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其他青铜酒器，如二号坑出土的两件四羊铜罍，也制作得十分精美：小敞口，短颈，方唇，斜折肩，矮圈足，肩、腹、圈足饰有繁复的凸弦纹、饕餮纹和云雷纹等。外缘及器壁上用补铸法铸雕四个羊头，羊角卷成云形。二号坑还有一件四鸟四羊罍，羊角向外作左右勾曲状，造型甚为奇异。
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古蜀青铜酒器在成都平原其他地方也有出土，主要出于墓葬和窖藏，据统计，已达100余件，主要器类有罍、壶、尊、钫、缶、勺、鍪等。它们大多与中原形制相同，也有少数明显地带有巴蜀地域特色。这是那一时期长江上游文明既与黄河流域文明交往，又相对独立发展的一项有力佐证。
三星堆以及成都平原其他地区出土的古蜀酒器，当然还有力地说明了成都平原的酿酒历史至少可上溯至商代。在历史上，成都平原曾酿造出郫筒酒、临邛酒、清醥、乳酒、烧酒、锦江春、竹叶青、薛涛酒等。而史有明记的成都平原酿酒的最早记录，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华阳国志·蜀志》说：蜀王移治郫邑后的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这是指蜀国开始仿效西周礼乐制度立宗庙，祭恬（甜）酒，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这里的醴指祭酒，指代礼。前述在成都市百花潭中学校园内出土的战国早期错金铜壶上的宴乐武舞图像，便表现出古蜀贵族们赏乐观舞、举杯豪饮的情形，形象地佐证了当时成都平原酿酒业的盛况。
通常所说烧酒或白酒。
需要说明的是，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后的醴酒乃是一种“汁滓相将”的甜酒，即所谓“酿之一宿而成体，有酒味而已”的薄酒、浊酒。那时的人们一般都是酒与糟一同吃的。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先生说：“这样的吃法是不会浪费粮食的。”在宋代蒸馏酒 出现以前大致都如此。三星堆文明时期酿酒业的发达，反映出古蜀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比较丰富的一面。那时候，人们可能就已用醴酒来祭祀图腾、神灵和祖宗了。所以，当九世开明帝仿周制“始立宗庙”时，才可能按照传统继续在宗庙里祭以醴酒。在此之前的祭祖，则是在旷野的祭坛里进行。
郫邑（在今成都市郫都区）曾是杜宇王族和开明王族的蜀国首都，这里的郫筒酒，有可能便是早蜀醴酒的遗存。
曾单独刊行于世，后辑入作者曹学佺另一部著作《蜀中广记》。
郫都区郫筒镇内原有两口怪井，一方一圆，水清甘洌，皆坐落在郫筒池的水池间；且此井汲水，便波及彼井水动。明人曹学佺因之称奇，曰“鸳鸯井”。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 中说：“井畔产巨竹，刳为筒，汲水而酿，包以蕉叶，缠以藕丝，信宿香达于外。”这样，郫筒镇便靠着鸳鸯井和大竹筒——郫筒这两件一方尤物，酿制出了名噪千载的郫筒酒（至今还是川菜，特别是川味鱼烹调中，不可或缺的名料酒）。
西晋左思《蜀都赋》：“嘉鱼出丙穴。”唐李善引刘渊林注：“丙穴，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
宋范成大《入崇宁界》。
宋苏轼《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 其二》。
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三月，杜甫从阆州（今阆中市）返成都途中作《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有云：“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诗人想着又能和好友严武共食丙穴鱼 ，同饮郫筒酒，不禁喜上心头。南宋时，做过四川制置使的诗人范成大，亦留下有“草草郫筒中酒处，不知身已在彭州” 的诗句。当代四川著名美食家车辐（已故）也夸耀说：“我们四川郫县郫筒酒厂出了一种‘甜黄酒’，不亚于绍兴加饭酒。”他说的这种“甜黄酒”，其实就是郫筒镇传统的一种郫筒酒——“桂花陈酿”。这种桂花酒，苏东坡在谪居惠州时曾酿过。据林语堂先生考，其“酒精含量不多”，“有点像微酸的淡色啤酒”。苏东坡在杭州太守任上时，对朋友感慨道：“所恨蜀山君未见，他年携手醉郫筒。” 所以，他后来虽在数千里外的岭南，也要自己动手酿制以解馋。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秋至十三年春，康熙帝第十七子果毅亲王护送六世达赖喇嘛还藏途中路过郫筒镇，忆起古时与此相关的风流韵事，不由得挥毫写下“酴醿传香”四个大字。
酴醿酒工艺乃蜀人首创。据成书于6世纪中叶的《齐民要术》卷七讲：蜀人以流水渍小麦曲，取其汁水和米煮成饭，加工后，“合滓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醉人”。后来的郫县人大概在此基础上改大坛密封为竹筒密封，信宿（连宿两夜）便酿成，时间短而又可口，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酿酒业的兴旺发达。今天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惊人、品类繁多的各种陶质酒器中的那种腹部圆鼓的高领罐，大致就是酴醿酒的酿酒器。其“领高、口直，十分适宜封口密闭，既可避免杂菌入侵滋生，又可造成有利于发酵的厌氧条件”。而它的下腹部成反弧内收，则便于受热；小平底虽不稳却宜于埋在灶坑边的热灰中保温。段渝先生认为，“这种酿酒器皿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它反映出三星堆先民独特的创造性与鲜明的审美个性。
海贝成为货币的进阶之路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针对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交的社会发展状况指出，随着商品生产发展和交换范围扩大，直接地以物易物的商品流通便极不适应了。于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即“商品的商品”），就逐渐地从商品中分离出来，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从而刺激了商品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两极分化的加速发展。恩格斯描述说：
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值得向往和被向往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有了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有了它呢？商人。他们把货币崇拜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尽心竭力地叫人们知道，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面前。他们在实践上证明，在这种财富本身的化身面前，其他一切财富形式都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
那么，古蜀文明时期四川居民的商品贸易或者说巴蜀商人所使用的货币是什么呢？大体上讲，主要是海贝、铜贝及桥形币。
1986年7月至8月，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中，除发现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及金器外，还发现4724枚海贝；在2020—2022年的新一轮发掘时，也出土不少海贝（尚未计数）。这些海贝可分为四种类别：A、齿贝，即紫贝，出土较多，其壳口纵裂多齿。齿贝长1.5厘米左右，略呈卵圆形，背部上方略高，一般都被磨成一大孔，正面和背面的四周有紫红色、黄褐色及灰绿色斑点。B、环纹贝，是出土最多的一种，长约1厘米左右，其背部环纹内外分别呈淡褐色或淡灰色及灰褐色或灰白色。这种环纹贝数量较多，大部分背部磨成大孔，以致有的背面成扁平状。C、虎斑贝，长约3厘米，背部有大小不同的棕褐色斑点，这种贝出土较少。研究者认为，它是虞夏之世流通的自然贝。D、拟枣贝，两侧没有结节，体形较长，呈枣状。这种贝出土比环纹贝、齿贝少，但比虎斑贝多。
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最早的货币也是海贝，其使用单位为“朋”。“朋”的甲骨文写法是一根绳子把贝贯串起来的形象。一朋有几个贝呢？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说是五个，有人说是双数，而郭沫若先生则认为“朋必十贝”。
一朋贝能买多少东西呢？限于史料，今已无从查考。不过，从好些铸于铜鼎上的铭文看，历来的商周天子赏赐有功大臣，都没有超过十朋。在周代的遽伯睘簋铭文中，记述铸造这尊彝器的造价是“用贝十朋又四朋”。从这些史料看来，一朋贝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
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及车马坑、灰坑出土有数量不同、大小不一的海贝，其发掘报告说：“在发掘的165座殷墓中，出贝的有83座墓，共得贝234件。它们放置的位置，绝大部分是在人骨架的口中、手内和脚下三处，分散在他处的很少……这些贝都是天然的，仅在背上的一端琢孔一个。”此外，在车马坑中出土的贝“约有五十余枚（整体取回，未分开数），在舆中偏西”。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有小型贝6880多枚，大型贝1枚，玉贝8枚。其中小型贝多是齿贝。若以十贝为朋来计算，这批贝币近700朋，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从中原出土的海贝看，殷商多以齿贝作为货币流通（环纹贝和拟枣贝次之），所以齿贝在钱币学上的学名即叫“货贝”。齿贝中的佼佼者——大贝，被视为稀世之宝。据《尚书大传》卷四《西伯勘耆》记，当年商纣王曾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达7年之久。后来，周文王的僚属散宜生，把他从东南沿海一带寻获的一个大贝壳，献给了商纣王。纣王一高兴就立时把周文王放了出来。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考古工作者在安阳小屯西区商墓出土大贝8枚，贝长6～8厘米。大贝由于稀少而珍贵，所以前述1976年殷墟妇好墓中那枚大贝，出土前并没有和小型贝放置一处，而是以“珍宝”身份被殉在墓中。
河南以外，1966年，在山东省益都县苏埠屯商代晚期墓中，也出土殉贝达3990枚，加上破损，可能所殉贝数为400朋。其均属小型贝，也是以货贝最多，拟枣贝和环纹贝次之。
对于中原海贝的来历，按郭沫若的认知，乃系三四千年前的“舶来品”，证据之一是：“现在的南洋土人还称贝子为‘Bia’，这和我国汉语的‘呗’，音相近。”钱币史研究者认为，商代中原所用齿贝，产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域，由我国南部少数民族以及邻近的越南等地，向我国当时的中央王朝纳贡或进行交易时流入。
大宗海贝在云南江川、晋宁等地的春秋晚期至西汉末的墓葬中也有出土。据云南省博物馆核实，总数为1200多千克，计有25万枚左右，其品种以“环贝”为主，还有齿贝、虎斑贝。钱币史研究者认为，它们产于旧称“南洋”，即印度洋—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包括我国台湾、海南岛、西沙群岛等海域）。其中环贝主要由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商人输入。
三星堆出土海贝亦达四五千枚，可以与中原的任何一处商代遗址媲美。而就品种来说，则基本包容了商代中原各地以及春秋至西汉云南各地的用贝品种。三星堆虽处内陆盆地，但在商代与中原有东北商道相通，与云南以远有西南商道相连。因而三星堆海贝极有可能是通过这两条商道，由包括台湾、海南岛、南沙群岛在内的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沿海地区引入的；或者可以说，上述地区客商是通过这两条商道进入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星堆行商的。他们带来了作为商品与货币的海贝，并影响促成了三星堆古蜀人也用海贝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即货币。
另外，据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报道，两个坑的大量海贝出土前是同玉石器等一道贮藏在尊、罍等青铜容器以及青铜人像头部的。三星堆其他坑所出海贝也是这些情况。由此，我们又联想到云南江川、晋宁出土的海贝，据报道，它们大多出土于古代滇王、滇王家族以及“同姓相扶”的部落主人的墓葬里。贝放置的位置既不是放在人体的某个部位，也不是装饰在服装上，而是将贝装在青铜贮贝器内或倒置在铜鼓里，埋在木棺之外的土中。
商品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贮藏手段是货币的职能之一。由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随时可变成任何其他商品，因而人们贮藏货币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执行贮藏手段职能者必须是足值的现实货币或其代表。笔者认为，殷商时期古蜀国的海贝，由于是东去西来的各族、各国、各地区商人千里迢迢或万里迢迢地从太平洋、印度洋辗转而来，弥足珍贵，加之光彩夺目，体积小，轻便而坚硬和便于计数，因此，在三星堆城的商品贸易活动中，人们很自然地就将它固定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以代替以前可能出现过的以牲畜、布帛、丝绸等充当的货币。与此同时，为了显示财富和积累财富，贪婪而富有的奴隶主贵族王公们又将通过交易或流通进入自己腰包的海贝贮藏起来，使海贝暂时退出流通领域而成为贮藏货币。所以，海贝才会同其他象征财富的玉器等一道被精心放置于做工考究的青铜容器，如六鸟三牛尊、三鸟三羊尊一类的盛酒器里。如果这些青铜容器是用于祭祀目的，那么这些海贝则可视作为向天地祖先神灵的一种献祭——以示祭祀者的虔诚。而海贝大批量出土的两个“祭祀坑”的主人，不用说，显然是三星堆蜀国的最上层统治阶级。这与春秋至西汉时期的云南江川、晋宁等地区的海贝从滇王及其家族墓中所出土的道理一样。
顺便指出的是，三星堆古蜀国统治阶级对财富的追求意识或言货币意识是很强的，所以，张善熙先生等相关研究者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又可视作古蜀王族心目中的摇钱树，甚至有可能是我国东汉、魏、晋及其后各代盛行的“摇钱树”的最早模式。
当然，对于滇王墓中所出土的海贝的性质，即货币乎？装饰品乎？抑或“一种财富的标志”乎？——至今未有定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三星堆两个坑中那些被精心贮藏的海贝，应当是从流通领域里退出的贮藏货币。其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便是“大部分背部被磨成大孔，以致有的背面成扁平状”。我们认为，“背面成扁平状”既有可能是磨孔过度引起，亦有可能是流通过程中的叠放、磨损引起；而海贝磨孔的本身，则利于穿线作“朋”，流通计价。诚如钱币史专家朱活先生所识：“我国内地的贝有穿孔，是为了用绳索穿连起来便于随身携带和便于计数，说明了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频繁。”背部磨出穿孔，说明“已取得了货币形态”。商周时期中原各地出土的海贝，背部也多磨有穿孔。商周时期三星堆与中原贝币的这种一致性，再一次地说明了两地间密切的商品贸易与经济文化交往的真实性，说明了从成都平原北上经金牛道—褒斜道—汉水—渭水—黄河而流入中原的那条东北商道在三四千年前即已开辟的可靠性。
不过三星堆这些大多磨有穿孔的海贝，亦有可能同时用于装饰目的。而这，则与作为贝币不相悖。因为海贝最初之所以被人们引入市场进行流通，首先在于它有着一般商品的自然属性，即因为它晶莹、珍稀，佩戴于头上、身上，如同珍珠玛瑙水晶玉器一样，既可增加主人的美观、风度，又可显示主人的富有。后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它也可以用来交换一切商品，直接体现社会劳动，可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货币。所以，如果说殷商时期三星堆古蜀国或中原各地的奴隶主贵族们将作为货币的海贝佩戴于身，大致是不会错的。这如同当今人们的穿金戴银。然而大家也一定会知道，现代金银的使用价值是二重化的：它既可作为奢侈品、装饰品使用，又可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三星堆海贝有可能用作装饰目的而怀疑它应当拥有的货币职能。
世界金属铸币之祖
——三星堆铜贝
钱币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在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为铜贝。最初，人们将海贝作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后来，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交换的扩大，海贝已渐不敷用，人们遂以其仿制品混合流通，于是在夏商时代也出现过珧贝、蚌制贝、骨贝、石贝、陶贝、玉贝（金沙遗址有出土）以及同海贝一样同样取得了“货币形态”的伶鼬榧螺。再以后，人们又仿海贝形态铸造铜贝，并使之进入流通领域。不过，对于铜贝，过去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才出现于楚国的，即俗称的“鬼脸钱”“蚁鼻钱”。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钱币”条下则判定说，“中国的金属铸币出现于春秋末期”，即晋和周使用的空首布。但是，朱活先生根据1953年和1971年曾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与山西保德林遮峪村晚商墓中出土过无文铜贝的事实而提出“晚商铜贝说”，并指出安阳与保德铜贝才是中国最早的金属币。
三星堆铜贝
那么，作为与殷商中原文明同样辉煌的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又有无铜贝呢？回答是肯定的。1992年，笔者曾同段渝先生一道，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站所陈列的一、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中，看见一批青铜铸制的仿海洋生物；其中，有三枚模拟齿贝形态，即背部有壳口、纵裂有齿，当为铜贝。不过，这三枚铜贝一端都有铜环，铜环相连，三枚成套。据赵殿增先生与巴家云先生揣测，是青铜神树上的挂饰物。于是便出现了一个问题：三星堆铜贝是否有可能像中原铜贝一样，亦具有钱币或金属币的职能呢？笔者以为是有可能的。这正如三星堆海贝（包括中原及云南出土海贝）可能用作装饰目的而并不妨碍可能拥有的货币职能一样。再者，倘顺着某些研究者关于三星堆青铜神树乃系“摇钱树”的思路，我们亦可以想见：那时在三星堆建都立国的古蜀王族，大致是将海贝及铜贝缀满青铜神树，用以祭祀神灵祖宗，祈祷兴旺发财、国富民强吧？
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关于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的发掘简报将两个坑的相对年代推判在殷墟文化第一期与殷墟文化晚期，即相当于商代中期偏后（盘庚—小辛—小乙时代）与商末周初时期（帝乙—帝辛与武王—成王时代）；从时间上说，这应分属于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三星堆祭祀坑》 一书公布三星堆铜贝发现于二号坑。2023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公布三～六号坑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时指出，由于八号坑发现的顶尊蛇身青铜人像与1986年于二号坑发现的鸟足青铜人像的拼接成功，故而二号坑的埋藏时间与八号坑的时间是一致的，而公布的八号坑的测年数据在公元前1117年至前1054年之间。这其实就可以说，三星堆铜贝在考古文化的时间上，与中原已知的晚商铜贝相当。它们如果当真是货币，那么，传统的“中国的金属铸币出现于春秋末期”说将不攻自破。这是三星堆文明璀璨夺目、不同凡响，堪与殷商文化媲美的又一所在！
三星堆铜贝与中原铜贝彼此间有无渊源关系或传承关系呢？或许是有的，因为其时是有一条商品贸易与经济文化的陆上通道将中华文明的这两处摇篮或源头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上看，它们之间的互助互补、相互影响、相互辉映，已被证明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具体问题、具体事物上，两个文明又有可能在各自的地域内独立发生，或各自通过不同的渠道，在其他文明的影响下发生。落实在铜贝问题上，中原铜贝又有可能在自身青铜文化与商品贸易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独自发生；而三星堆铜贝则更当如此。因为其铜贝的出现在时间上大约与中原持平或稍早，而青铜文化与商品贸易的发达程度亦不亚于中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金属铸币的铜贝的出现，当是可能的了。这正如恩格斯所言：随着年轻的商人阶级的形成，“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因此，仅就铜贝问题而言，三星堆文明亦有可能是独立发生、发展的，未受中原殷商文明的影响。再说中原铜贝一般长1.5～2.5厘米，而三星堆铜贝则长6.3厘米，仅凭个头就比中原的大，比中原的有气势。这种粗犷、豪放的风格，与三星堆面具、三星堆玉石璧璋是一致的，说明三星堆铜贝完全是古蜀国自己的发明、自己的产品。
此外，三星堆文明有无可能受到域外其他文明的影响而铸制铜贝或引进铜贝呢？单就迄今为止所公布的考古材料而言，这并不可能。因为尽管殷商时期的三星堆文明通过西南商路与印度河文明、两河文明、爱琴海文明以及小亚细亚赫梯文明建立了通商往来，而上述文明又都早于三星堆文明进入青铜时代，可是它们却并未早于三星堆文明而使用金属铸币。国外最早的金属货币是被誉为“西方金属铸币之祖”的小亚细亚的吕底亚（Lydia）金属币，是公元前7世纪中叶开始发行的。该币在西方钱币史上属古典（指古希腊罗马）钱币系列，称古典时代希腊币。
吕底亚琥珀金币
吕底亚王国（公元前670年或公元前680年—公元前546年）是古希腊移民在小亚细亚半岛（今属土耳其）西部创立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后被波斯王国居鲁士攻灭。当时在吕底亚首都萨迪斯地区帕克妥鲁斯河中采集自然金银矿粒（金银的比例大约为3∶1），加以直接打压，形成琥珀金（Electrum）币。因此时尚未掌握金银分离技术，早期的吕底亚金属币其实是一种天然金银合金币（吕底亚王国晚期才出现纯金币和纯银币），而且也没有采用通常意义上的熔化浇铸工艺。这与商代三星堆铜贝、中原铜贝的制作工艺大不一样。金银合金币因为色泽呈现出近似于琥珀的褐黄色或淡黄色，故称琥珀金币。对琥珀金币最早的发行时间，西方学者一般推断在公元前670年（或前680年）至前650年（前后）之间，以“公元前650年前后”一说居多。但1983年土耳其国家银行为纪念最早的吕底亚币而发行500里拉纪念币时，将吕底亚币开始发行的时间定在公元前640年。彭信威先生曾在《中国货币史》（1965年版）里认为，最早的吕底亚币是公元前7—前8世纪时发行的；新版《辞海》对此则称：“据说公元前七世纪……”综合上述观点，将吕底亚琥珀金币发行的最早时间段定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较为妥当。这样，三星堆二号坑（时间约在公元前11世纪）出土的四枚有环铜贝（与中原晚商铜贝大致同时）在考古时间上就比作为“西方金属铸币之祖”的吕底亚琥珀金币要早上三四百年。
这实际意味着：三星堆铜贝与晚商中原铜贝一道，极有可能就是世界金属铸币之祖。
徙治成都后的桥形币
《华阳国志·蜀志》说：古蜀国开明帝九世“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如前所述，九世开明帝时代大致在公元前400年前后。古蜀国从三星堆文明时期下限（约在商末周初之际）至九世开明帝时期之前的这一阶段，其相关货币资料无所见，亦难以考。但从九世开明帝时期直至秦统一全国（公元前221年）前，古蜀国乃至古巴国等使用的货币则确乎可考，这就是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巴蜀桥形币。
状如空心圆璧的一半。
桥形币为青铜制，形如磬或璜 ，因此也有称之为铜璜者。目前在川渝发现的桥形铜币，仅见于正式发掘简报的，已有20余批资料；分布地区，东至古巴国的涪陵，西至古蜀国的茂县，北至古蜀国的青川，南限川西平原，而以川西平原最为集中。其形制有大、中、小型，分别长20厘米左右、10厘米左右和6～7厘米，可能代表不同的货币单位。其纹饰则有双线斜人字纹、“S”纹、弦纹、卷云纹、穗纹等，有的则为素面。这些纹饰具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同于巴蜀青铜器上常见的所谓“巴蜀符号”以及“巴蜀符号印章”，民俗色彩较淡。罗开玉先生认为：“这似乎反映了它的官铸性质。”他指出，开明九世时期，古蜀国曾掀起过一场学习列国主要是中原各国的先进文化的高潮。这些纹饰各异的桥形币，可能是古蜀当局聘请列国技师入蜀设计铸造的，有意识地与巴蜀过去一以贯之的装饰风格作重大区别。当然，纹饰的不同，或许也跟巴蜀各地诸侯可以独立铸币以及铸行的时期不同有关。
桥形币
1～3青川战国墓M36
4～5青川战国墓M34
6彭县战国中期墓
7重庆冬笋坝战国中期墓
8涪陵小田溪战国晚期墓
9荥经战国晚期墓
10～11大邑秦汉墓
12绵竹西汉墓
13～15成都东北郊西汉墓
16～17绵竹文管所藏
按照罗开玉先生的推论，巴蜀桥形币其最早铸造年代，也是在开明九世时期。因为在所有的桥形币出土实物中，以成都彭县（今彭州市）的一具船棺所出年代最早，为战国中期。“从该墓的葬具特征和伴出物看，可进一步把该墓入葬时代定在公元前400年以后，至公元前350年左右。”这实际是处于开明九世时期。此外，在巴县（今重庆巴南区）冬笋坝编号为M4及M41的船棺里所出的桥形币，在时间上也接近于成都彭县（今彭州市）船棺所出。这似可作为战国中期蜀国与巴国的紧密联系的一个有力佐证。
这说明桥形币在四川境内商品贸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拥有十分广泛的影响。
在当时的巴蜀大地，比彭县（今彭州市）及巴县冬笋坝船棺稍晚，在昭化（今属广元市）宝轮院、绵竹木板墓、涪陵土坑墓、茂县城关石棺葬以及青川墓葬群和绵阳市土坑木椁墓，皆有桥形币出土，其族属包括巴蜀地土著民族和楚移民。 其时间则一直可延至西汉初期，如绵阳土坑木椁墓所出桥形币。有的晚期桥形币中，常同外圆内方的“半两”钱同时出土，而且两种货币甚至有叠放在一起的情形。所以，罗开玉先生认为：桥形铜币在巴蜀王国时期，是货币；在秦灭巴、蜀（公元前316年）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货币之一；在秦统六国后，即在统一全国货币时，桥形币才被废除；此后它在巴蜀地区一度作为一种“阴钱”或“厌胜钱”，一直流行到西汉。
据《诸葛亮集》《元和郡县志》等记，四川岷江、沱江、涪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皆产金、银沙，汉、晋间今雅安地区的“汉嘉金”与云南“朱提银”并称，唐代雅、嘉、眉、资、泸等州均贡麸金。
我们还应该看到，战国中期，即开明九世徙治成都以后的巴蜀地，也曾像中原一样（或受秦国影响）以黄金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并且因为川西多产金、银 ，且大量储备金、银，使秦国垂涎三尺。《括地志》《华阳国志·蜀志》里关于秦惠文王赠金与蜀，诈后者开金牛道（石牛道）以及《蜀志》里司马错、田真黄对惠文王的那段关于攻蜀可“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的议论，似可为证。另外，战国时期蜀墓葬中也常有金块出土，这当是以黄金充作贮藏手段的实证。
大石璧的两种用途：货币和权衡器
除黄金外，有的学者还提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广汉月亮湾出土的那具外径70.5厘米，重达百斤以上的大石璧，也是古蜀人的一种货币。此说反映在郑德坤先生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广汉文化》里，他认为大石璧是古代的一种货币，并以此与太平洋上叶玻岛巨大的石璧状货币相比较；而戴谦和先生则认为其与后代的环钱有关。
以大石璧作货币，在世界的一些民族学资料中曾有所见。殷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拥有了海贝及铜贝作货币，大致是不会再以大石璧作为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的。因为其太沉重，不能携带；而像太平洋叶玻岛或雅普岛居民那样陈列于家门，又似不可能。一则处于文明社会的古蜀人大致无此异域原始部落的风俗；二则如此进行商品贸易，似乎难以促进古蜀文明社会的经济繁荣。
衡权是指权衡器或称衡器，即天平或砝码。
不过，对于广汉遗址内发现的大石璧的实际功用，一些学者则提出衡权说 。此论以张勋燎、冯汉骥、童恩正先生为代表。
我国衡器产生得很早，《尚书·尧典》记尧时代即有“同律度量衡”之说。大致说来，衡器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汉书·律历志》说：“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礼记·月令》则讲：“同度量，钧衡石。”《淮南子·时则训》也说：“令官市同度量，钧衡石。”这些都是说以石为衡权。《汉书·律历志》记权的种类言：“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三星堆文明时期，由于尚不知杠杆原理，没有发明秤，所以不论被衡（即称）的物品有多重，权石的重量都必须和它相等，这就是所谓“权与物均而生衡”。从《汉书·律历志》看，权石的种类有铢、两、斤、钧、石，一石的重量达120斤，这与广汉月亮湾出土大石璧接近。联系到月亮湾出土玉石璧也形成从小到大的组合系列，所以，冯汉骥、童恩正先生认为，广汉月亮湾大石璧应是权衡之石。冯、童两位先生进而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周某些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石璧，有可能就是这种衡石”。
总的来说，关于广汉玉石璧衡权说的认识是含有合理成分的。因为迄今为止对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尚未发现其他可以充当衡权的东西，故而暂且将衡权同玉石璧联系起来看，是应当允许的。此外，除了广汉遗址外，长期以来，在成都羊子山等地也发现大量的大小、厚薄、轻重有序的石璧。这样，我们便可以将上述石璧——衡权说放大到包括后来立都于成都的整个古蜀国的范畴内去思考了。
从情理上讲，在上自商代，下迄春秋战国时期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范畴内，古蜀国是应当拥有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以及能够“均物平轻重”的衡器的。否则，是不可能支撑起一个人丁兴旺、经济发达而使四海企羡、商旅纷至的发达的古蜀社会的，是不可能架构起一个堪与商周中原文明相颉颃的同样为国人骄傲、同样可以彪炳史册的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成都文明的。
西南商道与蜀布之路
商品经济学的常识还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商人倘要完成商品贸易，必须具备三大手段，即商品、商路（包括运载手段）和特殊商品——货币。那么，商周时期以三星堆—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的主要商品有哪些呢？根据常璩《华阳国志》和其他相关典籍记载以及考古发掘资料，先秦时代的巴地用以进贡中央王朝及用以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贸易往来的商品大致是盐、丹（即朱砂）、苎麻、铜、铁、璆（美玉）、银、砮（可作箭镞的石头，即铁矿石）、磬、熊罴（俗称人熊）、狐、狸、织皮（毛织的布）、鱼、茶、蜜、桑、蚕、灵龟、山鸡、白雉、荔枝、蒟酱（以胡椒科的辛蒟同盐、蜜渍为酱）、蒟蒻（今称魔芋）、给客橙（今四季柑）、巴戟（即巴戟天）、天椒（即花椒）、桃枝（即桃枝竹，可为杖）等。蜀地则以璧玉、金、银、珠、碧（青石，似玉）、铜、铁、铅、锡、赭、垩（白土，可用以涂壁）、锦、罽（毛织布）、氂（牦牛尾）、犀（犀牛角）、毦（用羽毛做成的装饰品）、毡、丹、黄（即雌黄、雄黄）、空青（一种用作颜料的矿物）、桑、蚕、漆、苎布、梓、柏、大竹等称奇而令四邻仰羡不止。
很显然，这些商品必须通过商路的转输交换才能实现其本身价值。而商周时期的巴蜀地区的商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辐射四面八方，但主要则表现为两个方向，即西南方向与东北方向。
商周之际成都平原西南方向的主要商道，经任乃强先生考订，被命名为“蜀布之路”，也有学者认为它就是古“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根据任乃强先生的研究并结合笔者的考订，这条“蜀布之路”乃是一条经今天的四川、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直至埃及（或由伊拉克经叙利亚、土耳其直抵希腊）的商道，全长万余千米。
任乃强先生的殷周之际（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蜀布之路”说的西端乃订在阿富汗，笔者何以延长至两河流域直至古埃及呢？理由主要有二。
首先，不少论者已经指出，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中有不少西亚文明或者地中海—爱琴海文明的因素。这些因素，当是商代至周初时代远至两河流域及古埃及或古希腊的“蜀布之路”以及不畏艰险、辛劳跋涉于这条漫漫商路上的外域商人和古蜀商人所带来。
其次，奥地利研究人员从一具古埃及木乃伊（为女性，30岁至50岁）的头发中发现了一块丝绸。这块丝绸与木乃伊同属“二十一王朝”时期，即公元前1080年至公元前954年。（参见《光明日报》1993年3月21日）这一发现表明，殷周之际的古埃及已同当时世界唯一的丝绸出产地——中国有了贸易联系；更确切地说，是与古蜀国有了贸易联系。因为当时中原虽也能养蚕织丝，却连自给自足亦不能保，还需要靠与蜀国的大宗蚕丝贸易来解决贵族王室的穿衣问题（参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大致不可能再有多余丝绸远销埃及。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原与西域的商道——“丝绸之路”尚未“凿空”，埃及的中国丝绸只有通过“蜀布之路”的通道才能获取。
这条长达万余千米的“蜀布之路”大致可以分做三段：A、从四川到北缅甸一段，可以叫作东段，长1500余千米；B、由北缅甸经印度、巴基斯坦到阿富汗，可以称作中段，约长3500千米，C、由阿富汗西经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直至埃及（或从伊拉克分岔，西北上叙利亚、土耳其直至希腊），这段最长，5000余千米，可以唤作西段。
东段的路线大致如下：由成都平原出发，经荥经、汉源、越西、泸沽、西昌、攀枝花、下关、永平、澜沧江，经保山，渡怒江，经腾冲、神护关进入缅甸，直抵伊洛瓦底江畔的密支那。
中段自密支那循着伊洛瓦底江—迈立开江西侧浅丘陵地，渡江至孙布拉蚌，由此逾山地数重，约150千米，沿途多丛林密箐，多盗贼，少人居，构成印缅天然界线。入印度界即为阿萨密邦，是为东印度，属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流域。这里地复平坦，首府萨地亚，车马舟船俱可通于中印度。再西行，至德里，渐入山地，是为北印度；再西行进入巴基斯坦，渡印度河，逾兴都库什山脉，即入阿富汗高原，到达汉代的大夏国了。
西段沿阿富汗赫尔曼德河进入伊朗，穿过卢特沙漠，翻越库赫鲁德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即进入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即两河平原）；再上溯幼发拉底河入叙利亚，东南下沿约旦河经以色列和约旦进入埃及西奈半岛，再西行即抵尼罗河三角洲。亦可在进入叙利亚后继续沿幼发拉底河上行，进抵小亚细亚半岛及爱琴海诸岛甚或希腊。
“蜀布之路”上的西方各国、各民族用以与蜀各地交换的主要商品是荥经红铜、越西牦牛、西昌绵羊、丽江马、大理马、南亚象牙、印度洋海贝与其他山珍海宝以及奴隶。奴隶制文明高度发达的古蜀国都城（如三星堆城、成都城）及所辖地区，无疑需要大量的廉价奴隶来补充劳动力；而成都平原以西、以南地区奴隶制文明显然相对落后，有的甚或处于原始部落社会阶段。成都平原的奴隶势必只能向这些地区寻求、收购。三星堆遗址内发现的两个双手反绑下跪的石雕奴隶像（一个断头），显然是三星堆城通过“蜀布之路”向成都平原以西以南的落后蛮荒的部落或民族进行奴隶贩卖活动的实证。
古巴蜀特别是古蜀社会用以向外地、外域、外族交换的商品最具代表性和最大宗者当以丝绸和蜀布为主。扬雄《蜀都赋》说：“筒中黄润，一端数金。”蜀中丝黄，所织之绢细润，所以称“黄润”。其长途贩运时卷成筒形，用产于岷江上游的大竹筒贮藏，以避雨湿尘污，故称“筒中黄润”。一筒有几端，众说不一；但一端为2丈或6丈，认识却比较一致。而一端价值却当数金，确是令人咋舌——这还是距离三星堆文明千年以后的西汉丝价。所以，蜀中丝绸大致因价格昂贵，只有印度以远地域（包括印度河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爱琴海文明中心地域）的奴隶主贵族才有实力购买，并成为他们显示财富的标志之一。蜀布（麻布）则相对低廉些，由于“色最白，不畏水湿，汗渍不污，疏能散热”，因而特别受到处于高度湿热气候环境里的印缅境内以及四川盆地以南、云贵高原的河谷宜农之地的奴隶主的欢迎。
“蜀布之路”万里迢迢，其间高原雪山耸立，急流险滩密布，悬崖河谷纵横。常年奔波于此，携带大宗货物的中外客商何以代步？何以负重？何以过渡？笔者以为，乃是牦牛、笮马、竹（皮）筏、溜筒等——起码东、中段应该如此。
意即“龙的种人”
顺便需要提及的是，先秦时期（主要是殷周时期）西南商道的开通，不仅开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大交流，而且也开创了中西人民的侨居大迁徙。印度人口调查统计表明，在今天的那加 兰邦，还有17000名羌族人。考古学家们考证说：“那加人属蒙古人种，远古时就从中国的西藏和缅甸的一些地区来到印度北部居住。”（参见刘国楠、王树英：《印度各邦历史文化》）与此相应，缅甸、印度人民也有在中国境内定居者。如《华阳国志·南中志》即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置永昌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僄越（今缅甸）、裸濮、身毒（今印度半岛）之民”。永昌郡的这些缅甸人、印度人，当然不会是当时即移居于此的，想必亦是远古时通过西南商道的途径侨居于此的缅甸人、印度人的后裔。这里所谓远古时，是指商周之际的古蜀文明时期或稍后；因为在此之前，这两大地域的人民大致还互不知晓，而且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尚未达到吸引彼此易地侨居的程度。
东北商道和千里栈道
商周之际，从成都平原出发的东北商路大致又分作两个方向，一为水路，即从沱江入长江东下抵三峡，是巫盐西来最畅便的一条商道，或称为“巫盐之路”。贩盐者为古蜀及巫臷国盐商，运输者为“夏代从云梦盆地溯江进入四川盆地”的巴人，运输工具为独木舟。
东北商路另一条为旱路或水旱交替之路。这条路从四川盆地向北，穿越川陕交界处的米仓山而至汉中盆地、渭水平原、河南。其具体路线是从成都平原北上德阳、绵阳，过今梓潼五妇山，经剑门关、广元朝天驿，穿金牛峡，越川陕交界之七盘关，进入陕西宁强、勉县，再经褒城，入褒水（南注汉水）之褒谷，翻越巍巍秦岭，由斜水（北注渭水）之斜谷而出，抵达渭水南岸的眉县，再沿渭水东下，入黄河，进入河南大地。这条商路，是古蜀文明与殷商文明发生对接、交流的主要干线。这条干线的渭水以南部分，即后来所说的金（石）牛道和褒斜道。关于金（石）牛道的修建经过，《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周显王的时候，蜀国的北部疆域远达褒中、汉中地区。一天，蜀王在褒谷狩猎，恰与秦惠文王相遇。为表示友邻相好，秦王将一竹箱金子送给蜀王，蜀王也回赠一批上等珠宝珍玩。不料当蜀王刚转身返回时，秦王手中的这批珍宝顷刻化作泥土。秦王气坏了，以为蜀王耍弄他，急欲追赶蜀王理论，却被群臣挡住了。大家都向秦王道贺，说这是上天降临的旨意，预示秦王将得到蜀国的土地。秦王明白过来，转怒为喜。他叫人雕制了五头石牛，每天在石牛屁股后面摆上一堆金子，放出话说，石牛是金牛，天天都要拉出一堆黄金来。贪财的蜀王听说了，又急忙派人到秦国去，请求秦王再赠予这批金牛。秦王爽快地答应了。蜀王于是派出五丁力士在乱山丛中开出一条入秦之路，将五头金牛千里迢迢地迎了回来。哪知这金牛并不便金，供了许多日子，仍是不声不响，不吃不屙的货真价实的石牛。蜀王气得七窍生烟，将石牛又奉还给秦王，并附带奉敬一句话以解恨：“东方放牛儿。”秦王哈哈大笑道：“我虽是放牛儿，却是要灭亡你们蜀国的人呢！”20年后，秦惠文王果然派出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沿着蜀五丁力士开出的石牛道（又称金牛道）入蜀，仅用了一两个月时间，就灭掉了蜀国和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