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3年来眼花缭乱的变化，门卫卡萨姆以自我否定带来了新的确定，“上次我错了，这次一定对了”。而穆萨这样老到的政治家，却能以完美的逻辑解释清“上次我并没有错，这次也还是对了”。
关于第一次选举失败，他说：“我并不悲伤，也不惊讶。穆斯林兄弟会胜出是好事，给他们机会执政，结果失败了，这对埃及、对整个中东都是好的教训。”关于三年动荡，他说：“是的，两边都死了一些人，但是还在可控范围内，没有内战。”他非常小心地使用“死了一些人”，强调“两边”，只有说到西奈半岛局势时，他才纠正我的中性用词——“欠缺安全”：“不，我们正在打击恐怖主义。”
用高超的语言解释突如其来的事情，以灵活的身段拥抱新的变化，3年前的穆萨亦是如此。当时他特别推崇年轻人的作用，早早跟青年代表见面，而且在那次会面中宣布了自己参选下任总统的意愿。穆巴拉克倒台之后一个星期，穆萨开通“官方脸书”，第一条内容就是跟青年会面的现场录像。“记得在脸书上加我！”3年前采访结尾他这样说。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的运动被昵称为“脸书革命”，因为很多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来，了解到哪里集会，哪里需要送水和食物，哪里需要志愿者维持秩序。
3年后，我告诉穆萨，年轻人没有积极参加新一轮总统选举，很多人对重回军人统治感到失望。这是我的采访所得，也是广为报道的现象。但穆萨断然否认：“不，也许你问的青年是那样说——谁都有表达的权利，可是还有很多人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投票踊跃。”
前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埃及人巴拉迪[6]是穆萨的亲戚，两人也都是国际知名的政治精英。他们嗅觉极其灵敏，在2011年革命爆发前一年，就邀请埃及各派（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商讨新的选举法，防止穆巴拉克传位给儿子。
“我闻到了，风雨欲来。”2011年穆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最近5年，每个人都感到埃及政坛气氛怪异，有些东西不太对劲。”
巴拉迪在2011年1月“倒穆”抗议刚开始的时候，由国外返回埃及，投身广场。秘书说他“一个不大会用电脑的人，忽然孜孜不倦学习如何使用脸书、推特和YouTube”。
但是过往3年里，巴拉迪和穆萨不但没能“主导”形势，反而变成了两大传统势力穆斯林兄弟会和军方之外看似无关紧要的前朝政客。穆斯林兄弟会不能接纳世俗政客，而巴拉迪和穆萨也处处抵制宗教政党。当我追问第一次参选失利的原因时，穆萨说是穆斯林兄弟会“极力诋毁其他候选人的声誉”。那时有报道指他“酗酒，生活方式极端西化”。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克尼克（Adam Michnik）说过，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为了自由，第二为了权力。第一阶段焕发出人性最好最纯洁的一面，第二阶段却释放出坏的一面。
穆萨与巴拉迪决定站在最具实力的军人一边。公开报道中说，清洗穆斯林兄弟会之前，两人曾与塞西会面，支持赶走穆尔西。后来穆萨带头起草的宪法中，也规定将来所有政党不得以“宗教”为立党根本，而是要提出具体治国方案，誓把埃及从“政教合一”的倾向中扳回世俗统治的传统。
但没想到的是，军方机器开动起来后，死伤远超预期。刚刚当了一个月副总统的巴拉迪，不想为这血腥清洗背黑锅，提出辞职。他暗示自己曾经建议和平解决，但事与愿违：“我无法继续为自己不同意的决定和令人恐惧的后果承担责任。在真主面前，我无法为任何一滴血辩解……”巴拉迪回到了维也纳的家，但穆萨留了下来。要不要跟旧势力合作，尤其是当它恶的一面显露后，对有些人来说是个道义选择，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是达至目的的必经之路。
我问他有没有投票。“当然，我投给了塞西将军。”投票给谁，于穆萨不是隐私，即便塞西特意脱下军装，穆萨也没来得及改口，还是称他为“将军”。问起对塞西的印象，他的语言更加高明：“我对他的印象，足以让我投下这一票。”外界对埃及新强人相当陌生，西班牙记者一再追问后，穆萨才奉上一串褒义词：寡言而有决断力，21世纪理念治国。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对我提到年轻人不满军人执政反应那么强烈。
3年前见到穆萨，是在气派堂皇的阿盟总部。修剪整齐的黄杨树，直通铺满大理石的厅堂。我们说话的时候似乎还有阵阵回声。现在的穆萨办公室，在一栋居民楼里，据说也是一家公关公司。
他和巴拉迪一样，人脉广泛，富有经验，但不掌握权势。他们很快发现，新生力量靠不住——街头青年没有权势，更缺乏耐心。他们最后一次与街头力量结盟，是用来抗议穆尔西执政。而真正要铲除某些势力，还是得拉上军队。老政客早就嗅到了风雨欲来，但要在风云变幻中掌握主动，必须依附权势。
门卫卡萨姆的每一次选择都让自己后悔，但对眼皮子底下的局势却无比确定。而穆萨的确定感虽然在他的言语中，却未必在心间。毫无政治经验的军人治国，一切会顺利吗？
如何评价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穆萨说：“我们不能把一个人逼到墙角，玩命向他开火。肯定的是，穆巴拉克曾经带来和平与稳定，所以，我认为全体埃及人应该理解什么出了错，什么时候开始错的。”
“革命过后，这个国家没有变的是‘官僚’，是糟糕的管治。”穆萨认为这是埃及未来最大的障碍。“那不正需要您这样有经验的人吗？”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在塞西新政府里谋个职位，再出江湖。“别担心，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他反应迅速，头脑清醒。据说穆萨担任埃及外长的时候，因为人气太高，惹穆巴拉克不高兴，被调去了阿拉伯联盟。2012年选举中，穆萨的选举标志是“太阳”，而2014年塞西的选举标志是“星星”。穆萨应该非常清楚如何隐藏自己的光芒了。
尽管表现谦逊，但穆萨显然不打算退休。小小的办公室里坐着七八个秘书，其中一个女孩大概是新来的，一边听采访，一边记笔记，有人还在她旁边不断小声指点。
问答完毕，穆萨立刻熟练地拔掉麦克风。离开时，我问：“私下说，你会加入塞西政府吗？”
他不假思索：“私下说，我真的不知道。”
滋味
一
杜哈逛遍开罗各大商场，犹豫着要不要买下那条标价3000埃镑的鲜黄色礼服裙。学校舞会在即，除了裙子，还有别的决定要做：“两个我中意的男孩都会来，我还没想好跟谁一起去。”
杜哈是我回访对象中最年轻的。2011年我们遇见时，她才18岁。我得允许她先聊聊“裙子”“男孩子”。“价格有点贵，不过我妈说，实在喜欢的话，3000就3000吧。”“3000埃镑”相当于2600多元人民币，在埃及，差不多是一个农民半年的收入。
杜哈父母是常驻巴黎的埃及外交官，在花销方面对留在开罗的独生女格外优待。2011年的革命冲击了埃及各个部门，但外交官队伍倒相对稳定，杜哈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决定把她从“裙子”话题拉回到3年前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是穆巴拉克被解职后第二天一早，解放广场上忙碌而欢愉，有人移除路障，有人冲刷标语——“穆巴拉克下台”一夜之间过时了。一家叫“古尔马特”的食品公司的职员们由总裁带领，全体出来扫街。“今天我们都是志愿者，”总裁艾玛吉德·苏尔坦豪情万丈，“各国游客一定都想来看看解放广场发生了什么，所以要马上清理干净。”
一个肤色黝黑、穿传统织布长袍的人，坐了13个小时火车，从南部赶到首都，就为了看看“年轻人干得怎么样”。他竖起大拇指：“干得真不错！”
一群年轻面孔中，我注意到杜哈·纳佳，拿扫把的手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这个姑娘脸庞瘦长，一头蓬松的黑色卷发。她在比利时当了一年交换生，半年多前才回到埃及。“朋友们都说，你应该想办法留在国外，那里的生活更好。但是我爱自己的国家，我想看到有一天埃及比外国更好。”杜哈说起话来有点害羞，不直视镜头。看到脸书上的召集令，她就和同学一起来了。
她说自己不算“百分百革命人”，只来过一两次。父母当时还在埃及，严令她不许出门，她是偷偷溜出来的。“谁都没想到30年的总统就这样走了。”杜哈出生以来，都在穆巴拉克统治下度过，父母也一直为这个政权服务，“突尼斯革命发生的时候，我想埃及什么时候会改变，大概还要等上100年吧，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可改变到来的时候，她才18岁。“选新总统的时候，我刚好够投票年龄！”杜哈提醒我。埃及宪法设定获得选举权的年纪为18岁，代表这个年龄的人对政治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思考。当时杜哈的心情有些矛盾，或许透露了政治上的早熟：“我也有点担心，我们没有总统了，虽然军队可以控制局面，但我并不认为一国总统以这种方式下台是好事。”
与更换领导人相比，她更关心人的改变。“从前埃及人非常恐惧，不敢说话，我从比利时回来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问题，但就是不说。现在大家真的勇敢了，没有人再敢夺走他们的权利了。”
不远处，几个青年正蹲在地上刷斑马线。杜哈看着他们说：“还有，埃及人不能再乱穿马路了，不能再随手乱扔垃圾了——他们真的乱扔！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观念革命。”
关掉麦克风之后，她跟我聊起在比利时的经历。那里的生活更自由，乐趣更多，但让她不舒服的是，欧洲人一听说她是穆斯林，便充满好奇，“我想那里面有一点点贬义”。
不知道这个原因跟她决心回国有没有关系。但回到埃及，本不是她最理想的学业选择。杜哈喜欢化学，尤其是制药化学，“我想做居里夫人，但埃及居然没有制药专业！你什么时候听过埃及出科学家？只有在其他国家从事研究的埃及裔科学家，我们国家非常不重视科学！”最后顺着父母的意思，她折中报考了艾因·夏姆斯大学的药剂师专业。她向我解释二者的差别，制药专家的舞台在实验室，药剂师在诊所、药房工作。
3年后我们见面时，杜哈迟到将近一小时。她和五六个女生一起进来后，抱歉说考试安排出了点问题，所以延误了。我和她在一间自助餐厅坐下，她挥挥手叫那些女孩都走开。一个戴头巾的女孩问了她一句什么，杜哈两手摊在桌子上，做了个“我就待在这里”的动作。
唠叨完裙子，我问起她这几年的经历。3年来，我和她在社交媒体上偶有联系，却遗漏了她最重要的一个转变：那个害羞的女孩一度成为政治领袖。“向真主发誓，”杜哈瞪圆了眼睛，“我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街头革命在校园里催生了民主选举。杜哈试着参加了学生政治部发言人的竞选。她有点羞涩，但言谈流利。“我站在台上，面对几千人讲话。起先有点紧张，后来越来越兴奋，那么多人一起听你讲话，那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当选之后，这位学生发言人马上接到了电视台的邀请。“那时我太傻了，主持人问什么我都老老实实回答。”她在电视上承认学生中有人吸毒，结果回学校后遭到恶言攻击。但她很快证明自己的强悍与聪明，学会了怎么跟媒体周旋：“特别简单，不管主持人问什么，你说自己想说的！”
杜哈成了学校里的明星。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出她，总有人聚在她身边。随着人脉扩大，她发现只要她肯帮忙，总能解决其他人的问题或联络到能够解决的人，“真的，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除了阿拉伯语，杜哈还会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她把发言人工作扩大到对外交流上，促成一个国际机构来学校免费培训，又说服了约旦一所学校接受艾因·夏姆斯大学学生交换。“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她强调。
我问她为什么社交媒体上不见她提起自己的发言人角色。她笑了，原来是怕父母知道，“要是看到我出现在埃及电视上，他们会犯心脏病的。”家里禁止杜哈参与政治。
眼下杜哈年满21岁，到了法定参选地方议会的年龄。“如果我想参选，也许并不难，但是我放弃政治了。”
听她的经历好似坐过山车，我还没从忽然攀上高峰反应过来，就已经陡然跌落到消极避世的环节中。
当她手中有了“解决别人问题”的权力，也会成为攻击的对象。“人可以变得非常可怕。”她摇着头，一连说了好几个“可怕”，“他们拆你的台，污蔑你，有些人阳奉阴违，渐渐地，我没朋友了。本来挺好的几个朋友，都退出了学生会。最后我也退出了。现在，我只对狗有兴趣，帮助了一些流浪狗。”这倒是跟美国总统心有灵犀——杜鲁门说过，想在华盛顿找个朋友，最好养条狗。
一年多前，杜哈在社交媒体上还给我发过链接，叫我看警察街头施暴的视频。那天她叫上同学到解放广场抗议，心中悲愤。对话结尾，她敲进来的句子是：“我发誓，你会见到的。埃及人会实现民主，公平选出总统。”
然而，政治终于令她失望：“你为人们做了那么多，到头来，你发现那些人不值得你服务。”比如，学校里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他们原本不敢公开表达意见，现在——“去查查他们的论坛留言，那就是恐怖分子言论，动不动要搞爆炸，萨达特（前埃及总统）犯了错误，释放他们，我要是总统，统统关起来一个都别想离开！”她几乎要拍桌子，那个政治部发言人瞬间复活。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相比，她的肢体语言幅度更大了。
不管怎么说，杜哈承认自己是幸运的。如果穆巴拉克不走，她不会对“死气沉沉的政治”感兴趣，也就不会发现自己的潜能。尽管一年多的民主政治经历，于她像是囫囵吞了盛宴，有点消化不良，但“至少，我现在知道自己有能力做很多事情”。坐下来时，我看到她与其他女生的互动，察觉到这个姑娘已经变得十分自信，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高傲。她打算本科毕业后，到欧洲念最喜欢的制药专业硕士。“还有，我对国际关系和政治也感兴趣，也许两个专业都会念。”
吃完饭，杜哈掏出手机推给我看，神情忽又变成一个小女孩，暧昧地笑着，让我比较那两个中意的男生。“我更喜欢这个，但他是个基督徒。”我认真看了，两个男生长得挺像。在埃及，不同宗教间通婚是可行的，通常的做法是其中一方改信伊斯兰教。
走出餐厅，杜哈要去商场礼拜室祷告。在此之前，她必须去洗手间仔细清洁身体。她请我帮她拿一下包，然后想起了什么——下午的考试对她并不难，难题是包里放着一盒从法国捎来的巧克力，不知该给那位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男孩。
二
每次在外采访，我都找机会接触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对异域文化的观察最直接生动，在新鲜陌生的世界里，他们身上的“中国”也更加清晰。10多年前，我自己就是埃及开罗大学留学生，2011年那次没来得及故地重游，这次一定要了结心愿。经朋友介绍，一名正在开大念文学硕士的中国女孩愿意用她的学生证领我进去。
站在校门外等小月时，思绪万千。昔我往矣，今我来寻。24岁，埃及是我去到的第一个“外国”。阿拉伯语从书本里走出来，7000年金字塔触手可及。最大的转变是，你成了“外国人”，走到哪里都遭人围观，小孩子涌上来摸你黑而直的头发。与当地人交谈，他们对中国的种种幻想或是误解，最终都会变成你完善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在埃及遇见了西方。埃及见闻中随便扯出一个线头，都能牵引西风东渐的往事。法老墓上的象形文字，今人能够读懂，全因入侵埃及的法国士兵无意中发现的罗塞塔碑。这块黑岩石上镌刻3种文字，失传千年的象形文字忽然找到注解。开罗最精美的老房子里，阳光透过细密繁复的木窗棂，阴影铺满素雅匀称的马赛克地砖。可它是一个英国人的故居，埃及国王还封他为“帕夏”（总督）。市中心有个“美国大学”，再一查，在黎巴嫩和海湾也有分校，原来是一段美国基督教传教史。更不用说我念的新闻系，落笔句子常常是“美国国务卿就中东局势发表谈话”，“欧盟检讨中东移民问题”……要理解中东，不可能不追溯到“西方”这把钥匙。
自1798年拿破仑在埃及登陆以来，欧美影响像一把利刃，不断地塑造着中东，打磨出一个现代社会的模样，但也留下不少硬伤（如殖民者不合理的边界划分），更不用说挥之不去的心灵创痛。至今萦绕于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人心间的问题还是，一种曾经灿烂的文明如何面对强盛的西方？
公元8世纪至13世纪，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期，科学技术领先，文学艺术兴旺。阿拉伯语翻译的古希腊经典，为欧洲文艺复兴保留了火种。十字军东征，劫掠回去的是东方进步的文明成果。但那以后，伊斯兰文明不断遭遇挫败：先是蒙古铁骑、英法殖民者，后来能源的发现把美国引入中东，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对峙，后来以色列的嵌入，最终造成阿拉伯人最羞辱的战败记忆和至今无法平息的冲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曾经维系了一段时期的荣光，但后来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崩离析。
中东对美国和欧洲的意义是不同的。即便没有石油，欧洲与中东相近的地缘，也注定了两种文明与生俱来的相抵相融。拿破仑的军队很快撤走了，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ol Ali）却深受震撼，派人到巴黎考察学习，带回来一系列社会改革，影响到奥斯曼帝国各个属地。埃及率先在1875年仿效英法，制定宪法成立议会。比起政治变迁的粗犷线条，不同人群间生活方式的影响绵密无声。阿里改革促使阿拉伯知识分子借西风振兴文化，人们的穿着、生活态度乃至语言都出现了变化。[7]到了21世纪，现代通讯和交通更令世界各地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埃及人爱看好莱坞电影、土耳其电视剧，上层精英们更加频繁地往返欧洲。社交网络上，人们零距离对照彼此的生活。
几百年来，各种“主义”试图为伊斯兰文明复兴找到一条出路。但2011年发生的变革，却没有意识形态主宰。它也不像是关于“哪一种制度更适合”的严密论证，而是一声朴素的生活要求：“别人有的，我也要——自由、公正、尊严。”
正想着，小月在天桥上出现了。我远远就认出那是个中国人：轻盈瘦颀，长的上衣和几乎盖住脚踝的白裙子，一路飘过来。“我在国内不会这么穿，和埃及人一起上课，穿太短他们会不高兴。”她清秀伶俐，笑容热情。
跟我当年一样，小月24岁来到埃及。可是2013年年初至今经历的，正是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矛盾加剧、暴力频仍的时期。她住所楼下就是地铁站，坐一站到学校，十分方便。但是半年前，一天早上7点，还在睡觉的她听到了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就像很强的风使劲从外面吹阳台门玻璃，玻璃要碎了一样。”地铁站里一枚炸弹爆炸，5人受伤，大部分是巡逻的警察。
小月很快见惯了周围各种游行，就连家门口的爆炸，也没有深究凶手是谁。“这种事情我们默认是穆斯林兄弟会做的了。”除了人身安全外，诸多不便开始渗透到她的日常生活中：去超市买东西，钞票被拒收，因为上面写了一句反政府口号；基础设施受到严重影响，停电停水随时发生……
我们打算从离天桥最近的大学侧门进去，但十几个人堵在门口，校卫不放行。小月举着学生证，用阿拉伯语说：“我是这里学生，要去系里找教授。”还是不让。尝试另一个侧门，同样不灵。她担心可能是学校里出了什么事，但现在正是暑假，应该没什么人。“封锁校门是常有的事，没人向你解释。”
开罗大学早就不是象牙塔，小月的课程多次被校园里的催泪弹、水枪打断。去教室的路上，常常站着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开罗大学之所以那么乱，是因为学生往往是集会游行主力，而且他们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支持者众多。
埃及普及大学教育，招生对象广泛。我当年的同学中有精英阶层后代，也有偏远农村的孩子。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就曾是开罗大学的学生，由于这个组织向穷人施惠，所以在贫困青年和理想主义者中很受欢迎。巧合的是，过去3年革命中，世俗反对派领导人、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以及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总统穆尔西都是开大毕业生，但两个人主张迥异，水火不容。
终于有个小门不设防，我们跟着人群进去了。记忆中碎片般的影像渐渐拼凑，却终究有些生疏了。最陌生的是校园里满墙涂鸦，看得人头晕目眩：“刽子手！”“杀人犯！”“CC蠢货！”“我们学校怎么那么多穆斯林兄弟会的人呢？”小月又指着墙上的“CC”问我：“学姐，这是谁呀？”“就是你们的新总统塞西啊！他原来是国防部长，镇压了穆斯林兄弟会……”小月恍然大悟。她在官方报纸上看到过塞西全名，“CC”是其姓氏的民间简写，但她没想到校园里密布的咒骂指的是同一个人。
不知道小月如何理解埃及这3年来的曲折变化。我小心翼翼问到“民主”——在某些语境下，这个词已经太多歧义，甚至污名化。我不想提起它，但有时似乎只有它能探知一个人在系统思考之后的总括。
小月的回答文采飞扬。她形容埃及人的民主追求：“意淫！”
“为什么呢？”
“学生们游行根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凑热闹走过场，找个借口不用上课罢了。”
“你跟他们聊过吗？”我想起她对“CC”的困惑。
“一开始我问过他们为什么游行，他们只能回答我喜欢谁不喜欢谁，说具体点就不行了，语焉不详，后来我就不问了，他们说了也跟没说一样。”
小月忙于课业，跟班上埃及同学关系良好，但没什么时间深交。硕士生各忙各的，也不大在校园里久留。据她观察，平时聚在学校里的大多是本科生，下课就没事做，闲坐聊天，或是“一个破易拉罐，踩瘪了踢一下午”。有时小月晚上去听课，离开时天都黑透了，那些学生还没走，直到校警吹哨子赶人。“游行能解决什么呢，他们就是没事干！”
埃及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这也支持了她的看法。除了文学专业课，小月希望选修“希腊哲学”，但大部分埃及学生畏难，最后因报名人数不足3人而取消。有次期末考试，考题跟老师之前讲的稍有变化，埃及女生居然当堂大哭起来。“我就想，抓紧时间能答多少答多少呀！”一个中国学生的阿拉伯文学课要比本地优秀学生考得好很难，但小月的英语、计算机等科目，考分一直比大部分阿拉伯学生高。
最陌生的是校园里满墙涂鸦，看得人头晕目眩：“刽子手！”“杀人犯！”“CC蠢货！”
小月的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她喜欢阿拉伯古代诗歌，“阿拉伯现代文学中有出色的小说，但文学理论引的都是西方那一套”。她最爱的还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中国和阿拉伯文学在题材、类型上差距很大，相互翻译的作品又很少，研究者常常需要找英文译本当“第三方”。如果找不到英文译本，还想做比较，理论上来说，就得自己动手把整个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所以，中国学生图省事，最后大多改写文本分析，也就是单向解析某个作品的特征。我另一个曾经在埃及学习中国与阿拉伯比较文学的朋友曾沮丧地说：“学了半天，发现二者不具备可比性……”
小月常用中国网络流行语“奇葩”“醉了”来形容埃及社会的种种奇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想起十几年前，那也是中国同学间的谈资。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是埃及学生远不如中国学生勤奋；最难理解的，是他们超越逻辑的乐观情绪。而遇到我们无法解释的行为，就归于“奇谈”，从中取乐一番。几个世纪前，阿拉伯旅行家也好搜集各地奇闻，以骇人耸动为要，解释原因反倒不是最重要的。至今我看到的中国有关中东的研究，在历史、政治、文化、宗教方面都卓有见解，但很少谈到人与人的接触、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相互理解。
我们在学校主道上走了一会儿，人影稀疏，流浪猫在脚边徘徊，看不出有什么缘由要封锁校门。我想起包里有香港带来的牛肉干，就拿出来一起吃。食品总是中国留学生最好的慰藉。
我问小月，是不是在埃及的见闻影响了她对民主的看法。她想了想，放慢语速说，其实出国前，信息的获取对她早已不成问题。她喜欢韩国明星，为了追韩星的脸书，开始用一款翻墙软件，而那软件一打开，主页是中文新闻。“当然啦，中国有很多问题，我也恨腐败，但是，你硬要搞西方那种民主的话，就像埃及，你看看乱成什么样子。年轻人成天游行，荒废学业。”
后来我发现她在自己的微信上，留下一段宣言，更准确地解释了她的想法：“作为一个非党员，连团都没入过，我觉得我果然还是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西方那些民主专制的说法不过是欲加之罪罢了。任何权力的集中都会存在专制，绝对的民主是不存在的，民主也不是万金油。再如何民主，统治阶级也不会消失。过好日子是真的，民主能当饭吃吗？民不民主还不是政客一张嘴？国家如果有问题，要承认、要正视，而不是一味不分青红皂白否定批评。往死里诋毁你的国家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无法对一个家门口有炸弹的人讲“民主是个好东西”。无结果的游行、高压水枪下的停课、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这些对小月来说都是活生生的。她饮的这一瓢“民主的滋味”，是危险的、无用的。也许我可以说，那是因为小月没见过2011年的解放广场，没有跟那时候的埃及人聊过。但即便能够，答案会不同吗？3年来，埃及人共同经历的是梦的破碎。一些人的生活跟着破碎，她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哀叹。
三
然而，埃及革命是一个关于“杯子半满还是半空”的故事。在回访的那些人身上，我看到3年前的共同追求不可能不留下印记。比小月年轻4岁的杜哈，天分与才能在国家转变中闪亮出来，她厌倦政治，却没有意识到正是政治释放了自己：她不再担心去欧洲，不再听命于父母，年轻的心开始高飞。
卡塞姆眼里无畏的光芒熄灭了，但家里的政治讨论还会继续下去。练达的政治家穆萨，在每一个转折关头从容应付，但他体会到埃及已经变得谁也无法单独掌控。阿巴斯与瓦利德付出了汗水、泪水和鲜血，但谁都无法指责他们后来为了保全自己做出的选择。2011年彻底改写了他们的人生，而我隐约感到，那只是他们政治生涯的开篇。革命后极少数的受益者，如中东通讯社总编海达尔，聪明地指出，崇尚民意比幸运更重要。而任何地方都有那么一些记者，像福里和梅耶达那样，他们无法坐在办公室，老于世故地预测历史循环，他们必须走去现场，走进每一个细节。他们的使命感，并没有因时间和境遇改变。
还有那些自视为“革命主力”的中产者。革命因果南辕北辙，他们本可以彻底归隐到物质生活中去，但每一个人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寻求新的力量源泉。萨拉希望“20年后，曾经为革命付出代价的人，可以从体制内部改变”，效仿欧洲“六八一代”——20世纪60年代欧洲左派学生运动，喊着“Marching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进入体制内部寻求改变），20年后重写欧洲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但是“六八一代”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助力是“二战”后欧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埃及，如果变革的愿望是翅膀，那么下面还没有劲风吹拂，社会经济条件、权力结构，也都没有准备好迎接实质改变。尽管如此，艾哈迈德、萨拉、鲁特菲，他们心里的希望都不肯死去。
每一瓢革命的滋味，冷暖自知。而每一种滋味都是真实的。当我怀疑小月看到的并非全貌，那么我写的这些人身上，又能不能勾画出变革的脉络？3年时间，又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丈量？
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忘记那场革命，哪怕它凝成了疮疤。变革的冲击太过猛烈，唤醒了无数心灵。
遇到杜哈的那一天，我的摄影师，一个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激动地说：“看见年轻人主动出来清扫，我感到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在埃及的日子里，他忽然向我问起很多关于中东的问题。
3年过去，我看见每一个人仍在为突如其来的变化寻求解释，解释自己的境遇。当人开始寻觅答案，他已经变得不同。
尽管2011年促使变革发生的手段之一的通讯科技来自西方，但那影响是间接的。从突尼斯示威开始，西方政府反应迟缓，法国内政部曾经通知后来被赶跑的本·阿里，愿意调遣警察平息。驻扎着美军第五舰队的巴林应声而起，令美国在现实利益与民主原则间进退两难。西方第一次在中东的变化中失去主动。为了挽回主动，才有了后来的陈兵利比亚。转到叙利亚这一站，又变质成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利益较量。
以3年时间回溯，2011年革命，对于埃及社会面貌的影响，无法跟过去200多年西方的直接干预相比。但它在人心里激起的情感是不同的，因为这一次，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自己。
[1]New Cairo，新开罗是位于开罗省东南方的一个城市。前述的纳赛尔城则位于开罗省东方。开罗省的首府为开罗市，即埃及首都。
[2]民族民主党由前任总统萨达特创立于1978年，萨达特死后由穆巴拉克领导，在2011年4月由埃及最高行政法院下令解散。
[3]美国脱口秀节目《每日秀》（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主持人，以讽刺新闻与政治人物闻名。
[4]Al-Azhar Mosque，爱资哈尔清真寺创建于公元970年，是开罗最古老的清真寺。与其相连的爱资哈尔大学是全世界最早的大学之一，也是当今阿拉伯文学与伊斯兰研究首屈一指的中心。
[5]法鲁克王朝于1805年由穆罕默德·阿里创建，因最后一任实际统治者为法鲁克一世而得名，但也称阿里王朝。在法鲁克一世统治时期，埃及民族主义分子对王室的积弱腐败、英国的侵占及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日渐不满，导致了1952年的革命。法鲁克一世被迫逊位，传位给他6个月大的儿子，政务实际由纳赛尔主理。1953年6月18日纳赛尔进而废除帝制，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结束150年的王朝统治。
[6]Mohamed El Baradei，2005年巴拉迪与国际原子能总会一起因为他们在防止核武器扩散上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7]穆罕默德·阿里是近代埃及最重要的现代化推手，并在1805年建立了阿里王朝，下辖埃及与苏丹，直到1952年被推翻。
0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现在就要”
20世纪初
迪拜成为当地最主要港口。
1929年
全球经济萧条，日本人工珍珠养殖兴起，迪拜的天然珍珠采集业崩溃。
1966年
迪拜发现石油，但储量远小于阿布扎比。
1971年
阿布扎比、迪拜、沙迦、阿治曼、富查伊拉、乌姆盖万6个酋长国摆脱英国统治独立，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次年，哈伊马角酋长国加入。
1979年
迪拜建成世界第一大人工深水港，成为中东最繁忙的港口。
1983年
迪拜国际机场开辟免税区。2012年成为全球以销售值计算的最大机场免税店。
1985年
阿联酋航空成立，迅速推广观光旅游。
1999年
迪拜标志性建筑阿拉伯之塔（俗称“帆船酒店”）落成开放。20世纪90年代，迪拜标新立异的建筑层出不穷。房地产业开始对非“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国民开放。
2006年
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马克图姆接任猝死的哥哥，出任迪拜酋长、阿联酋副总统、阿联酋总理。同年，成立国有投资机构“迪拜世界”。
2009年2月
阿布扎比央行购买迪拜所持的100亿美元债券，缓解迪拜资金流动性问题。
2009年11月
国有投资机构“迪拜世界”要求推迟还债，引起全球市场恐慌。阿布扎比出手100亿美元相助。
2010年1月
人类史上最高建筑“哈里法塔”在迪拜揭幕。
殿下的盛宴
世界第一高楼即将揭幕。直播画面中，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坐在前排，却看不出兴奋。按理说，没有什么比在自己执政4周年之际，对外宣布迪拜“仍然是第一”更加美妙了。
“286、287、289……”
表示楼高的数字不停在荧幕上翻滚。世界屏息以待，迪拜塔究竟有多高？
828米。
烟花骤起，喷泉狂舞。
但美国有线电视CNN的主播一时糊涂了，为什么直播画面上出现一个名字叫作“哈里法塔”？“迪拜塔到底有多高，当局似乎还没宣布，现在我们知道一座‘哈里法塔’的高度是828米……”
说阿拉伯语的世界却一下子明白了。“哈里法”取自阿布扎比酋长谢赫·哈里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Khalifa bin Zayed Al Nahyan）的名字。阿联酋由包括阿布扎比和迪拜在内的7个酋长国组成，迪拜的发展如火箭直上，与首都阿布扎比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
而这一夜，迪拜以鸟瞰世界的高度站起来时，额头却烙着阿布扎比的名字。穆罕默德殿下的心情，不难体会。
几个星期前，阿布扎比出手100亿美元，搭救迪拜无法按时还债的尴尬。迪拜塔在揭幕最后一刻改名，也是在向缺席盛典的阿布扎比王室致谢。
2009年年末的一场债务危机，迪拜险些从沙漠传奇变成随风飘散的蜃景。
一
“迪拜1号”、奔驰吉普G55的门关上，喧嚣突然隔绝。窗外人群涌过来，一层一层举着手机相机，闪光灯亮成一片。背影里，他笑声低沉。金色阿拉伯罩袍顺垂，白色头巾在额前叠成硬硬的尖角。
2008年，我两次到迪拜拍摄纪录片，第二次是以穆罕默德酋长本人为主角。酋长办公室通知，拍摄当天两个外景点之间的路程，我得离开摄制组，单独坐到酋长专车上与他见面，因为他希望在访谈前“了解采访者”。
吉普缓缓启动，一只枯瘦的手忽然猛拍车窗。酋长示意司机摇下玻璃。黑纱盖头的妇女，大声喊：“我们崇拜您！殿下，我们崇拜您！”
“哈哈。”酋长微微探头。
我从后座看着他的背影和狂喜的人群：“我想，您早就习惯了人们的敬意。”
酋长转身，直视我：“如你所知，获得成功，别人就尊重你。”
应酋长办公室要求，我事先传过去了自己的简历，列明曾经采访过的对象。据说酋长对我见过哈马斯的亚辛[1]、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很感兴趣。在车上，他并没有太多问及我的经历。正好，我可以更多了解他和迪拜，而不是相反。
酋长的媒体官员们负责制造“神秘”，事先警告此次拍摄来之不易，规矩很多。除了面对面的专访之外，外景拍摄中，我作为出镜记者，不准跟酋长讲话。但酋长总是展现“亲民”，主动走过来聊天，在车里交谈，也常常从前排侧身，好让我听清。甚至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在拍摄结束后，他本人还打电话来问候全组。
我们在不同地点偶遇的民众，都待他如明星。镜头中，酋长也总是停下来与民众握手、交谈，摸摸小孩子的头。酋长专车前后没有护卫，出行不需要封路。出租车跟“迪拜1号”并行，还超了酋长的车。
“是防弹车吗？”我奇怪酋长为什么不配保镖。“普通玻璃！”他伸手用指关节连敲几下车窗玻璃：“一次在商场里，有个老头看到我很惊奇，问：‘您的保镖在哪里？’我说，你看，这里所有的人，他们都是我的保镖。那些坐防弹车到处带保镖的人，我觉得那是活在监狱里，你必须和你的人民分享财富。”
迪拜王室的确在民间广受拥戴。从20世纪60年代第一笔石油收入入账，王室就聪明地与民众分享。今日迪拜，占总人口不到五分之一的本地人，不用交税，甚至不必工作——单从雇佣外国人的手续中就能获利。外国人在此经商同样免税。很多人相信，迪拜王室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创造了无数致富机会。
迪拜人工滑雪场的法国教练，盛赞酋长家族高瞻远瞩：“你看，沙特为什么没能产生奇迹？因为王室独占了所有财富……哦，我讲太多了……”他捂嘴。
跟这里的中国人交谈，发现他们大多喜欢迪拜，而吸引他们留下来的，首先是免税、物质丰富，其次是不谈政治。淑容结合中西医之长，在这里已行医9年。问她在迪拜找到了什么，答：“自由。”她的前半生在希腊和美国度过，这个回答令我疑惑：“美国和希腊没有自由吗？”“不一样，在美国，病人走进我的诊所，我都得考虑一下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话别说错了，而迪拜的政治气氛太弱了。”在她看来，远离政治，才是自由。另一名中国女士在这里找到了恋爱的自由。“如果我在北京，家里不会同意我嫁外国人。可是在这里，大家都是‘外国人’，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下，我找到了现在的爱人，他挺优秀的。”迪拜唯一令她不悦的，是这里虽然有严格的伊斯兰教规，但大批外国妓女的存在亦非秘密，以致中国良家女性走在街头，有时也会被人尾随追问“多少钱”。
二
2008年年初我去迪拜的时候，它正享受着世人景仰。巴掌大小的海岛，勇担无数“第一”：最昂贵的人工高尔夫球场，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岛，形似金字塔、泰姬陵的购物商城……奢华炫目的细节叫人目瞪口呆：贪婪与雄心，在这里得到赤裸裸的褒奖。穿梭城中，当地人总会给你指：看，那是在建的“迪拜塔”，将要成为人造世界的巅峰。网上聊天遇到一个在国内的朋友，得知我在迪拜，他敲出两个字：天堂，马上又加一行：富人的。
从令人炫目的建筑天际线收回视线，你也会发现迪拜并不富庶的一面。老城区破旧脏乱，外籍劳工开着“尼桑”堵在双向14车道的公路上。一名菲律宾女佣坚定摇头：“我不喜欢迪拜，不喜欢。”她们的工资每月不超过1000迪尔罕姆（大约2600元人民币），许多雇主私下与她们签订了比官方标准更低的雇佣协议，但仍然不断有人愿意到这个看似遍地机会的天堂打工。虽然新闻报道说，当地的斯里兰卡工人工作条件恶劣，自杀案例增多，但我遇到的一个斯里兰卡司机说，他庆幸有一份收入，下一代可以在这里受教育。灼热的建筑工地上，印度工人告诉我，他在迪拜月收入700迪尔罕姆（大约1820元人民币），比在老家多一点，在老家他根本找不到工作。
外国人在阿联酋都持短期签证，且必须依靠本地雇主的担保才能工作。也就是说，只要雇主不满意，你就得搭下一班飞机离开。虽然人权组织猛烈批评迪拜的外国劳工状况，甚至有人称它为“21世纪的理想生活形态，背后是由中世纪社会的运作模式在支撑”，但所有缺陷都抵不过络绎不绝的游客和接踵而起的高楼证明的硬道理：迪拜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