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性哲学——茱莉娅·西萨（Giulia Sissa）.2
正如在《形而上学》中一样，性差异在这里也有很大的问题。如果对所有的生物来说，繁殖都是一个自然功能，那么性别的数量应该与不同的解剖结构的数量相对应。阴茎和睾丸难道不是对应了输卵管和子宫吗？它们虽然迥然不同，但却代表了同一种功能。当亚里士多德在探讨生殖器的构造时，他几乎被迫承认男性与女性在形式上是不同的，因此必须被分成两种不同的属。但是因为属的定义是对同一形式的不断繁殖，这种结论是不可接受的。亚里士多德不动声色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他将性差异解释为数量的而非形式的差异，即是多和少的问题。他将男性和女性身体刻画为同一形式中的数量变化，即属中的能够不断自身繁殖的理型（eidos）。
冷体的弱点
将性二元简化为数量差异符合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的逻辑。属（genos）作为可不断生成的实体被保存下来了。人有两个性别，但只有一个不可分的（atomos）形式。这个简化为一（reduction ad unum）的方法并非仅靠描述：雌性瘦小、无力、脆弱、牙齿和颅缝都少、声音小等等。作为博物学家，亚里士多德观察到的这些特点都仅仅是雌性那残缺不全的本质的附带表现。为什么女人的身体又小又脆弱？因为她们缺乏生命热量（vital heat），因此不能整合（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是“烹制”）营养。热的缺乏也被用来解释经血。“因为雌性在本性上不能充分整合营养，不仅必然存留下无用营养的剩余物，而且必然在血管中存在着血液的剩余物，当大量剩余物充斥于极为微细的血管时必然溢出。”每月从女性身体里流出的正是这些剩余物。
经血表明了女性身体是冷的。但是，因为经血为女人的受孕和繁殖做出了贡献，它因此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象征。经血是精液的对照物，但因为它未被整合，所以是一种不完美的精液。精液是经过整合的男性血液，血液是器官的营养的终极来源。男性拥有的生命热量，能够将血液转化为精液。女性的特点是衰弱（adynamia），缺乏足够的能量来实现这个转换。
精液与经血的对立证实了男人与女人之间无法磨灭的差异。但男人的精液与女人的经血又是可类比的，它们都是整合血液的产物，区别在于男性可以完成这个整合，而女性不能。这两种物质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些未被完全整合的精液中会有血液的痕迹，这就是明证。精液生成的理论不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借鉴了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Apollonia）的说法，但他对其思想来源只字未提。第欧根尼的学说让亚里士多德能够将质性上的差异，转换为数量上的。但亚里士多德仍然需要形而上的阐述，从而使这一点变成他理论的核心：在血液变成精液的过程中，一个形而上的变化产生了。射精前的性运动所带来的快速加热，在血液残留物与其衍生物之间产生了绝对的不连续性。因此精液具有了灵魂、理型和运动的原则。
“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把雄性和雌性确立为生成的本原，雄性为运动和生成的本原，雌性为身体和质料的本原。”亚里士多德所有关于生命生成的著述都基于这个二分法，这一点在《论动物生成》（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开篇就指出来了。亚里士多德对这种“原始遗传学”的兴趣与它所依据的公理无关，而与论证所采用的形式有关。让我们仔细考察刚刚引用的这句话。生成（genesis）有两个本原。雄性具有“运动和生成”的本原，雌性具有“质料”的本原。这个结论暗藏玄机，即在生成中，本应只有一个亲本（arche geneseos），就是父亲。虽然亚里士多德说有两个本原，但他只对其中的一个感兴趣，雌性仅仅提供质料——经血。生成的过程本质上依靠的是雄性，雌性仅仅提供营养和身体支持。
父亲的精液中包含了三方面的动力（dynamics）：灵魂的本原（tes psuches arche）、运动的本原（arche kineseos）和理型的本原（arche tou eidous），因此父亲是亲本。动物最基本的感受力是觉魂（sensitive soul），它被包含在“雄性的精髓”——精液之中。生成是由男性完成的，因为他“或直接、或通过精液引入了觉魂”。精液是被完全整合的，因此在本质上是热的和有灵性的；所以它能够携带心灵的本原。从而，父亲将灵魂传递给了胚胎。精液还有“运动”，这个运动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还是生物学上的。“精液的运动是由亲本传递的”，因为它是血液的生成物，而血液能够滋养身体。精液从血液中得到力量，使身体和胚胎生长：“精液是一种剩余物，它所进行的运动相同于肌体生长发育所赖以进行的运动，而肌体的生长发育是通过最后阶段的营养的分配发生的。当精液进入子宫，便使雌性所产生的剩余物获得形式，并使之进行和自身相同的那种运动。”因此胚胎的发展与父亲的发展紧密相联。精液不仅仅是传递生命的方式，或生理力量的媒介，它掌有理型的本原。因此子女会与父母相像。
形式（form），抑或不变的理型（eidos），是生成的核心。精子的运动不是盲目地推动质料，它通过理型的再生产，将自己渗入胚胎中：“胚胎中存在自然的运动，这个运动来自父亲的自然体，这个自然体内部包含有活力的理型。”生长的力量源自父亲，胚胎未来会长成父亲的样子，而且都与他们的祖先十分相像。怀孕是如何发生的？“当月经受精后的剩余物被整合后，来自男性的运动就能使它成为合适的理型。”在物品的制造过程中，工匠是一种中介，通过向质料赋予运动，创造一定的理型（morphe，eidos）。同样，在生育中，男性提供了运动的形式和原则。“精液就像艺术家，因为它包含了新生命的理型。”通过传递、连续和同化，男人生成人类。“卡里亚和苏格拉底在质料方面与祖先不同，但在理型形式上与祖先一致，因为理型是不可分的。”祖先和后代具有不同的身体形式，但却具有相同的“特定”理型。
父亲体现并传承了理型，使其得以在一个属（genos）内被传承。作为一个创造者，他依照自己的形象来制作孩子。母亲的身体是物理空间，像是工作坊，他在那里工作。母亲的身体也是惰性的质料：它唯一缺乏的就是灵魂的本原。它不能运动，是绝对被动的：“雌性之为雌性作为被动者。”她只能被动接受男性的理型。她的经血里没有心智（psyche），没有运动（kinesis），没有理型（eidos），它是无能（adunamia）的产物，是缺乏热的整合的缺陷物，因此缺乏普纽玛（pneuma，精气）——那种能给予生命热气的能量。它是生成过程中的未经处理的物质，是最基本的质料（prote hule）：“雌性之为雌性乃是被动者，雄性之为雄性则是主动者，运动的本原由之而来。因此，如果我们就两性分别归属的最大的种来考察，那么一方为主动者和运动者，另一方为运动对象和被运动者。而被生成之物由它们两者生成，正像床由木匠和木料，蜡球由蜡和模子产生那样，具有同等意义。”这些工匠技艺的类比充分展示了亚里士多德将女性的血液置于何种位置。
质料和身体
“雄性为运动和生成的本原，雌性为身体和质料的本原。”正如他在《形而上学》中所述的那样，在《论动物生成》开篇，亚里士多德就将质料与身体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几次提到了雌性血的剩余物中有身体的存在。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他声称：胚胎的所有组成部分在质料中都有潜在雏形。此外，雌性的组成部分也是剩余物，包含了所有潜在的而非现实的部分；这些潜在的部分将雄性与雌性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的身体（soma）观念很难理解。将身体与原理，以及与其解剖结构的独特性分开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对比了“身体和质料”与理型（eidos）。胚胎将要发育成的身体（包括性器官），都已潜在地展现在了母亲身体的剩余物里了，因此从初期就一定可以持续地发育。一个动物的成长不是在已经存在的部分中加入新的部分，而是将母亲血液中存在的可能性发育出来。“潜在存在的东西是不会被缺少现实性的运动者所产生的，同样，具有现实性的东西也不会从随便什么质料中创制出产品来。木匠除了从木料中，不会从任何东西中做出木箱，同样，如果没有木匠，木箱也不会从木料中生成。”声称雌性剩余物包含未来成年人的身体部分并未告诉我们其本质；它仅仅告诉我们这个剩余物有发育为一个生物的潜力。
“雌性提供的剩余物在本性上正是潜在的动物，所有这些部分并非在现实意义上，而是在潜在意义上存在于剩余物中；另外还因为当主动者和被动者以某种一为主动者、一为被动者的方式相互接触时……一方进行创制活动，另一方被动承受。雌性提供质料，雄性提供运动的本原。”这一段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经血包含了胚胎的身体部分，但它仅仅是质料。
重要的对称性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灵魂、理型和运动的对立面分别是身体、质料和被动性。性别问题是二元的，雌性是否定、畸变和缺失。如果属（genos）的定义是以生成和身份为前提的，那么就要解释为何性差异是数量上的差异。
在赫西俄德、西蒙尼特斯和柏拉图的著作中，属（genos）这个神秘概念代表单性自足的谱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发现了这个概念的形而上的简化论。但我们在这部分关注另一种关于女性的重要古典思想——医学思想。医生们尝试去弥合知识和生成理论中的双重标准。在医学思想中，性不是自足的，雌性也不劣于雄性；相反，雄性与雌性是对称的。
据尼达斯学派（Cnidian）的医生称，女人有类似男性精液的一种体液，它是身体情绪的精华。这个体液的产生过程和男性射精类似，只是被隐藏在了子宫的输卵管中：“对女人来说，在性交中当性器官被摩擦且子宫在运动时，子宫被一种渴望抓住，带来快感，并且给身体其他部分带来热。女人也从整个身体中射精，有时是在子宫内部（变得湿润），有时在子宫外部（如果子宫张开得比应有的程度大的话）。”因此雌性身体活跃地参与了生育；受孕是混合的结果。胚胎的性别决定于双方的力量对比：“有时雌性分泌物更强壮，有时雄性的更强壮。男人和女人都拥有雌和雄的种子，因此胚胎的性别一定是由更强壮的那部分种子决定的。”雌与雄在力量上不同，这个不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数量差异，“多和少的问题”。两性都有一个“雌雄共体”的精液物质，但有强有弱。每次射精中，强壮的雄性种子和虚弱的雌性种子的比例都不同，孩子的性别取决于这个组合的变化。“如果父母双方都提供了更强壮的种子，那么胚胎是雄性的；如果都提供了虚弱的种子，那么胚胎就是雌性的。”决定性的因素不是雄性种子，而是一种集合（plethos）。“如果虚弱的种子比强壮的种子多，那么胚胎就变成了雌性的；如果强壮的种子比虚弱的多，那么胚胎就是雄性的。”
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雌雄的对称性。双亲都是亲本，决定孩子性别的是数量上占优的那种种子。哪类种子多，孩子就是哪种性别。换句话说，这个模式在男性优越性（有更强壮的精液）与数量的平等性（数量多的一方决定性别）之间找到了平衡。最终极的决定因素是运气。哪种种子会更多一些？虚弱的精液也许因数量多而胜出。这些医学著作中使用了政治语言，在民主政治的术语中，plethos 的字面意思就是“大多数”。
性别的或然性
在以上的医学文本中，最有趣的词莫过于那个表达支配性的动词：kratein。这个词是指在政治辩论中，一种观念“占上风”。而 kratos是一种通过冲突而获得的权力，经常被当作胜利的同义词。在与性更相关的议题中，kratos 也指女人的胜利。在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The Suppliant Maidens）中，达纳奥斯（Danaus）的五十个女儿的五十个亲族兄弟意图强迫与这些妇女成婚，并向她们发起了战争，那些女儿们向神祈祷：“愿主神宙斯取消这场令人憎恶的不幸婚姻，正是他曾经伸出有力的拯救之手，把不幸的伊奥仁慈地救出深深的苦难，使她恢复原有的模样。愿他赐给妇女胜利！（kratos nemoi gynaixin）”
在以性别划分家族的《乞援人》中，用来表达胜利的词，与医学文献中表达一性支配另一性的词相同。这个词还表示法的权威：“如果死者没有处置他的财产，如果他只有女儿，那么他的遗产将被继承。如果他没有子女，那么他的近亲将继承他的遗产：近亲指他同一家族的兄弟，如果这些兄弟也有子女，那么这些孩子将继承他们父亲的那一份。如果没有兄弟或兄弟的子女，【文本缺失】，他们的子女将以同样的原则来继承。一个家族中的男性和男性的子女应该有优先权（kratein），即使他们在亲缘上更远。如果父亲的家族没有近亲的子女，那么母亲的家族将以同样的原则来继承。如果父母两边都没有这样的亲属，那么父亲家族的最近的亲属应该继承（kurios einai）。”
这段讨论的是无遗嘱（ab intestato）的继承。法律规定了在没有直接的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死者的女儿在财产继承中的地位。在父系亲族和母系亲族中，继承都基于同样的优先权原则。即在所有情况下，男性都优先于女性。男性的身份比血缘亲近更加重要：死者的兄弟在血缘上并不比姐妹更近，却享有优先权。此外，父系亲属永远比母系亲属更有优先性：死者的男性近亲的女儿优先于死者的同母异父的兄弟，也优先于死者的舅舅。母亲的家族，最多只能提供表亲的子女作为继承人。如果在以上这些亲属中没有继承人，那么只能在父亲的亲属中寻找可能的继承人。
Kratein这个动词指的是一性对另一性的支配。但同时，它在法律上还指一个可能的继承人被确认拥有继承权。尽管如此，在医学、戏剧和法律这如此不同的三个领域中，这个词的用法在性别上具有如此高度的相似性，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达纳奥斯之女与埃古普托斯（Aigyptos）之子之间的冲突、继承的优先权、性的生物决定原理，这几个问题都不是简单地包括了差异，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男和女的冲突：有待胜利的战争、有待获取的利益、有待认可的原理。Kratein假设了一个对立或竞争性的情景，并因此将两性隔离开。这个词象征着冲突的结束，但需要一个极端的选择做了结。和解是不可能的：一性胜利，另一性失败。一个支配（kratein），另一个被支配（krateisthai）。但是，这个对立的基础是双方拥有类似的地位和平等获胜的可能性。对于可能的或必要的胜利来说，比如继承法，如果宣布一方获胜，也必须承认另一方的尊严。
艰难的推理
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他应该会刻意回避 kratein这个词。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在受孕的瞬间，两性没有冲突，因为胎儿的性别早已决定好了。父亲的理型和灵魂传递到了精子中；雄性是生成的唯一原则（arche tes geneseos）。母亲并非亲本，她仅仅为胚胎提供了无生命的质料：黏稠的、惰性的经血。因此与雄性的理型（eidos）相比，她不能传递任何她自己的理型。那么，亚里士多德如何解释女孩的出生呢？很简单：当雄性因为年老或其他原因不够具有活力时，他与雌性的结合就生出了雌性。当父亲缺乏创造性的能量时，就产生了一个不完美的、残次的理型，它反映了父亲的衰弱和无力。女儿的身体（anaperia）较为弱小，因为她的父亲在交合中是衰弱的。在这个单系的描述中，雌性仅仅是雄性的变体。亚里士多德给出了终极的结果：“事实上，那些与其亲本不相似的子代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怪胎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业已偏离了某种特定的生成方式。最初的偏离乃是雌性子代的生成，而非雄性子代的生成。”在一个属（genos）中，雌性是在繁殖中产生的有缺陷的种/理型（eidos）。在这里，分类学与生成学完美地啮合在了一起。
令人惊讶的是，动词 kratein没有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性决定论中。亚里士多德的生成学的核心特点是，强调力量的角逐，即主宰者与被主宰者的二元性。一个非常敏感又麻烦的问题出现了：一个后代为何会长得像母亲或是母亲的祖先？论证女儿的出生是缘于父亲理型未得到传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女儿的脸会长的像母亲呢？亚里士多德也承认，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它意味着女人拥有她们自己的理型。如果母亲与她的子女在外形上类似，那么母亲一方就应该有理型的传递，而在某些例子中，也许母亲的遗传比父亲的遗传更显性：“如果月经中的生成性剩余物得以充分整合，那么来自雄性的运动就会按照自身的形式创制胚胎的形式……因此，如果这种运动占支配地位（kratein），就会使胚胎成为雄性而非雌性，就会使雄性胚胎像其父而非像其母；如果这种运动不占支配地位，就会因短缺占支配地位的能力而使胚胎成为有缺陷的。”
两个亲本互相竞争，产生的胜负造成了随机的支配性。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生成》第四卷中提出了这一点，认为这种随机支配决定了个体的特点。只要生成需要理型的连续性，或需要种（eidos）的连续性，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身份的重复生产：男人生出男人。当男人生出女人（gyne）时，这个生产是不完美的，但这仅仅是偶然的。当亚里士多德考虑到母子间的遗传现象时，他考虑的是特殊的个体，可能是人类个体。因此他声称：“特殊和个别的东西在生成中总是具备较强的力量。”考虑到亚里士多德一直认为生成（genesis）是理型或种（eidos）得以永生的唯一途径，能够超越属（genos）中个体成员的死亡，他提出特殊性是非常让人意外的。因此，对“家族相似性”的解释是对任何生成理论的一个重要考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阐释在母系理型缺席的情况下，拒斥了任何母子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这里，他的话也像是医生们会说的。
“个别的东西是指像克里斯库（Coricos）或苏格拉底这样的个体。每种东西当它偏离自己的形成方式时，不是变为随便什么东西，而是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同样，在生成中如果生成者和运动者的能力没有获得支配地位，那么没有被支配的东西必然会偏离生成方式，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如果就雄性而言，其能力没有获得支配地位，那么形成的子代即为雌性；如果就克里斯库或苏格拉底而言其能力不占支配地位，则其子代相似于母亲而非相似于父亲。因为正像在一般意义上母亲是父亲的对立面，因此个体的母亲也是个体的父亲的对立面。”因此他承认了母亲作为亲本的可能性。但母子相似性仅仅是种扭曲了的父子相似性。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将他的单系生成理念，与无可避免的对称性做出了妥协。但这个妥协过于重大，以至于威胁到了整个体系，因为它展示了在生育过程中，雌性他者的闯入，以及质料的反抗性。
当亚里士多德将女人作为动词 gennan的主语时，他就赋予了女性亲本的可能性。gennan的意思是生成，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gennan有很多种不同的用法。一般来讲，gennan 指雄性在生成中的作用，比如传递生命和理型、灵魂和运动，而雌性身体仅仅起到提供质料的作用。gennan 几乎是父亲专有的词。因此将此词用于女人身上是很重要的决定。亚里士多德做出了让步，从更积极的角度来思考了雌性。雌性可以在性别决定的过程中胜出，证明她们与雄性一样，也可以生成。支配（kratein）的机会取决于生成（gennan）的能力。因此两性就是两种亲本。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既然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与希波克拉底相似，那似乎没有必要如此激烈地驳斥希波克拉底。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生成理论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展示了一个父亲单系传递身份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他必须解释显在的母子相似现象。
站不住脚的身份
古医学将精液的活跃性和阴茎的力量都归功于雌性身体，因此与神话和哲学传统分道扬镳。他们认为雌性分泌的精液强化了雄性的精液，子宫的地位同于阴茎，卵巢的地位同于睾丸。这种论调中出现了无差别的对称，将雌性等同于雄性，那么与哲学相比，它真的更正确吗？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相比，它对于女人的评判标准是否宽松一些？
我认为是的，因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简化论实际上是对极权社会的向往。对女人天资的论述，无非是为了让她们在城邦中处于从属地位。柏拉图鄙夷那些传统的女性技艺，比如纺织和烹饪，她赞美了女卫士的美德，认为她们与母狗相似。在《蒂迈欧篇》对人类起源的解释中，柏拉图认为女人存在的理由，源于某些原始男人的怯懦。女人是胆怯的同义词，她们没有男性的美德——勇猛或好战，她们只能与动物相提并论。她们生性缺乏勇气，因此被选作卫士的女人必须从小就经受训练，像训练动物一样训练女人，她们才能够克服天生的残缺。通过训练，她们可以完成伟大的事业，但永远不可能像男人（andres）一样杰出。
只要涉及知识和权力，以及哲学家守卫城邦的职责，女人就不被提及。在关于乌托邦的想象中，孩子需要被从母亲和保姆的身边带走，因为女性从不能正确地教育未来公民。柏拉图煽动了对传统母职的怀疑和蔑视，他告知城邦，要妥善利用女人。
柏拉图说的一切都旨在证明女人是不完整的。他建立的一系列准则也都不以尊重妇女或保护女权为出发点。在《法律篇》（Laws）中，当他推崇公产制，以及讨论女人该如何生活（公餐、公住、婚姻关系）时，他都没有考虑女人的需要和意愿。柏拉图关注的始终是城邦和集体，女人永远是绊脚石。她们是必须绕开的结构性路障，是必须加以利用的沉重负担。她们天性喜欢家长里短和偷偷摸摸，因此生来就威胁到社会的同一。
不管女人天性如何，不管生成和生产中有怎样的生物差异，都必须推进同一的社会，因为这是最实用主义的选择。当柏拉图不使用神话和政治语言时，他的论断就为亚里士多德展开了铺垫。生成是个技术行为。父亲是“原理”，是模型或理型，统领一切生育。母亲提供形塑身体的质料。儿童是产品，是“形而上”的后代。（《蒂迈欧篇》，50b）
普鲁塔克：从身份到不平等
以上策略否认了女人的他者性，以此来强调了她们的不平等地位。公元2世纪的作家普鲁塔克运用类似的逻辑推理，基于结合（koinonia）的概念和女人在婚姻中的从属性，提出了婚姻的观念。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在婚姻中，丈夫和妻子必须分享共同的朋友、熟人、神和财产。自然将两个身体彻底结合在一起，没人能够说清一个孩子究竟哪个部分来自父亲，哪个部分来自母亲。类似地，丈夫和妻子必须将双方婚前带来的财产完全混合在一起。他们必须明白，没有任何财产是属于他们个人的，他们的所有财产都属于夫妻。夫妻是如此亲密无间，以至于没有任何事物能区分丈夫和妻子，然而，这种亲密性是建立在丈夫更加强势的基础之上的。普鲁塔克将丈夫比作太阳、国王、主人、骑士——都是自主且活跃的主体；他将女性比作月亮（或镜子）、臣民、学生、马。如果女人是自主的，如果她具有主动性，那么她会立刻招来非议——媚惑、使用巫术、不知廉耻。妻子永远是顺从、被动的，她必须在方方面面适应丈夫的生活方式。共生的婚姻远不是平等的结合，它剥夺了女性的一切：她的神、朋友、职业和财产。最明显的例子是财产，将两份财产“合并”成一份，但它却属于丈夫——即使妻子带来的财产更多。这里，“合并”的原文是 krasis，这个动词意为将水和酒混合起来，混合物仍然是酒——即使水比酒多。妻子永远占据次要的地位，就像水的价值不如酒。
普鲁塔克在《对新婚夫妻的忠告》（coniugalia praecepta）中，很有趣地解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性差异理论。
只有在基于实证观察的医学文献中，我们才能发现一些不那么简化女性身体和行为的理论。但当然，雌性仍然被认为是虚弱的：男人和女人身体中的雌性成分都是脆弱的。相较于男性身体组织，女性身体组织更加柔软、松弛、多孔，因此更容易被液体和气体渗透。这些都是缺陷，意味着没有强大的肌肉。缺乏能量的女性精液仅仅是女性缺陷的又一个标志罢了。但“女性精液缺乏能量”的说法还是承认了女性精液的存在，承认了它是一种有效的、能够传递生命的物质，“缺乏能量”并不是个致命的缺陷。相反，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女性对生成的所有贡献就是那完全无能的经血。
关于女性的哲学有以下几条核心路径：第一，给性差异进行分类；第二，否认两性分别为自主平等的个体，将女性看作男性的变体，从而减少雄性与雌性的对立；第三，强调两性的共同天性，以抹平差异（生成和生育差异除外），以减少雄性与雌性的对立。当女性被纳入男性空间，与男性有同样的社会职责、态度、天资时，这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平等，而是完全没考虑到女性，因为她们“明显地”劣于男性。从历史上来讲，所有将两性同质化的思想都仅仅服务于男性的优越感，这种行为系统性地无视了女性价值，这一点再三强调也不为过。有一派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女性是特别的，因而要通过性别区隔来实现平等，他们将妇女和儿童看作“妇女的属”（genos gunaikon）。他们对去差异化的警惕是对的，他们的错误在于自我封闭，这个路径永远无法使女性超越被他者化的命运。而这种超越是女性唯一值得追求的未来：权利的平等、价值的肯定，以及对差异的尊重。
只要学者还坚信妇女低人一等，只要还是以男性的标准来评判女性，那么我们就无法停下无休止的比较，无法跳出区分强者弱者的怪圈。
女性和法律
另一种关于女性的话语是法律，学者们已掌握了其中很多种必要资料，包括市政法规、铭文，以及阿提卡演说家的演说。罗马律法对西方国家的女性法律地位的影响持续至今日，因此学者对此高度关注。很多关于罗马女性和法律的论著都主张，在罗马律法下，女性地位“不平等”，且“无行为能力”。传统的阐释既有社会性，又有政治性：女性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
扬尼·托马斯受过法学训练，他的论文指出，女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尤其是与以他人的名义和为他人服务的公共职务无缘。这根植于女性深层次的无权，也就是说，女性无法为自己的后代主张公民权，这意味着，女性无法传承其合法身份。继承秩序是理解罗马法律的关键。相应的，政治秩序不是阐释法律逻辑的首要考量因素。性差异和由此导致的亲缘体系可以解释女性为何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波琳·施密特·潘特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