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期间，家乡不少人加入毛派，结果都被政府军打死了。上次通电话的时候（村里的公用电话），夏希告诉父母国王下台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盼着毛派带来新的改变。“希望他们先把路修通吧。”夏希说。
王权已经从整个国家的视野中消失，夏希每天还要面对前台上方的国王像。
巴斯内特的饭店，每晚上演加德满都谷地歌舞，热闹欢愉。
巴斯内特记得自己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末代皇帝离开王宫的情形，感受很复杂。“我不反对变革，”他说，“但是我担心一切传统不复存在。这在其他国家发生过。”除了蓝灰袍、浅色马甲和头上的彩色小帽，巴斯内特胸前还佩戴一枚徽章，尼泊尔开国皇帝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的头像。
“尼泊尔人应该为自己的历史骄傲。”有外国人问起，他常抚摸着徽章解释，“国王是团结的象征，我要告诉尼泊尔年轻人，正是由于沙阿国王统一了尼泊尔，英国人才没能真正殖民这个国家，印度也没能吞掉它，尼泊尔保持独立至今。”接着，他挤下眼睛自嘲，“当然，我的声音往往没人听得到”。
三
小巴停停走走，沿途揽客，敞开的车门上都挂着人。颠簸了半个小时，终于到达加德满都总站。夏希快步走向泰米尔区小巷深处的旅店，老板每晚6点会来转转。赶紧去换工作服，他解开白色衬衣，露出T恤上“毛派青年团”标记，罩上酒店制服——浅灰色麻质中长袍、马甲、花帽，照照镜子，夏希有点认不出自己。
旅店前身是一座寺庙。多层砖红塔式结构，黑色木雕窗框，古韵十足。院子很安静，佛像无语。入夜，佛像平台的灯光都不熄灭。
旅店另一特色在于环保。房间赠水，都以铜壶供应，不见塑料瓶。当然不使用空调。浴室留有水桶，鼓励客人蓄水冲厕。夏希听说老板年轻时到欧美旅行，学来了环保这一套。
旅店大堂贴着当地英文报纸对老板巴斯内特的介绍。他在采访中说，“当全世界开始禁用塑料袋的时候，尼泊尔刚刚开始使用塑料袋……”
夏希有时觉得很奇怪，观念如此超前的老板，为什么同时保留着落后的东西？他说的是自己每天最不情愿见到的国王画像。
国王已经从整个国家的视野中消失，夏希每天还要面对前台上方的3位国王：末代皇帝贾南德拉、前任比兰德拉国王、稍远处的开国君主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
毛派是不与国王妥协的。之前所谓的“君主立宪”是个骗局，贾南德拉在2005年又恢复了王室的绝对权力，誓言铲平毛派。如果没有客人问起，夏希不会主动介绍这些画像，“对画像的敬意更是强迫的——为什么要挂这些国王画像？只是老板喜欢”。
四
巴斯内特由司机开车，在街道上飞驰。暮色降临，加德满都白昼的喧嚣不再。他身边似乎越来越清净。毛派上台，富裕人士大多离开了尼泊尔，还把资产转走。昨晚宴席散时，一个阔太太跟他打招呼，巴斯内特开玩笑说自己是“最后一个抱有希望的人”。他喜欢自嘲，常常大笑。
现在的尼泊尔，谈论外国投资为时尚早，重要的是鼓励海外尼泊尔人回国投资。首先要稳定，有法制，再追求可持续发展。巴斯内特对形势自有看法。最为担忧的是，毛派早先对穷苦大众许下太多承诺，但改变不会一夜之间完成。如果不能让大众“保持满意”，局势会接着动荡。
外界质疑走出丛林的毛派是否有能力治国，他们身边有无专家，巴斯内特半带讥讽地说：“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专家！”他两次求见毛派主席、新任总理普拉昌达，没有得到回复。
巴斯内特很想知道，毛派如何兑现给穷人“均分田地”的承诺，想知道普拉昌达如何回应有关印度移民的问题。印度移民涌入尼泊尔，新政府忌惮印度，不加限制地给予他们国籍，“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我不能接受出卖主权”。
进到坎提普尔酒店，巴斯内特向前台嘱咐几句工作。一个额头点红、举止谦卑的年轻人当班，认真听着。在他头上，3幅国王画像擦得很干净，一字排开，展示由始至终尼泊尔王朝的历史。
哦，好像几天前有客人问，仍在旅店大堂保留国王画像，会不会引起员工反感。“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反感。”巴斯内特苦涩地摇摇头，“因为这么说是一种时髦。”他不知道，真正的时髦，是夏希的长袍下面T恤衫上印的普拉昌达头像。
一个憧憬美丽新世界，一个留恋前朝缤纷。一间旅店，两段时空的相遇。改制后的尼泊尔，一切才刚刚开始。
革命胜利以后
一
盖亚瓦利准时进来。胳膊下的黑色公文包，泥星点点。“我开摩托车来的，一直下雨，路不好走。”
他是尼泊尔毛派中央委员，负责接待媒体，这天安排我去的是加德满都谷地之外一个名叫比桑库（Bisankhu）的村庄——毛派曾经战斗的地方。
盖亚瓦利名片上的头衔是“尼泊尔政府电影发展委员会主席”。但他不属于武装派别，战争期间，跟随毛派去了不同地区。“我们制作了一部有关人民战争和总理普拉昌达的电影。”他介绍随行的合作人，“电影叫《红色》，已经公映了。你知道，到处是宝莱坞和好莱坞，尼泊尔自己制作的电影很难得。”
坐了半小时，盖亚瓦利还有会议要开，留下儿子果拉夫陪我进村，担当翻译。“现在会议很多，呵呵。”他起身告辞。我低头再次看看他的名片：“政府电影发展委员会主席”，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广电总局官员吧。
一路上，果拉夫说起父亲的光荣历史。原来盖亚瓦利曾经在帕坦一所学校教书，加入毛派之后，四处闯荡，跟家人失去了联系。战时，果拉夫和妈妈留在加德满都，改名换姓，否认跟父亲的关系。政府军常常半夜破门，盘查身份。
如今，“白色恐怖”解除，果拉夫终于可以自豪地向人说起父亲。“如果我现在想找份工作，爸爸当然可以帮我，但我不愿这样。”这位“红二代”，明年要到印度深造。
二
出租车开出去大约需要一小时，停在路边等人接应。41岁的桑诺巴巴·比桑克圆肚滚滚，踩着雨点跑过来。他是“比桑库村发展委员会第八片区”片长。家族姓氏“比桑克”，就是“比桑库村的人”。
桑诺巴巴嗓音洪亮，爱把双手背在身后，黑红的面孔洋溢着革命的乐观。在车里，他迫不及待描述当年袭击警局的壮举，先用尼泊尔语对果拉夫讲，手舞足蹈。果拉夫翻译的时候，他就看着我的反应微笑，点头，又比画开枪的样子。“他们只两个人站岗，我们趁黑摸过去……交火，我前面的人倒下，我以为自己死定了……最后我们收缴了警察的枪支。”
比桑库村第八片大约400口人，内战期间帮助毛派游击队员运送武器，藏匿人员，鱼水情深。战后，桑诺巴巴荣升第八片区片长。
出租车又前行了一段，终于无路，只得徒步进山。
山路起伏，并不高，没有台阶。桑诺巴巴指着泥土里隐约可见的碎石块，这是毛派当年帮助村里人修的路。临时之作，已经损坏。行至高处，看清楚比桑库的位置——向下俯瞰加德满都，背靠莽莽森林，毛派游击队居高袭击城市，之后又得以迅速隐藏到林中。进可攻，退可守。“农村包围城市”，果然适合他们运用。
比桑库村民以种植水稻为生，但种出来的粮食只够吃两三个月。余下的生计，就要到水泥工厂去讨。绿色田地边缘，火柴棍般密密竖起烟囱，一眼望去，便有10多个。
一条碎石头路通向村庄。民居盘山而建，多用牛粪糊墙。望进去，漆黑一团，空徒四壁。门前大多散养着两三头羊，没有羊圈，村民聪明地把成捆青草倒挂，任羊儿自己吃。妇女们鲜红的纱丽在林间闪没，或挥舞着镰刀割草，或三三两两聚在屋檐下喝奶茶。
整个尼泊尔80%以上的人务农，其中一半人口挣扎在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以下。土地掌握在极少数世袭地主手中，耕者只赚取微薄的酬劳。
毛派根据地的妇女们，鲜红的纱丽在林间闪没，或挥舞镰刀割草，或三三两两聚在屋檐下，与家人一起喝奶茶。
毛派根据地农民帕克塔，没有像村里大多数男人那样戴花色小帽，而是扣了一顶磨翻出毛的遮阳帽，侧面绣着英文字“George Armani”。
三
帕克塔·巴拉伊姆的床头，等高挂着3幅海报。从左至右：尼泊尔比兰德拉王室全家福、本区毛派议会候选人、印度教湿婆神。
尼泊尔人立志打烂一个旧世界，但旧世界的惯性，仍在参与新社会的运转。这种布置也有战术考量——内战期间，家里不挂国王、不挂神像的，很容易被政府当作毛派支持者。只是，革命胜利了，还在犹豫着要不要立即撕下来。
帕克塔穿着颜色变白的迷彩裤、灰汗衫，没有像村里大多数男人那样戴花色小帽，而是扣了一顶磨翻出毛的遮阳帽，侧面绣着英文字“George Armani”。他的家庭是这次基层之旅中毛派选定的样板人家。帕克塔在战争中立场坚定，表现良好。狭窄逼仄的卧室，一次掩护过28个毛派游击队员。半山腰那间小仓库，曾经用来藏匿毛派枪支。
作为回报，毛派在内战期间，开始把“土豪恶霸”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帕克塔得到小仓库脚下的一块，用当地度量换算，大概0.8亩。
他家的房子是3层小楼，看上去只是几根木杆支起来的。沿吱吱作响的木梯爬上去，见到“藏28人”的卧室和厨房。再上第三层，堆放喂羊吃的秸秆，窗口也可以兼做瞭望哨。
整个村子没有医院。看病要走到村外，再搭车前往加德满都。急诊也不例外。
帕克塔对未来充满期待，但远不及片长桑诺巴巴乐观。他只想稳稳当当巩固所有。然而眼下，他获得不久的田地，面临再次失去的可能。
“听说，有关土地改革的法案，也许在议会通不过……”家里没有椅子，来了人都往门外一张木榻上坐。季雨过后，帕克塔抱来席子铺上，孩子们等不及蹿上去。
4个月前，尼泊尔举行改制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结果，预告了未来局势的玄妙。毛派获得超过三分之一席位，却未达半数。这意味着，没有毛派支持，任何议题都难获得三分之二多数；反过来，毛派要想通过自己的政策主张，也必须拉到其他大党派的支持。毛派是丛林里杀出来的武装，跟那些传统大党可没什么交情。
帕克塔不明白，不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地吗？怎么还要到议会里耍嘴皮子，才知道能不能分？
毛派给予民众最大的承诺就是土地改革。可是，农村人口增长太快，现有土地已经不够分，土改方案能否在议会通过，都做不到皆大欢喜。
“要是通不过，你怎么办？”我问。
回答问题前，帕克塔会先看看站在旁边的桑诺巴巴，多数时候桑诺巴巴就替他答了。片长说，土地当然重要，但毛派还带来了更大的改变，“我们不再遭受阶级歧视。在学校里，农民的女儿和地主的孩子平起平坐。从前，贵族根本不碰我们的东西”。
帕克塔13岁的女儿比娜念八年级，学费全免。毛派鼓励妇女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给予女孩同样接受教育、继承财产等权利。在文盲众多的农村，帕克塔的下一代已经会讲英语。
几天前，制宪议会开了一整天会，严重超时，原因是毛派内部分歧，推不出自己的内阁人选。帕克塔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听说之后，他轻叹一口气，目光转向别处。
不远处，两根电线杆之间，拉了一排毛派小纸旗风中轻摆。淋雨的缘故，红色的“镰刀锤子”褪成了黄色。
[1]世界知名且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摄影经纪公司，成立于1947年，为了忠实呈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影像纪实而成立。创办者都是当时知名的新闻摄影师，如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等人。
11 委内瑞拉：离奇之邦
1521年
西班牙在委内瑞拉建立殖民地。
1810年
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委内瑞拉借机独立。
1910年
委内瑞拉发现石油，很快成为石油出口大国。
1992年
查韦斯上校两次政变都以失败告终。
1998年
查韦斯第一次当选总统，打破了两大传统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迅速得到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支持。
2001年
查韦斯连续颁布49项法案，重新分配土地和财富，引起商会与工会不满。
2002年4月11日
石油工人和政敌发动政变，短暂监禁查韦斯。但查韦斯迅速获救，两天后复位。
2005年12月
由于反对党杯葛选举，忠于查韦斯的党派成功在议会占据多数。
2006年12月
查韦斯第三次连任。
2007年
查韦斯在亲信占多数的议会中通过法案，国有化能源与电力部门。拒绝国有化的两家美国石油公司，资产被没收。
2009年
担任总统近10年的查韦斯主导宪法修正案，获全民公投通过。他有望成为终身总统。
2011年6月
查韦斯确认患癌，在古巴接受治疗。
2012年10月
查韦斯第四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
2013年3月5日
查韦斯病逝。
2013年4月
查韦斯指定的接班人马杜罗，以微弱优势在选举中获胜。但结果遭到反对派质疑。
2015年1月
马杜罗称获得中国200亿美元投资。由于通货膨胀，国际油价下跌，委内瑞拉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2015年9月
中国向委内瑞拉贷款50亿美元。
查韦斯有疾
一
去过一些偏僻的地方，从不似加拉加斯这般离奇。
600万人口的首都，初到者被严格限定在汽车玻璃背后。
出租车里，你刚一亮出相机，司机惊恐地用右手按住；你想下车走几步，人们说，连手表都别戴；穿过市中心，好心人提醒你，千万别向警察问路，他们会借口查证件敲诈……
遇到堵车，你要立即检查车门是否锁死。加拉加斯的汽油比矿泉水还便宜，旧车破车发动了就上路。一旦有车坏在路上，后边堵成长龙，无异劫匪眼中肥到无法动弹的绵羊。一次大堵车，有人骑摩托而来，连抢100多辆，使馆牌照的也不放过。
在非洲草原看动物的时候，导游叮嘱，摇上窗子，关死车门，不准擅自下车——可在社会主义委内瑞拉的首都竟也有这样的“Safari”[1]。
加拉加斯成了世界公认的“犯罪之都”。1998年以来，犯罪率不断上升。2012年8月的记录显示，一个月里至少有451人命丧枪口。
劫匪多是少年。从年长的手中接过枪，“长大了，自己找食物吧”，就这样，他们踌躇满志地离开了贫民窟。据说这些年轻人时兴在打劫之后，奖励自己一副古驰（Gucci）墨镜。
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曾经在电视讲演中大嘴说，穷人肚子饿了去抢，不算犯法。贫困人口是查韦斯的大票仓，政府为贫民窟免费供水供电，甚至在一处半山贫民窟修建缆车，方便上下。但是，军警却不敢擅闯这些地方。
加拉加斯的贫民窟，像一种蔓生植物，兴起于城市四周的小山，哪里有缓坡，就依山绵延；哪里有山谷，就顺流直下。远远望去，它们似乎自有生命，知道向何处生长。一路走来，它们的规模又令人震撼，密密麻麻，挨挨挤挤，吞没加拉加斯四周的山头，虎视眈眈地看着脚下的城市，不舍昼夜。
这城市病了。
二
在这里，他是一切。
乌戈·查韦斯，1999年开始担任委内瑞拉总统，三次胜选，2009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总统连任限制，冀望成为这个国家的终身主宰。
是的，“主宰”比“总统”更能贴切地形容他的地位。几乎没人记得这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是谁，教育部长姓什么，内政外交全都是查韦斯的印记，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概括成一个名字——查韦斯。
有人赞他是“反美斗士”，有人批他为“国际舞台上的小丑”。在首都加拉加斯，你的视线无法避开他的画像，他是一个标记，一个符号。“要么支持，要么反对，对待查韦斯，委内瑞拉人没有中间路线。”北京一名主管拉美事务的外交官说。
修宪公投前，支持他的人升起“Si”旗帜，就是英文中的“Yes”。反对他的人说“No”，在墙上喷漆“No Chavez”（不要查韦斯），或者“No Dictator”（不要独裁者）。简单而强烈的对立，阵营分明。
查韦斯提出“玻利瓦尔主义”“21世纪新社会主义”，令试图释义的学者费尽言语，而人民对国家道路的选择，却成了对他个人“Yes or No”非此即彼的表态。回答这样的题目，需要情绪，需要好恶，却排斥理性判断。
“正是这样！没有人讨论政策得失，只讨论要不要查韦斯……查韦斯刻意制造了这样的情况，加深社会贫富阶层间的仇恨，这样才能争取到80%穷人的选票。”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教授艾德瓦多·所罗门（Eduardo Salomon）说。
我的翻译路易萨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来的移民。每当汽车收音机里传来查韦斯雄浑低沉的讲演，她立即兴奋：“嘘，嘘！是查维！”支持者亲切地称他“查维”。路易萨说，查维就是上帝。
路易萨的祖国与委内瑞拉隔海相望，和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等国移民一样，她获得了委内瑞拉身份的最重要条件（或者唯一条件），就是支持查韦斯。反对派指责政府每每在公投前制造大批“外援”，吸引“外援”来委内瑞拉的，是拉美地区最丰厚的最低工资保障、最短工作时间，“查维”还承诺给他们盖新房子。
无处不在的查韦斯。
查韦斯上台那年，国际油价每桶11美元，2012年价格已涨到111美元。这个翻天覆地的价格差，令查韦斯两手不空。全国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享受免费医疗的人多了一倍。他办学堂，办网吧，免费校餐，普及教育。每天还有10万桶原油半卖半送地运往古巴。
Altagracia是全国第一个贫民别墅区。580人从贫民窟搬进了独栋红砖小楼。社区水电费少到可忽略不计，打个电话就有古巴医生上门免费医疗。居民们很喜欢村口那句标语：“和查韦斯一起掌管国家！”但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多。绵延的贫民窟铁皮屋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消失。遇到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查韦斯式的利益分配立时陷入“小惠未遍”的窘境。
国家经济运行依靠鲁莽的设计，随意地分配。工农业脆弱，几乎所有商品都靠进口。委内瑞拉年度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列世界之最。“三个月缺糖，三个月无米”，是计划经济在委内瑞拉的写照。“有一阵，手纸都没了，谁在市场上看到，就打电话通知大家抢购。”加拉加斯居民艾维说，原材料上涨，政府却不放开价格，生产商干脆停产保本。政府开设的超市，凭票供应廉价食品，但买东西要凭运气，货架常常空空如也。
从超市转出来，我看见一处食品供应点外大排长龙，人们在等待政府的救济。门口横幅依次印有西蒙·玻利瓦尔[2]、米兰达[3]、切·格瓦拉[4]的头像，旁边写着“受拥戴的革命者”。
为了缓解供应紧张，政府派出“流动超市”，用货车在街头贩卖米、肉等基本食物。每辆白色车头都印着穿鲜红衬衣的查韦斯，高高挥手。“流动超市”前的人群有时等得不耐烦，高声催促，或是发现某种货品即将告罄，也会发出骚动。在加拉加斯10天，唯一一次见到笑容，是一名妇女从“流动超市”买到东西，数着地下十几只袋子的时候。这可是石油储量超过沙特、世界第一的国家啊。
加拉加斯街头涂鸦，中间的单词是“石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世界第一。
更让人意外的是，以“反美斗士”自居的委内瑞拉，每天生产的200万桶油中，有三分之二都运往了美国。从查韦斯执政开始至2011年，向美国卖出原油的收入共计3500亿美元。
并不是所有草根人士都心向查韦斯。同路易萨一起工作的出租车司机曼努尔，用有限的英语，响亮地告诉我，他不喜欢查韦斯，因为他“crazy”（疯狂）。即刻，路易萨和曼努尔在小小车厢里爆发了一场争执。
街头上演的“Yes or No”争持更加惨烈。2002年政变、石油工人大罢工，2004年学生上街，无不以流血收场。2009年10月，总统府几个街区之外，100多名学生在街上静坐两星期，要求查韦斯下台。
三
一个国家，领导者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是不是很正常呢？查韦斯可是民选总统，每次选举结果都完胜反对者，要求罢免他的提案从来通不过人民这一关。
选举、公投是查韦斯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可是在这里，民主的内容，变成了单纯的投票。“假设选举公正、公开，选出来的都是种族主义者、法西斯和分裂分子。”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布鲁克慨叹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这是个难题。”米洛舍维奇是人民选出来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选票都把好战者送进了总统府。战争不可避免。
《后美国世界》（The Post American World）作者法里德·扎卡利亚[5]，在早年他的另一本书《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中，首先把这种现象称作“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真正的民主是个套餐，不仅有显而易见的选举，还得有配套的司法独立、权力监督、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私产保护，等。这些总称为“自由”的护航措施有比较隐蔽的弹性，不像选举那样，“有还是没有”一望便知。
中文里的“自由”，常让人想起“无拘无束”，甚至“无法无天”“随心所欲”，而扎卡利亚在这里讲的“自由”恰恰相反，是一套细致缜密的法律保障。有了这套保障，选票才有价值。可惜的是，扎卡利亚慨叹，“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横扫全球，“自由”却还只在西方徘徊。
一天，查韦斯发现，加拉加斯市中心建起了一片高尔夫球场。他上电视怒斥高尔夫为“资产阶级运动，极其懒惰，打球的人连路都不走，用小车跑来跑去”（他不记得是切·格瓦拉把高尔夫引入了古巴）。国会立即通过新的《城市土地法》，政府可以充公任何一处“无用”的城市土地或者房产，两处高尔夫球场瞬时改作公园和贫困人口住房用地。
委内瑞拉国会中，查韦斯的支持者占了九成，足以通过或修改任何法律。他的政党向最高法院输送了9个终身法官，32个替补。这还不放心，查韦斯4次获得“委任立法权”，可以不经立法机构审批，直接颁布法令。
又一日，查韦斯“无意间”经过加拉加斯一间即将竣工的大型商场，觉得碍眼，“会给本就繁忙的交通增加负担”，下令关张。商会一时无所适从，3000个工作岗位一笔勾销。大半年过去，如今商场仍然矗立在市中心，街角有警察看守。
法制臣服于查韦斯的喜怒。其率性举动的背后，是打压反对派资产。议会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中产和富裕阶层不堪经济骚扰和政治打压，纷纷出国。一名由查韦斯直接提拔的官员说，起先他招架不住议事堂上反对派凌厉的攻势，“现在，他们都离开了”。
加拉加斯高档住宅人去楼空，但很快有查韦斯提拔的新贵入住。
查韦斯刚上台的时候，国内五大私营媒体集团还敢于发表批评总统的言论。查韦斯发现这些评论真的伤到自己的支持度后，开始奋起反攻。反对派媒体要么不再获发新牌照，要么被强令与国营媒体合并。查韦斯说，这些媒体“宣扬美国价值观”，必须“为了公众利益”打破私营媒体“霸权”。下一步，他打算把全国网络服务器收归国营公司，便于维持互联网的纯洁。
以投票为武器的查韦斯，似乎并非选举的信徒。他的反对者安东尼奥·雷泽马（Antonio Ledezma）赢得加拉加斯市长选举，总统即刻“空降”一名“政府长官”，令市长无法行使权利。安东尼奥决定在办公室绝食，呼吁美国介入调查。
没有自由，却长出民主嘴脸的委内瑞拉，不算稀有动物。
四
2011年6月，查韦斯病了。他不在国内就医，飞去古巴。
关于他为什么不能在委内瑞拉治病，众说纷纭。有的说，委国医生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心向反对派，查韦斯怎么放心把手术刀交在他们手中？有的说，古巴医生水平高；更关键是，查韦斯病情影响国内政治，选在古巴治疗，可以避开打听风声、伺机作乱的反对派。还有人说，查韦斯的保镖都是古巴人，治病也要找古巴人，可见得他不信赖自己的人民。
查韦斯与癌症顽强斗争，勇气可嘉。但总统不敢在本国看病，也不敢公开病情。这样的查韦斯或许已经病了很久，这样的国家，病在腠理，还是肌肤，抑或已经是肠胃？[6]
荒芜都市路
如果你生活在全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如果你生活在只谈主义吃不饱肚子的国家，如果你生活在贫富差距巨大、阶级仇恨火焰般高涨的国家，如果，你恰好是个年轻人……
艾维·史泰克曼（Ivy Stekam），21岁。
“嘿，我只是好奇，你从哪里来的？”
餐厅里，艾维跟男友商量了很久，决定过来跟邻桌的我说话。在极少人讲英语、大部分人没有笑容的加拉加斯，艾维这一问，已经透露自己是个异数。
艾维的父亲是美国医学博士，她本人在美国上中学，在德国读大学，因为失恋万念俱灰，回祖国疗伤——半年后，遇到现在的男友，打算结婚。
“像我这样的学历，在委内瑞拉找份工作不难，可是我养不起自己……因为我们的经济太奇怪了。”她一连说了好几个“非常非常奇怪”。2008年，国家通货膨胀达到28%，拉美最高。从水泥到奶粉，全国的货品都是进口，本来就贵，再赶上涨价，工资立刻不够用了。
艾维这样的白领租不起房子，还跟父母、姐姐住在一起。“对年轻人来说，结婚是个经济选择。从前，不是这样的……”
她说的“从前”，指查韦斯执政前。委内瑞拉20世纪10年代发现石油，经济起飞，六七十年代进入黄金时期，加拉加斯像样的房子都是那个年代的遗存。90年代国际油价暴跌，震荡委内瑞拉经济，查韦斯以“惩治腐败，救济穷人”为口号的政变，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回到委内瑞拉，亲情、熟悉的食物代替了异域漂流，但也体验到了不曾想象的恐怖。艾维开车上街，堵车的时候，一只手无意识挂出车窗，手上戴着父亲送的名表。
“不一会儿，一个青年骑摩托车过来，黑洞洞的枪口伸进车窗，‘嘿，你的手表！’”现在说起来，艾维脸上挂着笑容，仿佛自己只是个可笑的倒霉蛋，“前几天，还碰到一次，我和男朋友停车说话，又有一支枪伸过来敲窗户，拿走了他的钱包、手机和手表。”
艾维分外怀念柏林的夜晚，免于恐惧的自由。
她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委内瑞拉的危机是“CRI$I$”，钱的问题。极度富有的人，乘直升机来去，不理会下面是水深还是火热，什么进口物资都能买到；穷困人口有查韦斯照顾，夹在中间受委屈的，就剩下中产阶级。“假设1%委内瑞拉人是富豪，剩下19%的中产对阵80%的穷人，结果只能是中产放弃希望。”
海外归来，艾维暂时不会再离开。她说，既然选择留在这里，也会选择不要孩子，“实在不想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忽然间，大家都沉默了。
马娜·贝罗（Mana Bello），26岁。
中央大学的学生马娜不再参加反政府游行了。“现在的游行只是赶时髦，大家拿着相机出去，‘拍我啊，我在游行’……”
“从前我们有组织，有筹划。”2004年是她最后一次参加游行。队伍唱着国歌，行进到总统府对面，“国民警卫队朝我们丢石头，用警棍打我们，后来又开枪……”马娜当时和男友在一起，60岁的母亲也来助阵。但是枪声响起，“我看到好几个人受伤，赶紧跑起来，妈妈吓坏了，她根本没想到政府真的会开枪……”说起枪声，马娜没有太多恐惧，但说到“唱国歌”，她极力忍住了眼泪。
她不承认自己是被枪声吓住，才放弃游行。“对待这个政府，游行没用。”马娜说，“抗议示威只会令自己受伤，却帮不了别人。”
停止游行，她换了一种方式理解自己的国家——接近委内瑞拉的贫困人群。过去两年，她参加了一个社团组织，到警察都不敢轻易入内的贫民窟Fanaduspin VelSur做义工，教那里的孩子读书，参加体育活动，帮他们树立自信。进入贫民窟的铝皮房子，马娜几乎要哭了，她头一次见到这个国家穷人的生活如此艰难。许多孩子来接受辅导，只是因为一顿免费早餐，“他们家里没吃的”。
“我帮助他们，但不会说，‘我是社会主义分子，查韦斯在帮助你们’，我拒绝佩戴那些写着‘感谢政府’口号的帽子、徽章……我不跟孩子们谈论政治。”
“你是拒绝政治，还是拒绝查韦斯？”
“让我来告诉你，过去10年，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政治，我们的对外关系也都变成了政治，委内瑞拉没有经历过这些，委内瑞拉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
两年的辅导课之后，马娜再没有回去过Fanaduspin VelSur。记忆中，那是个“美丽的小山，很多人热爱音乐”。曾经相处的孩子，有时还打来电话，这份情谊令她热泪盈眶。
我问马娜，可不可以去那里看看。“外国人？你自己？绝对不可以！”她坚决制止我去贫民窟的念头。
“为什么这个国家变得如此危险、如此对立？”
“因为查韦斯制造了仇恨！他让人们互相仇恨，只是出于社会地位不同。”马娜说，“查韦斯让穷人觉得是富人偷走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机会。只要你比我有钱，我就恨你，为什么不想想你自己是否劳动了呢？”她的父母并不富裕，在石油公司从事基础工作，赚一份辛苦但稳定的工资。
马娜打算明年出国留学。周围的同学，大部分都打算离开。
“你们都走了，改变就永远不会发生了……”
“不，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我们还要回来。”她非常肯定。
莱莉斯·莫利娜（Lelys Molina），22岁。
在这座以学生运动著称的大学里，莱莉斯说，她的使命只是学习英语。经过游行队伍旁，她不会点一支蜡烛。经过校门口，也不会看一眼死于抗议的学生烈士的雕塑。
“国家分裂成两个阵营，太多的政治、太多的主义，我要自己的生活。”
同在校园，莱莉斯和学运积极分子们没什么交往，却也免不了偷偷打量。她说，支持查韦斯的学生，大多出身贫寒，“我发现他们不学习，只知道成天游行”。
莱莉斯最爱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听音乐。可是，在委内瑞拉，听音乐也得绕开政治。查韦斯下令所有电台早上6点至晚9点，只准播放委内瑞拉传统音乐joropo。“难道他不知道，年轻人不听电台吗？我们在网上听英文歌。”莱莉斯说。
委内瑞拉网速很慢，但人们感觉不到太多限制。社交网络畅行无阻，查韦斯自己就是个推特狂人。“因为委内瑞拉过去是自由的，所以限制自由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一名外国记者曾经对我说。这个结论或许下得太早，查韦斯正打算把所有服务器收归国有。
莱莉斯不过问政治，好恶却是有的：“我不喜欢查韦斯，因为他虚伪。他颁布的政策，总是琐碎可笑。”告别前，她在我的本子上悄悄写下：Las Mercedes，100多个学生绝食两星期。去看看。
玛莉亚纳（Mariana），21岁。
找玛莉亚纳工作的电视台，要经过两道军警线和两道路障。ANTV在国会山庄里面，容易成为反对派冲击的对象。
国会山庄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古朴优雅，隔开外面那个奔跑在废气中的世界。电视里，中国国庆60周年成果展览正在举行。天井喷泉旁，电视直播国会内的辩论，各路记者在旁收看，包括反对派电视台。
“在委内瑞拉做记者，你可以采访任何人，报道任何事，这里的问题就是，太多自由！”玛莉亚纳眉毛一挑，自信满满。“自由”，她用的英文单词是“freedom”。
马娜·贝罗（左）：“我拒绝佩戴那些写着‘感谢政府’口号的帽子、徽章……我不跟孩子们谈论政治。”
玛莉亚纳（右）：“‘民粹主义者’，我不太清楚是指什么……”
“那如何解释查韦斯关闭亲反对派的私营电视台RCTV？这算不算有违新闻自由？”
“那家反对派电视台每天都在歪曲事实，甚至在滚动字幕中，悬赏对总统发出追杀令，难道不应该关闭吗？”
玛莉亚纳举止优雅，超然自信，在众人中脱颖而出。“可能因为从小的教育。”她笑笑。父亲在国营石油巨擘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etróleos de Venezuela,S.A）做了20年工程师，玛莉亚纳从小学到大学本科，上的全都是专为石油公司高级员工开设的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有什么区别？”
“公立学校不教英语和音乐，只教传统舞蹈，我们称之‘工人学校’。”查韦斯将石油公司国有化之后，在“平等”理念下，取消了“贵族学校”。
“你肯定觉得很遗憾了？”我问。
“不，现在的情况比原来强10倍！”玛莉亚纳睁大了眼睛，“因为任何人都有机会去任何学校，这样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
“说说报道吧，国营电视台怎么做到平衡，可以批评政府吗？”
“我可以采访任何反对派人士，从不删减他们的讲话，我也亲眼去看穷人们的生活。我们不会激烈地批评政府，只是不想引发暴力，我们不是不可以批评查韦斯，只是每个电视台都有自己的底线……”
玛莉亚纳看到过反对派“撒谎”。一次反对派与查韦斯支持者爆发冲突，她负责报道支持者阵营，另一名同事拍摄反对派活动。同事拿回来的影像中，玛莉亚纳看到有人向军警投掷石块，冲击封锁线：“他们自称是和平示威，这让我很气愤。”
报道政府救助贫困人口的项目，令她十分感动。“我喜欢查韦斯，他理解人民的疾苦，他在这个国家存在是有原因的……当然，他并不完美。”
出于工作需要，玛莉亚纳每天都要阅读西方媒体报道，清楚它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和领导人。“英文媒体有什么权力每次都在查韦斯的名字前加‘独裁者’？我给英国《卫报》写信了，但是他们没有回复。如果政府的15个项目令15个人高兴了，他们为什么不报道？”
她的声音提高了半度，神情不悦，旋即平静，甚至有些腼腆地问：“不过，他们常用一个词，‘民粹主义者’，我不太清楚是指什么……”
[1]“Safari”一词原本解释为野外狩猎，现在已演变为以观赏野生动物为目的的旅行。
[2]Simón Bolívar，委内瑞拉杰出将领、政治家，对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等国反抗西班牙统治，追求独立建国有重大贡献。
[3]Francisco de Miranda，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先驱，曾任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的领导。
[4]Che Guevara，出生于阿根廷，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家、作家、游击队领导人。他是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古巴革命胜利后，他曾担任古巴政府高级领导人，后辞去职务，离开古巴到玻利维亚等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他的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与左翼运动的普世象征。
[5]Fareed Zakaria，美国著名的印度裔记者、时事评论家和作家，《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并在CNN上主持《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Fareed Zakaria GPS）。
[6]查韦斯于2013年3月5日去世，继任者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宣称继续推行查韦斯的政策。2015年12月，委内瑞拉反对派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16年来第一次挫败查韦斯创立的执政党。
12 德国：重返正常
1949年
德国分裂。美国、法国和英国占领的西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苏联占领的东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
1950年
中国与民主德国建交。
20世纪50年代
联邦德国经济快速增长。
1961年8月
民主德国修建柏林墙，阻止人员西逃。
1963年6月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市政厅发表《我是柏林人》的演说。
1972年
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
1987年6月
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发表演说，呼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倒这堵墙”。
1989年
新民主德国政府放松旅游禁令，民主德国人大量出逃。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1990年
两德统一，定都柏林。
东西相遇
形状如玩具的特拉贝特（Trabant）车，列成一排，等待“民主德国之旅”。
这种猫腰缩头才能坐进去的小车，全身塑料，只有两缸，曾经是民主德国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但从订购到取货最长要等上16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特拉贝特车很长一段时间仍是民主德国人的日用品，20年间，渐渐变成收藏品。眼前这些残存的特拉贝特，多数保持军绿色，也有些换上了戏谑的豹纹。
“你去后面那辆大车办签证！”柏林新闻官克里斯蒂·坦兹勒（Christian Tensher）指着我说。
“签证？”
“哈哈，别太认真了！”说着，他塞过来一个苏式军用袋，里面是两瓶Wostok，以苏联火箭命名的饮料。
一辆运兵车被改装成了媒体登记处。车厢里挂满苏制军服。几个越南记者兴奋地试戴皮帽。坦兹勒递过来一张做旧的卡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通行证”，声称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拍照！”记者们手持一纸签证合影，坦兹勒给予鬼脸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