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利用的还有一位小学生。黄帅是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因与老师发生矛盾，由家长催促向《北京日报》写信，被江青集团“发现”，成为反对所谓“师道尊严”的典型和“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反潮流”小英雄。
江青等人鼓吹的“反潮流”“斗争哲学”，是“文化大革命”中意识形态的直接延伸。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大肆宣传“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就是一种将“斗争”绝对化的典型说法。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反潮流”之风到处刮起，正在恢复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社会上频频出现向领导干部造反的现象，一些人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为修正主义、走资派生产”的口号，造成了新的社会动荡，导致国民经济的重新下降，经周恩来等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局面又遭到破坏。
中共中央强调，“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并且提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的任务：
把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逐步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各级党委积极进行建立和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工作。福建、山东、广东等省还专门发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决定和通知。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中，全国建立了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理论机器。这个理论机器由江青集团直接掌握的国家宣传机构和写作班子、各级权力机构的写作班子、专业理论工作者队伍和以群众为象征性主体的理论学习小组这样一整套的机构组成。在各种写作班子、理论班子中，最重要的是江青等直接抓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文化部写作班子，由张春桥、姚文元操纵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等。这些写作班子以梁效、高路、罗思鼎、康立、石仑、万山红、柏青、史尚辉、史军、闻军、哲军、史锋、唐晓文、金戈等笔名，在重要报刊上发表重头文章，造舆论，定调子。
各级写作班子都是“四人帮”政治权力机器的一个部分，为政治权力机构直接掌握，这与“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鼓励群众的自发倾向有很大的不同。
建立以群众为象征性主体的理论队伍是“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大特色，这是群众运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特殊形式。1974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推动各级权力机构在群众中的理论队伍的建立。如湖北鄂城钢铁厂建立了110多个理论小组，成员共有1400多人，全厂1100多个班组基本上都有理论辅导员。福建福鼎县沙埕公社水生渔业大队建立的海上不脱产的渔民理论队伍有92人，每个生产队都有理论小组。天津塘沽区在全区工厂、农村、街道、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建立理论学习小组300多个，人数达2700多人。
建立群众的理论队伍，是为了体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工农兵群众的“主导地位”，便于在最大限度上对全社会进行极左意识形态的传播。
工农兵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阶级力量象征，在运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1974年6月25日，中共天津市委举办儒法斗争史报告大会，由天津站“六号门’老工人和青年女工就春秋战国、秦、两汉、隋、唐、宋、明、清的儒法斗争简史作报告。《天津日报》对此大唱赞歌，认为由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打破古代史这个“禁区”，向反动的“大圣人”开战，“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的又一新生事物，是把历史学从历史学家的课堂解放出来的创举”。
然而，“批林批孔”运动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新解释，这就需要一定的历史的和思想史的知识，仅仅靠工农兵群众是不行的。理论队伍一般采取“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以“工农兵”为基本的阶级基础，“革命知识分子”为实际的专业骨干，“革命领导干部”为权力机器的代表，领导和控制理论班子。理论工作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他们撰写“批林批孔”文章，举办各种讲座和宣讲。《人民日报》报道说：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院的又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系，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就派出一批师生到工厂、农村、部队、街道和其他一些基层单位，宣讲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听讲的工农兵和基层干部达数十万人……仅听过北京大学又科一些系举办的儒法斗争史讲座的，就有10万多人。
除了“走出去”，还有“请进来”，即高等院校为基层群众理论骨干进行培训。如北京大学举办了9期短训班，有800多个基层单位的5700人参加了短训。北京师院举办了4期短训班，参加单位有140多个。南开大学除了举办近900次讲座外，“在校内还举办了10期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有2400多名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骨干和学习积极分子参加”。“大专院校各科师生和工农兵结合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林彪、孔孟之道，促进了工农兵理论队伍迅速成长。”
实际上，各写作班子的骨干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一些学者也投身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在“批林批孔”运动初期，冯友兰就发表了批孔文章，并因其特殊身份，得到江青、迟群和谢静宜的重视。他被邀参加江青1974年6月的天津之行，并参加了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一时成为风云人物。
冯友兰式的行为反映出“四人帮”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强力控制，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有着极强的“改造人”的功能。除了冯友兰，另有一些有成就的学者对“批林批孔”运动也“与有力焉”。
冯友兰后来回顾自己在“文革”中走上批孔道路时这么说：
我们说话、写又章都要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叫“立其诚”……如果附和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1973年我写的又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总以为是前进一步。这就是立其诚。现在看来也有并不可取之处，就是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也确有欣幸之心，于是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
在专业理论队伍与工农兵理论队伍的结合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出了不少“成果”。除了发表了一大批“批林批孔”的理论文章，还进行了“法家”著作的注释，出版了一批经过批注的“法家”著作和“研究”法家的著作。如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与中华书局的编辑编写的《读（封建论》，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编写的《（论语）选批》，上海第五印染厂青年工人与工人业余学校教师编写的《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商鞅论述浅注》等。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仅批判了儒家思想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传统”，同时也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教育的“小传统”，如开展对《千字文》《三字经》《女儿经》《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等传统蒙学教本，《孟姜女哭长城》《三娘教子》等民间传统戏和民间“反动谚语、格言”的深入而广泛的批判。在此基础上，组织创作了一批《新三字经》《儒法斗争史三字文》《妇女赞》《工农兵豪言壮语集》等“新诗文”。试举西安无线电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编写的《新三字歌》：
是啥藤，结啥瓜；
是啥树，开啥花；
啥阶级，说啥话。
三字经，尊孔孟，
流毒广，害人重。
铲毒草，拔黑藤。
主力军，工农兵。
编新歌，唱新调。
肃流毒，立新风。
“批林批孔”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重要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建设运动，这次运动以极左的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的历史和思想传统进行实用主义的重新解释和改铸，并且以思想文化的批判来配合政治的和权力的斗争，这种做法是极其有害的。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在论述社会功能时提出，社会行动的结构可以提供显性的功能，也可以提供隐性的功能，显性的功能体现行动者的意愿，隐性的功能则是不体现行动者意愿而自动发生的功能。“批林批孔”运动同样也可以用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方面的功能来解释。我们在论述“批林批孔”运动时主要讨论的是其显性的功能的一面，即体现意识形态机器意愿的一面，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隐性功能的一面也是值得注意的。在这个运动中，批林实际上是对于林彪集团的一些不利于“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观点进行了传播，批孔则使许多人大量且反复地接触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资料，并且出版了一系列名为“法家”的传统思想家的文献和供批判用的儒家思想经典、蒙学教本等，这在客观上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批林批孔”运动正是因为有着其隐性的功能，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传统思想资料才成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的社会文化的一个难得的资源。
许多人从这里找到了一些精神的食粮，而一些有理论兴趣和才能的人们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学术之路，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当然，这是“四人帮”始料不及的，不愿看到的。
三、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的继续攻击
◎“四人帮”发泄仇恨
◎江青：周恩来死了，我也要和他斗争到底
◎姚文元压制报道
◎宣传机器强奸民意
周恩来逝世后，江青集团仍然继续不断地对周恩来进行攻击。1月9日，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说：“你们不要悲痛嘛，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庆祝辩证法的胜利。”王洪文给上海打电话，说要“化悲痛为力量，首先要批邓”。江青则喜形于色：“周恩来死了，我也要和他斗争到底。”
“四人帮”明白，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实际上也表现着对于“文化大革命”和这些想借“文革”之机实现其政治图谋的野心家的不满。他们极力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极力防止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在悼念活动中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发展。
周恩来逝世后，中央立即实行“丧仪改革”，“四人帮”极力限制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通知所属各单位不准戴黑纱、设灵堂和送花圈，下令各文艺团体照常演出。“四人帮”控制的宣传部门更是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姚文元在1月9日答复新华社提出如何报道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和是否组织悼念文章时说：“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应，仍应再请示。”实际上禁止报道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极力淡化周恩来逝世的影响。
1月13日，姚文元指示在人民日报社的亲信：“总理不要突出，标题要小”，“广场群众吊唁场面不要登”。他在这一天三次向新华社下达指示：其一是“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其二是“这几天报纸登（外国的）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一版上”，要求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要“缩小标题字号”，“有些唁电可以综合，一个国家三四个领导人的唁电可以并作一条”；其三是“采写吊唁消息时，要有工农兵学商几方面化悲痛为力量的内容，如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
姚文元对新华社的“指示”，反映了“四人帮”对待全国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态度，这就是极力压制和淡化，企图消除周恩来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巨大影响，同时扩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宣传，继续影射、攻击和批判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四人帮”的控制下，《人民日报》等新闻传媒仅仅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信息，其他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根本不予报道。1月14日，也就是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还根据“四人帮”的指令发表关于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开头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如此明目张胆地强奸民意，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许多人将报纸撕碎后寄给报社，报社一天就接到300多个抗议电话。“四人帮”自恃大权在握，对人民群众的抗议并不理会。1月16日，姚文元下令全部结束治丧报道。1月28日，“四人帮”扣压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四人帮”还借“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放肆地攻击、诋毁周恩来。2月6日，新华社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刊登了一篇国民党特务就“四一二”事变诬陷周恩来的材料。2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孔丘之忧》一文，污蔑攻击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是“哭丧妇”。“四人帮”在上海的“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同时刊登了《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文。在批邓的同时，攻击支持邓小平的周恩来，说梯也尔搞复辟是因为有俾斯麦的“授意”，赵七爷的反攻倒算是因为有张勋的支持。他们掌握的大批判组的批孔文章，不断出现这样的话语：“装进棺材、埋入坟墓”，“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早已完蛋了”“拼死反攻倒算”，对周恩来的逝世进行影射与诅咒。
1976年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发表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报道时，删去原报道中周恩来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发表报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报道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中心学习小组关于批判尚未点名而被称为“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邓小平的情况时，提出了“党内那个走资派”的说法。报道称：“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已经知道，正在批判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指何人，而扶他“上台”的“党内那个走资派”之所指，也是非常明显了。
周恩来在国内国际都拥有崇高的声望，在普通民众中更是享有清誉和美誉，周恩来晚年的政治生涯之曲折，也为人们所感知。人们曾经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的辞世使人们揪心撕肺，肝胆欲裂。在这个时候，任何对周恩来的不敬，都会引起极大的反感。“四人帮”一伙权势熏心，又为一时的得势所迷惑，完全置民心于不顾，悍然攻击周恩来，只能引起激烈的抵抗，而他们的最后垮台，也就离此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