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亦庄亦谐的历史故事，把蜀地与中原交通的时间上限，订在周显王与秦惠文王共存时代（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21年），显然是大大缩后了。因为：第一，《华阳国志·序志》又曾引《蜀王本纪》说：“三皇乘祗车出谷口。”这谷口，就是褒斜谷口。《序志》进而指出说，当年蜀国派兵帮助武王伐纣，就是从这谷口出入的。“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这里，常璩其实已自己否定了他在《蜀志》里所讲的秦惠文王时开金牛道的时间，并将之提前到武王伐纣（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时期。当然，“三皇”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或曰子虚乌有人物；但是，武王伐纣时蜀既已能利用金牛道—褒斜谷道东北入中原，那么，此干道开辟的时间当早于晚商才讲得过去。
《孔安国尚书传》：“山名。桓水自西倾山南行。”
第二，《尚书·禹贡》讲梁州之贡称：“西倾 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这说明早在夏禹之世，汉水（即沔水）与渭水之间便有相互联系的通道，即后来所称的褒斜道。甘肃南部岷县有西倾山，西倾山南有白龙江，其古称即桓水。其发源于西倾山南，屈曲东南流至甘肃舟曲东与岷江上游会合，又东南至文县东与白水江会合，东南流入嘉陵江。其与岷江上游合流后的一段白龙江、与白水会合后的一段白水，古时也兼称桓水。这是过去对“西倾山”和“桓水”的一般认识。
任乃强先生则依据《禹贡》《孔传》的相关资料及《汉书·地理志》班固对“蜀郡”的注：“《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提出西倾山应为今天的巴颜喀拉山，桓水应为今大金川—大渡河，《禹贡》中的古梁州（华山之南至澜沧江或怒江、金沙江的广大地域）向中原夏王朝的进贡部落当为巴颜喀拉山脉以南大金川流域（相当于今川西高原马尔康以北以西的阿坝、壤塘、色达三县地面）的游牧部落。
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里谈及这些部落，说：“是从古就出产羊皮与黄金的羌支部落。他们中有善于经商的人，搬运自然金块（镠）与连毛羊皮（织皮）和一些野兽（熊、罴、狐、狸）的毛皮，从大渡河谷到巴蜀地面来，调换丝帛、麻布和金属工艺品回本部去，又可调换更多的土产商品。巴蜀的商人又把这些商品连本地的土产，贩运到华夏地区去调换商品。”邓少琴先生则依照传统看法，指出夏代梁州之贡是由川西北出甘肃岷县西倾山沿桓水而下至葭萌（即古昭化县，在今四川广元西南）而入潜水（嘉陵江），再北上经沔水（今汉水），溯褒水而入渭水，循渭水而下而乱于河。“所谓入者，人入其间也；所谓乱者，绝河而渡者也。此为古代（指夏殷周之世）由梁州以往雍州之交通路线，进而可达中原豫州之域。虽有翻山越涧之劳，但仍重视水利之轻便，少费人力之搬运也。”（《巴蜀史迹探索》）
邓先生的考证也意在说明夏殷周之世蜀地与中原是有着一条交通路线相通的；尽管这条路线与笔者前面所勾画的古蜀国与殷商的东北商道的中段有所不同。
其实，不少先秦史、巴蜀史研究者根据甲骨卜辞和《竹书纪年》的记载，都曾指出，商代中原王朝与蜀国的信使往来、馈赠和征战不绝，其联系通道，大体也应与前面所描述的先秦四川东北商道相一致。而且，按照交通史常识，地区间的交通往来，一般是建立在民间通商的基础之上的。地区之间本无所谓有路，有交通；往来异地易货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有了商路，有了交通。《禹贡》所记蜀地进贡之路，当是民间通商之路，也就是先后于三星堆和成都等地建都的古蜀国沟通中原地区的一条古商道。
在成都平原与中原之间的往来商道上，可谓崇山峻岭，崎岖坎坷。当时的人们是如何载货运物的呢？林向先生已在《蜀盾考》一文中指出，尽管褒斜谷道确实为古代蜀地与夏商交通的孔道，但不会有车马；三星堆所出土“轮形器”亦不能证明成都平原与中原之间的交通或运输工具是车马。
修复后的广元栈道
笔者认为，林向先生所论极是。因为《华阳国志·蜀志》里那段蜀王命五丁力士去武都担土为亡妃造坟（今成都北较场内武担山，相传就是蜀王妃冢）的记载，其实也说明当时蜀道上人搬货运物还是比较原始的肩担背荷，并无车具可资，亦不像西南商道上可借助牛马运输。这是因为横亘于川陕交通要道上的米仓山、秦岭，特别是秦岭，与西南山地迥然不同。它们的海拔虽不及西南山地，但其突兀陡峭崎岖险峻之程度，却大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川陕边界的雄峰险关，自古以来便是迁客骚人叹奇唱绝的主题。
也正是由于川陕路上雄峰耸立，险关重重，路狭坡陡，因而才会涌现出闻名世界的千里栈道，用以涉险化凶。可是，栈道起源于何时，却是各执一端。论者多认为是战国时期，以为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铁工具，而“从栈道工程看，没有铁工具是难以施行的”。因而，栈道至少当起于商周之际；换句话说，先秦时期四川的东北商道上的主干部分（即秦汉所称金牛道、褒斜道）当以栈道架构交通。其理由有三：
第一，商周之际古蜀国已使用了铁，因而可能有铁工具用以开凿栈道。首先，《禹贡》记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砮、磬”。《华阳国志·蜀志》记台登县（今冕宁县及喜德县的北半部）：“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禹贡》‘厥赋’砮是也。”砮即铁矿石。《禹贡》成书的年代，说法虽然不一，但此处记的是战国以前的史实，却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何况，梁州之铁已被应用于三星堆青铜器的冶铸中。据四川文物修复技术人员对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罍下腹部进行电子探针成分分析，其含铁量占基体总成分的1.15%。既有铁矿，又有冶铁技术．想必冶铁工具当是没有问题的。再者，即使商周之际古蜀人不能冶铸铁工具，它也可能通过东北商道和西南商道传入。过去传统的说法讲，中原乃至中国的铁器最早是于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但当代考古发掘资料却称：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出土有陨铁刃铜钺，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晚期墓也有同样出土；并且藁城还出土过商代铁刀。它们说明远在商代，中国已经知道冶炼铸造铁器的技术了。黄河流域的铁、铜合铸技术或铁器铸造技术，很有可能通过东北商道进入古蜀国。此外，前已有述，西南商道的西段从伊拉克分岔的西北支路延伸到土耳其境内。而位于土耳其基齐尔—伊尔马克河流域的赫梯王国，公元前14世纪就开始使用铁器并因此发展成领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及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的军事强国。公元前13世纪，随着与埃及争夺叙利亚的卡迭石大战失利，双方和约的签订（约公元前1296年或公元前1280年），赫梯王国的分裂、衰落，冶铁术和铁器随之向西传至希腊，向东传至叙利亚、以色列地区。因此，古蜀国也有可能通过这条商路获得铁器冶铸术或铁工具。
第二，即使没有铁工具，一样可以开凿栈道，这便是古蜀人传统的“积薪烧岩”法。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僰道有故蜀王兵兰……”的记载和旧时民间开山技术，古蜀国的“积薪烧岩”法，乃是采用大量木柴焚烧岩石，使之发红，然后突然浇以冷水，使岩体在高温膨胀的情况下骤然遇冷而收缩，产生爆裂。有关调查资料表明，直至明清时代，还在使用这种方法。倘参以草木灰浸泡的水或以醋代水浇岩，则效果更好。
第三，《战国策·秦策三》记战国时往关中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货殖列传》亦说西汉初年更是“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诚如袁庭栋先生所识：栈道“要达到如此发达的境地，没有千年左右的艰苦开创与精心维护，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说巴蜀地区的栈道开创于三千年前，并不为过”（《巴蜀文化》）。
古蜀东北商道上的栈道，据典籍记载以及对明清时代的栈道残迹的考察，可推测为三种：
一为木栈，这是使用最广的栈道，主要是将木作用于石或土所成，一般应由栈、阁、栏、道、桥五部分组成。栈：这是主体结构，就是在悬崖峭壁之上先凿孔，如距谷底高，就凿两排石孔，上孔插入横木，下孔插入斜撑，横木称为梁，斜撑称为柱，梁上铺檩，檩面覆盖木板，整体形状为 形。如果崖下为河谷，且距河谷不高，就凿一排石孔，插入横梁，下面直立木柱，梁上仍加檩板，整体形状为 形。阁：是在栈上间隔一定距离架设一有顶棚有门窗的小屋，用于躲避风雨和歇息之用。栏：是在栈道的外边加上护栏，以利人马行走安全。道：指梁上的檩条与木板。这一部分最易损坏，须经常更换。桥：指遇见深涧或深沟之处，要架长檩，作成桥状。由以上五部分组成的栈道，为标准式栈道，民间又俗称偏桥、阁道、栈阁、栈桥。诸葛亮《与兄谨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所述“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的栈道，就是这种标准式木栈。
二为石栈，民间又称蹁路，主要有三种构造。A、标准式：在崖壁上凿孔，孔中嵌入石条，石条之上覆盖木板，形状与木栈相近。B、台阶式：在崖壁上开凿石梯，石梯两旁可以加设护栏或攀手。C、凹槽式：在崖壁凿挖一条大的凹槽，道由凹槽中通过，这是石栈的原初形式。
三为土栈，即在腐叶朽木堆积的潮湿泥泞林带或沼泽地带，伐木铺路，木上杂以土石，用以筑成通道。此外，还可伐木为等高木桩，等距离地插入潮湿泥泞地或沼泽地中，其上铺以木板。从情理上讲，土栈更适合商周之际四川的西南商道，因为这条商道须经过热带、亚热带丛林地带。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人为纽带、为活力的商品交换、商品贸易所维系的。而商品贸易的发展、兴旺则离不开商路及运输手段的发展、兴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前提；不过前者的发展与兴旺反过来又会推动后者的进一步发展与兴旺。二者相辅相成、共存共亡，共同构成刺激和牵制社会商品生产乃至于社会经济文化荣衰起伏的一组杠杆。换言之，如果没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如果没有一个四通八达的商路网络，如果没有一大批敢于走出盆地、走出国门的巴蜀商人的风尘仆仆、万里奔波，便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以青铜文明为主要标志的三星堆文明或古蜀文明以及古巴文明。当然，如果没有一个重视农耕，致力于生产实践且埋头苦干、坚忍不拔的文化传统，那么，上述一切亦不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