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之问
一夜消失的古蜀人是什么来头？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这两句，用来描绘突然消失的三星堆文明给人们带来的迷茫、困惑，是恰到好处的。的确，三星堆文明有着太多令人费解的谜：是何族何人在三星堆建城设都兴国立邦？他们从何处来，又走向何方？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是怎样的？他们真的“不晓文字”吗？……重重迷雾，团团疑云，给三星堆文明装点上一种朦胧美、一种缥缈美、一种雾里看花之美。
以任乃强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上古西南的大部分民族以及西北各民族都是居住于古康青藏大高原（包括今四川甘孜、阿坝两个自治州、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全部地面）的古羌族支派。古羌族是亚洲最早创造牧业文化和进入农业生产的民族。古史记载中关于“神农生于姜（通羌）水”“黄帝长于姬水”“昌意降居若水”“青阳降居江水”“禹生于石纽”等传说所涉地段，在上古时期都属羌族地域。他们向东进入中原，“与土著的华族杂处，共同发展农业，从而孕育中华文化”。他们向东南从岷山而下，循岷江河谷进入四川盆地，进入成都平原，并在这一“进入”过程中形成蜀族。（参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
这一推证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它可以解释中原上古文化的许多难解之谜。例如在殷墟甲骨文里，为什么没有今天其他民族的专称字，却只频见“羌”字？为什么周王室会以姬姜连姓并传其始祖后稷生于姜原？尤其可以解释三星堆文明社会或称古蜀文明社会的诸多难解之谜，比如古蜀人族源之谜。因而，古蜀文化研究者的大多数人，是接受以任乃强先生为代表的古羌或古氐羌（任乃强认为氐羌同源）立蜀说的。
民间传说中的蚕母娘娘
“蜀”字在甲骨文中似虫形，为野蚕。从岷山山地逐渐向今镇江关与叠溪之间的岷江河谷迁徙的古羌族，在以牧业为主（已开始少许农耕）的时候，也兼营狩猎和养殖。养殖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拾野蚕茧制绵与抽丝。所以，后人便将这一时期的居住于岷江河谷的羌人称为蜀山氏。蜀山，指岷江两岸的岷山山地。
蜀山氏时期，大致经历了几百年以至上千年。按古史传说讲，在蜀山氏后期，其氏族与中原黄帝部落联姻，岷江谷地的西陵氏（即蚕陵氏）女嫘祖嫁给黄帝。这一时期，蜀山氏的一支在蜀山养殖业方面，大致已从拾野蚕过渡到饲养家蚕阶段，即“聚（丛）野蚕于一器而采桑饲养”阶段——蚕丛氏阶段。所以，嫘祖大致是属于蜀山氏中蚕丛氏部落的女子。后来才有她教民众（包括中原民众）养蚕缫丝，并被奉为“蚕神”的传说。
蚕丛氏这一支系，我们姑且称为古羌—蜀族团。他们这一支系，应该是后来三星堆蜀人的嫡系先祖。《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1986年夏秋之际，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埋藏有大批青铜器、玉器、金器及象牙等珍贵器物的商代“祭祀坑”，其中面具有三四十件，包括青铜人面具、兽面具及黄金人面罩三类。这之中，青铜人面具二十余件，大者宽138厘米，小者宽20～50厘米。就眼睛造型而言，又有凸目（纵目）、平目之分。青铜兽面具9件，均呈夔龙形向两面展开，最宽者38.4厘米，最窄者12.8厘米，多作龇牙咧嘴状。黄金面罩系金皮捶拓而成，计有6件，其中3件以生漆、石灰作黏合剂，蒙罩在尺寸与真人大小相近的青铜人头像上；分作平头顶型、圆头顶型两种，皆为平目杏眼，眼、眉镂空，耳垂穿孔。
在这批青铜、黄金面具系列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二号坑发现的那件高66厘米、宽138厘米的大型纵目人面像。它大嘴、鹰钩鼻；双耳硕大，向斜上方挑出，颇像猪八戒的“招风耳”；眼球做得更为离奇，直径13.5厘米，凸出眼眶16.5厘米。而这，正与《华阳国志·蜀志》有关蚕丛“纵目”的记载相吻合。应该说，《华阳国志》记载的是蜀人古史传说时代的祖神形象。这一形象，是古蜀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尚处于原始水平时，对所景仰的远祖的一种神话加工。就如同人们所熟知的伏羲女娲是人首蛇身的传说形象一样。
三星堆面具纵目形象，使我们联想起《山海经》之《海外北经》与《大荒北经》记载的一段故事：
烛阴（选自明代胡文焕《山海经图》）
西北方的钟山上有一条龙，身子长极了，一伸腰能达到千里之外。它浑身通红，虽是蛇身，却长着人的面孔。它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怎么呼吸，一呼吸就飞沙走石，天地为之变色。它只要吹口气，就会狂风呼啸、漫天冰雪，世界就变成寒冷的冬天；它只要轻轻地吸口气，夏天立即降临，变得炎炎似火，酷热难耐。它的眼睛又大又亮，一睁眼就能把天外阴极之地全部照亮，世界就变成白天；它一闭上眼，就是漫漫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由于这条神龙能像蜡烛一样发出光亮，所以人们叫它“烛龙”；又因为它能照亮天外阴极地方，所以也叫它“烛阴”。
烛龙的眼睛何以这样厉害？《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它“直目正乘”。“正乘”之意，语焉不详，历来颇多分歧；但对“直目”，注家都赞成郭璞的说法，即“目纵”之意。前举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那副眼球凸出眼眶16.5厘米的青铜人面像，大约就是烛龙“直目”的写照吧？这也就难怪三星堆遗址出土有不少龙的形象了——如大型青铜立人像左衽上的龙，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青铜神树上复原长度可能达4米左右的龙……因为烛龙是蛇身，所以二号坑内还发现一条残长54厘米的青铜蛇。
王兆乾等当代研究者还认为祝融读音与烛龙近，烛龙又可视为神话传说中的火神、光明之神和南方之神——祝融。《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按郦道元《水经·江水注》里的说法，江水就是岷江及其以下的长江。《蜀王本纪》又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这样来看，传说中的祝融同蚕丛一样，最早都活动于川西北的岷山一岷江一带。所以，在古蜀人眼里，祝融同蚕丛实际是一个人，都是他们敬畏与怀念的祖神。而祖神的神通主要体现在眼睛（是智慧和英明的象征）上，因此他们给予眼睛极度的夸张，制造出世间独一无二的纵目人青铜面具系列，用以长期祭祀供奉。
三星堆出土的8件黄金面罩，1件出自一号坑，5件出自二号坑，1件出自三号坑，还有半副重286克者出自五号坑；在时间上虽略晚于古希腊迈锡尼黄金面罩，却接近于古埃及图坦哈蒙黄金面罩，特别是一号坑出土的那件。
至于纵目人面具（祖神的象征）以外的其他青铜人像、人面具，则应该属于古蜀人可以追忆的历代部落首领、国王的形象了。因为他们是人不是神，其传说的成分要比蚕丛或祝融等祖神少得多，故而在造型上也就不那么怪异，表现出正常人的五官、体态和风貌。只是由于他们在人品上有优有劣，对古蜀氏族、部落及国家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有大有小，所以后世对其祭祀供奉的规格也就有高有低，比如那些未加任何装饰的平目青铜人面具及人头像，可能就是应对人品一般、贡献一般者的规格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普通人面具、人头像就是古蜀部落首领、国王的形象。这之中，应该还有其他重要人物加入进来，甚至包括外来人种。而那座净高163.5厘米，头戴高达17.7厘米的“太阳冠”，连同基座高至260.8厘米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则当视为对优秀者的一种最高待遇。至于青铜人头像的黄金蒙面，也属于对优秀者的尊崇礼遇，或者说，是仅次于仿真人形态的全身塑像——如大型青铜立人像的规格吧。这情形，如同古埃及国王图坦哈蒙木乃伊所享受的一样。埃及与中国，天各一方，在黄金面罩问题上，虽谈不上谁影响谁，但古往今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却表明：同一类型的灵感、发现与发明，却可能在互不知情的条件下，在不同地域同时或不同时地予以发生、实行。
▲三星堆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1）
▲三星堆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2）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
▲三星堆青铜面具
▲三星堆青铜人面像
当然，如果是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时期出现比较相似的文化现象，那么，则应当考虑在这一现象背后，是否有着文化基因的作用。已有研究者（如钱玉趾）发现，在今天川滇一带的彝族中，存在着与三星堆纵目人形象相近的面具。例如在罗婺支系的许多村寨，都有一对由每户人家轮流供奉的始祖面具，各户又有家祖面具。始祖面具基本属于人面造型，其显著特点为凸目、阔嘴、露齿……有些始祖面具底色皆为墨黑色，凸出的眼球为黄色，眼圈、口唇、鼻子都涂成朱红色，脸上有朱红色横条。而三星堆青铜面具在出土时，也发现许多眉眼描黛、口鼻涂朱的情况。三星堆纵目人大面像宽138厘米，川滇彝族始祖面具一般则宽150厘米。二者出现如此惊人的相似当不是偶然的。早已有学者（如徐中舒、方国瑜、王有鹏、关荣华、陈英等）考证说，川滇彝族与古蜀人有深厚绵远的族源关系。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说，川滇彝族始祖面具在冥冥中同三星堆面具一样，乃是按照传说中的祝融—蚕丛始祖神及其他先祖的形象而制作的。这些面具，是祖先崇拜与神灵崇拜的混合体，以此来缅怀先人、祈祷神灵，并从中获取力量、鼓舞斗志、振奋精神，以便更好地立足于天地！
1、2：三星堆纵目人面像?3、4：彝族民间始祖面具
鱼凫氏：一个吃自己图腾的部落
蚕丛氏时期，古羌—蜀族团已进入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一个小平原——茂汶盆地，开始发展农耕。后来，他们从茂汶盆地再下东南，经今成都平原北端的彭州大宝镇、小鱼洞乡、磁峰镇、新兴镇（海窝子）、天彭镇而入广汉平原。他们从茂汶盆地向今成都平原的彭州、广汉迁徙与居住时期，大致就是古史传说中的鱼凫氏时期，这一时期延续很长。古羌—蜀族团从原始氏族公社制时期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变，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并在这一时期进入奴隶制文明的一个发达时期。
这一时期的古羌—蜀族团何以被记作鱼凫氏？这应该同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有关。大家知道，四川至今也是全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更不用说四五千年以前的远古时代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羌—蜀族团中的一支才会从世居很久的茂汶盆地进入成都平原来捕鱼，形成后世传说中的鱼妇（或鱼凫）—鱼人国（应为渔人国）。在维持旧业的基础上，这支渔人部落又“发觉这块湖沼未涸的沮洳地内，仍有局部的陇冈丘陵是可以住人的……从而开始在丘垅上试行耕种，逐步拓展，终至于开辟了成都平原，以至于建成国家”。不用说，这支渔人部落先前在茂汶盆地居住时，大致也是以打鱼为生，并驯养鱼凫（今俗称鱼老鸹）的，而且很可能是以鱼和鱼凫为图腾的——以后又奉其为始祖和神灵。
《华阳国志·蜀志》说：“鱼凫王田于湔山。”这句话是讲，他率族人于湔水湔山之间（今都江堰、彭州、郫都区、温江一带）进行渔猎垦牧活动，但主业仍为渔猎。他们结网驾筏，驭鱼凫于岷江流域，后人遂以鱼凫族相称。彭州出土的一件东汉画像砖《渔筏图》，形象地刻画了这一场面。
在已发掘的三星堆八个坑里，人们发现了鱼凫族或鱼凫王国的许多元素，如鱼嘴形玉璋、类似鱼鹰的鸟头陶柄勺、金箔鱼形饰（一二号坑共出土19件）、长12.4厘米的青灰色鱼形玉佩（即大玉鱼）、形似蚕茧的陶质网坠模型及金杖上的四条鱼等。而金杖底部上戴齿冠的两个人头像，有考古人员推测，可能就是教会古蜀人捕鱼的鱼凫王。
关于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林向先生认为是鱼、凫（鸟）、王（人头）三个字；邱登成先生则认为代表了王者兼巫师的鱼凫王。也就是说，这金杖就是鱼凫王的权杖。许多人则直接将青铜大立人指为鱼凫王像。
罗泌《路史·前纪》说：“蜀山氏，其始祖蚕丛，纵目，王瞿上。”任乃强先生则在他著写的《四川上古史新探》中指出：“瞿上者，谓关口之天彭阙，俯瞰成都平原如鸷鸟之雄视，双目瞿瞿状也。盖指今新兴公社（即彭州新兴镇）。”这里的蚕丛，当指蚕丛族团，具体是指蚕丛族的一支即奉鱼—鱼凫为图腾的渔人部落。他们以瞿上为中心，边打鱼边农耕，是为蜀族开垦成都平原之始。由于他们又是烛龙—蚕丛的后裔，所以还高扬着光明崇拜或称太阳崇拜的金乌的标识——双目炯炯、光芒四射的眼睛。他们的都城瞿上之“瞿”，《说文》释为“鹰隼之视”，正是鱼凫的象形。之后他们又开拓发展到更为富饶的广都之野的广汉，在那里创造了称雄千载的三星堆文明。广汉在汉代甚或更早即称雒城，因绕城而过的雒水（鸭子河）而得名。其“雒”，《说文》释为“鵋?”，是属鸱鸺类的猛禽，以双目鼓圆犀利为特征——从图腾学角度看，可视为对金乌—鱼凫的一种继承发展或是对二者的糅混合一，带有一种复合图腾的意味。三星堆遗址大量出土的不同类型的眼睛（包括纵目）造型、鸟造型（包括“鸟头把勺”），都可以在它身上对上号。
有的研究者以“图腾禁忌”为由，认为打鱼者以鱼凫为图腾可以理解，而以鱼为图腾就费解了——因为图腾禁忌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禁止捕食图腾物类。
不过，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一些。首先，对世界各地残存的图腾崇拜习俗的调查表明：图腾禁忌的表现形式因地而异，并非一种模式。在不少地方并不是一味禁止捕杀、捕采图腾物类。这是因为图腾崇拜是与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观念产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过着狩猎与采集生活，大多数图腾都是人们所狩猎和采集的对象——动植物。它们是原始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就总体而言，各氏族部落的原始先民们实际实行的是“错落图腾禁忌”，即只禁捕食本氏族部落的图腾物，而将其他氏族部落的图腾物作为自己捕食对象。但也有以自己得以仰赖为生的动植物为图腾的。诚如马克思所言：“某些部落中的氏族都戒除食用成为自己氏族名称的动物，但绝不是普遍的规定。”这些氏族的图腾祭礼之一就是祈求大量繁殖图腾物，以保证其生产、生活需要。澳大利亚阿兰达部落称这种祭礼为“印蒂齐乌玛”，意思是“制造”或“生产”。
这些部落的图腾禁忌只是不准滥捕滥杀。至于在大多数部落中关于不捕杀图腾物的禁忌，恰恰是针对曾经普遍捕杀图腾物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这固然是出于对图腾始祖亲族的情感，也由于这种食物来源的短少或其他生产领域的扩大，旨在引导开辟新的来源，或强化“神圣的观念”，并以此确立人伦道德规范，以维持生态平衡，进而维持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当然，这只是就原始先民的潜意识和其效果影响而言，在当时，他们并不可能有如此明确和长远的生态平衡观念。
其次，民族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在进入父系氏族公社以后，氏族宗教发展成为部落宗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原先作为氏族宗教主要内容的图腾崇拜逐渐衰落（当然在衰落过程中，仍有一些新的图腾崇拜产生并混杂于部落宗教中）。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图腾的禁忌逐渐松弛，捕食图腾物的例子绝非鲜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处于部落公社时代的鄂伦春族崇拜熊，并以之为图腾；他们打到熊后，便哭着抬回来，吃完后再哭一场，再将熊骨和内脏像对死者一样实行“天葬”。旧时赫哲人和鄂温克人也以熊为图腾，视熊为祖先，但也要猎熊；他们会叩拜猎到的熊，并将其头、心、肝及其他内脏进行风葬。侗族中的一支曾把鱼和始祖母都称为“萨”，其古歌中还把子孙后代与鱼群相比，把族姓的鼓楼以“鱼窝”相喻，具有图腾主义的意味；然而他们仍捉鱼吃鱼，并把腌鱼作为待客的上品……
可见，对图腾物的崇拜与捕食是可以并行的。“禁忌”，本是人为的道德规范。它作为特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其本身就包含非恒定的或然性；何况蚕丛—鱼凫时代的古羌—蜀先民已从部落公社时代向着部族社会（阶级社会）进行大转变，因而，他们在奉鱼为图腾或始祖一类的崇拜对象的同时又捕鱼、食鱼，当是不足为奇的。
从上面的交代中，我们大致已明白，进入历史时期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即二～四期文化遗存），应是古羌—蜀族团发展史上鱼凫王蜀时期的遗存，至少一、二号两个“祭祀坑”当属鱼凫氏遗存。当然，这一时期的鱼凫氏蜀人部族已拥有发达的农耕生产，其渔猎经济已仅是对稻田农作的一种补充。而他们以鱼凫为祖神的事实，只不过说明了他们先前曾有过以打鱼为生的经历。但这并不能用来证明三星堆文明的主要经济。三星堆古蜀社会拥有发达的农耕文化，这在后面的章节将会谈到。
王家祐、龙晦等先生认为：广汉三星堆古遗址也是“古蜀瞿上之一”，但此“瞿”不是鱼凫，而是子规，即杜鹃鸟，“广汉人首像是瞿鸟鹰头杜鹃之像”。还有不少学者指出，以出土大型青铜立人像的二号“祭祀坑”为代表的三星堆古遗址第四期文化是鱼凫及杜宇王朝政权交替之际的历史遗存。
杜宇部族是古史传说中继“三代蜀王”——蚕丛、柏灌（即柏濩）、鱼凫之后崛起并进入成都平原，加入古蜀统治集团的。他们不属于古羌（或氐羌）系统，而是属于濮越系统。他们本是朱提（今云南昭通）人，属南蒙古利亚小种族，与我国古代华南类型居民人体特征接近，为扁宽鼻型，椎（魋）髻插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云贵高原上的古民族——南夷中的夜郎、靡莫、滇、邛都等都与杜宇同属濮越系统。八座坑中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及人头的面部特征，则以古羌系统的高直鼻型为多。他们主要为辫发，属北蒙古利亚小种族，与古代华北类型居民接近。二号坑中的大型青铜立人像，便属高直鼻型，可能是古羌—蜀族团鱼凫氏王族的国王形象或巫师形象。但是，濮越系统的杜宇氏进入蜀国社会，加入蜀国统治集团，说明了当时古蜀社会的开放性；说明古蜀族团到了后来已逐渐成为一个多元民族集合的族团。以后开明氏取代杜宇氏成为蜀国统治者更是一个有力证明。
开明氏是来自荆地的部族。荆，或说是楚族，或说是巴族，或说是夜郎族；就人种而言，或说属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氐羌系统（一说属华夏族），或说属濮越系统的南蒙古利亚小种族。总之，这个部族是不同于从岷山山地而来的最早的蜀部落的——即便它也属氐羌系统。此外，在西北岷山蜀人经茂汶盆地、海窝子进入广汉平原之前，这里也应当有土著人在活动。（鱼凫氏蜀人到来后，他们自然也便加入或同化于蜀族了。）遗址一期文化遗存当为见证。所以，三星堆文明是以岷山蚕丛—鱼凫氏蜀人为主，加上朱提杜宇氏蜀人以及本地蜀人共同创造的夏商时期的长江上游文明。
谁家给人开窍用斧子劈？
悠悠苍天，一直是古人探索奥秘的首要对象。天的瞬息万变和扑朔迷离、天所体现出的无所不在的主宰力量和神威及天地的开辟、形成和演进历史，曾激起上古人们无比丰富的遐思与无比大胆的想象。2300年前楚国大诗人屈原曾代表那时的人们唱出一首震烁千古的《天问》，其起首的一段大意讲：
请问：关于远古的开头，谁个能够传授？
那时天地未分，能根据什么来考究？
那时是浑浑沌沌，谁个能够弄清？
有什么在回旋浮动，如何可以分明？
无底的黑暗生出光明，这样为的何故？
阴阳二气，渗合而生，它们的来历又来自何处？
穹窿的天盖共有九层，是谁动手经营？
这样一个工程何等伟大，谁个是最初的工人？
——参见郭沫若：《屈原赋》今译
很早以前，《庄子·内篇·应帝王》已编织出倏开凿混沌——天的奇异的故事：
南海的天帝倏和北海的天帝忽常到中央的天帝混沌处玩耍，每每受到混沌的热情款待。有一天倏和忽便在一块商量如何报答混沌的盛情。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眼耳口鼻等七窍，用来看呀，听呀，吃东西呀，唯独我们的恩人混沌一窍也没有，不如我们去帮他凿几个窍出来。于是他们带着斧头、凿子之类的东西去给混沌开窍。一天凿一窍，一共凿了七天，开出七窍。可是倏和忽却未曾料到，混沌经受不住如此折腾，一命呜呼了。
庄子的寓言，是用来反证其“无为”的道理的，但反映了古人开天辟地的意识：即世间本无天、地、人，只是经过倏和忽——代表迅疾的时间——开凿之后，才有了现在面目的天、地、人。
疑为古羌—蜀族后裔即今天川、滇一带彝族“天菩萨”的来历。
那么，古人敬畏的天神、天帝之“天”是怎样的呢？研究者们说，这是替皇帝祭天的巫师们创造出来的。甲骨卜辞中的天字从口（象人之头顶）从大（象正面人形）。何星亮先生考证说，远古时期的华夏族认为天在人头之上（所以后来有“头顶蓝天”之语），人生病或者在烈日下劳作时会头痛、头晕，这是天神威力的体现。于是，人们便在头顶上竖一方形发辫，并以头帕包上，以象征天神，求得天神的庇佑。 果然，头痛、头晕的现象大大减少了，这便证明天神的确存在：只要虔诚相求，是一定会得到天神保佑的。所以远古王室的巫师便根据当时人们头上的天神象征，在人形上加一“口”，以表示天或神，用以祭祀、祷祝和占卜。
至于上帝、天帝的“帝”的来历，大致也与“天”的来历相仿，也是源于原始朴素的天神观念。上古的帝又写作“谛”，最初专指祭天，就是在圆土堆或圆土台上架起柴火，上面置放玉器及牛一类牲畜，点燃烟火，使香烟直达九天，向天帝报告人间的信息，传达人们的请求。这就是史书里记载的燔祭或燎祭。据《礼记·祭法》的记述，秦汉之前的帝王们就已有固定祭天之处。现今北京的天坛，则是明、清两代皇帝的祭天场所。古人称天坛为圜丘。对三星堆遗址内原有的三个黄土丘（因之称为“三星堆”），不少学者分析说，那其实就是古蜀国王祭天的场所。
需要指出的是，古人祭天往往是同祭祖宗一并举行的。祭祖是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祖先崇拜的基础是鬼神信仰。先秦时代的人们将死去的祖先称为鬼或精灵，认为鬼或精灵是不死的。《史记·滑稽列传》里介绍的河伯娶妇的故事，便是上古人们灵魂不死观念的反映：巫婆三老们假传河伯的旨意，每年都要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投入漳河中去。显然她这一去是定死无疑的了，可是巫婆三老们却说她已去河伯的水宫里享受新婚之乐去了。而西门豹也如法炮制，接二连三地将害人的巫婆三老们投入滚滚的漳河中，还说是请他们去给河伯捎个信……这实际是利用了当时人们灵魂不死的信仰，顺其道而行之，来替邺城人民除害。
我们发现，1986年发掘的两座“祭祀坑”与2020—2022年发掘的六座坑，刚巧组成一组北斗星，半柄（一、四号坑）呈35度指向西北方；且八个坑坑体亦均呈35度。而三星堆的大城轮廓也是面朝西北。这当是古蜀人“灵魂不死而溯迁徙路线返归故里”观念的表现。三星堆社会居民的主体部分是从川西高原的岷江河谷下东南的一支古羌—蜀人。岷山—岷江河谷应该说是古蜀先民的祖居地，也可以说是古蜀文明的一个主要发祥地。岷山—岷江河谷正好处于古蜀国王都三星堆的西北方向。《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昭襄王时代的蜀守李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去岷山湔氐县视察，在“两山对如阙”叫作天彭阙的地方恍惚看见有许多鬼魂精灵络绎不绝地从成都平原方向而来经过这里，去到岷山深处。《蜀王本纪》也提到天彭阙鬼魂过往的情况。这说明，在古蜀人的认识里，湔氐县天彭阙（又称天彭门）是他们从人间返归天国的天门，是“送魂”的关口。
古蜀人魂牵梦萦的天国，就是给他们生命、哺育他们成长的岷山群峰与岷江水系。
与古代华北类型居民接近。
2003年岁末，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营盘山濒临岷江的台地（位处龙门山主峰九顶山山脊）上传来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考古工作者在那里发现了距今5500年至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000年10月开始发掘），出土包括彩陶与染有朱砂的石块在内的各类文化遗物近万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多座墓葬及殉人坑，其中两具骸骨十分完整。考古工作者又在15万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探测到成千上万座规格各异的石棺墓，年代属春秋至战国时期。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营盘山遗址周围发现数十处年代大致接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距今6000年的波西遗址及距今4500年的沙乌都遗址。根据营盘山人殉头骨提供的相关数据，著名刑事相貌学专家、中国刑警学院教授赵成文完成了营盘山人殉头像复原图。审视赵先生的人殉头像复原图，其“申”字形脸庞与挺直的鼻梁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由此可以猜想：营盘山文化居民当属古羌民族，它们与后来长期居住于成都平原的四川土著人在血缘上相通。这个猜测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营盘山彩陶与分布于甘肃、宁夏、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前2050年）的彩陶属同一类型，仅就彩陶而言，营盘山文化可以归入马家窑文化的范畴。当代考古研究已证明，马家窑文化居民属于古羌族系统。第二，从地理位置看，营盘山文化居民从岷江河谷的营盘山进入成都平原的彭州，即便步行也只需一两天的里程。第三，营盘山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甚至包括金沙遗址，它们在文化遗存方面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公布的营盘山陶人面像便与三星堆遗址及金沙遗址的部分青铜人面像、金箔面具造型相近。第四，营盘山人殉与三星堆出土的大多数青铜人像似有一致的面部特征，即高直鼻梁。这在人种上应属北蒙古利亚小种族 ，而依民族划分，则当归入古羌系统。
营盘山的发现或可证明，在距今五六千年的岷江河谷，有许多依山傍水的高原坡地、平坝与草场，应是古羌民族进行农耕与放牧牛羊的好地方。他们在这里生产、生活与繁衍，形成长江上游一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大型中心聚落群。有可能在距今四五千年时，他们将中心逐渐南移，在成都平原建立起以三星堆—金沙—十二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聚落群，并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智慧，开创了古蜀人的成熟文明——三星堆—成都文明。
谁是大自然的骄子？
这些玉器的质料包括硅质、石英、蛇纹石、透闪石、阳起石以及角闪石等。
中国素有“玉器之邦”的美誉，其最早的玉器，可以追溯到距今四五十万年的“北京人”所使用的水晶质料的工具以及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沈阳新乐文化遗址内的蛇纹石凿。在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江浙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中晚期）、江西新干大洋洲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的古遗址，更大量出土有各式优良玉器 。直到当代，中国玉器生产绵延不绝，品种工艺代有出新，艺术风格不断演进，从而使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玉器大国的领先地位。
中国玉器制作何以源远流长且如滚滚活水洪波，愈演愈烈，蔚为人类工艺史和文化史上一大壮观？个中缘由，全在于玉的被神圣化和人格化——二者则与属于祭祀丧葬祷祝的玉礼器和属于规范道德行为的玉佩器的两大用玉系统紧密相连；而两大系统又皆发端于原始社会的玉工具。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广汉月亮湾出土的玉石器，亦可归列成璧、琮、琬圭、琰圭、石珠、玉圈、小玉块等七种玉石礼器系列。沈仲常、黄家祥先生认为，月亮湾遗址的这些玉石礼器的时代，应相当于殷墟前后。这些玉石礼器的形制及组合方式十分接近于在殷墟妇好墓和商代其他遗存（墓葬）中发现的玉石礼器。之后又在月亮湾—三星堆遗址进行了36次发掘，其中尤以1986年和2020—2022年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八个坑内发现的玉石器为人瞩目。所出土的玉凿、玉镇、玉锄、玉斧及玉戈、玉斤、玉撕、玉匕（剑）等，可以归入工具、武器系列，向人们展示出三星堆文化中玉石器向礼器演变的原初面貌。
近百年来的发掘，在三星堆古遗址内，出土玉石礼器1500多件，其他石器数千件。这些玉石器，可谓件件珍宝，个个珠玑，令人嗟叹不已！尤其是那成组的石璧，其最大者外径竟达70.5厘米，孔径19厘米，厚6.8厘米，形如井盖，重至百斤以上。而玉石璋则更为引人注目：长度一般在20～60厘米，厚度在1厘米以内；个别长达一米多者，而厚度则不足2厘米；大而薄，且加工技术精湛绝伦，有的还刻有精美细腻的图案饰纹。
从沈阳新乐文化至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玉石礼器的形制、组合及使用方式看，它们用玉制度的形成显然远早于中原用玉制度；而江西新干大洋洲和广汉三星堆文化的用玉制度在时间上却又与中原相当。因此，究竟谁影响谁，实在该打个大问号。而这些个大问号，则再一次地说明，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满天星斗”似的，断非“中原起源”说能以蔽之的。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的四五千年间，一波又一波的个性鲜明的玉石礼器“族团”竞相崛起于长城内外、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蔚成满天星斗、云蒸霞蔚之势。晶莹清纯、端庄沉稳的玉，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愈来愈高尚，愈来愈伟岸，愈来愈深邈，成为“天地之精，且为阳精的至纯之品”；又是与天地相通，界于天堂与人间的媒介或桥梁。与此相应，关于玉的各种说法和故事也联翩而至：玉能使尸体不腐，起死回生，于是有了《周礼·春官·典瑞》的“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的记录；玉能使人长生不老，永葆青春，于是道家便有吞食玉屑以求长寿者出现；玉有灵性和植物的秉性，于是又有了《红楼梦》里贾宝玉即“通灵宝玉”的说法和《搜神记》里孝子杨伯雍无终山麓种玉得妻的故事……
于是，玉——这个大自然的骄子，终由原初的工具之器，中经沟通天地人神的礼器发展成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法器、神器。与此同时，玉又被赋予了人的道德化、理想化，从而走向了人格化。被人格化了的玉遂被演绎成儒家进行道德说教的工具。如《礼记·玉藻》提出：“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要求君子时刻佩玉，时刻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大致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君子必佩玉”渐成为广大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士子、普通老百姓的一种社会风尚，直迄近代，2000多年间长盛不衰。与此相应，从头到脚的各种玉佩饰也逐渐完备起来，形成一套人格化的玉佩饰体系。
令人惊奇的是，在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的古蜀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可作为佩饰的玉器亦很可观，有璧、瑷、环、钏、管、玦、珠、片、佩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长12.4厘米，上有一穿孔的青灰色鱼形玉佩。据称，“该器可能是用于大型面具或人物的‘耳坠’”。
金属工具的存在使得玉石器的制作比青铜器的制作相对容易些。
玉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系最大宗，几占总数的一半，考之全国新石器至商周时代的出土文物亦然。显然，新石器至商周时代，是中国玉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中显见雏形时期，也是从所谓玉兵或玉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大转折或大嬗变时期。导致这个大转折或大嬗变时期的关键因素是青铜工具，而它的产生和广泛应用，也是最终得以形成仪态万方、举世无双的中国玉文化的根本前提，亦是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各地商周遗址中玉器多于青铜器的重要原因。 而玉石器的优质高产，则对用玉制度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用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着玉石器工艺制作向更深更广的领域的大进军，从而最终使玉“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
三星堆遗址出图的玉琮比较少，但三号坑出土的神树纹玉琮则堪称国宝。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中原玉石文化中作为礼器最重要者当推圭、璧、琮、璋；而在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社会，其玉石礼器中的重器则当推璧、璋两类。 其主要根据在于出土最多，制作最精，形制最大且成组成列，阵容威严。三星堆玉石礼器是自成系统的，即以璧、璋领衔，辅以琮、戈、瑗、环、斧、斤、凿、佩等，蔚成富有西南内陆盆地特色的古蜀玉石文化大观。所以，打头的璧特别硕大无朋，形如井盖且多为灰黑色沉积岩制成。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谓之墨玉，价低，西蜀亦有之。”与曹昭同时代的大养生家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则持相反意见，言：“墨玉如漆者佳，西蜀有石类之。”明人关于墨玉优劣的评价当然与远在殷商时代的蜀人搭不上界，但蜀出墨玉却大约是事实。其产地大致就在今天都江堰市西北的玉垒山—白沙河一带——这一带多灰黑色沉积岩。《华阳国志·蜀志》说：古蜀“其宝则有璧玉……”。璧玉就是可以为璧之玉。《华阳国志》佚文则记玉垒山—白沙河出璧玉。玉垒山系岷山余脉，白沙河属岷江水系。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岷山—岷江一带乃属蜀族发源地和势力范围之所在，因而由此采玉供作三星堆王者祭祀用璧之需，当在情理之中。
苍璧，以深青色的璧玉（或言青玉）所制。
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说法，璧中最要紧的乃素璧、谷璧和蒲璧。后二者即如“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谷璧上带有成排的密集的小乳丁，乳丁上雕成漩涡状，示其为谷芽；蒲璧指带有极浅的六角形格子纹的璧，这种纹有些像编织的蒲席。谷璧、蒲璧主要见于战国和汉代，一般都很小，直径超过20厘米的极罕见，且表面光亮，制造极精。战国时期这种玉璧既为珍宝，也作人身佩饰、抵押品、赏赐品、礼仪用品及馈赠用品使用。《周礼》上礼天之璧为大素璧，亦为苍璧 。古蜀人大致没有这种讲究。他们因地制宜，就便取者乃玉垒山—白沙河所出墨玉——苍青得近墨之玉（当为黑灰色，真正漆黑如墨之玉难寻）。而他们礼敬天地祖先神灵的心地又十分虔诚，因此便将璧做得特大——这其实是与其源出青藏高原—川西高原的西羌血统相适应的。作为高原儿女、大山儿女（从主要成分来看）的三星堆古蜀国居民，从本质上讲，具有豪放粗犷、不假虚饰、恣意张扬心旌的一面。所以，我们才会在其遗址里发现那一副副貌似狰狞的巨大青铜面具，发现那些个或凸目宽嘴龇牙大耳或肌肉暴绽、具有拔山盖世之势的大力士，发现那一只集各种动物于一体、昂首长嘶的大神兽，发现那一条粗壮敦厚、朴实可爱的大玉鱼（与中原及江南出土的玲珑纤细的玉鱼风格迥异）。广汉月亮湾的那些被人视为“粗糙而笨重”的大石璧，可能也正出自酷爱和喜制大型器物的这批毫无羁绊、潇洒倜傥的古蜀艺术家之手。也正是由于其所制璧庞大得令人咋舌，致使研究者们“因为所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制造大型的璧，难得寻找到如此体积大小的玉石（成都平原内难以寻之），故不能以玉为之，只能用石制，乃称为石璧了”。
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中，以璧、璋为多，且形制最大；而在这之中，则以璋数量第一。
由石斧演变而来。
何为璋？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剡上为圭，半圭为璋”。这大致是说，所谓璋，即指将一件呈 形的尖头圭 ，从锋尖开始，由上而下纵劈而得之半圭。如此形制，其实就是二号坑中所出土的几件被人们称为“边璋”者。《周礼·考工记·玉人》说：“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周代的1寸约等于今天的2.31厘米，7寸边璋即等于16.17厘米。而在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边璋中，那件绘有大山、太阳、大手图案的大边璋，通长竟为54.4厘米。一号坑出土的另一件大边璋仅残长就达162厘米（估计实长近200厘米），宽22～22.5厘米，厚1.8厘米，为国内罕见，可谓“边璋之王”。有些研究者故而认为，这不是边璋。其实，《周礼》乃战国晚期时代的儒书，它既是对过去时代礼制的总结，更是立足于当时而对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理想勾勒。因此，它不能成为评判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殷代及西周中原礼制和礼器的准绳或圭臬；更不用说去评判那时期的古蜀礼制和礼器了。
古蜀人由于有着自己的民族禀赋和文化积淀，因此在器物造型上多显示出雄浑、粗放、豪迈的风格。纵观三星堆遗址所出之璋，无论石质还是玉质，尺寸则从几厘米到一百多厘米者皆有之，远出于《周礼》所记璋之规格。所以笔者主张不必拿《周礼》所记来套三星堆所出玉石璋。既然大家都习惯边璋的叫法，约定成俗有何不可？不过从形制上看，被称为边璋者，顶端似由长方形斜切边而呈钝角状，颇接近于汉武氏祠画像石里《祥瑞图》中的尖峰玄圭之半。
对于三星堆遗址所出“牙璋”也当作如是观。何为“牙璋”？论者一直各执一端。其实即连“璋”之形状，也是众说纷纭。明智的态度，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三星堆古蜀“牙璋”，大致就是大开叉形和鱼嘴形两种。其实两种都是峰尖开叉，只是鱼嘴形是其射（倾斜的刃部端边）向内弧，至顶端开小叉，近似鱼嘴。它与除“边璋”以外的上宽下窄、顶端大开叉的其他璋不同。
三星堆玉璋与图案
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已较清楚，作为三星堆玉石礼器中两大重器之一的璋，可归纳为两大属三大种，即所谓边璋和牙璋两大属，牙璋属内有大开叉形和鱼嘴形两种，连同边璋共三种。
其称璋为天子巡狩时祭祀山川的器物。
三星堆形制各异、从大到小成系列组合的璋的用途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也是祭祀天地祖先和大山，特别是大山的。这一点颇类于汉儒郑玄对《周礼·考工记·玉人》的注 。理由如下：
第一，璋中有“明显的火烧裂纹”者，如二号坑出土的那件刻画有大山、太阳、大手的边璋。这是“烧燎祭天”的痕迹。
第二，所有的璋，特别是牙璋，都可视作山峰形。这是对大山的模仿。
▲三星堆玉璋
▲三星堆玉琮
第三，二号坑那件边璋共刻画4幅图案，每幅都含有并突出大山的内容，且刻有牙璋的造型。（参见《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
璋以祭山，正是源于古蜀人多是高原、大山的儿女。他们在三星堆立国建都后，忘不了岷山故地，忘不了川西高原的山水养育之恩，因而便用采自岷山的各类玉石，制作出这些带有大山图案和代表大山形象的各类牙璋、边璋来祭祀祈祷。其中的鱼形牙璋大概又含有三星堆居民对其鱼（鱼凫）族先祖的追念之情。而祀山的本质又是祀天、祀上帝、祀天神、祀祖宗。因为山离天最近，似与天界相通。在天界以内，有上帝，有诸天神，亦有死后灵魂不灭、由大山返归天堂的列祖列宗。所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多带有燔（焚烧）燎（柴祭）后的痕迹。按《尚书》《尔雅》《通典》等的记载，中原自上古虞舜时代即开始了燔燎。其祭祀时，先在圜丘（代表大山）上积柴，柴上放置牺牲、玉帛之类。而后燔烧，让烟和气味上达于天，以祈求天帝和先祖的保佑。《尚书》等的记载大致反映了先秦时代今天中国地域内的氐羌系统和华夏系统（这两大系统关系最为亲密）各族先民大体一致的礼天敬祖观念。从出土文物看，特别是从那些颇为壮观，成列成组的璧、璋体系看，古羌—蜀先民的祀山礼天敬祖意识并不亚于中原华夏居民。这正是三星堆的璧、璋，或者说是三星堆的玉石文化特别浑厚博大，特别具有震撼力的谜底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