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伊斯坦布尔，我眼见的第一道风景是国旗遍地。几乎每条街道，每一个阳台，各种尺寸、新旧不一的国旗四季飘红。在城里任何一处站定，视线内一定出现布的、纸的或鲜花拼成的星月旗。旗帜不是政府发的，大多是人们自己掏钱买的。
很多人向我提起总理的英勇事迹。他在政要巨贾云集的瑞士达沃斯年会上，与以色列总统一言不合，拂袖而去，像个骄傲的牧羊人。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红旗铺满机场。一艘土耳其救援船在加沙附近与以色列士兵冲突，9名土耳其人死亡，阿拉伯世界一片崇拜。我采访过当时在船上的奥萨曼·阿帕特雷（Osaman Apatri），他承认自己所属人道救援组织（IHH）出发前就告知了土耳其政府，也预见到会遭以军阻拦。就是在那几年，埃尔多安“向东转”的姿态为土耳其带来更多阿拉伯游客，打开更多中东市场。
埃尔多安显然看到遍地红旗里的信号，足够点燃一团民族主义火焰。叫板以色列，他的个人威信高涨。这位硬汉还对国旗展现过柔情：G20元首合影时，他从地上捡起标明站立位置的小小新月旗，对着镜头仔细折叠，放进上衣口袋。2009年之后连续3年，正义发展党在地方选举、修宪公投和议会选举中屡战屡胜。
以土耳其标准来说，埃尔多安相貌端正，虽算不上十分出众，但人们赞赏他的“领袖气质”。4年前，纳吉告诉我，前任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见到美国总统“像犯错的小学生”，而土耳其媒体管埃尔多安叫“那个高大的男人”。
纳吉的这种振奋，我是熟悉而有戒心的，但尽量不在他面前流露。纳吉40来岁，是个热情爽快的人，当时帮了我和同事很多忙。这次重逢，我由衷高兴，却没想到他似乎保持距离。
纳吉的前妻是中国人。至于分手原因，他说对方不肯生孩子。“我们结婚都10年了，她还是说要先‘奋斗’，晚点再安定下来。”最近他在家族逼婚压力下，跟一名本地女孩成亲。而他自己也认可，不能再找“奋斗不息”的中国人。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接待一名来自中国的女性朋友，也许会惹土耳其妻子不高兴。不过，纳吉的新婚妻子也在学中文，将来好帮他一起在北京开办事处。“我的生意总有办法做。”纳吉一再说自己没有直接受埃尔多安的气，只是看不惯他为所欲为。纳吉家附近一间私立学校突然被关，传言跟埃尔多安的政敌有关。“那家学校的学生刚拿了国际数学比赛第一名，说关就关了。”
渡轮徐徐。我搭的不是两小时的游客航线，而是本地短途摆渡，上层站人，下层载车。韩国通用、日本丰田很常见，也不乏奔驰宝马。纳吉提醒过我留意土耳其人富起来的标志：“10年前，土耳其人在欧洲街头羡慕到处是私家车，现在我们的车比他们的好。”与渡轮航线平行，海底列车刚刚开通。埃尔多安还承诺再建一座跨海大桥。
眼前的土耳其繁荣稳定，比地区绝大部分国家更开放，甚至在“西方的中东代理人”以色列面前硬气，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所以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如冷水泼面，任谁都意外。国际媒体立刻转向，言之凿凿地认为，全国抗议也许无法推翻埃尔多安的统治，但注定毁掉他的“总统梦”。
可对不起，他又赢了。
海鸥鸣叫不断，落日、史诗、红旗，还在我脑海中盘旋，渡轮已把欧洲留在身后，轻抵亚洲。
三
艾明在码头等我。这个白皮肤绿眼珠的年轻人，混合伊拉克、叙利亚、车臣多重血统。地理位置决定了土耳其民族复杂多样。一个奥地利朋友介绍我认识艾明，说他去了盖齐公园抗议，或许是我要找的人。我们原本约在一个小餐馆见面，可艾明的妈妈说，正好是斋月，你为什么不带人家到家里吃开斋饭呢。
一栋5层高的居民楼，艾明和父母、妹妹住三楼一间公寓，外婆跟还是单身的舅舅住二楼。现代生活拆散了大家庭，但是有能力的穆斯林还是习惯把全家人安排在一栋楼里。
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伊斯坦布尔欧洲区更加富裕，亚洲区这几年也热闹起来，房价跟着飞涨。从艾明家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商业街，咖啡馆餐馆，霓虹灯五光十色。来的路上，我还看见附近一块地用广告画围起来，画面上是一个新的商务中心。
“这里买楼一定很贵吧？”我问。艾明却说：“15年前爸爸买的，只能说买对了。”眼见楼下街宽了，灯亮了，15年来，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太多改善。
这套公寓有4个房间，20出头的艾明兄妹各有独立空间，外加客厅和宽大的阳台。“伊斯坦布尔公寓通常只有两到三个房间。”妹妹博拉萨的说明，加重了我的艳羡之情。这家有两部小汽车。“其中一辆是我爸爸公司的。”艾明提高嗓门，似乎有必要说明，家里买不起两部车。我一再追问，国家经济大好对他家的影响，兄妹俩连连摇头，仿佛承认了分享其中好处是件羞耻的事情。“应该这么说，我们的收入提高了，消费也增加了，整体上没觉得家庭变得更富有。”爸爸打圆场。家里的装修确实朴素，毫无炫目新颖之处。客厅电视机旁裱起来的书法“安拉”（真主）很显眼。我进门的时候，爸爸正在客厅角落跪地礼拜。
艾明的姨妈姨夫，带着3个儿子，从土耳其东部尚勒乌尔法来小住。那里靠近叙利亚，“夏天太热了”。10岁的表弟骑着玩具自行车转圈，T恤上印着New York，时不时冲我表演几句英语。外婆正制作传统食品?i?k?fte[6]——这种小吃的历史据说可追溯到先知时代。它需要用切得极碎的洋葱、辣椒、香料、西红柿、薄荷叶，混上完全没有肥肉的牛肉末等食材。外婆用杵捣了一个小时才告成。
好客的气氛一下子让我放松下来。我已经独自旅行了10多天，突然被一个盛情满溢的大家庭收留，真想好好吃顿饭，不用讨论什么抗议或是选举。
“开饭啦！”表弟喊了一嗓子。开斋宣礼声隐约传来，并不像我在中东听惯的那样响彻全城。伊斯坦布尔的斋月跟平时没太大分别，白天餐馆照开，只是晚上的家庭聚会更隆重。
阳台上支起长桌。一家人按男女分了两头，我被安排在分界线上——艾明和妹妹两位翻译中间，爸爸对面。男人们负责跟外人聊天，女人们保持我的餐盘不空。?i?k?fte裹进生菜叶子，或者涂在大饼上，微辣喷香。主菜是节瓜炖牛肉。每道菜上来，女人们都等着我送进嘴之后的反应。我不断冲着外婆和妈妈的方向打手势表示“好吃”。
话题很快转到我的来意。我担心打搅吃饭气氛，没想到艾明一家根本不介意，不断大声提到“埃尔多安”“盖齐公园”，也不担心邻居会听见。
妹妹博拉萨提起这位大人物气得发抖，认为他的“罪行”罄竹难书：规劝女人至少要生3个孩子，不要堕胎，不要因为上学而推迟结婚，不准男女生混住宿舍，不准公开接吻，叫一名足球运动员洗掉文身，还规定土耳其人应该吃全麦面包而不是白面包。有段时间还关了博拉萨常常泡在上面的推特和YouTube，说社交媒体传播谣言。“他像个黑社会老大。”博拉萨总结。土耳其本地媒体受审查，互联网却不封，年轻人一般在国际平台上沟通。
“午夜12点以后不准卖酒。”艾明补充，他说自己并不嗜酒，但是政府“凭什么样样都管”。我们的餐桌上没有酒。对待酒精的态度，常可一窥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程度。
外婆从老花镜背后看着，一摊手说了句什么。艾明指指外婆：“她是埃尔多安的粉丝。她说，埃尔多安盖了大楼，修了地铁，干了很多好事。”跟外婆列举的“好事”相比，艾明和妹妹提到的似乎都是些“小事”，但他们的愤怒显然比外婆的满意来得具体，来得猛烈。
艾明一边飞速翻译，一边跟外婆急促争论，“她根本不愿知道真相”。网上流传着埃尔多安的贪腐证据：11分钟的手机窃听录音。电话里，埃尔多安焦急通知他的儿子比拉拉，警察正前往几名部长和商人的家（一一点名）搜查，叫儿子做好准备。录音后段，比拉拉提到还剩“3000万欧元现金”没有转移走。
录音的真实性从来没有获得证实。埃尔多安反攻，说录音是合成的。这件事并没有拿到土耳其法庭裁决。事实上，这位总理随即撤换一大批警察和法官，还要修改警方办案程序。他曾经说土耳其经济成功的基础在于“反腐”，如今他把一切关于自己以及亲信圈子爆出的腐败丑闻，归结为“海外势力作乱”——长期生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土耳其裔伊玛目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和他带有神秘性质的组织“Hizmat”（服务），曾经在正义发展党与军方的权斗中助力，在竞选中撑场，但这些年对埃尔多安的内政外交不满，盟友反目。居伦否认自己跟土耳其的事情有任何牵连。但众所周知，他的组织在警方司法和媒体中很有势力。[7]
艾明走向盖齐公园抗议，是被政府的粗暴镇压激怒了。埃尔多安对个人生活的种种限制累积了愤懑，武力回应和平示威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像他这样的年轻人积攒了怨气，终要冲冠一怒。
艾明大学毕业时打定主意不在政府系统工作，“因为没有‘关系’”。他说，在国家部委或国营企业找份好工作，首先要在复杂的资格考试中获得高分。但他认识一些“不知道怎么可能考及格”的同龄人，捧到金饭碗。“‘背景’比能力更重要，进去之后也要凭关系上去。”所以他选择留在民营企业——爸爸工作的医药公司。
“国家富裕了，但钱都到了执政党口袋里。”艾明抱怨正义发展党的“关系网”把持经济利益。眼下他打算跟几个朋友创业，做电信数据服务，尽管这跟他的化工专业不搭界。土耳其电信被国营资本和大财团垄断，我小心翼翼问艾明，涉足这个领域是不是得“认识什么人”？他难为情地笑了：“哈哈，当然。”他的“关系”来自反对党。我也笑了，人们跟“关系”的关系常常很复杂。
父亲一开始反对艾明去公园，拗不过，就跟儿子去了。他给我看手机拍摄的视频。那是与警方的第一轮冲突过后，抗议者铁了心不走，警察退到外围对峙，现场出现几周平静期，盖齐成了自由表达的乐园。
视频中一片红旗海洋。公园里挤满了人，但没人发表宣言。时不时响起掌声，欢迎新人和新的团体加入。抗议者没有特定的“主义”，人们扛着国旗出来，表达对未来的担忧。埃尔多安的红旗是跃动的民族主义火焰，盖齐公园的红旗则是一片丹心。
我在埃及也见过这样的情景。运动一开始，并没有领袖，个体站出来表达非常具体的不满。土耳其专业舞蹈演员埃德姆·京迪兹（Erdem Gündüz）的“静默抗议”最能表现这个特点。他突然出现在塔克西姆广场，不言不语一动不动站了6小时。一开始人们当是玩笑，明白之后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警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京迪兹事后对媒体说，他没打算启发其他人跟随，只想代表自己一个人的诉求。但盖齐的抗议终究启发了全国，此后一年间，350万土耳其人在不同城市走上街头。
画面中看不到武器。土耳其官方媒体也没有说过抗议者有任何武装。反倒是国际间的评论谴责土耳其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示威期间，我曾给安卡拉的中国朋友打电话，对方说：“很安全啊，晚饭过后大家敲着锅碗瓢盆出来，当是散步，然后各回各家。”
艾明的父亲蓄着小胡子，深肤色，笑容真诚。他在一家制药厂工作了30多年，当上地区经理，跟艾明的母亲是尚勒乌尔法同乡，后来到伊斯坦布尔上大学，在这个经济中心扎下根来。今天他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两个孩子都被送到了最好的私立学校念书。关于埃尔多安，他最担心他的权力不正当扩张。医药公司分明是民营，却也难免压力，这几年招聘新人，多考虑录用亲正义发展党的人士，“这些人得了好处，到头来又会投票给他”。
父亲说话平和。他认为每个家庭成员的看法因记忆而不同。68岁的外婆经历过土耳其最动荡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库尔德人四处制造恐怖袭击，20多年来造成4万人死亡；七八十年代，土耳其左右两派政党争权，街头每天发生劫掠、烧杀；自凯末尔的政党1950年输掉选举以来，土耳其一直由不同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经营，分分合合，风波不止，直到正义发展党拿下议会半数以上席位，一党包揽政府，才稳定下来。外婆这般年纪的人，自然珍惜这10来年的好日子。
这让我想起，母亲是土耳其人的英国女记者阿勒夫·斯科特（Alev Scott）写过一个细节：今天伊斯坦布尔治安很好，但土耳其人对“乱”的恐惧根深蒂固。她看见房东执意把木制百叶窗换成铝合金的，忍不住笑出声来，“好像夏天裹着棉被”。但是只有经历过动荡的人，才能理解这份恐惧。
艾明的父亲亲历了1980年政变，确切来说，是军队镇压学生反政府行动，传言数万名大学生惨死，但这在土耳其仍是个禁忌话题，确切数字不详。所以当艾明走向盖齐公园，父亲就知道政府不会忌惮动武，跟上去保护儿子，却终究没有让女儿去现场。博拉萨到现在都生爸爸的气。
艾明和妹妹打记事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埃尔多安时代。他们经历的土耳其，既没有乱过，也没有穷过，通过卫星频道互联网络，他们的生活跟欧洲年轻人零距离。艾明几个月后要去奥地利，跟我的那位朋友周游。2001年的经济危机只是小插曲，博拉萨说“根本不记得”。她无法感念埃尔多安的好处，只讨厌他侵犯“个人自由”——比照欧洲各国，一个政府搞好经济不是理所应当吗？“这个老家伙怎么不明白，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埃尔多安开创了富强的土耳其，他却认不出富强起来的土耳其人。
外婆隔上一段时间，插播一句“埃尔多安是好的”，像交响乐团里定时敲响的三角铁。她认定埃尔多安“有功”，艾明兄妹反说“有过”，功过能不能相抵？
舅舅一直在听我们讲话，他用一个流行的笑话回答：夜里有贼入室，夫妻惊醒。丈夫说要过去抓贼，妻子偷偷一看，贼人虽然撬开柜子拿钱，但居然顺手把桌子擦了：“至少还帮我们做了事，就由他去吧。”
怕我听了更加困惑，舅舅说，这个笑话的意思不是土耳其人容许腐败，而是批评执政党的小偷逻辑。他在一家酒店式公寓打杂，强调自己“在英国待过一年”，本该有更好的发展。埃尔多安政府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回国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外婆出声怪舅舅自己不安分，到现在也结不上婚，这账不能算到政府头上。
来自东部农村的姨夫不怎么说话。他脸庞黝黑透红，身材微胖，以种棉花为生。棉花是尚勒乌尔法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问老家情况怎么样，他鼻子里“哼——”出声。桌上的人笑称他是全省“最愤怒的人”。
自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有意修一条水渠，引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水，改善东南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灌溉，缩小全国贫富差距。但是多年来经费不足、局势动荡，致使水渠无法贯通，直到埃尔多安接棒，才告完成。官方网站称这项耗资320亿美元的工程，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水渠蜿蜒流经9省，包括尚勒乌尔法，却偏偏没有淌过姨夫的棉花地。
像他这样“被遗漏”的农民不在少数。正义发展党说水渠“全面提升当地纺织业”，棉农直骂是“谎言”。尚勒乌尔法宗教气氛浓郁，又是土耳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是正义发展党的票仓。姨夫承认这些年当地经济也有进步，甚至出现了豪华汽车——但亲近执政党的农民更能得到“好处”。水渠不流过的地方，如果跟正义发展党搭上关系，或者付钱，也能引水过来。如果两者都不沾，就只能像姨夫那样“哼——”出声：“我都见过，我身边就有。”
姨夫和姨妈每次来伊斯坦布尔都不愿四处转，他们觉得伊斯坦布尔太大太吵，哪里也不想去。
妈妈端上水果，煮了红茶分甜点，又拿来披巾问我冷不冷。“她是个母亲。”艾明的重音放在了“母亲”上，意思是他的妈妈符合所有关于“母亲”的温暖定义。兄妹俩都像极了妈妈，皮肤白皙，脸庞圆润。楼下商业街的霓虹灯，在阳台墙上投射各种颜色。夜风渐凉，我们挪进屋里看电视。
这一家三代女性的装束反差极大：外婆黑头巾褐色罩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都包起头发；她的外孙女、艾明的妹妹背心牛仔短裤，十分清凉，金色发丝散落肩头；妈妈穿一套湖蓝色连衣裙，扎马尾，出入不包头；老家来的姨妈，深蓝色头巾，牛仔衬衣袖长松身，深蓝色长裙拖地，遮得严严实实。姨妈并不加入我们的对话，自顾在手机上玩脸书，忽然“扑哧”笑出声，指给艾明的妈妈看一个关于婆媳的段子。
“土耳其家庭就是这样，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共存。”父亲听我问起装束差异，颇为骄傲地说。
土耳其30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了人们对命运的不同选择。即便是一家人，有的到大城市发展，有的留在农村。整个国家在进步，不同人群的物质差异在缩小，但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差异并没有消失，当他们见面时，这种差异就更明显。
我决定把艾明的姨妈拉进谈话中。“您怎么看盖齐公园的抗议？”姨妈放下手机，小声对大家说了句什么。妹妹翻译：“她说，你可真会问问题。”我也没想到，这句话挑起了更大的家庭争执。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也没见过，根本就不存在。”姨妈说。
“你难道不看电视吗？”爸爸突然有些生气，他的亲身参与，对艾明的姨妈来说，竟然没有发生过：“土耳其官媒不报，CNN土耳其频道不是24小时直播现场吗？”
“那都是编的吧。”姨夫说。这句话触痛了爸爸，一敲沙发扶手，“你没看怎么就说是假的呢？”示威期间，土耳其广电最高委员会关闭了所有播出抗议画面的媒体。博拉萨小声告诉我，姨夫住的村里没什么人看卫星电视。
妈妈终于加入，正视自己的姐姐：“我去了现场，那就是一群孩子，跟我的孩子一样，可是我们的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觉得我们都是恐怖分子吗？”
我感到尴尬，赶紧转移话题，问姨妈是否爱戴埃尔多安。姨妈说，她的看法不必跟从丈夫——从来没有一届政府像埃尔多安那样关心偏远地区：给长者发补助金，给婴儿送免费奶粉，连教科书都免费。
20年前，她自己准备上大学的时候，政府规定在校园里不准戴头巾。公共场合不戴头巾，对她来说近乎赤裸。在大学与头巾之间，她选择了安全感。是埃尔多安废除了凯末尔以来的头巾禁令，妇女可以自由选择。她感慨，要是自己上学的时候就赶上埃尔多安执政，命运早已不同。
“您这次准会投票给他了？”
“以前会，但这次不。”姨妈的回答出人意料。
尚勒乌尔法住着大量库尔德人。埃尔多安为了在议会通过提案，赋予总统更多权力，有意拉拢有33个席位的库尔德人党。姨妈听到村里传言，秘密谈判正在进行，她担心埃尔多安会用权力做交易，把尚勒乌尔法划入库尔德自治区。“下次你来玩，我家可能就变成库尔德斯坦了（部分库尔德人要求建立的国家）。”
选票箱里博输赢的政党，常常抓牢乃至扩大人群间的差异。本来这种差异有可能自然缩小——在艾明家里，所谓“世俗者”并没有割裂传统与信仰，外表上的“保守宗教人士”，也不是来自中世纪，土耳其人大多温和包容，但是政党往往高举“敬神”或者“爱国”大旗分化选民；埃尔多安不断提倡遵守教义的生活方式，号召“培养信仰纯洁的下一代”。不过，大旗之下，埃尔多安的传统票仓正在分化，人们也在选票箱里做出自己的判断。
“埃尔多安！”土耳其官方电视新闻上，出现了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人。距离总统选举投票还有10多天，埃尔多安在议会宣布，送给索马矿难死难者家属每户两套住房。
索马是埃尔多安失去传统支持者的又一例证。安纳托利亚西部山区，也是正义发展党多年耕耘的票仓。两个月前一口矿井坍塌，301人死亡。埃尔多安在保镖簇拥下去现场，在那样悲痛的时刻，他竟然说：“矿井就是会死人的。”
矿工们愤怒了，有人冲上去抗议，被保镖按住，埃尔多安的秘书还飞脚踹上去，被记者拍了下来。天空电视台的自由撰稿人伊西尔·西里尤斯（Ishil Sirriyuce）当时在现场。她采访了那个被踹的矿工。工人说自己没想冲出去，是后面人群骚动，把他挤了出去。
怒火不仅仅因为埃尔多安一句话。伊西尔告诉我，在政府主导的私有化浪潮中，这家国有煤矿前几年承包给私人经营。新业主不断提高产量，但工人工资维持原有低水平。安全帽是5年前的技术，不能给氧，只能过滤尘土。井下甚至没有避难所。一个矿工指着自己脏兮兮的T恤衫说，他工作了12年，只有身上的衣服，他在反对派报纸上看到，埃尔多安的儿子有好几艘游艇。“我不指望比拉拉到这里劳动，但至少他们得体会我们的生活。”
总统选举前，伊西尔再去索马，发现分给索马矿工家属的“两套房子”，只是为了“安抚情绪”，却没人真正要解决井下安全的问题。伊西尔告诉我，索马的家属对分房很不满意，因为失去亲人的家庭住在同一栋楼里十分尴尬，但政府规定两套房子只能用来住，不能卖出去。分房之后的事情，执政党不管了，他们只负责用利益交换选票。后来总统选举中，埃尔多安在索马得票没有超过半数。
埃尔多安的经济华服下面，露出赤脚：盖齐公园抗议者要求自由，憎恨贪腐；像艾明的姨夫一样，很多人感到自己没搭上发展的快车；而那些矿工，根本就觉得自己是经济大潮淘下来的沙子。没有人仅仅因为GDP的增长而满意，“标签”不足以确认投票者的心向。埃尔多安在总统选举中虽然得票过半，但低于他自己预期的70%。
四
回看整个盖齐抗议，艾明非常失望，除了保住几棵树，“什么都没有改变”。问到在公园里待了多久，他吐吐舌头，说只去了两三次，没有过夜，“我不是英雄”。
公园抗议的主体异常年轻，年龄介于15至30岁之间。艾明叫我想起另外两个抗议青年。
一个是4年前陪我去土耳其最东边卡尔斯的翻译穆斯塔法。当时他即将大学毕业，无拘无束地表达对国家崛起的亢奋。这有时让我们之间的对话陷入尴尬，因为每次都要顾及“土耳其至大”。他说话行事又有些自负。
在卡尔斯，我们去库尔德和平民主党办公室。穆斯塔法从进门开始，就梗着脖子。土耳其政府为了加入欧盟，改善了与库尔德族的关系，允许一些小型党派存在。但是，大多数土耳其人对他们的暴力袭击念念难忘。采访中，和平民主党发言人滔滔不绝，攻击政府刚刚展开的和解计划缺乏诚意。我正暗想，这是害怕政府改善民生，瓦解库尔德人对他们的拥戴吧，突然，穆斯塔法站起，速记本往地下一扔：“我不翻了！这人是骗子！全是谎话！”冲出房间。他不给反政府的人传声。
4年后见面，得知他也参加了抗议时，我非常惊讶。穆斯塔法长得更壮实了，蓄着络腮胡，声音更低沉。他在网上做进出口贸易，置了房，买了车，衣着也更加精致时尚。工作经历令他自信十足，举手投足，表现出他知道自己是少有的聪明人。
“当时我正跟朋友喝酒，看到有人在网上说盖齐要砍树，需要人手阻挡，我马上在街上登高一呼，召集了5000人一起去。”我对他讲的数字不敢确定，但可信的事实是，他最反感埃尔多安的禁酒令。走向公园的时候，他还想起毕业那年，同班同学有个正义发展党的“好爸爸”，于是免试进入外交部，而他虽然中文更流利，却落选了。
穆斯塔法自称共产主义者，一到盖齐就施展领导才能，研究地形，策划如何阻挡警察。他上推特发布图片，指导其他街区的人设置路障——我不敢确定他的“孤胆英雄”形象，但可信的事实是，抗议者相互不认识，在公共信息平台上沟通。作为无畏的共产主义者，穆斯塔法率先使用了最高程度的暴力——朝警察扔石头。
“抗议的目标不是内战，不是搞坏经济，甚至不是拉倒执政党，但是理想的社会应该有自由和平等。”穆斯塔法的行动不乏指导纲领，再具体一点，他的理想社会，就是“埃尔多安别管那么多，医院不用排队，普及免费教育”。眼前的他，更愿意谈论生活，而不是国家。
聊了两个钟头之后，我抱歉地说，还要见一个人，第一个“读书抗议者”。盖齐公园展示了和平抗争的丰富形式，呆站、哑剧还有读书。穆斯塔法没什么兴趣，但还是陪我走向跟哈桑的见面地点。
当哈桑走来——他瘦得像一根竹竿，背心垂在身上晃荡。满头小辫，耳钉鼻环，刺青从脖子一路延伸。我感到穆斯塔法射过来的狐疑眼光。
哈桑对我还带来一个人，也有些惊讶。我赶紧向这两位抗议者解释，是分头聊天。哈桑带我去后街一个咖啡馆。不明白为什么要绕这么远，直到他说：“我是同性恋，很多地方不欢迎我，这家是熟客。”怎么能从外表看出性取向呢？他说自己的打扮已经让大多数同胞觉得不正经。咖啡厅大麻味萦绕，呛得我想吐，搬到门外临街的桌前。
《古兰经》说，同性恋者“确是过分的人”。如果哈桑出生在周边邻国，等待他的命运大多是绞刑。土耳其虽是伊斯兰国家，但对同性恋展现出了罕见的宽容，每年六七月间还默许游行。
因为有一线空间，土耳其的同性恋群体遇到抗议时，都会去展示自己。哈桑朝警察喊口号累了，坐在树下休息，包里正好有一本高尔基的《在人间》。“只想逗逗他们。”他走上去，冲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大声朗读，很快成为一景。盖齐抗议发生一个月后，伊斯坦布尔举行了这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同性恋游行，10万人出席，其中很多来自盖齐公园。抗议者互不相识，未必相互喜欢，但也会做短暂聚合。
艾明、穆斯塔法、哈桑，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了盖齐，那就是各大反对党打着旗帜姗姗而来时。以个人名义参加抗议的青年，不想被反对党的政治意图劫持。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8]的主席来到盖齐，青年们嘘声相迎。艾明传统上是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但在这个时候，他担心反对党加入颠倒了抗议目的：“我们并不想推翻政府，只是想向埃尔多安讨得尊重。”
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让曾经的抗议者更加为难。除了埃尔多安，其他两名主要候选人一个出自库尔德党，另一个是共和人民党和另外两党联合推选的宗教学者。为了“阻击”埃尔多安在保守人士中的受欢迎程度，反对党把伊赫萨诺卢（Ekmeleddin Ihsano?lu）的宗教色彩宣传得比埃尔多安更加浓重。艾明很不满意这个候选人，但还是会做无奈之选。穆斯塔法和哈桑则拒绝投票。
反对党同样为了“赢”而设计自己的候选人。他们知道宗教保守人士仍然在选民中占大多数，而不是盖齐的抗议者。
抗议者不想让反对党染指盖齐公园纯洁的诉求，但是选举临近，他们又必须附属某个政党来表达意见。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党名目纷繁复杂，但权力本质上还是在凯末尔政党和宗教保守两派间轮替。
这是抗议蔓延全球中的普遍规律了：代议制民主框架内，一部分人——姑且称之为“中产”，经济地位改善，思想日渐自由——有了诉求，却很难组织起来实现目标。如果埃尔多安面前摆着这样的数字，就不会放下身段，给予抗议者“尊重”，反会更加强硬地“说了算”：示威人数占总人口4%，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仍有近17%，宗教保守人士占全国一半。而那“4%”缺乏政党领导，甚至互不相识，拿什么与传统势力抗衡？更何况，面对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怒火尚不足以燎原。外部舆论对埃尔多安的观感，并不是他判断形势的内在逻辑。
道别艾明一家，我深感不安，外婆可能会反感这个外来者挑起家庭争论。没想到，合影的时候，她一只手暖暖圈住我后腰，欢迎我下次再来。爸爸说，“家里经常争论，才是民主”。
“看来你家里，外婆是唯一会投票给埃尔多安当总统的人了？”我问艾明。他开“爸爸公司的车”送我回酒店。“不见得。”小伙子狡黠一笑。上次地方选举时，他身在外地不能投票，外婆替他去了票站，以自己的名义投给反对党。外婆说，未来不是她的，是外孙的，要听从他的选择。
五
希腊地产开发商雅尼斯10年前来到土耳其，第一天就找到了家的感觉。“我们管相同的食物叫不同的名字，还为此打嘴仗，当我在这里吃到熟悉的东西，才明白‘管他妈叫什么呢’！”
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事先告知，雅尼斯卷发深目，非常帅气，很容易认出来。而当我们迎面走来，还是他从土耳其人中挑出一个中国人，比我从土耳其人中找出一个希腊人快捷得多。雅尼斯最好的朋友都是土耳其人，顺理成章在伊斯坦布尔找了一名土耳其妻子。
希腊跟土耳其隔地中海相望，历史纠缠不清，人民行事方式也有很多共性，外人评价两者都是天生商人。雅尼斯觉得土耳其人比希腊人“勤快得多”，是中东穆斯林中少有不把迟到当美德的，欧洲人来这里做生意没有隔阂。土耳其劳动力质优价廉，建筑队伍出名，在欧洲很受欢迎。他说俄罗斯80%的工程都由土耳其施工队包揽。
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是埃尔多安政府拉动国内经济最重要的动力。雅尼斯的德国母公司——他要求不公开名字——在土耳其投资这一行可真是有眼光。我去官方网站一查，这家公司在土耳其兴建27个项目，大部分已经完工。2008年全球一片愁云惨雾，工地纷纷烂尾，他们在土耳其新开4项工程，“最多延迟五六个月，从没取消”。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雅尼斯又承接一座大型商场。看看土耳其这些年的发展，回到深陷危机的希腊，“我的妈呀。”他说，太民主的地方不好做生意，外商欢迎埃尔多安这样能拍板的政府。
我跟雅尼斯在伊斯坦布尔欧洲区佐鲁购物中心（Zorlu Center）见面。这个庞大的建筑群汇集写字楼、酒店、世界名牌商店，欧洲美食琳琅光鲜。意大利食品专区整整有3层，我们在里面举着电话相互找了半天。商场地下直通地铁，周围房产兴旺。雅尼斯说，伊斯坦布尔市场“已经饱和”，生意要向二三线城市扩张。我趁机问，这是不是说明盖齐公园真的没有必要改建成商场？他低头喝咖啡：“要看谁在做。”传言盖齐那一区的开发承包给了埃尔多安女婿的公司，雅尼斯说全然不知情。“不过，这种事情，不只土耳其有吧？”
作为外国人，雅尼斯抽身旁观土耳其人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复杂心情。他说自己有个做工程的当地朋友，“我看见他敲着脸盆上街抗议，但这次又打算投票给埃尔多安”。原因是土耳其人有一句谚语，“比赛中途不换马”。埃尔多安已经带领土耳其冲出去，谁也不想摔下来。
对于一年多前发生的盖齐公园抗议，雅尼斯竟感觉久远。抗议的非暴力手段和政府压制的决心，令外商普遍相信出不了什么大事，极少有人撤资。雅尼斯在一个商场揭幕式上见过埃尔多安，“很高，很有魅力”，可惜没说上话。他相信，穷过、乱过的国家，需要埃尔多安这样的人物。
或者说，普京那样的人物。有人总结普京的管治模式“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价值观+权贵资本主义+控制媒体”。普京和埃尔多安都喜欢选票箱，都对走上街头的反对者嗤之以鼻。普京在叙利亚、乌克兰局势中树立强人形象，国内支持度暴增。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一篇分析中写道：“当西方记者嘲笑普京时，埃尔多安却在认真做笔记。”是的，连交替出任总理总统都学会了，埃尔多安已经指定一名心腹总理。也许，埃尔多安不会愿意当谁的学生，他对自己的执政成功自有说法。访问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后阿拉伯之春”国家时，他在公开讲话中给同行们上课：“管好你的人民，管好科技，管好经济，那你做什么都行了。”这种经过投票箱的专制，对统治者越来越有吸引力。
雅尼斯不担心埃尔多安政府对“民主选举”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发现他们对于民意越来越不敏感，以致决策也愚蠢起来。比如在夏天快到的5月末，宣布铲除盖齐公园的树。又如抗议刚起时，埃尔多安不以为然，离开土耳其按计划访问非洲，更激怒了抗议者。
这种“不敏感”，也引来土耳其各地对建设工程的抗议：垃圾处理站、核电厂、煤电站、水坝。政府推进工程很少咨询民意，公开的信息有时也语焉不详。一次，政府公布伊斯坦布尔某城区“改建计划”，两年后快开工的时候，居民才明白自己的住房将被推倒。“这可真把我吓到了。”雅尼斯庆幸自己不是那个可怜的开发商，还得面对怒不可遏的居民。
土耳其经济也不能永远高速向前。2011年增长8.8%，2012年迅速滑落到2.2%。埃尔多安曾经暗中支持ISIS（伊斯兰国组织），但这个激进组织很快失控，搅得天下大乱，搅丢了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伊拉克。埃尔多安支持宗教色彩浓重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跟新任军人总统闹僵。等到伊拉克通道封闭，土耳其需要借用埃及与以色列的港口向外运输，才发现那些风波都是“要还的”。土耳其无法成为中东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它本身是问题的一部分。雅尼斯问我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土耳其外交“安静多了”，“希望埃尔多安赢了总统选举以后，能放松些，别搞得大家太紧张”。
埃尔多安的经济神话，还掩盖着一个巨大的风险——中等收入陷阱。土耳其人均收入已临近发达国家，但经济下一步发展，需要释放生产力，需要更先进的技术，这些只能来自真正自由的思想环境，来自更多妇女投入生产力，而不是待在家里——也就是埃尔多安常常出来管的“小事”。
埃尔多安对“工地”的热情仍然没有减退，尽管有人批评他上马不必要的项目，一些城市的住房空置率超过一半。在可能的经济痛楚来临前，雅尼斯说，真正叫他紧张的是商人卷入政治斗争。他清楚说出了“2013年12月17日”，也就是网上披露埃尔多安与儿子电话录音的日子，警察突然逮捕包括官员、部长的儿子、建筑承包商共47人，搜出千万现钞，指控他们行贿、洗钱。埃尔多安迅速反扑，撤换几百名警察，包括伊斯坦布尔警长。法制缺席，这样的权斗，用雅尼斯的话说，“惊心动魄”。
雅尼斯的妻子本来要一起见面。她来自土耳其少数派别阿拉维，更加世俗开放。妻子反对埃尔多安，打算投票给同属少数族裔的库尔德候选人。可惜她最终无法前来，电话里连声抱歉，说不然我会听到“完全不同的评论”，还笑着提醒我“雅尼斯没有投票权”。
雅尼斯对这样的家庭“内部矛盾”习以为常。他说自己也不喜欢埃尔多安对大众的钳制，不想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可是跟卡扎菲、萨达姆比，埃尔多安不是个独裁者，他没有踩到我的底线。”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踩到底线呢？”我问。
“直到我的妻子必须戴头巾，”雅尼斯掐灭了烟头，“那时候我就搬回希腊住。”
六
黄昏的塔克希姆广场人头攒动。从盖齐公园高处一望，广场中心支起几十张圆桌，铺好白色桌布，舞台上有人调试麦克风，似乎马上有演出。外围一圈拒马，印着“贝伊奥卢区政府”字样，两头入口拉起绳子，绳子外挤满了人。
舞台上的横幅，我认出两个单词“斋月吉祥”，想来圆桌是要上开斋饭。走到人群中，这些人的装束、面貌跟我这几天在伊斯坦布尔采访过的人，甚至街头所见的人都不一样，好像突然从城市某个角落聚拢到市中心。妇女们包裹严密，很多人穿黑罩袍，表示她们来自极端保守的群体。男子们有的衣衫褴褛。当中还挤着一名叙利亚难民。他一边惊喜地跟我讲阿拉伯语，一边提防着有人插到他前面去。他不知道谁筹备的开斋饭，看到街上有横幅广告就来了。
我向几个包头巾的女孩子打听，知不知道谁办的斋饭。“AKP。”她们说出正义发展党的名字，又指指不远处埃尔多安的巨幅海报。这时我想起来，下午一直给正义发展党总部打电话，希望过去采访，通过翻译对方说忙着安排开斋饭，没空接待。原来斋饭就在眼前。贝伊奥卢区区长，是埃尔多安的党内密友。
隔着绳索，我看见两个衣着光鲜的人指指点点。男的穿米色西服套装，女的一身白色套裙，挎白色皮包。会不会是正义发展党的人？守卫见一个外国人比画着要进去地，就放我钻过绳索。
回头看，仍然被绳子拦住的人，无不焦急望向圆桌。最前排有老人、少年，双手交叉在胸前。一个幼儿骑在大人脖子上，眼睛也随人群盯着圆桌。现在，他们眼神愤愤地，注视着提前入内的我。
打扮光鲜的男女，不愿搭话，把我交给一名略通英语的侍者。侍者告诉我这里大概可以容下2000人，斋月里每天都办免费晚餐。
每张座位前都有一个四方纸盒。他打开盒子叫我看：面包、蛋糕、果汁，没有肉，像大一号的廉价航空飞机餐。“你要来一份吗？”想想外面还在等待的人，我坚决摇头。
仍然被绳子拦住的人，无不焦急地望向圆桌。他们眼神忿忿，注视我提前入内。
开斋时间到，绳子松开，人群潮水般冲泻进来。男子甩开大步，争抢座位。
突然，侍者一把拉住我后退，惊喝一声：“他们来了！”
开斋时间到，绳子松开，人群潮水般冲泻进来。男子甩开大步，争抢座位。黑袍女性跑不快，其中一个手里抱着孩子，后边还跟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差点摔倒，幸好被人扶住。
侍者拉我退后，眼前的圆桌前瞬间坐满了人。只消10分钟，大部分人就吃完了。光鲜男女不见了。舞台上，歌舞表演开始。吃饱的人们露出笑容。
十几米开外，就是盖齐公园。如果那里代表愤怒的中产，我眼前就是饥饿的更多数。13层楼高的埃尔多安，注视着这一切，微笑而坚毅。
[1]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一般也称“征服者穆罕默德”（Faith Sultan Mehmet），在他统治的30年间，共亲率大军出征26次，几乎年年征战。他在21岁时攻占君士坦丁堡、消灭拜占庭帝国，并定都于此。
[2]Hagia Sophia，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大帝于公元532年下令兴建，直到1453年都是希腊东正教的大教堂。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将它改建为清真寺。
[3]Sultan Ahmed Mosque，建于17世纪初，因其内部采用的蓝色壁砖而闻名。
[4]Topkapi Palace，穆罕默德二世于1459年下令兴建，随后一直到1853年约4个世纪中它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住所。
[5]回族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说“回教”是不准确的。——编者注
[6]k?fte意为“肉丸”，?i?为“生”，因此表面意思为生肉丸。但今天一般土耳其人在制作时已经不用肉类，而改用谷物或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