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米夏跟达拉都在国外生活过，是相似的人。但是米夏纠正我：达拉离开了伊朗，是个“局外人”，而他接受了必须在这里住下来的现实。
达拉斗争经验不足，米夏更像是在抗议洗礼中长大。在德黑兰艺术大学念书时，他崇拜一个高大壮实的学长——差不多有两米高。米夏说起来的时候，还要向上仰望。学长是政治活跃分子。一天午餐，学长突然来到食堂，说不要吃今天的肉，那是国王时代就存在冰箱里的。肉怎么可能保存30年？学长拿出从食堂偷来的一条牛后腿，一看印章，真是巴列维时代的。不管怎么说，大家发现那天午餐的味道确实古怪。学长号召绝食，敲盘子绕着校园游行。坚持三天，校方道歉承诺改善伙食。那一次，米夏看到了反抗的力量。
后来，米夏领导过一次抗议——一场无预谋的即兴反应。他和一个女生坐在校园里聊天，风纪女警冲过来，气势汹汹地责问女生的头巾为什么用花色。女生悻悻从书包里掏出一条灰的——通常都会准备一条黑色或灰色的头巾，以备这样的时刻。米夏抢过灰头巾，包在自己头上。周围路过的男生哈哈大笑，纷纷向女生们讨了备用头巾戴上。面对几十个戴头巾的男人，中年女警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收拾——她从未遇到这样的状况，更没有权力指挥男性，只得掉头离开。
2009年选举结果一出，米夏站到ValiAsr大街上，以静默抗议。“喊口号不是我的风格。”他说。学校附近人潮汹涌，却不见大个子学长，“至少，我不记得见过他，但那时，我也不需要再跟着谁出来”。
在我们的相处中，米夏对现实的不满显而易见。有一天见面时，他刚刚从上司办公室出来，满脸羞怒。上司好意提醒，在同事面前说话要小心，担心会有人向情报部门打小报告。办公楼走廊灯管散发绿光，米夏指着灯管对我生气：“为什么连灯光都是伊斯兰的？”（伊斯兰教推崇绿色。）
我问他2009年的抗议会不会再来一次。他说“不知道”，至少新任总统鲁哈尼带来了善意和希望。不过，米夏没有忘记在哈塔米时代，人们的希望是怎样落空的。他最怕反抗与镇压的轮回，希望与失望的重复。
六
收到费耶兹回复，约我在霍马酒店（Homa Hotel）吃早午餐，颇感意外：斋月里，一个来自保守派家庭的女孩公然邀我破戒。见了面后，费耶兹澄清：“我的亲戚是巴扎商人，不等于我是保守派！”她的父亲是影视制作人，母亲家庭与巴扎相关。
霍马是德黑兰最有名的酒店，眼下却因为生意不景气，一片颓唐和沉闷。偌大一个餐厅里，自助餐餐桌在中间缩成一圈，仿若孤岛。大概只有四五个客人。侍者的制服夸张得像典礼上的军装，他们举手投足保持着高傲，讲起话来拿腔拿调。肉尚能吃，虾似乎登陆很久了，我尝了一口，悄悄将它埋在餐巾里。
我想了解巴扎商人的想法，朋友推荐了费耶兹。我问有没有可能见见她的商人舅舅们，费耶兹果断拒绝：“他们不会跟你说话的，你是外国人，外国女人。”有一种观点认为，2009年绿色革命失败，是因为没能获得巴扎商人的支持，他们与掌权教士的联盟牢不可破。费耶兹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在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总统之后，情况起了一些变化。
伊朗政府在核问题上表态强硬，2012年国际制裁陡然严厉。伊朗货币突然贬值70%，没有什么生意能够幸免。巴扎商人罢市，抗议内贾德政策失调。怨气甚至指向了允许内贾德连任的最高领袖。但也有流言说，是最高领袖默许他们迁怒总统。
2013年总统选举，巴扎商人有没有转变态度？“我认识好多巴扎商人投票给鲁哈尼，也有不少投给其他候选人的，也有人根本没去投票。”费耶兹说，“过去‘巴扎商人’也许有一个整体意见，现在不见得有了，至少最近这次选举我看不出有什么统一的意向。”
“那你亲戚投了哪个？”
“最保守的那个——”费耶兹似乎替他们不好意思，低头说得很轻，还扑哧笑了。“最保守那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贾利利。他曾经是革命卫队成员，负责跟西方的核武谈判。他还有一些教学经验，授课名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外交政策”。2013年投票结果，贾利利在3名主要候选人中得票最低，予人温和开明印象的鲁哈尼当选。
说起来自巴扎商人家庭的表姐表妹，费耶兹摇头：“她们想法跟我不太一样。”忽然她又想起了什么：“但是，我最近参加表妹的婚礼，没想到听到了禁歌！”那是伊朗“孩子”乐队的《苏珊·卡农》，把一个女孩子从头发歌颂到脚趾。官方禁止传播这首歌，但是卫星电视、网络上都能找到。“居然她们也爱听。”她又扑哧笑了。
德黑兰当代艺术馆正举办一场罕见的展览：国王时代西方艺术收藏。
末代王后法拉赫豪掷石油收入，购买了大批西方美术珍品。伊斯兰革命后，“西方艺术”被关进地库闲置，几十年来只展出过一两次。艺术馆入口摆上一张木桌售票，对面摆了张一模一样的木桌，背后坐着一名戴头巾的妇女，头上挂着牌子“革命委员会”。
展品包罗万象：梵高、毕加索、莫奈、米罗……这样的展出，有人解读是伊朗向西方示好，或者缓和国内社会气氛。在一幅达利的画作面前，米夏认为允许夸张的生殖器描绘挂在墙上，仅仅是因为“革命委员会”没看明白。在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劳申贝格高度抽象的作品前，一个年轻人指指点点，自信地向朋友们解释。他在大学念天文专业一年级，对作品中密若星空的线条很感兴趣。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年轻人说新任教育部长很开明，这让他感到乐观。他笑起来露出满嘴牙套。
一条小走廊上，挂满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披黑头巾的女子站在梦露前，一名男子正用手机给她拍照。
“你喜欢她？”我问。
女子说：“不是我要拍，是我老公叫我站过来的。”
“你知道这是谁吗？”
丈夫答：“玛丽莲·梦露。”
“你看过她的电影？”
“当然，她的形象很性感。”
“为什么叫你妻子跟她合影呢？”
“我觉得金发很美。”
意识到这是测试伊朗人世界知识的好机会后，我指着走廊另一侧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问：“那你知道这是谁吗？”
“一个独裁者。”
我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你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独裁者吗？”
玛丽莲·梦露与戴头巾的伊朗女观众。
他眼神淡定，毫无异样地又报出两个外国人名。
“你们经常来美术馆吗？”或许转换话题比较安全。
“当然，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喜欢文化。只是这样的展览不多。”黑纱女子拽拽老公的胳膊，两人耳语着离开了。
等他们走远，米夏鄙夷地说：“知识分子？谁还会自称‘知识分子’？”由于言论受制，“知识分子”在伊朗早就沦为了贬义词，有时还会用来专指官方喉舌。“还有，看他穿的蝙蝠侠T恤，哪个知识分子穿蝙蝠侠？”
我不在意知识分子穿不穿蝙蝠侠，但关键在于，这位“蝙蝠侠”并不认为本国政治体制归于“独裁”类。其实不少西方学者也认同这一点。伊朗民众广泛参与选举，一定程度上疏导了社会情绪。更妙的是，最高领袖在不同候选人中左右逢源，两只手主导政策松紧：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改革接力之后，由艾哈迈迪·内贾德改道而行，社会转回保守。
但是，这种“顶层设计”在2009年遭到了抵制。所谓的“左右逢源”，在那时更像是“逆潮流而动”。伊朗政府虽然足够强硬，扑灭了抗议，但到了2013年选举时，还是稍稍做了让步，允许中间派掌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做过统计，比较拉夫桑贾尼、哈塔米、艾哈迈迪·内贾德执政头7年（3人都连任两届总统）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两个指数的最高位，都出现在政治较开明的哈塔米时代。艾哈迈迪·内贾德时代经济增长最慢。
然而，最高领袖很清楚，若任由经济与政治同时开放，统治者的权威终将失效。实际上，伊朗的“顶层”并不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个人说了算——霍梅尼式的绝对权威早已不在，代表各种利益的教士、商人、军人、专业人士都左右着最高领袖的判断。有时，他们并不固定在一个阵营，立场、主张、利益都在变。
快离开美术馆时，我发现地下一层有日本艺术家原口典之1977年的作品：钢材打造的水池里，灌满石油。当我探头张望，不由浑身一震：艺术馆大厅中央，高悬的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画像，倒映在平滑如镜的石油上。
这是一个巧合。作品在伊斯兰革命前就完成了。但这投影，无意间赋予作品新的象征：石油成就了伊斯兰政权。就算国内政策不符合客观规律，只要能把天赐的能源卖出去，伊朗政权就能两手不空：把现金分发到贫困选民手中，买回军队和核实验室的装备，或是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石油，能为这个政权换来时间和空间。
石油是最强大的武器，却也是最脆弱的缺点。它可以满足伊朗的地区雄心，但禁运、价格波动、新能源的出现，也会令它陷入被动与孤立。面对外部世界，伊朗高度依赖，却又深深疑惧。
七
赛义德·雷拉兹在2009年抗议中被捕，判刑9年。他是名经济学家，常给国际媒体写文章、接受采访。伊朗政治光谱的划分，自1979年以来变化得让人眼花缭乱，比如带头冲击美国大使馆劫持人质的学生，10多年后疾呼民主、人权、改善对外关系。而霍梅尼的孙子公开反对伊斯兰共和国，还跑去美国跟巴列维王室的后裔会面。48岁的雷拉兹则一直待在“改革派核心圈子”里。他在不同的改革派媒体当过记者、总编，做过前总统哈塔米的顾问，2009年时，还是穆萨维的竞选幕僚。美国《时代周刊》形容他“总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绿色革命期间，他遭逮捕的罪名除了“非法集会”，还有“窝藏机密信息”、“里通外国”。
我到他位于城北的公寓见面。半年前他出狱了——2010年德黑兰上诉法庭准他减刑至3年。雷拉兹个子不高，神采奕奕，唇上一抹短髭像毛笔字里浓重的“一”。一见面，他就透露了最新消息：新任总统鲁哈尼邀请他去吃开斋饭。
“这是要跟改革派和解吗？你会跟他谈什么呢？”我问。绿色革命领导者穆萨维还在软禁之中。
雷拉兹决定摆摆架子：“我还没答应去呢。”然后又笑笑，“再说，去了也肯定是很多人一起。”他对鲁哈尼上任以来的经济表现感到满意：前10个月，通货膨胀下降了三分之二。
雷拉兹从未停止过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批评：“石油收入拿去喂人民，这种一味讨好贫穷人口的民粹主义手段，破坏了投资和生产。”他认为伊朗“最多只有两三年时间”与西方周旋了，因为“必须要有正常的外资进来，不能再等了”。
雷拉兹的妻子在客厅里准备了酸奶、葡萄干待客。我们说话的时候，戴蓝色头巾的她，待在开放式厨房里忙活，也不过来说话。雷拉兹被带走的那天早上，便衣闯进家里，妻子还平静地给他们上了茶。
抓走头两个月，家人完全不知道雷拉兹的下落。当时，他18岁的儿子对媒体说，觉得父亲“不值”，生活应该比政治更美好，他打算出国。我来的时候，雷拉兹的两个孩子都不在家。
监狱经历令他疲累，但并没有打击他的乐观和坚定。雷拉兹说，他经常跟狱卒聊天，鼓励他们不要恐惧权威。有些狱卒爱听他讲话，待他不错。
在他记忆中，绿色革命的结束，不仅仅因为政府的铁腕镇压，还因为“抗议者和政府都惧怕国家动荡，上下一起停了”。
也许我流露出了些许惊讶，他接着说：“伊朗人和中国人一样害怕国家动荡。”雷拉兹曾经是一家国有企业厂长，很早就到广州考察过，对中国这些年的情况很熟悉。他仰慕中国经济成就，10年前就预言中国应该在国际关系中领头。
雷拉兹不满前任总统，同时，又是伊朗利益坚定的捍卫者。他写文章批评国际制裁伤害了伊朗中产和低收入者，而不是少数权贵。在英国《卫报》的专栏文章中，他呼吁“20国集团”（G20）邀请伊朗参加，扩容为G21。“20国集团”指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俱乐部。可见，在伊朗，无论哪一派政治家，都把伊朗的国际地位看得很高。
“是这样。”他直言，“说到底，安全比自由更重要。看看我们的邻居，我们不想伊朗变成叙利亚、伊拉克或者阿富汗。2009年，改革派只是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从没说过要推翻政权。”
他承认现在的管治手段很有问题，“什么都管，权威就越来越弱”。谈话间，我不时拉高滑下来的头巾，雷拉兹终于忍不住了，伸出胳膊阻止我：“拜托，别管它了！”
我问他出狱后有没有见过哈梅内伊，提前获释恐怕得有最高指示吧。“我可没说想见他，”雷拉兹眼镜背后闪过调皮的表情，“他也未必想见我。”
八
最后一次见到米夏，是在玫瑰园小广场。我们坐在那里等待开斋，讨论去吃商场里的意大利餐馆，还是隔壁蒙古排档。广场石头台阶上，错落着坐满了人。挨着广场是一家叫“Boof”的本地快餐连锁店，漆成麦当劳一样的红色，卖的也是汉堡包、薯条和可乐。
我向米夏说起我的困惑。上一次斗争的疲惫、对稳定的共识、物质生活的改善，还有新任总统吹拂的希望，糅合一处，像一大团松脂包裹了“绿色革命”这只寻觅方向的甲虫。它渐渐停止了挣扎，变成一块琥珀，装饰了人们的记忆。与此同时，你又看到社会不可阻挡地发生着变化，技术、观念、人心、权力关系，什么都在变。这个国家将近一半的人口在25岁以下，主题公园里的游戏会一直玩下去吗？挣扎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与繁荣稳定的国家之间，究竟怎样是最好的平衡？
那群“惹眼的孩子”又出现了。他们占据广场一角，喝水、抽烟，大声说笑，男女手牵手。
正说着，那群“惹眼的孩子”又出现了。他们占据广场一角，喝水、抽烟，大声说笑，男女手牵手。米夏竟不反感那些孩子，反而羡慕他们，异性间从小便没有隔膜。“我这么大的时候，社会上男女完全隔离，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女孩打交道。可你看他们，谁也不怕……”
突然，一个手持对讲机的保安出现，大声呵斥，挥舞拳头，赶鸭子一样轰他们走开。那群孩子竟瞬间没了声音，不作反抗，三三两两悻悻离去。米夏怒了：“他们犯了什么错？我真想去揍那个保安！”他没有。他只是冲着我喊。
孩子们离开后，我才发现，他们刚才坐的地方，头顶正对着一盏硕大的监控探头。
我曾电邮米夏，告诉他我在写他的故事，希望核实几个细节。过了好几个月，才收到回复。原来，他辞去了翻译工作，专心学习电影，很长时间没上网。“我是一个不断放弃的人，不过我挺开心的……关于绿色革命，哦，也许我没有告诉你，我是在什么时候停止的。当最高领袖在电视上呼吁停止游行，我就再没有上过街。不是我听他的话，当时我是个桀骜的小孩，而是，在这里长大，你就明白，他们真的有能力叫你停……”
他接着写道：“幸好游行没有变成真正的‘革命’，如果我们推翻了政权，相信余生将不得安宁。还记得那个麦当劳的故事吗，我其实跟那对父子一样狭隘。人们看到我不停换事情做，其实正因为我害怕新鲜事物。不知道这样解释你能明白吗？……”
那一大团松脂里，也许还有一种成分：与生俱来的恐惧。在主题公园里长大，他们自然看懂了底线在哪里，看懂了顺从的必要。
离开伊朗前，我参加了一次派对——不在“海滩”，而在臭水沟边。没有谁组织，达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Blenz咖啡馆门口见，但是这些人到齐大概用了3个小时，只好取消晚餐，但也没有人不高兴。两个“海归”女孩，从瑞典回德黑兰休假。穿梭两个世界之间，她们体验其中的乐趣。
“明天去德黑兰北部山上露营吧，那里没有警察。”
“可是会有狼或者熊。”她们笑作一团。
我在德黑兰没喝到过这么像样的拿铁。可是达拉说，这家咖啡店“所有一切都是非法的”。Blenz是加拿大一个连锁品牌，有点像星巴克，但是在海外没有分店。一个在加拿大的伊朗人，拿到当地分店特许经营权，偷偷搬了一套到德黑兰。所以，这里从店内装饰到纸杯，全是走私的。而伊朗人从来没有“coffee to go”的概念，那是给忙碌都市人设计的。Blenz的咖啡要拿到店外面喝，反而成了时髦，卖得比普通咖啡更贵。Blenz还推销另一种时髦饮品：中国产“人参蜂王浆”，英文介绍写的是“皇家人参”（Royal Ginseng）。我上一次看到这种红纸包装、插吸管喝的小瓶子，大概是10多年前的事了。
咖啡店门口有条水渠，窄窄流过，尽头是个垃圾桶，臭气徐来。没有人在意，两边坐了30多个人，好几个派对在这里举行。一个保安负责张望。
达拉指给我看，街对面比玫瑰园高出许多的一座新建商场。Tandis（意思是“美丽的雕塑”）全身玻璃幕墙，霓虹灯招牌，在夜空里凄迷闪耀。“玫瑰园过时了，Tandis的东西更贵，去的人更时尚。”
想到很快要回美国，她竟有些伤感。“你知道吗，在美国的时候，有时我会想戴头巾，毕竟我是这样长大的。”美国人很友好，但这个伊朗女孩敏感察觉，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包藏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美国人听说你是中东来的，以为你还骑着骆驼，他们会问‘那里有干净的水吗？’……”我问她，伊朗会不会有一天改变，变得她愿意回来生活？她坚定摇摇头：“这个政权的本质是自私的、教条的，这不会改变。”
道别时，大家拥抱。达拉转身离开，我忽然想起来：“嘿！我还从来没问过你们对核问题的看法！”臭水沟派对的人面面相觑。
“这个我们很少谈，就像我们从来不会讨论要去清真寺一样。”瑞典回来的女孩说。达拉想了想说：“我只能祷告他们别造核武器。谁说有了核武就安全了？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伊朗三面都是美军，我们也没觉得危险，现在，以色列成天嚷嚷着要炸我们……”
“伊朗还是不应该有核武器？”
“谁都不该有，美国和伊朗，难道不是吗？”
爱在德黑兰
一
背后脚步急促。来不及回头，后腰被人重重推了一把。一个黑影，迈开两条长腿，飞身弹开。朋友追过去用波斯语呵斥，黑衣少年竟在街角停下来，扮个鬼脸，一闪就不见了。
我和朋友都穿着长袍，自然跑不过他。一辆汽车戛然停在我们面前，中年男人探出头，问要不要帮忙。少年已不见踪影。这样的事情在德黑兰每天都会发生，朋友和车里的男子齐声骂了几句不良少年，也就作罢。“因为你是外国人。”朋友说，虽然本地女子也会遭黑手，但外国人是过客，更容易被欺负。
“伊朗35%的男子性压抑。”贾维尔这样向我解释这件事。他坚称是官方统计数字，但又找不到出处。反正，这情况很普遍就是了。
找贾维尔聊天，起初是为了了解德黑兰地下音乐。很快我发现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地下”。他的四人乐队，常在一个展览馆门前演出。那里有一片草地，参差几棵树，天气好的晚上，路人聚拢来听歌，还可能留下一点钱。乐队有一杆银笛，两把吉他，有时玩爵士，有时由贾维尔唱些欧美流行歌曲。他自己也写歌，还在练习吉他。
他们在这里演出已经3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禁止音乐创作和表演。宗教音乐的演奏者要躲在布帘后面，不让观众看见乐器。30多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法律表述没有松动，在德黑兰见到街头乐队、海外唱片的概率还是很高。一些异常生猛的波斯乐队跑到欧洲或者迪拜出唱片，再走私回伊朗。风向时紧时松，贾维尔他们跟地区警察混熟了，警察就不专门找碴儿。用他的话讲，伊朗街头音乐表演是“非法而公开”。但今年他们惹怒了附近一个新住户。这位高等法院法官冲下楼威胁：“太吵了！信不信我把你们关起来！”乐队答应小点声。“法官也不能直接抓走我们，还是得交给警察。”贾维尔说起来满不在乎。
第一次见贾维尔和他的乐队时，刚聊了一会儿，一个当地摄影师急匆匆赶来，拉我去看一个“地下乐队”排练，说是只此一次机会。贾维尔和我们同去。汽车七拐八绕，40多分钟后仍不知身在何处。就在我开始紧张时，摄影师指着一扇居民楼铁门：“到了。”按门铃响，里面的人警告：最多两个人进去，停留不超过10分钟。
贾维尔留在外边。我和摄影师转上三楼，厚厚的门板背后，整个房间隔音良好，还有一间调音室。其中一位老家在阿富汗，用传统乐器演奏。问他们唱的内容，“鱼乐队”主唱说，只是乡村生活。大概是我问了两遍歌词内容，主唱有些敏感：“你是想问政治吗？我们不唱政治。”
他们急着要走，不是有什么风险，而是要赶去看世界杯球赛。走出来的时候，贾维尔倚在车上吃冰激凌，带点嘲讽地问我：“怎么样？”他说给其他搞音乐的朋友打了电话，了解到这支乐队的背景：“他们是有钱人，不愁吃喝，现在玩音乐的都管自己叫‘地下’，时髦罢了。”
贾维尔写下他的歌词：
如果我们没钱／打倒美国
如果我们吸毒成风／打倒美国
如果梨树结不出苹果／打倒美国
“不管伊朗发生什么，政府都会迁怒于外来势力。”他还写过一首《狼与狗》，讽刺伊朗总统选举候选人都差不多，“他们只是俄罗斯的马前卒”。正当我惊讶于他犀利的政治批判，贾维尔又转入伊朗式阴谋论：“世界不过是由100来人统治着，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微不足道。”
我们在乐队经常演奏的草地上坐着，吉他盒摊开在旁边。贾维尔嫌自己弹得不够好，不像乐队另一个成员阿拉达旺，玩吉他14年，技艺纯熟。“他自己就是把乐器，而我的武器是想象力。”贾维尔非常享受和乐队在一起。
同一片草地，几年前，他曾捅下大娄子：一个巴斯基跟弟弟发生口角，向他喷胡椒水。贾维尔过去打成一团。巴斯基落跑后，贾维尔情绪失控，沿着公园高声叫骂霍梅尼和哈梅内伊。警察闻讯抓人，关到深夜，直到爸爸过来领人。他还记得警察说：“赶紧回家吧，别出来闹了。”贾维尔很感激，警察也有好人。
“为什么要骂精神领袖呢？”
回忆那天的突然崩溃，他说是因为多年和父母弟弟挤在狭小的房间，逼仄难忍。“那年我21岁，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如果没有女朋友／打倒精神领袖。”我替他续了一句歌词。
贾维尔笑了：“这真得怪他们。”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顶层是“自我实现”，最底层是“呼吸、食物、性、住房、健康”。他在“性”上画了个叉：“我们的政权非常聪明，管住人最基本的需求，于是我们满脑子就剩下这些，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伊朗禁止公开恋爱。尽管女人戴面纱、男女授受不亲等伊斯兰习俗，在1979年革命之前就在伊朗社会存在，但是革命之后才写进法律，出动风纪警察监管。性禁忌还常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异见者不管做了什么，对他们的谴责首先跟性丑闻扯上关系，并迫使他们向公众忏悔。“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保守，一提‘性丑闻’，大家马上觉得这是个坏人。”贾维尔说。
性有时比政治还危险。贾维尔有一本乔治·奥威尔《1984》——这本书刻画了一个处处受到监管的虚拟社会，在伊朗翻译并出版的波斯文版，删去了几处温斯顿与朱丽叶温存的性描写，其他都保留了下来。
“我的生活全在上面，可是竟然在伊朗出版了。”贾维尔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发行日期是在1979年革命之后。
跟巴斯基打架之后没多久，贾维尔有了第一个女朋友。他们“找来一本书”才知道该如何亲近，经常更换约会地点，出门走在一起要非常小心，说不好什么时候警察上来检查身份证。非正常交往令贾维尔焦虑，“女朋友像毒品一样，越交往越空虚”。他的女友换了好几茬，最后认定一个人清净。“在这里什么都是不自然的，笑话也不能乱讲。爱情，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需求，因为得不到，我们只想要它。”
他说自己追求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像上星期乐队表演的西班牙语歌——他们不懂西班牙语，只是从网上下载不知谁的歌来模仿。晴朗的夜晚，树下人越来越多，最后聚集了两三百。贾维尔从手机里翻出录音，放给我听：乐队重复一句歌词“哈比落罗罗罗、鸟哪儿多多”，所有人跟着唱，录音里传来年轻女子银铃般的笑声，水波一样荡漾开来。没人知道唱的是什么，只是不知所谓，只是纯粹的快乐。“那是我最美好的夜晚。”他嘴角带着笑意。那晚，法官没有出现。
二
有天我经过车站广场，3个中年人在街边演奏。唱的是波斯语，舒缓曲折。主唱有时放下吉他，盯着过往的人放声，肩膀微微震动。对面石护栏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全神贯注地听着，手里攥住一叠广告传单。
乐声暂停。他转过头来，满面光彩，对我说：“我喜欢街头乐队，他们把人内心的情感释放出来。”
21岁的赛义德，翻译刚才那首歌的结尾，反复唱的是“我感到很假，就像你说你爱我”。“可是我的爱情并不空洞。”他的眼睛亮起来。他想跟陌生人聊聊爱情。
“你知道，这里不能公开谈恋爱。”他没有犹豫，甚至没有问我想不想听。有天他跟女朋友约在商场碰面——赛义德平时在伊朗北部念书，放假才回德黑兰，俩人3个月没见了，赛义德激动得抱起她亲吻。“你猜怎么样？周围竟然响起了掌声！商场里的人为我们鼓掌！不过我赶紧拉着她逃走，这会惹麻烦的。”
贾维尔带着吉他，经过领袖像前。
3个中年人在街边演奏。唱的是波斯语，舒缓曲折。主唱有时放下吉他，盯着过往的人放声，肩膀微微震动。
说到恋爱的惩罚，他的一个朋友带女友回家，遭邻居举报。在伊朗，比警察更危险的是邻居，所以很多人家白天都拉着窗帘。警察冲进来抓走两人，验身发现女孩不是处女，各判150鞭。结果，女孩在家庭压力下，上法庭指证男孩蓄意侵犯她。男孩受了鞭挞，遍体鳞伤，3个月下不了床。
“那恋情当然无法继续，他只记得他喜欢的人满嘴谎言。”赛义德和女友萨巴见面非常小心。他对她一见钟情，那时女孩才16岁。3年来，他们密会的地点，在一个咖啡馆顶楼废弃的天台上，只有一次被人撞见训斥，两人迅速逃脱。他们情感的障碍在于，女友家庭不能接受。“我只是个穷小子，她家很富有。”
为什么愿意告诉我这些呢？“你是外国人。”他相信我会把这些故事带走，像一个装了秘密的漂流瓶。他也不介意我写他们的故事，只要不用真名，相爱的人有宣之于世的冲动。这真是难得的信任。在伊朗，我感受到当地人热情待客的传统，但同时，他们的担惊受怕又是那么强烈。有时他们向你敞开心扉，又慌忙合拢，那是高压底下形成的自我保护。我建议赛义德下次带女朋友一起来，他说萨巴一定很高兴跟我交谈。
三
“打倒美国”的宣传画并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车，才找到朋友推荐的这一幅，它已经成了德黑兰人民反美意志的标准像：居民楼水泥外墙上，刷出星条旗，“条”的尾端挂上炮弹，“星”变成骷髅。“条”的间距，尺子量过一样齐整，配上横向标语“打倒美国”。马路斜对面，是更大的一幅，奥巴马穿着闪亮蹩脚的西服，跟一个穿中世纪头盔铠甲、临时演员模样的人靠在一起。寓意解释起来很曲折，跟什叶派宗教故事有关，讽刺美国总统言而无信。而“反美宣传画”大展，就是美国大使馆门前了。1979年11月，伊朗人冲击美国大使馆，抗议卡特政府允许流亡的巴列维国王去美国治病。2012年奥斯卡获奖影片《逃离德黑兰》讲的就是这段故事，不过电影细节与真实情况多有出入。现在，美国大使馆还封存着，围墙上国徽模糊，有斧凿痕迹。原本插美国国旗的地方，换上一面黑色方布，画着星条旗包裹的老鹰在燃烧，下面“USA”3个字母冒起白烟。左上角和最底端各有一行英文字“伪善终将消亡”、“终结独裁”。德黑兰的反美宣传总是做得那么细致。使馆外围，每一片水泥墙都是一幅16×9的美术作品：自由女神的脸变成骷髅、伊朗国旗覆盖倒下的士兵、霍梅尼在鲜花丛中。颜色鲜艳，可能定期涂抹。每一幅都不像是愤怒的野火喷发，而是精心修饰的成果。闲置30多年的美国使馆，看上去像个来自1979年的纪念品。
除了特意寻找的这几个地点，我还在一家西饼店老板的T恤衫上看到前后两面印着“9·11”事件飞机撞大楼的画面。问他为什么穿这个图案，老板伸出大拇指朝下，“打倒美国”。但实际上，伊朗政府在“9·11”事件之后是支持北约的。这家是全城最出名的西式曲奇店，卖得很贵。
当地朋友说反美标语不只我看到的这些，还有直白朴实些的，比如“我们把美国踩在脚下”等，但终究没有我想象中满街“反美话语的海洋”。10多年前伊朗学者搞过一次民意调查，74%受访者愿意跟美国谈判，64%支持跟美国复交。结果，组织调查的人被关起来了。
伊朗的“性禁忌”常跟“西方文化渗透”联系在一起。霍梅尼说：“公共场合男女混杂，是外国人的阴谋，用来瓦解穆斯林青年的意志。”“外国”很多时候单指美国。
街边居民楼屋檐下，凹进去的门洞里，站着一个小伙子，两只手抱在胸前，眼神空空望向前方。我和女伴走过的时候，扫了我们一眼。擦肩而过，在我回头的瞬间，他的右手从左臂下抽出，手里光碟一闪，又迅速塞回。我拉住女伴转回去，小伙瞬时笑容满面，一把光碟塞进我们手里，“稍等——”他跑进看不见的角落，回来时多了一麻袋光碟。这时，旁边两个蹲在地上的路人甲乙，也好像被吹了一口气似的，忽然活了，不知从哪里变出自己的光碟麻袋。
最新最热门的好莱坞片，应有尽有。我帮朋友选了几张，自己留下一张《华尔街之狼》，封面上莱昂纳多高高举起红酒杯，波斯文写着：“高清、配字幕。”
小伙子阿富辛，19岁，平均每天能卖出50张碟，赚十几美元。他抱怨盗版影碟业竞争激烈：“你看这扇门里头就有3个。”伊朗人对电影的口味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女生喜欢言情片，男生爱看动作片。正说着，两个戴头巾的女生走进屋檐下，左挑右选。
盗版业服务周到，甚至可以“点播”，小众电影价格会高一些。阿富辛说，这几年卖得最好的，是《欲望都市》，成套成套卖疯了。挑光碟的女生不愿跟陌生人讲话，听到这里却“哧哧”笑起来。伊朗政府禁播的《斯巴达300勇士》（丑化波斯历史）、《逃离德黑兰》（丑化伊朗人民），一时间需求大增。“因为禁了，很多人想看看怎么回事。”
近来阿富辛自己中意的片子是2013年好莱坞言情片《安全避风港》。塑料封套背后，一对男女在碧海蓝天下拥吻。“我喜欢美国，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但伊朗没有‘safe heaven’。”阿富辛有些得意地提到，自己有“好几个女朋友，不过最近都断了”，他一心赚钱准备报考人类学。
四
贾维尔始终没找到“35%性压抑”数据的出处。倒是伊朗议会在2014年夏，发布一份82页的正式调查报告，承认80%伊朗未婚女性有男友，中学生谈恋爱都十分普遍。受访的14200名学生中，17%承认同性取向。本地媒体对这份报告不做讨论，我是在《经济学人》杂志网站上读到的。
贾维尔中学时在伊朗全国数学比赛中拿第一。家里需要他挣钱，所以他没念大学，先后从事的工作有：旅行社职员、货车司机，服完兵役后，现在是一名正骨按摩师。
草地演出收入微薄。解囊最多的不是年轻人，而是上了年纪的父辈、祖辈。“他们经历过国王时代的开放，未必欣赏爵士乐，但是会怀旧。”贾维尔说年轻人反而麻木了，也没什么闲钱。
“打倒美国”的宣传画并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车，才找到朋友推荐的这一幅，它已经成为德黑兰人民反美意志的标准像。
他抱怨做机械工的父亲成天在电视前消磨时间，供养弟弟上大学的担子就落在自己身上。最近几年家里经济条件稍有改善，租了个稍大些的房子。可是他看不到这么工作下去能有什么前途。“你看看我国的总统们议员们，到现在还是伊斯兰革命第一代元老。”贾维尔今年28岁，正是伊朗全国男子平均年龄。
跟贾维尔交谈很愉快，但有时也会被他的“伊朗式阴谋论”刺到，比如他忽然问：“你不是为伊朗政府工作的吧？”伊朗人普遍对外国人既热情又猜忌。“一切由外国势力操纵”甚至贯穿伊朗人对近代史的认知。整个19世纪，伊朗在英国和俄罗斯之间任由摆布，20世纪“外国势力”的主角换成了美国，就连获得华盛顿支持的巴列维国王，都常常觉得阴谋无处不在。“美国被秘密势力控制了。”他跟大臣们说。贾维尔写歌讽刺伊朗政府什么都怪罪美国，可是他自己也难以摆脱这种思维。还好，他热情的一面多一些，猜忌多疑只在不如意的时候冒出来。
五
再见赛义德的时候，萨巴没来，跟来一个不相干的男亲戚。赛义德还是想保护女友。男亲戚作陪，避免单独跟外国女人交谈的嫌疑。本来要坐下来说话，但交通拥堵我们都迟到了，当时我正要跟贾维尔去找其他采访对象，于是边走边聊。赛义德和贾维尔站在一起，外貌上完全是两种人。贾维尔留着长卷发，穿T恤牛仔，怀抱吉他，浪漫愤青。赛义德发型规矩，方格衬衣，西裤笔挺，脚踏实地。我知道赛义德不想别人听他的故事，就同他走在前头，男亲戚和贾维尔跟在后面。
赛义德没出过国，英语却极好，都是从盗版好莱坞电影学来的。“我要怎么跟你说呢，我要怎么跟你说呢，我们的故事太曲折了……”走了一段，我们决定搭地铁。4个人一起上了普通车厢。可能因为是工作日下午，人不多，只有我一个女人，乘客的眼光扫过来扫过去。德黑兰每趟地铁都有女士专用车厢，外界误解是“必须跟男人隔开”，实际上女人可以选择坐在普通车厢，或者女士车厢。
地铁隧道又深又广，战时也可作防空洞。末代国王时期做了规划，承包给一家法国公司，可还没动工，革命就爆发了，于是被迫搁置下来，直到伊斯兰共和国也长出现代交通的烦恼，国王时代的地铁图纸才被翻出来，请中国长春和上海的公司来参与建设。
德黑兰地铁电子味道少，金属碰撞声重。咣当咣当的车厢里，赛义德压低声音，急促地讲述他的爱情故事。萨巴的姐姐知道他们的恋情，但不支持，她自己嫁给了国家排球队队员。伊朗男排近几年在国际比赛中表现出色，也被政府用作爱国主义新燃料。姐姐的婚姻是旧富新贵结合，“而我只是个穷小子”，赛义德不断重复这一句。3年了，女友的父母不可能一直蒙在鼓里。女孩报名参加一个培训课程，其实只是为了溜出来约会。两人在商场闲逛，被萨巴母亲撞见，悄悄尾随。虽然她没有当场揭穿，但回家后却要求女儿断绝来往。“其实我也去过她家，趁父母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知道我的存在。但是，一个穷小子，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能逾越的。”
列车到站开门。一个男人背着鼓鼓囊囊的袋子上车，四下张望，忽然掏出一个玻璃瓶，举到我面前，堆满了笑：“黑海鱼干，两美元一罐，只要两美元！”我谢过，摇摇头。他叹口气，苦着脸：“祝你今天愉快！”转向其他人。整个车厢无动于衷，他在车门关上前离开。
“他的英语不错！我有点惊讶。”赛义德说。确实，那人讲得很流利，没什么口音。“他们很少有外国顾客，大部分伊朗人不会讲外语。伊朗有许多有天分的人，但他们的天分没什么用，只能用来吆喝鱼干。”
赛义德在巴博尔省科技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我会很努力，但是还有一年才毕业，毕业找个工作，也不可能马上达到萨巴家人的要求。”赛义德的父亲原先是施工队队长，心脏接受手术之后，丧失了劳动能力。他劝儿子放弃恋情，儿子不答应。这对小情侣违反习俗，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私下订婚了。赛义德给我看手机照片，求婚时他用红白玫瑰花瓣，从废弃的天台一路铺到咖啡馆门口。女孩从此便一直戴着戒指，不过，全家人都假装看不见。
赛义德要回去工作了。我们走出车厢，在月台上又聊了几句。他意犹未尽：“德黑兰是座不忠的城市。因为公开恋爱不允许，人们有机会‘就干点什么’，这里充满了谎言。我在外地的学校有很多机会，身边朋友都那么做，可是我爱萨巴，非常忠诚。你知道，忠诚的恋爱，在这里非常痛苦……”
他假期推销的传单，是一所技术学校的广告。每天工作9小时，一小时赚一个美元。我重新上车，地铁咣当咣当在深邃的地下前行，车厢空荡荡的。我分明感到，随着赛义德的离开，空气里有些东西也被抽走了，剩下一团浑浊。贾维尔从车厢另一头踱回来。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怎么看待“忠贞”。“也许每个人看法不同，在德黑兰，我不相信任何人。爱情是低智商的表现。”
马斯洛需求层次倒数第三层：“爱与归属感。”
“如果伊朗人不相信爱情／打倒美国。”
我脑海中蹦出这一句。
六
传说马兰迪博士是美国公民，家里还有少年时加入棒球队的照片。现年48岁的他，是德黑兰大学北美研究所成员、国际关系系主任，经常用美式英语在国际媒体上为伊朗政府辩护。
上午11点，马兰迪办公室门外已是一片忙碌，很多人等着见他。楼下门卫看见我，眼神一变，转向我的男性陪同说：“叫她把头巾戴整齐！”他甚至不愿跟女人说话。
我和马兰迪的谈话从伊朗与六国核谈判开始。他认为西方对伊朗制造核武器的指控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人袭击伊朗，我敢保证，伊朗人只会恨袭击者恨美国人，而不是伊朗政府”。
我慢慢把话题引向他的个人经历。国籍，似乎不是让马兰迪最舒服的问题。“您持什么护照呢？”“这么说吧，反正我很久没更新美国社会保险了，我要是走进美国使馆，他们不会欢迎我的。”
他肯定自己没参加过棒球队，美式足球队倒有可能，“那时候男孩只有两种运动可以玩”。他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学校里每天早晨对着星条旗唱歌”。他哼了几句，停下：“听着，别试图找出什么心理问题——不是因为我在美国受了什么气，才回伊朗说反对美国的话。”过了一会儿，他提到，20世纪70年代，父亲在美国散发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传单时，被抓了。1977年巴列维应卡特总统邀请访美，美国警察向抗议者释放催泪弹驱散。当时他11岁。“我很小就知道美国的言论自由是谎言。”马兰迪最近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上发表3篇“驳斥主流意见”的文章，结果编辑被降职了，“这世界充满了不公正”。还有一次，他应邀去美国的学校讲演，在海关被请到一边单独检查，这更令他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