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冬，演讲角外4个卖左派报纸的小贩被抓，乔治·奥威尔写文章打抱不平。这时距离海德公园一角辟为自由集会区已经过去70多年，但乔治·奥威尔说，英国的言论自由常常被高估，需要不断斗争。
记得20世纪90年代，有位中文作家写过，抱着儿子逛海德公园，在众声喧哗中感受民主气氛。现在终于轮到21世纪的我，坐上驶向海德公园的巴士。偏安剑桥一年，来伦敦的机会不多，海德公园演讲角，却是不可动摇的朝圣之旅。老伦敦马丁劝我，别去了，尽剩些宣传宗教的。我不太相信，猜想马丁对家门口的景点缺乏热情。谁也不能拦着我去演讲角的雄心。
海德公园漫无边际，演讲角在东北。一下车就到，不收门票。人不算多啊。不见“肥皂盒上的民主”——过去讲者大多踩着装肥皂的木箱振臂一呼，也没有人山人海的听众，开口的那位也就原地一站吐气发声，或兜转四处派发传单，又或自带铝梯，一支开，一攀高，滔滔兴起。
说什么呢？这位说末日快来了，大家快信耶稣。那位说，伊斯兰教最崇高。左边竖着牌子“上帝只有一个，奥运会崇拜古希腊那帮傻子众神，是基督徒就抵制奥运”。右边一位打扮似判官，捧出《圣经》，争辩第几页第几行到底启示了什么。围着的四五个人中，有一个不服气，手指快戳到讲者脸上：“你说第几页？不可能，我告诉你……”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搬不动谁的神，到最后只有各自伤神。
转来转去，好容易找到一位讲时政的，登在铝梯上睥睨四方，一张口“小布什祸害全人类”。什么年头了，奥巴马一任都干完了。听了几分钟，推理简单，阴谋论连篇，这水平还比不上北京的哥。不过，到底是英国人，揶揄成性，见一中年听众衬衣一半在裤腰里，一半在外，讲者指指他说：“嘿，你怎么半裸着就来我的派对呢？”众人哄笑。对方当然不服，你来我往什么段子都出来了。到海德公园就看了场斗嘴？
盘桓半小时后，我决定到对面草坪吃个冰激凌。绿草如茵，每一个树影下，都是一幅游春图。拖家带口的，情侣成双的，书本相伴的，或卿卿我我或静静谧谧，哪管几步之遥有人在喊末日到来。
演讲角真的衰落了。为什么？19世纪中后期，一波又一波工人运动冲击英国社会，要求一个自由讲话之所的愿望越来越具体。1866年7月的一天，一拨游行工人在海德公园门前遭警察拦截，他们冲过封锁线，摆开阵势就地宣讲——似乎每段历史都有这么一个无心插柳的开始。6年之后，这个地方以法律形式定为自由讲区，无须警局批准，任何人可以占地为王即兴抗议。就是这一方角落，日后成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阵营，也是近代言论自由的标地。其他国家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相继仿效，在公园辟出一角，供胸中肿胀的人一吐块垒。
乔治·奥威尔的年代，演讲角是英国最自由的地方，但自由的尺度是逐渐争取来的。他说，应该把公园扩大到全国。今天，在英国，要发表政治观点，多少个电视电台频道等着Call-in高谈阔论，发一条推特，写一篇博客，转瞬收到若干回复。要看意见交锋，打开议会直播频道，卡梅伦、米利班德辩得脸红脖子粗，好像两只说着优雅英语的公鸡发出最强音：
“这个国家不会原谅他们！（对着议长讲，不用“你们”，直接指鼻子太粗鄙）我们举办奥运会，我们增加工作，他们干了什么，留下什么，至今还不道歉！”
“他令整个国家丧失信心！他说要提振经济，现在是什么样子！”
两厢大臣要员起哄架秧，议长木槌敲得山响：“Order！Order！（肃静！肃静！）”
演讲角几乎见不到年轻人。他们要上班要健身要还房贷追时尚，好容易到了星期天——电影《去也门钓鲑鱼》（Salmon Fishing in the Yemen）里，英国男主角见到穆斯林在清真寺前祷告，喃喃自语：“他们周末上清真寺，我们周末都改去Tesco（超市）了。”
意识形态大开大合的年代已经过去，还有多少值得争辩。当然，今日英国不是没有集会，没有抗议，只是阵地转向了海德公园之外。“占领华尔街”风靡全球之时，伦敦圣保罗教堂门前那条街也坐卧了不少年轻人。只是演讲角在今日英国不再特殊，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发出声音。
原来演讲角的没落，不是民主的失落，而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先驱们，任务完成洗洗睡了。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一个军官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他接待一队伊拉克军官。他们来到伦敦，一不逛摄政街，二不看莎士比亚，点名要到演讲角。当他们看到随便一个英国百姓，叉开腿挺起胸就可以骂政府，羡慕感动涕泗横流，摄像机拍干了几节电池。
我仍不甘，就在宗教广告和笑骂斗贫中离开演讲角。总能遇到个把忧国忧民口才了得的英国人吧？
好容易找到一位讲时政的，登在铝梯上睥睨四方，一张口“小布什祸害全人类”。
忽然，演讲区边缘看见一名老者支小马扎端坐，胸前挂着大大的纸牌：“It’s going to get worse（势必每况愈下）。”终于有人关心社会问题了！是养老金吗，是教育制度吗，是媒体“窃听门”吗，是欧债危机吗？……
我一个箭步冲过去，屏住呼吸左拍右拍，终于捕捉到老人严肃深邃壮心未已的神态，放下相机问：“请问您反映的问题是什么？”
老者清清嗓子：
“糖尿病。”
五英镑里的平等
演出开始了。皇家阿尔伯特大厅，红色天鹅绒旗帜低垂，上绣一个近130岁的名字：BBC Proms（BBC夏季音乐逍遥季）。仿佛一有声音震动，就会掉落灰尘。金色包厢，暗红软座，雕梁画栋，乐声浩荡。
开场前几分钟，我才赶到，包厢里的香槟底朝天了，青葡萄没了大珠剩了小珠。坐定俯身一看，最靠近舞台的前沿阵地，却是两三百个站着挨着、不穿礼服姿势随意的“杂民”。传说在这个“站区”可以躺下听音乐，实际上人多的时候，坐卧几乎不可能，也不礼貌。
我的朋友安德鲁就在其中。他介绍我来看这出埃尔加（Edward William Elgar）的《基督使徒》（The Apostles）：“有清唱团，声音上扬，非常适合阿尔伯特的穹顶。”安德鲁的门票5英镑，我的包厢入场券32英镑。不是手头宽裕，而是订晚了，别无选择。安德鲁更谈不上拮据，算个伦敦中上阶层。但作为纯粹乐迷和不事张扬的英国人，买站票不但不丢人，还是一份身体力行的骄傲。英国人最憎显摆，老贵族有双新皮鞋，得先交给仆人磨出点旧相再自己穿。女王得闲在御花园做些木工，表明自己不是个“无用之人”。花5英镑而来，内行人在乎音乐本身，不是包厢里的葡萄美酒。
除了安德鲁这样“站立的中产”，阿尔伯特音乐厅设立站区的初衷，是让蓝领工人有机会均享艺术财富。时至今日，未必个个蓝领对古典音乐产生了兴趣，但是当他们只花5英镑走进这个地方，会发现无论贫富，在精神世界里可以平等。
站票未必累人，反而自有乐趣。《基督使徒》清唱段落歌声飞扬，轻轻滑落在音乐厅最高层，称为“环形看台”的那一圈。环形看台是另一个站区，安德鲁说，一次他站在那里听拉尔夫·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弦乐变奏，音乐一层层漂浮上来，仿佛身处教堂穹顶。
跟安德鲁还看过一次5英镑的莎剧《理查三世》。鼎鼎大名的环球莎士比亚剧场[1]，站票区在舞台与环形坐席之间，没有顶棚——闲看暮云舒卷，但也可能大雨泽被。英国人总说，淋雨才是真正的英国体验，而站立，正经是莎士比亚时代人们看戏的方式。
那天站在距离舞台最近的地方，累了，下巴架在台上，哪个包厢都不如我视野清晰，捕捉到名角马克·里朗斯（Mark Rylance）念错台词时眼神一闪。下半场一开，大雨接踵而至。站区有个人，被戴着“急救”绿箍的人员抬出去，其他观众无声无息，没一个打伞（打伞会遮住视线，有经验的穿防水服而来），脚下雨滴汇成小溪的声音，应和着台上死生婉转、大忠大奸的剧情。
皇家歌剧院也常有廉价站票，西区剧场未必有站区，但边缘座位的价格绝对“承受得起”。安德鲁不无得意地炫耀，下个月看皇家芭蕾舞团名角艾琳娜·科约卡茹（Alina Cojocaru）的《天鹅湖》10英镑，明年听多明戈唱《威尔第》15英磅……
排队，显示英国人的服从性。站着看戏，显示艺术在英国人中的草根性。顶级音乐水准的Proms，金钱门槛很低，BBC 3台还全况转播、一再重播，不过那些掏腰包看现场的，是不会满足于听收音机，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皇家阿尔伯特坐不满。而无论金融风暴怎么吹，哪个政客也不敢砍掉不赚钱的BBC 3。
中场休息，几个“杂民”突然敲锣打鼓唱起来：“你们捐了34000多镑！34000多镑！”包厢站区欢声雷动，仿佛大家一起干成了一件旷世工程。捐款队是站区乐迷自发组成，散场时他们负责在门口，特别是包厢出口，敲着水桶鼓励募捐。34000多镑是今年夏季音乐会收到的捐款总数。这不仅为赔钱的艺术带来报酬，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对音乐厅常年低价娇宠的回馈。
5英镑里的平等，催生了一大批爱好艺术的人们，反过来，广泛的群众基础又养活了英国文化艺术。
英国大部分博物馆免费，出名的还每周一两次开到深夜。撒切尔夫人时代削减政府支出，博物馆运营经费从哪里来？除了开办连锁纪念品商店，很大一部分是靠志愿者管理。降低金钱门槛，培养了一大批愿意为艺术奉献热忱与精力，而且有相当水准的观众。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无薪实习，都排到好几年之后了，申请者大多是美院科班学生。
“上班的地方临近国家美术馆，吃完午餐溜进去看一圈画，再回去上班。”
“博物馆那么多，又免费，总是不知怎么的就走了进去。有时出去买菜，过了好久老公打电话来问：‘你在哪里？’‘喔，我在博物馆呢。’……”
这是两个英国人向我描述他们生活中的博物馆。免费不是省去几个英镑的问题，而是它与日常生活间突然没了隔阂。
蜜罐里的英国人，艺术对他们而言，不在殿堂，而在街道拐角。
穷得奥运会都不敢大手大脚的英国政府，不是没有试过少往文化事业上撒钱，无奈民意难违。而政府埋单的文化盛宴菜单上，还充满批评、背叛、独立思考之原料。它提升民众的素质，才能保障有质量的民主。更何况，艺术熏陶的投入无法量化，“辣妹”乐队最红的时候，为国家创下的年税收，超过了英国整个钢铁产业。
阿尔伯特音乐厅，最靠近舞台的前沿阵地，却是两三百个站着挨着、不穿礼服姿势随意的“杂民”。
惹得起国王，惹不起大众
168岁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终于走到尽头。
坐拥传媒帝国的默多克，哑然受挫。
都说是“窃听风暴”导致《世界新闻报》一夜关张，但值得琢磨的是，窃听丑闻对这张全球最好卖的英文报纸原本并不构成致命打击。
它不怕得罪王室。《世界新闻报》一名编辑2006年被控偷听英国王室成员电话留言。“未来国王”威廉打给弟弟哈里的留言外传，哈里吸毒成为《世界新闻报》头条。编辑因此入狱一年，但报纸仍在运作。
它也不怕招惹权贵。《世界新闻报》涉嫌监听的名单，据说有4000多人，包括前首相布朗、英国足球协会主席、无数演艺名流……报纸对此似有准备，成立赔偿基金，拿得出证据的窃听受害者可以获赔金钱。
它还敢叫英国国会议员“闭嘴”。传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通过继任者布朗，要求国会议员沃森停止追问《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几任英国首相，与《世界新闻报》的交情都不浅。
谁让它那么受欢迎呢？关门那一天，都还有750万零售读者（揭露“窃听丑闻”的英国《卫报》发行量大约33万份）。《世界新闻报》创刊定位是满足“刚识字的工人阶级”，售价低廉。“前手机”年代，类似“窃听”的争议手法已经为《世界新闻报》所用，譬如披露警察局未经公开的记录、街头妓女口述，等。
20世纪初，《世界新闻报》老板乔治·瑞德（George Riddell）有天碰到另一份报纸总编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Frederick Greenwood），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报纸。过了几天，他问格林伍德：“我的报纸怎么样？”格林伍德回答：“看了，然后扔进垃圾桶，但转念又怕我的厨师会看到，我就烧了它！”
别以为权贵阶层“看不起”就等于“不看”，暗地偷窥《世界新闻报》的不在少数——从阅读隐私获得“罪恶的快感”。香港作家陈冠中形容“犯罪的快感”（Guilty Pleasure）应该是“永远嫌自己不够瘦的女人偷吃哈根达斯，或者电影学院老师躲在家里看《霹雳娇娃》”。
讽刺的是，虽然职业操守欠佳，《世界新闻报》的准确性居然一流。因为他们不惜手段“掌握”到真实情况，可信度很高。
这么一份有着强大“群众基础”“上面有人”的报纸，究竟惹了谁才会招致杀身大祸？
一个普通的13岁女孩，米利·道勒（Milly Dowler）。媒体披露，米利遭绑架，《世界新闻报》涉嫌雇佣私人侦探，窃听她的手机留言。侦探擅自删除了几条旧记录，以便显示新信息。这一举动误导警方，以为米利还活着。米利最终被撕票。
还有英国驻阿富汗、伊拉克阵亡将士的家属，伦敦地铁袭击案死者家人，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世界新闻报》也将他们的对话列为新闻来源。
这两件事掀起伦敦7月热潮，英国公众怒了——用来揭权贵名人老底的“下三烂”手段居然用到我们普罗大众的头上！每一个《世界新闻报》的读者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如何对待名流权贵，在英国可以有所争议，一旦触怒公众，《世界新闻报》的真正金主——广告商就跑光了。默多克提议最后一期，免费给公益团体登广告，结果连公益团体都不肯沾《世界新闻报》的边！
最重要的底线不是“该不该窃听”，而是绝不能伤害公众。首相卡梅伦自正身形，大声疾呼：“现在我们讨论的不是名人影星，而是谋杀受害者，恐怖袭击死难者。”
默多克集团准备扩张前，“窃听丑闻”再嚣尘上，无论动机为何，推手是谁，至少说明，在英国，也许惹得起国王，却惹不起大众——尽管大众曾经为“窃听”而窃喜，曾经为“窃听”而掏一份报纸钱。
洋版《官场现形记》
英国人觉悟真低。一出挖苦自家政府的话剧《是的，首相先生》（Yes,Prime Minister），自20世纪80年代演了30年，扩充成电视剧、广播剧，今年又添新料，重返舞台，全英巡演。戏中首相自辩：“我是人民选出来的，我要什么就代表人民要什么。”既然如此，人民何苦寻官府的开心？更加匪夷所思的是，20世纪80年代此剧初登舞台，时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不但不怒，反而公开热捧，还帮着写了几句台词，与民同乐。最近，首相卡梅伦也自认粉丝，还说唐宁街10号的生活与剧情雷同。这句话在周三首相例行答辩会上，被议员抓了把柄追问不休，卡梅伦干笑着奉劝对方：“要有点幽默感。”
英国首相真惨。不但供全国人民娱乐，关起门来还常遭秘书修理，阁员也不一定买账。幸好官场待久了，防人手段自然不弱，找来“特别顾问”出谋划策。百密一疏，媒体无孔不入，不依不饶，电话随时打进办公室，逼得首相钻了桌子。
英国首相真倒霉。经济不振、欧元危机，还有环境议题凑热闹。好不容易出现金主，某斯坦国开出天文数字，愿救欧洲于水火之中。斯坦国外长驾到签约，英国首相百般逢迎，休提帝国当年勇。初谈万事大吉，签字前夜斯坦外长却突然提出要找个花季少女陪睡。首相府这下可乱了套。经济利益与良心道德，私密手段与公众知情权，一团乱麻搅到首相跪地求神。国库空虚，民主、道德似乎沦为笑谈。斯坦国大使哈罗毕业，牛津深造，底色算是英国人，此时却以斯坦国价值观戏弄英国官府脆弱幼稚的道德底线：“什么人权，你们不曾在意过伊拉克阿富汗女孩……”“大使，如果有人要找斯坦国的女孩呢？”“只要不是我的女儿。”究竟谁的底线更低？
平心而论，剧中英国首相不过具备一般政客都会犯的毛病：野心比能力大，私欲比公益重要。成天呓语要是英国救了欧元，自己就该成为欧盟主席。选举前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上位，上位之后，全部目标就是保位。当局面终于搅黄，哭着喊着要找女王请辞。二号秘书终于看破，冷冷道：“首相，其实您的位子保不住，对百姓并不是坏事。”唐宁街大小人物，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索牵制，那就是民意。一切都是为了取悦民意。媒体或理直气壮，或死缠烂打，也是因为公众舆论后盾坚强。
难道英国人不怕剧中一切发生在现实中？邻座一名中年女观众说，窥到“门背后的一切”很兴奋，“这些事情当然可能发生在现实中，可是你看看他们的下场！”另一位朋友说：“英国百姓必须笑啊，不然只剩下哭了！”英国幽默与政治的关系暧昧绵长，约翰·梅尔（John Meyer）撰文，幽默对政治是一剂安慰，可化解紧张，松弛对立，“让事情看起来仍在掌控之中”。这么说，娱乐民众也可以是政治漏洞的包庇犯！
走出剧场，4月冷雨扑面。我打了个寒战，心想：说到底，英国人真傻，花上十几或几十英镑，穿戴整齐跑到剧场里笑两个小时。而我们，只要免费点击微博，时有新料。四面八方，不相识的人们，不约而同，发出又酸又痛的偷笑。
谢主隆恩？
一
浓云低压，冷风兜面，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庆典之泰晤士河巡游，撞了个“非常英国”的天气。泰晤士河11公里游船路线，两岸全部对公众开放。好多英国人头天夜里就支起帐篷，围炉烧烤，占一个绝佳观景点。
河两岸窗户里，阳台上，矮墙头，爸爸的肩膀，妈妈的怀抱，齐齐探出脑袋张望河面。船还没来，香槟已经打开。临河人家挂出彩球花纸，户户都在举办派队。航线沿途，路面上根本走不动。女王纸面具，女王雨披，女王花伞。女王无处不在。
马丁前几天发来邮件，问我要不要来伦敦看巡游。“你知道，我是个共和派[2]。”他费了好几个段落解释这件事，话锋一转，“不过，难得一见那么多游船，一千多艘，而且就在我家附近，但我肯定不挥小国旗，不喊女王万岁……”说了半天就一个意思：不看白不看。我当然去。
这两年英国大事不断、喜事连连。威廉结婚、女王钻禧、伦敦奥运。老朽的帝国，引领新的时髦，不断提供大众其乐融融、集体狂欢的机会。
媒体调查说，钻禧前夕，英国王室和女王本人的支持率达到历史最高。人们说：女王形象好，庄严、典雅，威而不怒；女王不贪不腐，王室公共开支需要纳税人供养，但女王私人开销，来自家传财产投资，新王妃凯特买衣服经常讨价还价。女王平易近人，还很幽默。伊丽莎白二世参加一个活动，讲演时一名听众的手机响，全场愕然不知所措。女王从容道：“怎么不接呢，可能是个很重要的人呢。”女王信仰坚定，操守坚毅。《旗帜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标题为是时候说感谢的文章说，尽管4个王子公主中3个离了婚，女王的婚姻从一而终，这也成为人们拥戴她的原因。
女王真没什么让人不满意的。更何况在钻禧这样大局为重的时刻。戴安娜那档子事早随风飘散了。
王室对民众的爱戴也信心十足。除了水面上几艘快艇护驾，很多河段两岸根本没有警戒。临河居民楼阳台客满，窗户洞开，齐腰的河岸栏杆前也不见警察巡逻。满载王室全部重要成员的“查特韦尔精神号”，无遮无挡地在两岸欢呼声中逆流而上。
整个英国，也许除了苏格兰，沉浸在那种叫作“Royal Fever”（发烧般宠爱王室）的气氛里。庆典期间，6600条街道改作步行区，供人们尽兴欢娱。大城小镇，女王不能亲临的地方，人们树起真人大小的纸板模型，“女王”陪他们野餐看他们畅饮。真的跟发烧似的，人们兴奋得涨红了脸。
女王没什么让人不满意的了，除了她的存在本身。
英国历史上盛产女王，不是玩什么男女平等，而是宗教两派相争的结果。
欧洲第一个女王出在西班牙。英格兰第一个女王是血腥玛丽，执政短短5年，时间相当于中国明代中期。玛丽继位者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那时英国社会极不乐见女性执政，但玛丽承诺恢复父亲亨利八世挣脱的罗马天主教，得到天主教徒武装支持。伊丽莎白一世又决意回归新教，新教徒竞相拥立。
宗教改革家诺克斯（John Knox），讨伐玛丽女王不惧流亡。他写下《第一响号角》（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uous Regiment of Women），称女性执政天理难容。没想到，后来继位的是同样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诺克斯回国几次被拒之后，托人带信给伊丽莎白一世，说她是“神佑”特例。于是，诺克斯摇身一变，又成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第一吹鼓手。
英吉利鼎盛时期，是两个女人的时代。创业者伊丽莎白一世，拓疆者维多利亚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带领匆匆拼凑的英国水师，与西班牙百万雄兵干了一仗，居然以少胜多，走向扩张之路，直至欧洲最强最富。在位63年的维多利亚女王，顺风顺水继承了一个工业强国，以君主立宪下顺理成章的无为而治，见证了大英帝国版图的急速膨胀。然而，不见了两位先祖的光荣与幸运，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走过的，却是英帝国不折不扣的下坡路。
“二战”后，殖民地独立浪潮惊涛拍岸。始于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乔治六世，印度、缅甸、斯里兰卡相继独立。伊丽莎白二世初登王位，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国弃守埃及，后人多将此视为帝国衰弱的真正信号。1957年的马来西亚，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诸国，1994年的南非，1997年的中国香港。帝国版图，如沙滩上作画，终为潮流吞没，倏忽不见影踪。
作为虚君，伊丽莎白二世不干政。她的处世座右铭是“观而不语”（“I see,and say nothing”）。据说她对政治自有判断，私下里有时直言不讳，比如再三要求布莱尔审慎出兵伊拉克。但在公开场合，她能做的只是60年来一再颔首微笑。
二
伦敦塔桥桥开两扇，千帆竞发。“查特韦尔精神号”翩然飘过。压阵的是伦敦爱乐乐团，甲板上黑衣少女们迎着风，和着雨，湿漉漉庄严高歌《天佑吾皇》，脸上闪动着圣洁的光辉。
铺天盖地的颂声中，《观察者报》（The Observer）专栏作家凯瑟琳·班尼特（Catherine Bennett），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质问公众一个简单的事实：凭什么感激女王？我们的成就与她毫无关系！
她大吼一声：女王是半人半神了吗？
女王从不流汗。女王从不打喷嚏。她的帽子永远不会被风吹走。她简直是微微离地滑行，不用走路。
媒体把女王吹成“包治百病”了。可是这个女人跟我们英国今天取得的成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除了恰好活在这个时代？
拍马屁的伦敦市长说，以人均GDP增长来衡量，伊丽莎白二世无疑是英国史上最成功的国王。哦，我们还可以用“伦敦市长的表现”“土产草莓的质量”，或者“社会流动性”“禽流感发病率”“碳排放量”“星期天去教堂的人数”来衡量，恐怕她就不是了。归根结底，这个女人的成功在于“什么都没说”（say nothing）。
那个忠实摇尾的BBC，生造了一个无比谄媚的词“新伊丽莎白人”，指60年来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英国人。那些在科技、医药、艺术等领域带来进步的人，是女王沾了他们的光，而非相反！
英国人也许怀疑有些国家的人是不是真的相信他们的领导人拥有超能力，见到领导人时哭天抢地。今天，英国人相信一个从来不流汗、完美无缺的女王，风里雨里放声高歌，在全世界看来，我们不比那些人好多少。
让天佑女王，但英国人不需要谢主隆恩。
班尼特小姐并不孤独。游船当天，伦敦也有近百“共和派”游行示威，要求废除不合时宜的君主制。可是，班尼特有些苛刻却不失清醒的责问，注定抵不过看巡游的诱惑、野餐的诱惑、找个借口在阳台喝香槟开派对的诱惑。最大的诱惑，莫过于同千万人一起，熏然陶然，不假思索。“入伙”的快感，哪国人、哪个年代都不曾缺乏。
“查特韦尔精神号”经过我和马丁站立的地方。欢呼声潮水一样淹没耳朵。我踮着脚却怎么样也没看见女王。船上有查尔斯、威廉、哈里，凯特一袭耀眼红衣。
“没有女王？”马丁不信。我们把数码相片放大到几乎成了马赛克，确认伊丽莎白二世、菲利普亲王、卡米拉刚才没在船头。可能风大，去了下层休息。马丁稍稍遗憾，却又松了口气：看了游船，却没跟女王照面，“共和派”名节得以保留。什么便宜都占了。
大声说
不到英国不知道，“讲话”原来兹事体大。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柏（Simon Kuper）撰文说，英国“体制内”的人物最擅长“说漂亮话”，英语说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阶层的人都光鲜。他们夸夸其谈，小心翼翼绕开不懂的东西；又富有幽默感，一开口就令人愉悦。
即便是普通英国人闲聊，三句话不能逗乐对方，也已经是失败的寒暄。一次打车，出租车司机的手机响起来，铃声是一位女士响亮的招呼“Taxi——”我笑着对司机说，这个铃声真适合你啊！司机答：“我还在寻找这位女士。”
“说漂亮话”成了全民追求，想必讲话是社会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国王的演讲》中，乔治六世为人熟知，库柏说，就是因为他为了把话说好，付出极大的努力——国王也不例外。
西敏寺英国议会下院那个布满绿皮长凳的房间，大概是全世界曝光率最高的下院。美国众参两院也经常上电视，但画面一般是议员各自表述，安静投票。英国议会下院简直像个菜市场，发言就是吵架，吵群架，指着鼻子逼供，喋喋不休追问，政治是件直来直去、无所遁形的事情。
英国议会对公众和游客开放。起先最想看的，是每星期三“首相问答”（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现场。一打听，竟是“非卖品”，要找当地议员索取入场券。我只是在剑桥上学的外国学生，没有投票权，剑桥郡议员助理还是很快回复邮件，抱歉说夏季休会前的票派完了，建议在网上登记议会游。在英国，艺术一半靠政府养，博物馆不收门票，政府却得可怜巴巴地养活自己，拿不到议员赠票的话，参观议会得花上10来镑。
Parliament（议会），源于法语的Parlement，意思是“说话的地方”。这个直白的称呼，透露出历史沿革。1236年之前，英国国王跟幕僚开会，叫Council（咨询），幕僚们都是国王的亲信。到了亨利三世时期，跟国王开会改叫“人人说话”，一词之变，王权换了姿态。
引发这个改变的是钱。连年征战，王室名下的地产入不敷出，国王需要更多税收，填补军费开支。亨利三世是第一个要求子民定时纳税的。这时候限制王室权力、保护私有财产的《大宪章》已经签订十几年，亨利三世不得不邀请出钱的人参与政策制定——这些人是庄园主、下层教士，也有各郡各镇的富商。
亨利三世本来对召见“三教九流”不情不愿，后来发现，给有钱人说话的权利，他们就更愿意支持自己，这桩买卖实在值得。到了继任者爱德华一世的时候，“要收税，先开会”，Parliament成了国王绕不开的地方。
亨利三世不得已而为之的变通，维护了王权绵延，但也许没有想过，权力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且继续流失。到英国议会走一圈，你会发现，活生生就是国王声音越来越小和平民声音越来越大的历史。
亨利三世以降，议会的权力逐渐扩展、以法律形式被固定下来。贸然挑战这种权力的，比方查理一世干扰议会活动，终被议会召集的军队抓起来，以叛国罪论绞。到了今天，君主的话语权被彻底剥夺——每年女王亲临上院的讲话，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念政府写的稿子！往极端了讲，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处死她的决定，女王也得照念不误。
名义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英国君主300年来没有否定过议会做出的决定。普天之下，就算还是王土，我花10英镑进入的下议院，却是女王终身不可踏足的禁地。导游说，如果女王胆敢走过来，下院大门将毫不留情地在她面前狠狠关上。下议院英文是House of Commons，“平民或庶民之所”。国王的归国王，庶民的归庶民。
挑战君权，不仅发生在下院，也发生在个体即兴的性格彰显中。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要在议会塑一座自己的雕像，请来名匠操刀。石雕坐像三四米高，目视远方，姿态伟岸。揭幕当天，女王发现作品太过真实，暴露了自己超大码的脚，还有痴肥的双下巴！女王怒不可遏，派人天涯海角捉雕塑家回来修改。最后钦差在意大利找到他，正喝酒晒太阳。听明来意，雕塑家打了个哈欠说，这里很舒服，不回英国了。天子呼来不上船！堂堂女王居然也就罢手，一点办法没有。巨足肥颊的雕像，至今安放在西敏寺，供游人讪笑。
到了艺术家对王权说不的时候，这权的气数大概也将尽了。彼时，文艺复兴在欧洲已经传播了200多年，个体意识轰轰烈烈地复苏。
终于走进英国政要唇枪舌剑、磨破嘴皮的这个房间，世界上不少国家议会的蓝本。执政党、在野党分坐两厢，每一个人的座位与对方党派主管相同事务的人，直直相对，死死互盯，“别对我撒谎”。古时候议员佩剑出入，搞出过不少人命，主持秩序的议长能活下来已是侥幸。所以，直到今天，每次议长就座，都由几个人架上去，象征性地表示“不是我自愿的”，是为一乐。今天没有了真刀真枪，议员们的发言，时而猛刺时而缠斗，好似隔空舞剑。起哄声、满堂彩此起彼伏，跺地板、拍椅背排山倒海。
在这里，议员们不得不讲得漂亮。除了面对反对党秋风扫落叶般的盘问，电视频道不停直播、重播，他们说的每一句话，直接进入选民的耳朵；他们摇摆身躯、振臂疾呼，又要选民看到自己如何使出浑身解数。
下院每周三有一次“首相问答”。首相汇报工作，接受反对派磁盘扫描般的拷问。某月某日做的减税承诺兑现了吗？去年你是不是说过这句话？失业率升到多少？奥运会要追加预算？首相出国访问花了多少钱？为什么要跟这个国家签那个协议？……
每一次问答，对首相来说，就是过一次鬼门关，不知哪句话说错，就成了隔天报纸头条、下届选举死穴。前首相布莱尔在自传里坦承，最怕周三下午的问答。首相问答不准看小抄，头天晚上和当天上午必须认真备课，布莱尔曾经还为此更改晋见女王的时间，触怒龙颜。为免疲态，午饭不敢多吃，只在首相府到国会的路上，啃一根香蕉。每次问答穿同一双皮鞋，保证手肘撑在圣经木盒上站立发言的时候感到舒服。
首相议员们如此卖力，选民也不见得感恩。跟一个门卫聊天，他说：“那帮‘西敏寺小子’（Westminster boys），自以为聪明，给几张橄榄球球票就搞定我们了，我们可比他们有主意。”英国民众可以直上议会，填一张绿色卡片，要求面见本区议员。只要议会记录上这名大臣或议员没有正在出席的会议，就一定得出来见选民。
国王的声音从下院消失，草根阶层汇入，又变乱了议会的口音——不再是清一色上流社会的贵族腔英语（Poshaccent）。20世纪70年代工党大部分议员出身工人家庭，保守党中也不乏“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从底层晋升者）。教育均等、竞争公平，社会流动性增加。今天，首相卡梅伦出身显贵，却听不出浓重的贵族腔；工党党魁艾德·米利班德家世良好，说话也不端着。
“二战”中议院挨炸，修复完成时，丘吉尔说：“我们建造议会，议会再匡正我们。”说话的空间建好了，政治清明就不是一句空谈。下议院门前诸多首相雕塑，不成文的习俗是，新首相上任之前，要碰一下偶像的脚，求得好运。当然，丘吉尔的鞋子磨得最亮。
也许是议会吵架已够激烈，英国大选到了2010年，才有首相候选人电视辩论，比美国晚了50年。那一年前后，伊朗，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扎堆初试领导人电视辩论。这些地方的人们第一次可以躺在沙发上，收看“官老爷们”使出浑身解数，或肉麻或笨拙或激昂地向自己表白。
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史蒂夫认为，承接古希腊的精神，民主之本质，就是人人能公开大声辩论：“去，去市场，去街头，大声说你的想法！这就是民主最直接的表达！”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说话”于我们不算头等大事。但现实是，很多事情没有说明、没有解释，于是连“行”也变得语焉不详。
伦敦大本钟。2012年为纪念英女王登基60周年，改名为“伊丽莎白塔”。
选举
——观剑桥中国学生会主席竞选
英伦初冬，剑桥中国学生会主席选举，像一出宣传已久的话剧，在万众期待中开场。候选人站在同一舞台，顶光投下他们长长的内心独白。他们中的每一个，带着成长背景、性格印记、对未来的不同解读，分饰这一代“中国少年”的角色。
这出话剧上演前最好的广告，是前主席自动宣布连任引起反弹，有27年历史的中国学联遭剑桥大学注销。剑桥校刊以“中国式民主”为题，报道“未选举，就当选”之事。前主席的反对者和她的支持者在网站、校园持续互攻，终于成就投票日紫禁之巅胜负一仗。
我庆幸自己见证了这一次选举。与许知远两年前观察的剑桥中国学生会选举不同，这一幕并非轰轰烈烈而来，无可奈何而去，比我更年轻的这一代，分明少了包袱和压力，多了勇气与常识，他们要自己判断未来。
起初，我心存偏见。中国学生确实如许知远描述，是“公共生活中的隐形人”，事不关己，也不热衷。排队入场时，耳边传来的对话是关于“昨晚打牌”或“某个牌子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但后来现场观众的反应证明，他们显然有自己的主张。
工程系讲演厅几乎满座，据说到场有三四百人。入场证件检查异乎严格，现场不准摄影。监督选举的是多名黑袍高帽的外方校监，有的照看讲台，有的站在各个出口，控制出入，严肃庄重。
3名主席候选人中，西装革履的Y第一个登场。他引用了湖南老乡曾国藩的“醒世言”，但迅速指出，剑桥学联只是学生组织，不过问政治，更要避谈民主。Y亮出准备好的幻灯片，说明自己的工作重点将是组织剑桥中国学生聚餐、郊游、找工作、办春晚。照片中不经意出现一张合影，身后有学生私语：“那个是中国驻英大使。”
他的竞选讲演中庸、和善，但乏动人之处。前排观众在玩iPad。
轮到C上台。周围有人交头接耳：“这不是个小孩吗？”你上中学时候，班上是不是总会有一个头脑灵光、成绩令人羡慕嫉妒恨的理科天才？清瘦敏捷，很早就戴眼镜，认识久了才发现他也读朦胧诗、听贝多芬？医药博士生二年级的C，模样就可以归到这一类。
C一张口就要“为万世开太平”，令人暗暗捏把汗。这样的竞选理想会不会获得掌声口号，却没有人严肃对待？
但了解C的人，会知道我的担心多余。他原来是学联娱乐部部长，挑战前主席属于“党内斗争”。他并不缺乏“从政经验”。
C是主席候选人中唯一没有念稿的，只准备了几张提示卡在手里。完全不同于Y的“服务型学联”，他直踏雷区：“我们是什么人？是读书人，读书人要思考未来做什么……走出校园，我们就是光，要去照亮社会的灰暗角落……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里，跌倒了没有人扶，为什么主席可以自己说连任就连任……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改变世界……”
台下响起一个孤独的掌声。更多掌声跟进。C自己一愣，接下来却更加有信心。
3名候选人在讲稿中都引用了名言。Y以曾国藩开场，C表达了对张载、鲁迅和丘吉尔的认同。女性前主席则自称是孔子和邓亚萍的粉丝，还引用了拜伦和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的话。
C用鲁迅的话“中国人对未成之事总是苛责备至，对既成之事总是委曲求全”，来形容自己出头反对并不容易。
他的讲演妙趣横生，挖苦起来不动声色：“英雄以德服人，巾帼英雄也不例外。”台下掌声笑声不断。
C同样承诺为中国学生组织活动、寻找工作。他说，可能有人质疑自己能否兑现，“我以一个普通青年的身份，告诉你可以的”，暗讽其他对手家族背景强大。来自浙江的C提到，学联并不是要让中国学生禁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将继续组织中西音乐会、文化讨论会。幻灯片结尾是他弹钢琴的照片。
C有时侧对台下，来回踱步，仿佛在同另一个自己对话。相信他在上台之前，曾在宿舍里这样练习讲演。他不知道这件“未成之事”命运几何。有报道说，他虽然一开始反对前主席自动连任，但在主席转换说法、要求“支持她继续工作”时，还是举手同意了。后来又直接找剑桥校监，“家丑外扬”，导致学联收到注销警告。还有所谓“迎新砸场”事件。个中是非，当事人各自表述。无论如何，如果你在剑桥学联选举现场，不得不钦佩这个年轻人的眼界和胸怀。他提到“读书人”的使命，直指每一个选民内心。他说，该摒弃中国学联以往一方胜选之后，另一方全盘退出的陋习，欢迎前主席的团队和她本人加入新的学联。
C赢得掌声最热烈的时候，是他宣布增设“退订学联邮件”功能——赋予选民选择不喜欢的自由。
笑声掌声冷却之后，前主席登场。这个身处风暴中心、面对千夫指的山东女孩令人充满好奇。她曾就读剑桥国际政治专业，称“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瞎闹”，后转工程系，在剑桥迎来送往了近千中国官员要人，竞选前后都有学者支持她的电邮“被曝光”。之前有一名跟她通过电话的中国记者告诉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位前主席在英国待了9年，讲话却一副国内官腔，比如一再强调采访她只能“正面宣传”。第一次见到她的形象，是学校图书馆外张贴的竞选海报。照片上的她眉目清秀，意气风发，像小时候画片上见的三好学生标准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