓦解。
为进一步稳定上海局势，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到上海主持工作。10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决定迅速传达到上海的广大干部群众。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阻止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企图，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要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政治行动，扫除了坚持和利用“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政治力量，为党在指导思想上结束“左”的错误的长期统治，奠定了重要的组织上的基础。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结束。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文化大革命”中总结和汲取的历史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消灭剥削阶级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深厚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得以最后战胜资本主义。认清这个主要矛盾，坚定不移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
其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党内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恶性发展的结果，这个失误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1957年以后，毛泽东轻率而错误地改变了党的八大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新将阶级斗争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使之不断升级，最后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系统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新的认识，这就是：“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三是党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集体领导的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具体化，是共产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必须把党建设成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在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的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理论上必须明确划清革命权威和个人崇拜的界限，必须反对为某种个人需要而利用个人崇拜的行为。
其四，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教训是沉痛的。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又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他在谈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还说：
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要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真正具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社会主义民主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其五是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二者的互构，反映了这种理论上的贫乏。由此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误解、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对主观能动性的夸大和对于民主问题、群众运动问题、斗争哲学问题、平等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等方面的混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作出了决议。
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全会严肃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个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意义。全会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还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且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缺点错误要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全会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性转变的决策，提出了党在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并且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提出轻易不使用“路线斗争”的口号。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表明同多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左”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了根本的决裂。
关于党的组织路线。全会鉴于多年来党内生活不正常，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纪，严肃党纪，确定少宣传个人，这就结束了党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历史。全会还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切实的纠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桎梏，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标志着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从此，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历史时期开始了。
后记
1976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可以列出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相继辞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唐山地震，粉碎“四人帮”，等等。
描述事件和人物，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一般方法，但它容易将描述的重点只是放在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上，忽略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这就难以避免片面性、表层化和精英化的批评。
一些历史学家因而强调社会层面，关注社会的结构和长期运动，以探索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另一些历史学家则注重考察社会和历史的断层，他们认为，危机和断裂更容易将历史的结构和动态性呈现出来。
选择1976年来进行考察，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年份充满动荡和危机，并且出现了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重要的政治人物的思想、活动和广阔的社会层面的意识、生活，社会的结构与长期运动和危机、断裂，都可以在这里不断发现。对于一个关心历史的人，这里是具有很大诱惑力的。当然，历史的考察不是单纯的事实复述。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同样要寻求通则，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和解释模式常常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历史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都是有它的独特性的，这样，抽象的一般性的理论在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面前有时总是显得有些苍白。
因此，本书虽然描述了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同时也在1976年这个充满危机的历史横剖面中对一些问题有所讨论，以探索历史和社会运动的连续性轨迹。“文化大革命”是晚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建造工程的尝试，而这个人为设计的理想社会工程不仅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而且制造了更加广泛的社会矛盾。这个社会工程的僵硬体制和意识形态，不能提供社会问题不断调适和解决的开放条件，不断制造的社会的矛盾逐渐淤积并且日益激化，导致社会的动荡并且酝酿剧烈的变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就是社会运动力量的重要表象。
新中国已经走过50年的光辉历程，我们纪念这段伟大的历史，同时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改革的社会历史的背景和它的伟大意义。这本书如果能引起读者诸君的兴趣和批评，那就是作者莫大的荣幸了。
刘晓
1999年1月18日于北京西郊万泉河畔
补记
本来可以不写什么了，但是不写总觉得缺点东西，既是对逝去的人的告慰，也是对读这本书的人的说明。
刘晓在2004年夏季不幸遭遇车祸，属英年早逝，不期然已经过去十多年。刘晓是严谨的，书写完之后要写后记。幸亏有这个后记，让我们知道他留下的这部书稿还是他去世前五年的作品，完成于1999年1月18日。时间定格在这个日子，再也不会变了。
如果他仍健在的话，我们相信会有补充修改。
那么，没有这个环节，怎么评价这部书呢？
刘晓是严谨的，至今看起来书稿仍成熟和丰满，书中的叙述都是言之有据的，这得益于他的学风和态度。“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比较困难，难就难在资料的收集。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遇到一个宽松环境，出版成果颇丰。而且那时的回忆录可信度较高，溢美之词虽不能免，但在关键事情和历史节点上还是严肃的、认真的。然而，很多论述都不是集中的、直接的，而是分散的、间接的。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大量的史料中去爬梳。这里用“爬梳”两个字去形容，比喻翻找、查对的那样一种状态。有时一本书中会有若干段，一篇文章中会有几句话。然后再将它们反复比较印证，最后得出可靠的结论。通读刘晓的书稿，一个鲜明的印象是他做足了这方面的功课，穷尽了所能找的线索，因此，他的叙述颇能够吸引人。
十几年过去了，关于1976年有没有新挖掘的史料？当然有。但是关于历史框架和脉络不会有变，增加的是一些细节。
比如，书中引用较多范硕著叶剑英传记的材料，放在今天，大都会引用新出版的《叶剑英年谱》。但是范硕的著作仍然可信，因为他也是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根据档案撰写的。“文革”中的事件，没有档案谁敢写？谁又能写？同样的还有新出的《李先念年谱》和《李先念传》。武建华关于拘捕“四人帮”的回忆，在凤凰台播出后，很是叫座了一阵子，他的优势在于对细节的描述，但也只是就他所处的场景而言，其他方面所涉无多。
笔者主编《当代中国史研究》时，在1994年、1996年、1999年相继发表的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录，已将庐山会议、天安门事件和粉碎“四人帮”等重大事件的基本情节勾描清楚了。我说这些，无非是证明刘晓这部书的价值并不因有了新的出版物而损其光泽。其实，太多的细节未必都能收进一本书中，一则受篇幅所限；二则我们写的是正史，与说书和讲故事还是有所区别的。
话说到此，可以打住了，但仍有些意犹未尽。“文革”史研究，属“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有所谓“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海外”之说。“文革”史研究如此现状，的确令人担忧，尤其是有的人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或曰投机主义的态度对待“文革”史。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场合斥责“文革”，而在另一场合又为肯定“文革”寻找证据。两种态度截然相反，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完全看在场的是哪些人，左右逢源，上下迎合，少了点起码的科学态度和文人操守。“文革”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阶段，其复杂性和曲折性超过其他任何阶段，找到不同乃至对立的社会现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正因为如此，才需要研究者站稳客观立场，潜心研究，不受干扰，秉笔直书。还有一种情况是把“文革”中的秘闻轶事拿来炒作，当作炫耀的资本。把严肃的历史作贱为市井谈资。这种人笔者也是不齿的。投机的和庸俗的学风，都不利于“文革”史研究，都会使本来孱弱的研究非科学化和伪科学化。学界当警觉之。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大家看看刘晓的著作，严谨而不拘泥，不能不佩服他的坦荡和正直，这才是学者，这才是书生。
刘国新
2013年12月于北京安贞桥胜古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