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医疗中心的撒尔帕·坦里，原籍土耳其，被派驻来迪拜工作。在全中东最大的医疗中心里，吹着冷气回答我关于迪拜外籍劳工的问题：“没有人强迫谁来迪拜。”
“可是你的选择比那些人多啊。”
“是的，可我还是说，没有人强迫你来，这不是迪拜的问题，这是全球化，是全世界的问题。”如果成了全世界的问题，它似乎就不是个问题了。
酋长本人的生活，未见得时刻奢华。四四方方的奔驰吉普车内，没有任何装饰。酋长用最普通的直板手机，插在塑料底座上。跟拍一整天，他到哪里都穿一双凉鞋。这与整个城市的风格和它崇尚的哲学极不相符。那些纸醉金迷的酒店，毫无节制的名牌购物商城被批评为“炫耀性消费的绿洲”，炫富多于实用。而酋长简朴的行头，反倒令人想起贝都因人最初的游牧生活。
迪拜的成功归于统治者，或许不无道理。马克图姆家族擅长打破陈规。他们发源于阿布扎比，跟当地统治家族闹翻之后，北上发展。阿拉伯半岛夹在欧亚非三洲之间，从几乎所有商业中心城市飞过来，都不需要转机。但是，当半岛各邦或依赖石油，或偏于保守时，迪拜却一步当先，用好了这份“地利”。这种“领先”精神，一半也是出于无奈。波斯湾沿岸多产石油，迪拜的石油开采为发展带来了“第一桶金”，可惜储量十分有限，到今天石油收入也只占到迪拜总收入的6%。另一项没落的传统产业，是珍珠采集。沿海渔村的天然珍珠出口生意，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遭受严重影响，但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日本人工珍珠养殖的兴起。石油枯竭，采珠业衰败，种种不利环境逼着迪拜另觅出路，而无法像邻近的沙特、伊朗、科威特那样，躺在能源上做“食利者”。
波斯湾沿岸港口众多，但迪拜的做法不同。从现任酋长的父亲拉希德殿下开始，迪拜海关就以放任进出口货物著称，甚至被传为“海盗避风港”。我们参观的“帆船酒店”（正式名称是“阿拉伯之塔”），也就是哈利法塔出现之前，迪拜最为人熟悉的地标。英国管家介绍，酒店可以用直升机接载贵客到酒店，房间里有一台每次换客人都换一个号码的传真机，确保隐私。我不由得想到，这真是个发笔横财隐姓埋名的好去处。
迪拜也得到天时。20世纪80年代，波斯湾几个邻国与迪拜发生争执，纷纷撤销航班以示为难。拉希德殿下干脆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也就是日后名声大振的阿联酋航空。成立不久，就迎来了全球观光业复兴——柏林墙倒塌，自由旅行成为时尚，曾经封闭的经济体涌入市场经济，尤其是东欧、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美国记者伊丽莎白·贝克（Elizabeth Becker）在著作中指出，阿联酋航空一早把握机会，大量取得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降落权，特别在只有小型航空公司的二三线城市，“当中产阶级开始搭乘阿联酋航空前往迪拜时，他们马上成了有利可图的市场”。在距离迪拜飞行4小时的范围内，阿联酋航空的市场是20亿人，七八小时范围内，住着40亿人。
迪拜还是区域政治版图上的中立地带。西亚北非的任何动荡，竟都能为迪拜带来新的旅行高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内战，乃至“阿拉伯之春”，一次次推动着逃难的商人、流亡的前统治者、改变休假行程的外国人挤爆迪拜的酒店，在战火边缘享极限之乐。2007年在巴格达，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的秘书曾恨恨地对我说：“迪拜算什么，过去20年我们遭了殃，他们才起来……”
房地产紧跟航空业的脚步，酒店、住宅、办公楼、购物中心，光怪陆离的摩天大楼，组成了迪拜的面孔。“建筑物越高，空间利用率越低，因为你必须装很多电梯，通常而言，25层以上就开始浪费空间了。”在中东工作多年的建筑师朋友说，“不过，迪拜建在沙漠里，土地便宜得多，他们不在乎用地，负担得起那么多高楼和宏大的建筑。”
除了空间资源丰富，迪拜负担得起狂飙突进的发展，还是因为“中央计划加自由市场”的混合经济体制。两大地产巨头由政府运作或控股，三大投资机构也都是国有企业。对这些企业有利的生意，马上会变成政府政策。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名义上奉行君主立宪制，但没有普遍投票或完整的民主选举。极少数迪拜公民可以参加阿联酋联邦选举委员会选举，候选人和选民都是酋长国殿下们挑选的。伊丽莎白·贝克认为，阿联酋王室或多或少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指派自己的顾问、议会及立法机关成员。这对法规能否通过具有实质影响力。这意味着，统治者不但可以随心支配国家收入，发展项目也不用担心有人抗议、诉讼或者否决。没有公民团体阻挠伤害环境的建设工程。世界上大多数国际机场都不接纳通宵客机，但迪拜机场不用担心它们抵达时持续的噪声。对于迅速扩容新航线等，其他政府也许需要权衡利弊，迪拜却可以马上点头。浪费能源也无人非议：沙漠里的高尔夫球场，每一棵树的淡水供应一年花费3000美元。这样的球场，迪拜有7个。在这里唯一发生过并取得成功的公民抗议，是当地动物保护团体营救豪华酒店水族箱里的濒危鱼类鲸鲨。
三
“布什来迪拜的时候，也坐在我车里，他跟我谈论民主。我告诉他，你来迪拜，我不能强迫你穿长袍，正如我去美国，你不能硬叫我穿西装。民主在不同的地方，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吉普继续前行，穆罕默德酋长说起几年前美国总统的访问。
“不靠民主，那么迪拜成功靠的是什么呢？”
“我说过，只有狮子领导绵羊，不能让绵羊领导狮子。要成功，必须有团队合作和……”我想起那正是酋长自传前言里的话，接了下文：“强势领导！”酋长竟大笑着转向后座，以阿拉伯人的方式与我击掌。
2008年时，59岁的穆罕默德殿下从他因心脏病猝死的哥哥手中接过王位才两年。但他对治理迪拜并不陌生，也有人说在过去10年中，他才是迪拜真正的设计者。他的父亲拉希德殿下，一早就把创立阿联酋航空的任务交给了穆罕默德。帆船酒店、棕榈岛等标志性工程也出自他的策划。“我们的领导人想法超前，我们必须追赶他的脚步。”采访迪拜官员的时候，每次都能听到类似评价。虽然不存在并行的监督机构，酋长也能够明察秋毫，纠正体制内的错误。2001年起，穆罕默德宣布对贪腐“零宽容”，揪出一串收受利益的高层官员，还不寻常地在媒体上曝光，警示遍布皇亲国戚的官员体系。
当地人爱说，穆罕默德殿下长着沙漠飞鹰一样的眼睛，“能看穿你在想什么”。可是，在上一个拍摄点，在迪拜媒体城的开幕式上，我却见他顺手拉起一个献花小男孩稚嫩的手，玩一样放在按钮上，启动了阿语世界最重要的电视台的5周年庆祝仪式。我看到这眼睛里，更有一份志得意满——他不需要看穿什么人，“成功”的迪拜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恰恰相反，它要挑战众人的成见。别人以为它的成功是走运，但迪拜的统治者相信，是他们从政治制度到经济运行都“做对了”。
“位置、位置、位置”，通常被认为是地产业的魔咒。拥有良好位置的迪拜，念叨的却是“信心、信心、信心”。他们要让投资者相信迪拜的未来。“对于商业投资而言，民主不民主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政治稳定、法律公正，比周边其他地方更具经济潜力。”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外国公司代表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迪拜需要塑造一个令人信服的君主形象、一个持续增长的城市形象。”
没有反对声音，迪拜的形象工程不必计较经济账。20世纪90年代，帆船酒店建造的初衷，是不惜把迪拜“标在地图上”：世界最高最豪华的酒店，号称“七星”。酒店所属卓美亚集团执行总裁杰拉德·劳勒斯（Geralel Lawless）说它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帆船”的造价却从不公开，盈利情况也不向市场公布。竣工之后不消几年，它就被同在迪拜的另一座豪华酒店以8米之高超越了。这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迪拜是每天更新高度的城市。
“殿下，迪拜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最高、最大、最昂贵……而且不断保持‘之最’？”
“因为没人记得住第二，迪拜只能做第一。”
“可是，为什么非要争第一？”
“Why not？”
专访在酋长办公室进行，每一条问答，酋长都有他的标准答案，有时听上去跟之前接受美国CBS电视台的采访并无二致。“why not？”已经变成了迪拜大臣们对付外国媒体的口头禅。
采访的所有问题，必须事先以书面形式提交，经酋长办公室公关团队审核。同我们打交道的两名公关都不是当地人——一个是南非男人，系着猎豹图案领带；一个是加拿大女人，不断提到自己对咖啡因过敏。领导整个媒体团队的国务委员，是个20岁出头的迪拜姑娘，只出现过一次。
听说围绕在酋长身边的“智囊”几乎全部是西方人。长袍主人说“我要”，打领带的就付诸实施。反过来，谋士们也常常鼓励酋长冒险，把迪拜当作试验场。
“哦，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能问……”两名公关在我的问题单上画叉，逐字逐句，确保没有负面或者挑衅的信息，“美国CBS电视台对酋长的访问，前期联络工作做了3年！台长亲自飞过来，一个一个问题核对，最后也只访了五六分钟，而你们3天之内就获得了采访，已经很幸运了。”
迪拜方面同意这次采访的关键，是不久之后身为阿联酋副总统、迪拜酋长的穆罕默德殿下将正式访问中国。说穿了，媒体希望能够挖掘多一点信息，而酋长的人则希望向中国市场做一次有效宣传。
迪拜疯狂的建筑，倒影在一个佛像店橱窗上。我想起“应无所住”4个字。
“我曾经去过中国，这次我想去看看中国的变化，从中学习，中国和阿联酋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伟大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穆罕默德殿下忽然想起了什么，身体微微前倾，“时至今日，我觉得两国的领导方式十分相似，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人民。”
专访进行时，年轻的国务委员就站在斜对面，眼珠直勾勾地盯着我：不准问出格的问题，不准超过时间。10分钟到，她点头示意。我转向酋长：“感谢您接受访问……”
“不，别理会他们，告诉我，你单子上还剩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他劫持了我跟国务委员之间的眼神。公关团队努力塑造领袖形象，而强势领导本人，不时突破限制展现个性。此前另一段车程中，加拿大女人提示我应该回到摄制组车上，可酋长却发怒似的狂按吉普车喇叭，招呼我到“迪拜1号”上继续聊天。记者当然乐见这样戏剧性的场面，加拿大女人事后却在我耳边嘀咕：“他做好人，我们做坏人。”
专访尾声，既然酋长不在乎提问限制，我就放下问题清单：“所有‘第一’终有被超越的一天，这样的较量有没有尽头？比如阿布扎比新建的酒店，规模已经超过了‘阿拉伯之塔’……”
酋长脸色一沉：“如果是这样，那我就盖个更大更高的。”
他起身离开，金黄色罩袍消失在门后的一刻，加拿大女人恶鹰般扑过来，把录影带上最后这段问答抹得干干净净。“还要打上彩条，彻底覆盖。”南非人扔下一句。
迪拜酋长必须是永远正确的君主。迪拜必须是永不止歇的神话。它用“发展、发展、发展”，把所有问题和风险抛在身后。
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在建设过程中，曾数度停工，等待世界上在建的其他工程，首先公开它们的身高，又不断修改图纸，追加高度，确保它是“建筑之巅”。就连施工方都抱怨，没人知道最后到底要建多高，只是不断往上盖。而其中一次停工的原因是，承包商破产了。为了抢到“世界第一”的订单，承包商无限压低价格，最终伤不起了。
四
快一星期了。就在人们以为金融危机的飓风已经远去、晴天不远之时，2009年11月26日，迪拜国有投资机构“迪拜世界”却宣布要求延迟还债，给人们当头来了一棒。而发布消息的时间似乎也经过精心选择，宗教节日连着公众假期，谁也找不到谁。
“迪拜世界”负责酋长国在全球的投资，穆罕默德酋长本人是最大的股东。庞大的投资航母突然搁浅，牵连多家银行巨头。恐慌，以光速横扫市场。
酋长手机无人接听。
“迪拜世界”总裁无人接听。秘书无人接听。
全球股市下跌。
2008年金融风暴伊始，造价15亿美元的迪拜亚特兰蒂斯酒店正式开张。全世界在风暴面前低头，亚特兰蒂斯的开幕典礼却迎风直上，砸下2000万美元。“伴随璀璨烟花的是全球经济萎靡，迪拜过度举债的产业正在崩溃，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美国《新闻周刊》发出警告。
然而，殿下的盛宴不能终了，必须不停证明我们更大了、更高了，不动产仍然安全，仍然潜力无穷，才能吸引追随者投资者。“滚雪球”般的发展，无法停止，无法回头。于是有了828米，一座信心图腾。尽管最后一刻的改名，令人读出耻辱柱的意象。
2009年12月1日下午，穆罕默德酋长终于露面，称国际市场误解了“迪拜世界”的债务危机，国际投资者“并不了解任何情况”。电视画面上，他没有笑容，没有多余的表情。
哈里法塔50公里外，原本计划再竖起一座千米大厦，刷新“第一”纪录，终因债务风波而搁置。
在迪拜风头无两的日子里，心情最复杂的，莫过于阿拉伯半岛的近邻们。眼看迪拜起高楼，眼看迪拜宴宾客。
迪拜并非特例，它的模式非常容易复制。半岛上有的是沙漠和君主制，还有全球化输入的廉价外来劳动力。但是，迪拜也展示了一种风险：明智的君主，精英的团队，未必每次都能做出最有利的决定。
从来都是新锐前卫的迪拜人，向谨慎保守的阿布扎比说教：嘿，看我们怎么做。现在，是不是轮到保守的阿布扎比回嘴：还是我们这样更稳妥？
不，对倒发生了。迪拜暂时黯然，阿布扎比腋下生风。它兴建比阿拉伯之塔更加奢华的“八星级酒店”；世界第一高塔刚刚改名，阿布扎比便昂起“首都之门”，形似鲤鱼尾的世界第一斜塔——以建筑打造城市形象，以各种“第一”把自己“标注在地图上”。这不正是迪拜“梦开始的地方”吗？
科威特宣布建造一座1001米的高楼。
沙特在建的“王国塔”高1600米。
卡塔尔迅速壮大自己的航空公司。
迪拜“成功”的影子里，他们亦步亦趋。半岛上石油收入充盈的国家，也意识到天然资源并非永续，新能源革命迟早到来。如果要变，只有迪拜模式，最适合他们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债务危机很快被遗忘，半岛上更多的盛宴在流动。马照跑，楼照起。就连沙特朝圣地区的古迹，也被拆掉盖起了酒店。当地盛行的瓦哈比主义[2]相信，保留古迹将助长“偶像崇拜”，那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现象。开发商们乐坏了，本来就不存在政治反对派，这下连宗教都站在了自己这边。
唯一的变化是，在“阿拉伯之春”的阴影里，阿布扎比雇用了一支外国安全部队，接受控制群众的训练，以备镇压劳工动乱或非武装抗议。
据说全球有20亿人同时收看了世界第一高楼的开幕典礼。
哈里法塔设计师兴奋宣告：“大建筑复兴！”可是社交媒体推特上却一片忧思：“罗马在覆灭前也曾经高唱凯歌，大兴土木。”“肯定很快又会产生新的世界第一高楼，可能在中国？”“这不是建筑的奇观，而是人类过度的行为。”……
埃及吉萨金字塔139米的高度，最终被英国林肯大教堂[3]超越，其间耗时3000多年。现在，半岛流行迪拜酋长的名言：我现在就要（I want it now）。
阿布扎比兴建比阿拉伯之塔更加奢华的酒店，号称“八星级”。
孤独矗立在中间的，是一心成为“建筑之巅”的迪拜塔。施工方也不知道最后到底要多高，只是不断往上盖。
[1]哈马斯为“伊斯兰抵抗运动”（Harakat al-Muqāwamah al-’Islāmiyyah）的缩写，成立于1987年，是一个逊尼派的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组织，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被以色列、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视为恐怖组织。亚辛为其创办人与精神领袖，主张用武力建立包括从地中海东岸到约旦河西岸的“全巴勒斯坦”式的伊斯兰共和国。他12岁时因为运动受伤而不良于行，终生靠轮椅行动。1957年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就读，1965年加入穆斯林兄弟会。2004年3月因以色列直升机的攻击而丧生，有20万巴勒斯坦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2]Wahhabism，伊斯兰逊尼派之下的一支基本教义派，因18世纪时的教士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而得名，以保守、严厉出名，常见于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
[3]Lincoln Cathedral，坐落于英国东部的林肯郡，竣工于14世纪，在1549年教堂的中心崩坍前，一度为世界最高的建筑长达两百年。
06 叙利亚：解严之门
1970年
国防部长哈菲茨·阿萨德发动政变。次年，就任总统。
1982年2月
穆斯林兄弟会在哈马起义，遭到阿萨德军队血腥镇压，除了参与暴动的数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还造成数万平民死亡。近30年，哈马成了叙利亚内乱最早爆发的城市之一。
1981年
以色列吞并叙利亚戈兰高地。
1982年6月
以色列进占黎巴嫩，并袭击叙利亚军队。次年，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但叙利亚军队仍占据黎巴嫩。
2000年6月
哈菲茨·阿萨德去世，次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11月，巴沙尔释放几百名政治犯。
2001年9月
巴沙尔政权抓捕支持改革的议员及异议人士，人们对新政变革的希望破碎。
2004年
美国指责叙利亚支持恐怖活动，实施经济制裁。
2005年4月
叙利亚在各方压力下，从黎巴嫩撤军。
2011年3月
叙利亚警方抓捕10多名刷“阿拉伯之春”口号的涂鸦少年，引起各地抗议。军警强力镇压，最终反对者也掌握了武器，内战爆发。
2011年10月
联合国安理会动议，要求巴沙尔政府停止军事镇压，中国、俄罗斯否决。至2014年5月，中俄四次联手否决安理会关于叙利亚的表决。
2014年
“伊斯兰国”宣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成立哈里发国。
糟糕的是，改革开始了
2000年夏，统治叙利亚29年的总统哈菲茨·阿萨德去世，次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位。“强人已逝，机会来了”，叙利亚人苏卜希·哈迪德回忆说，阿萨德去世几个小时后，“求变”像一句心照不宣的密语，传遍了叙利亚，乃至受叙利亚遥控的黎巴嫩也听到了。巴沙尔本是个无心从政的眼科医生，顺应民意又是新政最好的开场白，于是答应：改！
就职演讲中，巴沙尔说“叙利亚不需要西方式民主”，但要“容纳不同意见”。为了证明自己的真诚，他释放了几百名政治犯。
忽如一夜春风来，报纸、电视、电台传出从来没有过的声音，叙利亚人第一次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不用担心秘密警察敲门。不过，自由仍有限度：批评行政效率低下可以，讨论经济发展道路可以，公开要求民主也可以，但万万不可触及复兴党[1]的执政根本。
地方官不搞任命了，经选举产生，但参选者首先得通过官方认可。
可即便如此，积郁近30年的叙利亚人，仍感到无比舒畅。政论群组遍地开花，热烈讨论着未来。人们相信，“大马士革之春”来了。这个名字充满希望。
迫不及待的知识分子们立即上书，要求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取消特别法庭和紧急情况法。接收联名信的叙利亚副总统哈达姆（Abdul Halim Khaddam）面色一沉：“这是政变。”
上书者不甘罢休，再联合艺术家、大学教授等99人在信上签名，几个月后，发展到千人联名，要求实现多党制。
至此，执政的复兴党终于亮出底线，关闭所有非官方社团，抓捕异见领袖。改革之门砰然关闭，当啷落锁。
巴沙尔惊觉，改革这趟快车一旦启动，竟那么容易超速，那么容易失控，赶紧踩下刹车。短短6个月，“大马士革之春”的春光昙花一现。这个名字充满哀伤。
其实，在巴沙尔极其有限的政改之前，他的父亲老阿萨德已经启动经济改革。阿萨德家族属于阿拉维派（Alawites），什叶派异端，人数在叙利亚大约占十分之一。阿萨德意识到仅仅依靠阿拉维派无法维系统治——更何况，阿拉维派并不见得个个支持阿萨德，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就把占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拉入了经济建设当中，再加上对苏联援助的悲观判断，叙利亚很早就开放了市场。阿萨德去世的时候，叙利亚一半以上的部门已经私有化，领中东之先。那时候，绝大多数利比亚人还在国有企业领一份10年不变的工资呢。
经济改革启动的40年间，叙利亚出现了规模可观的逊尼派中产阶级。2001年以来，海湾资金流入叙利亚，兴旺了纺织和农产品出口，农村变得富裕。复兴党官员看到有利可图，便挤占私营公司，强霸生意，有时安全部门开路，直接将个体商户充公，引发富人憎恶。到了光景萧条的2008年，官民之间更是已呈水火之势。
2011年年初，“阿拉伯之春”蔓延到叙利亚，富农起事。冲突最激烈的哈马、霍姆斯等地，原本走私活动畅旺，人们个个持枪——安全部门长期纵容从中赚取保护费的结果，然而冲突一点燃，就成了武装斗争。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这么一句结论：“对一个糟糕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它开始了改革。”他认为，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实际上比之前更富裕、更开明，可是革命发生的时候，往往不在人民生活越来越坏的年头，相反，是在人们发现暴政压力减少、铁钳慢慢松开的契机——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推翻暴政。
变革，是一道通向不归路的门。巴沙尔掀开一条门缝，看到背后竟是要玩真格的，慌忙掩门而去。然而，一丝新鲜空气已经渗入叙利亚。
巴沙尔的开门动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老阿萨德的经济改革带来繁荣景象，但开放40年后，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无法依靠封闭的体制解决，不改不行。
一扇门，要么打开，要么关上。尝试改革的人终究都会发现，世上没有半开半合的门。半开半合的努力，不过是在跟时间赛跑。
“半开半合的门”，听上去像一个哲学命题，穆巴拉克亲身实践过。20世纪90年代，为了缓解社会压力，吸引外来投资，埃及政府悄然放松钳制，对集会、结党表现得更加宽容。穆巴拉克指望政府能够掌控改革的速度和程度，把持“面包与自由”的百分比。结果呢？
2004年，中产阶级发起“够了”运动，反对穆巴拉克把总统职务传给自己的儿子。
2005年，反对穆巴拉克的“明天党”（El-Ghad Party）获得合法身份。不过，党首参与埃及总统竞选后，被捕入狱。
2006年，纺织工人罢工，要求设立最低工资；抗争持续数年，到2008年，“四月六日青年运动”[2]发起网络串联，7万青年声援工人罢工，政府最终让步。
2008年，独立于政府的工会成立。
2009年，亚历山大一名青年在网吧被警察打死，引发大规模抗议。
到了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发反对警察的示威游行，“够了”运动、“明天党”、“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工会联手加入。18天后，穆巴拉克下台。
“求变”像一株野草，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也会有生长的无限可能。梳理埃及变天的原因时，埃及裔英国教授马哈·拉赫曼说，过去10年的有组织斗争固然重要，但学界往往忽视了另一种形态的抗议：即兴的、无组织的。家庭主妇集会反对食品涨价，出租车司机停车要求加薪。虽然不致引起强烈反响，但这些举动令示威“常态化”，“穆巴拉克”不再是不可撼动的禁忌。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终于“向畏惧发起无畏的进攻”。
身陷内战风暴的巴沙尔·阿萨德，是该后悔开启了改革的门，还是该懊丧关闭得太早？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
[1]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全名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于1947年成立于叙利亚，它结合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与社会主义，追求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只曾在伊拉克与叙利亚掌权，且两国的复兴党已于1966年分裂。叙利亚的复兴党一直由阿萨德家族控制。由于复兴党坚持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与主张泛伊斯兰的穆斯林兄弟会格格不入。前述1982年的哈马起义与大屠杀，即在此背景下产生。
[2]通过脸书、推特、Flickr等社交网络媒体而崛起的抗议团体，旨在号召埃及北部大迈哈莱地区的青年在2008年4月6日当天进行罢工。参与者大多是教育程度良好、过去没有参与政治的青年。抗议的焦点集中在埃及政府内部的结党营私、裙带关系与经济萧条等。
07 巴林：贫穷的富国
1971年
巴林从英国管辖下正式独立，阿勒哈利法家族的伊萨·本·萨勒曼成为首任埃米尔，次年组成议会。
1971年
巴林人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公投，结果反对并入伊朗。此前，伊朗曾对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巴林宣誓主权。
1975年
巴林首相哈利法认为国民议会拖慢政府工作，下令将之解散，之后由埃米尔直接发布命令。
1996年
巴林王室宣布破获什叶派背景的未遂政变，召回驻伊朗大使。
2001年
巴林举行公投，支持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议会下院实行选举，并实现司法独立。
2011年2月
受突尼斯、埃及局势影响，数千人聚集在首都广场抗议，遭到军队强力清场。
2011年3月
邻国沙特阿拉伯派兵越境支援。抗议持续，标志性集会地点珍珠塔被铲除。
2011年11月
在外界压力下，巴林承认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
2012年4月
巴林一级方程式赛车在争议中举行。
“嘿，人民能来吗？”
我是在埃及解放广场欢天喜地的人群中，接到的总部电话：去巴林。2011年年初，推翻旧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势不可当：突尼斯本·阿里[1]出逃，埃及穆巴拉克下台，下一个是谁？也门、利比亚应声而起，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摇摇晃晃。
但我从没想过去巴林。它太小，也太平淡了。我对它的记忆，还停留在多年前一桩银行诈骗案上。巴林王国就是座金融城，海湾的香港或瑞士。
然而，在我出发前一天，巴林政府武力驱逐了市中心广场上的示威者，趁他们还在睡梦中时，发射催泪弹、散弹，拆除帐篷，造成3000多人受伤，4人死亡。这一天有了名字——“血腥星期四”。
必须去巴林了。
飞机上，我找来资料紧急补课：巴林统治者阿勒哈利法家族，跟沙特王室同源。1783年，阿勒哈利法家族流落至此，从什叶派原住民手中取得大片土地，把他们变成耕种的农民。直到今天，这个逊尼派王室统治的国家里，仍有超过三分之二人口是什叶派穆斯林。20世纪英国人“保护”海湾时，维持了各王室统治，但在撤离时划分了边界，要求组建现代国家。
英国人要走，波斯湾对岸、主体人口同为什叶派的伊朗，乘虚吞并巴林。1971年，巴林人在联合国主持下公投，结果反对并入伊朗。伊朗答应放手，条件是巴林不准加入任何逊尼派国家。于是，巴林成了最强逊尼派王室沙特与最大什叶派国家伊朗中间小心平衡的独立王国。不过，巴林王室终究还是跟沙特上层一条心，而近些年受国际制裁的伊朗则一直自顾不暇。
也许跟活跃的银行业有关，中国公民可以在巴林取得落地签证。白袍圆腹的海关官员把我和摄像师的护照颠来倒去看，问这个时候跑来干什么。有了在埃及的经验，我们小心应答，而且因为随身只带了一台小型家用摄像机，很像游客而非记者，竟很快被放行了。
出租车进入巴林市区，街景扑面而来，顿时减少了我对巴林欠缺了解的担忧——沿途尽是王室宣传画，国王、王储、首相手牵手。首相谢赫·哈利法是国王的叔叔，已经任职40年。这情形跟突尼斯、埃及如出一辙：少数人长期统治多数人，终有爆发的一天。虽然巴林人口结构与埃及、突尼斯很不相同，但是教派差异真的是根本症结吗？
街道清冷。金融城高楼林立，造型各异，深蓝色玻璃幕墙散发着幽冷之光。市中心的珍珠广场，就是“血腥星期四”的发生地，周围坦克排列，车辆绕行。全城一片肃杀，出租车司机也不愿多说话。到了酒店，我和摄像师开始犯愁：忽然跳进巴林，谁也不认识，街上戒备森严，采访从何开始？
大堂侍者过来问要喝点什么。我向他询问城中情况，没想到他一概微笑不语，点头退下。
不一会儿，两杯咖啡送过来，托盘上竟多了一张字条：下午，斯特拉，葬礼。我一惊，抬头，他仍是微笑，退下。我注意到他胸前的铭牌：马赫迪，非常典型的什叶派穆斯林名字。
斯特拉是一个什叶派聚居区。自大规模示威开始，巴林政府便宣布集会均属非法，还曾经向葬礼人群开枪。然而，人们的愤怒悲伤无可止抑。
墓穴在早晨已经挖好，4名死者也已入土——两个20岁出头，两个年近花甲。送葬的男人们拍打着自己的身体，高声喊叫什叶派伊玛目的名字。女人不能靠近，只能远远聚在一起。她们从头到脚黑袍遮盖，有的抱头痛哭，有的指天怒骂。天上有飞机低低盘旋，地上看不见军警。没有人阻拦葬礼，但一切显然在监控中。
墓穴边人群两分，白帽黑衣的宗教长老走进来。他双腿盘坐，手心向上，念诵经文。简短的讲话中，他赞扬了年轻人的英勇、长者的正义。
这时我惊讶地看到，墓地上有人展开巴林国旗，白色与棕红色锯齿交错。既然反对逊尼派王室，为什么要打出国旗，表达对国家的认同？
“阿里是为国家而死的。”阿里·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阿勒莫门，4名死者之一，刚刚23岁。持旗的纳瓦夫是他的朋友，也参加了示威。他对我的问题稍有迟疑，没想过打出国旗有什么异常。他说示威者并没有“反对国家”的意思，只是希望它更好，对所有人更公平。
像他和阿里这样的年轻人，在就业、晋升路上都会撞到“玻璃天花板”，因为一切都是逊尼派优先。示威开始前，纳瓦夫因为在网上抗议，失去了在学校教书的工作。
“巴林需要君主立宪制，不能国王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一个穿白袍的男子插话：“10年前国王就答应君主立宪了，可是首相一个人做了40年！”
自阿勒哈利法家族掌管巴林以来，就采用“区别对待”的方法巩固统治。巴林政商界最有权势的人，都是占人口小部分的逊尼派。极少数亲政府什叶派位居要职。什叶派穆斯林从来没有中断过抗争。20世纪90年代出现动乱，直到现任国王就职后，举国才达至和解，回归到了“君主立宪议会制”框架。但是，反对者很快发现上当了，国王钦定人选的上议院获得极大权力，压过人民选出的下议院，国王本人的权力也一再扩大。
“巴林怎么说也算个富裕国家吧，为什么非得走到流血斗争的地步？”
纳瓦夫看了我一眼：“巴林是个富国，但只是国王富裕，我们是贫穷的。”
这时，墓穴旁的人群纷纷起立，游行开始。几千人喊着口号，徒步穿行社区。不断有人加入，女人们嘹亮的口哨声四处响起。
我和摄像师随人群走了一程，打算回酒店发稿，可四下不见出租车，正张望，一辆奥迪停下来。两名中年妇女，招呼我们搭车。“记者吗？”她们对这时候出现在巴林的外国人感到好奇。
两人没有穿黑袍，系淡色头巾，也是刚离开送葬队伍。我想当然认为她们是什叶派。
“不，我们是逊尼派，但我们支持什叶派抗议。”
我瞪大眼睛：“听说逊尼派都去参加亲政府游行了……”
“有些人是自愿去，但大多数人是政府花钱雇的，我们是民间社团，一直支持什叶派争取权益。”
她们说，抗议发生第一天，巴林逊尼派反对党就跑去什叶派人群中讲演，立即被当局抓了起来。
“这里发生的不是教派矛盾，是人权问题，什叶派人口最多，却不能享有跟逊尼派一样的权利，自然不满意。”她们说，不少逊尼派支持什叶派争取权利，因为只有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整个国家才得安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土地上的人，不再仅仅把自己视作“王臣”，他们管自己叫“人民”，要求权利平等。
回到酒店大堂，遇见同一班飞机抵达的日本记者。他很惊讶我们怎么单独进了巴林，飞机上其他记者都被送上巴林政府准备好的旅游大巴，绕城观光，“巧遇”亲政府游行，打着拥护王室的标语。“转了大半天，才到酒店。”他怨声连连。聊起来，我们都是第一次到巴林，为城中摩登景观与血腥清场之间的反差唏嘘不已。
“国王富裕，我们贫穷”，纳瓦夫的这句话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他手中的国旗，令我意识到宗教对立并非抗争本质。可是贫富呢？我们通常认为，活不下去的穷人才揭竿而起，谁会愿意打破安逸的生活？
再做些资料查证：巴林是海湾最早开发油气资源的国家，但目前几近枯竭。经济对天然资源的依赖减少，金融业高度发达，不过跟海湾的能源大户们比，要相对贫穷一些，失业率大概5%，也比邻国高。然而，放在更大范围比较，巴林的人均收入超过了意大利，全世界排名18位上下。全国城乡居民都能喝上干净的饮用水，医疗设施齐全，人均寿命近79岁。教育普及，识字率94.6%。
巴林不存在“绝对贫困人口”。以联合国标准计，这个国家根本没有人“每天可支配收入少于两美元”。这次大规模抗议爆发前10年，人均国民收入直线增长，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跌，但2010年又回升上去了。
这些基本事实勾勒出了巴林的形象：解决了温饱，不愁吃喝；世界富裕国家之一，尽管跟邻居们还有差距；王室在教育、医疗上的投入也不少，“改善民生”小有成绩。
“国王富裕，我们贫穷”，只能用“不平等”来解释了。除了“玻璃天花板”，纳瓦夫还告诉我，什叶派穆斯林不能参军。巴林安全部门超过半数雇员是巴基斯坦人。什叶派占本国人口大多数，却要靠外国雇佣军维稳，其中形同水火的关系不言自明。
斯特拉葬礼上，人们誓言要再去珍珠广场抗议。下午，城中传来枪声。赶到苏莱曼中心医院，不但一路无遮拦，医生看见我后，直接领我跑进了病房。不断有担架抬进来。到处都是伤者，呻吟不绝。医生说，没有死亡报告，但是，他掀起几床被单叫我看，伤者都是腿部鲜血淋漓。“他们用了散弹，小的铅珠钢弹，示威者接近珍珠广场转盘的时候，扫射腿部。”
一个示威者给我看他的手机视频：画面晃动，显示在行进中，口号声不断。突然，画面一震，几秒钟后，拍到有人倒地，蜷曲左腿。镜头扫来扫去，看到也有人肩头渗出鲜血，或是从额头往下滴血，叫旁边的人抬起狂奔。拉远镜头，好几个人伏在地上抽搐，怒骂声一片。
医院门外，墓地情形重现，怒火更加旺盛。男人们用手掌击打自己，代表替什叶派伊玛目受难：“用鲜血、用生命，捍卫侯赛因！”这里没有人打出国旗，全部是宗教情绪的展现。
医院后门，又见到一群群不能入内、焦急等待的女人，一律黑纱遮盖，紧挨在一起，像一团团凝固的乌云。她们发出高分贝的颤音，像乌云里的滚滚雷声。
什叶派穆斯林抗议，男女分列。但有时男女应和一齐喊出口号：“人民——要求——政府倒台——”用词、节奏，跟开罗解放广场一模一样。争取权利受挫，常常把人们逼退到宗教的对立情绪中，以至模糊了他们的诉求。但归根结底，能够平息冲突的，仍是政治权利的实现。
人群突然爆发出喜悦的狂呼，传言说“首相辞职了”，所有人都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激动晕眩，但很快就被证明是个假新闻。
巴林王室不是没有想办法缓和事态。收到风声可能发生抗议后，国王提出要给每家每户发放1000第纳尔（约等于2600美元），可惜并不奏效。更没想到，血腥镇压过后第二天，抗议者再次血溅珍珠广场，王室中较温和的王储终于招架不住，不久宣布撤出城中军队，允许什叶派在广场集会。
消息传开，人潮涌向珍珠广场。一名派驻当地的中国职员，开车带我和摄像师去现场。冲突爆发以来，他一直担忧安全，没出过门，听说解禁后，也想出去看个究竟。
逆人流而行的是坦克和运兵车，沿途有身穿迷彩服的军人护驾。他们全都用手帕遮住面孔，只露出眼睛。“都是外国人。”中国职员讲，听说沙特早就越境派兵过来了，支援巴林脆弱的维稳部队。他们蒙面，是不想让人看见面目，指认是外国军队入侵。
在一个岔路口，车流人群涌塞，一时无法开动。我们四周都是豪车，音乐震天。前头一辆敞篷奔驰里，站起来一个不戴头巾的女孩，满头卷发肆意，一手举着iPhone，一手打出“胜利”的V字手势。
中国朋友摇下车窗，四下张望。“这帮人有病！”他受不了乐声震耳，又关上窗，“给我一辆奔驰，我才不去抗议呢！”
蜗牛般前行一番，我们告别了中国朋友，下车徒步。两天前，广场上一片死寂，眼下却是人山人海。珍珠塔象征着巴林最古老的海洋采珠业，尖塔耸立，是抗议浪潮中最明显的地标。
在黑袍的海洋中，巴林国旗更加惹眼。一些妇女把它披在黑袍外面，斗篷一样在领口打着结。一名妇女说：“我们不会离开，直到政府倒台，直到国王改革上议院和下议院。”黑袍之下，她们看似面目模糊，但当她们开口后，思路清晰并不逊于男子。
日头偏西，金光万里。礼拜呼唤声悠长，千万人在广场上整齐祷告。什叶派教士谢赫·阿卜杜拉告诉我，宗教人士来这里，是支持年轻人继续抗议。“前一天枪击事件后，人们再也无法同王室对话。必须斗争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