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旗，人潮头顶上，还涌动着经书和玫瑰。《古兰经》打开，高举齐眉，上面常常横亘一枝鲜红玫瑰。“给你的——”一个瘦瘦的年轻人追上来，递给我一枝粉色玫瑰，“我们分发鲜花，是想告诉全世界，巴林人示威是和平的，我们什么武器都没有。”
他叫亚历山大，地下同性恋团体的一员，基督徒。我马上明白这个身份在巴林有多危险，多么受到压制。“你是记者吗？谢谢这时候来巴林，只有你们报道，全世界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亚历山大说，抗议者最担心的是国际传媒无法进入。海关时紧时松，后来好几天再没放进传媒。巴林人担心这里发生的事随时被改写、被遗忘。美国第五舰队驻扎巴林港口，用以平衡伊朗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沙特和美国都不想看到巴林王室被推翻，我们几乎是没有希望的……其实我不介意保留国王，如果像英国女王那样，只是象征性的，是可以的；关键是，首相得由民众选举。”
亚历山大带我到广场四周，看人们制作标语，看其他团体筹备游行。他不可能向所有人亮明身份，但走在广场上，他觉得巴林人忽然不分彼此，亲切友好。
在我上车前，亚历山大写下他的脸书地址。他说最近无法打开了，好些活跃的博客写手都被抓了。
2011年我在巴林只待了4天，便奉命离开。接下来，巴林的名字，只是不断从新闻中跳出，流血冲突反复上演。王室与示威者、国际压力玩起一场你进我退、相互猜度的游戏。承诺改革，软化民怨，再祭暴力。广场上的珍珠塔最终被推倒，彻底铲除。苏莱曼医院一度被军方接管，不许送伤者入内。首相没有撤换。他超过了李光耀，成为全世界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
巴林王室在国际压力下，成立抗议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报告指出，没有证据显示巴林什叶派受到了伊朗指使。
一年后，再次读到巴林的新闻，是一级方程式赛车。2011年被迫中断后，昂贵的国际赛事重返岛国。新闻画面中，巴林似乎出现了两个平行世界：赛场内，车轮滚滚，万象太平；场外，抗议汹汹，浴火喋血。领奖台上，F1车手打开香槟，庆祝胜利；街头，汽车轮胎在燃烧，受伤的示威者在哭喊。
巴林王室急于向世界宣布：冲突完结，歌舞升平。示威者更清楚，这是再借国际媒体发声的时刻。F1的到来，令对抗急速升级。没了珍珠塔，整个城市成了抗议区。
体育应该与政治区分，可是体育往往会成为政治的舞台。1985年，F1来到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后，运动员罢赛、广告商撤资，赛事告吹。在巴林，F1拥有者、英国人伯尼·艾克尔思通（Bernie Ecclesone）一再强调，不问政治。
我想到亚历山大的绝望和无助。美国和北约虽然从道义上谴责巴林王室，但相比要求穆巴拉克、卡扎菲、巴沙尔下台的凛然之声，对巴林抗争者只能转过头去。
F1开赛前，我听到BBC记者从巴林首都发回的报道。他说，与任何一个人交谈，他们会告诉你自家经历，如何不能与逊尼派穆斯林享有平等地位，街头抗争怎样一次次遭到镇压。“我被打动了。”广播里记者的声音有些不确定，他使用了不够专业的“个人情感”。
西方政客、商人也许令人失望，民间却大有同情者为巴林人发声。F1赛事后不久，英国女王登基60年午宴名单公布，巴林国王赫然在列。英国舆论炸了锅。《每日邮报》（Daily Mail）刊登读者来信，除了一封为女王辩解“如果剔出所有‘手上沾血’的，恐怕没什么人赴宴了”，其他一概炮轰，称这场6月盛宴“必将玷污民主”。其中一个声音最具创意：“如果巴林国王不来了，我能填空吗？难道不是民众缴税供养了王室？嘿，我能来吗，人民能来吗？”
我当时正坐在英国一家图书馆里，翻阅这份《每日邮报》。想到巴林城内烽火连天的样子，和走进沙漠里的F1赛区恍若两重天。然而，身处强力手段造出的安全孤岛中，会不会有一个细微的声音，不舍不弃，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嘿，人民能来吗？”
巴林什叶派手持经书和玫瑰，以示和平抗议。
举着iPhone出来抗议的巴林人。
[1]Zine El Abidine Ben Ali，在1987年推翻前任总统之后，本·阿里担任突尼斯总统职位长达23年。
08 利比亚：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亚
643年
阿拉伯人征服原古罗马人属地利比亚，在此传播伊斯兰教。
16世纪
利比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1911年
意大利人占据利比亚，其后20年间反抗不断。
1951年
利比亚在英法支撑下独立，伊德里斯一世出任国王，实行亲西方路线。
1969年
卡扎菲领导兵变，废黜伊德里斯国王，宣布利比亚为共和国，石油产业国有化。
1981年
利比亚与美国关系开始恶化。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多处机构，包括卡扎菲大宅，他的养女在空袭中丧生。
1988年
泛美航空103号班机在苏格兰边境小镇洛克比上空发生爆炸，27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利比亚政府对死难者做出赔偿。但利比亚是否幕后元凶，卡扎菲有没有直接参与，始终没有公认。
2006年
美国恢复与利比亚外交关系，利比亚与西方关系全面转暖。
2010年
英国石油公司开始在利比亚钻井。
2011年2月
卡扎菲在班加西逮捕人权活动者，引发抗议，冲突升级为武装对抗。
2011年2月
中国从利比亚撤出3万多滞留的中国公民。
2011年3月
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是否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中国投弃权票。决议表决通过。
2011年7月
全国过渡委员会成立，自立为合法政府。
2011年10月
卡扎菲被捕，身中数枪死亡；但利比亚局部武装斗争持续。
2012年9月
美国驻利比亚使馆遇袭，3名美国人被杀。
2014年
利比亚内战加剧。联合国人员撤出；各国使馆关闭，撤出馆员。
2015年4月
“伊斯兰国”发布在利比亚处死基督徒的录像。两个月后，“伊斯兰国”声称占领卡扎菲家乡苏尔特。
一个政权的崩溃
一
战时派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记者，无不感慨好像“蹲监狱”。卡扎菲政府把记者们关在同一所酒店，无许可不得外出，只有在展示北约空袭恶行的时候，才赶着记者倾巢出动。
“的黎波里之囚”不多的乐趣之一，是借口“买日用品”溜出去。小摄影机藏在内衣里，街角一拐，跳上事先约好的出租车，绝尘而去。等到看守换班再回来，没人记得你玩消失。可是，不管你跑到的黎波里哪个角落，有一个人始终“关照”着你。
身处当时的利比亚，你的眼睛无法避开卡扎菲画像。他在街道，他在教室，他在餐厅，他在超市，他在药房，他在你一低头的手表上，他在你打开钱包的钞票上。他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又像明星一般造型百变。他的眼睛不是在墨镜后，就是掠向远方，从不正视你。
一天傍晚，我和一名法国女记者外出，发现一幅从没见过的巨大画像。那是上校穿着灰色军装、胸前挂满徽章、身披万丈金光的海报，有两三层楼那么高。大概“金光”过于耀眼，画中他戴着墨镜。我仰头量了量，发现自己还没有他的巴掌大。法国记者问：“卡扎菲不是穆斯林吗？怎么画得像基督一样，圣光熠熠？”
满眼领导人画像这道风景线，利比亚有，突尼斯、埃及、巴林、叙利亚、也门……最近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发生骚乱的国家都有。画中领导人或微笑或沉思，只是眼睛都不会平视地上的民众。目光高于观看者的角度，令他们显得深邃，总是知道民众不知道的事情。可惜那些密布的画像，更像是江湖术士的符咒，关键时刻竟然失灵。埃及人只用了18天，就扳倒了穆巴拉克，贴了30多年的画像，一夜间随风而去。从街道，从教室，从餐厅，从超市，从药房，他都刚刚离去，“穆巴拉克桥”“穆巴拉克地铁站”立时换了名字。
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有人半开玩笑地提出“星巴克理论”——星巴克咖啡馆越多的地方，遭受这轮危机冲击的情况越严重。理由是，星巴克往往靠近金融街、房产交易中心，而银行倒闭、房产泡沫正是这次危机的导火线。如此说来，2011年刮起的中东变革海啸，是否也见到了一个“画像理论”？领导人画像频密的地方，局势注定不稳。因为通街画像的本质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模式，正是此番民间怒潮所指。
伊斯兰教本来不容忍“画像”“造像”等一切有形的装饰。清真寺里绝对见不到人形图案。教义认为，真主无形，因此无所不在。
但利比亚人向领袖致敬，有一句特别用语：真主、卡扎菲、利比亚，其他什么都不是。把领导人与真主并论，在穆斯林世界非常罕见，更何况“卡扎菲”排名真主之后，国家之前。在一些虔诚的宗教人士眼中，卡扎菲甚至是一个狂妄的异教徒。的黎波里一场足球赛后，离开赛场的人们曾涌上街头，拍手高歌“卡扎菲不是穆斯林”。满眼领导人画像，看似一个又一个神话，其实无关宗教，强调的是凡人在地上的统治。
几层楼高的卡扎菲画像，好像吹胀的气球，接下来不是爆裂，就是飘走。不知什么时候，能回到的黎波里街头，看看同一堵墙，变换了什么颜色。
二
穆萨博士在电话里说，晚饭后，想跟我在酒店大堂聊聊天。
他喜欢别人称呼他的学位头衔“博士”，这是阿拉伯人的习惯，也是他的风格。我在一个星期前进入利比亚，住到瑞克索斯酒店（RixosHotel）。几乎所有外国媒体记者都“被请到”这里，出入言行受利比亚政府监控。否则，就别想进利比亚。
每个初来乍到的记者，都得向利比亚新闻部发言人穆萨·易卜拉欣（Moussa Ibrahim）报到。穆萨在英国生活多年，妻子是德国人，深谙西方语言与思维，开战以来，声望直追伊拉克前新闻部长萨哈夫（Muhammad Saeed al-Sahhaf）。从前在伦敦贫民区的利比亚朋友纷致贺电。
“我的名气就像坐了火箭，轰的一声蹿上天！”穆萨在大堂安静一角请我喝茶，谈话由夸耀他自己开始。他说自己不仅是发言人，还是利比亚20多家官方媒体的老板——卡扎菲委任的行政领导，不是资本主义的默多克。
“一年多前，我答应回到利比亚，为的也是改变旧制度。”他说是卡扎菲之子赛义夫请他回来的——穆萨跟卡扎菲家族属于同一部落，“作为发言人，我每天腹背受敌，每天也在对抗不真实的说法……我们都想改变，但不要以暴力、突然的方式。”赛义夫代表卡扎菲政府中有意改革的一派。战争之初，他邀请国际媒体进入利比亚免费吃住，但很快发现战事绵长，外媒也没领地主之情，于是开收各种费用。
穆萨说这段话的时候，眼睛盯着我的反应。我知道这是一次“摸底”见面，少表态，多听。“你没在录音吧？”他忽然换了态度，神经质般尖声问道。
没发现什么异常，他又恢复推心置腹式的亲切。“你知道，战争结束后我最想做什么吗？我想去英国乡下骑自行车，我怀念英国……噢，战争结束那天，你可得先跟我喝一杯……”这倒让我想起酒店清洁女工的抱怨：新闻部“监视组”的房间里，总有扫不完的空酒瓶。
几乎每天晚上，穆萨都召开新闻发布会。外面在围城，他就在瑞克索斯酒店捍城。“各种不真实的说法”成了记者必须抵抗的东西。
一天凌晨2点，北约空袭了卡扎菲住所的一处空地。穆萨没有随记者车到现场，开车前，他一只脚跨上来挡住门，一手忙着查阅自己的手机：“记者们，据我所知，最少3名利比亚人死于空袭！”可我们到现场一看，弹坑直径只有一米多，往下钻入，意在攻击地库掩体。这里是个停车场，凌晨几乎没有人。怎么也看不出能同时造成3人死亡。再问穆萨，死难者尸体何处？不了了之。
利比亚新闻部组织记者去米兹坦一间医院。新闻官指着病床上的一片炸弹残骸：“看啊，北约野蛮轰炸医院，平民何辜！”却叫穿梭战地10多年的记者一眼勘破：“可您手里这块是苏联制造的喀秋莎火箭啊，不是北约导弹！”
记者要求见伤者或尸体，新闻官说，连夜赶到200公里外的首都治疗去了。这里不就是医院吗，缘何舍近求远？床头喋血的照片，在数码背上放大再放大，竟看到一圈一圈洒上去的血痕，而不是一涌而出的惨状。
卡扎菲兵营里，居然建有儿童乐园。一次北约空袭卡扎菲地堡，弹片溅入乐园。面对满园儿童，我问穆萨为什么不把孩子们撤走。他竟回答：“我们不会走，孩子也不会走，北约应该离开。”
隔天晚上，酒店玻璃突然乱震，餐厅甜品台歪斜。东边黑云腾起，很可能是卡扎菲大宅挨炸。服务员有的惊慌，有的靠近门口张望，穆萨振臂一呼：“远离玻璃门窗！”那时候，他看上去比较人性，见到弹片也知道躲开。
比利时摄影师布鲁诺告诉同行们，他无意中进入过穆萨新闻团队办公室，里面没人，办公桌上摊着卡扎菲画像，还有写了一半的游行标语。同一天下午，新闻部组织记者去市中心广场采访示威民众，布鲁诺见过的画像和标语就出现在那里。不仅如此，“示威民众”都是便携式的，可以出现在记者团所到的任何地方。新闻部大巴载着记者去往200公里外的米苏拉塔，一辆小型巴士如影随形，玻璃窗背后是标语、绿旗，乘客正是多名市中心“民众”，准备出现在米苏拉塔。中途休息，记者与他们相逢一笑，荒谬到极点，反成娱乐。
穆萨把这场战争定性为“外国入侵”，而非“本国叛乱”，似乎这样一来，不惜手段左右外国舆论的做法就变得正当了。他的副手、“总管”哈马德雷厉风行、待人热忱，在记者圈中人缘不错。一天，他突然在酒店召集中国和俄罗斯记者单独外出采访，引得西方记者敲巴士玻璃窗抗议。哈马德不告诉我们去哪里，神秘兮兮的，一度令中俄记者误会要见卡扎菲本尊。结果目的地是一处度假村，几十个所谓“班加西难民”痛斥反对派并非利比亚人，大部分是外国基地组织成员。可是一问原本住在班加西哪条街，门牌几号，怎么逃出来的，他们又语焉不详，漏洞百出。
金光万丈的卡扎菲像和渺小的我。
没想到，被哈马德当了一把宣传工具。难道他认为中俄记者不如西方媒体人火眼金睛？回到酒店，俄罗斯记者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要幻想了，我们在这里没有朋友。”
距离的黎波里60公里的扎维耶，2月时曾经发生反卡扎菲起义，但遭政府军反扑。新闻部带记者重游，想显示收复失地的能力。
主道上残垣断壁，一家外墙倾倒，二楼厨房厕所暴露无遗。我敲开大门，一名老者应声。刚要开口，另一男子横挡在中间，“问我吧。”“你是？”“男主人的表弟。”“事发时你在这里吗？”“不在。”“表弟”一开口，就是“混入扎维耶反对派的基地组织向我们开炮”。当时不在，怎么知道谁开火？再问主人情形，答不上来，见我起疑，他转头应付CNN摄制组。我也了然，“表弟”是常驻这个院子里的新闻部人员，穆萨的手下。
中心广场一片废墟。同行记者惊呼，就在2月镇压前，他们曾经来过这里，当时这儿还有一座清真寺，也是反对派的临时医院。而眼前却是一片空地，清真寺也被从地图上抹去了。
CNN记者尼克蹲在地上，面对镜头说，“政府军反扑，粉碎反对派的一切，爆破、碾碎、铲平，一点痕迹都不留下……”我在地上捡到一个比巴掌长的弹壳，不知是反对派还是卡扎菲军队使用的。
扎维耶医院工作井然。医生说，从不缺少药品。医院里新添了许多卡扎菲画像，挡住背后墙上累累弹痕。连院长都是新人。
西方记者追问，政府军杀进来的时候，医院里的反对派伤员呢？医生回答，我们一视同仁救治。详情再无可告。
穆萨的手下们有时三心二意，看管并不严格，水平更是有限。他们的职责之一，是每天留意记者发出的报道。有天，一个新闻陪同在大堂怒吼：“哪个记者叫汤森·路透[1]？我可没给他发过签证！”
如果你向陪同们提到“卡扎菲”，他们面色各异。一个陪同私下向我提起卡扎菲家族男性成员在街上兜风、强抢民女的逸事，鼻子里长长地“哼”出声。过些日子，他出现在酒店大堂，骂骂咧咧：家里遭劫了，彩电电脑全被拎走。小区里好几家都被抢，现在人人都有枪，有些人披件军装闯进民宅，嘴上说“搜捕反政府人士”，实际上就是打劫。“我自己就是警察，被调来什么新闻部，没时间保护自己的家！”他越发生气了。
穆萨终于答应到我们的电视频道做一次连线。总部编导说，不是直播，我可以向穆萨提问，录下他的回答，到时候播出。5分钟左右的问答之后，穆萨甩开耳机，几乎一把扔在地上，夺门而出。从此，他见到我便冷眼相待：“为什么你也提那种西方记者的问题？”
晚饭过后，酒店大堂多了几个新面孔。有轮替的记者，有不知为何而来的利比亚政府官员。有人猜测，卡扎菲本人就躲在这间酒店，想避开北约空袭。记者之间还开玩笑说，一成不变的晚餐要是突然上了大虾，准保是高官藏进了酒店。
三
扎耶德先生总是穿着裁剪合身的西服，每天更换不同的领带，对西方时尚并不陌生，手里又转动代表真主名字的念珠，是个地道的穆斯林。不清楚他在利比亚政府究竟担任何职，但据说仍与卡扎菲本人保持联系。他和几个官员，包括卡扎菲的英文翻译福阿德常来酒店，探听舆情，左右外国记者们的报道，同时也为了来这里看外国电视台对利比亚战事的报道——国营电视台的消息靠不住。每次外面空袭或者卡扎菲有讲话发布，他们马上围坐在大堂电视机前，收看BBC阿拉伯语台。“我的办公室都被炸了。”扎耶德苦笑。
利比亚高官变节的消息不断传来。我曾通过一家中资公司约访石油部长。电话联系的第二天，部长萨特万（Fathi Ben Shatwan）却在马耳他露面，证实叛变。前总理舒凯里·穆罕默德·加尼姆（Shukri Ghanem）接管能源部。再经可靠渠道联络，几乎敲定采访，却得到消息：加尼姆卸任，把国营石油公司转予私人公司。几天后，加尼姆叛逃。
“他不需要这么做啊。”外媒报道了这个消息，扎耶德手抚念珠感叹，脸上犹如一场地震后的残垣，“加尼姆早就是亿万富翁了，不需要钱啊……”
没过多久，扎耶德也消失了，瑞克索斯酒店的记者们没再见过他。
酒店里还出现过神秘的法国商人P。战争期间，他和一个搭档照常出入利比亚，专车接送。他见到卡扎菲真正的亲信仍聚在一起开会。“这些人没有公开头衔，不是什么部长，但他们掌握大权。”P说，“只要他们不散，卡扎菲不会倒。”扎耶德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P接触各路记者，打探消息。英国媒体雇佣的专业保镖，曾经是军人的达罗姆提醒我，见到P搭讪要小心，他可能做的是石油生意，也可能是军火买卖。他肯定是从卡扎菲那里获得了好处，生怕金主倒台。
北约轰炸越来越密集，P和他的搭档离开了利比亚，退回突尼斯。“突尼斯的治安也不好，现在大家都把车留在家里，因为你开好车就说明从旧政权那里获得了好处，会招人们仇恨……”离开前他向我道别说，“不过我更不想在利比亚等死。”
独裁政权特征之一，是给维护统治的“体制内”人员支付高于体制外民众的收入，以此维系忠诚。一旦这种好处丧失，就可能瓦解维护独裁的体系。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放大看来漏洞百出，崩溃起来也是一朝之事。
的黎波里城破，卡扎菲被打死后，穆萨博士消失，数次传出他被捕的消息，但每次最后都证明不实。两年后，他突然在脸书上冒出，继续传播缅怀卡扎菲的内容，还公开做过一次连线，试图慢慢回到利比亚的政治生活中。
我在英国念书时，遇到参与北约空袭的皇家飞行员来学校交流。他说卡扎菲当时确实藏身在瑞克索斯酒店：“记者们是他最后的人体盾牌！”
“民众”哪里去了？
一
战时利比亚的报道中有一个词语，常常叫人困惑——民众。它面目不定，神色多变。
有一路“民众”是这样的：他们挈妇将雏，以肉身守护卡扎菲驻地。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摘下胸前的卡扎菲徽章，郑重地给我别上。她说自己“愿意为卡扎菲而死”。
有人说，这些“民众”是当局花钱从各省买来的。即便如此，我也不怀疑一些民众膜拜领袖的真诚。利比亚新闻部看管记者的酒店里，打扫房间的女清洁工问我，有没有卡扎菲的照片，“我和女儿都很爱他”。记得比利时摄影师存着几张卡扎菲海报，于是答应帮她问问。下午见到那名摄影师，他说：“海报摆在房间里，已经被偷走了！”可能就是那名打扫房间的女清洁工。
崇拜领袖的狂热，作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中国人，我感觉陌生，眼见这种情感，必须通过嘶吼来表达。支持卡扎菲的集会上，不断有“民众”冲向我们的镜头，捶胸跺脚挥拳，表白他们的赤胆忠心。更极端些，还有尖刀相向的逼问。一次，我和两名英国记者陷入“民众”的汪洋大海。几百个利比亚人层层围住我们的小巴，又敲又打。因为领袖的部长在电视上说，外国记者来利比亚都是“搞破坏的”。其中一个亮出水果刀，扎破小巴轮胎，踢开车门，明晃晃的刀尖逼过来，问我是不是向车窗外拍了照片，有什么图谋。
穿迷彩服的小姑娘，摘下胸前的卡扎菲徽章，郑重给我别上。她说自己“愿意为卡扎菲而死”。
崇拜领袖的狂热，必须通过嘶吼来表达。
中部亲卡扎菲部落，老幼齐上阵，擦亮政府刚发的枪，誓死保卫领袖。这些部落与卡扎菲家族有渊源，获政府引入淡水、安装空调的福利，他们担心叛军会夺走一切。战争后期，带我们去中部的部族头领萨利赫日渐惶惶，几次见他，眼睛都布满血丝，仿佛夜夜不眠。卡扎菲身亡之后，萨利赫的手机再也打不通。
你也会看见，同一张面孔上，切换两副“民众”的面具：正是在姓“卡扎菲”的部落，有些人家里的电视机锁定利比亚国营电视台，循环播放领袖讲话，群众宣誓。待我们告辞离开，一回头从窗户里刚好瞥见电视频道已经调到半岛台，在查看叛军究竟打到了哪里。
交战之初的几个月，任班加西和米苏拉塔一路厮杀，首都的黎波里八风撼不动，但我也遇到过一些略有不同的“民众”。安理会表决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提案时，中国、俄罗斯投了弃权票。次日，我嗓子发炎，申请去买药。到了药房门口，新闻部“盯梢”想在门外抽根烟，叫我自己进。药剂师见四下无人，突然眼神亮亮地问：
“中国人？”
“是。”
“中国错了。”
“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的黎波里不是号称卡扎菲的“堡垒”，人们个个死忠于上校吗？
“你们不明白，我们希望叛军打进来……我们需要禁飞区，我们反对卡扎菲，别相信酒店门口天天演戏的支持者！40多年了，必须要改，你看看城里除了几个酒店什么都没有。人们很穷，只有卡扎菲家庭富裕……”我赶紧使眼色：“小声点，有人跟着我，他随时可能进来。”我问这是他个人的想法，还是亲戚朋友都这样认为。学医的圈子也许受教育程度较高，他说身边人抱同样想法。没说几句，陪同便等得不耐烦了，踱进来想瞧个究竟。我们只好立即恢复正常交谈。
我看到堡垒的城墙上，一道裂缝开了。
“溜出来的吧？”出租车司机阿马德这一问，我立时心慌，偷跑出利比亚官方“软禁”记者的酒店，没想到这么快暴露了。更没想到，阿马德一笑，像什么都没说过似的。
接下来的日子，他几次带我们潜行市区，指点给我们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看不见的的黎波里。他冒死送来U盘，记录城内示威画面，分文不取。他说自己40多岁了娶不起老婆，这对阿拉伯人来说很不正常，“因为利比亚人没有钱，很穷，我恨卡扎菲……”夜间行车，他常在后座摆上大张卡扎菲像，因为有画像的汽车，通过检查站更快。
有一路“民众”没有在场，行的却是他们的名义：的黎波里市中心广场上，硕大的电视屏幕注明国营电视台“直播”，左边画面是卡扎菲兵营，人体盾牌群情激昂，右边正是我所在的广场，屏幕上“民众”密密麻麻，与兵营那头较劲似的宣誓效忠，真实的现场却是冷冷清清，偶有车来人往，静默无语，低头赶路。
有一路民众没有在场，他们的声音却无处不在：的黎波里街头，白墙上时不时冒出同一个词——“自由”。便衣警察守在墙边，或以支持卡扎菲的标语厚厚覆盖，仍挡不住涂鸦艺术星火燃城。
斗争经验老到的地下组织“利比亚青年”神出鬼没，连夜在天桥上挂出班加西的旗帜。天一亮，桥下经过的人们，交会时互放一个信号：叛军不远了。
清真寺外隐藏的扬声器，突然传出卡扎菲上台前的利比亚国歌，警察找不到声源不知所措转而气急败坏。围观人群窃笑，任前朝旧曲在大白天还魂。一个政权的殿堂在笑声中摇晃。
利比亚全称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民众国”（Al-Jamāhīriyyah）是卡扎菲上校生造出来的一个阿拉伯语单词，他认为51%压倒49%的民主选举最不合理，利比亚只能搞全民主政。根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的考察，全民主政是这样实施的：全国数千“人民委员会”构成地方管理机构，牵头人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推举”出来的，“遇有不同意见，不能决定时，要深入讨论，直至达成一致”。偏偏凑巧的是，“一致达成的意见”，每次都把重要部门归于卡扎菲的心腹掌控。
20世纪80年代，卡扎菲武力镇压班加西起义。1996年，阿布·萨利姆监狱抗争，3小时内1270名政治犯被杀。所谓“协商达成一致”，不过是独裁者“用一批听话的人民换掉另一批不听话的人民”而已。
“全民主政”的招牌下，组建政党会以“叛国罪”论处。没有政治光谱可以安放异见，民众的诉求只剩下了拥戴或憎恶卡扎菲统治。于是，推翻卡扎菲的革命，一上来也成了一群民众压倒另一群民众。
叛军临近了。卡扎菲的士兵绝望开枪，在医院，在监狱，在俘虏营。到处是烧焦的尸体，双手绑在背后的尸体，头部中弹的尸体。
攻占重镇了。叛军的复仇开始，在医院，在监狱，在俘虏营。到处是烧焦的尸体，双手绑在背后的尸体，头部中弹的尸体。
一批民众换上另一批民众。电视画面上，的黎波里原卡扎菲兵营里，过渡政府的拥护者替换了人体盾牌。
在我离开利比亚后半年，卡扎菲身亡。BBC记者连线说，首都狂欢庆祝。主播问，没有人不高兴吗？记者答，也许不是人人高兴，但欢乐的情绪还是百分之百。
我不知道什么是“百分百的欢乐”。历史巨浪拍至眼前，是否人人准备好了随波逐流？电视画面晃到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脸上涂着叛军旗帜，可是众声喧哗中喊口号的唇形，怎么我分明看见，还是那句“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亚！”反对派的口号还没有念熟？
这个时候，我想知道，挥舞水果刀的那位在哪里？会不会转脸变成新政狂热的先锋？女清洁工在哪里，是望着卡扎菲的海报流泪，还是茫然？送给我徽章的小姑娘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理解，叫人以死相许的领袖从来不值得敬仰？旧政受益者萨利赫要怎样在中部沙漠遁形？当死忠的嘶吼与药剂师的低语都可以自由表达时，他们能否听懂对方？真的有所谓“不经选举达成一致”吗？
不过至少卡扎菲留下了一课：压制而达致的和谐，不过是一层一层为自己铺垫的炸药。真正和谐的社会，不是争议的消失，而是公义的彰显。这是马丁·路德·金说的。
关于利比亚民众的故事，有一个令人喜悦：我在的黎波里咖啡馆遇到一群年轻人，其中一个给我留了脸书名字，回去后我立刻给他留言。半年多后，终于有回复：“对不起回晚了，你知道我们这里没有网络。”他说：“我和朋友们都好，非常高兴卡扎菲被推翻。当时不能跟你多说，因为你带了一个政府的人。”那人是利比亚新闻部看管记者的，记者出门必须与他同行。我在他开车的油门下面，还发现了一杆步枪。
二
好大一片墓园，不得其门而入，索性翻墙。茅草遍生，落地扎脚。
墓地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20世纪初意大利殖民统治这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英国和意大利士兵也长眠于此。一天，一名外国摄影师叫我辨认照片，他在拍摄英军墓时，发现一些“奇怪的文字”。我看到中国人的名字。
El Hammangi在的黎波里城东临海，当地人称之为“非穆斯林墓地”。其中英军墓地有专人管理，定期举行追思仪式，而数百名欧洲基督教传教士、非洲劳工安葬在墓园较偏僻的一角。中国人的墓散落其中。
他们的墓碑上这样写道：技术员王范范、中国司机张国林、中土公司人工河项目英语翻译职德富。
只有职德富的墓碑记录比较详细，甚至可以据此在网上搜索到他的信息。1998年，他开车误入荒漠死亡，年仅36岁。事后的赔偿还惹了一场官司。由于出国前签署了“如发生伤残、伤亡事故，绝不借此刁难组织和索取规定以外的任何条件”条款，职德富遗孀未能获赔要求的12万，而是5万元保险赔偿。
至于王范范和张国林，墓碑字迹已经模糊，他们属于哪家公司，什么时候去世，无可追寻。中国与利比亚1978年建交，80年代签署多项经贸协议，中国科技及工程人员才开始进入这个遥远的北非国度。
芳草萋萋，千万里外，素不相识的同胞，永留异乡，竟令我热泪盈眶。也许很久没有人来看望他们，墓碑旁杂草已深。
最近一次中国人离开，是北约对卡扎菲政权宣战前不久的事情。如今，利比亚各处可见盖了一半的经济适用房，原本大多是中国承建项目。与撤出3万公民的庞大人数相比，战前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并不可观。中国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大型油气田项目，眼看到手的一宗生意，最终败于利比亚与西方战前的“特殊友谊”。当地中国石油公司承包的，多是为西方公司勘探、采集等工作，建筑公司的利润也非常有限。
美国没有把利比亚看作战略要害，从未倾情投入争夺。中国虽然重视非洲新天地，但利比亚生意实在难做。中国的利比亚政策，随战争形势而动，自保为上。
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勘探公司的利比亚办公室，人员尽撤，只留利比亚雇员守门，人去楼不空。门前的石狮子，门楣上的大红春联，还有后院里自种的蔬菜，无不流露中国痕迹。
战时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公司的利比亚雇员说，自己每星期都会跟中国同事通电话，相信中国人很快会回来。可两个多月后传来消息，公司在的黎波里的经理部被利比亚军方占据，汽车被征去打仗，就连中部沙漠的两个工地上，上百辆车也都被强行拉走充军了。
不过，中国公司确是最早回来的。一家大型电信公司，顶着密集轰炸，悄悄回到的黎波里，更向反对派大本营探路，为的是不让西方公司抢去战后先机。
这家公司在的黎波里有两名员工。负责人曾经请我们吃火锅——战火中珍贵的一餐。他说自己是“亲卡扎菲”的，尽管夜里曾经见到卡车从街道上一车一车拉走遭到清洗的反对者的尸体，他坚信利比亚需要卡扎菲这样的“强人”。他的下属表达了不同看法，令他有些尴尬生气。最后，他非常认真地问我：“为什么美国总是打出‘民主’的幌子到处发动战争？”
中国人也是最大胆的。北约密集空袭之下，一家中餐馆堂食、外卖生意照做。来自浙江的戴姓女老板预交了5年房租，不情愿跟随战前的大撤退。她自己摸情况，确认周围街道没有隐藏的军火库或政府机关，不会招致北约导弹后，一家人便留了下来。战时客源竟也稳定，尽是各家中文媒体记者、使馆留守人员，还有回归的中资公司先锋队。
那家中国公司在战后利比亚的运营非常成功。一起吃火锅的两个人都获晋升。中餐馆一家，凭借勇气与明智的判断，平安挨过了战火，继而熬过了战后混乱的几年。戴老板房租已到期，但她更不打算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过来了，我现在就等着中国人都回来。”卡扎菲倒台4年后，她在电话里告诉我，中资公司、使馆撤出了战后更加动荡的利比亚，但她听当地人说，利比亚各部落还是会签署协议，达至和平，“到那时我的生意还会好起来！”
只有那几处不知名的中国人墓地，仍在的黎波里。在遥远的北非荒草中，仍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们曾经在这里存在过、梦想过。
“卡里斯马”是怎样炼成的？
最后一次见到卡扎菲，距离他死于乱枪还剩6个月。
上校也许未知命运安排，死神却在等待，他还剩下什么选择？那是2012年4月11日，卡扎菲在阿齐齐亚兵营（利比亚“白宫”）接待前来劝降的非洲联盟领导人。多年来，利比亚以石油收入倾资非盟，非洲总统们因此得号“卡扎菲的小弟兄”，现在，外界指望“小弟兄”劝说“大哥”弃位——没有人不尴尬。
围墙、铁丝网，碉堡森严。平日里，行人车辆经过阿齐齐亚兵营门前不准停靠，更不准摄影。这一天，重重安检之后，终于入内，举目四望，我目瞪口呆——这是世外桃源吗？
非洲原野，收入宫墙；阳光汹涌，万物蜜染。风吹草低，见出牛羊，还有骆驼在卡扎菲的帐篷外踱步。围墙外，的黎波里灰色的街道疏忽远去——那里只有几栋国际酒店装点门面，市容惨淡，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大使馆都没有门牌号码。
“人们应该经常离开城市，回到土地。”同行的美国ABC新闻频道女记者引用卡扎菲语录。可是“回到土地”的代价并不便宜。卡扎菲出访，帐篷随行，2009年时，他甚至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外安营，花去千万美金，但仍遭到了纽约客们的排挤。
就在这样如梦似幻的背景下，卡扎菲上校昂首阔步。土黄色罩袍曳地，杏色头巾飞扬。金色落日，如影随形，追逐他高大的身形，仿若草原雄狮。在距离记者们一米多的位置，卡扎菲以主人的姿态，指点非盟元首就位，准备照相。
我的摄像师10年前出差来过利比亚，念念不忘曾经同卡扎菲握手。他坦承自己折服于上校睥睨四方的魅力。卡扎菲出场，我也暗叹一声。只是提醒自己，那是一种音译为“卡里斯马”（Charisma，指个人魅力和感召力）的东西。韦伯（Max Weber）定义，“若神灵附体”，领袖先知们炼就此术，借以确立权威、维系统治。
卡扎菲的“卡里斯马”不停变幻风格。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专门研究过卡扎菲的造型。他把年轻时的卡扎菲棱角分明头发微卷的照片，与青年戴高乐对比，直呼“太像了”。卡扎菲也曾穿着欧化，风流时髦。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是他的精神导师，卡扎菲常听广播模仿他讲演。终于，27岁的青年军官，登高一呼，推翻旧王国，弄潮北非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卡扎菲穿衣风格陡然变换。脱下西服，换上长袍“沙漠风”，胡子拉碴，眼神迷离。多名曾经采访卡扎菲的记者证实，他一定“嗑了药”。联合国大会现场，卡扎菲曾因超时讲话，导致口译员精神崩溃。他也是闹场专业户，手撕联大宪章，大骂沙特国王。
造型转换背后，是利比亚外交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使然。20世纪70年代后期，卡扎菲资助各式各样欧美政府定义的“恐怖组织”，80年代又搞出洛克比空难（利比亚坚称自己背了黑锅）[2]，同西方彻底闹翻。曾经支持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最后与以色列议和，气得卡扎菲与阿拉伯联盟分道扬镳，从此专心发展非洲事务，自封非洲“王中王”（King of the Kings）。
领袖一定还得有先进理论。利比亚从成人到孩子，都得学习卡扎菲的著作《绿皮书》（The Green Book）。有人说，《绿皮书》翻抄了毛泽东“红宝书”，但也有学界认为，其中糅杂了非洲元素和阿拉伯哲学，还是具备一定学术价值的。在的黎波里时，有天我到市中心广场采访，正巧路过卡扎菲青年团总部。想讨一本《绿皮书》来读，结果高瘦的年轻负责人翻箱倒柜半天，满脸抱歉道：“没有。不如你去隔壁书店看看。”思想武器怎么缺货呢？到书店，老板抬眼皮看看我：“没有。”怎么可能？见四下无人，老板嘟囔了一句：“根本看不懂，谁买啊……”学习《绿皮书》的同时，卡扎菲取消了学校的外语教育，理由是利比亚百姓无须与外界交流。
“卡里斯马”，独裁者有，奥巴马也有，但后者所处的社会相对“正常有序”。革命初期，群众常受领袖魅力感召，群情高涨，冲动不止，待社会逐渐开化，才演变为正常有序的行为。
卡扎菲式“卡里斯马”直教支持者生死相许、疯狂着魔。北约空袭当头，利比亚平民据称自愿入住阿齐齐亚兵营，充当“人体盾牌”，未成年的孩子也不例外。一个5岁小女孩在大人的簇拥下告诉我：“没有卡扎菲，活着就没有意义。”
“挺卡”集会上，局面常常失控——支持者豪情澎湃，几乎将外国记者吞噬。几次我正对镜头报道时，支持者一把夺走话筒，自顾讲演起来，我想奋力抢回，对方却死活不放手——拔河开始。事后有人告诉我，那是为了让其他支持者传颂抢话筒者的英勇表现。卡扎菲的宣传部长在电视上说，外国记者都是间谍、骗子。不久，国际媒体记者乘坐的采访车遭到劫持。
与非洲领导人合照完毕，卡扎菲突然来了兴致，抛下媒体，钻进吉普车，驶向100多米外等候多时的支持者。记者们各操家伙，追着汽车跑，草原上一时烟尘滚滚。到了跟前，记者你推我搡，保镖们围成人墙（这时已不见传说中的“女子敢死队”，只剩男护卫），有一阵我感觉自己的脚已经离开地面，举话筒的胳膊还在往前伸。
最终，我被挤到距离卡扎菲十几厘米的地方，车窗玻璃背后，他轮廓分明，意气犹存，唯举止略缓，暮气乍现。忽然，他两手一撑，站起来从车顶天窗探出半个身子，集会人群立刻疯狂了，“卡扎菲、卡扎菲……”呼声排山倒海。上校笑了，振臂呼应呐喊节奏，仿佛指挥合唱团。那一刻，他真的很陶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