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创造母权制的神话——史黛拉·乔尔古迪（Stella Georgoudi）
概述
母权制的理论
阿弗洛狄忒的杂婚制
得墨忒耳的女性统治
父系原则的出现
巴霍芬思想的发展
希腊史前史的重建
反响平平
古希腊学家对巴霍芬理论的应用
证据和反驳
构建神话
第十一章 古代女性史研究现状——波琳·施密特·潘特尔（Pauline Schmitt Pantel）
从女性史研究到“性别”史研究
新要求
新概念
女性史与古代史
宏观史
女性的声音
佩尔培图阿与她的自白
封底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史. 古代卷 /（法）乔治·杜比主编 ；焦霖等译. -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 12. - - ISBN978-7-308-25321-5
Ⅰ. D441.9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41C52W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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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23-423号
女性史：古代卷 （法）乔治·杜比 主编 焦 霖 等译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朱桌娜
封面设计 云水文化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网址：http：// www.zjupress.com）
排印 版 浙江大千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9
插 页 32
字 数 506千
版 印 次 2024年12月第1版 202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5321-5
定 价 1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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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总序：为女性著史——乔治·杜比、米歇尔·佩罗
长期以来，女性都屈身于历史的阴影之中。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对家庭、对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心态史、对私人及个体的重视，都有助于驱散这些阴影。妇女运动及其提出的问题做出的贡献更大。“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将往何处？”女性开始问自己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在大学内外寻找自己先祖的足迹，试图去理解男女关系中主导地位的产生根源及其随着时间与空间所发生的变化。
“女性史”是一个简便且富有吸引力的标题，但是我们必须要坚决否定女性本身是历史客体的想法。我们想了解的是女性的地位、女性的“境况”、女性的角色和力量。我们想探究女性的行为。我们想研究她们的话语和沉默。我们想观察她们许许多多的形象：女神、圣母、妓女、女巫。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这部历史是具有关联性的。因为我们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那么女性的历史必然也是男性的历史。
这是一部长时段的历史：五卷书涵盖了从古至今的西方历史。我们这部历史只包括了西方地区，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东方、拉丁美洲和非洲妇女的历史当然完全必要，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些地方的人们会将它们写下来。
我们这部历史是“女性主义的”，因为它持有平等的观点。我们的意图是以开放的态度接受各种解释。我们想提出问题，但我们没有程式化的答案。我们的历史是多元的：一部采用了许多不同视角的女性史。
这也是团队合作的结果。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和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负责整体协调工作。每卷都有一到两位分卷主编：鲍林·施密特·潘特尔（Pauline Schmitt Pantel）（古代）、克里斯蒂亚娜·克拉皮西—聚贝尔（Christiane Klapisch-Zuber）（中世纪）、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和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近代早期）、热纳维耶芙·弗雷斯（Geneviève Fraisse）和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19世纪）以及弗朗索瓦丝·提波（Fran?oise Thébaud）（20世纪），他们选择了自己各卷的合作者——总共约有68名学者，我们希望这个团队可以代表欧洲和美国在该领域工作的研究人员。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图书是对学界迄今为止取得成果的临时性总结，同时也是进一步研究的指南。我们也希望它能将历史的乐趣带给新的读者，并起到唤醒记忆的作用。
序一：书写女性历史——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
曾经，书写女性历史似乎是一件不可想象或毫无意义的事情。女性天生的角色是沉默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她们默默无闻地从事家务劳动，不值一提。女性真的有历史吗？在古人的观念中，女性与冰冷相连：世界是静止的，女人是其中的惰性元素，而男人则充满热能和活力。男人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掌控女人的命运，女人只能成为种种冲突的旁观者。通常，女人只是小角色，当她们偶尔扮演主角时，往往会暴露出非常明显的弱点。更一般地说来，她们是被征服者，随时准备为胜利者欢呼，为失败者哭泣。若没有女人流泪歌唱，悲剧就不完整。
我们对女性了解多少？她们留下的微弱痕迹并非自身创造的，因为她们几乎“一无所知，从不识字”。我们只能透过男性目光的滤镜看到她们。男性掌权者既塑造了官方记忆，也掌控着公共档案，制定了官方记录的标准。我们看到的妇女言行的初始记录大多是在这一框架下产生的。这些男人对私人生活漠不关心，只关注公共事务，然而女人在公共事务中并无一席之地。公共场合中的女人是混乱失序的，这成了男人们的陈词滥调，从希罗多德（Herodotus）到泰纳（Taine），从李维（Livy）到今天的警察，都在不断重复这种叙述。人口普查甚至也忽视了女性。在罗马，只有女继承人被纳入统计。直到公元3世纪，由于财政需要，戴克里先（Diocletian）才命令将妇女计入人口普查。19世纪，女农民和佃农的劳动仍然被严重低估，因为人口普查只记录户主的职业。因此，性别关系已经镌刻在了史料本身之中，关于女人的信息远少于关于男人的信息。
从古至今，关于女性生活的具体信息之匮乏，与关于她们的话语和想象之丰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倾向于“再现”女性，而不是讲述她们真实的故事，更不用说让她们自己讲述了。女性越是缺席于公共领域，关于她们的意象就越丰富。奥林匹斯山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女神，但希腊城邦没有女性公民。圣母被供奉在圣坛上，但主持祭祀的是男性祭司。玛丽安娜（Marianne）象征着法兰西共和国，然而这个政权却是高度男权的。女性——被想象、被虚构、被憧憬——象征着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一切。
女性形象和关于女性的想象是如何演变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这部丛书利用大量的篇幅来呈现图片档案。这些图片不仅仅是插图，更是需要被解码的文本。公元前5、6世纪的雅典花瓶和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与当代广告牌一样，并不只是简单地记录日常生活。只有充分分析这些图像随时间的演进，我们才能理解性别的再现。婚姻通常强调新娘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身体转移；新婚女子被带离她自己的环境，种种仪式的细节都象征着她与娘家分离并融合到夫家。因此婚姻是有结构的。在一个毫不在意劳动价值的社会里，人们却认为一心纺纱织布的妇女是有德行的。当女性之美只被当作装饰品时，女性身体本身就隐而不见了。这样思考，我们才能管窥人们对女人的认知。我们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两性关系，而是男人建构的与女性的关系，和他们建构的女性形象。
视觉形象受到相当严格的规则限制，相比之下，语言更具灵活性也更自由，因此文学形象的内涵更有深度。文学或许比造型艺术更自由、更包容，但文学也被文学大师的欲望所主导。纪尧姆·德·普瓦捷（Guillaume de Poitiers）在12世纪歌颂了具有“优雅爱情”的“淑女”，或许这类想法占据了当时男性的心灵。但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这些诗歌没有展现女性本身”，展现的是“男人的女性想象”，或者至少是某些男人选择宣扬的女性形象，他们选择了一种新的性策略。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但男人仍是主导者。浪漫爱也是如此。巴尔扎克（Balzac）曾说：“女人是奴隶”，给她抛去花和香水，“她就会相信自己是个女王”。一些男人赞美缪斯，崇拜不可及的圣母马利亚和天使。一些男人在唱诗班中，猥琐地唱着关于“裸体的弗洛拉小姐”的下流歌曲，争辩是否应该叫她“妓女”。与此同时，女人真正的面貌仍然被掩盖在重重面纱之下。
我们该如何看待社会理论家和各时代的思想家对妇女的种种不同的讨论呢？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医生、道德家和教育家们连篇累牍地书写女性，并规范她们的言行。定义女性的首先是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职责。卢梭（Rousseau）在《爱弥尔》第五卷中为他的自传体男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叫苏菲的女性伴侣，他说：“在所有时代中，女人的职责都是取悦【男人】，对他们有用，在年幼时抚养他们，在成长时照顾他们，给他们出主意，安慰他们，为他们创造愉快而宜人的生活。她们应该从小就被教育如何履行这些职责。”在中世纪，利默里克的吉尔伯特主教（Bishop Gilbert of Limerick）观察到“男人祷告、工作和战斗，女人嫁给他们并侍奉他们”。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或者说男人们的普遍看法，都差不多是这样，关于妇女职责的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没有改变。宗教和道德的要求彼此叠加，成为妇女的行为准则。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罗马都坚持要求年轻女性保持贞洁，并赞扬女性的谦虚和贞操。身着面纱的女性才是值得尊重的，贺拉斯（Horace）说过，一位端庄的女性“只有身影能被人看到”。圣保罗（Saint Paul）和19世纪的巴尔贝·多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也大致赞同这种观点。体面的女人只待在女性空间里，或维多利亚式的家中。这种约束女性的做法几乎是永恒不变的，它假设女性的天性既脆弱又不健康，既野蛮又不受约束，如果不加限制就会构成威胁。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以公共事业之名，妇女被要求离开家庭，将母性服务扩大到整个社会中。空间障碍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的教育系统，旨在使女性内化社会规范。这些系统首先创造了“年轻女性”，后来又催生了那个更加神秘的人物，“小女孩”。慢慢地——非常缓慢地——女性成为个体，她们的意愿变得重要。我们研究的核心，就是通过这些关于女性的话语，来解读变化的历史。
我们研究的另一个核心是，性别差异思想的演变，这也是西方思想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非常两极化。雅典和巴洛克时期的思想家对两性人的存在持宽容态度，他们讨论一个人身上同时具备男女特征的情况，例如雌雄同体、间性人和变装者等。相比之下，古典思想则认为两性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男性和女性是两个物种，各自具有独特的特性，不能通过科学而必须依靠直觉来理解。这些原始观念妨碍了对女性身体的研究。从盖伦（Galen）到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以及更具争议性的弗洛伊德（Freud），都坚持女性的身体具有特殊的本质，这种思想反映了关于女性的道德观念，反过来又强化了道德对女性身体的规训。直到医生们意识到有关女性生理和性的发现所带来的后果（例如17世纪对排卵的发现），这些观念才得到缓慢改变。
关于女性的话语有多种形式：神话的、神秘的、科学的、规范的、学术的和通俗的。这些话语和形式不断自我重复，有时很难察觉其深层次的细微变化。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源于一个由男性定义的常识（抑或称作概念矩阵），他们称自己为“我们”，称女性为“她们”。听听卢梭的话：“那么，让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她们的性别和我们的性别之间的异同。”这些发声的男性通常是那些与女性交往甚疏的人，例如神职人员，他们的地位、职责和偏好使他们与女性保持距离并心存畏惧。他们被这个不可或缺却又难以驾驭的“他者”所吸引，却又感到恐惧。他们问道：女性究竟是什么？
女性又说了些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女性历史就是她们找到自己声音的历史。起初，她们是通过他人发声的，也就是通过男性，他们在舞台上和小说中描绘着女性。在现代和古代戏剧中，女性通常只是男性作者的喉舌，表达他们的执念。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吕西斯特拉特（Lysistrata）和易卜生（Ibsen）的娜拉（Nora）象征的不是女性的解放，而是男性对女性的恐惧（尽管二者方式迥异，但这种差异恰好可以让我们直接排除将二者等同考虑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进行比较）。然而，为了现实主义的需求，作家们还是不得不更多地了解他们笔下角色的内心世界。莎士比亚（Shakespeare）、拉辛（Racine）、巴尔扎克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品中都有高度个性化的女性角色。同时，女演员们则通过将自己的个性融入角色来赋予其生命力。尽管演艺事业有诸多禁忌，但正是通过这一职业，女性首次实现了身份独立并获得了公众认可。
女性的声音还在示威、骚乱和造反中表现出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执法者对这些事件的记录越来越详细。法院和警察的记录体现了执法机关对供词和认罪的重视，这对新的公共秩序至关重要。通过这些认罪记录，我们可以听到那些无足轻重的人们——包括女人——颤抖、不休的声音。
如果我们想直接听到女性的声音，她们首先要能够表达：通过肢体、言语和书写。读写是必要的，而一般来说男性比女性更早掌握了读写能力，尽管在某些地区情况则相反。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进入表达领域，这是一个既神圣又充满动态禁忌的领域。女人可以书写某些体裁：比如为私人阅读而写的信件。我们拥有的最早的女性文本之一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s）的信件。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的信件是早期女性文学作品之一。后来，维持通信成了妇女的一项日常职责，信件成为家庭和个人历史的宝贵资料。女性还可以进行宗教写作。著名女圣徒、神秘主义者和修女的声音也流传下来了：比如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兰斯伯格的赫拉德【Herrard of Landsberg，快乐花园（Hortus Deliciarum）的作者】、沉迷于“复兴主义”的新教妇女和向穷人传教的妇女慈善家。
女性被排除在这些领域之外：科学；历史更甚；尤其是哲学。到17世纪，女雅士（Précieuses）们意识到掌握语言的重要性，开始在诗歌和小说领域开辟新的道路。她们的目标不仅是写作，更是要署名出版。匿名和笔名只会让问题更加混乱，而那些数量众多、质量平庸、道德教条、单调乏味的作品，其相似之处说明了女性的表达仍受到道德规范的限制。女性写作本身无疑已经足够具有颠覆性了，进一步走向反抗或实验是不可能的。
女性的声音起初很微弱，但由于过去两个世纪的女性主义的推动，她们的声音逐渐增强。这种变化不是线性的。我们必须把表达放置于适当的语境中考察，并与男性表达相比较。围绕着叙述、阅读、写作和出版，我们可以探讨性别与创作、性别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保存女性记忆同样困难。在记忆的舞台上，女性只是幽灵。她们在公共档案馆中占据很少的空间，她们的私人档案被大量损毁。有多少日记和信件被淡漠或怀恨在心的后人焚毁了？有多少女性在经历长年的痛苦后，愿意重新拾起她们的记忆？也许她们宁愿将其销毁，也不愿公开。女性的记忆常常在器物中得以保存：一个护身符、一枚戒指、一本弥撒书、一把伞、一块布料、一条裙子……还有那些藏在阁楼或柜子里的种种物件。在时尚和服饰博物馆里，图像记录着女人的外表。民俗博物馆的收藏相对来讲重视家庭，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女性日常生活的人类学资料。自19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者一直在搜集资料，而资料的匮乏说明了它们的边缘性。
很多图书馆都有与妇女史相关的收藏，比如：玛格丽特·杜兰图书馆（Bibliothèque Marguerite Durand）、巴黎市历史图书馆的布格莱收藏（Bougié collection at the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阿姆斯特丹女性主义图书馆（Feminist Library in Amsterdam）和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施莱辛格图书馆（Schlesinger Library in Cambridge，Massachusetts）。在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家乡，最近成立了一个女权国家历史公园（Women’s Rights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以纪念美国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Women's Rights Convention，于 1848年7月19日至20日举行）。近年来法国和美国出版了大量文集。关于“女性名人”和女性主义者的传记词典也正在准备中。这些项目反映了过去二十年来人们对妇女历史的高度关注。
在过去，无人关注妇女史。只有当人们严肃地对待妇女，并相信性别关系会影响社会变革，才有可能书写妇女的历史。在《哈德良回忆录》（Memoirs of Hadrian）的笔记中，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写道：“很难将女性放置于故事发展的中心，围绕其展开叙事，比如围绕普罗蒂娜（Plotina）而非哈德良（Hadrian）组织叙述。妇女的生活过于受限也过于私密。如果一个女人讲述她自己的故事，人们会首先批评她不再是女人了。让一个男人从嘴里说出真相已经够难了。”在很长的时间里，历史学家也是这样想的。希腊历史学家几乎没说什么关于妇女的事情，他们通常将妇女视为战争的受害者，与儿童、老人和奴隶归为一类。他们有时会提到女演员，因为她们威胁了政治秩序。中世纪编年史家喜欢谈论王后和贵妇，她们在安排婚姻和打造宴会上至关重要。科米亚（Commynes）对勃艮第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of Burgundy）非常尊敬。到他那个时代，公主们已经能够行使权力并变得“显赫”——这是时代和法律变化的标志。路易十四（Louis XIV）的宫廷是性别化的，圣西蒙（Saint-Simon）在他伟大的回忆录中，始终关注着宫廷的家族阴谋，宫廷里的女人们谨言慎行，对枕边人也保持着戒心。
浪漫主义史学更加注重女性。历史学家米什莱（Michelet）在《法国史》（History of France）和《革命史》（History of Revolution）中，将性别关系视为历史的驱动力，社会平衡取决于性别平衡。但他仍然沿袭了当时以雅各布·巴霍芬（Jacob Bachofen）为代表的主流观念，将女性视为“自然的”——意为母性的或动物性的，而将男性视为“文化的”。19世纪后期，实证主义史学成为了一门学院学科，强调使用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女性在双重意义上被排除在外：一是被排除在学科内容之外，因为这些内容仅涉及公共和政治领域；二是被排除在职业之外。尽管索邦大学的墙上充斥着女性的壁画，但历史学依然是男人的工作，他们书写的是普遍的历史。关于女人的话题不需要严肃思考，因此只有那些关注日常生活的作者、传记作家、关注稗官野史的史家【乔治·雷诺特（Georges Len?tre）是法国最著名的例子】才会写女人。在“科学的历史”之外，还有一种“女人的历史”，时至今日，它仍然出现在女性杂志中，适应通俗大众的阅读趣味。其内容有教化的、蒙昧的，有充满情欲的，也有感人至深的。
《女性史》这个系列的目标和概念则完全不同，这是过去二十年历史学发展的产物。一百多年前，历史学家们将家庭视为社会结构和发展的基本单元。如今，家庭已成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焦点，关注亲属关系结构和性，因此也突出了女性。在法国，年鉴学派研究日常事件、大众的“心态”和行为方式，逐渐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当然，年鉴学派通常更关心经济形势和社会维度，性别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但他们很欢迎新的妇女史。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去殖民化的潮流，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人们开始关注流亡者、少数族裔和被统治力量压制或噤声的文化群落，这使得很多历史学家开始思考边缘群体及其与权力中心的关系。
然而，女性并没有立刻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直到妇女运动将女性问题置于历史研究的议程中。“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将往何处去？”妇女自觉团体如是问。在大学里，这些问题对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英美妇女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在英国，历史工作坊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而在美国，“女性研究”这个蓬勃发展的领域催生了《标志》（Signs）和《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等期刊。大多数西欧国家效仿了这些做法；在东欧，只有波兰在孤军奋战。1970年至1975年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开了先河；其他国家则花了更长的时间。尽管分布不均衡，但这个领域已经有了大量成果。女性史已经有了自己的历史，其主题、方法和观点都在不断变化。最初，它的目标不过是提高妇女群体的可见度，这一阶段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初级”。但近年来，许多学者已经从单纯的描述转向了对关系的分析，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性别”问题。性别关系并不具有某种难以言说的永恒本质，相反，它是一种社会建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其进行解构。
因此，这套书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出版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历史学家对学科的审视。大量的历史研究为其提供了养分，这些研究浩如烟海，甚至难以在此总结。在此，我们希望在呈现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指出不足，并提出引人思考的问题。
《女性史》这套书跨越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漫长时期，是长时段（longuedurée）的历史。以往，人们通常认为女性的历史是静态的，它在很多方面几乎没有变化。但变化确实发生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看到这些变化，并讨论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生活的其他方面。宗教、法律和教育如何影响家庭和文化遗产的继承？哪些断裂是至关重要的？每个时期的主要变化因素是什么？经济、政治和文化扮演了什么角色？
比较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用的。必须承认，我们做了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选择：我们选择了欧洲历史惯用的分期，这意味着默认了这种分期方式适用于研究性别关系的历史演变。系列中的每一卷对应一个惯常的历史时期。各卷相对独立，都有自己的组织结构、指导概念和风格。这是个方便的选择，也是唯一现实的选择，但它能产生有用的思考框架吗？基督教的诞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与女性的历史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女性历史的基本连续性是什么，重大的断裂性和关键事件是什么？
我们的第二个关键选择是将地理范围限制在西欧和北美。我们考察希腊拉丁的欧洲、犹太基督教的欧洲，但几乎不涉及伊斯兰教的欧洲。我们主要谈及欧洲在北美的扩张和殖民。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早在16世纪，伊比利亚（Iberian）妇女行为方式的输入就引发了印第安社会的许多问题。鉴于当前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我们还无法探讨这些问题。同样，我们未能充分关注殖民对性别和种族关系的影响，这对于美国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最早的女性主义组织都坚决反对奴隶制。这个问题对欧洲来说更边缘，但也同样重要。我们所写的基本上是白人女性的历史，但这不是有意排外或价值判断，它恰好说明了我们作为学者的局限性，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我们希望看到东方和非洲学者书写的东方和非洲女性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与本套《女性史》必然会非常不同，因为它必须同时关注东方和非洲以及欧洲和美洲。女性主义和对女性的再现都不可能是普遍的价值观。
虽然我们的书写以欧洲为中心，但我们并不关注特定国家边界内的妇女（这些边界本身也是晚近才确定的），而是关注妇女对欧洲历史的整体贡献。因此我们以主题来划分结构。当然，学者们从他们对特定国家的了解出发，试图将自己的“案例”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得出更一般的结论。因此，关于更聚焦的具体问题，我们期待更多专著的出版。我们覆盖的范围可能会显得有些零散，这大概可以归因于已有文献的不足，和编辑对各领域专家了解的限度。
西方社会正在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性别革命，这个系列的《女性史》便是这场革命的产物。因此，我们主要关注这场革命的诞生地。
此系列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元主义。各卷中反映了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但我们并不总是寻求调和分歧。学者们秉持一些共同的信念，认为妇女的历史值得认真对待，但他们没有一致的党派路线或令人窒息的学术术语。此外，我们关注不同群体的妇女的历史。我们研究的女性在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民族起源和生活经历等方面各不相同。我们尽可能将性别与阶级、种族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考虑，这些因素有时会跨越性别。性别问题是否如马克思主义所言，是阶级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否存在真正的或潜在的“女性社群”？除了在概念层面外，作为“第二性”的妇女是否能在其他层面联结在一起？这种联结背后的基础是什么？
最后，这个系列讨论的不仅是妇女的历史，更是性别关系的历史，它决定了女性的性别身份和他者化。这是我们的指导观念，它贯穿并统一了整个系列。性别关系的特质是什么？在表征、知识、权力和日常实践方面，性别关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并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它如何在公共生活、工作和家庭中运作？人们通常认为公与私的区分定义了社会角色，将男女限制在各自的空间中，但现实中公私空间的区分并不一定等同于男女的空间区隔。在历史上，男人一直支配着女人。今天的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认可这一判断。19世纪时，人类学家【如巴霍芬（Bachofen）和摩根（Morgan）】创造了“母系制”的概念，早期美国女性主义者以之为旧日之光。但在历史研究可及的社会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它的痕迹。尽管如此，男性统治却千差万别，而我们正是对这种差异深感兴趣。男性统治并不意味着女性无权无助，但我们必须探究女性权力的性质及其与男性权力的关系。女性权力是某种形式的反抗吗，抑或补偿、认同、对抗（比如阴谋或欺骗）？我们必须考虑决策与其影响的辩证关系：赋予女性的权力神秘、分散；而赋予男性的权力则既明确又清晰。
男人如何管理女人？这是个存在性的问题，也是个政治性的问题，当我们越接近现代，越接近民主政治，这个问题就越复杂、越有争议，例如女性在纳粹中的角色。女人曾经只在私领域中，但在纳粹政权下，她们被尊重和推崇。她们仅仅是受害者吗？还是这个体系的助推者？女性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从古希腊到法国大革命以降，宗教、军事和政治这三个主要的男性领域一直将女性排斥在外，其中至今最难改变的是政治。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目的不是得出结论，而是提出问题。
最初策划《女性史》的是拉特扎出版社，他们在1987年春天联系了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罗，这两人都曾参与了拉特扎出版社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私人生活史”（History of Private Life）丛书。后来，出版计划获批后，两位总主编组建了历史学家团队。首先选出了分卷主编：波琳·施密特·潘特尔（Pauline Schmitt Pantel，第一卷），克里斯蒂亚娜·克拉皮西—聚贝尔（Christiane Klapisch-Zuber，第二卷），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和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第三卷），热娜维耶芙·弗雷斯（Geneviève Fraisse，第四卷）和弗朗索瓦丝·提波（Fran?hoise Thébaud，第五卷）。主编们共同制定了系列的原则，并负责写作的细节。他们组建了一个近70名历史学家的团队，其中大多数是颇有建树的学者。虽然大部分参与者是女性，但这只说明了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女性居多。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有些国家没有足够的作者，那只是因为主编们在当地没有太多的私人联系）。1988年6月，所有作者聚集在巴黎的意大利文化中心讨论整个项目，规划每卷的内容，比较不同的观点。随后，每卷的工作独立进行，通过编委会进行协调。每位学者自由撰写自己的文章，并对其内容有最终决定权，但编委会也要求他们的论文与系列的整体概念和写作风格保持一致。我们要感谢所有人为这个本难以想象的任务作出的努力。
总结一下？福楼拜（Flaubert）是拒绝总结的。由于我们更喜欢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并将最后的话语留给女性自己，因此我们将以简·奥斯汀（Jane Austen）在《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中的一段对话来结束这篇引言：
“但是历史，真正严肃的历史，我对它没兴趣。你呢？”
“我倒是挺喜欢的。”
“我也希望我喜欢。我偶尔会读点历史，但那就像被迫完成任务一样，既疲倦又枯燥。每一页都是教皇和国王之间的争吵，还有战争和瘟疫；男人都没用，女人几乎没有出现——这真让人烦透了。”
也许简·奥斯汀会发现，不排斥女人的历史，其实并不那么令人厌烦。
序二：女性的再现——波琳·施密特·潘特尔（Pauline Schmitt Pantel）
修昔底德（Thucydides）认为克利阿（Clea）代表了女人最好的美德，因为外人鲜有对她的议论，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在他看来，好女人的名字就应当同她本人一样，藏于深闺不得外露。对此我持不同意见，在我看来，高尔吉亚（Gorgias）更明智，他认为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女人的名声而不是容貌。罗马习俗是最好的，他们会像对待男人一样公开纪念死去的女人……我还想重提我之前说过的观点：男人的美德与女人的美德是一样的……如果人们从这种有说服力的论证中感到了快乐，那么这种讨论就充满了愉悦，能与灵魂中固有的对美的爱结合在一起，如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说，
将美惠三女神（Graces）与缪斯女神（Muses）结合在一起，
这是最美好的伴侣。
假设，我们认为男人和女人的绘画能力是一样的，并展出女人画的画，正如那些像阿佩莱斯（Apelles）、宙克西斯（Zeuxis）或尼科马库斯（Nicomachus）留下的画一样。是否会有人指责我们只是为了满足和诱惑观者，而非说理呢？我不这样认为。
再来，如果我们说男人和女人创作的诗歌和预言艺术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将萨福（Sappho）的诗和阿那克里翁（Anacreon）的诗放在一起，把西比拉（Sibyl）和巴喀斯（Bacis）的神谕放在一起，听者对其感到欢愉和信任。是否有人有权力质疑这种展示呢？不，你也不能这样说吧？
事实上，如果要认识男人与女人美德的异同，最好的办法就是像艺术创作一样，把人与人、行为与行为放在一起来看。比方说，比较伟大的塞米勒米斯（Semiramis）与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是否有同样的个性和行事风格，塔娜奎尔（Tanaquil）和塞尔维乌斯（Servius）是否有同样的才智，波尔恰（Porcia）和布鲁图斯（Brutus）是否同样崇高，佩洛披达斯（Pelopidas）和泰摩克菜娅（Timocleia）是否有同样的影响。
这是普鲁塔克（Plutarch）在公元2世纪早期的短文《妇女的美德》（Gynaikon Aretai）的开场白。他提议将男性和女性平等对待，这点值得赞赏，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对于普鲁塔克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观点，因为修昔底德曾转述过伯里克利（Pericles）的看法：越少谈论女性越好。这也是古代世界对女性的普遍看法。但很遗憾，普鲁塔克没有遵守他的承诺。这篇短文并没有并列地比较男人与女人的美德。他也没有写过“列女传”——这么写意味着承认女性拥有传记的权利。他只是从人们遗忘的记忆中打捞出一种女性的美德（arete，希腊语的意思更接近于“勇气”而不是“美德”），他认为这是女性的卓越之举。普鲁塔克认为，人们对女性某些行为和态度的看法不过是陈词滥调，并否认女性这个物种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在著作中写到了伯里克利和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Fabius Maximus）的出生，获得荣耀和权力，然后死去。相比之下，昔兰尼的阿里塔斐（Aretaphila of Cyrene）将城邦从两位暴君手中拯救出来后，却重返闺房，在针线间度过余生。特洛伊的女人们为了结束特洛伊人的流浪生涯，焚烧了台伯河（Tiber）口的船只；但随后她们狂吻丈夫，以祈求丈夫对她们鲁莽行为的宽恕。我们这些古典学者面临这样的两难：要么不谈论女性，要么屈从于这些脸谱化的形象。难道没有其他选择吗？
本书目标宏大：时间上，它涵盖二十多个世纪的希腊和罗马史；地理上，它横跨北海到地中海，从赫拉克勒斯石柱（Pillars of Hercules）到印度河（Indus）；所用史料包括墓碑、室内平面图、石碑铭文、纸莎草卷、瓶绘，以及谈论妇女的希腊和拉丁文学作品（尽管妇女很少能自我言说）。尽管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都是农耕地带，但我们对城市了解更多，对农村了解甚少。这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大多数居民是非自由人或外国人，只有少数公民占据了中心舞台。这是一个充满了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涌现出了大量城邦、王国及帝国，统一只是偶然的昙花一现。显然，这本书很难囊括地区差异；要了解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维奥蒂亚（Boeotia）地区女性土地拥有者的地位，或者了解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Sicily）和奥维德（Ovid）的作品中女性的地位，读者需要参考专题著作。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取代这个领域的大量文献，也无意于某种总括。书中所呈现的，是我们认为对于理解古代女性地位来说较为重要的问题。由于本书是《女性史》五卷本中的一卷，我们会考虑到历史中延续的某些知识习惯、法律形式和社会制度。因此，编写者经过深思熟虑，根据学界的研究现状选择了书中的主题。鉴于近年女性史研究的激增，我们选择了那些我们认为需要深耕的领域。最新的研究已经总结了希腊城邦中女性的经济角色，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埃及的女性地位，以及罗马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因此在这里重复书写毫无意义。但有一些重要的议题却被其他著作忽略了，对于有兴趣的读者来说，除了费力地搜索专业期刊文章，别无选择。学界诟病女性研究过于碎片化，这就是一个表现。因此，我们选择专注于某些重要领域，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领域的最新进展可能不易获知，比如图像学。我们还关注希腊和罗马的异同。例如，我们发现，在希腊和罗马，生育的社会条件是相似的。我们也发现了希腊和罗马仪式中，女性角色的相似之处及不同之处。这些问题意识决定了本书的结构。
我们感谢这些研究者将“日常生活史”从平淡乏味中拯救出来。他们的档案研究、方法论思考和历史学辩论为这个主题注入了新的生命。这本书是历史的，我们不否认其他方法的合理性，但我们遵循的是严格的历史研究。本卷所有的贡献者都致力于性别问题的研究，但性别不是他们研究的唯一焦点。其中，许多人为“女性研究”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研究涵盖法律史、宗教史、政治史和基督教思想史等领域。我们没有遵循任何政治路线。我们希望展现出性别关系为何以及如何构成了古代世界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一很容易陷入争论的领域中，我们试图发挥历史学家的批判性。
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罗在系列引言中提出的问题与本卷密切相关。比如，史料的问题，在本卷就尤其严重。尽管萨福的名字经常被引用，但古代世界几乎没有留下女性书写的文献。这些史料提供的是男性眼中的女性和世界，即使在图像方面，本卷也只能严重依赖于男性话语。这个现实无法改变，除非我们完全不涉及这个主题。由于我们是通过男性视角来看问题的，因此关于女性生活的具体信息很少；我们拥有的是对女性生活的再现。鉴于史料的特殊性，我们觉得最好的方法是直面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将史料看作关于女性、社会性别（gender）以及两性差异的男性叙事。我们既讨论古希腊时期的女神想象，又考察基督教时期教父们讲述的女圣徒和圣母利亚，我们顺着时间轴来考察史料，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段中，相关思想是如何发展的。但即使分析了这些文本和图像，我们仍然无法描述女性的实际生活，或是女性文化。这种不足可能会激怒某些女性主义者——当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愤怒。我们能做的是描述一些社会实践，它们曾在婚姻、生育和宗教方面影响或形塑了女性生活。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探索女性在希腊罗马世界中的经济、社会和历史地位。遗憾的是，古代妇女没有日记，也不可能接受人类学家的访谈，因此我们无法遵循伊凡娜·维尔迪埃（Yvonne Verdier）“接受女性的话语”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