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穆斯林兄弟会决裂在组党之前。穆巴拉克下台后的第一次选举前，反对派曾经在开罗费莱蒙酒店召开3天会议。阿巴斯说，穆尔西答应做一些妥协，但离开会场后全部食言。“我一早认识穆尔西，这人很固执，不是做政治家的料。”阿巴斯在外旅行时，收到电话通知他“不再属于穆斯林兄弟会”。
变卦似乎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常态。3年前，我采访穆斯林兄弟会负责人之一阿卜杜·迈阿古德（Abdu Maargud）。当时他肯定地说，穆斯林兄弟会只参加议会选举，不会派代表竞选埃及总统。“我们无意掌权，任何获得大部分民众支持的人，我们都会接受他当总统。”
“包括女性，或是基督徒吗？”
“任何人。”
这也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公开表态。但是很快他们就变了主意，“我们要议会，也要总统”。这也许是地下组织基因里的灵活性，但也遭诟病被认为“无原则”，难以信任。
2013年下半年，军方秋后算账，阿巴斯的身份既是前穆斯林斯林兄弟弟会成员，又是活跃的青年革命者，处境越发艰难。这时，卡塔尔向他伸出双手：半岛电视台邀他到演播室评论埃及局势。军方向穆斯林兄弟会示威者开枪的时候，他坐在主播台上点评。只是节目播出之后，他再也回不了埃及了。
拒绝入境似乎没有给他造成多大困扰。“这里的环境当然好多了。”餐厅里音乐袅袅，落地窗外喷泉倾泻。一星期前，阿巴斯通过网络视频向未婚妻求婚，他的母亲同时带上聘礼去女方家里。那女孩很快就能来卡塔尔跟他团聚。
阿巴斯仍然与不同派别保持联系。我给他看那名女基督徒批评穆斯林兄弟会的话，他说那是针对联盟中的另一个人。“萨莉·摩尔还是我好朋友，我们还有联系。”他承认“青年联盟”解散是个错误，本来他们可以拧成一股力量，“又或许，那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吧。”现在，他更注重跟各派领袖保持个人友谊，“那是唯一超越政治的”。
阿巴斯身上有种脚踏实地的天然亲和力。在卡塔尔，他灵敏的草根政治嗅觉，很快与理论结合，成为“阿拉伯中心政治研究员”。能源王国还计划送他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一个人在这里会孤单吗？”我想起卡塔尔讲的阿拉伯语跟埃及方言差别很大，不知道阿巴斯会不会起乡愁。
“我的朋友都到卡塔尔来了。”他狡黠一笑，“我在这里的朋友比埃及多。”我恍然大悟，2013年埃及军事政变前后，卡塔尔收留了众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阿巴斯正在想办法把瓦利德也接过来，“他需要休息，我们都累了”。我说，在开罗见到瓦利德，他不愿意离开。“他是那么说。”阿巴斯抽起苹果皮味道的水烟，“我喜欢他这个人正直勇敢，但是私下里，我感觉他还是害怕的，每天提心吊胆。他跟我表达过想出来。我一定要帮他，但是很难。”难度显而易见，阿巴斯是有影响力的政治新星，瓦利德只是一个倔强的律师兼共产党人。
我眼前出现了更大的图景：沙特阿拉伯给塞西政府10倍于美国的援助，拉拢埃及。卡塔尔与沙特是对头，接收与埃及现政权势不两立的穆斯林兄弟会青年。这两个国家都坐在从天而降的巨大能源财富上，隐隐的不安敦促着它们寻求长久的政治影响力。上一次，阿巴斯和瓦利德相逢在国家内部融合的舞台上，眼下，他们又出现在地区角力的棋盘上。这盘棋上所谓的“外来势力”，主角不再是西方，而是同为阿拉伯族裔的邻居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概有边界有竞争，“外部势力”就不会消亡吧。
几个月后，瓦利德出现在卡塔尔，同样再不能回去。他和阿巴斯一起看球赛，给我发来团聚照片。但是他不告诉我是怎么出的埃及，只承认被自己的党开除了。他原本放不下儿子，但是对他的逮捕令已经下达。
接下来，阿巴斯在土耳其举办了婚礼。看到照片，我才发现新婚妻子也是知名的活动家。阿巴斯将满30岁，越来越多出现在英文媒体上。瓦利德过得不是特别开心，但至少暂时获得了安全和自由，不能去到的，只有他们为之寻找出路的祖国。
那天在五星餐厅，吃完木盘子盛来的精致土耳其甜点，我问阿巴斯对埃及还有没有牵挂？他望向窗外：“我怀念开罗的街道。那些声音和人，那是我的街道。”水烟雾中，他脸上露出难得的凄婉，“当然还有解放广场，我们曾开玩笑说，解放广场上可以独立建国——那是一个乌托邦。”
总编
穿过灼热、拥挤、狭窄、遍地垃圾的小巷，走进埃及官方通讯社总编办公室，我突然找回多年前的一个早晨，排3个小时长队踏入梵蒂冈大殿参观的感觉：从地下到天上。绛红色柔软的地毯、一人抱不过来的深蓝色地球仪、金色窗帘、金色花瓶、描金古埃及纸草画……眼睛看不过来，脖子恨不得360度转动。阿来·海达尔（Alaa Heidar）从海一样宽广的办公桌后面微笑着站起来。我从门口疾走20多步，才握到他伸出的手。就在我以为触到了总编办公室的边界时，侧门突然开了，连接着一个同样大小的会议室。红茶从侧门送进来，茶杯镶着金边。
3年前第一次见到阿来·海达尔，是穆巴拉克下台后的第二或者第三天，我的线人也是这家通讯社的记者——他们有时接些私活，告诉我，他的单位里正在“闹革命”，要求总编走人。穆巴拉克垮掉后，余波震荡，重要部门里穆氏亲信面临清算。走去通讯社的路上，我们看到好几个地方人头攒动，仿佛在围攻什么。那名记者说是国有银行、国有保险公司的职员在声讨行长和总裁。
我们来到官方通讯社，也就是中东社门外，却看不出什么，外人不能进去。当时我为电视台工作，必须“找个人出镜说话”。那名记者建议拉个正在抗议的同事出来接受采访。资深编辑阿来·海达尔很快走出来，对着镜头厉声控诉：“我在巴黎分社当记者的时候，那家伙（总编）还是个穷光蛋，5年里他就成了百万富翁，在开罗最贵的地段买房子！”
“为什么到现在才抗议他呢？”我问。
“因为穆巴拉克当政时期，我们不敢讲话，总编是穆巴拉克任命的，没人敢反对他！”海达尔说起话来没有官腔，很适合在电视新闻中播出。那名“亲穆”总编不久后便下台了。
3年后重返埃及，我找不到阿来·海达尔的联系方式，便直接打去中东社总机。接电话的一听，马上说：“转总编室！”我说：“是编辑阿来·海达尔。”“海达尔先生是总编！”
我在埃及回访的对象，革命后日子大多不如意，海达尔却在那动荡的3年里，直升国家通讯社第一把交椅。电话里他竟还记得3年前的采访，笑声愉快，言谈热情。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他留在办公室等我。门卫知道总编有人来访，直通总编室的一部专用电梯早早开门迎候。到楼上，又有专人接待，满面笑容地引我走进办公室。
海达尔像3年前一样，没什么官腔，但也不掩饰一点点的失望：我没有像上次一样带电视台摄影队来。好在跟我一起去的朋友恰好是位平面摄影师，不断给他拍照，才营造了一点气氛。我察觉海达尔外貌上有些变化，却一时说不上来是什么。
过去3年，中东社总编辑换了好几茬。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大约一年多由军方“监国”，临时掌管国家，中东社跑国防部的记者急调至总编。2012年选举之后，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总统穆尔西上台，又换上亲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编。“那时，每天头条都得跟宗教沾边。”海达尔说起来义愤难平。
中东社总编阿来·海达尔。
说到自己，他是第一个竞争上岗的总编。过去官方通讯社总编都是“上边”直接任命，穆斯林兄弟会遭到清洗之后的一段权力过渡时期，催生了竞争程序：有意者投交简历，送全国最高新闻委员会抉择。2014年1月1日，海达尔以30年工龄，历任非洲、巴黎分社记者的经历胜出。中东社官方网站这样介绍他：“现任董事会主席、总编辑阿来·海达尔，是久负经验的记者之一，曾经在中东社不同部门任职。”
“眼下塞西上台，你不担心他再换上自己的人吗？”我们见面前一天，“倒穆巴拉克”之后的第二次总统选举刚刚结束。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原国防部长塞西胜出。
海达尔笑了：“我就是塞西的人呀！”
他说，塞西在投票前20天，两次约见埃及各大媒体总编。“是讨论新闻报道吗？”我问。“不，没有谈太多新闻，只是询问关于经济民生的建议。”海达尔向塞西提了些关于苏伊士运河自由贸易区的建议。那可是新总统上任前后最热门的话题：耗资82亿美元，拓宽埃及苏伊士运河航道，兴建沿岸贸易中心。苏伊士运河是地球上连接欧洲与亚洲最短的水上航线。1956年，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宣布运河国有，引发了与法国、英国、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这条运河也成为埃及民族主义的象征。
我问起海达尔对塞西本人的印象，但率直如他，也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闭嘴。追问之下，他尽量不带任何表情、眼睛不看着我说：“没什么特别的。”
聊了一会儿，我借用总编办公室角落里的洗手间时，发现梳妆镜前有一堆美发产品，梳子上粘了几缕头发，才突然意识到，3年前海达尔轻微秃顶，现在头发更加茂盛，而且加重了原有的金红色。
“现在经常上电视，”提到头发，海达尔有些不好意思，摸了摸脑袋，“总要讲究些形象。”2011年以来，埃及冒出了许多私营电视台，时事辩论节目最为热门。我们走进来的时候，海达尔正在看一档体育节目。体育评论也照搬政论模式，3个人坐在长桌背后，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话。“吵起来就能增加收视率”，总编看透了这种把戏。
中东社官方网站上对1950年成立以来的历史介绍，循两条线索，一是如何一步步国有化，二是新闻报道工具的变化——从打字机到电脑、卫星。其中还特别提到，受2011年事件的影响，中东社新增了手机业务，直接发送新闻短讯到用户手中，“鼓励公民记者，新闻来源不仅限于官方，也与各种网络新闻、数字媒体合作”。
报道形式虽然更加活泼，但却很难说2011年之后埃及的舆论环境也变得宽松了。官方报纸《金字塔报》（Al-Ahram）主任编辑贾马尔·扎耶丹告诉我，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从制度设置上看，并不存在一个公开的“审查机构”，只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全国新闻最高委员会”挑选国营新闻机构最高负责人。但“诡异之处在于，‘全国新闻最高委员会’隶属上议院，当时上议院绝大部分成员来自执政的民族民主党。通过这个环节的设置，执政党控制所有官方媒体”。
2011年革命之后公布的埃及新宪法，取消了上议院对“全国新闻最高委员会”的控制。理论上说，这个动作打破了对新闻机构的控制，拥有最多从业人员的“官方媒体”的枷锁被打破了。
但是权势面前，自我审查来了。埃及军方打压穆斯林兄弟会的同时，也在向整个社会展示力量。塞西在电视上呼吁“团结在反恐旗帜下”，第二天国营、私有媒体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军方，穆斯林兄弟会资助的媒体全线关张。少数记者编辑联署反对干涉新闻自由，但那声音很快淹没在了对塞西的肉麻吹捧中。
他巍然屹立，华服翩翩，他神采奕奕热情万丈，气势如虹意志如铁——一个前所未有的英雄，他是人民选择的领袖……
这是当时一份主流报纸对塞西的描写。
埃及记者阿马德·艾哈迈德·艾扎克选举前在一个电视直播节目中批评塞西，却几次被主持人打断，之后也没人再邀请他。没人告诉你批评塞西犯了什么罪，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但是谁又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穆巴拉克时代，至少还可以谈论民主，现在，这个词本身变得敏感。”阿马德说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流露着耿直和凄凉。他写了一本书，叫《“一·二五”革命中的人权与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in “1·25” Revolution）。
3年来局势反复，埃及官媒尺度也随之摇摆。2011年1月末《金字塔报》头条还是《与穆巴拉克在一起》《穆巴拉克必须留任》，不久风向有变，改了套红标题——《人民在街头》。现在官方媒体能解放到哪一步，我问海达尔：“能讲批评塞西的话吗？”
他两手一摊：“我是官方新闻机构，你说我能批评官方吗？”中东社的资金绝大部分仰赖政府拨款。不论是宗教组织，还是军人政客，都没有打算让穆巴拉克的官办媒体市场化。中东社对2011年倒穆运动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不再强调“人民力量”，而称之为“1月25日地缘政治革命”。
“埃及人对民主的理解出了问题。”海达尔说，正是“人民力量”的泛滥造成了过去3年的乱局。但是他忽然又兜回了对塞西的评价：“塞西非常紧张自己能不能做好，前两个总统都在监狱里，干不好的下场很明确。”
如果说总编海达尔是革命浪潮中的幸运儿，那么记者马哈茂德·福里可算是不折不扣的倒霉蛋了。他是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埃及当地的雇员。一天他外出采访，来到穆斯林兄弟会正静坐示威的广场。一旁按兵不动的安全部队，忽然决定抓人。枪声一响，广场上乱作一团，还没来得及开口问任何问题的福里便被士兵从背后扭住胳膊，扔上了囚车。
福里记得牢房大概10平方米，关了34个人。囚犯们相互认识后，才知道其中只有两个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睡觉时，一堆胳膊大腿，都分不清哪个是自己的。“我还不是最冤枉的。”福里说，牢房里有一个埃及人，在迪拜经商、生活了18年，听闻祖国改天换地，高高兴兴回来报效。结果踏上故土的第一天，从开罗机场回家的路上，他拖着两只行李箱在拉姆西斯地铁站转车，刚好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躲避军方追捕钻进地铁，他连人带行李箱一起被送进监狱。
“我想，那天军方是想多抓些人，造大声势，吓唬大家，所以不管我怎么申辩都没有用。”福里说。雇主竭力保他，努力了3个月才换他出狱。我们在新华社办公室见面时，福里离开监狱已经快半年，但是官司还没正式开始审理。他出狱的时候，迪拜归国的那位还在牢房里。
福里的一个中国女同事说，经历过抓捕之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过去他拼命工作，现在常常劝周围同事放松”。几天后，我又在新华社办公楼撞见福里，他刚打完乒乓球出来，满头细汗。女同事说，当时监狱里的人冤屈、无望，有人企图自杀，福里还劝他们好好活着。
新华社的中国记者也曾经在采访现场挨打。根据国际记者无国界协会的统计，从推翻穆斯林兄弟会到新一轮总统选举，大概一年时间里，有195名本地或外国记者在埃及遇袭或受伤，68人遭羁押，6人死亡。
出狱之后，福里并没有停止去现场，工作照常进行。总统选举结束那天，他告诉我，自己在不同时间段去了15个站点，查看投票是否踊跃。第一手观察令他有信心开玩笑说：“这确实是史上‘透明度最高’的选举，如果官方公布的投票率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那些投票者都是透明的。我没有看见他们。”
中东社总编海达尔证实，国家通讯社记者境遇好些，示威抗议现场没什么人遭遇不测。从他的办公室门口向下张望，编辑台上是一排排簇新的电脑。过了下班时间，只剩下两三个人忙碌着。
两个月之后，我读到新闻，中东社宣布在苏伊士运河边开设办公室，报道拓宽工程的“所有进展”。海达尔在国营电视台《早安，埃及》节目中，向观众指出塞西的“新苏伊士计划”意义非凡：“总统的工程，令以色列试图在死海与红海间连接水路的计划失去经济价值，也杜绝了在西奈半岛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穆尔西曾经考虑苏伊士计划，但他背后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钱……”
总编办公室见面的最后，我问海达尔，两年任期届满后，这个职位还会不会通过竞争上岗。“不好说。”不过，他对自己继续当选有信心，“我现在每个月都分一半工资给记者编辑们……”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一再确认：“你把自己的钱分给下属？”
“是的，我每月工资2万埃镑（相当于17000多元人民币），分出一半，给职员们发奖金。”“是设立什么奖项吗？”“我不管他们怎么分，总之给大家花。”
“我不缺钱。”海达尔在宽大的椅子上微微旋转，“我爸爸早就是个成功的生意人。记者编辑们喜欢我。”3年来埃及革命历程血泪交织，在中东社总编的故事里，却没有一丝阴霾：“坏人”走了，短暂混乱过后，讨人欢喜又识实务的好人来了，皆大欢喜。
离开总编的“圣殿”，我们走路几分钟，回到停车场。朦胧的路灯光下，我忽然看见收费处外墙上，喷着女记者梅耶达·阿什拉芙（Mayada Ashraf）的头像。22岁的她曾为一家私营报纸工作，但在2014年3月28日采访反塞西游行时，被子弹直接命中头部。开罗很多地方能看到这个戴头巾的女记者被抽象化了的标记，那是新闻人的悲哀与愤怒。写《“一·二五”革命中的人权与人权组织》的记者阿马德告诉我，军方指责参加游行的穆斯林兄弟会杀害了梅耶达，但她的同事亲眼所见，是军人开的枪。
不被欺负的脸
走进拉姆西斯酒店，前台接待员的黑色制服上绣一朵尼罗河莲花。我问：“3年前，这里有个门卫叫卡萨姆……”
轻轻一问，竟像是引爆了一颗沉睡的地雷，所有人忙活起来。前台招呼保安，保安招呼门卫，门卫抄起手机，两分钟后，卡萨姆在电话那头声音激动：“啊，我记得你！”
2011年2月，穆巴拉克倒台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去采访阿拉伯联盟秘书长欧麦尔·穆萨（Amr Muhammad Moussa）。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半数的埃及人认为穆萨会成为下任总统。我在拉姆西斯酒店门口等车的时候，跟门卫聊起穆萨。门卫穿着正红制服，袖口一圈尼罗河莲花，胸口铭牌上写着“卡萨姆”。卡萨姆听到“穆萨”的名字直摇头：“我可不觉得他是当总统的料！”我开玩笑说要转告穆萨。卡萨姆正色道：“随便！我们连总统都赶走了，从今不再怕任何人！”
我心头一热：埃及人从此长出不被欺负的脸。
有学者称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是“对畏惧发起无畏的进攻”（a fearless attack on fear）。可是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冲突不止，游行、示威、流血，一次次重回解放广场。冲冠一怒的革命，没有承诺一个玫瑰园。我赞美畏惧的消失，更想知道它会引向何方。
第二天傍晚，我刚踏进酒店，“她回来了！”一个消息迅速传遍大堂，不消两分钟，卡萨姆就从纪念品商店旁边转了出来。大堂经理让出他在前台侧边的办公桌，给我们坐下说话。
不被欺负的脸长出了皱纹。
卡萨姆身材魁梧，脸庞黑里透红。年轻时大概算埃及人中的美男子，上了年纪也是模样周正，难怪能当上五星级酒店门卫。只是3年过去了，这张面孔上少了神采，多了褶皱。
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局势动荡，埃及旅游业几乎死了。革命第二年，拉姆西斯酒店裁员60%，还有3年才满60岁的卡萨姆被迫提前退休。回家后，他用退休金开了家小店卖手机，坚持说经济上没受什么影响，“我过得挺好”。卡萨姆人缘好，酒店的人都记得他。3年后重逢，我们都喜出望外，商定改天去他家做客。
故地重游。回忆2011年2月10日，我和摄像同事也是住进拉姆西斯酒店。这是距离“反穆巴拉克”集会最近的国际酒店，阳台上就能俯拍解放广场。放下行李，我们走去广场。到处都是人，看到外国记者，争相上来说话。一名40岁上下的男子，抓住我的话筒大声念诗：“埃及是我们的生命，自由之母——”他的身体和声音一起颤抖，周围的人齐声叫好。
一名建筑师，站在广场上，气愤而沉默。他说只代表自己，反对贪腐和压抑的穆巴拉克政权。他站在那里，是自己的宣言。
一个小伙子躺在坦克履带前已经好几天，嗓音嘶哑。他看到穆巴拉克家族聚敛财富的消息后，愤怒难忍。示威后期，武装军队开坦克进广场，换下隶属内政部的警察，已经暗示了某种权力的转移。最后，军方以“保护平民”的姿态，驱逐了穆巴拉克。
“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口号声整齐而有节奏。各国文字写成的标语向世界介绍埃及人的诉求，包括中文“下台！”“够了！”或是用小石头拼出阿拉伯语口号。广场也是个艺术展台。
刚到开罗的时候，当地中国人警告我和摄像师不要住在拉姆西斯——离广场太近，冲突可能扩散到周围。但是在解放广场人山人海中，我们很快就不紧张了。志愿者在广场入口设立了检查站，搜身保证入场者没有携带武器，还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军人和坦克没有干涉的意思，我们周围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埃及人高举身份证入场，目光热切闪亮。他们正站在国家转变的节点上参与历史的书写，每一个人都焕发出大于自我的力量和光彩——这不是我熟悉的埃及人。
2011 年遇见门卫卡萨姆，感慨“埃及人也长出不被欺负的脸”。
2014 年与卡萨姆重逢，不被欺负的脸长出皱纹。
10多年前，也就是2000年至2001年，我曾经在埃及开罗大学留学。中国人常常抱怨埃及人虽然热情，但不靠谱，效率低下，“痛宰”外国人的情况也很普遍。那时候到处都是穆巴拉克的画像，报纸头版也总是他，这样的情况已经20多年了，没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私底下很少有人谈论政治，偶尔嘀咕一两句笑话，也算不得抱怨——威权统治本该如此，整个中东普遍如此。每个人只想在这固有的框架内，为自己谋一份安稳和收益。一切都是慢吞吞的，没人相信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就像时间害怕金字塔。
可是我离开的10年，从2001年到2010年，静流之下改变湍急。看得见的，首先是经济发展，10年间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翻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几乎提高一倍。埃及自1952年纳赛尔兵变推翻法鲁克王朝[5]建立共和以来，初期经济运行高度集中，萨达特、穆巴拉克时代相继开放，2004年至2008年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外资敞开。
2010年埃及识字的人比2001年多出1800多万，相当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10年，全球互联网技术兴起。我留学的时候还不存在社交媒体，电子邮件也尚未普及，移动电话还算奢侈品。当年的一些同窗，搬家、出国之后就失去了联系。2001年，仅有不到1%的埃及人使用互联网，10年后，全国三分之一的人成了网民（2013年达到总人口一半）。而穆巴拉克后期对互联网疏于管控，只在传统媒体上做审查。埃及流行的笑话是，纳赛尔死于毒药，萨达特死于枪杀，而穆巴拉克呢，栽在脸书上。另一种传媒比互联网历史更长，传播也更广泛，那就是卫星电视。绝大部分埃及家庭安上了卫星接收器，他们与世界潮流相隔不远。
10年间，埃及公民社会进一步壮大，同业公会数目激增，除了关心本行业利益外，还常常对国家政策表达意见。国际压力下，穆巴拉克稍稍开放党禁，多党制不再有名无实，但抓捕、打压仍时有发生。不过即便如此，2005年议会选举，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是大获全胜，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10年间注定的变化是，穆巴拉克年纪大了。执政30年的他有意传位给儿子。这种皇权手段在日益开放的埃及迅速激起不满。多个反对团体组织走上街头抗争，到了2011年，他们也成为“倒穆”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当然，还有人心里不易丈量的变化。在剑桥大学执教的埃及学者马哈·阿布杜拉赫曼（Maha Abdelrahman）提出：“不要忽视那些无处不在的小抗议。家庭主妇不满食品涨价抵制购买，出租车司机反对汽油价格上涨而罢驶，这些即兴的小规模示威，都让人们的胆子大起来……”同在北非的突尼斯，用不到一个月的街头抗争赶跑了统治20多年的本·阿里，终于，埃及人受到鼓舞。
革命没有发生在埃及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相反，恰恰是在埃及人经济条件改善、对自身权利也愈加关注的阶段。陈旧的统治结构遭遇新的变化时，如摧枯折腐。
入住拉姆西斯酒店的第二个傍晚，我在房间传稿，窗外传来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不像是抗议。打开电视一看：穆巴拉克下台了！我和摄像师赶紧奔出去，立刻被欢庆的队伍裹挟，我对着镜头说话时，竟被旁边的人拉起手跳舞，一面埃及国旗覆盖了镜头。我们打车去穆巴拉克总统府，司机居然不收钱：“为了革命！”他打了个胜利的手势后，消失在狂欢的夜里。
没有人到拉姆西斯酒店闹事。人们主动清理垃圾，维持交通。10天后，在我离开时，没有听说任何打砸事件。
3年后，出租车从机场直接把我拉到拉姆西斯酒店，一时找不到入口。大门紧闭，铁栅高筑。终于发现侧门开着，过来两个穿黑西服的保安，叫司机打开后盖，放狗过来嗅底盘。这是到了巴格达吗？我想起在网上订酒店的时候，拉姆西斯惯常的宣传口号“紧邻解放广场，步行至埃及博物馆”中删去了“紧邻解放广场”。可能是担心吓跑游客，这个地名在新闻中出现的频率太高，而且多与暴力有关。
持续动荡打击了旅游、出口、外资几乎所有行业，2011年以来，埃及经济发展急剧减缓，与革命爆发前一年相比，多了130万失业者，其中近七成是持有高校毕业证的年轻人。各种街头运动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了2011年的“倒穆”运动。
大堂重逢之后，每天我都收到卡萨姆一次电话：去哪里了，需要什么帮助。每次电话结尾，他总是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到家里吃饭？”他全家都期待我去做客，尤其是他的女儿们，从没见过中国人。
到了预定拜访的那天，我估计工作会延时，便打电话给卡萨姆说，不吃饭了，只是过来坐一坐。他听上去很失望，说一早预定了烤鱼。这下轮到我不好意思了。吃鱼对阿拉伯人来说，是隆重的待客之道。这又是我熟悉的埃及式热情。
从酒店开车半个多小时，到了卡萨姆住的地方，一个中等偏下收入者的社区。卡萨姆抱着两岁的外孙下来接我。怕回去难打车，我就请司机艾哈迈德等我。卡萨姆伸胳膊指挥司机泊车，标准的动作一下子让人想起他当门卫的样子。
这是一栋4层的水泥楼房，盖得有些粗糙，台阶两边没有扶手。迎面碰见邻居下楼，抱着生病的孩子去医院。卡萨姆嘘寒问暖，拍拍年轻父亲的肩头，传授几句育儿经验。高大魁梧的他，时时表现出一副长者派头。
进屋后，我看到左手边饭桌上鱼骨头堆砌成了小山。原来听说不用等我，卡萨姆的女儿们就不客气了。这会儿，她们吃鱼的手指沾满了油，没办法握手，欢快地笑着转去洗手。
这套公寓大概30多平方米，有一个客厅，两间卧室，住着卡萨姆夫妇、4个女儿、3个外孙和1个女婿。正当我想象是怎么住下这么多人的时候，卡萨姆主动告诉我，平时只有夫妇俩和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住在这里，因为斋月快到了，大家喜欢热闹，才聚到一处。
房间没什么装饰，水泥墙、水泥地，一台电视，桌椅沙发。卧室门敞开，床上堆满了刚刚折好的衣服。卡萨姆的女婿坐在卧室小桌前，正通过电脑跟什么人视频通话。
卡萨姆以一家之主的姿态，指挥女人们收拾桌子，自己则领我穿过卧室，到阳台上小坐。路灯不是很亮，混合着楼下车灯，卡萨姆拿出当天的《消息报》（Al Akhhar）。我几乎只能看清头版头条：国际组织承认埃及选举公正。二、三版大幅彩页，公布的是塞西和另一个候选人萨巴希在每一个省的得票率。“你看，清清楚楚。”卡萨姆说。
埃及官方公布2014年总统选举，前国防部长塞西赢了几乎97%的选票，对手差距悬殊。同时参选的萨巴希，并不是塞西真正的敌人，塞西希望的是，能够获得超过两年前穆尔西当选时的票数，以证明自己更受拥戴。2013年，塞西通过军事政变，把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穆尔西赶下了台。
我去过一些票站，情况迥异。有些站满了塞西的支持者，热闹非常，但位于基督教区的票站就冷冷清清。有的票站第一天陆续有人，后来也渐渐稀少。多家国际媒体引述欧盟观察员的说法，认为选前埃及的政治气氛不利于公平选举。塞西占用大量公共资源，对另一名候选人不公。
这些在《消息报》上都没有。《消息报》是穆巴拉克时代发行量第二大的国营报纸，现在也是官媒。我问卡萨姆，有没有看到网上流传的视频，军人在票站塞进大量写好的选票——我无法肯定视频真伪，但看到很多人转发。卡萨姆摇摇头：“网上的消息我是不信的。”
“那你为什么相信这张报纸呢？”
“不管怎么变，最好的编辑记者，还是在这些报纸。”
桌子很快收拾好了。卡萨姆一家几乎是把我摁到了凳子上，从旧报纸里拎出一条外焦里嫩的尼罗河烤鱼。女儿们递过来一打白布手巾，角上印着“拉姆西斯酒店”。
层层剥去焦黑的鱼皮，淋上半颗柠檬。我一边用油乎乎的手指扒拉鱼刺，一边将话题转到卡萨姆这三年的“政治历程”上来。推翻穆巴拉克之后的第一次选举，他投票给了穆尔西。“我错了。”说到上次选举，他竟垂下了头，“穆斯林兄弟会言行不一，骗人的，搞到国家一塌糊涂。”
“你为什么投票给他呢？”
“因为他承诺了许多改变。”穆斯林兄弟会政党的名字叫“自由公正”。穆尔西的竞选标志是一杆公平秤。有学者统计，2011年解放广场标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公平”“自由”“尊严”，很少看到“经济”或是“就业”，这反映当时人心所求并不限于物质需要。穆斯林兄弟会政党起名也看准了这一点。
卡萨姆坐着都很高。一个大汉红了脸，令人不忍，屋里的女人们却快乐地看着这一幕。卡萨姆投票给穆尔西这件事，成了家里的笑柄。那一次，女人们都选择了穆尔西的对手，也就是穆巴拉克时代最后一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我们不喜欢穆斯林兄弟会！”卡萨姆的一个女儿说。这不难理解，她们反对这个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组织对女性生活和工作的种种约束。
小女儿在第一轮投票时，选择了一名独立候选人。但进入到第二轮决战，就剩下了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巴拉克旧臣两个选项。她不想穆斯林兄弟会执政，就投给了沙菲克。而更多人恰恰相反，不想走回穆巴拉克的老路，便给穆斯林兄弟会一次执政机会。卡萨姆就是其中之一。
三年风雨过后，这一次，全家都投票给刚刚脱下军装的塞西，家庭矛盾迎刃而解。“我们都爱塞西，”卡萨姆的妻子说，“他能带来稳定。”
从沙菲克到塞西，女人们一直投票给旧政的延续，卡萨姆曾经希望迈上一条新的道路，但很快发现走不通。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一年，民生困顿，水电不通，油价飞涨，穆尔西只是一心修改宪法，扩大总统特权。终于，埃及人重回解放广场，捡起了曾砸向穆巴拉克的石头。军队出手，第二次赶走埃及总统。不过，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军方故意不跟穆斯林兄弟会合作，等他们激起民怨后才出手镇压。
“如果塞西变成另一个穆巴拉克呢？”我拿这个国际媒体上的广泛说法问卡萨姆。塞西跟穆巴拉克一样出身军队。
“不可能。”卡萨姆坚定摇了摇头，“他是个领袖，是个好人。”他列举塞西的很多优点，大多是官方报纸上看来的，而塞西最大的成就，是铲除了一切苦难的根源——穆斯林兄弟会。卡萨姆不必再为自己上一次的选择悔恨，错误已经纠正了。
塞西铁腕镇压穆斯林兄弟会，也向整个社会展示了力量。选举期间，开罗街头“站队”“拍马”的海报比塞西的竞选广告还多。有人抱着孩子出现在海报上，表明全家效忠新领袖，有些海报上塞西还化身各种职业，如医生、工程师、教师，代表各行各业的拥戴，但海报上塞西的脑袋和穿各种制服的身体明显是拼接的，接缝粗糙僵硬。
在一个投票站门口，我听到这些声音：
“军人执政有什么问题呢，军队就是保护百姓的！”
“塞西是个强人，会带来稳定。”
“他赶走了穆斯林兄弟会！”
“他是埃及的守护神……”一名支持者手舞足蹈。
“守护神永远是真主！”有人提醒。
“哦，对的，真主第一，之后就是塞西！”那人修正。
有必要说明，这个票站有点特殊，塞西曾亲自来此投票。
卡萨姆不居要职，并不需要向谁表忠心。也许他只是真诚地相信，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更好的将来。我终于问他，怎么看待那场推翻30年统治者的变革？3年前他扬眉吐气的神情令人难忘。
“我们错了，”卡萨姆宽阔的嘴唇吐字清晰，“赶走穆巴拉克也错了。穆巴拉克一开始没那么糟糕。”我没想到他会那样果断地推翻自己。或许，我更应该自责，我对卡萨姆又了解多少呢？不过是3年前的只字片语。虽然那句话浓缩了革命期间普通人身上的光彩与力量，但眼下，这些都不见了，只有高大与卑微，在他身上交替闪现。
卡萨姆的妻子原本默默坐在墙角，这时开始高声谴责穆斯林兄弟会祸乱国家，她斩钉截铁地说：“‘一·二五’不是真正的民众革命，‘六·三〇’才是！”过去3年，两个日子对埃及人尤为重要：2011年1月25日，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游行爆发；2012年6月30日，军方出手镇压穆斯林兄弟会，一星期后逮捕了第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然而，埃及人对这两个日子的定义却迥然不同：前一天，另外一个埃及人告诉我，“六·三〇”是假民众之名的兵变，“一·二五”才是“纯洁的革命”。不同定义，未必出自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好恶，而是每个人对错综局面的不同解读。
我问女儿们，父亲提前退休对生活有影响吗？“当然。”小女儿没有注意到父亲投射过来的目光，“爸爸退休的第一年，手头一下子紧张起来，还好，熬了两年，我也大学毕业了。”卡萨姆的4个女儿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她们在投票的时候，没想过需要遵从父亲的意见。过去3年，政治成了家中的经常议题，这倒是穆巴拉克时代从未有过的。“穆巴拉克那会儿，议论国家政治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有了参与。”卡萨姆说，“你看，我也不认为回到穆巴拉克时代就好，都过去了，现在我们选择了塞西。”
电视一直开着。票站已经关门，但鼓励投票的政府广告一时还没有停播。广告片里，人们走在整洁的大道上欢唱，看起来不那么像开罗。卡萨姆的家人对中国人很好奇，有时盯着我看，大一点的孙子还过来摸了摸我的黑头发。女儿们说，在开罗常常见到中国人，但是没讲过话。她们更熟悉韩国人，“电视里常演韩剧”。
小女儿拿着遥控器，转了几个频道后，停在了一个政论节目。正巧，我前几天见过的第一大官方报纸《金字塔报》主编扎耶丹是嘉宾之一。“经常看见他。”卡萨姆觉得眼熟，但说不出是谁。当我说认识他时，卡萨姆脸上流露出仰慕：“我猜他很有名。”穆巴拉克时代，少见这样的政论节目，现在埃及出现了许多“时事名嘴”。一个说法是，“电视成了埃及的新政党”。
我想听一听扎耶丹说什么，但是电视声音特别小，因为卡萨姆的女婿一直在视频通话。他在旅行社工作，一个西奈半岛旅行团订了行程又要取消，他正在说服对方接待工作如何周到，能保证对方的安全。自从穆斯林兄弟会遭政府镇压之后，西奈半岛边境便不断发生爆炸。虽然大多针对军人，但还是吓跑了许多国际游客。旅游业本是埃及的支柱产业。
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我几次告辞之后，才真的打算离开。卡萨姆建议一起照个相。他拿出一台韩国产的平板电脑，也是他手机店里的畅销货。不过，他通常只拿这台电脑拍照，很少上网。女婿从卧室里出来，满脸歉意。我问那个团怎么样，他摇摇头，皱着眉。
卡萨姆送我到楼下，底层是邻居开的地毯商店。可能快到关门时间了，里面没什么顾客。卡萨姆领我进去，介绍给邻居：“这是外国记者。”然后他又得意地转向我：“你问他，他也投了塞西！”地毯商笑笑：“是啊，我们都投给塞西，经济很快会好起来的。”
“自我否定”并没有给卡萨姆带来困惑，新的强人挽救了信仰危机。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塞西不会像穆巴拉克一样，因为他面对的人群变了，人民在革命中显示了力量。但也许塞西很快会发现，人民对惯性的依赖，有时胜过他们对新生力量的理解。或许他早就知道。
我搭艾哈迈德的出租车回酒店。他这个人言语犀利直接，常常闪烁“草根智慧”，有时也会抬高车价，但是坦率得并不招人讨厌。上车之后，我忽然想起来，这3天没见他去投过票，虽然我们常常经过票站。“有脑子的都不会去投！”艾哈迈德说，这次投票结果早就知道了，没有参与感，“我开出租最清楚，2012年那次，街上都是人，这回这么冷清，他们还说投票率比上次高，你信吗？”为期两天的投票时间结束时，选委会宣布延长一天，艾哈迈德收到手机短信，说不投票者罚款500埃镑。“那可是很多钱呢，你怎么不去投呢？”我问。“我才不信呢，政府吓唬人罢了。怎么罚呢，等我更新身份证的时候吗？那还好多年呢。现在政府控制不了那么多事情。”艾哈迈德满脸无畏，嘿嘿一笑，“再说，你不是答应这几天都包车了吗？那可比500镑多……”
欧麦尔·穆萨越来越年轻了。谁会相信再过两年他将满80岁。三年动荡没在他脸上留下什么印记，相反，还出现了“逆生长”迹象。我握住他伸过来的手问：“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穆萨上下嘴唇一抿，喷出铿锵有力的一个词：“政治！”
门卫卡萨姆至少有一件事是对的，穆萨没当上总统。2012年，这位前埃及外长、前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参加选举，第一轮投票只得到11%的支持，不及前两名的一半。这个结果跟穆巴拉克下台初期的民调差距很大，显示了人们对新总统的期待变化飞快。穆萨知名度高，原本是因为他对以色列态度强硬，但在穆巴拉克身后的政治舞台上，人们更关心谁在本土政治中根基深厚。穆斯林兄弟会执政期间，穆萨组建了一个由左翼和自由派小党联合的反对政党。后来他退党，成为“宪法50人起草委员会”主席。宪法起草完成后，他就没有了任何政治头衔。
但穆萨没有闲着。就在我们会面的小房间，同样两张椅子上，他不停会见欧洲政要各国代表，他仍然是熟悉埃及局势又晓得如何跟外界打交道的不二人选。在秘书办公室等待的时候，一个常驻开罗的西班牙记者说，记者圈里传穆萨是“离塞西最近的人”，“想知道塞西会有什么新政策，就得问穆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