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之作
养蚕为本的蚕丛氏
《汉书·食货志》：“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三星堆古蜀人不知道有没有这一通大道理，但从蚕丛、鱼凫、杜宇、开明诸氏治蜀的情况看，他们在实践上的确做到了以食为天，以农为本，旁拓工商交通金融，从而带来了商周时期古蜀国数百年的繁荣。
三星堆四期文化的历史从距今4500年一直延宕到距今29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经夏、商直迄周初。
在三星堆遗址里出土有大量的石锄一类生产工具（包括20世纪30年代初董宜笃、戴谦和、葛维汉等在月亮湾收集到的重达数磅的大石斧、石凿等），“绝大多数是磨制，不少通体磨光，加工精整”。与此相应，在成都十二桥遗址、指挥街遗址、方池街遗址内，也出土有石质的农业工具数百件，大多为中小型磨光的斧和锄。这些工具刃部锋利，并有使用过的痕迹。其石斧形状多为弧顶、平顶和窄圆顶，呈长条形或梯形。锄、斧的近顶部个别有穿孔，以利绑扎。从形状和使用痕迹观察，这些工具非常适合挖土、开荒种植，如刃部宽度大于顶部，便于手握及装柄；器物纵剖面为上厚下薄，双面刃，刃部锋利，则便于插入土中挖掘。其石质多为砾石、片岩、页岩和板岩等，以砾石所占比例最大。它们制作非常精美，加工技术比较先进，其钻孔使用了管钻等多种方法。此外，还有磨制的石铲、杵、矛及打制的石盘状器、砍砸器、刮削器、有柄石锄、斧形器等及骨质、木质工具，它们应属于一期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距今约4500—3600年）的产品，已呈现出专门化、系列化特点，反映出那时古蜀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而今天川西平原使用的手工农具，除其质料为铁质外，在外形上竟与三星堆一期文化的遗存几乎一致。这一方面说明了川西平原在过去的四五千年中，土壤质并未发生多大改变，仍多为紫色土，土质疏松、湿润，易于耕作，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川西平原农耕工具具有悠久的传承性特点。
这一带历史上是著名的地下水灌区。
古蜀人选择在鸭子河（湔江）、马牧河的“两河流域”开发农业、发展经济绝不是偶然的。这一地区处于湔江冲积扇前缘，得山河之利、水利之便。成都水利史专家郭发明先生介绍说，成都平原主要是由一系列冲洪积扇群和扇前平原、洼地构成，周边有冰碛台地。各冲积扇上河流出山口后即作网撒状分布，而最后又收束于金堂、双流、新津三地流出平原，形成三组纺锤形小水系。这样便使得各冲积扇顶部河道密集，地面坡度大（岷江、湔江诸扇均可达10‰），水流不易控制，土层较薄，地下水位亦深（可达20米），不易汲取；各水系下游则排水不畅，易淹易涝。只有在冲积扇前缘即平原中部，综合条件最佳：河间台地宽阔，地面坡度适中，地下水面接近地表，易于汲取和引流 ，土层亦易于积聚。所以古蜀先民才选择它们作为聚居建都之地。
古蜀人的第一代首领是蜀山氏，也就是蚕丛氏。他不是搞农业的，而是养蚕的，但是他把蜀部落—部族从岷山引过龙门山带到成都平原偏西的这块被称为广汉平原（亦称雒水平原）的地方，开始垦殖耕作。
成都交通巷西周铜戈上的蚕纹
指蚕丛、柏濩和鱼凫。
根据《史记》《大戴礼记》《华阳国志》等典籍的描述，蜀族的早期历史与黄帝及其元妃嫘祖，还有大禹等有密切关系。黄帝族（包括大禹）与蜀族都属于西戎古羌系统。《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娶西陵之女即嫘祖为正妃。嫘祖生二子：一为青阳，居江水；二为昌意，居若水。《史记》司马贞索隐说：“江水、若水皆在蜀。”江水就是岷江，若水就是雅砻江。《史记》还讲，“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阳”，蜀山即岷山，高阳就是继承黄帝事业的帝颛顼，蜀山氏则是居住于岷山—岷江上游地带的古羌人。蜀山氏在后来有“先蚕圣母”之誉的嫘祖的影响下，也开始养蚕治丝，于是就有蚕丛氏之称。他们的中心区域在今茂县叠溪，旧称蚕陵。以后蚕丛氏沿岷江河谷南迁，进入成都平原，形成“三代蜀王” 之首。
古史传说中的最后一位帝王——大禹，是黄帝的玄孙（黄帝—昌意—高阳—鲧—禹）。他在据传为扬雄所著的《蜀王本纪》里为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汉代广柔县域及治所如何、石纽在哪里——历来众说纷纭，但广柔县却是毫无疑问实实在在地处于岷江上游的益州汶山郡治下。以《史记·六国年表》为代表的众多典籍都说“禹兴于西羌”。西羌除了今四川岷山—岷江上游地带外，还包括黄河流域的甘、青地区，然而甘、青地区在古代并无广柔县。因此指大禹出生于今四川岷山—岷江上游地区，应该是可以的。
嫘祖生二子于蜀地的江、若，其中昌意娶蜀山氏女，而嫘祖与黄帝的四世孙大禹亦出生在蜀地——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古史传说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部落—部落联盟时候，古蜀地就与中原关系紧密，那时的蜀族便与黄帝族有了姻亲之缘。这才有后来嫘祖授蜀山氏以“蚕经”的故事。至于《华阳国志》说黄帝、高阳“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将历代蜀王都视为黄帝后裔，则“是战国以后产生的一种构拟，这种构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社会现实和‘天下一家’的思想潮流”（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
蜀山氏—蚕丛氏在蚕陵养蚕的时候，或许正当新石器时代晚期。蚕陵这地方在岷江上游东岸的台地上，为一小平原。这里“桑林岁久”，野蚕散孳。蚕丛氏一族即从桑树上取下野蚕，于家丛聚驯养，遂成家蚕，继而缫丝制衣。但古史传说将这一功绩首先系于嫘祖名下，民间传说亦如此。此外民间还有青衣神（即蚕丛氏）和马头娘的传说，讲的都是古蜀先民开创养蚕缫丝的故事，美丽而动人。其中尤以马头娘即“蚕花娘娘”的故事感人。袁珂先生根据晋人干宝《搜神记》卷十四及川西民间传说而在《中国神话传说》一书里讲述说：
在很古很古的时候，有一个男子出门远行，在外面很久没有回家。他家里没有别的人，只有一个小女儿和一匹公马，这公马就由小女儿亲自喂养着。小女儿在家里很是寂寞，常常想念她的父亲。有一天，她开玩笑地向拴在马房里的公马说道：“马啊，你如果能够去把我的父亲迎接回来，我一定嫁给你做妻子。”
那马一听这话，就跳跃起来，拉断了缰绳，从马房里跳出来，跑出院子，跑了不知道几天几夜，一直来到小姑娘父亲住的地方。父亲见是自家的马从千里外的故乡跑来，又是惊异，又是欢喜，便抓住马的长鬃，翻身骑上去。那马很怪，一直望着它来的方向，伸长颈子，鸣嘶不已。父亲心里暗想：这马远远从家里跑来，就做出这种奇怪的模样，莫非我家出了什么事情？于是一刻也不停留，赶紧骑了马跑回家去。
回到家里，女儿才向父亲说明：家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是想念父亲，马通人性，径自就去把父亲接了回来。父亲没话说，便在家里住下来；又见马这么聪明和重感情，心里很是高兴，待它更比往常不同，总是拿上等的料食来喂养它。可是马对着一大堆的丰美食物，不大肯吃，却每每见了小姑娘从院子大门进出而神情异常，又叫又跳……
父亲看到这种光景，心里奇怪，便悄悄问女儿：“你说说，那马见了你为什么又跳又叫呢？”女儿只得老老实实地把那次和马开玩笑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听就板着脸孔向女儿说：
“唉，真是丑死了，——别说出去，最近几天也不许你出这院子的大门！”
父亲虽然爱马，可是决不能够让马来做他的女婿。为了省得那马儿长期作怪，父亲就亲自将它射死在马房里，然后剥下皮，晾晒在院子里。
这天，父亲因为有事出门去了，小姑娘和邻家的姑娘们同在院子里马皮旁边玩耍。小姑娘一见那马皮，心里生气，就用脚去踢它，边踢边骂：“你这个畜牲，还想讨人家做你的妻子哩！现在给剥下皮来，真是活该！看你还……”
民间传说中的马头娘
话还没有说完，那马皮就突然从地上跳跃起来，包裹住小姑娘就朝院子门外跑去，风样地旋转着，顷刻间就消失在原野的远方。女伴们见这种情景，骇得手忙脚乱，又惊又怕，谁也没办法救她，只得等她父亲回来，告诉他。
父亲听了女儿伙伴们的诉说，非常诧异，到附近各处去寻找了一遍，全无踪影。几天以后，才在一棵大树的枝叶间，发现了他那全身包裹着马皮的女儿，已经变成一条蠕蠕而动的虫样的生物，慢慢地摇摆着马儿样的头，嘴里吐出一条白而光的长长的细丝来，缠绕在树枝的四面。好奇的人们纷纷跑来观看，大家就叫这吐细丝的奇怪生物为“蚕”，说她吐出丝来缠绕住自己；又叫这树做“桑”，说有人在这树上丧失了年轻的生命。
这就是如今蚕的来源。小女儿后来做了蚕神，那马皮一直披在她的身上，和她做了永不分离的亲密伴侣。
袁珂先生还描述说，涿鹿一战，黄帝战胜了蚩尤，蚕神就亲自来把她吐的丝献给黄帝，庆祝他取得胜利。黄帝见了这美丽而稀罕的东西，大加赞赏，就叫人把这丝织成绢子，又轻又软，像天上的行云、溪中的流水，比先前那些麻织布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黄帝的臣子伯余又将这丝织的绢做成衣裳，黄帝本人也利用它来做帝王的礼帽、礼服。黄帝的元配妻子嫘祖，就是那一切女性（包括人和神）当中最尊贵的天后娘娘，也亲自把一些蚕宝宝养育起来，目的是让它们吐出像蚕神献来的丝一样好看的丝，织成许许多多行云流水般的又轻又软的绢子。嫘祖一开始养蚕，人民也纷纷仿效，蚕种滋生繁衍，愈来愈多，到后来竟遍及我们祖先所据有的这块丰饶的大地。采桑、养蚕、织绢，这诗歌般美丽的劳动，竟成了中国古代妇女们的专业。
其实，嫘祖—蚕丛（青衣神）—马头娘传说在四川民间乃属一回事，或曰三蚕神实为一神。这三种传说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纵目。早有《荀子·赋篇·蚕赋》即说蚕“身女好而头马首”，以为蚕首如马首，而马目即似“纵目”。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里说，之所以以蚕首比马首，是因为：“蚕丛出于牧羌，善养马，既又创养蚕，恒以良马和蚕丝与华夏贸易，故华人谓‘蚕与马同气’。以天驷为蚕，天马为丛辰，护持蚕命。故俗于饲蚕之月禁杀马，而绘蚕丛神像作马头。华夏周秦之俗如此，汉魏晋世亦当如此。故晋人传马头娘故事（崔豹、程雅皆晋人）。”
蚕—蚕丛为纵目形象，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三星堆遗址内出土的大型纵目人青铜面具以及青铜爬龙柱形器上那条“烛龙”。这“烛龙”短而圆的身躯，与其纵目四羊角大头很不成比例，也不像众所熟知的曲虬浑长苍劲的龙的形象。因此，这“烛龙”之身或可视作蚕身。
此外，在古人的宗教意识中，蚕—龙—虎是一回事，三者同类，可互相转化。今人张文列举巴蜀青铜器纹饰及巴蜀符号，认为几乎所有的“虎纹”都呈现蚕样的形状，而很少有真正的条状“虎纹”，并指出，“蚕在巴蜀符号中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灵，既可幻化为蛇，也可神化为虎；所谓巴蛇、白虎云云，不过是蚕的不同隐语”。杨正苞先生则指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虎形饰其实兼具虎、蚕的特征，也可视之为“一弯曲的蚕体”。
三星堆金虎
在未进入成都平原以前，从松潘到叠溪这段岷江河谷，亦可耕作，只是耕地面积太少。
的确，在已出土的巴蜀器物中，有着大量的蚕桑符号或蚕桑图案，如成都博物馆所藏战国时期的蚕纹青铜戈（成都交通巷出土）。在这些巴蜀图符中，有三种出现次数较多，是对蚕、龙、虎的简笔描摹，较为明显地演示出古羌—蜀人观念中，蚕化龙、化虎，蚕—龙—虎三位一体的思维定式。因而我们回过头来再次观察前述那件带有羊角的青铜爬龙柱形器，就会明白，此乃集烛龙、羊、蚕、虎等古羌—蜀族团在长达一两千年乃至两三千年以上的发生、发展史上曾拥有过的多种图腾于一体的复合图腾。诚如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及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二书所识，古羌—蜀先民在极其艰难的自然条件下，为了生存与发展，在牧牛羊和少量农耕 的同时，也兼营渔猎与养殖，而养殖业主要是养蚕，用以自身蔽体、美饰和向周边氏族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活动。养蚕本身则有一个从拾野蚕茧抽丝制绵到有意识地植桑养蚕的过程。以后成都平原乃至于全四川的养蚕业，即由此发源和推广开来。四川成都和德阳汉墓都出土有刻绘着“桑园”画面的画像砖。在成都出土的“桑园”画像砖上，一高髻妇女正在桑园内从事劳作。《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五引谢承《后汉书》说，东汉陈华在巫县任县令时，“有惠政”。是什么呢？乃植桑“二万余株，民以为自给”。《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里，亦记诸葛亮自述其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从这些事例中，大抵可以窥见四川桑蚕业的操作情形及其发生、发展的悠久历史和高度普及、发达的面貌。
三星堆青铜虎形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又转为神灵，形成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
由于蚕或蚕丝在古羌—蜀的氏族部落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功不可没”，因而古羌—蜀族团将其敬奉为图腾 ，便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那六棵青铜神树，也可以理解为类似后来《搜神记》里的马桑树；其中二号神树下跪着的三个青铜人，大致可看作是古蜀先民对养蚕之本——马桑树的崇祀与祷祝。
以盐立国的鱼凫族
按照《蜀王本纪》的说法，在四川盆地最早建国的是蚕丛、柏濩（灌）和鱼凫。柏濩以后的鱼凫应是从湔山（在今都江堰地区）进入成都平原的。但以上三代的建国史，在史籍中的记载都很模糊或混乱，尤其是柏濩，历代史籍语焉不详。所以李白才会在《蜀道难》里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扬雄《蜀王本纪》（选自清代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
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撰写的重要史书。
不过，自三星堆的八个坑先后被揭露出来后，人们多相信鱼凫王朝就在三星堆，当然，三星堆不会全属于鱼凫王朝——这也几乎没有争议。而鱼凫王朝之所以能在三星堆立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掌握了盐这个重要的战略资源。西汉桓宽在《盐铁论》 中说，“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虽说治家理国不能仅靠盐铁，但毕竟说明了盐铁，特别是盐于人的成长及国家的发展的不可或缺性。
任乃强先生在他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里曾提出著名的古羌民族食盐立国论。他认为：“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文化领域扩展的速度，殆与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否有利于食盐运销的程度成正比例。起码，在十七世纪以前，整个世界历史，都不能摆脱这三条基本规律。”根据这个理论，任乃强指出，最初推动原居住于古康青藏高原的羌人向四方迁徙的动力乃在于盐。羌人的居住地拥有丰富的食盐，他们用此物与缺盐地区的原始居民进行以物易物。那些行盐的羌人，既是想要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人，也是引导氏族—部落过剩人口向外流动的人，行盐能到哪里，人便流动到哪里。羌族之所以能向川边地区、四川盆地、甘南盆地以及汉中盆地等地区推进，便是看准了那些地区缺乏食盐。但是，挟哈羌（原属四川石渠县，今属青海果洛州玛多县）盐从松潘草原循岷江河谷南下的羌人（包括鱼凫部落一部族），在气候温暖、适于农耕的成都平原发展成蜀族，并最终扎根立国建都以后，却碰上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问题，即成都盆地食盐匮乏，而哈羌池盐，千山阻隔，万里迢迢，不但行盐已成明日黄花，连自身食盐供给也告结束。不过，蜀国却终于得到发展、昌盛以及延续一两千年，其中的一个重大秘密，就是仰给于巫、巴之盐。
臷（dié）：古同“耋”，指年老、长寿。大。《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
巫、巴指巫臷国与巴国，它们地处以巫溪河谷为中心的三峡地带以及渝东一带。巫溪即今大宁河，它从渝、陕、鄂交界处的大巴山发源，经今巫溪、巫山两县，蜿蜒200余里，南入长江。大江由巫溪口上溯100里至瞿塘峡口，有源自奉节县的大溪河入江。这大溪口（即瞿塘峡东口）与巫溪口（即巫峡西口）之间的百里地带，河谷开阔，依江傍山，多耕地。它们与巫溪河谷、大溪河谷相连，构成一块小盆地——任乃强考为《山海经》里的“巫臷之国” 。
浏览巫溪县地图，我们会发现在巫溪流域有不少以“白鹿”命名的地方。原来这里很早就流传着一个白鹿舐盐的美丽传说：
据传宝源山麓的盐泉本不为人知，有一天，有一部落民在山中追赶一白鹿至此。那白鹿突然停止了逃命，如饥似渴地狂舐一泉水渍地。这人趁机捕杀了白鹿，也尝试着去捧饮白鹿所依恋之水，竟咸而回甘，顿长精神。于是这人便呼引族人就此聚居，与盐泉相伴相生。以后他们又开始伐木煮煎泉水，用所得晶盐向四方居民进行贸易交往，得以富庶强大，形成以盐立国的巫臷国。
大致在巴人于渝东立国并发现南、北集渠的水下盐泉（即今天的万州区长滩井盐泉）等七处盐泉（时间约在殷末周初之际）之前的长时期内，整个长江中上游沿江地区的食盐供应都仰仗于三峡—巫臷文化带。这之中，由于巫臷国的盐泉产量最大，且最靠近大江，得舟楫之便最多，因而向长江中上游沿江地区供给食盐最力——向西于峡内径达成都平原，向东于峡外直抵云梦盆地（两湖平原）。不仅如此，巫臷国的食盐还通过巫溪上游的若干支流河谷而翻越大巴山，供应汉中、安康和房山、竹山这些汉水支流上的各个河谷盆地。
就殷商时期于三星堆立国的蚕丛—鱼凫氏而言，他们大致是从鸭子河（古雒水）入今石亭江（亦称雒水或洛水），再至金堂会沱江，于泸州汇长江，沿江东下至三峡渝东地带，购回巫臷之泉盐。反之，巫臷国和帮助巫臷国贩运泉盐的巴族盐商、船工也正是沿此路线上溯进入雒水流域行盐的。川西平原上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国力强盛的奴隶制大王国，当是吸引盐商们纷纷贩盐西来的大市场。所以“蜀国境内曾发现船棺葬墓，盖许巴盐商居留者之墓。”
商业街遗址出土的巨型船棺
任乃强还根据著名的“巫山神女”神话以及《山海经·海内经》里“太昊（皋）生咸鸟”的记载，提出巫臷族乃羌族东徙的一个支族，形成时期同巫盐的发现与外销时期相当，初时的地域仅限于大溪—巫溪河谷。其时亦与中原的黄帝部落形成时期一致，亦在5000年前。后来巫盐通过夔峡（瞿塘峡）畅销于四川盆地，通过巫峡畅销于云梦盆地及汉水流域和黔中高原等广阔地区，推动着长江中上游沿江诸部落、诸部族、诸古国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而在这个推动过程中，巫臷族自己也相应进入繁荣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在夏末至周初的600年间。巫臷部落—巫臷国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开始形成，至春秋中叶衰落消失，约存在了二千七八百年之久。
记载从黄帝到春秋时期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袭和氏族，也记载帝王的都邑、制作和谥法等，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巴人原始社会最早的部族首领。《世本·氏姓族篇》：“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巫臷国泉盐的外销，特别是销往成都平原，乃得力于巴人盐商与船工的逆水行舟，不辞辛劳。其实，巫臷与巴族，很可能同出一源。战国史官撰写的《世本·氏姓篇》 （秦嘉谟辑补本）称巴人廪君 的先主是巫山诞（疑即臷）部落人，后来不知怎么地辗转到了鄂西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佷山）。廪君取得巴族领袖地位后，乃乘土船溯夷水西上，至盐阳射杀盐水女神，抢占了这个母系氏族领袖的盐利，又在夷城建立了根据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关于廪君与盐水女神 的情节，即本于《世本》。
我们再结合《山海经》之《海内经》与《海内南经》的相关记载，可以大致明了：巫臷族与巴族应该同系一个祖脉，都是太皞（即伏羲氏）的子孙，意即同属羌族大系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迁至巫山地域后而眷恋不舍，依盐泉而兴盛，是为巫臷（诞）；另一部分则继续漂泊游荡，东南入楚，落脚于武落钟离山，是为巴氏。以后巴氏大致又在夷城溯盐水而逾七岳山，经大庙坝再入巫山故地。所以郭璞注《山海经·海内经》里才会出现“流黄（黄莺古称）酆氏（当指建都酆都的巴氏）”之称。巴人在长期的辗转流徙中发明了独木舟，且又善泅泳，擅经商，故而在三峡地面利用长江水系替本是同根生的巫臷民承担起推销与转运食盐的任务，而在回程途中，想必又会买进巫巴山地短缺的物品。这之间，巫、巴部落大致还在利益分配上发生过龃龉、争执，这才出现了《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载夏帝启派官吏孟涂在巫巴山地断案的故事。《竹书纪年》夏帝启八年亦载：“帝使孟涂如巴莅讼。”袁珂在《山海经校注》里引《路史·后纪十三》注说：“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巫山县志》卷十七云：“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
到了商代中叶，巫臷国王因巴族运盐功大，允其定居巴乡（今云阳县故陵镇），建立巴国。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巫巴两族携手制盐、运盐、贩盐，使巫盐得以覆盖整个四川盆地，养育了无比灿烂的四川商代古文明——主要是三星堆文明。巴族在巴乡立国后，亦在所属境内发现了南北集渠的水下盐泉，并创造作井（以直径五尺的木桶隔断淡水）取水煮盐之法，使泉盐产量大幅度提高；以后又开辟涂井、 井两处盐利，首都则从巴乡迁至平都（今丰都县），再迁至枳（今涪陵）及江州（今重庆），悄然坐大起来，商周之际反而压倒了巫臷国，将自己原先附庸国的地位与之反了过来。
巴国的坐大大致是从晚商到周初的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间。这之间，它与巫臷国一定会不时发生争夺盐利乃至控制四川盆地甚或江汉平原的食盐市场的矛盾或摩擦。而这种矛盾或摩擦，一定会使远在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古蜀国产生断盐之虞。当然，从长期友好合作互利的老伙伴关系考虑，从维系已十分熟悉了的经贸关系旧格局着眼，古蜀国在这场争斗中最初大概会站在巫臷国一边。这个时候悄然出现于瞿塘峡之西的鱼国，便是鱼凫王朝从三星堆派出的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所建立的大本营。他们表面上在巫巴之间建立“非军事区”，以保护“国际盐利”和长江盐运，暗地里却向巫臷国提供军火援助；当然，同时也自己动手采盐制盐，以保证母国——三星堆蜀国正常的食盐供应，不至于因巫巴之争而间断。他们选择安营扎寨的地方，正是1000多年后相传诸葛亮布“八阵图”的地方——今奉节县白帝城西的“鱼复八阵”，习惯上称“水八阵”的所在。这里河滩上有丰富的盐泉，但夏秋季节被江水淹没；待冬春之际，三星堆鱼凫王朝的远征军将士们便来到河滩上，搬掉碛石，盐泉便汩汩涌出……这样年复一年，河滩上形成一片错落有致又十分威严的石垒阵列。这就是后来晋人传为彝陵之战（公元222年）后，诸葛亮为阻击东吴陆逊追兵而设的“八阵图”，据说其石垒纵横八行，行垒间相距两丈，共有64垒，今已不存，只余一长约150米、宽约60米，满布沙砾卵石的狭长碛坝供人们发思古之幽情。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诗人杜甫曾在这里为之洒泪，作《八阵图》诗云：“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那时的杜甫对《荆州图副》《水经注》的传言深信不疑，自然不会知晓这“八阵图”乃“三代”时古蜀人勤劳自立的遗迹。
1974年冬至1984年春，宝鸡市博物馆先后发掘了宝鸡市茹家庄 伯及其妻子井姬墓、宝鸡市竹园沟 季及其氏族墓地、宝鸡市纸坊头 伯墓。纸坊头 伯的时代被断定在西周武王前后，竹园沟 季为康王、昭王时代，茹家庄 伯则为昭王、穆王时代。这证明，西周初期在今天的宝鸡市郊（宝凤隘道北端），曾出现过一个名叫 国的小国。孙华先生根据其国名从“鱼”且墓葬中又都发现有形象似凫头的铜“旄”以及其他类似于广汉月亮湾—三星堆遗存（如尖底罐、尖底盏等器物）的文化面貌指出，这个 国很可能与蜀鱼凫族之鱼氏有某种关系。笔者认为，这个推测该是不错的，甚至，这个 国很可能是商周之际于瞿塘峡西立国的鱼凫族一支北上游
那么，这个“ 国”之“ ”何以又从“弓”？这应当与蜀人引以为傲的蜀竹弓弩联系起来考虑。《交州外域记》曾记蜀亡于秦后，蜀王子孙安阳王率兵三万由叶榆水（今云南西洱河）进入红河，同南越王赵陀发生激“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日南传》则说得更神奇，称“神弩一张，一发万人死，三发杀三万人”。实际上，这里的神竹弓就是《华阳国志·南中志》里为吴人所钟爱的“蜀侧竹弓弩”。其质地坚韧，设计精巧，做工细腻，射程、准确度及杀伤力均大大优于名声也很响亮的吴弓弩与越弓弩。所以上自殷商，下至蜀汉的一千多年间一直威震南中国。西周初叶宝鸡地区的 国，正是蜀人尚武并以蜀弓威慑四方，借以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证据
此外，考古工作者曾在大溪口遗址发现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锚。这石锚的主人，无论是视作为巫臷部落民、巴部落民抑或蜀部落民，都不要紧。总之，它已能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早在五六千年前，居住于今四川、重庆境内的先民们就已懂得利用长江水系进行交通往来，互通有无，从而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了。而在这种交通往来、互通有无的过程中，先民们又逐渐认识到三峡地带扼关转枢的地理交通位置与经济文化地位，从而为夏商周之世的三峡—巫臷文化奠定了基石。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曾就古代黑陶遗物陶鬶、陶豆出土地址分布的情形分析说，早在“金石并用的时代”，“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西上的。如忠县的黑陶与湖北宜昌、京山、天门等处出土的黑陶，在地域上就是紧密联系的”。（《论巴蜀文化》）其实何止黑陶，可以说在考古文化的所有方面，我们都能够发现四川与中原，与全国紧密联系、互相交流的例子。备受关注的三星堆文明就不必说了，即便在2001年发掘的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上，我们也可欣赏到古蜀人大胆借鉴与学习外界的风采，其中最为典型者，便是两件大玉琮，其一为琥珀色，其二为翡翠绿，其造型风格竟与浙江良渚遗址所出大玉琮完全一致。此外，玉刀、玉矛的造型也带有甘肃齐家文化的因素。
再联系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新繁（今属新都）水观音，成都金沙村、十二桥、商业街、羊子山，成都平原古城址群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西北文化、滇濮文化及可能有的域外文化的因子，联系到扬雄《蜀王本纪》里关于“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以其国禅之”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里关于“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的记载，宋玉《对楚王问》里关于“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记载，可以相信，自远古时代起，西自岷山—岷江，中经三星堆—成都，东至江州—三峡的广阔的巴蜀地域就是当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一个聚合区与中转地。
这里还须强调的是，不仅依傍长江的巴人、荆（楚）人曾是水上民族，地处平原的西蜀鱼凫族由于先前曾以捕鱼为生，造就了水上好功夫，也是一个善于造船、驾航的部族。《淮南子·俶真训》曾将越舲与蜀艇并列；《史记·张仪列传》则记蜀有两船相并连的“舫船”；《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载了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司马错出夔门伐楚，动用蜀中大舶船万艘，运载军队达10万众、米600万斛（旧容量单位，10斗为1斛或1石；1斛约合今30公斤，600万斛约合18万吨）……如此雄厚扎实的航运实力（包括技术实力），当有七八百年以上的累积基础方可。当年三星堆王朝能长年不断地派出购盐船乘江南下，能派出一支族人东出夔门闯天下，大概正是依仗的这种炉火纯青的造船、驾航功夫。
教化务农的杜宇帝
郭璞注曰：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
在三星堆的历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不时发现有稻谷的碳化痕迹；2021年亦在四号坑灰尘烬层里检测到稻谷的植硅体遗留，确认了三星堆蜀人以大米为主食的事实。这说明商周之际的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中国栽培水稻的中心种植区之一，并盛产菽、黍、稷等农作物。《山海经·海内经》写道：“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
素女是古史传说中居住在青城山谷的一个神女，后来成了黄帝的侍女。素女酷爱音乐，最喜欢弹瑟。据说伏羲时代制作的瑟是50根弦，弹奏起来，音调过于悲哀。黄帝听了，忍受不了，便叫人把50弦的瑟减少一半，成为25弦的瑟，让素女替他弹奏起来，这样才觉得心里好受些。素女所在的青城山附近，就是“都广之野”，天梯建木便生长在这片原野上。这里又是后稷埋葬的地方，物产丰饶，各种谷物自然生长，米粒白滑像脂膏，还有鸾鸟唱歌、凤凰舞蹈等奇妙的景象。“都广”或作“广都”，杨慎注曰：“今之成都也。”曹学佺则细指为成都双流。对“播琴”，郭璞、毕沅等皆注为“播殖（种）”。
段渝先生对《山海经·海内经》的上述记载评论说，三星堆近百年的发掘证明，三星堆古城就是古蜀王都，是蜀国的“天下之中”，其使用年代，从早商一直延续到周初。这一方面说明《山海经·海内经》关于蜀都的记载有一定依据，它关于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农业兴盛的记载是可以凭信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成都平原所产的菽、稻、黍、稷，大多品种优良，被人奉为上品。正因为如此，这片原野才被人称引为先秦农官“后稷”的归葬之处，以其富饶而为人向往。
三星堆遗址所处的成都平原又名川西平原。它北起今茂县九顶山，南至新津熊坡山，东起金堂附近的龙泉山麓，西至都江堰以西的邛崃山，面积约9100平方千米，是我国西南地区面积最大的平原。一亿多年前，当四川盆地隆起上升时，成都平原却下陷成一个凹陷地区。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发源于西北山地的岷江、沱江及其支流，从上游挟带大量泥沙，在这一凹陷地区沉积下来，积淀成这个著名的冲积平原。
根据竺可桢对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夏商时代，华北地区的气候与现代差别并不是很大，仅高约2℃。那么，夏商时代的成都平原，应该也仍像今天一样，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终年湿润，年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而全年无霜期则达300天以上，平均温度为16.3℃，四季分明。温暖的气候，密如蛛网的河流，再加上含有丰富的铁、磷、钾等物质的肥沃土壤，为当时蜀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农业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家畜、家禽饲养业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形成、发展与繁荣，这是无须赘言的。
成都平原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种防洪工程。
三星堆古城的位置可以说首先满足了农业发展和城市生活必需的水利条件。当时城址选在鸭子河和马牧河之间的河间阶地上，大致如现在的广汉城的形势。根据1989年对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发掘，城墙除有墙体、护坡外，在城墙的外面还发现有人工开凿的护城河。这一方面表明了蜀先民已具有利用水来做战争防御的眼光，另一方面也表明蜀先民对发展农业水利的重要性也有了深入的认识，对开沟挖渠有了相当的经验积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三星堆城墙本身实际也是一种防洪工程 ，所以才能稳定维持达数百年至上千年之久。
此外，在成都指挥街、方池街遗址周代文化层中，也发现有成排的木桩或砾石埂等。据发掘者和一些水利专家考察，可能也是用于防治洪水的。
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不仅传说中的杜宇氏—开明氏王蜀时代精于农耕，连它之前的鱼凫氏入主三星堆的这段时间，也应是一个农耕稻作时代，当然，同时也兼有渔猎经济。《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在鱼凫之后，代之而起的杜宇王“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指东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杜宇族或是从今云南入蜀的。
《蜀王本纪》说：“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朱提即今云南昭通，在金沙江右岸，系乌蒙山腹地一块近乎椭圆形盆地，为云南重要的水稻种植区。云南是中国水稻的一处发源地，在那里发现了5万年前早期的稻属植物，而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也有三四千年。从这种意义上看，杜宇族很有可能是云南先进的栽培水稻及其栽培技术的传播者。不过，湖南道县与江西万年县及河姆渡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距今13000—7000年的时候，长江中下游的先民已在栽培水稻。而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的宝墩遗址中，也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因此，水稻种植技术，很可能是从长江中下游传至三星堆古蜀国所在的广汉平原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三星堆文化后期的杜宇族已在进行水稻的人工培植了。在遗址内发现的碳化稻谷，即可证明。在这种背景下，传说中的杜宇王教民务农植谷，是没有问题的。
成都市郫都区望丛祠望帝陵
古史传说讲，杜宇王（即望帝）教民务农种庄稼，时常叮嘱大家要抓紧天时季节，不要耽误了田里的生产。当时蜀国常常闹水灾，望帝虽然挂念人民身遭祸难，但苦于一时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来根治水患。后来，杜宇王任命从荆地来的鳖灵为相，让他负责治水。鳖灵带领人民凿玉垒山，开金堂峡，把岷江水分流入沱江。
这些传说表明，当时为了宣泄成都平原的洪水，保持水流畅通，在兴修水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这些并不能当作信史，但说明一个重要事实，即当时的治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犹如大禹治水一样。
鳖灵治水成功，威望迅速增长，杜宇王被迫让位给他，自己退隐到成都平原西边的山区，即西山（有学者说就是玉垒山）。鳖灵就是丛帝，又叫开明帝。杜宇禅位之时，正是春二月田野里杜鹃鸟鸣叫的时候，人民思念故君，于是又生出了诸如“杜鹃啼血”一类的哀婉故事。成都郫都区杜鹃村的老农就说：“杜鹃鸟是杜鹃王变的，万年历就是杜鹃王所造。”他们指的杜鹃王就是望帝。而对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也有学者指为杜鹃王的。他们继而还将许多学者认作鱼凫造型的鸟头柄勺释为杜鹃鸟造型，而鸟头柄勺有几种类型，其中一种还真像杜鹃头呢！至于三星堆二号坑内出土的一件高冠青铜鸟形象，则更与杜鹃鸟相似。这大致可视作杜宇曾入主三星堆蜀国的一种实证吧！
在传说中的古蜀国诸王中，杜宇王应该说是最深得人心的，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得最多、最广、最久。在川西老农的嘴里，经常念叨着他生前如何爱护人民，如何教人民种庄稼，他死后又如何痴心不改，依旧惦念着人民的生活……所以他的灵魂才化作了杜鹃鸟，每到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等农忙季节，就飞到田间一声声地鸣叫。人们都知道这是杜宇王的声音，感激地说：“这是我们的望帝杜宇啊！”于是大家就互相勉励：“是时候了，快撒种吧！”或者说：“是时候了，快插秧吧！”并且还把这种鸟直呼做杜宇，或叫望帝，或叫催耕鸟、催工鸟以及布谷鸟等。所以，旧时成都平原的农民都祀杜宇王为农神，为川主；每到春耕季节，都要先祭祀杜宇王，然后才开始耕作。
三星堆居民的日常生活还包括家畜、家禽的饲养。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如猪、牛、羊、马、鸡、犬等，大量的动物牙齿，全系猪牙和鹿牙；出土有众多的家养动物陶塑像，如猪、绵羊、水牛、公鸡等；出土有六鸟三牛尊、三鸟三羊尊等青铜制品；还出土有牛头、羊角、公鸡等青铜造型。在川西平原的其他商周遗址也出土有以猪为主的大量家养动物骨骼。它们反映出那时以三星堆—成都为中心的古蜀文化区的农业牧业全面发展的盛貌。而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遗址出土的与饮食有关的陶器青铜器亦多种多样，有炊器、食器、饮器、贮存器等，如杯、盘、盏、豆、钵、罐、碗……这些复杂的器形，反映了食物的多样性，显示出农业进步、社会繁荣的情景。
正是上述原因，使得战国时期，与蜀及巴相邻的秦、楚等国都对秦岭以南、三峡以西的这片沃土馋涎欲滴。《华阳国志·蜀志》记司马错、中尉田真黄对秦惠文王言：“蜀……，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战国策·楚策一》记张仪说楚王言：“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古巴蜀那时的富足，当然是在商周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由三星堆文明奠定的，这应是不言自明的。
▲三星堆三足炊器
▲三星堆双耳杯
▲三星堆三脚陶盉
以酒为祭的开明帝
专业术语，又称广口，多用于陶瓷、金属器物。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饮食器中，酒器特别丰富。陶器有盂、杯、尖底盏、觚、壶等；青铜器有罍、壶、尊、方彝等。其中，仅瓶形杯就有几百件。这种杯外形如瓶或筒，具体式样又有差异，典型器形为：侈口 似喇叭形，束颈，腹壁向上斜收，平底，全器的最大径在底部。有的在颈部加一圈附加堆纹。器形细长，高低从几厘米到十几厘米不等，最高的约13厘米左右，容量约为100毫升，酷似现在北方烫酒用的小瓶。
最值得一提的是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制品六鸟三牛尊和三鸟三羊尊。六鸟三牛尊共两件，口径分别为49厘米、47厘米，通高分别为56.5厘米、52.6厘米；在肩折处立雕有三个突出的牛头，每个牛头上及相邻两头牛之间各铸一鸟，作浮游状。其牛角向上微弯，似现在水牛的图像。牛眼用云雷纹代。整个造型不求形似，而求神似，透溢出一种威严的气氛。三鸟三羊尊亦两件，口径分别为42.6厘米、40.4厘米，通高分别为45.5厘米、41.6厘米；肩上立雕有三只羊头和三只鸟。羊头的眼雕为小眼，长有向后盘曲的一双大角。整个形象和现在的绵羊极为相似。它们都是用以盛酒的，但如此造型，在中原地区的商周出土青铜酒器中极少见；然而与湖南华容（长江中游）及陕西城固（汉江上游，属长江水系）出土的青铜尊的风格颇为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