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的“扛把子”
1921—1934年，是中国考古的早春时候，也是三星堆或者说是月亮湾的早春时节。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仰韶村遗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由此揭开序幕。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调查并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人最早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意味着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1928年，中国学者吴金鼎在山东章丘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学者李济、梁思永等在河南安阳开始发掘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殷墟。1929年，裴文中在由中外学者于1927年共同发掘的北京周口店遗址里发现了北京人的头骨化石。1931年，梁思永从安阳后冈遗址的地层关系中揭示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年代先后序列，初步理清了黄河流域史前时代文化和历史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轮廓……
1927年5月，以徐炳旭为代表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以斯文·赫定为代表的瑞典等国考古学家组成的中瑞联合西北考察团，开始了历时8年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活动。
中国科学考古诞生伊始就将一股撩人的春风吹向世界，也吹动了苍莽的西北大漠 ，拂动了秀丽的西南山川，震动了四川盆地内的一座小村庄——月亮湾（今真武村）。
月亮湾在富饶的成都平原的广汉县（今广汉市）中兴乡（以后相继更名为南兴镇、三星堆镇）的两河（鸭子河、马牧河）夹包中，地势隆起，弯如月牙。在月亮湾内，矗立着一株颇有岁月的黄葛树，高大挺拔，孤傲苍劲，被当地人称为“风水树”“黄葛将军”。后来，轰动中外的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马牧河）相望，相偎相依，长久以来，就有了“三星伴月”的美誉，被视为广汉的“风水中心”，成为当地“八大景观”之一。
三星堆在马牧河南岸的河湾处，与月亮湾同属中兴乡。这里原有三座长数十米至百余米、高5米至8米不等的高大黄土丘，沿河畔台地一字排开，宛若金星在地，所在村落遂得名“三星村”。
1929年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月亮湾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淘车水坑，准备安放水车。燕道诚之子燕青保淘着淘着，突然“砰”的一声，锄头碰在一块石头上，泥浆溅了他一脸。他再挖，又是“砰”的一声闷响，震得他虎口发麻。青保勾身扒开泥巴一看，好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口径足有一尺半。燕道诚闻声跳下沟，轻轻撬开石环。啊！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出现在面前，他和儿子都惊呆了。过了好一阵，燕道诚才回转神来，赶忙将石环按原状盖好，覆上泥巴。他们相信下面还埋有金银财宝。
当晚，时过二更，月黑风清，夜深人静。燕家五口全部出动，悄悄前往挖掘取宝，终未见有心目中以为的更为珍贵的金银财物。他们清理眼前的器物，计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400余件。
以后的一两年间，燕道诚又陆续做了一些发掘，但因地处“风水宝地”，至多挖到7英尺（2.13米）深，就不敢继续挖了。后来，燕青保曾对前来发掘的华西大学博物馆（即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讲，因当时坑挖得太深，他和父亲燕道诚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亡，幸好及时住手，不然，燕家定会爆发一场更为厉害的瘟疫。大致是出于“折财免灾”的原因吧，燕道诚将他的“意外之财”只自留很少一部分，大多向亲邻朋友广为分送……
1931年春，正在广汉县（今广汉市）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得知此事，意识到这批器物定不寻常，便急急告知当地驻军陶凯旅长，要求“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欣然应允，表示愿意积极过问。几天后，他便向燕道诚借来5件玉石器交给董宜笃。董宜笃不敢怠慢，匆匆携玉石器赶回成都，交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戴谦和当即就断定其为商周之物。
这年6月间，戴谦和、董宜笃与华西协合大学摄影员晋先生从成都赶赴广汉，在陶旅长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摄影。
1929年首先发现月亮湾文物的燕道诚（左）、燕青保父子
1932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也从燕道诚处购得玉器4件，大为赞赏，称“价值连城”。龚熙台此说一出，立时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躁动，他们纷纷奔赴广汉找燕道诚购买玉器……成都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有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出现鱼龙混杂、令人真假莫辨的情况。
这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教授“以广汉遗物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君发现详情，复亲至其地考察，并商得县长罗雨苍氏及省政府教育厅之同意，从事科学化之发掘，旋因他事牵延未果”（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广汉文化》）。
成都考古学界对广汉玉器的兴趣，引起了广汉县（今广汉市）县长罗雨苍的重视。此时，因为大批古董商云集广汉，使得当地百姓群起发掘玉石器。罗雨苍得报后，当即下令保护月亮湾遗址，不准自行乱挖乱掘。1934年3月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其全部组织工作，则由罗本人出面主持。
3月16日，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时有土匪夜间抢劫“肥猪”（富豪）事件发生。为了防备土匪干扰发掘工作，罗县长派出80名士兵日夜保护发掘工作队和发掘现场，另外派县政府李先生率领一行7人的县府工作组参与发掘现场组织及保卫工作。不过，发掘工作终因“邻近匪风甚炽”，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开出数条长40英尺（12.19米）、宽5英尺（1.52米）的探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事毕，当葛维汉、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慷慨地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博物馆。”
1934年参与月亮湾发掘的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左一）、广汉县（今广汉市）政府特派员萧仲源（左二）
这年，陶旅长将燕道诚售出的5件玉器（燕将最先借出的5件玉器转售给了陶）也赠予华西大学博物馆，燕道诚本人则将珍藏数年的一件大石璧和一柄琬圭等无偿捐献给博物馆。
尔后，戴谦和即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4卷上，发表题为“四川古代石器”的研究文章，详细地考察了陶旅长和燕道诚所赠的玉石器的年代和性质。
1927年和1934年月亮湾出土文物
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还出版了郑德坤的《四川考古论文集》，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亦出版郑氏的《中国考古学研究集》，皆论述了“广汉文化”并发表了多幅广汉玉石器照片。
1936年，葛维汉经与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的河南渑池仰韶村、辽宁锦西沙锅屯及李济发掘的河南安阳殷墟的出土文物两相对照，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初步报告》，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上。林名均也写出《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于1942年发表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上。1946年，华西协合大学以“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的名义出版了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其第四章即为《广汉文化》专章 。当时的中国学者（以林名均为代表）、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以戴谦和、葛维汉为代表）、中国普通老百姓（以燕道诚为代表）、中国地方官员、地方军队将领，抱着对中华文明强烈的自信心和热烈的向往之情，为“广汉文化”（后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与建立，为古蜀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自觉地担负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义务，自觉地参与并奉献其中；其事迹与精神感人至深，至今使人怀念不已。而他们当初的发现与见识（包括那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见识），竟与20世纪90年代甚至其后一二十年的学者的相关研究“所见略同”，则不能不令人惊讶与感叹！
最为典型的是葛维汉的广汉发掘简报，他在其中写道：
这次发现的器物，至少对研究古代东方文化和历史的学者们提供了三种情况。第一：随葬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第二：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纹饰，颇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第三：出土的大量陶片，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那个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在一个挖掘七英尺（2.13米）长、三英尺（0.91米）深的墓坑内出土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墓葬大小大致如此。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品，周代时均系死者的随葬品，玉珠也为死者的随葬物。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古墓这个结论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
墓坑里发现的器物有绿松石、绿石或粗糙的穿孔玉珠。从玉珠的两端进行钻孔，接近玉珠半心处的孔径较小。另外还有八十多件小青玉片，因为考虑到它们一般作为装饰品粘牢在木制或皮制品上，没有串联或缝入的孔洞。这些玉刀、玉剑、玉凿等显然是祭祀用的，周代实行祭祀天地大典时，方玉象征“地”，玉璧代表“天”。
…………
广汉文化与华北和中原地区已知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传播很清楚地看到证据。广汉的非汉族人民受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早期文化影响颇深，或者是四川的汉人或汉文化比前人所定的时期还要早些。
简报由沈允宁翻译，载于《成都文物》1994年第1期。
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铜石并用时代（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意译为铜石并用时期——译者）。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今广汉市）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
广汉发掘的消息传到日本，使彼时旅居东瀛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兴奋不已。很快，林名均和葛维汉即收到郭沫若的来信，要求赠予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林名均和葛维汉则一一照办，毫无保留。1934年7月9日，郭沫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达谢忱，并大谈他对“汉州遗址”的看法，行文中充满了对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山水的深切眷恋；同时也看得出他当时的眉飞色舞及自豪之情——对家乡古蜀文化的灿烂和悠久的喜悦！
郭沫若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林名均先生：
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谢谢你们的好意，送给我如此多的照片、图片以及戴先生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的文章，并且告诉我有关发掘的详细情况。你们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研究古代的遗迹和建筑、雕刻、坟墓和洞穴，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的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他们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接触的历史。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的发掘。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来四川其他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将我写的两本有关中国考古学的书送给你们，并且请书店直接将最近出版的一本送博物馆，另一本送葛维汉先生。以后如有新作，我也将再送给你们。
此信由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翻译，载于《三星堆图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沫若
1934年7月9日
考古界的海啸
——黄金权杖出土
20世纪30—40年代，可谓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草创阶段，虽属星星之火，但其启明奠基之功，却至今犹令人景仰、嗟叹！然而，限于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状况，郭沫若及月亮湾发掘者们的推测并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有力佐证，尚只能停留在期盼之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考古发掘与考古研究的历史也掀开了生机勃勃的崭新一页。1953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号角吹响，“天成铁路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在成都正式成立，由天成铁路（后来改成宝成铁路）工程政治部主任龙光瀛任主任委员，西南博物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任副主任委员。其下设工作队，沿拟建铁路沿线驻扎，调查清理与保护文物古迹。
冯汉骥教授上任伊始，即专程去广汉调查——20年代至30年代月亮湾的考古发现，仍使他念念不忘。那时（1953年）追随冯汉骥前往广汉的工作队员中，就有四川考古界元老、著名考古学家王家祐先生——当时他还年轻。他们“在鸭子河边漫步察看土层，无所获”。1955年，受省文化局派遣，王家祐又偕江甸潮一道，再赴广汉调查。1956年，王家祐身背一个简单的行李包，三赴广汉，干脆住到月亮湾燕家，与年过七旬的燕青保对榻而眠，长夜倾谈，竟结为忘年之交。在他的动员下，燕青保从田埂边挖出一家三代深藏20多年之久的玉琮、玉瑗、玉钏和玉磬等珍贵文物——它们是20—40年代广汉出土的古蜀文物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献给国家。1958年，王家祐与江甸潮作为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四赴广汉，调查了整整一个月，特别在月亮湾至北中兴乡的三星堆一带盘桓良久，仔细踏勘和试掘，发现三星堆文化层内涵与月亮湾竟然一致。他俩当即建议广汉县（今广汉市）有关部门加以保护。他俩的调查结果，后来形成那篇颇有影响的《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发表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上。在这篇调查记里，他俩向考古学界发出了进一步调查、认识与研究“广汉文化”的呼吁。
葛维汉、林名均将月亮湾遗址分作农耕土、文化层与生土层三种。
之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于1959年及1963年先后两次来到月亮湾，收集和挖掘出一些玉石器。1963年那次，他们在1934年发掘的基础上，将月亮湾文化层 再细分成上下两层，分别定属为商代和西周早期。当时，身兼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与四川大学历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等职的冯汉骥教授站在月亮湾的发掘现场，遥指与其一河（马牧河）相隔的三星堆说：“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他还和他的助手童恩正先生做出推测：月亮湾古遗址很可能是古蜀国杜宇氏的玉石器作坊。由于开明氏的突然政变，人们在仓促中将所有的东西埋藏起来，保存至今。
后来的调查发掘证明，冯汉骥以及王家祐等的预见是大体正确的。1976年9月，冯汉骥指导童恩正写出了《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对广汉出土玉石器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清理与研究，进一步指出：
这里文化层的堆积很厚，范围也相当广泛。很可能此处原来是古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发现玉器的地点，即为其手工业作场所在地，历年来出土的玉石成品、半成品和石坯，应该就是这个作场的遗物。
20世纪50年代初，积极参加考古调查并上交早年出土文物的燕青保与家人合影
这篇文章，由冯汉骥、童恩正联合署名，同时发表于《文物》1979年第2期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上。其时上距冯汉骥逝世两年余，而下离三星堆遗址的正式发现则只有一年了。
“木骨泥墙”和有穿斗夹壁的厅堂。
1980年春，南兴镇二砖厂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制砖坯时，在耕作层下二三十厘米深处，挖出了大量陶片和少量石器。曾在湖北宜都县（今宜都市）红花套发掘过5000多年前古遗址的广汉县（今广汉市）文化馆敖天照发现，这些文物与红花套所出土的颇为类似，立即报告了省文管会。这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王有鹏会同广汉县（今广汉市）文化馆人员，详细考察了三星堆，认定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并于5月开始试掘，果真出土了一批陶、瓷器。同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队进驻三星堆遗址，开始正式发掘；到1981年5月，即挖出豆、罐、盆、杯、碗、壶、勺、网坠等陶器和锛、凿、锥、矛、刀、杵等石器数百件。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发掘还第一次在成都平原上清理出属于商周时期的且带有浓厚的西蜀特色的房屋 基地18座、灰坑3个和墓葬4处。
1982年3月—1984年5月，考古工作队继续在这里发掘，找到了更晚的文化层，它类似于最早发现的蜀文化的新繁水观音遗址，这就为研究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1986年3月1日，已是仲春时节，以往连数九寒天也鲜见雪花的川西坝子，这天却纷纷扬扬地下起一场鹅毛大雪。也正是在这一天，由四川大学历史系林向副教授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助理研究员共同主持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考古发掘揭开了序幕。川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们和省考古工作队，顶着刺骨寒风扫除积雪，以当时残存的半个“三星堆”为基准，进行网格布方。待到菜花飘香、蜂蝶乱舞的时节，他们已挖完53个探方，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在厚2.5米的16个文化层内，共发掘出9座房屋遗址、101个灰坑、10万多块陶片和500余件铜、陶、玉、石、漆器等。其出土的陶器，有类似中原出土的陶盂、陶觚、陶豆，又有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平底器陶盉、陶瓮、陶钵、陶壶，还有制作精美的饮具、炊具和酒器。其中有10多件制作精致的鸟头陶柄勺，特别引人注目。
这次发掘证明，三星堆和月亮湾方圆6000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遗址的特征相同，它们应是古蜀文化遗址的两个有机部分。而其16层探方土质，经碳十四测定最早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探方的剖面则成为川西平原近5000年来演绎进化的世纪标尺。
三星堆遗址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学术界的重视。中宣部原副部长廖井丹看了三星堆出土文物后说，这个遗址是研究古蜀文化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遗址，一定要保护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先生则说，多年来对四川的古文化一直心中无数，现在看到这许多文物，就看到巴蜀文化了。
不久，一个引起整个考古界更大骚动和振奋的日子到来——1986年7月18日上午8点过，砖厂工人杨运洪、刘光才等在三星堆土堆附近正起劲地挖土方取砖泥，突然“砰”的一声，一些脆东西被挖烂，向四周溅去。一位工人捡起一看：“啊！是玉！”原来是一根40厘米长的玉璋被挖碎了。考古队队长陈德安等闻讯赶到现场，立即封闭了这个埋藏点，并报告省文管会和中共广汉县（今广汉市）委。接着，他们很快找来晒席、竹竿和塑料布搭起棚子，开始发掘。时值溽暑炎夏，白天烈日当空，考古队员挥汗如雨；晚上加班加点，蚊虫叮得大家浑身红肿起泡。然而，考古队员们的锄、锤、铲仍一刻不停地挥动着，敲打着。他们普遍都有一种预感——一种发现令世界震撼的奇迹的预感，在鼓舞着他们……
九天九夜过去了，7月27日凌晨3点，奇迹终于出现了——一根黄金手杖呈现在他们面前！疲惫不堪的人们顿时兴奋起来。在当地民兵和公安保卫人员的协助下，又经过几昼夜的努力，“宝库”的大门终于打开。奇异的阿拉伯神话——《天方夜谭》曾讲述，阿里巴巴来到一个神秘的山洞前，叫一声“芝麻，开门吧！”果然，满洞的金银珠宝就呈现在他的面前。想不到，这一神奇的传说，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川西平原的三星堆变成现实：金杖、黄金面罩、青铜跪坐人像、玉璋、玉戈和象牙等400多件珍贵文物，异彩纷繁地显露出来了！纯金卷包的金杖，长1.42米，净重463克，其上平雕有戴冠的人头、鸟、鱼等图案，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黄金面罩，则与常人面庞大小相当，眉、眼、口部镂空，鼻梁突出。13件青铜头像，与真人头部一样大，空心铸造，高鼻阔目，耳大颐丰，表情各异，在我国也是首次发现。另有数十件青铜面具、青铜人坐像、青铜龙、青铜虎，一大批青铜礼器、玉器、石器，10多根亚洲象牙。这座长4.6米、宽3.5米、深1.64米的“宝库”，当时即被一些研究者推测为蜀王鱼凫氏时期的“祭祀坑”。后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今广汉市）市文化局等三单位的《发掘简报》则正式将其命名为“一号祭祀坑”。其出土的青铜头像造型独特，线条优美流畅，比例适当，表现准确，在雕塑艺术和铸造技术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戈、璋等玉石器，形制宽大，器身极薄，锋刃犀利如新，表面光泽细腻，十分精美；而开片、雕琢、抛光等工艺水平亦都达到娴熟的程度，反映出当时蜀人的手工业已具有较高水平。
令人惊奇的是，在一号“祭祀坑”发现不到一个月，在离它二三十米远的地方，砖厂工人杨永成、温立元等取砖土时，又发现几个青铜人头像和面具。考古队随即循踪挖去，花了30多个昼夜，又发现一座长5.3米、宽2.3米、距地表深约1.55米的“宝库”。这里有一尊2.608米高的大型青铜立人像躺卧着，它那巨大的双手似乎在拥抱周围那一大堆价值连城的黄金面罩、六七十根约1米长的象牙以及罕见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鸡、青铜蛇、青铜鸟、青铜铃、青铜树与玉器等瑰宝。这个坑出土的文物品种和数量都远远超过第一个坑。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坑也许同样是蜀王鱼凫氏的遗物，因此，省文管会等三单位的《发掘简报》又称其为“二号祭祀坑”。
三单位的《发掘简报》根据地层的叠压和遗迹的打破关系，以及祭祀坑内出土的文物形制及其时代特征等分析，认为一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3世纪），二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晚期（约公元前11世纪）。
两个坑的青铜器、金器和玉石礼器在我国同时期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它们不仅在巴蜀文化和四川地方史研究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还填补了中国先秦史、中国考古学、中国青铜文化以及中国冶金史、工艺史、美术史上过去曾出现过的重大的空白，对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古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宗教观念与礼仪制度都具有十分明显的价值。
1986年8月23日，新华社一则简短的电讯划破夏秋之交的沉闷天宇，将一个来自中国西南的重大发现报告于世界：
考古工作者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目前所知四川境内面积最大的早期蜀文化遗址……过去发现的有关巴蜀文化的考古材料仅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次发掘，把巴蜀早期历史推前了一千余年，即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三千年左右。出土的精美器物和房屋布局，说明当时已有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显示出已达到文明社会阶段。
▲三星堆象牙
▲三星堆金杖与图案
紧接着，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记者蜂拥而来，跟踪采访，相继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将一条条更加惊人的消息传送到海内外：
迄今我国发掘的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古代青铜雕像群——四川广汉县（今广汉市）三千年前青铜雕像群室内清理工作已经展开……这个青铜雕像群和与它们同地点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其他重要文物的发现、清理，对研究中国巴蜀地区青铜器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其中最大的青铜人像，是我国所发现的商周时代最大的青铜制品之一，……已清出的十几个青铜人头像中，尚未发现用同一模子制成的形象相同者，这说明三千年前我国古艺术家之青铜雕塑技术已十分成熟。
——《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0日
过去，在世界青铜器时代考古史中，只有埃及、希腊才有出土的真人大小的青铜人雕像、真人头部大小的青铜人头雕像、真人面部大小的黄金面罩，如今中国也发现了这些文物，其中不少都是全国首次发现。……这次发掘的四川考古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是全国商周考古的重大成果。……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媲美。
——香港《文汇报》1986年12月21日
大量出土材料表明，早在4000多年以前，这里已存在一支古老的土著文化——“蜀文化”，整个文化内涵既不同于以鼎、鬲、甗等三足器为主要炊器的中原文化，也有别于以彩陶文化为主的西北文化。“蜀文化”的先民们在这片沃土上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饲养猪等家畜，掌握高超的建筑技术，至迟到商代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并进入阶级社会。这组遗址群很可能是具有国家雏形的古代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许与传说中的早期蜀王鱼凫、杜宇的都邑有关。
——《人民画报》1987年第6期
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中国和整个世界的考古学界都怀着无比兴奋和焦急的心情密切关注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清理以及与此相应的研究工作的进展。
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说：“这就是古蜀文化的生长点……”时届90高龄的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秀熟老人则欣喜万分地说：“我等了80年，盼望巴蜀文化的重大发现，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童恩正教授亦指出：“这简直是世界奇迹！”
而那些曾为古希腊青铜文明眩晕和躁动不已的西方学者们，面对着三星堆遗址的这些与大名鼎鼎的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铜像以及波塞冬铜像大小相当，在时间上却早出六七百年以上的大型青铜雕像的传真照片，更是瞠目结舌、不住颔首称赞。英国学者戴维·基斯于1987年8月13日在英国《独立报》上发表的题为“中国青铜雕像无与伦比”的评论中写道：
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它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中国的青铜制造长期就被认为是古代最杰出的，而这次发现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学专家杰西卡·罗森则认为：
这些发现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三星堆——这个川西平原上很不起眼的地方，竟然令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与震撼。从这时起，三星堆遗址和由此命名的三星堆文化便成为巴蜀文化、先秦文化、中国考古文化以及其他众多的相关领域、相关学科翘首引颈的关注对象。《文物》《考古》《考古学报》《文物天地》《中国文物报》等各种专业报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四川日报》《成都晚报》等不断辟出大版篇幅，争先报道与公布三星堆遗址清理情况与三星堆文化研究情况。
198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三星堆遗址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届古稀的张爱萍将军亦欣然命笔，为三星堆遗址题下十个遒劲大字——“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余年间，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在广汉月亮湾进行多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并由调查与发掘者们写出了多篇有分量的研究文章，从而对广汉遗址的范围、时代及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而从1980年5月开始，广汉古蜀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进入一个最为烨伟烜赫的新阶段。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广汉县（今广汉市）文管所将发掘重点移向三星堆，进行了长达21年的连续发掘，截至2001年5月，在12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进行了13次正式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特别是1986年七八月间对两个“祭祀坑”的大发现，可以说是在整个考古界掀起一阵海啸——其余响回旋，至今未绝！
古老遗址上的青春风暴
江流宛转绕芳甸，星月驰流无穷期。
自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出两个“祭祀坑”以来，四川考古人从未停止过探索的步伐。他们于1988年10月—1989年1月发掘三星堆小城城墙；1990年1—5月发掘三星堆东城墙；1991年12月—1992年5月发掘城墙北段；1994年11月—1995年1月发掘南城墙；1999年1月—2000年5月发掘月亮湾小城城墙；2013—2015年连续发掘仓包包城墙、真武宫城墙、青关山城墙（即北城墙）及西城墙南段。几十年的不断探索基本确认了三星堆城址一大三小（月亮湾小城、三星堆小城、仓包包小城）的建筑格局与城墙结构（前期为垒土夯筑，后期间有土坯砖垒砌），确认了它从夏商之际直至商代中期连绵五六百年的建城史，确认了三星堆的社会结构及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还确认了三星堆遗址的总面积约为12平方千米，城市面积约为3.6平方千米。这是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南方的最大古城，与郑州商城（内城）规模相当。
1999年5月29日，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应邀为三星堆题词：“三星堆考古光辉璀璨，但更大的希望尚在明天，必将称闻于全世界。”他敏锐地察觉到三星堆考古还会有更大的发现。
2019年4月，在中共四川省委的主导下，“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正式启动。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大规模发掘工作也随之开展。
三星堆遗址首任工作站站长。
12月2日下午，刚进入仲冬时节的成都平原分外寒冷，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周边却是热气腾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数十名考古人员意气风发地汇集到这里，开始了对未知的认真勘探……突然，在二号坑旁一处探沟坑中，现出一块斑驳的青绿色；再一看，似是一件青铜器口沿，露出10厘米左右的宽度。大家心中一喜，不敢懈怠，便请来1986年领衔发掘三星堆两个坑的老人陈德安 前来看个究竟。陈德安徐徐扶梯下坑一摸，缓缓吐出六个字：“大口尊，没问题。”这意外又在预料之中的收获让考古队员们意识到这又是一座器物坑，因为比邻二号坑，就把它叫作三号坑。大家一鼓作气，又在二、三号坑四周连续发现五个坑。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在场的三星堆考古队领队雷雨说，21世纪前十年也曾在这里做过两次密集探测。只是在2004年以后，为了展示一、二号坑，便做了一个平台，这几座坑刚好被遮蔽住。还好三号坑的少部分遗漏在外面，这次找到了它，拔出萝卜带出泥，将五个坑一并发现。这正应了一个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2020年9月6日上午，成都平原的初秋时节，微风轻拂，芙蓉飘香。“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2020）启动仪式”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大棚内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及本土的四十家学术研究机构的百余名考古工作者济济一堂，共同揭开了继1986年后的新一轮三星堆大发掘的序幕。他们中既有考古发掘的一线人员，又有文物修复、材料分析、历史研究、地理科学、公安技术方面的专家，包罗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材料科学等多种学科。学界诸多大佬，如李伯谦、王巍、陈星灿、王仁湘、吴顺清、周旸等，则在后来的发掘、研究与文物修复工作中，或热情建言献策，提出真知灼见，或直接下场，躬亲躬为。34年前曾参加过第一轮（一、二号坑）大发掘的老一辈考古人，如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等亦不顾年迈力衰而积极投身其间，一丝不苟，严谨如当年。他们的参与既确保了新一轮大发掘的科技含量，更为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做出敬业爱岗、锲而不舍的鲜活榜样。
9月新一轮大发掘启动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等组建的考古工作队陆续进驻发掘现场。每个队员的防护服胸前背后都写有自己的名字，有的还俏皮地贴画上一些卡通图案（如路飞、美少女战士、犬夜叉等），一看就是“90后”甚或“00后”的手笔。
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就是这样一支生气勃勃的团队。36名成员中有15名教师，21名在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整个团队35周岁以下青年占87.5%，大多数为“90后”，是一支踔厉奋发、青春飞扬的考古生力军。他们在三星堆五、六、七号三个坑埋头工作共计7000多个小时，发掘出土数千件商代文物。其中轰动全国的半副黄金大面具，就是在五号坑发现的，而更为神秘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则出土于七号坑。异彩纷呈的国宝经自己之手得以重见天日，令他们十分自豪。起初，他们的坑出土不多，而其他坑却频频传来珍贵文物现身的消息，使得这些年轻人难免心生“妒意”。这时，参与发掘的年轻教师马永超博士出来安慰并鼓励他们要“耐心挖泥巴”，说机会总会眷顾有准备的人。果然，自2021年1月起，黄金面具、斧形金器、龟背形网格状器、大大小小的玉器及250根几乎完好的象牙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现身，让他们目不暇接。
三星堆三号坑出土面貌
当“国宝”像井喷一样展露在这些年轻考古人面前时，几百上千个小时蹲坑作业的疲劳立刻烟消云散。在精细作业的要求下，巴掌大的一次填土往往就要花去好几个小时，每次一蹲、一低头就是几十分钟，说不苦不累，那是违心话。但考古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却让他们坚持了下来。本科生李梓嫣是名“00后”，拥有一颗少女心。她为激励自己，也鼓舞同伴，便在自己的防护服背上庄重写上“请叫我红领巾”六个大字。她说：“考古人用实物材料还原历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每一个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的考古工作者，都是红领巾。”
李梓嫣的同学——1999年出生的刘槃，是一位动漫迷，画得一手好画。出于与李梓嫣同样的目的，她将“坑里”的生活结合出土文物进行“二创”，在师生们的防护服上一口气绘制出十几副涂鸦作品和个性标语，如给老师王媛媛画了英气逼人的美少女战士，给同学杨海蓉写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歌词，对自己则更不吝笔墨，将防护服当作画布，让动画形象“罗小黑”钓起一个半张脸的黄金面具，令人忍俊不禁。
新一轮三星堆大发掘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2021年3月17—24日、9月9—11日，2022年6月14—16日，中央电视台连续三季直播三星堆发掘过程及发掘成果，也把镜头对准了年轻的考古人，将他们吃苦耐劳、献身考古的拼劲和韧劲及浪漫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传递给亿万受众。网友们纷纷感叹道，看见了中国当代考古充满朝气的新气象。中国考古从小众走向大众，青年考古人的现身说法起到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1988年出生的黎海超博士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的现场领队，被同学们戏称为五、六、七号坑的“坑长”。他在与这批年轻人（黎本人其实也是年轻人，只不过比同学们长几岁而已）相处的过程中，既看到他们的青春、活泼，更感受到他们的好学、认真与严谨。有一位同学在七号坑发掘时，第一眼发现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后，便立即停止工作，转而报告老师。
“一个专业的考古人，在清理出重要器物的时候，第一反应应该是停下来，而非挖下去。”黎海超对这位同学的表现很欣慰，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宝物，便与其他老师一齐制定出详细的发掘方案。2022年6月14日，这件在中国青铜器序列中从未出现过的器物，被精心地从填土中清理出来，郑重地送到文保中心进行养护。至今，这件轰动考古界的宝贝究竟是何物，还是一个谜。网友们称它为“月光宝盒”。为了揭开它的秘密，人们绞尽了脑汁。
在五、六、七号坑辛勤工作的两年多里，四川大学考古队也努力将考古成果转化成学术成果，连续在《考古》《文物》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上百篇；又将考古成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将考古知识大众化、普及化，向全国青少年群体开展三星堆科普讲座50多场，覆盖受众2万余人次。
2023年5月3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向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颁授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这是全国19个获奖集体中唯一的青年考古团队。
与四川大学考古队相比，2020年12月进入三星堆现场的上海大学考古队队员的平均年龄更为年轻——只有25岁，他们与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负责三号坑的发掘。2021年1月9日，15名队员全部重装入坑，开展有序的工作。因为文物的珍贵性、脆弱性，再加上举国关注，发掘工作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三号坑探得面积为14.1平方米，考古队按60×60厘米的规格布方，每次只往下掘10厘米，力求“所有挖出来的土，理论上都可以按原样拼回去”。他们挖出的填土都会被搜集入库，以便后续整理研究。
博士生法晓萌的工作是采样及记录每一袋土样的八位数位置坐标。她的日记本上记录着：“2022年2月2日，上午109袋，下午110袋……”
“一般考古发掘不会把填土层全部打包，最多过筛一遍，但是这里的考古意义太重要了，我们不想放过任何信息。”上海大学考古队领队、讲师徐斐宏博士说。他率队入坑这年，只有30岁。
先前在三号坑西北角1.2米的深处挖出过一件青铜大口尊，可是在上海大学考古队下坑后的18天里，却再无收获。与邻近坑的热闹（此时五号坑已陆续出土黄金面具、金箔、象牙）相比，三号坑自是有些落寞。但是，年轻的他们并不气馁，依旧信心满满地埋头发掘。2021年1月28日，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杨镇猛然发现填土里现出一缕金色，他心头一惊，仔细地掀开周围的泥土，拍了照后，喊来上海大学的硕士生朱星辰，继续小心剃土，终于提取出第一件器物——长4～5厘米的半闭合金带。3月16日，厚实的器物层被完全剥离出来，包括巨型青铜面具、顶尊跪坐人像、大神坛在内的大量青铜器、象牙和玉石器纷纷现出轮廓，形态各异、熠熠生辉，让年轻的考古人开心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