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罗马女性的宗教角色——约翰·沙伊德（John Scheid）.4
教会中的寡妇和女执事
在教会等级制度中，主教在祭司和执事的协助之下宣告圣谕、主持圣礼。随着教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的区分日益明显，女性在教会机构中也获得了一席之地，但职衔往往十分低微。在东西方，教会中的寡妇都作为一个精神榜样，承担着博爱行善的工作。但随着4世纪最后三十年女性修道运动的兴起，这种角色渐渐履行起与修道院中的女修士相似的职能。在某些年代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在东方），存在过“女执事”一职。任职者履行着各式各样的宗教职能，直至大约10世纪。同样地，这一职务也渐渐隐没在女性修道运动的热潮中。
寡妇
自《提摩太前书》（5：16）始，寡妇便与孤儿、贫民、病患、囚犯和外邦人一同，被视为一个亟待救助的群体。礼拜日募捐所得的一部分便是拨给寡妇的。据251年教宗科内里（Cornelius）的统计，教会共向1500位寡妇和贫民伸出了援手。有使徒记录称，作为条件，这些受助者需要遵从一些特殊的戒律要求。因此，坡旅甲（Polycarp）写信给腓立比人道：“愿她们在对主的信仰中保持智慧，日日为众人祈祷，不污蔑人、不进谗言，不做假证，不贪图虚荣，远离邪恶之事，时刻铭记自己即是上帝的祭坛。”
但《提摩太前书》（5：5）也提到，有一群寡妇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她们发誓加入修行之列，并恪守贞洁（tagma ton cheron，cherikon；ordo viduarum，viduatus）。一时间，她们仿佛凭借克己守身的理想品行为处女们树立了榜样，人们也常将其与处女联系在一起。圣依纳爵（Ignatius）将其称作“名为寡妇的处女”（virgins called widows）。其他的一些资料也提到了二者之间的模糊性。然而，不久后，处女的身份便大放光彩，她们不仅在德性上更胜一筹，在教会中也拥有更高的地位。
那么教会的圣职体系中，是否有寡妇的一席之地呢？德尔图良曾在作品中顺带提及这一问题，称确实如此。然而罗马的希坡律陀（Hippolytus of Rome）在其6世纪时写就的《使徒传统》（Apostolic Tradition）中提到，长期守寡之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可以“经由口头宣布加入到神职队伍中来，但不被授予正式的圣职”。教会并不会对寡妇施以按手之礼，因为她们不事供奉，也不承担任何仪式性任务，只有从事仪式性工作的圣职人员才可经由按手礼而授职。寡妇们虽无圣职在身，却有资格（kathistatai）参与所有会众的祈祷仪式。多数文本记载，只有仅结过一次婚（希腊语：monandros；拉丁语：univira）的寡妇才拥有这一资格，她们必须发誓永世守贞，一旦违逆，按照该撒利亚的巴西流所告诫的那样，她们会被开除教籍。按规定，只有长于五十或六十岁的寡妇才可登记在册，但例外情况也时有发生。
寡妇最重要的职责是祈祷，《提摩太前书》（5：5）便提到了这一点。后来，希坡律陀在《使徒传统》再度阐明了这一原则。我们在《使徒遗传》（Didascalia Apostolorum）中也能找到相关的叙述，该书是一部文献汇编，可能诞生于3世纪时的叙利亚地区。得到主教的命令后，寡妇们方可守在病榻边将手按在病人身体上，并开始斋戒。成书于4世纪晚期叙利亚和君士坦丁堡地区的《使徒宪典》（Apostolic Constitutions）进一步强调了寡妇需履行的禁欲事宜。按照教规，寡妇们应以先辈犹滴为榜样，在祷告的同时值夜并禁食。
然而，不论是《使徒遗传》还是《使徒宪典》，都对寡妇的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制。她们必须服从主教和执事的权威。没有明确的指令，寡妇不得在任何人的家宅中进行饮食、斋戒、受礼、按手或祈祷。此外，内心的修行被认为是寡妇生活的重中之重。作为“上帝的祭坛”（altar of God），寡妇们必须证明她们如真实的祭坛一般稳固、坚定，因为她们的身份是寡妇（cherai），而不是乞丐手中的麻布袋（perai）。她们在家中应尽心祈祷，在外尽其所能帮助他人。起初，教会只是建议寡妇不要参与施洗，后来严令其远离此事。她们无权教导他人，更不可谈及耶稣的受难与救赎之事。被人问起时，她们最多不过重复那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比如“基督徒不可崇拜偶像”“世上只有一位真神”。然而，这些戒令的存在也表明当时的妇女除了进行祈祷，可能也已涉足男性神职人员自以为专属于他们的领地。
女执事
现存的2世纪文献资料中，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妇女曾在教会中任职。据黑马（Hermas）的《牧人书》（The Shepherd）记载，一位妇人代表教会提议将她的作品寄给革利免，让他将书中内容传达到各个城市，同时希望另寄一卷给格莱普特（Grapta），以便他教导寡妇与孤儿。小普林尼在写给图拉真的信中，提到了两位“女仆”（ancillae），即他在比提尼亚（Bithynia）为了查明真相而严刑拷打的两位女助手（ministrae）。这一拉丁词语或与希腊语中的“执事”（diakonos）相对应，但我们无从知晓这些妇女承担着怎样的职责。普林尼对她们的信仰嗤之以鼻，认为其中除了“荒谬、离奇的迷信”以外，别无他物。他的这一论断，可能是出于对女奴们低微地位的鄙夷。这些女奴行办公事的权力来自一个成分极为复杂的教会团体，“人们不分行业、性别，或来自城市、城镇，或来自乡村，纷纷聚集于此，沉浸在这一极具感染力的迷信之中”。177年牺牲于里昂的白朗弟娜、203年在迦太基殉道的费利西蒂也是如此，身为奴隶，并无职权，却在酷刑折磨之下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在此，我们应当注意到早期教会（ekklesia）中，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群所表现出的强大信念。
3世纪时，《使徒遗传》中的部分章节阐明了东方地区女执事（he diakonos，gyne diakonos）的地位。在教阶制度中，主教被认为是神之形象的化身，男执事代表基督，女执事代表圣灵，祭司则代表诸位使徒。主教任命男执事负责重要事项，同时派女执事服侍女信徒，会众的规模决定了男女执事的数量。男执事的职责很广泛，包括协助主教（尤其是在举办圣餐仪式时）、维持教会礼仪等等。相比之下，女执事的职责仅限于服务其他女性，例如在洗礼过程中“为受洗的女人涂油”，以及“当受洗的女人出水时，让女执事招待她，并教导她怎样的贞洁与虔诚才能使洗礼的印记完好无缺”。此外，“女执事应负责探访有女信徒的异教家庭，看望生病的妇女，以及为恢复中的妇女清洁身体”。《使徒遗传》指出，耶稣当年也受到过数位女执事的协助，如抹大拉的马利亚、约西的母亲马利亚、西庇太众子之母等等，并以此为依据，强调了这一职务的重要性。
4世纪时，《使徒宪典》对女执事的职责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与阐释。男执事是主教从全体会众中选拔出的，而女执事（diakonissai）的候选人只能出身寡妇或处女。这一规定表明，这一职务带有明显的禁欲苦行的性质。女执事的职责仍是探望患病或生活难以自理的妇女，以及协助妇女进行受洗。但同时，她们也在妇女因需参见男执事或主教时负责传话。宗教仪式上，她们负责接待女信徒，并与男执事协作，维持教会礼仪。教会明确划定了她们的职责范围——“女执事不得参与祝祷仪式，也不得代长老和男执事行事。在洗礼过程中，她们负责把守大门，倘若她们协助长老进行施洗，那只不过是出于礼节。”
女执事的地位高于处女和寡妇，圣餐礼的安排即可体现这一特征。仪式中，女执事归属于神职行列。主教将手覆于神职者身上，并在长老、男执事与女执事的注目下祷告道：“上帝啊……男人与女人的造物主，你使圣灵充满米利暗、底波拉、亚拿与户勒大（《旧约》中的女先知们），你唯一的孩子由女人所生，你却不蔑视这一事实，而是在见证人的帐幕下、在圣殿中向其委任。你屈尊俯视圣门的守护者、你的奴仆、执事的候选人，将圣灵赐予她，洗净她肉体与精神上的一切污秽，以使她配得上完成你托付给她的工作。”女执事是除祭司外，唯一有资格领受圣体之殊荣的群体（“圣体”即圣餐礼上使用的无酵饼）。然而，女执事的等级并不是固定的。授予圣职时，她们紧随男执事之后；领受圣餐时，她们位列祭司与修行者之后、寡妇与处女之前。
女执事经由祝圣仪式而入职，因此，任何违背誓言的行为都将被视为亵渎神灵。在这方面，教会与法律的规定十分严厉。该撒利亚的巴西流曾写道：“我们绝不容忍女执事用她那祝圣过的身体，去满足自己的肉欲。”按照不同时期的规定，成为女执事的最低年龄被提高至四十、五十甚至六十岁不等，但例外之人也并不罕见。比如，319年，主教奈科塔里（Bishop Nectarius）在君士坦丁堡任命内布里迪乌斯（Nebridius，故于四年前）的遗孀奥林匹娅为执事，尽管她当时还很年轻。
从按手礼的祷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执事的职责包含着诸多精神层面的内容。然而，教会安排女执事来协助女教徒的受洗与女病患的探视工作，也体现出教会正试图将男女两性审慎地区隔开来。这一倾向在其他领域也很明显。《博物学者》（Physiologus）是流传于4世纪的一部基督教自然寓言，其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了一种“燃烧的岩石”，解释了这一区隔为何出现。书中写道：“有一种岩石，两两相碰时会生出火焰，点燃接触到它们的一切物什。本质上讲，它们正是男人和女人，生而相隔甚远。因此，高贵的修道者，你们必须避开女人，以免距离过近时，你内在的一切美德在欢愉的欲望之火中燃烧殆尽。正因女人的靠近，参孙的力量遭到破坏。前人的记载中，因女人的美丽而误入歧途的男人比比皆是。”此文劝诫的对象虽是修道者，但它适用于所有男人。希坡律陀在《使徒传统》中论及慕道者时，写道：“凡是女人，不论信徒还是慕道者，都应在教堂单独的区域中进行祈祷。祈祷完毕后，她们不得与他人进行和平之吻，因为她们的亲吻并不圣洁。信徒应当对彼此敬礼，男人向男人致敬，女人向女人致敬，异性之间不准行礼。女人应当用披肩遮住自己的头部，而不只是用亚麻布进行遮挡，因为那算不上是面纱。”《使徒遗传》与《使徒宪典》都建议教会“将教徒分为不同类别，首先是男人与女人之分，每个性别之下再按照年龄进行适当的划分”。男执事和女执事则负责维持这一秩序。
若望·莫斯克斯（John Moschus）在《精神的原野》（Pratum Spirituale）中提到了一则轶闻，解释了女人接近教堂（尤其是在洗礼期间）为何会带来危险。据说在彭图查（Pentoucha）的修道院里，有位名为柯农（Conon）的祭司负责施洗。有一回，他不放心自己为一位年轻漂亮的波斯女孩涂油，而按规定女执事又不能进入修道院。纠结之下，这位祭司选择逃跑。而后，施洗约翰显现在他面前，在他的脐下画了三次十字架后，将他送回了修道院。“次日，他为这个波斯人进行了涂油及洗礼，压根没有注意到她是女人。此后，他十二年如一日地涂油与施洗，再也未感受到肉体的触动，也不再留意受洗者的性别。”
4世纪起，女执事的名字在东方地区的史料中更加频繁地出现。她们也像男执事那样，多次出现在铭文中，例如来自马其顿腓立比的这一则墓志铭：“此为女执事波塞多尼亚（Poseidonia）与谦卑的修女（kanonike）潘查里亚（Pancharia）之墓。”另有来自埃德萨（Edessa）的一则：“纪念女执事狄奥多西亚（Theodosia）与处女阿斯匹拉（Aspilia）、处女阿加托克勒亚（Agathocleia）。”一座圣徒墓的墓碑写道：“此处葬着殉道者阿卡基奥斯（Akakios）及女执事……”另外，一件发现于斯托比（Stobi）的宗教用物上写着：“德善而虔诚的女执事马特罗娜（Matrona），为教堂制作精美的马赛克画。”
文学与法律文本也多次提及女执事的存在。金口若望曾在君士坦丁堡任命他的三位亲戚——伊利桑西娅（Elisanthia）、马特里亚（Martyria）及帕拉迪娅（Palladia）担任教会的女执事，以使奥林匹娅在任时设立的四项事役（diakoniai）得以存续。若望被流放前，也曾在洗礼堂中向奥林匹娅及另外两位女执事普罗库拉（Procla）与潘塔迪娅（Pentadia）道别。流放途中，他数次在书信中提及女执事，时任执事的他的姨母萨比尼亚（Sabinia）也奔赴偏远的可可苏斯（Cucusa）与他会合。6世纪时，查士丁尼（Justinian）列举了供职于大教堂（现称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的神职人员名单：六十位祭司，一百位男执事，四十位女执事，九十位副助祭，一百位讲道员，二十五位领唱人，以及一百位守门人。显然，当时的女执事隶属于世俗教会或修道院。这份文书也体现出了修道院制度的演变。在君士坦丁堡，奥林匹娅创立的修道院中，执事工作由修女们所负责，就像我们方才所介绍的那样，而院长或副手通常由选拔产生；在本都的阿尼沙修道院，兰帕迪恩（Lampadion）“负责指挥贞女组成的唱诗班，她们皆有执事之衔”。发现于埃德萨地区的叙利亚文本使我们得以探知6、7世纪时女执事的职能——如先前一般，“负责女信徒的洗礼”，“探视女病人”等事项依然被提及，但不同以往的是，在祭司或男执事缺席时，她们能够“向其管辖之下的女信徒讲述神的奥秘”，即她们有资格在女会众当中教授福音书或其他圣书。但她们仅可在修道院的围墙内暂代男执事或司事履职，而且约翰·巴尔·夸索斯（John bar Qursos）对萨吉斯神父（Priest Sargis）的答复也体现出了女执事职能是多么受限——教会不许她们出声祈祷，也不许她们在月经期间进入圣殿。
12世纪初，随着女执事的职能渐渐被修隐制度所取代，加上婴孩逐渐被纳入受洗的队伍，东方地区的女执事一职最终消失了。然而，诸多教规文本与典籍都留下了女执事存在的印记。
女性无权参与之事
为使限制寡妇和女执事的权利显得合理正当，人们发展出了一套详尽的论述体系。《使徒宪典》认为，早期的使徒曾给出如下权威性的观点：“我们不允许妇女在教堂中讲经。她们只能祈祷、聆听导师的教诲。我们共同的导师耶稣基督派遣门徒周游列国讲经布道时，选择了我们十二使徒，而没有选择哪位妇女。当时，我们身边有耶稣的母亲马利亚与他的数位姊妹，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小雅各的母亲马利亚、马大和马利亚、拉撒路的姊妹、撒罗米，以及其他一些女性。倘若需要妇女来讲道，耶稣必早已向她们下达指令。而且若‘男人是女人的头’【《哥林多前书》（11：3）】，那么由身体的其他部分来掌控头部自然是不可行的。”
在论证洗礼分工的合理性时，人们也运用了类似的观点。“（妇女施洗）会带来危险，甚至会违背耶和华的律法，实属大逆不道。如果‘男人是女人的头’，且男人被选作祭司（hierosyne），那么破坏这一安排、强调四肢而舍弃头部自是不正当的。因为女人本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由男人的肋骨创造而成，从属于男人，为了繁衍后代才与其身分离【《创世记》（2：21—23）】，且经书中提到“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创世记》（3：16）】。倘若如经文所述，“我不准女人教导”【《提摩太前书》（2：12）】，则何人有权忤逆天性，让女人去履行本属于祭司的职责呢？希腊人任命女人来担任女神的祭司，是不敬，更是愚昧。耶和华的律法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如果真的需要女人来施洗，那么耶稣自己的洗礼便会由他的母亲来完成，而不是通过施洗约翰。再者，当耶稣派遣我们出去施洗时，并没有派遣女人，这正是因为他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自然法则的书写者，深谙自然之道。”
这一观点以《圣经》为基础发展而来。《旧约》和《新约》所创设的秩序，将那些崇敬女神、任用女祭司的教派视为旁门左道、异端邪说。《圣经》中创造与堕落的故事揭示出女人的天性。上帝先造的是男人，然后才是女人，这决定了女人必然是男人的附属品，低劣于他。犹太律法自诞生起，便禁止女人担任神职；耶稣既未以实际行动、也未曾下达指令将女门徒纳入施洗和布道的队伍中，因而后期的神职中也没有女人的一席之地。保罗下达的禁令，符合上述历史与神学论调的同时，也在社会阶层和宗教等级秩序之间建立了联系。时至当世，人们已经很少再以“女人不洁”这一单薄的依据来解释她们的低微地位。的确，4世纪时，《老底嘉法典》（Canon of Laodicea）曾禁止女人接近祭坛；而5世纪时，叙利亚地区《我们主的遗嘱》（Testament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中却将任执事的寡妇安排在主教身旁，并在圣餐仪式上将其置于祭坛前展开的帷幔内。这部文献中还提到，恰逢经期的女执事虽可以留在教堂中，却不得靠近祭坛，这并非由于经期女子“不洁”，而是为了表现对祭坛的尊重。
有时候，人们会刻意强调女性的性别缺陷。例如4世纪时，埃及地区《使徒教会法规》（Ecclesiastical Canons of the Apostles）中写道，教会安排两位寡妇去协助祈祷，派另一位女性去照顾病弱的妇女，而根据使徒们的回忆，在“最后的晚餐”进行时分，女性是被排除在圣体圣事之外的。当时，约翰提醒道：“兄弟们，你们已然忘记，我们的主，当他……亲自祝谢了面饼，掰开，说道：‘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和立约的血。’当时，女人是不许在场的。马大说：‘这是因为马利亚笑了，而主看到了她的笑。’马利亚则说：‘并非如此。是因为他之前曾告诉过我们，弱者将被强者所拯救。’”
萨拉米的伊比法尼乌斯在《反对异端》（Panarion）中抨击了“拜母教”（Collyridians）的邪说，之所以如此称呼它，是因为这一派的教徒将童贞马利亚（the Virgin）奉为女神，并向她供奉一种名为 collyre 的条状面包，而这种食物通常只在举办圣餐时才会使用。他一再重复那些惯常的观点，来强调即便妇女可以担任执事，也绝不能成为祭司。自基督教创立以来，从来就没有什么女长老（presbyterides）、女祭司（hierissai）。女人们注定是羸弱而反复无常的。她们心智平庸，极易为恶魔所利用——如此之人，怎敢妄任圣职？在《论圣职》（On the Priesthood）一书中，金口若望称：“涉及管理教会、引渡灵魂这种最为重要的职务时，仅有一小部分男性可获此殊荣，女性必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在西方
在西方，“女执事”一职并未普遍设立，一些教会甚至将之视为异端邪说的产物。苏尔皮基乌斯·塞维鲁斯（Sulpicius Severus）称，“女执事”这一职衔是在某次高卢南部和西班牙的贵族女性支持的异教活动中，由普里西利安派的支持者（Priscillianists）引入西方的。总之，4至6世纪的西方教会数次强调，禁止女人参与利未事工或担任执事。例如，441年召开的奥兰治宗教会议规定：“教会不可任命女人做执事。如果仍有女执事在职，那就让她们在为信众祝祷时低下头。”教宗哲拉旭（Pope Gelasius）在给意大利南部主教们的信中写道：“女人们在圣坛前执礼侍奉，做着本属于男人们的事工。”6世纪时，高卢北部的三位主教向布列塔尼（Breton）的一些祭司发出警告，因为他们带着女助手（conhospitae）四处传教，并允许她们以 Pepudian 教派（原文即如此）的方式举起盛有基督之血的圣杯。在西方地区，人们规劝妇女为主献身，年轻人克己守贞，丧夫者坚持守寡。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例外情况出现。人们有时以“diacona”或“diaconus”来称呼妇女，以表示对她们的尊敬。例如，拉德贡德（Radegund）拒绝与克洛泰尔一世（Clothaire I）继续生活，并以自己的坚定感化了努瓦永（Noyon）的主教梅达德斯（Medardus），最终任命她为执事。
女性的力量
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针对女性的禁令（如禁止女性担任神职、禁止女性讲道等），但还是有部分女性行使着一些非正式的权力，尤其是在教会政治当中。3世纪时，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y）在他的《反对基督徒》（Against Christians）一书中对妇女违背禁令、入侵男性权力领域一事进行了抨击。一个世纪之后，哲罗姆再度提起波菲利之见，并补充道：“我们务必当心，以免那不敬的波菲利一语成谶，让元老院落到主妇和女人手中。”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之后，几乎所有的贵族女性都转信了基督教，凭借着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她们时常能够左右教会的管理和决策。金口若望强烈谴责这一现状，称“神圣的法规早已将女人从教会职务中除名，她们却偏要跻身其中，但她们无法独立成事，一切事务都得依赖中间人的协助。她们所获得的权力如此之大，甚至可以按照她们的意愿来左右祭司的人选。简直是颠三倒四、混乱不堪……本应受制于人者反而翻身做主。但愿他们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女人从未得到信任，因而从未被委任讲道。我为什么要提到“讲道”呢？蒙福的保罗甚至都不准许女人在会众面前发言。但我听说，她们如今掌握着过分自由的话语权（parrhesia），斥责教会人士时比主人对家奴还要刻薄。”若望这篇自安提阿发表的声讨之文，也揭示出他后来在君士坦丁堡与欧多西亚皇后（Empress Eudocia）及其身旁权势显赫的寡妇团——包括玛莎（Marsa）、卡斯特里西亚（Castricia）、欧格拉菲娅（Eugraphia）在内——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持续到若望被废黜并被流放到伊索利亚（Isauria）之时。若望与他人的往来书信显示，自那时起，这位被放逐的主教得到了奥林匹娅与其友人在物质、联络和精神等多方面的支持，不仅如此，许多来自东方和西方的贵族人士也纷纷施以援手。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若望给奥林匹娅的信中，他向支持奥林匹娅的主教们求助，并对哥特人的主教继任问题进行了干预。274
妇女们心怀虔敬，不但在世俗世界叱咤风云，也在宗教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文化与社会影响力，甚至加入了奥利金之辩（Origenist controversy）这样的神学争论中。哲罗姆写道，教皇亚纳大削（Pope Anastasius，公元399—402年在位）在位期间，马塞拉最初是奥利金主义的拥护者，“她曾在他们的指导下为其抗辩，但后来又指出其中的异端之处。她引用（奥利金的）那离经叛道的《论基要教理》（On First Principles），并说明那是被删改过的……她写下数封信件，来呼吁异教徒为自身辩护，后者却因为良心不安，宁可默不作声遭受重重指责，也不肯当面回应、自证清白”。与此同时，老梅拉尼亚却为鲁菲努斯而辩护，后者曾因翻译了奥利金的作品而饱受攻讦。
在《劳西亚史》（Lausiac History）一书中，帕拉蒂乌斯（Palladius）回顾了老梅拉尼亚如何凭借她的财富与贵族的声望，在瓦伦斯（Valens）对尼西亚人（Nicaen）进行宗教迫害之时，为险境中的巴勒斯坦主教与祭司提供支持。他还盛赞了她与鲁菲努斯一道，在保利努斯分裂教会后，重塑耶路撒冷城的和谐统一，影响了多达四百位僧侣，并劝服了所有一度否认圣灵的异教信徒，带领其回归基督教堂。
小梅拉尼亚是老梅拉尼亚的孙女，她的传记作者格隆提乌斯写道，当小梅拉尼亚驻留在君士坦丁堡时，聂斯脱利派正在那里盛行。她接待了“许多上门拜访的元老之妻与能言善辩之人，并与其讨论正统的教义。这位体内栖居着圣灵的女人，夜以继日地谈论着神学与信仰，将许多迷途之羊引领回正统教义的栏圈中，为那些心怀疑问的人答疑解惑，总而言之，她为所有受到上帝启发而前来寻求解答的人竭诚相助”。
在基督论之辩中，每个问题的论辩双方都有妇女的身影。被放逐到耶路撒冷的欧多西亚皇后，长期以来信奉“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e）之说，后来在尤锡米乌斯（Euthymius）和登塔者西蒙（Simeon Stylites）的影响之下才归信于正统教义。与此相对的是，普尔喀丽亚则在卡尔西顿公会议上（the Council of Chalcedon，451）反一性论阵营（anti-Monophysite）的取胜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与马西安皇帝（Marcian）一道，被誉为“正统信仰的灯塔”。
即便如此，女人仍需谦逊、自隐，才能保持所谓的“得体”。根据哲罗姆的记载，这一品质是马塞拉最崇高的美德。“通过长期的学习，她将所学的一切不断吸收、内化，变成自己真正拥有的智识。因此，若我离开此地后，《圣经》中的经文引发人们的争议，便需要她来做出相应的评判。她非常谨慎，也深谙讲话时恰如其分（prepon）的道理，知道何为得当。当被问及经文含义时，她并不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借用我或其他人的论述来说明，因而，即便在教导他人时，她的姿态也如学生一般。她牢记使徒保罗的告诫——‘我不许女人讲道’，当有人（其中有些是祭司）提出晦涩难懂、模棱两可的问题时，她也从未表现出轻蔑与嘲讽。”
许多妇女是慈善事业的捐赠者或创始人。从最初的公益捐助，到后来基督教成立专门的慈善机构，依靠教会和修道院的力量援助社会穷苦人士，妇女在这一援助方式的过渡中发挥了作用。283其中一些妇女默默无闻，将题刻的铭文纪念丈夫，有的则善名远扬：“佩里斯特里亚（Peristeria）依照她的誓言，在斯托比大教堂的中殿制作马赛克画，而如我们先前所见，马特罗娜（Matrona）也因捐赠马赛克画而被提名纪念。”东西方的贵族捐赠者也都受到了教会传记作家的大力赞扬。法比奥拉（Fabiola，逝于公元399年）因离婚后迅速再婚而悔过，之后，在罗马创立了第一座医院（nosokomion）。在那里，她悉心照料年老体弱的病患，并在意大利各地慷慨解囊，厚待祭司、修道士和贞女。她与帕马丘斯（Pammachius）一同从耶路撒冷返回后（后者在其妻子保利娜过世后出家为僧），联合为前来罗马港朝圣的人（xenodochium）建立了一座旅栈。
寡妇们的慷慨相赠一直以来是教会财富的重要来源。波菲利曾指责基督教徒“说服妇女将他们的财产捐献给穷人”，导致她们中的许多人沦为乞丐。当年梅拉尼亚前往埃及朝圣时，随身带了匣子，里面装了三百枚银币。她把它们赠给了隐士潘博（Pambo）。在耶路撒冷，她对遭到流放的正教信徒施以援手，并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根据帕拉蒂乌斯的记述，她和鲁菲努斯一起“招待所有前来祈祷的人士——从主教，到修道士与贞女，给他们以启发，并用自身的资源提供援助……二人还为整座城市的教士赠送礼物与食物”。
奥林匹娅曾是行政长官内布里迪乌斯的妻子，在经历了为期二十个月的短暂婚姻后，在386年成为了寡妇。狄奥多西皇帝指责她“肆意挥霍亡夫的财产”，同时施加压力，迫使她与亲戚埃尔皮迪乌斯（Elpidius）再婚。这一要求遭拒后，皇帝任命君士坦丁堡的总督为奥林匹娅的财产托管人，直至她年满三十岁（实际上，她在391年时便取得了财产的控制权）。奥林匹娅自奈科塔里（Nectarius）任主教起，便开始向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捐赠财物，包括金钱、土地、房屋、设备、租借所得，以及诸多商品，“她竭尽所能地赠予，而在教会事务中，他（主教）完全听命于她。”金口若望接替奈科塔里成为主教后，她“为了教会的利益，赠予了他一万枚金币、一万枚银币，以及她在色雷斯、加拉太（Galatia）、卡帕多西亚和比提尼亚（Bithynia）地区的产业……除此之外，还有她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些房屋，如大教堂附近的‘奥林匹娅之家’（Olympias’s house），连同它附带的庭院与浴室……以及其周边的建筑，包括 Silignarion（一间烘焙坊？）……她还捐出了君士坦丁堡公共浴池附近的自住房屋，一座名为伊万德里乌斯的房子（the house of Evandrius），以及分布在郊区的其他财产”。之后，奥林匹娅又将散落各地的房产，连同她在公共财产中所占有的份额全数捐出。她将教堂西南角的房屋和工作间改造成了一座修道院，并使之与教堂的前厅相连。她热情接待前来拜访的主教们，乐善好施，对苦行者、贞女、寡妇、孤儿、老人与贫民关爱有加，并闻名世间。此外，她还在若望流放期间为他提供必要的援助。这一长串令人印象深刻的捐赠清单，让我们一方面窥知奥林匹娅的敌国之富，同时也领略到了她对教会全意的奉献，以及作为回馈而获得的微薄权力。
5世纪初，小梅拉尼亚与丈夫皮尼亚努斯从世俗之欲中脱身，摒弃了数量惊人的财富：他们捐出十二万黄金的年收入与巨额财产，释放了上千名奴隶。他们将大量财产赠送到埃及、安提阿、巴勒斯坦与君士坦丁堡，支持当地“为穷苦人民提供服务”，还资助修道院中的修道士与贞女，向教会捐赠丝绸、银器等珍品。在处置好罗马和意大利的所有财产以后，他们去了非洲，在那里，他们将庄园的收成用于救助穷人、救赎囚犯，同时还向塔加斯特城（Thagaste）的教会捐赠了大量的钱财、祭品、珠宝和上乘的织物。此外，他们创立了两座修道院，并为其中的八十位修道士和一百三十位贞女提供资助。在前往埃及朝圣的途中，他们也慷慨赠礼，之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定居下来。母亲去世后，小梅拉尼亚在橄榄山上建立了一座女子修道院；而后丈夫皮尼亚努斯去世，她又创立了一座男子修道院来缅怀他。此外，她还修建了一座使徒教堂；以及一座殉道堂，来存放先知撒迦利亚（Zachariah）、塞巴斯蒂四十烈士（the Forty Martyrs of Sebaste）与司提反（Stephen）的遗物。据记载，她曾与欧多西亚皇后争夺圣司提反遗物的所有权。
提奥多西皇帝的诸皇后（Theodosian empresses）通过慷慨赠予来展示她们对宗教活动的渴望。当男性继承人出生时，欧多克西亚（Eudoxia）履行了承诺，在加沙地带（Gaza）被夷为平地的宙斯玛纳斯神庙废墟之上建造了一座大教堂。为展现自己对圣地的热爱，欧多西亚将圣司提反的遗物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耶路撒冷，并建造了主教宫殿、朝圣者庇护所，还在城外重建了圣司提反教堂。普尔喀丽亚向耶路撒冷赠送了诸多珍品，并捐赠了一件长袍，用以在圣餐期间遮盖君士坦丁堡大教堂的祭坛。最重要的是，她在家宅附近建立了殉道堂，来缅怀圣老楞佐（Saint Lawrence）、以赛亚及塞巴斯蒂四十烈士。为敬奉马利亚，她主持建造了布拉赫奈的圣马利大教堂（Saint Mary’s of Blachernae）、霍德贡修道院（the Hodegoi）及查尔科普拉蒂亚教堂（the Chalkoprateia），这些建筑立于犹太教堂的残砖碎瓦之上，存放着马利亚的遗物（披肩、圣像与饰带），供人敬拜。
从基督教的诞生到最终的胜利，女性最重要的力量在于她们擅长传播自己的信仰。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容易也更早摆脱了古代城市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束缚。在家庭中，她们依靠自身的影响去鼓励其他人皈依基督教，因而在信仰转换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提摩太后书》（1：5）中也写道：“我记得你心里无伪的信心，这信心原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
然而，异教徒们却认为这种易受影响的品质代表了女性意志力的薄弱、精神的败坏。塞尔苏斯（Celsus）曾在178年斥责道：“看看吧……纱匠、鞋匠和皮匠的家里那些最粗俗、最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充满经验和判断力的师傅面前一句话都不敢说，私下里却抓着孩子和无知的女人们（gynaion tinon…… anoeton）长篇大论，灌输怪异的理念，让他们不要听信父亲和老师的话，而是听命于自身。在他们眼中，那些人不过是愚蠢陈腐之辈，对真正的善一无所知，也没有能力实现它，整日把卑劣的废话挂在嘴边……实在是堕落不堪。”308
该撒利亚的巴西流致信新该撒利亚（Neocaesarea，其祖母的出生地）的居民时，呼应了保罗书信的内容。信中道：“还有什么能比被一位来自你们之间的、蒙福的祖母抚养长大这件事更清楚地证明我们的信仰呢？我指的是伟大的玛克里娜——在我们还是婴孩的时候，她便口头传授给我们蒙福的贵格利的话语，教导我们那些虔诚的教义。”因此，巴西流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在卡帕多西亚一个“老基督徒”家庭中长大，在那里，他的祖母广为人知，因为她曾在基督徒遭受伽列里乌斯（Galerius）和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 Daia）的迫害时，携家眷躲进本都的山林中，一边竭力斗争，一边宣扬基督教。巴西流的兄弟尼撒的格列高利为他们的姐姐玛克里娜作传时写道，她的名兆（nomen omen）预言她将度过苦行殉难的一生，成为另一位德克拉。格列高利还提到了母亲艾密莉亚如何监督时年尚幼的姐姐学习《圣经》。可以看出，信仰是一种家庭事务，依托妇女代代相传。
女性的协助也促使更多家庭皈依基督教。4世纪罗马贵族的“异教复兴”时期，许多氏族转向基督教，而女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安德烈·沙斯塔尼奥（Andre Chastagnol）曾以凯索尼家族（the Caesonii Alpini）为案例展开研究。4世纪中叶时，妇女们成为这一家族中最先改信基督教的人。其中一位妇女的两个女儿都选择走上苦行之路——马塞拉在丧偶后舍弃了俗世，而阿塞拉（Asella）则始终保持处女之身。族中另有一位妇女，其子帕马丘斯在妻子过世后也转向禁欲苦行。他们都是哲罗姆的朋友，并在他搬到伯利恒之后仍与之保持通信。与此相反，年长的沃鲁西安努斯·兰帕迪乌斯（Volusianus Lampadius）所统领的家族则始终信奉异教。他本人的妻子是伊西斯的女祭司，孩子们起初也都是异教徒，但后来有两个儿子与基督徒成婚。403年，哲罗姆将沃鲁西安努斯的弟弟——维斯塔的祭司（the Pontiff of Vesta）凯基纳·阿尔比努斯（Caecina Albinus）— — 形容为“被基督教后代们所包围”（只有长子凯基纳·德西乌斯·阿尔比努斯除外，在马克罗比乌斯的《农神节》（Saturnalia）一书中，他作为宾客参与了节日庆典）。“谁能料到，异教祭司阿尔比努斯的孙女，竟是应了母亲的祷告而降生的，在祖父面前，她的小嘴结结巴巴地唱出‘哈利路亚’时，老人家竟欢喜至极，将耶稣基督的贞女放在膝上怜爱。我们所希冀的事成了真，一个虔诚的信徒家庭成功使本不信教的老者归依。诚然，当身边的子孙皆是基督的信徒时，他也便离信仰仅有一步之遥了。”即便如此，家族中以沃鲁西安努斯为长者的一支仍坚持信奉异教，纵然有家庭成员带来的压力，以及奥古斯丁和马塞利纳斯（Marcellinus）来信劝说，他也一直拒绝改变信仰。直到436年，他在君士坦丁堡行将就木之时（in extremis），才终于转变心意，在从耶路撒冷专程赶来的小梅拉尼亚的协助下，归依基督。
时至4、5世纪，教会仍然容许异教通婚时，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女性在努力改变男性的信仰，以及男性对此的抵制。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在为姐姐高戈尼亚所作的悼词中，回忆起她在去世前夕所获得的关照：“她所想要的，不过一件事，就是她的丈夫也能够臻于至善……他是她的丈夫……因此，她希望将整个身体奉献给上帝，而不是只达到一半完美，留下未了的夙愿。她的这一请求是难以抗拒的。”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尼加，也曾试图劝服她的丈夫帕特克里斯（Patricius）信仰基督，“通过言语使他归依”。谁又能忘记在奥古斯丁当年醉心于摩尼教之时，莫尼加曾成日以泪洗面，向主教问询。主教回答说：“付出这么多眼泪代祷的儿子，怎么会沦落呢。”近期所发现的希波主教的往来通信中，有两封写给菲尔姆斯（Firmus）的信。菲尔姆斯虽酷爱阅读《上帝之城》（City ofGod），却无意于接受下一步的洗礼。奥古斯丁劝导他以妻子为榜样，加入教会，因为“想想看，倘若这是一件难事，两性中更软弱的那方却先一步完成；相反地，如果这是一件易事，强者这方就更没有理由落在后面”。319
女性也激励着众人去追求更高、更纯粹的宗教信仰。大梅拉尼亚在治愈了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并劝导他过上隐士生活后，从耶路撒冷回到了意大利。在那里，她遇到了蒙福的阿普罗尼亚努斯（Apronianus），他极具声望，当时还信仰异教。她向他讲授基督教的教理，并引领他成为一名基督徒。这之后，梅拉尼亚说服他同妻子（也是他的侄女）阿维塔（Avita）保持着克己禁欲的生活。她的忠告也坚定了孙女小梅拉尼亚与丈夫皮尼亚努斯苦行的决心。此外，她还将基督教义传授给了儿媳阿尔比娜（Albina）。就这样，梅拉尼亚说服家人们为信仰献出个人的财富后，带着他们回到罗马，过上了一种高贵而宁静的生活。
第三部分 昨天和今天
母权制和神话
女性曾失去了书写历史的权利，因此在今天，建构女性史是众望所归之事。女性解放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也要求书写女性史。年轻的女性主义者饱含热情地寻找着历史中的女英雄、关于女性的颂歌、女性的神话，以及女性的斗争。
当今时代的学术主张通常着眼于古代世界。我们知道在克里特岛、以弗所和斯巴达，女性曾经是领导者。我们可能对这样的神话学一笑而过，但是它所基于的假设，例如史黛拉·乔尔古迪对巴霍芬母权制（Mutterrecht）的研究所展示的，不只影响了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圈子。甚至有历史学家以母系社会的神话为托词，宣称有关亚马逊女人的无稽之谈足以让他们略过性别差异的问题。只有当我们能恰当地分析母系社会的神话，才能书写女性的历史。
波琳·施密特·潘特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