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如果晚年卡扎菲每天只待在自己的乐园里，听同样的几百号人狂热效忠，那么他在叛乱乍起时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说出“所有利比亚人都爱我”这种话并不奇怪。执政40多年，年近七旬的他，真的相信。
最后一个被“卡里斯马”击中的，就是卡扎菲自己。类似情形，我在晚年阿拉法特身上看到过，周围幕僚利用软禁中的他谋取私利，比如安排他接受哪家媒体采访，从中勒索金钱。晚年阿拉法特也被架空了。这样的情形，下台前的穆巴拉克身上也可看见。他监控纸媒监控电视，竟然不知道把互联网管起来才是首要的。“80多岁了，他不懂什么网络，身边人只顾着自己捞钱……”一个埃及记者告诉我。等到民心思变的那一天，“神灵附体”的领袖们，总是最感惊讶的那一个。
历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运作效率，往往与掌权者在位时间呈反比。体系内若有超越个人的制度，可以减少“时间”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约束个人或集体长期把持利益的行为，终究会产生负面效应。石油大国利比亚，腐败指数远高于非洲邻国。首都街道坑坑洼洼，统治者无心治理。
真正维系“卡里斯马”统治的是什么呢？秘密警察，武装镇压。有数据说，利比亚10%至15%的人负责向政府汇报百姓言行——全民噤声显而易见，当政府发言人安排记者到某地采访，几次有人在我们耳边飞快扔下一句“卡扎菲不好”后，即刻走远。对待反对者，卡扎菲绝不手软，公开处刑或在电视上直播血淋淋的画面。另一边，亲卡扎菲派别、部落又往往得到莫大的好处，比如利比亚中部卡扎菲家乡地区，人们感念政府福利周全，口口声声喊效忠上校。“卡里斯马”有两只手，一只是神一般的感召，另一只则是魔鬼一般的恐吓。
从北非到西亚，星星之火点燃之后，为什么在突尼斯、埃及，最初的转型以和平收场，而利比亚一上来就爆发最惨烈的内战？
答案也许稍嫌讽刺。突尼斯与埃及，恰恰因为统治者留下一线公共空间，令怒火有渠道表达，而不至于走火。穆巴拉克统治时期，民众有权在可控范围内和平示威。换句话说，通过非暴力手段表达诉求，埃及人并不陌生。
相反，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不存在表达公共意见的平台。他对异见者铁腕镇压，反对派铭记的，只有“血债血偿”。更坏的消息是，世界“理性抗争”组织统计1940年至2006年全球暴力及非暴力斗争，结果显示：暴力革命即便成功，5年内达至民主的先例只有5%；41%的非暴力斗争最终过渡到了民主政治。而“10年内再爆发内战的可能”，前者高出一倍。卡扎菲身亡之后，利比亚境内暴力不止，令人担忧理论成谶。
由于忌惮北约空袭，2012年4月11日，卡扎菲最后一次在媒体面前露面不过20分钟，很快便消失在草原中。这个时候，他不会相信，爱他、怕他的“所有利比亚人”，会允许他落得血肉模糊、不忍卒睹的下场。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虽然颜面尽失，却总算获得司法审判。独裁者什么时候放权，以何种方式下台，才是最后一个为自己、为国家写下判词的机会。
[1]“汤森·路透”是一家商业数据提供商，由汤森并购路透集团而来，并非一个人的名字。
[2]空难之后，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与苏格兰警方3年的联合调查，1991年国际组织对两名利比亚嫌犯发出通缉，但经过多年的联合国制裁与谈判之后，1999年卡扎菲才交出这两位嫌犯。2001年，一名利比亚情报官员被定罪并被判刑终生监禁。2003年，卡扎菲终于承认需为空难负责，但拒绝承认他直接下达攻击命令。同时，利比亚政府为死难者家属提供27亿美元赔偿，约每人1000万美元，之后联合国解除对其15年的制裁。
09 乌克兰：在巨人的阴影下
1918年
俄罗斯帝国崩溃后，乌克兰独立，成为人民共和国。
1921年
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32—1933年
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
1944年
斯大林将20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发配到西伯利亚及中亚，称他们与纳粹德国合作。
1954年
苏联将克里米亚半岛当作“礼物”，移交乌克兰。
1991年
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大约25万流亡鞑靼人回到克里米亚。
2004年
“橙色革命”后，反对派候选人尤先科胜出，俄罗斯支持的亚努科维奇下台。
2005年9月
尤先科解散总理季莫申科领导的政府。
2010年
亚努科维奇在新的选举中当选总统。
2011年10月
前总理季莫申科被控在天然气协议中滥用职权，入狱7年。西方和俄罗斯都不满判决。
2013年11月
大规模抗议爆发，反对亚努科维奇突然终止与欧盟签署政治与自由贸易协议，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
2014年2月
乌克兰安全部队向抗议人群开枪后，总统亚努科维奇迫于民间怒潮出逃俄罗斯。
2014年3月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引发自冷战以来东西方最严重对峙。
2014年4月
亲俄武装控制顿涅茨克东部及卢甘斯克，宣布独立建国，并组成“新俄罗斯联邦”。
2014年5月
“巧克力大王”波罗申科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2014年9月
乌克兰东部停火协议打破，北约确认俄罗斯部队进入这一地区。
2015年2月
乌克兰和法、德达成协议，结束东部战事。
2015年3月
联合国统计，2014年4月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以来，大约6000人丧生。
俄罗斯的灵魂
一
醒来的时候，乌克兰国航屏幕上，飞行路线正划过塔吉克斯坦。从中亚到东欧，飞行线一寸一寸向西爬行，舷窗下云层渐渐亮起，俄罗斯的控制力却越来越黯淡。今日乌克兰正是强弩之末，因此也是必争之地。
转头看到一飞机东倒西歪熟睡中人，忽然为自己在万米高空的宏大叙事感到好笑：飞行线一寸一寸向西爬行，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只是回家。航班从泰国起飞，除了我和摄影师，没有其他亚洲人。乘客大多是度假返家的乌克兰人。
曼谷到基辅，对我而言，也是从广场到广场。曼谷的广场，坐满了红衫军黄衫军。近几年我经历的广场还有：埃及开罗、巴林麦纳麦、利比亚的黎波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世上广场的名字大多相似，好像来自同一批婴儿潮：解放、独立、自由、民主……比广场名字更没有想象力的，大概是政党名字。乌克兰政党的名字有：团结、自由、人民，季莫申科领导的党派叫“祖国”。只有那个拳击手克利钦科的政党有点新意，叫“出拳”。
广场和政党的名字，也是宏大而空洞的叙事。
空姐过来问要不要喝水。她们一律窄脸深目，身形高挑。制服是国旗色，蓝黄搭配，铅笔裙含蓄性感。有了她们，就不会有人抱怨这老旧多事的777客机了。
穿泰式印花衫的尤莉娅坐在我旁边。她从基辅西边一个城市来，首都闹起来的时候，家乡也在示威。“我们游行就跟上教堂一样，太平常了。”她指指趴睡的女儿，“她也去了，5岁。”比基辅幸运，当地没有发生冲突。
飞机降落，全体乘客鼓掌，庆贺平安抵达。这似乎是非常西方的习惯。
第一眼看到的基辅，湛蓝无云的天，秃了皮的白桦林，一下子把我带到10多年前的北京郊外，晴朗肃杀的北方。
第一次知道“基辅”的名字，是不是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尾曲《基辅的大门》呢？灿烂炫目，仿佛太阳的光芒，一触及就熔化。可是13世纪，基辅大门叫蒙古人攻破了。
眼前的基辅更像是建筑展览会。从出租车向外张望，洋葱头教堂、蒙古包式亭子、苏联时期方正庞大毫无个性的政府大楼，还有突然冒出来的老式民居，惊艳到令人尖叫。贝壳、螺旋的树叶和火焰，典型的“新艺术”（Art Nouveau）风格，就出现在马路边。有时这种民居不是一栋，而是一整排。“新艺术”鼎盛时期在1890至1910年间，中心在维也纳，那时候乌克兰的一大片土地属于奥匈帝国。
街上总是有人手捧鲜花，一路牵引我到了Maidan（广场）。乌克兰语里的“广场”，竟然跟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发音相同，源头也许又是蒙古。
基辅独立广场本身不大，但示威人群蔓延到了周围的山头，气势逼人。前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出逃已经17天，广场上的防御工事仍在。每天5点下班之后，人潮不断涌入，遍地献花。宗教祷歌每天唱响，安抚死去的灵魂。神父走在前头，一队人抬着巨大的木制十字架，耶稣受难的身躯蜷曲在上面，一遍一遍绕着广场和周围的山头行走。
2013年11月末，示威刚刚起来的时候，我还在香港做一个图片新闻节目。每天看到大量来自基辅现场的照片，总是有神父高举十字架，站在持枪军警和躁动愤怒的人群中间。军警抓人的时候，一个乌克兰大妈抡圆了十字架，对着钢盔猛敲下去。
到基辅的头一个下午，翻译爽约。广场上不断有人走向我们的摄像机，我却只能指指耳朵摆摆手。一个大伯急了，吼了一嗓子：“普京！”然后比画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一个身形敦厚的大妈，拄着雨伞过来发表演说，铿锵有力，十几分钟不间断，周围聚了一层人。她终于在掌声中谢幕，我红着脸问：“哪位给翻译一下？”一个英语不太流利的年轻人一言概括中心思想：“国家不能分裂。”一个叫尤莉娅的女孩塞过来传单：俄罗斯套娃，咧嘴露出恶魔般锋利的牙齿。
“嘿，我是俄罗斯来的。”伊万自报家门，吓了我一跳：俄罗斯人站在汹涌的反俄情绪中心？他反戴着美式橄榄球联盟帽，两只银耳环叮当。
“别误会，我生在乌克兰，在这里住了20多年，我拿乌克兰护照。”伊万英语说得很好，家乡在基辅以北的切尔尼戈夫省，国际新闻里被划在“亲西方版图”里。伊万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几年前，他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学习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后留在了那里。
“那你到底算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
“我是一个乌克兰人，长着俄罗斯的灵魂。”
伊万特地回来看看闹出乱子的乌克兰。和我一样，当天下午刚刚到基辅，马上跑到广场上来。
“‘俄罗斯的灵魂’怎么看？”
“这个？F**k up！”他用了F字头脏话，惊讶于城市变成了战场，却又转而称赞，“但是，我为这些人骄傲，他们做到了。亚努科维奇就是个浑蛋。”
他颠覆了国际新闻里的标签：身处“亲西方”板块，心向俄罗斯。可是，他又认同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
我想起一条经典的测试爱国心问题：“如果俄罗斯跟乌克兰踢足球，你希望哪个赢？”
“乌克兰。”他毫不犹豫。
我跟着伊万绕行山头。经常需要打断他的叙述：“等等，你说的‘我们’，指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
光秃秃的树枝上，白纸带翻飞。得时刻留心脚下，绕开鲜花和彩色蜡烛瓶子围起来的小小祭坛。下台阶时，我差点踩到鲜花旁端正放着的一只绒线帽，大概是死者的。
高处回望，山谷里的广场，鼎沸如汤。路障仍在，帐篷仍在，一些人担心局势生变，打算长期驻扎。夜幕降临，他们劈木头，生火做饭，炊烟袅袅。广场，更像是一座城池。反对派对这里也没有绝对控制，独立广场成了独立王国。
花堆成了山，铺成了路。一个纸糊的高塔，好像削去脑袋的圣诞树。亚努科维奇打算装饰这棵树庆祝东正教圣诞节，他发表讲话的时候，把“圣诞树”说成了俄语，还是发音错误的俄语，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笑了。现在，树外围的脚手架成了标语墙。
“看，俄罗斯的源头。”伊万指了指广场中心雕像，拍拍心口，“基辅是俄罗斯的母亲。”雕像是传说中建立基辅的四兄妹，名字首字连在一起拼成“基辅”的拉丁写法。
古代俄罗斯人的第一个政治活动中心在基辅。13世纪蒙古入侵，俄罗斯人弃守基辅一路向北。先是Vladmimir-na-Kliazam，然后是莫斯科，18世纪终于落脚在圣彼得堡。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打架的历史。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没有历史，它是19世纪德国、奥地利为了削弱俄罗斯捣鼓出来的一个“概念”。可是俄罗斯又把基辅当作自己的“母亲”，说自己的祖先是最早在基辅建都的罗斯国王。罗斯统治的地区也叫瓦良格，就是乌克兰卖给中国那艘航母的名字。
一些乌克兰和西方历史学家，质疑俄罗斯人是“罗斯后裔”。美国乌克兰史专家保罗·罗伯特·毛戈奇（Paul Robert Magosci）引用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话说，就像暴发户总是孜孜考证祖上显赫高贵的出身，14世纪至16世纪，当俄罗斯王朝达到鼎盛后，史官含蓄地嫁接了更加悠远的罗斯国历史。而罗斯国王本人，追根溯源是来自北欧的维京人。
长着“俄罗斯灵魂”的伊万相信，“自古以来”，罗斯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乌克兰）三位一体的共同祖先。乌克兰也确实曾对俄罗斯投怀送抱。今天所谓亲西方的西部乌克兰，曾大量涌入波兰和立陶宛移民，求助莫斯科王国保护，免受外族入侵。但后来，西部比东部更早受到人文主义影响，个体意识渐渐冲淡了王朝权威。
“乌克兰的未来应该跟俄罗斯在一起，美国、欧盟不过是要开几个破坦克过来，拿我们当成基地。”伊万说。广场上的人显然不会赞同他的说法，蓝底黄星星的欧盟旗帜四处飘扬。还有伊万看着刺眼的红黑两色乌克兰反抗军军旗，大大的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画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班杰拉组织乌克兰反抗军，反波兰反苏联。“橙色革命”后上台的前总统尤先科[1]追认他为“国家英雄”，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上台后撤销称号。
“乌克兰从来就没有英雄，也不可能离开俄罗斯独立。”伊万说。
在我出发前，有个骨灰级球迷给我扫盲，说“乌克兰当代最重要的民族英雄”是20世纪80年代培养了3个“欧洲足球先生”的教练洛巴诺夫斯基，这下刚好用上，反驳伊万的“无英雄论”。
“洛巴诺夫斯基？离这儿不远，就是国家体育馆，那里有他的雕像，可是现在都被示威者熏黑啦！”伊万总是试图向我证明，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多么“F**k up”。
山顶是个剧院。一拐弯，缓缓下坡，遇难者相片多了起来，死亡时间都是2014年2月20日。据说狙击手是从旁边13层高的“乌克兰酒店”朝这里射击的。
2013年11月21日，人们开始聚集到广场上，很快自我组织起来，每100人为单位，手臂写上名字、血型，相互拍照。所以死难者的资料很容易找到。缓坡桥下有张照片，属于一个名叫塔钦（Tochin Roman）的死者。他穿着蓝色羽绒服，头上绑着防风镜，来自列维夫——基辅西边大概700公里的地方，紧挨着东欧波兰。在开罗解放广场，我也见过坐几个小时火车从卢克索赶来示威的人。塔钦生于1976年。
“他是个退役军人。”一个中年人悄悄站到我们身边，“我认识他。”凡迪（Vadym Suprunyr）最后一次见到塔钦，是在他就义之前9个小时。2月20日凌晨1点，塔钦说自己太累了，想睡觉。凡迪的家在基辅，于是回家，打算第二天早上再来广场，却在网上看到了死者名单。
“他们没有武器，最多是燃烧瓶。”凡迪说，那天早上，军警从几个方向包抄过来。一名中年妇女走过来，激动地比画着。伊凡快速翻译。妇女说，军警开枪，但桥下这些人反扑过去，成功地把军警逼退。当然，很快他们就失守了。军队却因此受到震动，抛弃了亚努科维奇。“这些人是英雄！英雄！他们保住了广场。”妇女渐渐走远。我向伊万重复“英雄”这个词。他朝我挤挤眼睛：“待会儿告诉你真相。”
凡迪手里拿着碎裂的砖头。他来清理通道，给行人让路。一个小男孩肩披乌克兰国旗，踩着单脚滑车，沿着空出来的通道上，唰地冲下去。
塔钦知不知道自己可能承受这么大的风险？究竟为了什么而战斗？“我想我们是为这个国家感到担忧，过去20年，俄罗斯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我相信伊凡是在如实翻译。
“很多人说，你们为了民主斗争？”我小心抛出这个近年来名声很不好的词。凡迪做了个苦涩的表情，“民主可以用来做对的事情，但也可能走上歧途，‘橙色革命’领导人让我们失望，现在的过渡政府也不干净……我们斗争，是希望国家变得干净、变得公平，没有腐败。”
亚努科维奇出逃后，办公室内搜出计划屠杀清场的路线图，但是伊万认为“真相”是反对派自己开的枪。“这些示威者，当然有人给钱，你看看广场边那么多流动厕所，不用花钱雇人打扫吗？钱哪里来的？”
遇见伊万之前，广场上我遇到一对来献花的夫妇，能说一点英语。丈夫说自己是现役军人，清场时他不在基辅。他憎恨亚努科维奇向民众开枪：“这么多人，上万人都是恐怖分子？怎么可能？！”
凡迪说没有收到过钱。塔钦也没有，只是有些“专家”过来教大家怎么组织，怎么战斗，也许有人支持。另一个加入对话的女孩说，广场的工事还不肯撤去，恰恰说明就连反对派都没有能力控制示威者。
入夜，广场渐渐有了些嘉年华的味道。好多人排队，等着在一个木制雕像上凿一下。“我们在创造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主办者拿着本子过来，邀我参加。木雕是乌克兰诗人、艺术家舍甫琴科，很快将是他200周年诞辰。舍甫琴科生在基辅郊外，长在圣彼得堡，目睹乌克兰农奴的艰辛后，组织他们起来反抗，后被俄罗斯逮捕，成为重囚。舍甫琴科的遗言诗其中一句是：“以暴君们的鲜血，喷洒在自由的种子上。”
“一个人对未来做出选择的时候，更看重什么：强大的国家，还是幸福的生活？个人自由？”我问伊万。
“强大的国家。”
“对每一个个体来说，不是幸福和自由更重要吗？”
“幸福自由是什么？美国人所谓‘幸福’就是嗑药……”
“俄罗斯没有人吸毒？”
“有，没有美国多。”本·拉登的精神导师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当年留学美国，也把吸毒嫖娼当作西方精神来反对。
“你要是有孩子，希望他们在哪里接受教育呢？”
“当然是俄罗斯。我们的考试叫考试，美国那种只能叫测验，太简单了……听我说，俄罗斯有油，中国有钱，我们应该联合起来，西方就不敢这么横了。”
“告诉我，到底什么是俄罗斯的灵魂？”
“就是谁也压不垮我们，谁也不能叫我们屈服。”
跟伊万道别后，我边往地铁走，边试图梳理他的思路：在乌克兰长大的半个俄罗斯人，对乌克兰有感情，但归根结底又把乌克兰与俄罗斯看作一个共同体：个体的价值，必须依靠强大的共同体去实现。
突然，广场上空烟花绽放，所有人仰头欢呼。
英雄，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祖国。吃饱穿暖以后，细小的词语满足不了我们，而这些宏大的，又面目模糊、含义不清。
一个声音朝我喊：“毛泽东？中国？”
同事提醒过我，这里酒鬼多。广场曾经有真正的斗士，前总统出逃后，不知要往哪里去的广场，也成了醉鬼流浪汉的归宿。果然，这名酒气冲天，摇晃着手中一升装矿泉水瓶里的透明液体，拍拍胸脯：“我是格鲁吉亚来的！F**k普京！”
前总统落跑，有人带着孩子来广场庆祝胜利。
基辅街头。
二
迪马走进餐厅的时候，惊魂未定。他刚刚从克里米亚跟随美联社拍摄回来。此时距离公投还剩下5天。
“我们一下火车就被盯上了。”他说，走出车站的时候，已经有两三个身份不明的人接近他们，问：“来干什么？”
“你们是谁？”迪马反问。那些人穿着便装。俄罗斯军人出现在克里米亚不是秘密，但还用不着“小绿人们”亲自动手。“小绿人”是乌克兰人对克里米亚俄军的称呼，因为他们穿绿色军装却一律不佩戴标识，并不显示职业军人身份。
“自卫队的。”对方回答。克里米亚亲俄武装组成了民兵队伍。
迪马说，在克里米亚拍摄期间，不断碰到有民兵过来“打招呼”。有一次，他去商店买饼干，一出来就遇到几个身形彪悍、喷着酒气的人。“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枪，而且是冲锋枪。”那些人上来就抢走了所有饼干。
丢几包饼干算什么。在克里米亚采访的记者，有的摄影器材整箱被拖走，直播都受干扰。自3月初起，乌克兰国营电视台的节目在克里米亚就已经不能看了。
“可是，那些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人欢天喜地总是真的吧。有些人应该真的是想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我说。
“是有，不过并不全是。我们采访到的许多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反而不希望归俄罗斯。”迪马说，“因为岛上靠旅游业，而大部分来旅游、来租车的都是乌克兰人，俄罗斯沿黑海还有其他旅游胜地嘛，不是那么多人来克里米亚。所以将来他们的生意会受影响。”但是由于“自卫队”加上“小绿人”在克里米亚的存在，这些并不心向俄罗斯的人不敢出声，他们悄悄向迪马表达看法，但没有人愿意对着镜头诉说。“到时候公投，大家都知道结果会是100%，至少99%赞同！”
迪马只是个20出头的学生，因为最近局势变化，会讲几句英语的都干起了“fixer”，给外国记者做翻译兼陪同。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月平均收入500美元~700美元，而美联社给迪马去克里米亚的报酬是每天250欧元。“但是，我下次不想再去了，给多少钱都不去了，那里太可怕了。”
就在见到迪马之前，我在这家叫“克里米亚”的餐厅，采访来自克里米亚的另一群人，当地的少数族群鞑靼人。山蒂科夫和另外3个同伴，代表在基辅的200个鞑靼人，打着鞑靼族旗帜，到广场示威，要求关注克里米亚26万鞑靼同胞的命运。“这才20多年啊，难道我们又要无家可归？”
当全世界的眼光聚焦克里米亚，谈论东西方阵营角力时，很少提及当地人口中只占到13%的鞑靼人。1944年，斯大林把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驱逐到中亚，惩罚他们“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山蒂科夫一家就这么一直在乌兹别克斯坦流亡，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回到克里米亚故土。20多年后，苏联长长的阴影再次投射到克里米亚。鞑靼人议事会首领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来的时候，克里米亚一片荒芜，现在盖起了像样的葡萄酒庄，难道又要连根拔起？”
鞑靼人在克里米亚的不同城市都有自己的聚居地，所以特别好认，容易受到攻击。公投前，鞑靼人组织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守护聚居地。一名鞑靼男子本打算火线参军，但在去往乌克兰军营的路上，却遭到袭击身亡。
“外人很难理解鞑靼人对俄罗斯的恐惧和仇恨。”山蒂科夫说。一旦克里米亚正式并入俄罗斯，鞑靼人就要面对选择：合作还是离开。支持俄罗斯，升官发财都有可能；否则的话，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些在过去已经发生，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俄罗斯许多大型企业在克里米亚投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承诺，将建成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同俄罗斯本土的跨海大桥。
大概是我问“害不害怕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个在旁边默默抽烟的鞑靼小伙子突然过来，绷起脸说：“听着，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懂‘害怕’的，我只能说到这里。”他做了一个劈掌的动作。
“如果俄罗斯真的占领克里米亚，有些鞑靼组织可能会不受控制。当然我希望他们受控制。”山蒂科夫的回答有些闪烁。议事会正在向乌克兰议会申请，承认鞑靼人为“克里米亚原住民”，通过的话，就有可能依据联合国相关规定，成立鞑靼人自治区，并受到国际法保护。但很多乌克兰人相信，克里米亚鞑靼穆斯林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一定会“干些什么”。
乌克兰东部：记忆、标签与未来
由首都基辅，向东飞行1小时10分钟，便来到了乌克兰第四大城市顿涅茨克。翻译莉莉娅说，她在基辅生活了20年，只出差来过一次顿涅茨克。这是个乏味的工业城市，无风景少名胜，基辅人休假都往西边跑。顿涅茨克出租车司机也觉得基辅很远：“这里去俄罗斯边境才100公里，可离基辅600多公里！”
顿涅茨克产煤。从机场到市内20多分钟车程，窗外掠过三四个已经开发的煤矿，像喷发之后的火山，向天空张开大嘴。苏联时代顿涅茨克的名字叫“斯大林”。在一场辩论中，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决定向顿涅茨克和它所在的顿巴斯盆地大量注资，改造成苏维埃共和国的重工业中心。
迎面驶来一辆公共汽车，浑身锈迹、土色斑斑，不知道是土色上生出铁锈，还是铁锈上沾了土星。圆滚滚的面包造型，仿佛在20世纪黑白电影里才见到。顿涅茨克人均收入每月350美元，不到首都基辅的三分之二。
在我到来之前，舞台，或者说战场，已经预设好了。一边是亲俄罗斯人士游行，另一边是“欧盟广场派”（他们解释不一定要加入欧盟，但是反对乌克兰分裂），也准备到街头示威。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之一前拳王克里奇科，从基辅飞来为“欧盟广场派”鼓舞士气。俄罗斯前议员日里诺夫斯基（Vladinir Zhirinovsky），也准备西进顿涅茨克，亲俄阵营为之沸腾。日里诺夫斯基以煽情言论著称，比如“我们将用民族主义把西方打个稀巴烂”。有评论认为他是“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的代表”。
“我们正联系机场，阻止日里诺夫斯基的到来。”迈克斯两眼通红，仿佛战斗了几天几夜，黑棉袄脏兮兮的，好像刚刚从战壕里爬出来。他三十七八岁，是当地报纸记者，也是顿涅茨克“欧盟广场”示威的组织者之一。基辅的一名记者介绍我们认识后，迈克斯自愿带我四处看看。
迈克斯不像个豪迈的战士，而是个提心吊胆的地下党。为了教育我形势严峻，他掀起蓝黑色绒线帽，露出两块由红转褐色的伤疤。“他们打的。”“他们”是亲俄派。2013年年末，基辅广场运动风潮吹动顿涅茨克。莫斯科支持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出走，“欧盟广场派”在顿涅茨克占上风。等到俄罗斯进入克里米亚后，风向变了。街头出现持械武装人员，两派暴力升级。一名德国记者告诉我，就在我们抵达前，市中心一辆迷你公共汽车车身上还因印着乌克兰国旗被亲俄派截停，车门差点被乱棍砸开，后来汽车只得加速离去。
可我毕竟是个外国人，跟迈克斯同行会不会丧失中立？正犹豫着，迈克斯身后又多出3个黑衣人。其中一个戴棒球帽，绣着斗大的USA和老鹰国徽。迈克斯指指他们对我说：“这些是你的保镖，车已经准备好了。”
我气乐了。带3个保镖去，不是目标更大吗？“不用担心，那些人没见过他们3个，他们跟我不一样。”迈克斯劝慰。
“可是他的帽子。”我指指USA和老鹰，“你不觉得这是大麻烦吗？”
“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戴帽子的亚历克斯说，亲俄人士受教育程度低，一般不认识英文单词。我将信将疑。
1869年，来自大不列颠威尔士的商人发现顿涅茨克的矿藏后，建起煤窑，这里劳动力开始聚集，渐成规模。从那时起，很长一段时间里，顿涅茨克需要的都是矿工，吸引不来知识分子。苏联初期，顿涅茨克和整个顿巴斯盆地仍然是个大矿场，后来开始建电站，引入化工系统后，高级技术人员才渐渐到来。迈克斯出生前10年的20世纪60年代，顿涅茨克刚刚有了剧院。
苏联时代，加盟共和国几乎没有“自己”的文化。尽管反对顿涅茨克并入俄罗斯，迈克斯最喜爱的歌手和演员却是俄罗斯人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Vladimir Vysotsky）。维索茨基曾加入反审查组织，上过美国《60分钟》节目。不过，他虽在苏联民间大受欢迎，却从来没有上过官方电视。
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通用语言是俄语，但没有完全禁止乌克兰语，而是把它当作“团结并教育劳动阶级”的手段。1991年独立后，乌克兰政府强调本土文化，顿涅茨克机场大厅挂起了音乐家谢尔盖耶奇·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肖像，因为他出生在这里。但是，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普罗科菲耶夫，似乎只把莫斯科当作故乡，外界也只称他为“苏联音乐家”，获得过“斯大林奖”“列宁奖”。晚年普罗科菲耶夫却因作品“政治不正确”遭苏共批评，这让他很痛苦。郁郁离世的同一天，斯大林也逝去了。
比迈克斯稍年轻些的亚历克斯，青春记忆搭上苏联解体，直接迈入欧美潮流。亚历克斯熟谙各路西方摇滚。就在我们前往亲俄罗斯派集会的路上，两边都是利物浦酒店的广告。这家2007年落成的酒店，是顿涅茨克地标建筑，内部完全是一座向英国“披头士”乐队致敬的博物馆。不过，据传酒店并没有向“披头士”支付版权使用费，也不担心他们追索到俄罗斯边境。2005年，乌克兰第一次主办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也就是欧洲版“中国好声音”，这个还没有加入欧盟的国家为自己的欧洲属性放声高歌。
然而，历史从不曾离开。
车窗外传来响亮的口号，红蓝白三色旗飞舞，显然是亲俄集会。视线里出现一个巨大的石像——是列宁。我要求停下车。
迈克斯脸上先是困惑，然后惊讶，终于跟翻译争执起来。我坚持停车，他坚持不停，越过翻译，我们俩吵起来。最终，车兜了几个圈子，停下来，我推开车门，一路小跑过去。
我和迈克斯都出生在1976年。那一年，中国现代革命领导者毛泽东去世了。第二年，中国开始反思个人崇拜，开始拆除毛泽东像。整个中国大地，毛泽东雕像骤减。40年过去，最近几年毛泽东像又开始回潮。塑像的命运，往往超越肉身，在历史轮回中起承转合。
乌克兰首都基辅反俄罗斯示威中，列宁像几乎全都被推倒。当地年轻人说，通过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可以查到全市列宁像位置，人们组织起来过去清除，这是公民社会的力量。但东部城市并没有这样公开的身份切割仪式，相反，列宁像仍然聚集着心向俄罗斯的人。
眼前列宁像高六七米，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下垂，裤线笔直，风衣飘飘，少不了标志性的“列宁帽”。一名妇女在列宁脚下举着麦克风喊：“支持亚努科维奇！欢迎俄罗斯！”现场标语大多是：“北约滚开”“F**k欧盟”。有人抬出东正教圣母子像，旁边镰刀斧头红旗翻飞。没人觉得这样的组合有什么异样，也没有人注意到亚历克斯的USA棒球帽。
喊了一阵口号后，人群朝市政厅前进，把星期天的政治生活推向高潮。
市政厅前也有一座黑石雕像，蓄着胡子。我以为又是列宁。翻译莉莉娅纠正：“不，这是老年舍普琴科。”19世纪乌克兰诗人舍普琴科，曾描述俄罗斯帝国统治下乌克兰农奴的悲惨生活，被视为乌克兰文学和现代乌克兰语的奠基人。独立后的乌克兰人热衷舍普琴科，仿佛高举一片出土古物，要证明自己不同于俄罗斯的DNA。在列宁注视下的苏联城市里，舍普琴科是乌克兰政府竖立的身份界碑。
老年舍普琴科脚下放着花篮，盛着黄玫瑰和染上奇异蓝色的康乃馨。蓝与黄是乌克兰国旗颜色，这是无声的表达。
这座城市里有不少舍普琴科和列宁。我问亚历克斯，怎么区分这些塑像，在我看来长一个样。“不是啊，你看列宁都是一个年纪，他不老的。”亚历克斯说。
列宁是一个符号，象征顿涅茨克与苏联、与今天的俄罗斯的联系。对列宁像的态度，决定了你属于哪一个阵营，尽管那不过是一块石头。“亲欧盟”也是一个符号，尽管顿涅茨克“欧盟广场派”的组织者迈克斯否认“加入欧盟”是奋斗目标，他们只是反对乌克兰分裂，甚至认为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取得平衡，对乌克兰最好；但必须沿用这个识别度高的名字，与基辅保持一致。
据说大部分亲俄人士是俄罗斯后裔，尽管他们在乌克兰生活了几代。而所谓“亲俄”，会不会也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标签呢？亲俄人士对俄罗斯的情感，对未来的选择，真的只是依据民族、语言和历史吗？
游行队伍呼啦啦过去，市政厅广场很快水泄不通，欢呼声浪潮般起伏。甩开“保镖”，我从人山人海的缝隙中游到最前排。
市政厅大楼像一块展开的铁板，典型的苏联式建筑。中央分界线前是笔直的旗杆。乌克兰国旗已经被扯了下来，俄罗斯联邦三色旗绑在绳柱上。3个示威者蹲在台子上面，犹豫着该怎么换上去。“俄罗斯！俄罗斯！”在雄壮的呼喊声中，他们交头接耳，手足无措。终于第4个人爬上去后，七手八脚搞定，挽救了这个庄重的历史时刻。
俄罗斯联邦国旗在乌克兰东部升起。也许因为是星期天，市政厅前毫无戒备；又或许因为，不是第一次有人在顿涅茨克升俄罗斯国旗，第二天，三色旗会再变幻成两色乌克兰国旗，如此反复，无须认真。
亲俄人群发出震天吼声，10多分钟后，他们如烟花坠落般散去。广场转角一栋高楼，窗户半掩，孤零零探出一支乌克兰国旗。
初来乍到，我不大分得出这里的俄裔居民与乌克兰人长相有什么不同，俄罗斯人面部线条似乎硬朗些，妇女穿着更符合脸谱化了的俄罗斯人印象——时兴毛皮大衣。
为什么抗拒欧洲，要加入俄罗斯？
一名40来岁的妇女说：“看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了吗？俄罗斯很强大，我们要跟普京在一起！”
17岁女孩娜塔莎，站得笔直，挽住妈妈的胳膊。她的理想是当警察，服务祖国，说不出为什么不喜欢欧盟，实际上她也没出过国。“祖国”，对她来说，指的是俄罗斯。
一个裹在黑褐杂色毛大衣里的妇女，答案直指俄裔人群价值观：“欧洲同性恋很多，加入欧盟意味着我们这里也会有很多同性恋。”
几个女人口号喊累了，坐下来晒太阳。其中一个说：“亚努科维奇跑了，我的退休金怎么办？女儿的奖学金怎么办？都是莫斯科给的。”
乌克兰东部，列宁像仍聚集着心向莫斯科的人。所有的列宁雕像都是一个年纪，不老的。
根据乌克兰财政部数据，顿涅茨克州历来是享受政府补贴最高的地区之一，但一般老百姓生活中似乎没有感受到大的改善。当地俄裔人士只看俄罗斯电视频道，相信莫斯科的种种说法。
忧心退休金的妇女说，丈夫先前在一家煤矿工作，苏联突然解体，对顿涅茨克的煤炭需求骤然减少，矿厂大批关门，工人失业。“苏联时代是稳定的，离开苏联没什么好处。”
“亚努科维奇不是好东西。”一个中年男人经过，停下来冲那名妇女吼了一嗓子，“我欢迎俄罗斯，但是反对莫斯科支持的亚努科维奇。”他恳切而毅然：“亚努科维奇太腐败了，基辅政府从来都很腐败，我们不想跟他们在一起。”
我有些愕然：基辅广场万人抗议，也是从反对贪腐开始的。乌克兰动荡始于共同的民怨，最后竟撕裂成两个全然敌对、分裂的阵营。顿涅茨克人要的稳定、繁荣、尊重，基辅不能给，欧盟又太陌生，俄罗斯才是“过去的好日子”。
“你发现没？这里没有年轻人。”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悄悄靠近我，用英语说。他自称乔治，说一群年轻人原本要在市政厅对面街头集会，后来取消了，“因为太危险”。两派见面随时会迸发暴力。
乔治在顿涅茨克国立技术大学电力系教书，不赞同加入俄罗斯，只是来现场“看看”。他有一大堆话要跟我这个外来者诉说。乔治完全可以用英语表达，偶尔有人在旁边转悠，伸过耳朵来，他也不停下，还摆出几分优越感，不担心“泄密”。
乔治曾是个“官二代”，父亲在苏联时代担任顿涅茨克州煤炭部副部长，访问美国时带回来的电子计算器，令少年乔治好奇欣喜。乔治还记得当时一个美国工人的月薪700美元，几个月下来就可以实现买车的美国梦。那个年代，顿涅茨克年轻人学习电站技术很吃香，从欧美电子技术期刊上，乔治触摸到了西方。
2004年橙色革命时，他支持季莫申科，称她是“非常聪明的女人”，并为变天欣喜。现在看来，他说：“可惜，糟蹋了10年”，执政联盟内耗太大。大学教授同事中大多不希望国家分裂，但有时对基辅政府失望，脱口而出：“不如俄罗斯人来管算了！”
“你怎么看那些亲俄人士？平时有接触吗？”
“我就是俄罗斯裔啊。”乔治说，认识一些亲俄者，但没有深交。他说亲俄人士只看俄语电视，内容全是“二战”反德、车臣反恐、冷战反美。“那些人非常可怕。”乔治摇摇头，一次他在公开场合抱怨了一句普京，瞬间有人冲到他眼前，拳脚相加。
俄裔血统本身并不能把人区分开。乔治的妻子是俄罗斯乌克兰混血，儿媳是半个俄罗斯人。
“问题不是亲俄反俄，而是这个城市没有中产阶级。”乔治说，这里住着乌克兰首富、总统候选人安克梅托夫（Rinat Akhmetov）。苏联解体乌克兰转型，催生寡头富商，但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却非常贫困。顿涅茨克和周边东部城市，都有黑帮当道把持政治的历史，甚至来自顿涅茨克州的亚努科维奇家族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没有中产阶级的社会容易分裂、产生仇恨，过去执政联盟的失败也加重了人们对亲西方派的不信任。
“你为什么不要俄罗斯？俄罗斯承诺了那么多好处。”
乔治摇摇头，讲了一个乌克兰笑话。一条狗从乌克兰海关跑向俄罗斯。海关人员问：“为什么要走？”狗说：“乌克兰不好，我要去俄罗斯！”没多久，狗又跑回来。海关人员好奇地问：“怎么又回来啦？”狗气喘吁吁惊慌道：“俄罗斯的生活同样可怕，而在乌克兰，我至少还可以叫！”
“为什么那么在乎自由？”
乔治灰蓝色的眼睛亮了：“你知道哥萨克人吗？我祖上是哥萨克人。骑在马背上几百年了，苏联也改变不了。”哥萨克人祖先是东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沙皇俄国和苏联最骁勇的骑兵。不过，不管为谁卖命，哥萨克人是桀骜不羁、从未臣服的一群。乔治的血液里，有比苏联更遥远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