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主席上台，打扮精致，持重端庄。她首先讲了一段英语，并派发英文讲稿。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座中有少数非华裔，他们也来投票选中国学联主席？旁边有中国学生告诉我，派发英文稿的巴基斯坦人前几天向她拉票。为什么帮一个中国女生助选，巴基斯坦人以实相告，前主席许诺，如果巴人投她的票，她就带着中国学生票仓支持这个人竞选剑桥另一个社团主席。
前主席以回顾三年工作成就开篇。刚说了几句，台下猛一嗓子英语：“Stop lying！”她稍停，即恢复讲演。
为了学联工作，前主席说她和团队“牺牲了学业、家庭，甚至健康”，“为了获取祖国人民对海外学子的新春问候，让大家在冬天感受春天的温暖，我们很多同学过节的时候过家门而不入”。她自掏腰包，请电视台在国内奔走，为剑桥春晚拍片。去年春节，她要讨一封教育部部长贺信，“在最寒冷的冬天里，在北京站了一早晨”。她受了委屈，教育部人员说，“剑桥要温暖，哈佛怎么办，英国学生要温暖，美国学生怎么办”，但她不屈不挠，在寒风中站了一天，“终于站到了贺信”。讲到这里，这个20出头的女孩几乎热泪盈眶，台下却笑成一团，嘘声四起。
“我们学联搞春晚没权，没钱，没时间，一台春晚，方方面面，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据媒体报道，她的团队在竞选之前已经投入2012年春晚的准备。前主席还当场宣布，一旦当选将成立学联基金会，个人捐赠两万英镑“启动资金”。
她列出自己参选的“五大优势”。其中一条，“我们团队保全大局，孤注一掷，只推举我一人竞选主席，而不竞选副主席、秘书长、财长等职位，也就是说，如果我落选，我们整个团队，在未来学生会里不会有一席之地”。台下嘘声再起。
她显然意识到有必要强化自己的性别优势，引用一名德国女革命家（英文稿中注明是罗莎·卢森堡）的话：“如果街道上只剩下一个人，那个人一定是女人。”她的解释是，这句话证明“女人很少成为机会主义者，女人很少趋利避害。相反，她们生性温和宽容，容易相处，团结众人”。
我没有找到这些句子间的逻辑。也没有搜索到罗莎·卢森堡的原话，却找到了罗莎说过的另一段话：“未经选举，没有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生命在公共空间如行尸走肉，只有官僚主义生龙活虎。”
讲演最后，前主席要求观众允许她“用有点倔强但充满真情的头颅鞠躬……”现场再次被笑声引爆，几十个声音同时重复“头颅——”
讲演超出规定时间，监选人过来示意“时间到”，她没有理会。终于言尽，她在台上站了好几秒钟，手持麦克风，嘴唇轻微抽动。也许预感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作为学联主席站在舞台中央。
在那凝固的最后几秒里，我为这个女孩感到难过——她至少是自己的信徒。如果眼前真是一幕话剧，她也许可以多站一会儿，来一段内心独白：凭自己的人脉、财力、利益承诺，怎么可能会输？自己如此真诚，现场为什么有人发笑？为什么有人起哄？究竟错在哪里？
舞台上，还有重要的第四个人。他让我想起领袖有时并非天生，而是生于对事件的反应。M是副主席职位竞选者。
“听说主席自动当选，我当时的反应是一笑；知道有反对的声音，还是付诸一笑；知道社团被大学注销，我仍是付诸一笑……”他站在舞台一角娓娓道来。
他的“三笑”代表了大多数人对“既成之事”的委曲求全。“直到收到一封Bcc（抄送）邮件。”M终于拍案而起。“我想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大部分时候选择做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冷眼旁观，但当我了解真相，就选择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我站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
不清楚他指的“Bcc邮件”是什么。是不是一名中国学生转给我的那封广为流传的邮件，内容是呼吁前主席“行动起来”，“让C有点民族自尊心”，指他勾结外国人搞民主选举，“整自己的同胞”云云。邮件署名是“关心学联的部分剑桥中国人”。
直到选举结束，结果公布，网上还出现了“C一伙选举舞弊”与驳斥这种说法，公布英国校方如何监选唱票计票细节的“帖战”。剑桥学联成立20多年来，其实对于选举是习惯了的，突然出现的连任风波才是意外。
因反复核对证件，投票过程漫长。讲演时间已过，不断有刚刚下课的师生加入。计票在清场之后进行。出门时，我听到一个男生问另外两个中国女生，你们没投前主席吧？女生答：“那一定是没有的啦。”同行的中国学生说，看来C赢定了。我再次“保守”，难说啊，现场效果好，不一定比得过人家票仓坚固。
竞选结果在学联网站公布。C、Y和前主席分别得票177、77、65。“三笑”的M以246票当选副主席。这个结果扭转了整个事件的意义，把我的“保守估计”击得粉碎。这一幕话剧真正的主角，是台下观众。他们有选票，他们没有做看客。
[1]Globe Theatre，最初的环球剧场由莎士比亚所在“宫内大臣剧团”（Lord Chamberlain’s Men）于1599年建造，1613年毁于火灾。1614年环球剧场重建，但30年后又关闭。1997年，一座现代仿造的环球剧场落成，名为“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或“新环球剧场”。
[2]共和派（Republican）这里指英国主张废除王室、建立共和制度的人。
后记
正午横穿开罗市。埃及出租车没有空调，窗户大开，热风汹涌直入，后座上的我，感觉自己像一块干衣机里的抹布。
回顾写作这本书的3年，2014年6月的那一刻最先扑上心头，皮肤都跟着微烫。那时刻，距离下一个采访，1小时；距离上一次来埃及，3年；距离第一次到中东，14年。
沙漠热风猛然唤醒14年前初相遇的感受。开罗大学10个月的留学生活，也是我头一次出国——好奇、莽撞、欢欣。尼罗河桨声艳影，金字塔相看不厌。看世界是一场贪心的出发，要搜齐美景珍奇，做记忆的书签。
12年前，再去中东。巴勒斯坦、以色列引我遇见死亡和宗教。在地狱天堂之间，我看见人的狰狞、人的光芒。不幸教我谦卑，谦卑教我盛接更丰盛的心灵。
接下来，隔上一两年，都会回中东，但原因几乎雷同——旧的冲突，新的鲜血。
2011年年初，以震惊世界的方式，中东召唤我回到出发的原点：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亚……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那不再是我熟悉的、纠缠于远古争端的中东，它裂开所有的纹路叫我观察，它爆发惊人的能量向我预言：崭新的变革正在发生。然而，一夜华彩过后，更长的噩梦在等待。踢走旧制度，竟是这场变革最容易的开篇，接下去，是没有教科书的运动。
正午横穿开罗的那个我，辞去了所有工作，不用向任何人交代。再次上路，仅仅是为自己寻一个答案。“旅行的终点，我们回到出发的地方，并第一次认识它。”这是美国宇航员登月纪录片片头的一句。“它”，指地球。我与中东，岂不是也有这样循环往复、宛若初见的缘分。行走世界的旅程从那里出发，终有一天回去，以全新的眼光打量它。
这些年来，我对旅途的感受在变，写作形式在变。这本书的记录由中东落笔，但观察范围早就荡开去，为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做普遍描绘。
国际关系专家们常常认为，中东事务之于中国犹如隔岸观火，关联不大。其实，中东的命运底色，于中国人并不陌生，都是封建、殖民半殖民一路走来，坚船利炮震碎古老文明繁华腐朽的长梦：法国士兵轰掉埃及狮身人面像鼻子后5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拿破仑撤军，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开始西化改革，与中国“洋务运动”可有一比。近代以来，中东文明、中央王国都在解答同样的问题：如何看待一个强势的西方？如何看待自己辉煌的过往？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百年沧桑变幻，都绕不开这些情结。
中国人好论成败，然而成败最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不在意欢呼或鞭挞，它多棱镜般的颜色、谜一般的命运，期待注视与思考。阿拉伯社会变革始于2010年年末，展示了无穷侧面：中产革命缺乏组织，“穷人政党”与中产对立，选票被曲解为民主政治唯一手段，旧势力在新变局中的影响，民主转型中的威权怀旧，威权手段在新变局中的笨拙，先进生产力第一次不为统治者垄断，民主大门该不该向地下组织敞开，革命神圣感与神圣感的消散，法治缺失民主无以维系，国际干预的法律模糊地带……变革中有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值得汲取的教训，简单归于成败，不知是因为禁忌重重，还是思维惰性？我们关上电视、看完微博骂仗之后洗洗睡去，很少心平气和地探寻得失原委。
无论如何，在这个时代，变革不可违、不可逆。威权的冻土缓缓挪移边界，“变”的因子覆手为雨。不论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它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只有更好地了解变革，才能为它到来的形式、代价做更周全的准备。
行走与书写的过程中，渐渐领悟：所有看世界的旅程，都为我埋下另一场回归，那就是人生出发的原点——中国。为了认识它，我必须一再出发。
要感谢在路上与我分享生命故事的人。感谢刘玉梅和谢浩然分享尼泊尔与委内瑞拉的照片。感谢与我同行，赠我友情的人。
2012年本书一稿在女儿初生的啼哭中写就。而终稿，又伴随着另一个小生命降临。首尾由“新生”相接，似乎应和了本书的主题——变革。
常常在新生儿的面孔上，窥见人类成长的历史。当女儿凝视第一次出现的事物，比如天花板上一台吊扇旋转，脸上交替闪过惊讶、茫然、欣喜、慌张——仿如今天的我们，仰望变革忽至，大象腾飞，但无法预知它们要带我们去哪里，未来的世界又是什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