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东北老乡，叉开双腿，蹲在地上抽烟。其中一个20来岁，头发用摩丝喷得老高，像一盆火。但是由于长途飞行、经济舱不舒服的睡姿，“火焰”耷拉下来。他姓孙，准备干10个月回家结婚。“要不是这儿工资高，谁来呀？”提到工资他眼睛发亮，“我不能告诉你有多高，反正高很多，很多。”
第一次来伊拉克的工人，抱怨说：“太远！”他们大多来自县城或者农村，先赶到一个大城市，北京、上海、成都或广州，再坐10个小时飞机到迪拜或阿布扎比，此时离目的地巴格达还有3小时航程。加上中转候机时间，他们大多在路上奔波了三四天。
中国唐朝高宗皇帝曾经以“路远”为批示，拒绝出兵伊朗拯救萨珊王朝。现代中国也从来没有把中东划归为地缘战略的重点。但是到2013年，中国在伊拉克所有外国投资中，占到70%，再也不能回避自己的分量了。伊拉克人不无夸张地说，今天阿拉伯半岛上，“除了麦加（穆斯林朝觐圣地），都是中国制造！”
工人们要去萨马拉，在巴格达北部130多公里。工地上平时900多人，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两千人。网上资料介绍，CMEC“成立于改革开放的1978年，是中国第一家大型工贸公司”，在安哥拉、巴基斯坦、刚果都有电站项目。但我没有找到伊拉克营地的消息，后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CMEC官员证实“在建工程不上网”。
小白一行出发前，巴格达办公室的同事上车，说这两天工地水质不好，泥沙大，发黄，正准备买聚氯化铝来净水。
“水经常不好。”以前来过的人说。
其他人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有人问：“药够吗？”
“够。”小白前几排坐着郭大姐，50多岁，工地医护。她说卫生所备了治感冒、腹泻、中暑、轻度外伤的药，“尽量在工地治，不出去，工人们身体都挺好的，没出过什么大事。”
郭大姐第二次来伊拉克，但是待多久都是“机场—工地”两点一线，没见识过这个国家。“如果没有禁令，你会愿意四处走走吗？”我问。郭大姐严肃的表情不见了，有些腼腆地笑笑：“可能也想吧，毕竟算出国了嘛。”
领队一再告诫大家，工地上有少数伊拉克人，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就不会惹出麻烦。绝对不能碰侯赛因旗。侯赛因是什叶派先知，萨达姆倒台之后，什叶派崇拜的热情释放出来，到处挂上绘有这位先知头像的旗帜。曾经有家法国公司雇员不知情，捡起一片侯赛因旗当抹布，结果惹了大祸。
来过的工友们一致认为“伊拉克人挺友好”。“不管认识不认识，一见就‘哈喽哈喽’。”有人说。另一个人说，中国人午睡的时候，伊拉克人对着太阳礼拜。
老刘跟我聊起局势。他说，伊拉克的问题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争利益。“伊拉克比叙利亚太平多了，叙利亚有狙击手。”我问他怎么看所谓“美国输出民主”，他摇摇头：“那是大的政治背景了，我们老百姓不好评论。”
巴格达办公室的人又上车，送来几台iPad。伊拉克“某些渠道”买美国产品便宜，有经验的工友出发前就预订了。
军警护卫迟到了很久，终于两辆车开到。一部蓝色警车，一部皮卡。皮卡上架着轻型机关枪，警车敞篷，站着蒙面枪手，只露出两只眼睛。
警车“呜啦呜啦”鸣笛，头前开道。皮卡忽前忽后，左右护驾。一车人沉默着，只听见警笛撕心裂肺。小白拍拍心口，小声对我说：“之前不害怕的，看到他们耍枪，还戴着头罩，现在特别害怕呢！”
中国在伊拉克的大型项目很难招到本地工程师。高级技工集中在巴格达，不愿离开家人去外省。而中国工人们，无一不是跋涉两万多公里，把家人留在身后。
在伊拉克的中国人，几乎人人背负这样的故事，无论使馆官员，还是建筑工人。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全馆上下只有大使夫人一名异性。常驻当地的一对中国记者夫妇，办公室摆着儿子一岁时的全家福，而他现在已经两岁，由亲戚照料。
人人都以暂时的牺牲换个好一点的将来。为了将来，眼前什么是可以牺牲的呢：自由？欢乐？亲情？爱情？青春？矛盾的是，这些牺牲，往往是为了家庭的共同未来，而放弃的，首先是与家人共处的欢愉。中国人的幸福，似乎不在眼前。
外国媒体常常感慨，中国人好像“怪物”，不惜抛家舍命。我向一名在伊拉克工作3年的中国企业领导提起这种评论，他不否认：“我也认为这样不好，因为是被迫的。但是，过去30年，中国能够实现超常发展，定是因为有人付出了代价。”
营地伊方业主不许外人进现场，我和摄影师中途下车。两天后，收到小白电邮：
从检查站到项目部一路上，亲眼目睹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心灵很震撼！我是第一次因为工作需要来到这个国家。一路上虽然也有一部分建造完好的民居，人们的生活看上去祥和安乐，但更多的是战争遗留下来的大片废墟和满目荒凉。大量报废的汽车推挤在路边，任凭风吹雨淋，只有路旁的野枣树见证着这个国家曾经的辉煌，如今的荒凉。
当地民众对我们很友好，一路上换了3个检查站，每到一个地方接我们的警察都是快乐地跟我们打招呼，护送我们返程的警察也是微笑着挥手再见。伊拉克人民真是快乐地、充满信心地开始战后重建，对参与国家建设的国际人士也是很友好的！
结尾，她祝我“阖家欢乐”。
我和王俊几乎每天通信。从他那里了解到，萨马拉南部营地有1300多人，伊拉克军方刚开始打算空运，不知什么原因取消，随后改用汽车陆路撤回巴格达，但道路安全情况多变，两次尝试无功而返。
CMEC还没有建立发言人制度，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诉我，高层非常重视，“一直在开会”，总裁或副总裁已经赶赴伊拉克。“不好办，不好办。”他说在其他地区作业，也遇到过险境，这一次似乎格外困难。不过他也表示乐观：“中国人搞的是民生设施，不管怎么打仗，谁都不想把造福老百姓的电站毁了。我们不会有损失的。”
王俊的邮件不像妻子那样抒情，从来都是简洁明了的信息。虽然一直没跟妻子通上电话，但他似乎有自己的消息渠道，掌握的情况有时比我更快更准确。其他工人家属们在微博微信上互通有无。终于，前方传来了第一张工人抵达巴格达的照片：拂晓时分，深蓝的天幕透出一丝光线，路灯仍然亮着，几百名工人站在那里，脸上交织着疲惫和欣慰。有人鼓掌。
小白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撤离名单不按性别来分，第一批撤出的是一线工人，后勤财务得留守到最后。一个多月后，她才回到河南。她说，回家很开心，再也不想去伊拉克了。
富贵险中求
反恐宣传画背后的小巷，走到头就是黄老板的院子。
宣传画一人多高，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站中间，各族人民男女老幼分列两厢，大红字写着“齐心协力”。
走进院门豁然开朗，典型的海外中国人聚居地：一片菜园，一间鸡舍，一面国旗，时间久了褪成粉红。中国人养鸡的嗜好，在伊拉克人看来有点奇怪，以至一见到中国人就喊：“卖小鸡！卖小鸡！”我在利比亚还见过中国企业养孔雀。
黄老板刚巧回国出差。在伊拉克没见到他本人，但每个我交谈过的中国人，都提起黄总和他的后勤公司——负责各种联络、安排住宿、机场接送、包办饮食，俨然是许多中国人来这里接触到的第一个“组织”。
这是家私营企业。黄老板来自浙江金华附近农村，不但自己来了，儿子从浙江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也来到巴格达扎根。黄少20出头，可能在巴格达待太久了，胡子拉碴，风尘仆仆。
在伊拉克这样凶险的地方，能看到中国人特有的对商机的敏锐嗅觉，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扎根甚至开花结果枝繁叶茂的能力。大多数人并不讳言，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赚钱。有人向我提起一个中国穆斯林，在此讲经授课，名动巴格达。问起万里传道的初衷，回答竟然是：“他在北京买了房，要还房贷！”
在黄老板的院子里，有三四名员工在装货。方便面、八宝粥、纯净水……准备发给巴格达的其他中国人。菜地两侧是办公室，窗上装着窄窄的防盗铁条。对面是宿舍楼，办公住家都在一个院子里。
带我们来的小张，娶了个伊拉克老婆，是这里的“名人”。办结婚证的时候，使馆证实他是头一号，过去只有中国女人嫁给伊拉克男人。小张从前在埃及学习阿拉伯语。准备回国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问愿不愿意来伊拉克工作。在巴格达，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皈依了真主。
下午4点，小张的妻子下班回来，院子里平添生机。中国同事们聚拢过来。娇小秀丽的伊拉克姑娘，在使馆当文秘，灰色套装，淡彩头巾。进了院子，礼貌地点头微笑。男人们聊天的嗓门忽然高了半度。
“伊拉克这个地方啊，要是没有爆炸，可比国内好。”同样来自金华的大个子发话。他刚刚登记完车载货品。
“怎么说？”我问。
“没有雾霾，食品质量还有保证。”大个子曾经持续观察对面一个炸素丸子的小店，发现每天炸完之后的油都倒掉，第二天保证又是金黄金黄的新油。“还没人把他们教坏！”大家哄笑起来。
小张附和说伊拉克好，被老婆瞪了一眼：“你要是上街问伊拉克人，愿不愿意到中国生活，10个里有10个愿意马上走！”中国多一点安全，伊拉克多一点诚信。
小张出去送货的时候，曾远远见过几次爆炸。那天送我们离开的时候，天快黑了，他显然紧张起来，因为他在夜里是绝对不上街的。而且即便是白天，巷子里也常有个“神经病”伊拉克女人晃悠。美军空袭巴格达的时候，她受了刺激，每次见到中国人走出院子，就凑上来傻笑。
“别的地方没有商机吗，为什么一定要扎在伊拉克呢？”我忍不住问。黄少吐了个烟圈，抢在小张之前悠悠道来：“富贵险中求。”
长城与飞毯
曹力军爬上50多米的电塔，指给我们看工地全景。“见到水边那个碉堡了吗？顺着下去就是墙。”
底格里斯河边，一道三四米高的土色防爆墙，蜿蜒7公里，把整个10平方公里工地，还有进出道路，死死围住。隔上三四公里，墙上凸起一个碉堡，观测周围动静。
防爆墙用来阻挡汽车炸弹。墙内，生活着3000多名中国工人，高峰时期人数达到过6000，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由上海最大的国营电力企业和分包商招募，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周边发电。去年巴格达一天仅限4小时供电，今年增加到一天20个小时，再过两年就可以保证24小时供应。这直接影响着伊拉克重建进程。
务工的10个月到一年时间里，工人们不得走出防爆墙半步。用一堵墙围住自己抵御风险，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修建长城的初衷，就是抵挡游牧民族骚扰。而在墙内，古代中国向来以自给自足为傲，现代中国人也不例外。
2009年曹力军作为项目经理来的时候，这里一片荒漠。接下来的几年里，发电机组、宿舍楼、食堂、足球场，还有一个喷泉，拔地而起。更想不到的是，这些统统都是从中国运来的，包括脚手架上的铁管、木板、涂料、工人骑的自行车和食堂里的所有调料——要照顾到上海湖南天津山东不同的胃。
“工地上，只有水泥和沙子是在当地找的。”曹力军说。
“也就是说，除了脚下这条水泥路，我现在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从中国来的？”
“连水泥路里的钢筋都是。”曹力军得意地笑了。当地市场货品不全，质量参差不齐，交货周期又长，而中国什么都有。
墙内服务周全，包括中国理发师。曹力军曾经请伊拉克人剪头，最后干脆剃光了事。当地理发师善治卷发，中国人头扁发直，实在不好照抄照搬伊拉克模式。所幸食堂做饭的中国师傅，好几个曾在发廊打工，可以兼职。做饭和剃头，是中国农民进城打工快速掌握的两项基本技能。
医务室也体现了自给自足。墙上视力表来自江苏苏宏，注明“儿童用”，图标是鸭子、花朵和雨伞。地上储物旧纸箱印着“泸州贡酒”。
除了国内捎带，中国人还自酿葡萄酒。曹力军说工地上有化工专家，“什么人才都有”。当然，他们不当着伊拉克人的面喝。
发生在伊拉克的神话故事《一千零一夜》，提到过“飞毯”——乘上有魔力的飞毯可以抵达世上任何地方。中国人大概就会这种魔术吧，带着一座小城市飞进了沙漠。
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人来了》，暗批到非洲开矿的中国人，宛如新殖民者，很少与当地人交流，也不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曹力军对这些偏见不以为然。在险象环生的伊拉克，用长城自我隔离，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更好的办法”。欧美公司只有少数人员到现场，大多只贩卖技术和设备。所谓“美国打下伊拉克，中国公司成了最大赢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企业很少有人愿意到伊拉克冒险。21世纪全球版图上，中国人成了“西部牛仔”。
但是，就像古代长城不能完全阻挡外族渗透，随着中国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上升，防爆墙内的工地上也开始不时见到伊拉克人。他们大多从事最简单的体力活，搬砖运瓦，称为“力工”，或在中国人指导下操作机械。中伊工人语言不通，靠肢体动作沟通。刚刚在这里上工两个月的伊拉克人穆罕默德说，工作报酬高，跟中国人相处“很简单”。
近年来，由于工地对伊拉克劳工的需求越来越多，有人干脆办了培训班，结业还发证。毕业证很吃香，伊拉克人拿着它可以到其他公司应聘。但这令曹力军烦恼：“中国人适应围在墙里的集体生活，伊拉克人却受不了，一拿到资格证书，马上跑了！”
还好，伊拉克门卫忠心耿耿，多年不变。阿里·扎希尔穿的蓝灰色制服有点眼熟，凑近一看，左臂章两个中文字“保安”。曹力军说中国人顾情面，什么人都不敢阻拦。伊拉克人倒尽职。“一次我没带证件，他居然连我都不让进！”
我跟扎希尔交谈几句，深信曹力军选对了人：
“这边工作怎么样？”
“好！”
“跟中国人相处怎么样？”
“很好！”
“适应中国公司吗？”
“非常好！”
曹力军是上海人。龙应台写上海男人给全家洗内裤，宣判了这个群体形象的绞刑。曹力军大概只有两个特征符合外界的固有想象：普通话多平舌音、行事周全细腻。他个头挺拔，浓眉细目，戴斯文的细架眼镜，很难想象他曾在伊朗、印度常驻，是个不归家的流浪汉。新年回家几天，还惦记着工地。小孩快考试了，自己却帮不上他的功课。
5年来，曹力军把工地看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这个上海男人费了很大工夫栽花种树，最后，只长出一棵及腰高的棕榈树，足球场上青草稀疏得像一大群羊刚刚离开。办公楼入口摆着塑料花。
工地少不了中国海外工人的标准娱乐设施：书报阅览室（大多是去年刊物）、卡拉OK厅、乒乓球台、健身房。最受欢迎的业余活动是打拳桩和唱歌，涉及不同程度的发泄。春节保留节目，是全体涌上舞台高唱《我的祖国》，然后有人跑到房顶大喊或大哭。
那是长城外的小镇里那些伊拉克人唯一听到中国人声音的时刻。平时，他们是静悄悄送来电力的邻居，是出20万美元为小镇捐了一条水泥路的邻居。我问祖拜迪镇上的一个年轻人，他说知道附近有很多中国人，没怎么见过，他们买了很多蔬果食品。小镇以前连市场都没有，现在很像样子了。
现代中国不可能生活在长城背后了。劳动力到海外寻工作，大公司四处挖石油，满足能源饥渴。修筑长城仍是自我保护的首选动作，但是与外界的交流、融合已经挡不住。
工地之行结尾，曹力军带我们到宿舍区。一排排蓝白色简易房，有几户精心贴着春联、窗花。“少数人是带家属来的。”围观我们采访的人说着，脸上一片艳羡。大部分房间，住4个男人，睡上下铺。人到齐后，转身都有些困难。头上吊着汗衫，桌上堆满“老干妈”。有当地人问中国男人怎么能忍受不带家属的生活，曹力军和同事在印度的时候，就发明了统一回答：中国男人靠打针解决生理寂寞。
嫁给体制
小鲁一上车，就跟我谈起伊拉克的言论自由。这让我很意外。在伊拉克的中国人，目睹安全缺失、社会动荡，多半会怀念萨达姆式的强人统治。
“可是我觉得言论自由还是很重要的，你看伊拉克人。”他指指车窗外街上的人，“现在一个个特别自尊，特别有自豪感，跟他们说话时能感觉到的。言论自由不解决从坏到好，但可以把‘好’变成‘更好’。”
许多在伊拉克的中国人，从穿着上你就能看出他是在挨日子，过一天算一天，从第一天就是离开的倒计时，不担心要给这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可在一家电讯公司跑公关的小鲁不一样，干净时髦，皮鞋锃亮，仿佛随时会有“天将降大任”，一万个闪光灯聚焦。
在伊拉克的年轻中国人，爱上国内论坛，以亲历者身份，发表自己对伊拉克局势的看法。小鲁却不屑在网上作战：“那些人不读书，不开化，跟他们辩论是浪费我的生命。”
他对伊拉克的未来表示乐观，坚信民主道路之漫长之曲折之复杂，而自由则是人之天性。他告诉我自己在看什么书，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真诚坦荡。
忽然，他换了一口气说：“不过，我娶老婆一定要找体制内的。”
“为什么？”
“体制内的好办事。只有进了体制，将来我才有改变它的可能。”
“哦，你找到了吗？”
“再过几个月，我就回国结婚呢！”他如意娶到了一位“体制内”，父亲是某宣传部门干部。
离开伊拉克之后，我仍时常想起，这位与体制共眠但一心想改变体制的年轻人。
[1]Dinar，第纳尔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货币名称，但币值各不相同。此称呼源自古罗马帝国的银币Denarius。
[2]卡拉达经常是恐怖攻击的目标，爆炸频发。此处所说的爆炸发生于2014年。2016年7月3号发生另一场爆炸，造成超过300人死亡。
[3]山鲁佐德是《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位女主角，是苏丹的新娘，靠每夜说一个故事取悦于苏丹，从而挽救了自己的性命。
[4]Ali Ahmad Said Esber，笔名Adonis，出生于1930年，被公认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诗人。
[5]Ashura，阿舒拉为伊斯兰历法每年第一个月（Muharram）的第10天。对什叶派教徒而言，阿舒拉节是为了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外孙侯赛因在伊斯兰纪年第61年的卡尔巴拉之战（Battle of Karbala）中殉难。此时，一些穆斯林以伤害自己的身体表达对先贤的哀悼。
04 埃及：三年之后
1789年
拿破仑入侵埃及，被西方史学家视为中东现代史的开端。
1914年
埃及成为英国保护国。8年后独立，但英国影响力持续到20世纪中叶。
1928年
穆斯林兄弟会成立，旨在消除西方的影响。
1948年
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联合攻打以色列，史称“第一次中东战争”。至1973年，联军与以色列交战4次，均未获得最后胜利。
1952年
青年军官兵变，推翻埃及封建王朝，4年后军官领袖纳赛尔成为埃及共和国总统。
1979年
纳赛尔继任者萨达特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萨达特脱离亲苏联阵营，偏向西方。埃及成为美国主要援助对象。
1981年
萨达特遭极端伊斯兰分子刺杀。穆巴拉克继任总统。
1991年
埃及加入海湾战争，驱逐伊拉克军队，获得大笔西方贷款，开始实行市场经济。
2005年
埃及开放总统选举。年底，穆斯林兄弟会赢得议会20%的席位。同时，穆巴拉克开始打压反对派，最大反对党党首阿曼·努尔入狱。
2011年1月25日
大规模抗议示威开始，18天后穆巴拉克下台。
2012年6月
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尔西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埃及首任民选总统。
2012年11月
穆尔西修宪扩大权力，引发大规模抗议。
2013年6月
穆尔西执政一周年，抗议爆发，内乱不止。
2013年7月
穆尔西被军方扣押，进一步引发支持者与反对者冲突。8月11日军方对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进行清场。
2014年5月
军人出身的塞西在新一轮总统选举中获胜，出任埃及总统。
2014年11月
埃及法庭宣布前总统穆巴拉克无罪释放。
开门
一
地址写的是30室，三楼却是从31室开始，二楼到29室为止。返回一楼问门卫，原来要坐电梯到夹层。我很难想象这栋大楼的结构，楼上楼下跑了几次，终于找到写着“30”的门。
开门的正是艾哈迈德，满面笑容，圆圆的眼睛充满善意，也多了些倦意。他从会议中抽身，引我们去办公室。走廊墙上挂着公司的名字：“法塔赫勒巴巴工程公司。”路过几间办公室，一眼望去没什么装饰，十来个职员坐在各自办公桌前，桌上堆满了文件夹和纸张。
3年前第一次见到艾哈迈德，是在穆巴拉克下台后反对派第一次大会的现场。会议目的是选举产生一个20人委员会，在权力过渡期间负责向军方提交民间各种诉求。不同派别代表轮流上台讲话，有人情绪激动，好像又回到了解放广场抗议时期。有的讲话获得欢呼，有的激起咒骂，有人急于争辩，有人吵得面红耳赤。
我走出来透透气，见到一个高个子站在门边，垂下来的右手包着纱布，便问他是不是抗议期间受了伤。他说他叫艾哈迈德·法塔赫勒巴巴，一个多星期前在广场上，警察施放催泪弹、对空鸣枪，他跟朋友们一起跑，跌在一大块碎玻璃上，刺伤了手。
“这点伤不算什么。”他自豪地扬起那只手，引用另一个艾哈迈德——埃及诗人艾哈迈德·邵基（Ahmed Shawqi）的句子：“通往自由的门是红色的。”
艾哈迈德毕业于开罗美国大学工程系，经营家族企业。他定义这次革命的主力是“中产阶级”：“这不是为了面包的革命，而是为了自由。”
我问他，经济实力能不能保障埃及中产阶级多一点自由？他摇头：“过去30年，穆巴拉克统治下，自由和人权都非常有限，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积累的矛盾，最后变成腐败和不公正。”作为企业主，他在工作中常常感受到这些矛盾，“即便你有自己的生意，如果不认得高官，项目就做不起来，如果你需要任何手续，任何官方文件，就得行贿，来换取本来正当的权益”。最让他烦心的竟是交通状况。“5年前，我从家里到公司开车半小时，现在却要一个多小时，这说明政府根本不在乎我们的生活……”
一个经济状况良好的人，为何舍得以性命相搏？“某些时刻，你不得不克服自身恐惧，去做对你、对国家好的事情。”艾哈迈德还鼓励脸书上1500多个朋友出来抗议。
说到未来，他双眸殷切：“政治工作是宏大的，不仅仅关于选举，或者谋求自己的利益，应该启蒙民众，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权益。我的角色只是一个‘活跃分子’。”这次他以“平民”身份观摩反对派大会，并不寻求什么政治地位。
我们走回会议现场时，有人打起来了。一个人揪住另一名发言者的领子，两个人从台上打到台下，两边的人加入进来劝架，看上去却像是一团人相互撕扯。吵架的原因，据说是其中一个强调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要求在20人委员会中分配给他们更多名额，而另一个相当不满……
现在，艾哈迈德的手伤早就好了。我问起3年前引用的诗句，他笑得风轻云淡：“那门上染了太多的血，但是，门还没有开。”他摇摇头，像是否认什么，“2011年革命的时候，大概死了1000人，接下来3年，几千人付出了生命，我自己就有不少朋友牺牲了，还有老师，我能数出五六个，其中有跟我非常亲密的”。
“贪污腐败还跟原来一样，甚至更糟。”他又笑了，像是在谈论一桩别人的蠢事，“堵车也没有好转。”经济不景气，艾哈迈德的工程生意自然也受影响。“上次我说革命不是为了面包，现在好多企业主，特别是小生意人，期待任何可以快速稳定局面的方案：‘不要自由，给我面包吧，我真的需要。’”
艾哈迈德的办公室在纳赛尔城。这是61年前埃及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新城区。如今，新城早就住满了人，水泥建筑林立，但有的好多年还没有封顶，钢筋支棱着。绿荫道上，凤凰树开花，火红连片，仿若云朵无声燃烧。上午10点，地铺商店陆续开张，伙计们各自泼水打扫门前的人行道，动作缓慢。
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的一年，艾哈迈德还经常去广场，参加各种集会，当时人们要求军方还权于民。但是，他渐渐意识到“街头运动分化”，最初集中爆发的那股力量散了，反对派内斗不断，穆斯林兄弟会执政期间“犯下严重错误”。
“我学到的教训是：你得先准备好。几次游行不能彻底改变社会。埃及文盲率高，大批人口在贫困线以下。这些都不是在街头能够解决的。”
艾哈迈德身边很多人离开了埃及，他理解那是因为“高高的期望撞上了墙”，但是自己并不打算放弃。他的战场不再是广场，而是用经营公司赚来的钱，开办夜间学校，教授宗教知识，第一年就有1000人参加；跟朋友一起办视频网站，自己出镜主持短片，也制作MTV，还用动漫讲解“什么是政府”“什么是宪法”等，这些正是他3年前发的愿：“启蒙民众。”虽然网站上一些短片获得几十万点击，艾哈迈德也清楚这样的努力仍然微小，只是自己“从来没有停止”。
3年前，他无惧抗争；3年后，他勇敢地把2011年革命称为“一场失败”：“我曾经有梦想和期待，现在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如果真要打开那扇门，恐怕它会非常非常红。”但是他绝无悔意：“那是我人生经历过的最纯粹的事情，人们真诚地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去抗争，只可惜我们没能成功。”他笑得甜蜜，眼睛似乎望见遥远的地方：3年前，最初的广场。
我们交谈了将近一小时，艾哈迈德还要继续开会，他的电话不断在响。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走廊里的铁牌。那么巧，艾哈迈德的家族姓氏“法塔赫勒巴巴”，在阿拉伯语里正是“开门”的意思。
二
埃及出租车通常没有空调，夏天窗户大开。正午穿越整个城市，后座上热风长驱直入，我觉得自己像一块干衣机里的抹布。一小时后，新开罗[1]到了。连排单色别墅，棕榈轻扬，仿佛沙漠蜃景。这里的安保似乎比城里更严格，汽车必须在栏杆前停下接受问讯。一个年轻人在门口等我，接我进去，也不多说话。
当天上午，吉妮打来电话，邀我参加在新开罗举行的一场朋友聚会。吉妮是我念书时约旦同学的闺密。同学建议我到了埃及尽快联系吉妮，因为她正要移民美国。
我们第一次见面，约在扎马利克岛上离她家不远的一个餐厅。这座岛被视为开罗的“富人区”，为尼罗河左右环抱，虽然有桥梁通向岛外，但地理上和心理上，还是隐约与开罗其他地区的喧嚣隔离。吉妮微胖，皮肤和头发的颜色都非常浅，样子更接近欧洲人。吉妮并不知道自己祖上有任何非阿拉伯血统，现在已经结婚一年多，先生也是埃及人，两人都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决心移民，因为“现在的埃及不适合养孩子”。
推翻穆巴拉克3年了，但在她看来，一切却变得更糟：“我刚去内政部更新护照，2005年‘通路子’花了50镑，今年涨价成200镑了！”
“如果不给钱呢？”
“不找关系他们就刁难你！”她穿过内政部办公室的时候，看到那些漫不经心的职员，很难相信3年前他们也曾出来抗议。
我们见面的第二天就是总统选举日，军人出身的塞西（Abdel Fattah Saeed Hussein Khalilel-Sisi）看起来稳赢。吉妮不打算去投票，她指指周围背靠尼罗河玩自拍的年轻人：“这些人都不会去，我们不要军政府。”
吉妮从来不是广场上的积极分子，只是经过的时候去看一看。所以她建议我见见她的朋友们，“曾经都是真正的革命者”，这次聚会也可能是她离开埃及前的最后一次。“不过，他们在派对上不会聊政治。”吉妮嘱咐我，“大家都厌倦了，需要休息。”
可是电话里吉妮没告诉我新开罗私人别墅举办的是泳池派对。10多个青年男女穿着清凉，在水中嬉戏，有人半躺在草坪上，打开整箱整箱酒精饮料，或是高声讨论烧烤用哪种酱汁更好吃。如果这些人曾经是广场上的抗争者——面对此情此景，我很容易相信：埃及革命完蛋了。
这些人的年龄在二三十岁左右，有记者、商人、公益活动者、音乐人，大多出身中上层家庭。2011年穆巴拉克刚下台的时候，他们曾站出来反对军政府不肯还权于民，穆斯林兄弟会执政时期，他们也曾经抗议宗教组织不务实事。但是2013年夏，军队废黜民选的穆尔西（Mohamed Morsi）推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让这些年轻人失望透顶：3年革命，权力只是在军方和宗教组织间反复易手，而满腔热血的世俗青年，被推到了一边。
在一个禁止公开售酒的国家，派对上的啤酒、伏特加来自黑市，价格比在其他地方贵出好几倍。别墅很新，还没摆全家具，空荡荡静候人潮。新城别墅区，是扎马利克后代们向外拓展的又一个隔离岛。不论是日常喧嚣，还是革命大潮，在开罗你总能找到躲避这一切的小小天堂。
眼前这些年轻人享受的物质生活、关起门来开派对的自由，跟他们的欧美同龄人没有任何差别，更叫我惊奇的是，他们相互之间说的是英语，偶尔夹杂一些埃及方言。吉妮跟所有人只讲英语，我以为是为了我——我会讲阿拉伯语，但对方言有些生疏。“噢，不是因为你。”吉妮澄清，他们平时就是这样交流的。初次见到吉妮的时候，我们用阿拉伯语交谈，但很快她就切到了美式英语。
别墅女主人是33岁的萨拉·诺瓦亚，一头黑色卷发，围一条沙滩裙，正在查看各种烤肉的成熟度。她从父母那里借钱买下了这栋别墅。我没有任何泳池派对的装备，就过去给萨拉打下手，可没想到她一见到我，劈头盖脸就问起中国河北复制狮身人面像的事情，这在埃及官方和民间引起很大反响。“难以置信！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作为一个自豪的埃及人，萨拉的表情很受伤。我表达无奈之后，赶紧转换话题，问她最近忙什么。
萨拉的专业是环境学，两年前从欧洲拿到一笔基金，帮助埃及农民把产品卖到扎马利克岛，绕开抽取大量利润的中间商。这个叫作“Nawaya”的项目，还介绍欧洲专家到埃及，教农民种植附加值更高的有机产品。萨拉第一次下乡充满挑战，农民们不明白这个城里来的姑娘要干什么，“刚开始他们以为我是间谍”。等到产品卖出高价，农民们才欢喜起来。“Nawaya”的阿拉伯语意思是“种子”“意愿”。
她打开手机上Nawaya项目的脸书网页给我看。“105天的土鸡，35天内会生蛋，30埃镑一只！”“素食者福音：阿拉伯椰枣汁，天然无蔗糖！”“Nawaya在德语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家禽养殖新概念。”“为期两天的Nawaya工作室，专家向农民讲解土壤与种子的关系，如何合理使用化肥。”
每一条消息都以英文、阿拉伯文两种语言发送，多数配有照片。其中一张，在扎马利克市集的摊位上，一个黑头巾黑长袍包裹下的农妇，站在3个穿T恤牛仔裤的女孩中间，背后小黑板上的产品介绍全是英文。
农妇的名字叫乌姆·阿卜杜拉，住在离首都开罗100多公里的法尤姆。她和3个孩子5年前被丈夫抛弃，生计艰难。一天，她听说有个Nawaya组织在邻村办“椰枣节”，便立刻爬上自家椰枣树，打下一篮子跑去加入，成了其中一员。现在，她根据Nawaya的培训，养了几百只当地土鸡。不过，跟传统放养方式不同的是，这些鸡吃有机饲料，喝净化水，夜间还有煤气暖灯保温，市场价格自然也更高。扎马利克岛民或其他地方居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订购。
网页上还有萨拉和乌姆·阿卜杜拉一起腌制鸡腿的照片。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英语媒体专栏，报道了Nawaya的故事，标题是《埃及女企业家身上仍能感到革命精神》。
农民占埃及总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但3年前反对穆巴拉克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集中发生在城市，而城市中产与农民之间向来缺乏联系，所以当革命的后续发展令城市青年深感失望后，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其中一些人选择的，就是最近又最陌生的农村。
萨拉一再提醒，Nawaya的规模还很小，至今总共培训了20户农民，再由他们向其他农民传授种植经验。Nawaya并不是唯一从城市走向农村的青年组织，具有类似专业背景的年轻人也在尝试，其中几个团队还与Nawaya结成伙伴。一名常驻开罗的法国环境科学记者报道了这个趋势，称之为“可持续农业：埃及静悄悄的革命”：
规模中等或小型的有机、可持续农业，革命之后在埃及扎下根。但是要把开罗遍是垃圾的房顶变成蔬菜花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埃及政府一般倾向大的农业公司，帮助他们出口农产品，很少理会小农业主……
穆巴拉克倒台之后，年轻人的力量并没有消失，就像其中一个指出的：“革命给了我们很大鼓舞，最近几年很多青年丢了铁饭碗，刚好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
我指指文章中反复出现的“革命”，萨拉的表情有些苦涩：“革命过去了，但我们还在做事情。”吉妮连连点头，说自己闲的时候，曾经开车帮萨拉到农村送种子，以前她从未下过乡。Nawaya无疑是萨拉最爱谈论的话题，她的眼睛越来越亮：“明天一早，有两个我们项目的农民，在扎马利克市场上摆摊，你可以过来看看。”
“不谈政治”的禁忌，不过是一层薄薄的自我保护。一个穿白色比基尼的女孩在充气鸭子上晒阳光浴，萨拉招呼她过来认识我：“这是你同行。”比基尼女孩在一家刚刚开办10个月的新闻网站工作。过去一年多里，埃及记者经历了穆巴拉克时期都不能相比的严酷，我好奇她的工作会不会遇到很多限制。“至少，我们不做自我审查。”她说。不过，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网站太新了，影响力还不够，尚未引起重视。比基尼女孩预估“忽视下的自由”可能长不了，但是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姑且继续。
泳池里的人陆续上岸，围坐着开始吃肉。聊起来，我才发现，不愿回忆革命，除了出于现实的挫败感，还因为这群朋友中有人受伤，有人牺牲，这些是不敢轻易碰触的伤口。他们中几乎一半都打算离开埃及。“可我们会回来的！”吉妮说。萨拉则希望20年后，曾经为革命付出代价的人会占据社会重要岗位，推动埃及真正的改变。“毕竟，革命是我们开始的！”她举着一条鸡腿说。在我告辞离开的时候，大家干杯：“为了革命！”
我搭吉妮的车回城里，一个正要移民瑞士的男孩坐在后座。说起派对上的人，吉妮忽然想起来：“带你进来的那个男孩，是阿曼·努尔的儿子！”阿曼·努尔是穆巴拉克时代最知名的反对党党首。穆巴拉克在西方压力下，允许努尔的“明天党”注册。努尔曾在选举中挑战穆巴拉克，但不久便遭囚禁。3年前，我在开罗采访他时，穆巴拉克刚刚倒台，欧洲议会官员“第一时间”拜访了他。但是，3年来努尔在埃及政治舞台上作为有限。过去这几年，旧势力此消彼长，新团体雨后春笋般出现，谁曾经受到西方重视，并不能保证什么。
原来别墅门口见到的是他儿子，但后来一句话都没讲过，全无印象。他也没有加入我们的讨论。“努尔的儿子很低调，对外从来不提自己的家庭。”吉妮说，父母都是政治积极分子，也有意推动他从政，“可是他怕了。”
正说着，一个交警拦下我们的车，指示吉妮摇下玻璃窗，然后说了一通什么。吉妮面露慌张，用英语问后座搭车的男孩：“他说什么？”这时我才信了，她的方言真的不合格。警察查了驾照车证，问问去哪儿就放行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萨拉，约她去市场看看。长长的铃声过后无人接听。下午两三点，才接到回复，她的声音慵懒，歉意连连：昨天喝多了，市场也早就结束了。那两个农民由Nawaya其他同事带着，他们的买卖倒没耽误。
三
走进万豪酒店咖啡厅，我一愣。唯一空着的，竟然是3年前同一张桌子，露天花园里，正对草坪中间那张。
鲁特菲几乎同时走进来：“你来得真巧，下星期我就不在埃及了。”他住在附近，两次见面，都约在扎马利克岛的这家酒店。鲁特菲落座，却神色不宁：全家搬去美国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只是运送宠物狗的手续还没弄清楚。
鲁特菲是朋友的朋友，3年来，我们常在社交媒体上见面，但我对他的认知总是因种种巧合加深。2011年2月，从香港飞往开罗的飞机上，我随手拿起一张英国《金融时报》，有篇报道讲到如火如荼的埃及革命，标题是《沉默的中产阶级发出声音》：
鲁特菲·穆罕默德从来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参加过抗议，过去他的精力都放在地产生意上。
但是1月25日，当数万人在开罗游行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他感到必须上街，还叫上了两个朋友：一个投资银行家和一名市场经理。
37岁的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可以对埃及的未来产生影响。沉默的自由派中产阶级，在这次史无前例的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
穆罕默德先生承认他曾经害怕：“我不是一个士兵。”但是他亲眼见证抗议规模不断扩大，令人鼓舞，“如果只有两三百人参与，我会担心人身和财产安全，但是他们无法逮捕4万人，无法起诉4万人，无法打击4万人”。
……
中产阶级是埃及社会中的小部分，他们生活舒适，与贫困大众几乎隔离。但是生活在一个官僚、腐败、低效甚至不安全的体制中，中产阶级同样感到失望，而这种失望，现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出来。
穆罕默德先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反穆巴拉克帖文，发现在他的阶层之外，还有许多人像他一样愤怒。“我不是因为个人的经济状况而抗议，”他说，“但是过去10年，特别是最近5年，埃及社会总体上变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