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对胡琏来说，金门是他一生功业起点，也是终点。离开金门，胡终被解除兵权，再也没有回到他经营的战场，蒋介石之所以任由胡投闲置散，师生关系紧张，与胡专断独行的治事风格有关。
胡回忆初履金门，陈诚告知胡说：「在台湾必须循规蹈矩，执行中央整军政策。在金门一切从权处理。但求打胜仗，不受法令束缚。」所谓「不受法令束缚」系指，金门之事由胡自主，不必期待台北会给予胡琏「有效」援助。胡到金门携带四笔款项，一是向台银商贷三百万元，一是台湾省政府拨付五十万作为发行闽币（流通券）准备金，一是看得到、吃不到作为金门物资采购调节用途的一千万元，一是十二兵团结余款项七十万元。前三笔于任务完成即需完成清偿，唯有最后一笔七十万元胡琏可自行支用不必偿还。简单的说，胡筹组金防部自备款仅有七十万元，其余都是贷款。
胡任金防部司令兼福建省主席兼反攻军总司令三大要职，手中掌握两个军六个师，幅员从马祖、乌坵、大小金门、东山岛（当时未撤）到福建粤东外围岛屿，身上仅有七十万元，财政窘迫到只能维持一个半月战力，部队怎么养活，兼有约四万民众给养，前线如何防守，在在考验胡整军治民的能耐。
面对不预期撤守问题，共军突击警讯，军心浮动不已、民心低落关系紧张，时年四十三岁的胡琏怎么处理棘手问题？胡任金防部司令时间长达四年七个月，于任内清偿台银三百万元。物资供应社除一千万元政府回收外，盈余高达四○五万元，供接任司令官刘玉章支用。
这是看得到的数字，不包括金门修桥铺路、整建营房、供水给养、民屋修建、办学兴教、码头整建、栽植树木、消灭鼠疫、修筑机场、战场经营、兴建墓地、整军经武等事项。
胡以不到五年时间内，完成金门初步整建，是怎么办到的？胡回忆出任第一军团司令，于拜会陈诚时，陈说：「你真傻，这些钱政府是不打算回收的，怕你乱花钱，因故给你略做限制，没想到，你居然还清。」胡答复说：「现在回台湾要循规蹈矩，之前的事要处理干净，省得旁人说闲话，不干净的人去那里都不干净。」陈诚听后，哑然失笑的说：「对，要干净，旁人就不敢说闲话。」
陈胡对答突显事实为，这些政府本不想回收的本钱，胡为何要清理干净？或许与尔后即将发生的亏空案有关。胡将一千三百多万清偿，盈余四百多万留用，却亏空三百六十万元，蒋介石既不查办，也不要求胡清偿，反而忍气吞声调升胡为军团司令，关键是胡既能清偿一千三百多万，亏空三百六十万元之事，就显得很不合理。于此，轻纵胡琏不予追究，暗示蒋胡师生之间维持的默契，从此画下休止符。
胡琏亏空案内情相当复杂，后文有专章叙述。约略的说，胡琏有能力清偿政府不打算回收的一千三百多万，怎么会搞亏空三百六十万元事件。胡晚年回忆说：「若非一千三百多万元全数清偿，我在亏空案得以全身而退，原因在此，否则总统绝不会用我。」于此有则问题，胡在财政艰困情势下出任金防部司令等三大要职，在金数年既无搜括民脂民膏，又无苛扣军饷，更没有炒作房地产或倒卖军火，胡怎么清偿一千三百多万元？靠节流杯水车薪毫无可能。靠劫掠，早被告发。靠募捐，大家都穷。靠打仗，没有战争。靠美援，军援未至。能够想到的答案，均有条件限制，缓不济急，唯有依赖「灰黑领域」行事法则，才能快速清偿这笔政府不想回收的贷款。
一千三百多万是则什么概念？折合现值可以在台南市闹区西门市场买一千两百栋房产。这笔天文数字的清偿，胡琏怎么办到的？就是胡口中所说的「走公」。外传胡琏是靠金门侨汇走私，运用这笔每个月仅有一、二万美元侨汇完成清偿一千三百多万元贷款，就现实操作手法，绝无可能。毕竟侨汇是金门民众的钱，纵能炒作，钱还是要分毫不差的交还民众。所能赚的仅是蝇头小利，何况在战乱年代想致富不是靠美元，而是大宗的战略物资，与民生用品息息相关。一则具体实例为，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间，美国运送至台湾、金门的面粉究竟去了何处？当时台金社会主食是米饭，而非面食，而相关民生物资又掌握在政府手中，两者对比，台金社会不接受面食，试问这批物资难道都被「丢包」，任凭物资腐坏？当然没有，但去处何在？政府从未公布这批物资流向，显然是别有用途？还不能让美方知道。
其次面粉容易受潮，金门没有仓库可以存放，连军队都住于民房内遮风挡雨，那么多的民生物资更没有地方贮存，必然要尽快脱售，否则成为废弃物反而制造困扰。为找出路，香港是唯一去处，且香港当时因国共内战，大批难民涌入，亟需民生物资填饱肚子，所以有关面粉处理，胡琏指示由张子英、石让斋等人负责，通过改装的中字号登陆舰输往香港。注意面粉是经援物资没有本钱的，脱售是笔意外横财。这是胡生财工具兼意外横财，兼以碰到好时机，难民需求高，一举三得，财富累积快速，自然能清偿债务。胡琏优先清偿的是台银三百万债务，至于一千万属台北周转金，只要物资社赚钱，自力更生，绝不会赔本。流通券准备金四十万，回收流通券即能清还政府。显示胡琏走私运用商品，改善生活、清偿债务，目标性很强，应该不会动支金门侨汇。此因胡是公私分得很清楚的司令官，买白米给金门民众，动支的是在台北一千万周转金，每笔都要核销，胡想上下其手，非常困难。兼以蒋介石对胡不放心，蒋经国对胡虎视耽耽，台湾省主席吴国桢非善处之人，在当时政治氛围，胡绝对不敢僭越授人以柄。
而金防部所能运用物资，说穿了就是节余食粮、花生油、洋面粉等，兼以一九五○年代从日本、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地均陷于战争漩涡，全球粮食价格暴涨，胡赶上这波浪潮，脱售节余物资，再将盈余换为黄金，不用外汇计价免受剥削，只能说明胡与幕僚有经商头脑，为金门保留元气。
其次就时间排序，一九五○年代二月、七月有两波金门撤守论干扰，在此时为撤守与否，蒋介石决心难下，既要撤守，于敌前撤军胡敢搞走私吗？待决策明朗，美国经军援助来台，胡向蒋提议利用二艘登陆舰搞金港台三边贸易，金门困境解决，胡开始致力于金门建设。这是第一阶段走私，由胡亲自操盘，除少数官员陈诚、蒋经国、郑介民等人知悉外，连美国在台官员都不知道其中内情。故而从一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蒋介石手令禁止金门与香港贸易止，前后五年时间，胡操盘的三角贸易从未出过事，显得非常隐密，也不为人知。再者蒋下手令禁止金港贸易，翻遍文书档案，都未查到蒋介石何时同意胡搞走私贸易。显然蒋胡之间有默契不立文字、不列官文书，胡才大胆进行三角贸易，养活金门十万军民。
胡琏进行贸易，就胡回忆，管道均是透过军政大老牵线，在香港这些避难躲祸又不愿意来台的军政大老之所以暗助胡，乃是胡与他们都有深交，胡也不时接济他们，为蒋介石做公关。所以蒋容忍胡专断独行，是有原因的。
一九五○年代初的香港，龙蛇混杂，帮会盛行想赚钱要有几把刷子，光靠匹夫之勇闯香港，必会惹上杀身之祸，而胡靠二艘船进出，内部无人护航，绝不可能。胡琏曾透露一件事，黄杰富国岛部队中某位参谋长是蒋介石信任的部属，胡每隔几个月都会从香港派船将他接运回台，向蒋报告内部情况，再乘船送回越南。这些事都不便对外透露，暗示胡的走私还掩护许多的隐密活动。再者胡招募反共游击队，在香港调景岭招到六千人，怎么运出来？胡在《金门忆旧》一书中写得很清楚，然从实际操作分析，运出六千人从军有多困难？兼以相关运费都由胡自筹，政府不出任何一分钱。
这两则故事说明，胡操盘的走公，至今无人探讨。但胡的走私闹得沸沸扬扬，却是另外一笔帐，与反共游击队有关，胡不仅背黑锅，还惊动美国调查此事，留下不少记录，另与侨汇牵扯在一起，令胡琏有口难言。胡在《金门忆旧》一书中，特列专章说明〈侨汇、游击队经费〉由来，暗示个人没有动用侨汇成立粤华社与物资供应社，因为粤华社、物资供应社经费全来自政府，但是胡为游击队抱屈却处处可见。
此因粤华社、物资供应社，于一九五○年二月即已成立。而游击队成立时间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底，两者时间相差一年。就时间序而言，物资社成立之初，胡已自行筹划「业务」，故而胡没有动用侨汇进行走公。至于外传胡以金门侨汇支撑军费，指的是反共游击队经费来源，而非金门驻军，两者不宜混淆。
为厘清两者混淆，宜先说明金门侨汇问题，胡琏在《金门忆旧》说的非常清楚，金门是侨乡，金门人赴外地工作，每月都会按时寄美元回金，是为侨汇。过去侨汇联结站，是从东南亚寄至厦门，再从金赴厦领取。然厦门失守，则转寄至香港，再设法转交金门。由于当时金门乃是军事管制区，外人不得任意进出，被迫要从台北中转至金门，然台北与金门之间受制于管制，钱无法流通到金门。导致侨汇无法转到侨眷手中，而发生许多不幸事件。于是胡以福建省主席之尊，要求台银在金设点，可是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原因是台湾当时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兼采复式汇率，至台银对兑是一：八，至衡阳路银楼对兑则为一：二十二，也许是汇差之故，金门侨眷蒙受极大损失，问题依然存在。
胡琏是聪明人，搞走公之所以坚持用黄金计价，目的除规避留有记录外，乃是台湾当时允许黄金自由买卖，避免汇差损失。胡知道汇差存在对金门侨眷极不公平，又不能教导侨眷改换黄金，苦在心中又不能明言，只有装聋作哑，任由事态发展。
胡估计侨汇每年约二万多美元，而养一个大队就要一百万元新台币推估，这些仅能养一个营的兵力，于是胡指示时任政治部主任李德廉与台北方面，是否通融将汇差提高，结果没有下文，胡也不方便插手此事，任由事态恶化。
CIA调查胡琏香港走私
讵料韩战爆发，美国为开第二战场，由CIA在台湾成立西方公司，要求与台湾合作在大陆进行游击作战，以牵制共军大举介入韩战，及有效获取中共军事情报。于是西方公司投入七千万美元，进行所谓大陆游击作战。该计划得到蒋介石「恩准」，从而进入部署阶段。当年台湾有五个部队获得CIA援助，一是指挥系统最为庞大、人数最多的福建省反共游击队总指挥胡琏所部；一是胡宗南任总指挥的浙江省游击队，人数最少；一是国民党大陆工作处郑介民统辖的敌后游击队；一是情报局毛人凤的敌后工作小组，仅从事特战派遣；一是蒋经国督导国防部大陆工作处。这五支部队总经费，掌握在宋美龄、孔令侃、毛人凤等人手中，胡琏与胡宗南并不介入部队经费运用。
在这五支部队中，以胡琏统辖兵力最多，计有闽北游击总队位于马祖，靠海上劫掠为生；闽南游击队位于金门，靠走私为主；另有粤东游击总队，靠香港贸易营生。胡晚年回忆，粤东游击部队因地缘关系相当熟悉香港状况，其幕后重要人物张炎元曾任情报局东南执行部组织部长，上司是国安局长郑介民，副局长陈大庆，系属蒋经国系统人马，于港澳地区自行招募人马成立粤东游击大队。透过张炎元运作，闽南与粤东合作开通香港与金门航线，当时目的是接运香港人士参与游击队。至于香港为何同意开通航线接运人马，一方面是美国协调，一方面减缓香港人口压力，一方面香港也希望透过金门与台湾建立特殊经贸营运。由于这段历史非常复杂，胡琏仅点出张炎元扮演角色。尔后张炎元接替毛人凤出任情报局长，为蒋经国掌握军统，即由此而来。
事实上，胡琏亲自操盘的走公三角贸易，张炎元虽有耳闻，内情并不清楚。至于游击队运用侨汇搞走私贸易，系张炎元一手促成。胡琏说，西方企业公司以七千万美元支持游击队，仅提供大量轻兵器与必要的作业经费，其余生活费与给养费，美国要求「自谋生路」。于此，游击队经费如何解决？顿成问题。如同胡琏初履金门面对难题如出一辙，有兵有人没钱，部队怎么打仗？
当时军方给予游击队每日主副食费仅有一元，吃三餐，与正规军一?八元相比，仅有一半，日子难过，成为胡手上棘手问题。这段历程使胡琏回想到浙闽赣粤的生活，于是有意改善游击总队困境，碰巧主其事者柯远芬知悉胡的心思，提出「运用、利用、使用」三原则，为游击队解决生活困境，经胡同意即行实施。
柯远芬「三用」，系指运用接载人员时机，利用侨汇取得款项就地采购金门日用民生物资随船运回，交由物资供应社转售，以所得款项给予侨眷。胡在《金门忆旧》一书中，写到「一举四得」（页八十六），讲的就是这件事。一来侨眷拿到的钱比黑市汇率还高，游击队赢得侨眷信任，改善紧张的军民关系。二来游击对转售物资取得佣金、价差，使困境得以解决。三来物资供应社取得成本低廉物资，有助于基金的累积。四来消费者可以买到比台北更便宜的商品，自然乐于消费活络经济。运用接舶、利用侨汇、使用消费，「三用原则」，配合胡琏亲自操盘的走公，为金门创造出「小香港」的美誉。
金门侨汇与走私用黄金计价
胡琏为何同意游击队走私，不单是为养活游击队，而是金门社会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四年短短四年间人口发生变化。一九五○年金门驻军为支持舟山，军队约二万多名，五一年舟山撤退后，完整军十九军移防金门，部队突增至四万多名，五二年游击队进驻约一万多名，金门人口陡增八万。五三年部队经整编，军队增至五万八千多名，游击总队约一万二千多人，加金门民众三万八千多人，人口突破十万人以上，比一九五○年超出两倍。从五万多到十万多，只用三年时间，这是畸形式的奇迹，显示民生需求愈来愈高，如果无法满足消费必生事端。身兼四大要职的胡琏，怎么解决这项难题？不是说风凉话、坐办公桌搞文书作业，就能摆平所有问题。故而胡琏经考虑，两条走私线需要并行不悖，胡操盘走公仍以大宗物资与建材为主，盖营房、修道路、建民居、搞酒厂、盐场、土磁厂、铝土厂、烟厂、花岗石材厂等公务事业，而将民生物资或消费用品，转由游击队「三用」负责。因为金门是生产力低落的荒岛，本身不具生产能力，一切物资需由外地进口，公由金防部负责，私则委托游击队处理，「一兼二顾」，总算解决金门给养问题。
外传金门生产事业，均靠游击队走私盈余陆续创立，这绝对不是事实，胡琏强调是「走公」，而非「走私」，谈的就是金门所有生产单位都是政府资产，是运用政府大宗物资脱售获致的成果。故而胡琏卸下四大要职，回台担任军团司令，即将生产单转移给刘玉章或戴仲玉，证明胡的走公，蒋介石是知情的，因为每笔帐都清清楚楚。只不过胡在调节大水库过程中，调职出于突然，很多事业单位投入资金，因未回收，导致亏空三百六十万元，而被清查，是胡一生最感屈辱的特殊事件，与蒋介石师生关系产生裂痕，也因走公而起，令胡颇为愤慨。
至于走私，游击队运用侨汇搞贸易，确实是胡琏批准后实施，此事未向蒋呈报，以致引起蒋的关注。兼以账目收支公私不分，用途不明，造成走公的政治部主任李德廉，与走私的柯远芬之间常起龃龉，胡当时并未介入仲裁。胡认为游击队赚的卖命钱，偶尔浪费情有可原，只是告诫未有裁示。讵料此事引起西方企业公司注意，派员至香港清查，看看游击队是否有盗卖美国军械之嫌。由于美方调查，事又为蒋介石知晓，蒋下令组项目调查游击队走私问题。此事既惊动高层，美方也来问责，胡琏不得不接手处理，指令柯远芬退出，由李德廉成立委员会，专司游击队经费筹措及监督使用事项，将账目收支规格化。
当时为游击队走私问题，蒋介石有意终止金防部拥有这则特权，但胡琏不同意。胡认为，游击队没有盗卖美国军械事实，不构成犯罪要件。何况游击队利用侨汇采购民生物资符合自立更生、自筹经费要件，若贸然终止，必增加国防部负担与金防部管理困难，请蒋谅解。
胡晚年回忆，为游击队走私问题，最后胡以军事角度分析此事义理，才得到蒋陈谅解。胡说，金门到香港距离，等同台北到杭州。这些区域都是未来反攻区，游击队远赴香港实际是从事海上操演，可以掌握海象状况，毕竟在金门绕岛训练，不比在大海航行。如果游击队在大海可以自由航行，当然也能北到上海，南到广州作战，这是难得海上操演，若要取消，还要找适合场地。所以胡建议，游击队走私只要订规则予以适度管理，使之不成政府负担兼收训练之效，一举两得。蒋陈听后默然不语。一场走私风波得以平息，而游击队走私依然不止，对胡来说，重任在肩传言依旧。
胡琏在《金门忆旧》以全书将近五分之一篇幅写游击队遭遇问题，分四章专谈游击队功业，目的为何，几乎没有人深究。胡举例说，一九五○年代正规军少尉薪俸是五十四元，准尉四十八元，士官三十二元，士兵不到三十元，水饺一粒一毛或一毛五。以最便宜的饺子推算，每餐十五粒，吃二顿饭，一天饭钱是四?五元，每月饭钱约为一三○元，这是一般家庭开销。看看游击队，每月副食费三十元，包括盐煤油费用在内，每日三餐支用仅有五毛，是一般家庭的九分之一，在如此恶劣环境中，「衣不蔽体、食不温饱」，就指挥道德来说，是司令官之耻，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必打仗。于此胡晚年常说，因果关系、军中伦理、指挥道德、全军破敌，不是空泛之论，而是总结经验。
就因果而言，政府无钱养兵，却要招募游击队反攻卖命，为求温饱被迫走私，乃环境所迫不得不为。因起于政府，果为游击队承受，不能以正常眼光，去评断游击队之私，而该用解决问题角度，去论断是非。
以伦理而言，军心士气维持在指挥官信念，军士信赖指挥官解决问题，免受忍饥耐寒之苦，而指挥官要相信军士之能，为长官分忧解劳再创生机。
以道德而言，指挥官做不到的事，或解决不了的难题，不能由军士承担责任，应由指挥官不计毁誉一肩挑起。军士力能所及，完成自身任务，指挥官宜嘉勉取代苛责。
以破敌而言，军以战为主，但求打胜仗取得生机，再徐图进展，以捍卫国家生存。
胡琏这套理论，用于游击队走私，即是最佳实例。胡亲自操盘走公，深知走私风险。有则外人不知道的内情，乃是为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走公、走私纷争，胡在未告知任何人的状况下，曾派遣便衣情报人员常驻香港，这是胡从担任师长起即树立的传统，如南麻、上蔡等战役，便衣情报人员已进入战区侦察，来台驻守金门期间，直到卸任金防部司令为止，该谍报部队以轮调方式进驻香港，一方面搜集敌情，一方面进行招募，一方面监督走私业务，毕竟游击队成员龙蛇杂处、三教九流人士都有，为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及降低走私风险，这些常驻香港人员都直接向胡负责，从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五年间，游击队走私没有引发意外事端，有赖这支部队暗中保护。我之所以知悉部分内情，乃是汪兴智先生以其亲身经历告知。汪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在物资供应社任职，于一九五七年改组时去职，汪曾在香港滞留长达二个月，一方面为胡联系或接济过去的长官。一方面针对采购物资进行询价与接头。一方面将交易盈余对兑为黄金，规避法令限制。一方面观察游击队利用侨汇概况，是否有不法之事。
几乎每隔二、三个月便衣人员都会轮调，以免引起港府注意。暗示胡虽同意游击队走私，幕后还是有若干管制措施进行。胡琏晚年常说，天下事没有不能或不可能，只有可为与不可为。当不可为绝不能逆势操作，也不能胡思乱想可能、也许、或许还有生机，这是愚忠、愚孝的作为，殊不可取。当可为就必须抓紧战机一击而胜，此时可能、也许、或许因素就完全不存在。搞走私就是很好的例子。
蒋介石忌惮海上游击队
其实走私遇到不测风险常出人预料，如果不牢靠的人把侨汇中饱私囊，只要一次，必然终止。指挥官除承受重责，还要赔偿，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不受管控，必出大事。所以张炎元和胡会商精挑细选找了五个人轮流到香港处理接运事务，因管控得宜，从来没出过事。反而回到金门出一大堆纰漏，这是事先没有预料到。而出纰漏的都是陆海空联勤正规部队军官，游击队反而没出事，上级看到这些现象，也无话可说，只有把气出在游击队。幸亏是正规军出问题在金门买「私货」携回台湾，被海关查扣。如果是游击队挟带私货回台，风波会闹得更大，想要善后也无计可施。
于此有则严肃问题需做探究，很显然蒋介石始终视游击队为「杂牌」。然而军中杂牌军，胡却视为资产，蒋胡看法分歧，注定游击队命运不得「善终」。事实上，台湾五支海上游击部队，有则不能说的秘密，就是这些海上战斗人员仅有「兵籍」没有「户籍」。
我任职于自立报系期间，有多位「反共救国军」成员来报社陈情，他们是一九五一年五、六月间从香港来金，参与海上游击，为胡琏一千六百名的基干部队，曾进行海上突击作战，也参加东山岛三栖登陆突击战。一九五五年三月西方公司撤离台湾，任务终止部队接受整编，先在澎湖整训，后被分发至反共救国军第二总队长期驻守东引岛，后因故离职退役，想回台湾却遭拒绝。原因是他们有「兵籍」却无「户籍」，无法在台北落户，长久困居东引岛搞得百病丛生，经指挥官同意开立证明来台看病，故到报社请求协助，探询可否在台北落户定居。当时仍在戒严时代，我转托时任立委吴梓向国防部提出质询，请国防部清查究竟还有多少人流离外岛不得返台就养、就医的案例。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因缺乏各员之兵籍数据，查证困难待查明见覆。意外的是，在附件中，军系明指福建省反共游击武力，并非建制部队……。从函文中不难看出，至少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军系仍视游击队为「异类」，难怪有「兵籍」无「户籍」的独特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直到解严，这则问题才获缓解。
蒋介石之所以忌惮这支海上游击地方武力，关键在于蒋对胡琏态度。胡任金防部司令，初期蒋以分割兵力策略，将三个军抽调两个军至舟山，后以轮调方式，将战力最强的十八军调至澎湖，战力较弱的十九军与兵力残破的第五军守金门，时兵力降至两万多。待韩战爆发，蒋介石眼见反攻有望，于是屯重兵于金门，兵力达到五万八千多人。后在CIA西方公司属意下，胡琏招募海上游击队，从一千六百名，扩充至两个总队、七个大队、一个海上支队，金门总兵力高达六万八千多人；实力居各军团之冠，兼以胡协助游击队解决生活困境，这股内聚力令蒋处理起来备感棘手。再者胡于金门靠走公、走私自立更生，俨然有封疆开府态势，再有CIA支持，蒋心中难道没有一丝猜忌？
以胡琏、胡宗南统辖两股海上武力分析，胡宗南于上下大陈指挥海上突击作战无法得心应手，屡与西方公司代表起冲突，最终在CIA建议下被迫去职。相对于胡琏，经香港走私风波冲击，仍与西方公司代表合作愉快，还共同策画东山岛突击作战，表示美国对胡琏颇为看重，在此情势牵引下，蒋介石对胡难免另眼看待。再者胡琏部经三次外岛海上突击作战，兵力耗损很大，胡就有能力于短期内透过香港人力进行补充。类似胡快速补充战力的作为，触犯蒋的政治忌讳，尔后海上游击部队整编，位于金门的地方武力，反而优先派驻东引岛驻守，暗示蒋对胡及其部属的忌惮，只能做不能说，这是胡与游击总队的宿命，亦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从胡琏操盘「走公」到海上游击队「走私」，走公部分胡偶尔会私下提及，未曾对外明说。唯独走私，胡花时间在《金门忆旧》一书，用五章篇幅谈海上游击队为国家付出生命的经过，竟不以走私为忤，暗示胡对游击队内心有所亏欠，因而揭开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在结论引用《宋代名臣奏议》「有黄金而倾敌」，说明个人心境。又说「将领立身疆场，如果贪财好货，其军队尚能杀敌致果，谁其能信。反之，兵败身亡，钱财何用？」胡讲这些话的用意，已料到后人会用「走私」做文章，评断胡的功过。故而胡曾自清「政府选将必须缜密考虑，岂肯以疆寄付予贪墨之人！」显示胡对走私之议，十分介意，就胡立场分析，不论走公、走私都为国家解决问题，造福军民，不使疆场沦于敌手，这是封疆重任，若仅以走私二字评断将领功过，乃是不明内情轻忽历史所致。胡琏读史，为何看重历史因果、军中伦理、军事道德、全军破敌，应与走私二字有关。
回到问题本质，部队走公、走私，究竟是政府之耻？或是将领之耻？胡琏认为国家财力艰难，不能处处顾到，部队长应该负责解决问题，不该追究走私与否，只问为公为私。回想从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组建第二编练司令部起至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止，有那位将领在长达五年以上时间，均要自谋筹财、自创生机。一位将领运用有限资源，生养四个军、二个总队、三万七千多民众，无中生有寄命疆场，再将所有部队、生产事业单位全数归于政府，自削兵权再也没有回到苦心经营的战场，屈指数来只有胡琏一人而已。正因为如此，胡琏受猜忌之重，集谤誉之多，只好徒叹「忠臣谋国，百折不回」，这就是胡心境写照。
确切的说，胡琏走公时间长达五年，蒋介石知情也同意，最终用亏空案锁住胡琏，双方诚信原则荡然无存。海上游击队走私，系胡批准未呈报，内情是胡签报必受重责，这些人既是胡琏找来参与反攻大业，因胡而解散，对胡是难以承受之重。为解决生计，胡一力承担，果不其然上级追究此事，胡为何屡次提起走公之事，目的是提醒蒋介石，想想流离于江浙闽赣粤金的胡琏所部处境，那一天不是为走公、走私烦恼，若蒋不能体悟胡的孤忠耿耿，责任不在胡，而是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