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纤维要纺绩成线才能织。直迄现今的考古发掘证明，自远古至西汉，绩麻都用纺锤（又叫纺抟）。纺锤由纺轮和纺坠（又叫拈杆）两部分组成。用纺锤绩麻，须一手提纺锤，一手不断地旋转纺轮，把麻纤维绞成线，待绩到一定长度时，就把纱线缠在纺坠上。纺坠最早一般为木质或铁质；纺轮则为木质、陶质等。先秦四川的纺坠大概多用木质，因腐朽较快，所以至今未见有出土。倒是陶质纺轮等屡有出土，其中年代最远且数量种类最多者当推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纺轮。三星堆遗址的纺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石璧芯作为原料，再加钻孔而成。其器形一般为圆饼状，直径在3～6厘米，厚约1.5厘米左右。另一类即陶质纺轮，上小下大，剖面呈梯形，体形不等，直径一般在2～4厘米，中间穿孔，有的饰有篦点纹和凸弦纹，制作较为精细。
从三星堆遗址陶纺轮的造型及其制作工艺来看，商代成都平原上的工匠们已采用了较为先进的一面钻和两面钻的钻孔方法。有的纺轮钻好后再加以修整，故钻孔壁显得平整、光滑。有的石纺轮上钻孔的孔径仅几毫米，这不但说明当时纺织业在硬件设施上已完全掌握了管钻及硬物钻、加水等先进工艺，而且也显示出三星堆先民的纺织业本身已被推向一个蓬勃发展的较高水平。
至于丝织品的织作，则更要复杂些，需要经过缫、纺、织等多道生产工序。《说文》及《方言》第五指出，汉代在缫纺时，已使用了较为复杂的軖车（即纺车）以及繀车（又名道轨、轣辘车等）。《方言》中还列举了当时全国各地对这些缫纺工具的不同称呼。成都平原上的缫纺工艺大致与其他地区的不会有多大差别。
麻、丝纺好后，即可上机织造。织麻、织丝帛的织机大体上是一致的。最早的织机应该是席地而坐的“踞织机”（或叫腰机），这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春秋晚期至西汉末的铜贮贝器盖面上的纺织场面可以观察到。但也就是在秦汉之际，织工们实际已在普遍使用较为先进的脚踏提综的斜织机。这种斜织机，可以手脚并用，大大提高了纺织速度。其织机的部件名称，据《说文》《艺文类聚》卷六十五引王逸《机赋》及《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五引《通俗文》等典籍记载，有“杼”“轴”“梭”“蹑”等。这种斜织机，欧洲直到6世纪才开始出现，而直至13世纪才广泛采用。而我国却早在汉代之前就已经发明并使用了，起码早了欧洲整整700年。而这种斜织机的图像，我们在山东及成都平原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里也不时看到。
成都曾家包汉墓汉画像石：织布机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的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二号墓葬墓主人是一位50岁左右的女性。其棺木底部，陪葬着4部木质织机模型。
4部织机结构虽复杂，但清楚，其中较大的一部高约50厘米，长约85厘米，宽约26厘米；其他三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约37厘米，长约63厘米，宽约19厘米。这些织机模型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考古人员还发现织机模型上有用来悬挂综框的绳索。综框是织机的一个重要部件，是由上下横梁和左右侧挡连接的带有穿综杆和驱动件的框架。织机有两个综就可以织平纹，有三个综就可以织斜纹。综越多，能织的纹饰就越复杂。其中一台织机模型上就有四五个综框。这说明它确系织锦机，已经具备了提花功能。
织机四周散落着15个漆木人俑。他们或立或坐，双手姿势各异，应该是司职不同的织工，正在操作织机；另外还有一名“监工”正在监督工作。可以说这是汉代成都织锦工场实景的再现：织工们正在一台台织机前不停地忙碌，一条条华彩丝线纵横交织，一幅幅百媚千娇的蜀锦缓缓泻出……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的那座高达1.8米（连基座则高达2.608米）的大型青铜立人像上那纹饰繁复的锦袍，想必就是这类织机产出的吧？它使我们想到处于长江流域的先秦古蜀工匠们在纺织工艺上也是不会落后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工匠们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尊大型青铜立人像亦反映出古蜀工匠们的比较发达的服饰工艺以及独具慧眼的审美观。它头上戴着一顶高达17.7厘米的峨冠，峨冠呈四花瓣状，繁茂怒绽，如盛开的莲荷或光芒四射的太阳。它体形瘦长，长袍左衽，即前襟在左腋下开启扣合。这与中原黄河流域的华夏族的“右衽”大相异趣。两足裸露，不穿靴鞋。两小腿各戴一表面饰方格纹的脚镯。值得重视的是，这位“左衽”衣人之衣为三重衣。其贴身有一层衬衣；第二层便是长袍，左衽窄袖鸡领衣，下摆平整，后摆呈燕尾形，长及足踝。这颇似《礼记》“深衣”及“玉藻”里所说的“被体深邃”的诸侯“夕深衣”。“深衣”之上为一披肩，由左肩往右肩斜披而下，其形式与后来的和尚袈裟相类似，但长度略短，下摆约在膝部之上。它由一根饰有方格纹的“法带”由左肩转到右腋，并在后背结成两个结节，以使披肩能紧束身上。从这件披肩的功能上看，既是祭祀所用“法衣”，又与“深衣”相结合，疑为“袒裼”而用。郑玄注《礼记·玉藻》，“袒而有衣曰裼”，这是商周中原礼仪的要求。
由此我们似可发现，三星堆先民服饰大致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冕服、礼服的特点；但又显示出与中原判然有别的个性，即左衽、窄袖，有衣尾（燕尾）、花冠（亦有人称“凫冠”），“这当是两种不同文化因素的复合”。作为这个结论的佐证的，是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青铜踞坐人像的右衽素面长袖短衣（中原服饰），且腰部系了两条腰带，下身穿犊鼻裤。而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单、双膝踞坐人像也穿右衽素面，对襟服，束腰。它们的头部顶饰都很简单。要知道，犊鼻裤在古代一般为贫贱者所穿，因此这位着犊鼻裤踞坐者可视为古蜀国的奴隶一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曾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后自开酒肆时，好“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其时穷途末路，无计为生而不得不放下相公、小姐的架子去混迹于市廛负贩之中。
对于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一般都推测为古蜀国中的高贵者——或国王或巫师，至少也具有贵族身份。而他的服饰如此华丽繁复，与奴隶或平民者所着犊鼻裤形成鲜明对比，这无疑反映出古蜀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严酷的阶级压迫。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对巫师和贵族服饰提出了十分考究的要求。这也就势必要求服饰审美观和缝纫技术不断提高，去尽量拉开不同阶级、阶层在服装、服饰上的档次，从而避免在服饰上的千篇一律，尊卑不分，等级混淆。因此，仅从商代古蜀社会的服饰文化着眼，我们亦不能不承认，奴隶社会对原始社会来说，应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飞跃或进步。
我们从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的三重衣饰的繁缛华丽上还可以看出古蜀人已具有能同中原匹敌的缝纫技术，已经熟练地运用针、刀、剪等一系列的缝纫工具。而衣饰上那极为丰富的纹饰——龙纹、回字形纹、方格形纹、异兽纹等，尤其是披风上的那头张嘴、颌下有须的龙纹饰，充分显示出古蜀先民已臻出神入化之境的手工提花或刺绣技术。
敷彩，即彩绘，指在织物上按纹样着色填彩，印花是在织物上用型板局部染色显花的工艺。
当然，大型青铜立人像衣饰上的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繁复图案，也可能是立人像设计者们针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蜀王、巫师或贵族衣饰上常见的印花或彩绘图案而进行的写实临摹。我国先民着色涂染的审美活动，可以追溯到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时期（距今2.7万年左右）。考古工作者从用鱼骨和贝壳串成的首饰的孔中，发现了呈朱红色的颜料——赤铁矿粉。而距今5500年的河南青台遗址所出土的绞经罗织物，则被涂染成绛色；距今4800年的浙江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帛和丝绳，也有涂染过红色的残迹；三星堆的许多青铜人头、青铜面具在刚出土时，也有眉毛施黛、嘴唇抺红的情况。看来爱美之心，古已有之——不论何地何人。至于说到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那件著名的印花敷彩 纱衣，应当视为彩绘和印花相结合的高级丝织品。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王、巫师、贵族们的丝织衣饰，其工艺如果不具有手工提花或刺绣的话，就一定该有彩绘或者印花。实际上，在商代中原已出现了丝绸手工提花技术，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属于多彩提花的高级丝织品——两色锦和三色锦也已被考古发现所证明；更不用说能够用于彩绘织绣色彩的朱砂、空青、石黄等矿物颜料以及靛蓝、茜草、栀子、紫草等植物染料到处都可寻见，而且早已被原始社会的先民们运用得十分娴熟了，三星堆新一轮的发掘，就发现有大量朱砂。因此，上述关于商代古蜀人衣饰上已采用了手工提花或刺绣工艺，最起码拥有了彩绘或印花的推论，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否则，那尊大型青铜立人像衣饰上的那实在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各式花纹，又根据什么来临摹呢？
在2020—2022年新一轮的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先是在四号坑出土一块长宽约3.8毫米×3.1毫米的丝绸残留物，继而在八号坑又出土更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尺寸为18毫米×8毫米。此外，在三、六、七号坑亦发现丝绸残留痕迹。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还在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物上发现同类痕迹。这说明，三星堆文化时期，人们的衣饰，普遍采用丝绸，至少上层人士是如此。前面多次列举的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身上的三层华服，最外层的深衣及法衣可能就属于丝绸质地。《礼记·玉藻》亦可为证：“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有研究者认为，大立人像描摹的可能是“一位身着‘衮衣绣裳’丝绸华服的领袖主持隆重祭典的场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的服饰多姿多彩。四号坑出土的三件扭头跪坐人像的服饰纹样（手、腿上的可能是文身纹样）就有交错V形纹、羽冠纹、燕尾纹及歧羽纹。研究者多认为，这三件扭头跪坐人像大致属于下层人物，所以其服饰或许不是丝绸。不过，对已发现的丝绸残留物的分析，其组织结构大概有平纹和斜纹两种，品种则有绢、绮和编织物等，其中绮为平纹地起经浮花（即“织素为文”）的提花织物，为较高档的丝织品。
三星堆在七个坑中发现的丝绸残留物和前述蚕丛氏率蜀先民聚蚕缫丝等事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成都平原是丝绸文化的一处发源地和繁盛地。199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一方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隶书字样的汉代蜀锦（平纹）护膊。其通过色彩、图案和文字，把古代中国阴阳学说、天文运行知识等巧妙地融为一体，“是汉代织锦艺术的最高代表”。这方在遥远的古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汉代蜀锦护膊及《史记·大宛列传》记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邛竹杖与蜀布之事，亦说明古蜀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走上外向贸易和文化传播的道路。
古代为管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设置的职能机构。
正是由于自三星堆文明时期以来的古蜀工匠们的不断进取与艰苦探索，这才造成尔后汉代“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的气势。而也正是鉴于蜀中纺织服装业的繁荣景象，使得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直接在蜀郡与汉郡设置由朝廷的少府 直接掌管的官营纺织工场，以控制纺织服装业这项国家的一大财源，并确保其持续发达与茂盛。《汉书·贡禹传》记载说：“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意思是讲少府所掌管的四川东西织室所投入的经费与三工官相当，也达5000万钱以上，而东西织室所拥有的织工，则也各达数千人。投资规模如此之大，想必为朝廷所赚进项必将数倍于此才划算。
青铜器的文化密码
三星堆的青铜冶铸业是三星堆文明社会极其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三星堆的青铜冶铸业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早在3000多年前，古蜀王国的青铜文明就完全可以和商王朝的青铜文明相媲美。
1986年夏天，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的两座“祭祀坑”出土青铜器900余件；2020—2022年又新发掘六个坑，出土青铜器1200余件。两轮大发掘所出青铜器的类型有：大型青铜雕像群，包括大立人像、扭头跪坐人像、虎头龙身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神坛、神树、神兽动物雕像、海洋生物雕像；青铜礼器，如尊、罍、盘；青铜兵器，如三角形援无刃锯齿无胡戈；青铜杂器，如轮形器、龟背形网格状器等。
三星堆青铜文明里的尊、罍、盘等，在中原商代青铜文明里属于重器，是用以表示王朝权威与尊严的系列礼器的部分。当然，这同时也是等级森严的奴隶制度的外在象征。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1.33米，重达832.84千克，表现出商王室宏大雄浑的统治气象。三星堆青铜礼器的造型也很威严，如二号坑所出六鸟三牛尊、三鸟三羊尊，尖唇，喇叭状侈口，束颈，斜折肩，肩折处立雕精致牛头、羊头及长脖鸟。尊的颈部还饰有3周凸弦纹，肩部饰夔纹，腹上饰有饕餮纹，以云雷纹衬底雕出扉棱。圈足上亦饰有镂孔、弦纹、夔纹及饕餮纹等。而这些造型，包括所加工的装饰纹饰（也表现在大型青铜立人像的衣着纹饰上），与中原商文化的同类器物差别较大，却接近于同时期长江中下游青铜尊的风格。它们表明三星堆青铜文明在中原青铜文明之外，也吸收了长江中下游青铜文明的不少因素。
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
三星堆青铜神树群中的最大一棵（即一号神树）经复原后，通高达3.96米，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出土的形体最大的一件青铜文物。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疑是国王或巫师的形象）通高2.608米，不算底座则高1.8米，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所见到的最高大的青铜立人像。2021年9月公布的三星堆四号坑出土的三件扭头跪坐青铜人像，“小腿腿部肌肉紧绷，线条优美，体现出整个人是在用力蹬地的状态”；而其直发向天，侧头拊掌状，颇具个性，呈怒目金刚的神态，具有特别的审美价值。
三星堆青铜扭头跪坐人像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亦出土了863件青铜器，与三星堆遗址所出青铜器以大型、精美取胜相比，金沙遗址青铜器则以小巧玲珑见长（如青铜小立人）。古蜀青铜冶铸业在原料配方、铸造技术、雕刻工艺诸方面，都凝聚着古蜀先民的睿智、勤奋、巧夺天工以及严谨而富有创造性的工匠精神，都显示出古蜀先民独具一格的思维能力、审美方法、技术水平，以及高度的组织力与协调性。
三星堆青铜文明的造型艺术，反映出古蜀社会的比较开放的群体意识。以三星堆青铜群雕为例，从整体效果来看，虽仍属圆雕造型，但已趋于向六面体过渡。其大型立人像双脚虽闭合，但双手已分开，一些小跪人像也是如此。它们多反映出一种动感，一种渴求运动与交流的动感，如双手圈握，双手拱握，单腿下跪等。又如三星堆青铜神树，论者也多以为这是古蜀神话中的上达天庭的通天神树，如扶桑树；青铜鸟、青铜鸡、青铜轮形器，也与崇拜太阳、唤醒太阳、追赶太阳有关……正是古蜀人渴求开放，追逐梦想的时代意识（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亦反映出这种意识），促使古蜀艺术家们尽管受着宗教文化的束缚，却依然能创造出一种区别于传统观念的、在今天看来仍是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作品。
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采用商代中晚期广泛使用的分铸技术——分铸法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浑铸法。分铸法，又分先铸法和后铸法。先铸法，即先铸器物附件，然后把附件放在铸器身的范中和器身铸接一体；后铸法，即先铸器身，再在其上造范，浇铸附件。浑铸法，就是多范合铸法。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先采用分铸法，分铸头、躯干、四肢等部位，最后，再与方座及四花瓣状冠冕合铸而成。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无论从年代还是规模抑或工艺角度看，都应该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上古世界的青铜雕像之王。它既是古蜀文明的骄傲，更是中华文明的骄傲！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中懋先生介绍，三星堆青铜制品的冶铸方法，还包括有套铸法、爪铸法、邦铸法、锻打法等。前三种虽也可归属于分铸法之中，但“它们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殷周时期铜器中，还未曾出现过”。其中，套铸法主要用于器物的圆柱形部分，其在三星堆青铜制品中使用得最多最广泛，如在神树的树干和树枝组合、立人像粗大的双臂组合以及与躯体的组合上，就使用了套铸法。套铸法、爪铸法、邦铸法在三星堆青铜器冶铸工艺中的广泛应用，表明古蜀工匠尽管尚未完全掌握铜锡配比与力学强度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却已“粗略地了解锡渗入铜中能够提高铜的硬度。他们将铜人立像使用红铜和含锡量仅为3.22%的青铜来铸造，硬度低，塑性好，有利于雕刻衣纹图案便是一个例证。这些方法对加强青铜器的力学强度，特别是受力部分的力学强度，是特别实用和有效的”（曾中懋：《三星堆出土铜器的铸造技术》）。
三星堆青铜戈
《周礼·考工记》曾规定了“六齐”，即六种合金配比。其中“钟鼎（乐器、烹饪器类）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六比一（即铜占85.71%，锡占14.29%）。以下类推，“斧斤（斧子、砍刀类）之齐”的比例是五比一，“戈戟（均为刺杀兵器）之齐”的比例是四比一，“大刃（剑和刀，有很宽的刃）之齐”的比例是三比一，“削杀矢（削杀是小刀，矢是箭头）之齐”的比例是五比二，“鉴燧（镜子、聚光透镜类）之齐”的比例是一比一。这个“六齐”合金规律，是商周中原工匠对青铜冶铸工艺配方的伟大总结。可是，从对三星堆青铜制品的取样分析（根据曾中懋先生公布的资料）来看，三星堆青铜器合金配方有的大体接近“六齐”规定，有的却相距甚远。比如一号坑出土的一件铜人头，其下嘴唇的铜占94.41%，锡占4.84%，铅占0.05%；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铜罍，其底部的铜占62.91%，锡占5.29%，铅占29.90%；而另一件铜尊沿口处的铜成分却又高达99.05%。它们均远远高于或低于“钟鼎之齐”铜占六、锡占一的比例规定。一号坑有一件铜戈，在其穿前腹部的铜成分也高达98.40%；二号坑的一件铜戈尖部，铜的成分占87.02%，锡的成分是7.90%，铅的成分是1.64%。而按“戈戟之齐”的铜锡比例是四比一的规定来套，作为刺杀兵器的戈，其铜的成分应是80%，锡的成分占20%才对。
那么，如何解释三星堆青铜器合金配比的这种对“六齐”规定的既有大体符合，又有大相背悖的现象呢？这里应该有两种答案供选择：一是古蜀工匠在自己的冶铸实践中独立地摸索出一套自己的青铜合金配方规律；二是既有同中原工匠的学习交流，又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原料供应，具体器物的实际用途）而因地制宜地进行大胆改进或创新。三星堆青铜制品的原料配方，可能属于后一种情形。
研究者还发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制品，含锡量一般都较低。其中含锡量最高的是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铜罍的底部和一件铜尊的沿口，分别也不过为合金成分的10.44%与15.71%；与此同时，不少青铜制品的含铅量却很高，如二号坑出土的另一件铜罍的底部，为29.90%；而二号坑青铜树上的一件果实竟为32.71%。除少数情形以外，三星堆青铜制品的含锡量一般都远低于含铅量。
三星堆青铜器大量减少锡的用量，使之合金成分呈现为高铜低锡，或者大量加入铅呈现为高铜高铅。这一方面在于节约锡料，降低铸造成本；另一方面，则如前所述，在于有利于铜器铸造的一次成型。当然，在铸制实用器的青铜合金配比中保证一定量的锡成分，是为了使“器物具有精美的外观和一定的力学强度”，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制品大多不是实用器，而是用于祭祀的祭器。对它们只要求外观和形状就够了。何况“有些器物仅是一次性的使用，对力学强度要求不高，用铅代替锡、掺入铜中，是完全可行的”。这不仅表现出古蜀工匠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艺眼光，而且也表明他们同中原工匠一样，“也能分别使用铜、锡、铅三种金属，冶炼出铜锡、铜铅、铜锡铅和铜铅锡等多种合金来”。（曾中懋：《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成分的分析》）
此外，三星堆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以及青铜罍、尊等，多含有磷，如二号坑的一件青铜人面具嘴唇下部含磷0.27%，大型青铜立人像腰部含磷0.71%，二号坑一件青铜尊的上腹部含磷1.92%。对此，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谭德睿先生解释说：在中原地区商周的部分礼器中，尤其是精美的工艺品中，也有含磷的情况；三星堆青铜器人像含磷的情况则尤其突出。这表明古蜀人在制造它们时，已对其雕铸难度有所考虑，加入磷，就是为了增加锡青铜的流动性，提高青铜制品的强度、硬度和弹性。至于其他青铜器，如青铜树干等，则未含磷。这说明当时考虑到青铜树干的制造工艺相对并不复杂，尤其是成型后的后期加工技术要容易些，故不必去增多合金的成分。当然，其中可能也含有节约的因素。
对三星堆青铜器的抽样分析亦表明，个别器物的合金成分中有少量的钙元素，如在一棵青铜树的底部中心位置就含有0.24%的钙。“在古代青铜器中，大都含有铅，但是含有钙元素的铜铅锡青铜器却从未发现，这算是首例。”而三星堆工匠的这种首创，却是符合现代冶金学的观点的。在现代冶金学看来，在铜铅锡青铜合金中，倘加入少许钙，使之与铅形成难熔化合物，便会起到细化晶粒、抑制重结晶的作用，从而清除铅对铜合金力学强度产生的有害作用，使铜合金具有较高的强度。对那棵青铜树底部中心处的硬度测定表明，其果然具有较高的强度——维氏硬度值为Hv=60。（参见曾中懋：《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成分的分析》）
《周礼·考工记》在谈到冶铸青铜合金时还说，在铜和锡的“黑浊之气”消失后，接着就有“黄白之气”；在“黄白之气”消失后，“青白之气”便接踵而来；在“青白之气”过去后，就有“青气”冒出来，只有到这时候才可以铸器。这个经验，是合乎现代冶金学原理的，十分宝贵。因为只有在铜锡合金液出现青色（青气）时，才表明铜、锡已完全融合，可以浇注了。但对这种呈现青色的浇注温度，在当时却是完全凭肉眼观察，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可是，三星堆工匠表现出了超凡的观察力和把握力，从而保证了铜液的充型能力，使青铜制品上的纹饰十分清晰（以大型青铜立人像衣服后摆上的纹饰为代表）。大量的青铜人头像也是这样才保证了它们的光洁度的——即使经过3000多年的埋藏，在经过除锈清洗后，也依旧闪闪发光。这是真正的炉火纯青所致。
《荀子·强国篇》曾说过：青铜工艺品的创作成功，当得力于“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三星堆青铜器之所以令后人叹为观止，正在于它的创作者们无论对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选择，还是对冶铸的技巧、火候的调节，都是十分精当、娴熟和得心应手的。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大量铸出铜器后取出的模具（范土）碎块（即所谓红烧土）以及大量熔炼青铜器后遗留下来的炼渣（铜渣）。这表明三星堆遗址就是所出大型青铜器的作坊或工场。那么，它们的青铜原料来自何方呢？
须知成都平原上是不产铜的，不过《华阳国志·蜀志》却说，蜀地“其宝则有……铜、铁、铅、锡……之饶”“家有盐铜之利”。据该书的记载，汉晋时期今荥经及西昌一带有铜矿，现在西昌黄连观也发现有汉代的冶铜遗址，它们似有可能是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供应地，不过，距离有数百里之遥。而据王树英先生介绍，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对三星堆青铜器取样分析，其铜料可能来自云南地区。曾中懋先生也分析说，三星堆青铜器的铅，来自云南。这无疑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国具有比较发达的运输能力和通商能力！而与此相应，这时的古蜀人从采矿、运输到配方、冶铸，已形成一个比较完善和科学的生产体系。
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三峡库区文物考古工作中有一项重要发现，即在巫山县（今属重庆市）双堰塘巴人遗址南侧的大宁河里发现有一个堪与三星堆青铜器媲美的青铜尊及古铜矿遗址与冶铜遗迹。结合其他资料分析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早在商周时期，在今重庆地域就已形成了一条铜文化带，其东端在巫山腹地（可顺江延至长江中游的今湖北大冶市的铜绿山），西端则在重庆铜梁山—铜罐驿。
左思《蜀都赋》说“外负铜梁于宕渠”。据任乃强先生考，今重庆直辖市境内的华蓥山脉，古代产铜，古称铜梁山。唐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置铜梁县，乃因山名。汉时尚能产铜。其铜用人力运至长江，舟运出川。位处长江边的重庆市巴南区“铜罐驿”（疑为“铜官驿”之讹），即古铜官监运处。
正是基于商周时期从重庆铜梁山—铜罐驿至巫山腹地的这条铜文化带的存在这个事实，基于古蜀人与古巴人所结成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笔者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除了来自古“蜀布之路”上的川西荥经、川南西昌以及云南外，还可能来自这条以长江为依托的铜文化带。杨华先生更认为：当时铸造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来源，还包括巫山以远即长江中游地区。“古人在长江中游一带采得了矿料，冶炼成铜锭，通过长江这条天然的水道溯江而上，穿过三峡（长江三峡地区的航运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开通）来到重庆，再沿涪江、沱江、岷江等河流进入川西。由东边长江中游而来的不仅有相当数量的矿料，同时也可能有大批的冶铸青铜器的艺术工匠。他们与古蜀地居民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国西南的文明史。”（《对川西地区早期青铜器铸造原料来源问题的研究及其认识》）
孙华先生亦撰文写道：“实际上，如果不囿于四川一隅，放眼看一下商代中国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于南方长江流域的影响情况，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兴起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孙华认为，商文化“到了二里岗上层期，其分布区就已东到大海，西入关中，北越长城，南过长江……”（《关于三星堆器物若干问题的辩证（续）》）孙华先生此论，意在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属于商代青铜文明的一部分，因此前者是在后者的影响、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既包括铜料的供给，也包括冶铸技术的传播及携带这些技术的青铜工匠的到来。孙华与杨华二位先生，从不同角度强调了黄河青铜文明与长江中游青铜文明对三星堆的影响。这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古蜀工匠在青铜文明上的首创精神，认可古蜀人对中国青铜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商代后期，中国青铜文明审美艺术及铸造技术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其以安阳殷墟、安徽阜南、湖南宁乡、江西新干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典型代表。尽管如此，商代的青铜器铸造业仍主要以制造兵器、生产生活工具、礼乐器为主，成批制造青铜人像乃至形成青铜雕像群的记录，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掘以前，还未出现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三星堆遗址八个坑出土的造型各异的大批青铜人像，才会两度惊天下，给整个历史界、考古界、美术界、冶铸工艺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力，形成洪波迭涌的壮阔的“三星堆热”。显而易见，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为人类雕塑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资料。它最直接的意义，是将典籍所述发轫于秦始皇“金人十二”的中国青铜人像造型艺术史，上推了近1000年，从而填补了中国造型艺术史上早期无青铜人体艺术品的空白。
三星堆青铜文明以一个充满神秘性、充满想象性的有机构成及人性与神性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将自己与东西方其他青铜文明区别开来，从而在中国青铜文明史上建立了一个辨识度极高的表达范式。
“人啊，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希腊特尔斐古城阿波罗神殿上的一句话。三星堆青铜文明最不同凡响之处，就是在商周之际的中国西部率先举起了“认识自己”的人文主义大旗。我们看那数十个栩栩如生的人头和面具（包括金面具），或风流倜傥，或愁眉苦脸，或似笑非笑，或若有所思。那八号坑神坛上抬井架杠的四力士，青筋暴跳，步履沉重，似乎肩扛十万大山艰难行进，却丝毫没有回头或“躺平”的意思。四号坑的三具扭头跪坐人像，个个怒发冲冠，咬牙抿唇，扭头合掌，落地生威，似乎在向不平等的社会大声喊：“不！”而与之相呼应的是二号坑那高达1.8米的大立人像，其宽厚的大手空握无名物体（可能是显示权力的重器），亭亭然如玉树临风，默默然似青山无语，神态却像胸有百万雄兵，直指星辰大海。至于三位已被证实的女性形象：一号坑的那位Aa型青铜面像，柳眉杏眼，嘴角轻扬，脸上写满柔情，以蒙娜丽莎似的微笑呼唤和平；二号坑那顶尊跪坐人像，虽忍辱负重，却沉静如水，显出母性特有的坚忍与温馨；八号坑神坛四力士之间的背罍小人，腰扎蝴蝶结，似像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村妇，猛然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惶惑之间又多是好奇与向往……
▲三星堆青铜女性人头像
▲三星堆青铜平顶人头像
▲三星堆戴盔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青铜盘辫人头像
▲三星堆青铜跪坐人像（1）
▲三星堆青铜跪坐人像（2）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三星堆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以宏伟的青铜人物群像展现了古蜀社会的多维面相，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个性特征及生活情态，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与生命的旨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人与神的纠缠杯葛中挣脱出来，认识了自己，从而大写了人，“把人当成人”（郭沫若《屈原研究》），突出了人的地位，表达了人的个性、人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展示了人的精神需求和美好愿景。这样的人文高度、历史深度、美学厚度，在三星堆以前的文明及同时期的其他文明中还没有出现过。
郁郁乎文哉！三星堆青铜文明不愧是古蜀文明最高扬的旗帜！
2024年7月22日夜
完稿于子规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