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空荡荡的街道，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十几个年轻人渐渐聚拢到了一起。亲俄人士也围过去，人数显然占优。突然，一个女孩亮出乌克兰国旗，披在身上。3个亲俄派上去围住她，高声喊着什么。我冲进去，女孩断续用英语对我讲，却不能表达自己。忽然，她切换频道，用乌克兰语说：“别的国家、别的人不要干涉乌克兰……”她身体颤抖，紧紧拽住国旗。还没说完，女孩的朋友过来一把拽走她，嘴里大概在埋怨她，两人转瞬消失在人群背后。
我想继续采访只会惹来更多麻烦。迈克斯来电话催促上车。
车窗外，戴亲俄三色标志的人，没有任何标志的人，不断向后退去。迈克斯和我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指着寒风中穿短裙的当地女孩，个个高挑苗条：“真好看。”迈克斯笑了，然后略带警惕地问我怎么看这座城市。
我说它很复杂。它不像我在新闻里看到的，只是几张标签。它有过去和现在，但历史又像一条河，看你从哪一段截取，哪里才算是源头。谁又能许给它一个人人满意的未来？
我问迈克斯，最喜欢这座城市什么。“这是我的城市，我出生在这里。”
“那你最不喜欢这个城市什么？”
迈克斯脸上竟现出恨意：“这儿的人不思考。”
“欧盟广场派”游行取消，前拳王克里奇科短暂停留后又匆匆离开。而俄罗斯议员终究没有来。克里米亚公投前一天，迈克斯逃离顿涅茨克，到基辅投靠朋友。我跟乔治通过几次电话，情况越来越糟糕，有次他从自家窗口看到有人被打死。公投之后，亲俄派占据了顿涅茨克市政大楼，确保三色旗不再被换下。2014年夏，我几次打电话给乔治，但再也没有接通过。
从D-Day到V-Day
一
D-Day是“二战”盟军登陆诺曼底的日子。这一天改变了战场形势，但距离“二战”全面结束、欧亚法西斯相继投降的胜利日V-Day，还剩一年三个月。也有人认为，至今我们仍然生活在“二战”和它开启的冷战格局下，“最后的胜利”远远没有到来。
转过香奈儿专卖店，不远处汽车轮胎堆积如山，正是基辅独立广场的入口。两个星期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去莫斯科，但眼前的广场仍然鼎沸如汤。这跟大多数地方的广场斗争不太一样。在埃及首都开罗，穆巴拉克出走的第二天，人们就到广场撤路障、扫垃圾、画斑马线，迎接新世界。但后来才发现，他们必须一次次重回广场。
在2004年“橙色革命”里浸染了一回的乌克兰人，似乎学到了什么。26岁的卓雅给我讲“从D-Day到V-Day”的比喻。她脑后梳着金黄色的辫子，胸前垂着白底红花传统图案围巾。“抗议示威的最初目的还没有达到。”身为乌克兰民主联盟在基辅的负责人之一，她说话带点小政客派头，“亚努科维奇出逃只是D-Day，而为了V-Day，必须留守。V-Day就是还权于民。”
“民主联盟”成立才两年，由一些既不满亚努科维奇也讨厌“橙色革命”政客的年轻人组成。最近这次大规模抗议前，全国党员不超过500人。“但是，抗争期间我们收到近1000份入党申请。”卓雅展颜一笑，党员们留在广场上，也为了继续做广告。
卓雅觉得这种政治技巧，丝毫不需要隐晦。就跟民主联盟接受捐款一样，坦坦荡荡。通过募捐箱、银行汇款等途径，3个月内共收到17万美元，其中不包括民联为广场死伤者家庭另设的基金。收入支出全部晒在网站上，做成图表一目了然。近期花销多用于购买宣传纸张、制作招贴画；示威期间主要花在自卫装备上。
走进民主联盟帐篷区，你会以为这是个菜市场仓库：成堆的土豆、卷心菜，各种食品罐头。“广场上总是供大于求，各团体在脸书上一呼吁，人们什么都送来了。”革命，要是能请客吃饭就更美好了。
一个小伙子包着深蓝色T恤当头巾，在一口汽油桶改装的炉灶上，用木棍搅和乌克兰国菜“红菜汤”，200人份。他说自己的工作是季节性的，冬天赋闲就出来帮忙，从2013年12月以来，一直在广场上当厨子。梳着季莫申科式盘头辫的女孩正在切土豆，她说这发型不是那位公主的专利，季莫申科头上是假发接的。笑闹几句之后，她不愿面对摄像机，转身又忙去了。
很多人捐物：防弹背心、扩音器、头盔。一个小伙子给我展示他的绿色头盔。苏联红军式，装上两只牛角，好像是去万圣节派对的样子。他被指派去筹集头盔，没想到遇到“豪主”，有人一次捐了300个。小伙子说起来十分兴奋，突如其来的慷慨大大鼓舞了他们。
“那个人有什么要求吗？会影响你们的行动吗？”
“300个头盔能有什么影响？他只是想保护生命，连名字都没留下。”他重新武装起来：戴上头盔，手拿扩音器，胸前背后贴着防弹背心，标准抗议者形象。
民盟网站上公开所有捐款捐物信息，但隐去了捐款人姓名。因为政治风向还不确定，资助示威仍有可能在将来成为罪证。
一些媒体散播这样的说法：抗议者是收了“西方势力”的钱，才站出来反对亚努科维奇。很难想象，“西方势力”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置于俄罗斯侵吞克里米亚、陈兵乌克兰东部的窘境。而“收钱”本身，在广场上是公开正当的事情。
真正的问题是，民主联盟这样一个小政党，如何能够摆脱被金钱或者更大权势操纵的命运？卓雅说接受募捐有三个原则：一是收受款项有上限；二是资金不能涉及贪腐或践踏人权；三是不收寡头们的钱。原则上民盟希望资金“来自大多数，来自普通人，不为极少数控制”。
一个瘦高的男人往家属募捐箱里投放纸钞。他的朋友在广场上受了重伤。“我肯定他没收什么钱，他是为了乌克兰的自由。外人也许不懂。”那男人对我的问题狠狠摇头，面色悲伤。
广场边缘是一个地下商场。推开通向商场的一道玻璃门，卓雅叫我看。地上一个挨一个，十几床棉被，两张破沙发。一个年轻人靠在那里读书，兀自偷笑。那是一本斯大林笑话集。示威期间，商家停业，却悄悄打开了这道玻璃门，允许示威者进来避寒。
从D-Day到V-Day，敌人是谁？过渡政府并不是敌人，但显然没有获得民间的充分信任。亚努科维奇出逃当天，前总理季莫申科从监狱获释来到广场，迎接人潮人海的欢呼。但是在民盟的年轻人看来，她不过是劫持了这个舞台。2013年11月开始的大规模抗议，始于学生，市民迅速加入，季莫申科政党一开始却犹豫着要不要参与。反对党不再是群众运动的发起者，而是滞后的跟随者，这种状况近年在埃及等地都已经发生。传统的政党政治、代议制民主，遭遇了草根力量的逆袭。
在有的地方，主要反对党一旦加入，就会显示出它们无可比拟的动员能力，抢过抗争主导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一开始不知该不该参与示威，但一加入动员，就在第一次选举中拿下总统职位。季莫申科政党把她的巨幅海报糊在广场最高最醒目的木架子上，不由分说往历史的脸上盖戳。
“尤先科呢？”我问起这个2004年“橙色革命”领导者。
“谁知道他在哪儿？谁在乎他在哪儿？他要是来广场，准被大家嘘回去！”当年千万人簇拥上台的悲情英雄，转瞬遭到抛弃。尤先科第一次当选的得票率是52%，5年后仅仅获得5%的人支持，黯然退出政坛。这与乌克兰邻国波兰的情况相似。工会领袖瓦文萨领导群情，却治国无方，革命领袖也很快遭到革命群众厌恶。但这恰恰是国家由狂热走向正常的必经之路。2013年年底以来的动荡中，没有听到尤先科发出任何声音。
卓雅在大学念的是英语文学，其他党员也没什么政治经验。但是她认为，“尤先科、季莫申科失败了，亚努科维奇失败了，这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卓雅们能怎样改变世界？
乌克兰政府颁布一项优惠医疗措施，社区里的老年人不知如何登记。民主联盟党员们上门帮助他们逐一登记。
他们收到举报，一名当地官员购买豪华汽车，过分招摇引致民怨。民盟组织了五六个人，每天到他门前抗议，直到官员把豪车退回去，继续使用旧车。
我好奇，乌克兰没有纪检委或廉政公署吗？要靠几个年轻人以民情为标准反贪腐？幸或不幸，乌克兰在强邻之间，从不出产强势政府。公民社会的空间挤挤就有了，人们对自我组织并不陌生——整个抗议期间基辅没有发生打砸抢。
卓雅回忆说，乌克兰人平时有一点点“粗鲁”，但革命召唤起圣洁之感，广场上人们碰到一下都互相说“对不起”。抗议期间，民盟发起一项倡议，不准带酒入广场，防止醉鬼滋事。香烟是允许的。于是出现香烟募捐箱，透明纯净水桶，切开一个宽口子，写着“请捐一支烟，让我继续下去”。
等待捐款的箱子到处都是。极端组织的人脖子上也挂着，看到我们拍摄，狠狠射过来一眼。不远处，一个男人满面伤悲，坐在纸箱前。他只为一个人筹款：他的侄子死于抗议。
二
“乌克兰万岁！”“英雄万岁！”13岁的卡鲁娃在地铁隧道长长的电梯上一蹦一跳，见到外国记者就对同伴说，不去上课了，非要跟我去广场。她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两句口号，说这是抗议成功后，乌克兰人的接头暗号，所有人心灵相通。“不信，你听着——”她生脆的嗓音喊起来，“乌克兰万岁！英雄万岁——”果然有人应合。四面八方，男声女声，年轻的，浑厚的。卡鲁娃高兴得转圈。她说，在最接近欧洲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列维夫，不喊这两句口号不让进餐馆。
突然，一个中年男人从身后走来，冲她低吼了一句。卡鲁娃满脸通红：“他说我什么都不懂……不理他！”她又蹦跳着走开。
广场上，女孩子们拿手机自拍。身后，是巨大的花冢。
广场仍然帐篷遍地。外围有穿迷彩的人把守，检查证件。他们不是军人，基辅很容易买到仿制军装。D-Day与V-Day之间，看守松懈，每次挥挥手，不加盘问就允我进入。
真正的军人，“阿富汗100”老兵们却穿着便服。谢耶科夫给我看军功章：“从前为苏联卖命，现在反普京。”
苏联时期这些人被派到过阿富汗战场。现在，老兵走出来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孩子来了。父亲们大放余热，当年勇都用上了。不过，这次他们没有枪炮，耍的是自制木剑，再用两块铁片对串成防弹背心，就这样站在对峙军警的最前沿。谢耶科夫说，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好事之徒混进来制造暴力。
亚努科维奇走了，军警忏悔了，老兵们却不肯走。他们并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革命的命运会怎样。唯一确定的，就是脚下的广场，仿如攻陷的城堡，是他们的了。谢耶科夫还不清楚几个月之后的大选要把票投给谁。过渡政府“不就是原来那帮人”，又多了几个寡头吗？不管选谁，怎么选，谢耶科夫觉得，只要人还在广场上，乌克兰就坏不到哪里去。
广场是一个奇怪的情感交汇处。车胎成山，鲜花成河。花太多了，一枝枝一簇簇摞上去，凝固的颜色，溪流般流淌在熏得焦黑的大楼前面，触目惊心。黑色、金色……五颜六色，气味却是焦糊血腥。冬日阳光，万物安宁，我却总是听见广场上有声音呼啸而过。随便去跟一个广场上的人交谈，都像是凿开一个小孔，情感决堤而出。
一个身材矮小的白发女人站在广场地铁站的水泥台顶上打出横幅，上面有一个年轻人的照片，镶着黑边，还有一个手机号码。我猜她失去了儿子，看懂文字的人告诉我，儿子并不是示威死难者，是在此前一件土地纠纷中，被执法人员打死的。
示威者营地，饮水桶上写着：“请捐一支香烟，让我继续下去。”
花太多了，一枝枝一簇簇摞上去，凝固的颜色，溪水般流淌在烧焦的大楼前。
我在广场上兜了几个圈，她还在那里一动不动。委屈无助，像风里的一朵纸花。中午时分，我把刚买的卷饼递给她，她满脸的皱纹突然被打湿了，用英语说“I love you”。
广场像一个大吸盘，吸进来所有的悲情。而收留这些情感的，是陌生人的相互抱团，也是宗教的传统功能。神父每天在广场布道，或带领信徒抬着巨型十字架绕场，十字架上的耶稣四肢蜿蜒。广场上还搭起帐篷教堂，不断有人走进去点一支蜡烛。透过掀起的门帘，我看到有人跪地。
广场不远处，闻名世界的索菲亚大教堂，没有置身事外。冲突骤起，一队抗议者受军警追打，退到教堂门前。门开了，放进抗议者，又在军警面前关上。神父亚历山大·特福林克（Olexandek Trofimliuk）挡在门前，要求军警离开。
军警不愿放过近在眼前的猎物。特福林克指指教堂一角的钟楼：“你们知道，如果我拉响这个钟，全基辅的人都会跑来这里。”教堂钟楼通常很高，古时候用来观测城市火警，现在只在危急时刻响起。一旦钟声大作，人们就知道出事了，会火速聚集。
失去儿子的母亲，委屈无助，像风里的一朵纸花。我把刚买的卷饼递给她，她满脸的皱纹突然被打湿，用英语说“I love you”。
军警们商量、请示，终于退下。300多个抗议者在索菲亚教堂后院落脚喘息。我来到索菲亚的时候，他们正准备撤离。其中一个告诉我，他们得到了食物和医疗。现在，该重回广场了。
特福林克神父从办公楼的拱门里走出来。黑袍黑帽，从暗影里一下子迈入落满阳光的中庭。中庭建筑白得耀眼。他走过来时，像国际象棋里的黑马，一步拱向前。采访很难开始，因为不断有信众过来亲吻他的手，要求祝福。特福林克始终微笑。
他说自己不算英雄。一些教士挥别家人，抱着一死的信念踏入广场。抗议期间，基辅现场发出的照片常见这番景象：雪地，鲜血，浓烟，庄重披挂的神父高举十字架，站在抗议者和全副武装的军警中间。
“神父是站在抗议者一方，还是居中调停？”
“我们保护受害者，但同时制止示威者队伍中出现暴力，你知道，个别人会扔燃烧瓶挑衅。”
特福林克解释“入世”，是宗教扶弱匡正的天命使然。然而，东正教从来都跟政治紧密结合，乌克兰甚至有很长一段政教合一的历史，直到列宁强行把它们拆开才结束。不过，直到今天，过渡政府总统、季莫申科前助手图尔奇诺夫（Oleksandr Turchynov）还是一名浸信会教徒。
700年前，两股宗教势力在乌克兰并生：隶属拜占庭教皇的东正教和听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乌克兰脱离苏联以来，两个教区更是楚河汉界。索菲亚教堂同情示威者，而“莫斯科教堂”，拒绝庇护他们。
何来立在军警面前的勇气？特福林克有索菲亚大教堂的尊贵做底气。平时，索菲亚在军警部队里有自己的代表，二者建立了正式关系。但这一次，军警们上阵就不相认，“他们都知道我们走上去想说什么，我们变得不受欢迎了”。
可是，亚努科维奇一跑，神父又收到邀请，到军警部队服务，接受忏悔，给予宽恕。“一些军警说，自己被利用了，变得邪恶，用完了又被当作垃圾扔掉。”
我亲眼见过一个埃及警察当众流泪悔过，可不久之后，开罗又传来暴力镇压的消息。这样的忏悔可信吗？对我的疑惑，特福林克神父坚持告解的可贵。更重要的是，索菲亚教堂和其他支持抗议民众的教堂，准备跟莫斯科教堂和谈。他本人已经召集会议，对方也乐于会面，“这是上帝创造的千载良机”。
离开索菲亚教堂的时候，一队信众正抬着圣像进入。教堂门前花环又添新，纪念碑却不是为了最近的牺牲，而是1933年的大饥荒，乌克兰人的集体伤痛。乌克兰黑土地广袤，是出了名的“粮仓”，但当时为了向苏联中央政府缴纳“粮食指标”，竟饿殍遍地。当天晚上，我读到俄裔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在乌克兰的亲历：
谷物统统被没收，仿佛它们不是谷物，而是炸弹和机关枪。土地被刺刀划遍，地窖搜遍，楼梯都砸开，菜园底朝天。他们从人家中的瓦罐里搜出粮食，从一个女人手里抢走还在烤的面包，统统装车送到区政府。仓库里堆满了吃的，装不下了溢出来……他们任由粮食四处散落，但派兵看守，不许百姓靠近……我于是明白了，对苏维埃政府来说，重要的只是“完成计划”！交粮！国家为先，个人只是大大的零……
乌克兰饥荒死亡人数在300万到700万之间。
如果说摆脱苏联统治，是乌克兰上一个D-Day，对应的V-Day却遥遥无期。独立之后，乌克兰经济迅速衰落，今天，仍要在俄罗斯之手的拉扯中，几乎身首异处。
三
不问不知道，乌克兰居然有1万多名中国留学生。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他们来学习什么呢？走进首都最高学府，基辅舍甫琴科大学，在当地华人媒体的帮助下，找到3名中国学生。两个学语言，一个学经济。
他们怎么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首都发生了连续3个月的抗议示威，总统被赶走，100多名示威者被打死，俄罗斯出兵这个国家的东南部半岛，西方与俄罗斯剑拔弩张——冷战以来，最严重的东西方对峙，就发生在他们门口。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出门在外，最重要的是安全，是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戴眼镜的男生马先念经济学硕士，成熟老练。示威刚开始的时候，他跟当地人去过一次广场，“闲逛了一圈，去他们营地里吃了点东西”。没跟示威者交谈。
白净的女生小可和敦实腼腆的男生董佳都没有在示威期间去广场。董佳在示威发生前不久，坐地铁从广场站出来，看见黑色绒线帽套头的人，手里拎着木棍，“感到特别害怕”。现在想起来，他脸上还现出一丝紧张。
小可在大规模示威结束以后去过一次广场。“变化太大了，全都围起来了！真糟糕。”她没有跟身边的乌克兰学生交流过对示威的看法。
“人家乌克兰人有选择的权利。”她话锋一转，“但我个人不喜欢美国和欧盟。”
“为什么？”
“就觉得，美国什么事情都要插一脚，他怎么就代表了乌克兰的反对派，要制裁俄罗斯呢？就连最近搜救马航客机，他也要去，当然这是需要国际救援的，但美国就是什么都要管……”
董佳倒是跟很多乌克兰人聊过。来自军队的学生跟他说“不喜欢俄罗斯”，加入欧盟的话，乌克兰人可以自由地在其他欧盟成员国间旅行、工作和学习。
“所以你理解乌克兰人为什么要加入欧盟？”
“不！我认为应该跟俄罗斯在一起！”这个转折有些突然，但他非常肯定，说“不”的时候直起了脖子，“俄罗斯那么强大，肯定不会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俄罗斯许给了乌克兰很多经济上的好处！”
马先来乌克兰的时间比较长，他说，起初对安全的担忧很快就消散了。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广场，整个城市还是安宁的。“实际上吧，这个地方越乱，对我们越有利。”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急着听他解释。“我们快考试了，越乱呢，老师对外国学生的要求也就越松，更容易拿到毕业证书。”
“越乱越有利”这个说法不是第一次听到，在风云诡谲的国际局势当中，持这种看法的大有人在。马先补充道：“当然，要辩证地来看，乱了，老师也不好好教课了。”
原以为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来自东北，学习俄语或邻近的乌克兰语。实际上，马先来自兰州，女生小可来自四川。只有董佳是哈尔滨人。
“到乌克兰留学比去欧美便宜很多，生活费也没那么贵。”马先介绍，一年学费大概两万多元人民币，生活费平均每月2500元。这个价格适合中等收入家庭送孩子到国外留学，回去也算“拿洋文凭的”。
中国留学生住在条件最好的两栋宿舍楼。马先指着其中一栋，打开的窗户里传出热烈的舞曲。“以前这两栋全是中国人，2005年、2006年中国人来的少了，现在才有什么……哈萨克斯坦人！”
“为什么中国人来得少了呢？”
“中国人现在有钱了呀，谁来这里啊？”根据他的说法，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并不富裕。但这段留学经历，对他们开阔眼界、未来找工作同样有帮助。
采访结束，望着他们捧着书本远去的身影，忽然想起我在英国剑桥遇到的中国留学生。许多人不问时事，缺席公共生活，但在某一个时刻，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在他们身上投下的影子。若干年后，这些由不同世界塑造的中国留学生，又会塑造一个怎样的中国？拿中国作比，我想不出哪个是D-Day或者V-Day，一切都像是一锅慢腾腾煮沸的红菜汤。
[1]Viktor Yushchenko，尤申科于2005至2010年担任乌克兰总统，争取连任时败给亚努科维奇。
10 尼泊尔：红色季雨中
1923年
英国与尼泊尔签订协议，承认尼国主权。
1950—1972年
尼泊尔实行绝对封建君主制。
1980年
尼泊尔政治改革，允许多党竞选国会议席，但仍保持王室地位。
1996年
普拉昌达领导的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人民战争，由农村包围城市，开启十年内战。
2001年6月
尼泊尔宫廷血案，王储枪杀包括国王在内的多名王室成员，案情扑朔迷离。贾南德拉继任王位。
2005年2月
贾南德拉国王解散政府，恢复绝对君主制，废除君主立宪，誓言打败毛主义武装。
2005年11月
不满国王亲政的主流政党决定与毛主义联手推翻王权。
2006年11月
政府与毛主义等签订和平协议，结束内战。
2008年4月
贾南德拉国王退位，尼泊尔君主制终结。尼泊尔成为共和国，普拉昌达出任总理。毛主义成为议会最大党，但未获半数以上席位。
2009年
毛主义与其他政党发生分歧，普拉昌达辞职，毛主义全部退出政府。
2010—2011年
围绕新宪法修订，执政党联合马列与在野的毛主义分歧不断。
红色季雨中
雨，没头没脑，来去倏忽。
季雨润湿的加德满都，天地间点点红色越发鲜艳。
那是妇女纱丽的颜色。粉红、朱红、紫红、绛红……南亚的色彩总是浓烈，从万顷绿野的单调中跳脱出来，也为尘土飞扬的街道抹上了一丝温柔。
那是众人眉间的朱砂。不分男女，信奉印度教的尼泊尔人，每日敬礼神龛，以手指沾那上面植物颜料磨成的红粉，点在前额。朱砂一粒，神明不离。这份笃定，维系着尼泊尔人风雨不改的微笑。
那也是建筑外表的砖红。尼泊尔寺庙惯用质朴的红色，映衬鎏金的神韵。13世纪，他们把多重屋檐宝塔式样传入忽必烈的宫殿，进而影响到了整个亚洲的建筑外观。
红，也是可口可乐的颜色。西方品牌逐渐进入雪山之国的市场，可乐商四处撒播遮阳伞，还帮当地人把店铺的木门漆成红色，白漆勾勒出可乐瓶身。相映成趣的，是尼泊尔的茶叶铺子，往往用深绿铁箱撑门面。
这个雨季，尼泊尔又多了一抹红。那是镰刀锤子的颜色，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也称“毛派”）的红色。2008年8月18日，尼联共主席普拉昌达（Prachanda）宣誓就任总理，结束了尼泊尔近240年的封建君主统治。
7个月前，我第一次到尼泊尔。如果说当时人们还因为迈向共和的未知，兴奋中带点茫然，那如今半年多过去了，新内阁几番推迟之后终于成立，尼泊尔人开始躁动忙碌，走路似乎更快，空气中都颤动着一种叫“希望”的东西。
外国游人聚居的加德满都泰米尔（Themal）区，生意人盼着雨季过后10月份旅游高峰的到来。满坑满谷的纪念品将抖落尘土，迎接满坑满谷的来客。灯笼店挂出好些新式样，叮叮咚咚的装修声不绝于耳。热卖的T恤上印着“One World One Hope”（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23岁的侍者素曼相信，普拉昌达上台意味着局势渐趋稳定，旅游市场必定更加兴旺。
街道上，光脚的孩子奋不顾身追赶汽车，拍打车窗高叫，“One Dollar，Nice God”（一美元，好看的神），推销手里一摞印度教神像贴画。
镰刀锤子的红色并没有盖过宗教神明的朱砂。普拉昌达自称“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会保障尼泊尔人信奉宗教的权利。
我好奇地追问笃信神明的尼泊尔人，为何支持不信宗教的“毛主义”。“哦，不，这没有联系，他们为国家做好事。”私营旅行社的库马拉说，毛派改变了穷苦大众的命运，他押宝毛派主导的政府将带来新的稳定、新的生意。
泰米尔区的英文杂志，封面尽是奥巴马、麦凯恩，全球同步。而一出街角，进入尼泊尔语世界，你的眼睛就避不开普拉昌达的照片。他微笑，他自信，他坐在宽大的椅子里。可仅仅两年前，他还在西部丛林东躲西藏。
红色到来之前，尼泊尔经历了血色。
1996年起，普拉昌达领导毛派武装与政府展开长达十年的内战，造成约1.3万人死亡，两万多人逃离家园，超过800人失踪。
有西方记者称毛派武装曾在加德满都街头射杀不服从命令的出租车司机，而他们雇佣16岁以下的娃娃兵，也不是什么秘密。万幸，毛派最后放弃武力进占加德满都，一纸协议，国人止血。
游击战期间，外界对普拉昌达知之甚少。近年接受外国记者访问中，他自称因为一张中国画报，开始了对毛主义及马列主义的信仰。而他的信仰如何发展，与印度共产党之间又是怎样的联系，是不是要在南亚次大陆“输出革命”，普拉昌达的回答总是非常务实。
关于尼泊尔未来的政治体制，他希望摒弃一党专政，主张“21世纪的多党制”；关于经济模式，他断定全球化和世贸组织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尼泊尔应该发展“混合型”经济。他没有看到世界上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尼泊尔要走“自己”的路。
加德满都中心集市，神庙云集，也是庞大的菜市场。跨过青菜萝卜，袅袅青烟把你的视线引向上方，一幅海报盖住两层窗户。海报上是尼泊尔地图，普拉昌达双手合十站在中间，俨然成为尼泊尔新的神话。“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神。”尼泊尔毛主义青年团成员夏希眼睛亮亮地对我说。可普拉昌达本人接受采访时总是讲，“噢，我反对个人崇拜，我说同志们贴太多了，他们不听”。
末代皇帝贾南德拉（Gyanendra）水红色的王宫将变成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就在他登基前，历史上腥风密布的尼泊尔王室，又在血泊里多浸了一回。贾南德拉在猜疑中执政，禁止结党，独揽大权，最终导致人们对体制的厌倦，演变为对他个人的征讨。
与毛派联手逼宫的“七党联盟”，不过是遵循了“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一原则。国王退位，各政党之间的较量浮出水面，尼泊尔政府军拒绝接纳曾经交手的毛派武装入编。
雨点每天都在落，可加德满都的空气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清新。比起年初，街上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多，口罩的款式都丰富起来。塞车、停电，是你在加德满都最先遇到的“社会问题”。
毫无疑问，共和政府面对的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们隐隐的“希望”很快变成急切的“期许”，就连烤肉店老板，一张口就提出三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政策改良——几乎涵盖了所有政府努力的方向。陡然转进新世界的尼泊尔人的要求，模糊而宽泛。有人担心，人民的期望太高了，如果改变的速度赶不上失望的速度，该怎么办。
加德满都街头，有人还在为战争中受伤的人募捐。有人开始为正在肆虐东南部的水灾筹赈灾款。伤痛尚未痊愈，政府已经需要应对新的问题、新的关系。
总理普拉昌达应邀出访北京。对外称并非正式访问，只为出席奥运闭幕式，但传媒还是议论纷纷：这是尼泊尔政府首脑第一次选择中国而非印度，作为首访对象。“民间反应是积极的。”当地独立电视台画面电台（Image Channel）的记者他帕告诉我，不用理会报纸上的评论。他身后机场路巨幅广告写着：“欢迎来到尼泊尔，中国的门户（Welcome to Nepal，Gate of China）。”
尼泊尔一位国王曾说：“中国是朋友，印度是邻居。”其中微妙，自有分寸。普拉昌达访华，他的外长乌彭德拉·亚达夫（Upendra Yadav）急忙赶到新德里，要求印度早日安排主席的访问。“我要求印度方面不要对普拉昌达的中国之旅生疑，但他（印度外长）没有回应。”亚达夫告诉尼泊尔媒体。
一场颜色的革命，西方国家并不乐见这一抹红。普拉昌达掌权后，毛派武装仍列于美国全球恐怖组织的黑名单当中。普拉昌达每次提到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就愤怒，“他四处奔走，呼吁其他国家不要相信毛派……”不过，他承认未来尼泊尔要建设成为亚洲瑞士，少不了美国资金。
走出丛林、放下步枪的毛派，不但需要安顿内部，还要考虑国家在整个地区的定位。执政，更要适应新的游戏规则，普拉昌达就任总理前，竟有毛派成员袭击新闻机构驻地，威胁记者不准报道任何毛派的负面新闻。
结束尼泊尔之行，我们飞往曼谷转机。3小时航程，就抵达了语言、信仰、经济状况、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另一番天地。尼泊尔刚刚结束动荡，而在泰国，要求总理下台的示威如火如荼，已经殃及多个机场。
这是多彩且多难的亚洲。
有诗人的江山
一屋子的眼睛。
跨进展览室的时候，我呆在那里。四面墙上，黑白照片浓郁的反差，一双双眼睛望过来，生生把我钉在原地。
正中的大幅照片，老人双眼湿润，碎玻璃一样闪着光。手中铁锁的光泽，把观者的视线引向画面左边一张小小的照片，隐约可见一个年轻人的模样。
2001年11月的一个早晨，在尼泊尔中部村庄约吉马拉（Jogimara），空气中弥漫着寂静。20个壮小伙结伴出发，应征去西部科巴达（Kotbada）机场修跑道。其中17个人就此失踪。
他们的离开，留下10个年轻的妻子，18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白了头发的父母。现在，照片上，这些眼睛望着你。
在哪里？
是死是活？
发生了什么？
7年之后，直到内战结束，仍然没人向他们解释。
昔日丛林战士、毛派武装脱下戎装，转身成为国家的治理者。帝制崩溃，国家转型，历史的这一刻锣鼓喧天，听不见有人呻吟：村子里，17个年轻人怎么消失了？十年内战，他们要么可能被政府军或者毛派武装绑架、强征入伍，要么已经客死异地。
约吉马拉村的悲伤，被一名尼泊尔摄影师记录下来，构成摄影系列作品《尼泊尔失踪者——知情权》。基绍尔·卡亚斯他（Kishor Kayastha）本是商业摄影师，国际红十字会出资找他拍摄这个主题，希望引起社会关注。红会促请尼泊尔政府追查失踪者下落，给予失踪者身份的官方认可。唯其如此，家人才可以得到政府赔偿，完成遗产继承、改嫁等法律程序。
正中相片上的老人贝尔·巴哈都·舍尔斯他（Bel Bahadu Shersita），一直不愿相信儿子已死，迟迟不办葬礼，整村人视他家为不祥。无奈，他只好象征性地给儿子出殡，但是凄婉道来：“没有一个白发人应该为黑发人送葬。”
见到基绍尔时，“失踪者”图片展开幕式刚刚结束。他兴奋未退，当地外交官、外国记者全来了，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了他。“我是尼泊尔照片卖得最贵的摄影师，别人一张5美元的时候，我已经卖到100美元。”
这是基绍尔第一次接触纪实摄影。展出的20多幅照片，都在一天之内拍摄完成。之后，他再没有去过约吉马拉。
基绍尔的技巧太纯熟了，尽管是匆匆之作，还是工整地交代了一个故事，戳中无数人的心。
“嗯，我不否认别人说记者从拍摄对象那里获利，但我想这些照片也许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他想象着，有钱人端着法国红酒，欣赏他的照片，入睡前良心发现，决定帮助那些可怜人。
如果你带一本《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去尼泊尔旅行，住在外国游客云集的泰米尔区，观古庙，爬雪山，享受价廉味美的食物，喜悦于尼泊尔人双手合十的友善，也许你听说这里曾经发生长达10年的内战，但旅途匆匆，你无从窥见这个国家的伤口。
作为游客，你可能更喜欢基绍尔另一个系列的照片《生命之上》（Larger Than Life）。那是Panorama全景式相机拍摄的尼泊尔风土人情。“这些我拍了10年。”他最钟爱的照片之一是5个巴克塔布妇女的群像：身着传统服装，鲜艳多彩，手捧祭神用的稻谷鲜花和蜡烛，站立一排，神态端庄郑重，“如果不是去了很多次，跟她们非常熟悉，她们不会在镜头前如此自然”。
尼泊尔摄影师基绍尔和满地美得透不过气来的照片。
失踪者图片展。一双双眼睛望过来，生生把我钉在原地。
《生命之上》系列制成挂历，很好卖。
工作室里，基绍尔把《生命之上》系列一张张铺在地上展示。这时我才发现，对比这组下了10年工夫的照片，“失踪者”系列光线与构图精准，但笔触仍嫌浅淡。又因一天之内完成，拍摄者与被摄者的距离感，隐约可见。
“知道嘛，基绍尔。”面对满地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尼泊尔风情，我说，“如果我只看见这些照片，不会觉得尼泊尔贫穷或者悲伤，你把它拍得太美了……”
“哦，我告诉你，这里没有可怜人。”正在喝啤酒的基绍尔，忽然直起身子，“我看见的尼泊尔，就是美丽和快乐的……当然，每个国家都有悲伤的故事。”
“内战时你在哪里？”基绍尔的偶像是一名为马格南图片社[1]工作的印度摄影师，可是他认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进入“战地记者”扎堆的马格南，也没有以此做目标。“内战时？我躺在床上。”他笑着说。战争对加德满都城内的破坏远不及周边县乡，他也没有想过要记录这段历史。
红十字会找到基绍尔拍摄失踪者，很可能是因为尼泊尔找不到纪实摄影师。拍照是个昂贵的兴趣，而尼泊尔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基绍尔家族三代以商业摄影谋生，风光片总是卖得比较好。
他的下一个拍摄计划仍是商业片，还希望有人资助他去欧洲拍时装。“当然，有机会，我还会去记录祖国的伤痛。”他喝光了那瓶啤酒。
离开基绍尔的工作室，街灯昏暗，土路泥泞。拐进路边一家书店，竟然全是英文书。有一名作家，我没记住名字，因为头衔印得比名字大很多——“第一个用英语写作的尼泊尔小说家”。上层书架，摆着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让人再次想起基绍尔说的，“每个国家都有悲伤的故事”。
我无权评判基绍尔的摄影兴趣。商业照片的价值同样值得尊重。但是，会不会有一天，像他这样有能力的摄影师，感受到纪实的力量，继续发掘那个游客看不见的尼泊尔？十年内战之后的尼泊尔，没有马格南，还在等待胡赛尼。江山不幸诗人幸，但我以为，有诗人的江山，才算幸运——总是要有人为它做注脚，总是要有人为失散者牵一条回家的路。
加德满都旅店
一
22岁的迪尼什·夏希收拾停当，准备上班。其实无所谓收拾，这间位于加德满都近郊的房子是租来的，本无长物。一张硬板床、一个衣柜和沙发。电器除了电灯，就只有一台二手卡式录音机。夏希没有太多时间听音乐，他还在学校进修英语和工程，希望将来能有份比旅店接待更好的工作。他床头竖着大大的世界地图。
锁门的时候，邻家狗儿跟了过来。搬来一年多，夏希大部分时间不在这里，跟邻居不熟，只有狗儿黏他。加德满都人，毕竟跟老家喜马拉雅山里人不太一样吧。所以，夏希爱跟天南地北投店的客人聊天。聊天的时候，他很注意对方的反应。
内战10年，尼泊尔失业率高，能在坎提普尔酒店（Kantipur Temple House）工作已经令人羡慕——尽管房租就花去他将近一半的薪水。可毕竟身处首都了！而就在他身处其中的这一年，国家经历了从未发生过的事情。240年帝制结束了。共和了。首都的一切令他振奋，他相信自己的生活，会随着国家的变化滚滚向前。
市中心以东，一个幽静的院落。年近50的巴拉特·巴斯内特在饭店各处查看。其实也无所谓查看，因为一切按部就班。铜器擦亮，管弦调罢，姑娘小伙儿们换上演出服装，只等烛火初上，一夜鱼龙舞。
他喜欢在这里消磨时间。孩子们都在国外念书，他愿意留在尼泊尔。饭店是黄褐色3层小楼，淡雅古朴。天井被回廊包围，向上走，拱门连通，木雕点缀，层层叠叠，宛若宫殿。客人们往往在走廊上驻足惊叹，一回头，才发现侍者被自己阻在身后，微笑着等你侧身。男女侍者都穿着尼泊尔传统服饰，但对巴斯内特而言，那就是他的日常衣着。
巴斯内特同时拥有这家饭店和夏希工作的坎提普尔酒店。饭店每晚上演加德满都谷地歌舞，男女对跳，表现劳动和爱情，热闹欢愉。饮食也是传统制造——铜盘盛米饭，周围一圈摆上七八个小碗小碟，依个人喜好拌入饭中。巴斯内特的吃法更“原汁原味”，直接用手抓。
150年前，这里是尼泊尔王室御用神职人员的住所，废弃后改了饭店。现在还保留着一个百年炉灶。
改制这一年，局势还算稳定，旅游业仍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二
夏希走向小巴车站。迎面走来一名妇女，手里托着祭神用的铜盘。“年轻人，点一个，好运！”为什么不呢？夏希伸手指沾上铜盘里的粉末，眉间添上一个红点。
幸好今天不用去学校，不会见到毛主义青年团的同学。在他们看来，这是愚昧的。夏希听过毛派成员讲演，宗教不是一切，改变命运要依靠自己，这些话给了他莫大鼓舞。不过，远在家乡的父母，照例每天膜拜印度教神明——父母上了年纪，由他们去吧，他们也不干涉自己的“无神论”。
一年多没见到父母了。夏希来自尼泊尔西北加利果德省宇纳村，雪山背后就是中国西藏。加利果德是尼泊尔75省中距离首都最远的，至今没有公路贯通。
如果从加德满都坐车回老家，需要三天三夜。碰到雨季，最后一段山路注定被冲垮，彻底断绝交通。走空中航线，也要从机场再转山路。更何况，飞机票对于夏希而言，还很奢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