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同文明碰撞时——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和蒙古大汗贵由的通信——修士柏朗嘉宾东游记——初见雪山：哈儿黑拉和图鲁根——纳兰布拉格小镇——省会城市乌兰固木——遇到中国筑路工——长春真人丘处机西游记——叙利亚人列边阿答的奇遇——乌兰固木的居民和墓地——鲁不鲁乞出使蒙古——哈拉和林和谐的宗教生活——大汗蒙哥“受洗”——哈拉和林的宗教辩论——蒙哥汗的宗教信仰——蒙古联合西方进军埃及的企图——日本人的大party——艰难的乌兰达坂——遇到骑行者——群山之中的乌瑞格湖——湖畔的远古石堆墓和石人——穿越欧亚的美国人——另一个达坂——游牧女王之墓
在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着迷的片段之一，是两种文明碰撞之初，各自的反应是什么。比如，当哥伦布的舰队踏上美洲的海岛，当他第一次看见岛上的土著时，是如何想的？土著发现了这群奇怪的外来人时，把他们当作什么，以及如何在信仰上调和现实和传说？
另一个历史时刻自然是欧洲对蒙古的反应。由于蒙古人崛起于无名之中，在他们出现之前，没有人认识他们，然而这群不知来历的游牧者突然间出现了，威胁着整个欧洲的安全，战战兢兢的欧洲人甚至不知道蒙古人什么时候会派出一个巫婆，来到他们的面前，要求他们投降。欧洲人如何调和蒙古人和他们自己的信仰？欧洲又如何与蒙古人沟通？这些问题都十分有趣，数百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
幸运的是，流传下来的资料恰恰记录了这样的时刻。我摘录了两封当时的信件，一封是天主教的教皇写给蒙古人的首领的，而另一封则是蒙古大汗贵由的回信。而现实中，还有第三封更长的信，教皇最初一下子写了两封信交给使者，其中一封信系统地阐述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如道成肉身、三位一体、拯救、信仰等，希望蒙古人能够加入天主教的怀抱，但我很怀疑蒙古人是否能够看懂这样的信，即便看懂他们大概也不会感兴趣。反而是我摘录的教皇第二封篇幅不长的信更加有趣。
公元1245年，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已经结束，在用屠杀震惊了欧洲之后，蒙古人的军队已经回归了俄罗斯草原。这时的西欧世界开始恐慌，担心蒙古人不知什么时候再次冒出来大开杀戒。教皇英诺森四世作出重要决定，先发制人向蒙古派遣传教士作为使者，了解蒙古人的态度，并希望说服蒙古人放弃屠杀、皈依基督。
这封信用大段文字谴责蒙古人的杀戮行为，并威胁蒙古人：上帝会对你们的恶行进行惩罚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们趁早放下屠刀，改信基督赎罪。当然他也知道这样的威胁未必有用，而此行最大的目的是了解蒙古人，并争取进行有效的沟通，减少未来的冲突，至少不要让他们随意杀人。
鉴于不仅是人类，而且甚至无理性的动物，不，甚至组成这个世界的各个分子，都被某种天然法则按照天上神灵的榜样结合在一起，造物主上帝将所有这些分成为万千群体，使之处于和平秩序的持久稳定之中，因而，我们被迫以强硬措词表示我们对你的狂暴行为的惊讶，就并非没有道理的了——我们听说，你侵略了许多既属于基督教徒又属于其他人的国家，蹂躏它们，使之满目荒凉，而且，你以一种仍未减退的狂暴精神，不仅没有停止把你的毁灭之手伸向更为遥远的国度，而且打破自然联系的纽带，不分性别和年龄，一概不予饶恕，你挥舞着惩罚之剑，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全人类进攻。因此，我们遵循和平之王的榜样，并渴望人类都应在敬畏上帝之中和谐地联合起来共同生活，兹特劝告、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从今以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特别是停止迫害基督教徒，而且，在犯了如此之多和如此严重的罪过之后，你们应通过适当的忏悔来平息上帝的愤怒——你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地激起了上帝的愤怒，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们更不应通过下列事实而受到鼓励，去犯更进一步的野蛮罪行，这就是：当你们挥舞强权之剑进攻其他民族时，全能的上帝迄今曾容许许多民族在你们面前纷纷败亡；这是因为有的时候上帝在现世会暂时不惩罚骄傲的人，因此，如果这些人不自行贬抑，在上帝面前低首下心地表示卑下，那么，上帝不仅可能不再延缓在今生对他们的惩罚，并且可能在来世格外加重其恶报。因此，我们认为把我们钟爱的儿子约翰·柏朗嘉宾及其同伴，即致送这封信的人，派到你处是合适的。他们有非凡的宗教精神，德行高洁，精通《圣经》知识。请你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和善地接待他们，尊敬地对待他们，就好像接待我们一样，并且在他们代表我们向你讲的那些事情上诚实地同他们商谈。当你就上述事务特别是与和平有关的事务同他们进行了有益的讨论时，请通过这几位修士使我们充分地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你去毁灭其他民族，你未来的意图是什么，并请给予他们一份护照和他们在来回旅途中所需的其他必需品，以便在他们愿意时，即可回到我们身边来。
1245年3月13日于里昂
派遣的使者就是著名的方济各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在蒙古人和西方的交流史中，柏朗嘉宾比马可·波罗更早，也更加勇敢。但他的名声却比马可·波罗小得多，或许宗教和学术的影响力永远抵不上小道消息。
在叙述柏朗嘉宾见闻之前，不妨先把大汗贵由的回信列在下面。在贵由的回信中，可以看出蒙古人和西方人由于不同文化语境而产生的隔阂。
首先，贵由承认，教皇说的很多事情他都不懂是怎么回事。比如，为什么要他皈依基督，甚至对于基督是什么，他都缺乏概念。其次，贵由也不知道，蒙古人的杀戮为什么受到谴责。教皇说上帝要惩罚那些杀戮者，可是按照蒙古人的理解，如果教皇所说的上帝就是蒙古人说的老天爷（长生天）的话，长生天明明是叫世界上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成吉思汗的旨意，因为成吉思汗执行的就是长生天的命令，成吉思汗和他后代的命运就是代表长生天去统治世界。所以，蒙古人杀人是替天行道，把不服从长生天的人都干掉，长生天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要惩罚？
只有理解了这个逻辑，才会发现，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种势力被认为是代表了上帝或者老天爷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往往是自以为代表了最高旨意的群体之间的冲突。
在回信中，蒙古人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教皇既然遣使过来，就表明教皇早就听说过蒙古人了，而只要听说过蒙古人，教皇就应该虔诚地表示臣服于蒙古人。在贵由汗看来，教皇应该亲自把他的手下都带来蒙古人的面前，跪拜着听候分封。在这样的情况下，蒙古人是不会随便杀人的。
大汗贵由的信件如下：
我们，长生天气力里，
大兀鲁思之汗
我们的命令：——
这是送给大教皇的一份译本，以便他可以从穆斯林语得悉并了解信中的内容。在皇帝国土举行大会时，你提出的表示拥护我们的请求书，已从你的使者处获悉。
如果你的使者返抵你处，送上他自己的报告，你，大教皇，和所有的君主们一道，应立即亲自前来为我们服役。那时，我将公布札撒的一切命令。
你又说，你曾向上帝祈求和祈祷，希望我接受洗礼。我不懂你的这个祈祷。你还对我说了其他的话：“你夺取了马札儿人和基督教徒的一切土地，使我十分惊讶。告诉我们，他们的过错是什么。”我也不懂你的这些话。长生天杀死并消灭了这些地方的人民，因为他们既不忠于成吉思汗，也不忠于合罕（成吉思汗和合罕都是奉派来传布长生天命令的），又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像你所说的话一样，他们也是粗鲁无耻的，他们是傲慢的，他们杀死了我们的使者。任何人，怎能违反长生天的命令，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捉人或杀人呢？
虽然你又说，我应该成为一个虔诚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崇拜上帝，并成为一个苦行修道者。但是你怎么知道长生天赦免谁，他对谁真正表示慈悲呢？你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些话是得到长生天批准的呢？自日出之处至日落之处，一切土地都已被我降服。谁能违反长生天的命令完成这样的事业呢？
现在你应该真心诚意地说：“我愿意降服并为你服役。”你本人，位居一切君主之首，应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那时我将承认你的降服。
如果你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认为你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我将使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不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其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
（回历）644年6月末
皇帝之玺
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兀鲁思全体之汗圣旨。敕旨所至，臣民敬肃尊奉。
除了两种文明交汇之时各自的理解之外，我还对蒙古帝国时期大量的世界旅行家感到钦佩，而柏朗嘉宾显然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开始旅行的时候，他对于蒙古人会怎么对待他——是杀了他还是吃了他——完全没有概念，他只是出于强烈的宗教使命感，前往那个在他看来是地狱的地方。
作为对比，教皇当时还派遣了另一位叫劳伦斯的葡萄牙人，去往中东地区会见当地的蒙古人，但这位使徒似乎并没有完成使命。
方济各修士柏朗嘉宾从法国里昂启程后，与一位波兰人伙伴经过了10个月才穿过了欧洲，到达了基辅大公国的首都乞瓦（基辅）城。在乞瓦城看到的景象更让修士们感到寒心：
当我们行经那个地方时，我们看到无数死人的骷髅和骨头，狼藉满野。乞瓦过去是一座很大的和人口稠密的城市，但是现在它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因为在那里目前剩下的房子还不到二百所，而居民们则被置于完全的奴隶状态。
1246年2月3日，修道士离开乞瓦，20天后遭遇了蒙古人的军队。他们的危险到来了，是死，还是被折磨？这个年过六旬的方济各修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但他不知道，蒙古人有着丰富的战争礼仪，对于使者从来不进行虐杀。欧洲人只看到了蒙古人的残酷，却忽视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在遵守纪律上，蒙古人堪称典范。
当夕阳西下，我们正在停下来准备过夜时，一些武装的鞑靼人以可怕的样子向我们冲来，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回答说，我们是教皇陛下的使者，于是他们接受了我们的一些食物，就立刻走开了。
第二天，他们见到了蒙古人的一位首领，这个首领听说了他们的使命，同意提供马匹把他们送到蒙古人在西部的指挥官阔连察那儿去。
不过，修道士记录下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遇到的每一个蒙古人都试图向他们索要礼物，看来是把他们当作了商人。
阔连察听说了他们的来历，却由于没有恰当的翻译，无法阅读拉丁文的信。但他仍然决定把修道士送到金帐汗国的汗王拔都（成吉思汗之孙，术赤之子）那儿去。修道士从2月26号出发，每天换三四次马，依次渡过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紧赶慢赶在4月4号到达了拔都的营帐。
在营帐里，修道士如同臣属一样下跪禀告。在这里，拔都命人把拉丁文的信翻译成小俄罗斯语、波斯语和蒙古语。他看过信，修道士们以为此行就要结束了，他们的使命就是把信交给蒙古人，再等待一封回信。
但这时，拔都却接见了他们，告诉他们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决定把修道士送往遥远的蒙古帝国首都去见大汗贵由，这意味着修道士们要在荒原之中跋涉数千公里。
复活节日，我们做了弥撒，并随便吃了一点食物，然后同阔连察派给我们的两个鞑靼人一道离开了拔都的驻地，这时我们留下很多眼泪，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走向死亡还是走向生活。我们是如此虚弱，以致几乎不能骑马。在整个四旬斋期间里，除了用水和盐煮的小米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食物，在其他斋日，也是这样；而且除了用锅烧化了的雪水外，我们没有其他饮料。
修道士们每天换马的频率更加快了，柏朗嘉宾这个白发的老人豁出性命去跟上蒙古人的节奏，路上处处是被蒙古人奴役的人们，以及被蒙古人杀死后无法埋葬的尸骨像马粪一样摆在草原上。在这里，天气最炎热的季节也会下雪，这让修道士们哀叹不已。
三个月后的7月22日，修道士们终于到达了哈拉和林附近的贵由营地。在这里，他们见证了贵由汗的登基仪式。蒙古人之所以让他们拼命赶路，显然是想让他们作为教皇的代表参加仪式，有时候为了赶路，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修道士们稀里糊涂就被当作臣属的使节来对待了，这也是为什么贵由汗在回信时会提到教皇应该亲自来拜见。在拜见蒙古人的队伍中不乏属国的元首，柏朗嘉宾看见了俄罗斯的公爵，东方人（他认为是契丹人）的国王，以及伊斯兰教的苏丹，使节就有四千人之多。
各方使者呈献的礼品如此之多，真是洋洋大观——丝绸、锦绣、天鹅绒、织锦、饰以黄金的丝制腰带、珍贵的毛皮和其他礼品。在这些礼品中，还有一种用以撑在皇帝头上的遮阳伞或小布篷，上面全部饰以宝石。有一个地区的某长官呈献了一群骆驼，这些骆驼身上覆盖着锦缎，在骆驼鞍上有小楼似的装备，内可坐人，我估计，这群骆驼大约共有四五十匹。此外，他也呈献了许多马和骡，这些马、骡身上都覆盖着皮甲或铁甲……在距帐篷相当远的一个小山上，停着五百多辆车子，车子里满载金、银和绸衣，这些东西由皇帝和首领们进行分配。
但在这样的场合，从西方来的可怜修士们却掉链子了，当8月24日贵由登基时，他们被问及给大汗带来了什么，他们回答：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的东西在路上都送光了。虽然他们和其他使节得到过贵由热情的宴请，可在大部分时间里，蒙古人似乎把他们忘了，他们缺衣少食，差点儿饿死。
贵由终于接见了他们，并命令三位蒙古人合答、八剌和镇海拟定了蒙古文的回信，又逐字对柏朗嘉宾做了解说，让他用拉丁文记录下来。再让柏朗嘉宾把拉丁文译稿解说给他们听，保证意思准确无误。蒙古人还担心这样做不完善，再次交给柏朗嘉宾一份波斯文的译稿。
11月13日，修道士们拿到了护照，几天后离开了哈拉和林贵由汗的宫廷。他们在北方的雪地里挣扎回到了欧洲。
整个冬季，我们都在赶路，除了我们可以用两只脚挖出一块地方的时候外，就只好常常睡在沙漠中的雪地上。在没有树的开阔平原，我们常常在醒来时发现，我们的身体已完全被风吹来的雪所覆盖。
柏朗嘉宾的回忆录还记载了蒙古草原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宗教习惯，以及他们的军队和作战方式，他向教皇提出，如果西欧要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必须增加机动性，并加固城池，做好坚壁清野的准备，同时要时刻提防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提高警戒水平。但这些措施最终都没有用上，因为蒙古人在内斗中耗光了精力，对欧洲再也没有组织起像样的进攻。
7月26日，我离开了废弃的房屋，挥手向帐篷里的老人告别，继续上路。接下来的一段行程是距离湖边最近的一段。那些开车来湖边游玩的人们还没有把帐篷收起来，孩子们在湖边玩耍着。
吉尔吉斯湖畔还有几处土林地貌，早已经风化的红色和黄色的干土极其鲜艳，与湛蓝的湖水形成对比。从这里开始，修路的工程车越来越多，中国人、当地人大量在路边出现。突然，我撞入了一段柏油路。这段路大概前两天刚铺好，在黑黝黝的道路上只有一道车辙留下的灰痕，我是第二个用这条路的人。
柏油路持续了大约20多公里，直到纳兰布拉格之前才结束。不过，这时更加吸引人的不是柏油路，而是远方突然展现的两座雪山。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蒙古国见到雪山。蒙古国的地形西高东低，东部的肯特山最高不过2000米，中部的杭爱山也没有超过4000米，前几天我远远地看到了杭爱山的顶峰鄂特冈腾格勒，这座山峰的顶部东面大约有500米的积雪，如同一个超小的帽子扣在庞大的身躯上，而我是从西面看山峰，所以看不到任何积雪的痕迹。
只有西部的阿尔泰山区，才有若干4000米以上的积雪山峰。我看见的这两座分别是4037米的哈尔黑拉(Kharkhiraa)和3965米的图鲁根(Turgen)，而乌布苏省的首府乌兰固木就在这两座雪山东北方的山谷里。我接下来几天的行程大都是围绕着这两座雪山进行的：最初从山的东部靠近它们，再折向北方到达乌兰固木，从乌兰固木出发向北，翻越雪山所在的山脉，再折向南方出现在雪山的西侧，向西到达巴彦乌列盖省(Bayan-Olgii)的首府乌列盖，再从乌列盖向西南方向，绕过雪山前往最终的目的地科布多。可以说，正好以顺时针方向绕着两座雪山走了四分之三圈。
由于两座山峰高耸，从方圆上百千米内的城市几乎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离开吉尔吉斯湖，首先到达的城市是纳兰布拉格，它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地级市。这也是我离开乌嘎马勒后到达的第一个城市。
说是城市，其实与中国的村庄规模相当。在这里我买了几瓶水，又要了一袋巧克力糖，出村时分给了街头的孩子。一个醉汉拦住我要和我握手，又突然友好地拥抱我，拍着我的背，周围的人看着哈哈大笑。不过，后来我才知道，由于外面中国工人和本地人之间没有取得信任，中国人一般不会开车进来，即便要到城里买东西或者看病拿药，也往往把车停在城外走进来，而我骑车进了城，醉汉不知道算不算违规，所以才来和我打招呼。
离开纳兰布拉格，柏油路也终于结束了。修路工人们还在热火朝天地干活儿，但要把所有路面都铺上柏油，似乎还需要几年时间。
道路从向西变成了向西北方，最终折向了北方。前面出现了一座陡峭的小山，爬山用掉了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距离太阳落山还有两个多小时，我上到了山口，在山口的另一侧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平原盆地。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数万平方千米的巨大湖盆，只是现在的湖水已经退去，只占据了盆地东北部，即便这样，这个湖也是蒙古国的第一大湖，它叫乌布苏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目录。
在山口的位置，由于地形的遮挡看不见湖面，只能看见平原的正中央有一座不高的小山，山旁是一座发光的城市：乌兰固木。
由于地势过于开阔，蒙古草原会让人丧失距离感。比如，当我从山口看见这座城市时，我会下意识地估算：已经很近了，距离城市还有10公里。
但是，当我骑自行车下山下到一半的时候，碰到了几个中国工人，谈到了不远处的城市，一个工人悠然地点着头，“是不远啦，只有60里路了”。他的回答让我感到吃惊：仿佛近在眼前的城市实际上还在30公里之外！
那群工人是我下山时碰到的，刚见面还没有说话时，他们好奇地望着我，用中文在讨论着我是哪国人。“中国人。”我回答。这句回答让他们喜出望外，我也决定当晚和他们住在一起，在他们的帐篷外搭上了我的小帐篷。
碰见同胞最现实的好处是可以吃一顿家乡的饭菜了，巨大的白馒头和香喷喷的白米粥，加上带肉的菜。一个中年人生怕我吃得不够好，又塞给我几个咸鸭蛋。这些咸鸭蛋是他们从国内带来的，自己舍不得吃，全送给了我。是啊，为了来到这里，他们必须先从河南老家坐火车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坐汽车到塔克什肯口岸，过境后再搭车折腾几百公里，才能到达这里。
“你们为什么不去北京坐火车到乌兰巴托？从总的路程上看，这样还更近一些。”我问道。
他们回答：从北京坐火车太贵了。而他们不在意在国内多跑一些路，只在意在蒙古国境内少走些路。从塔克什肯到乌布苏只有几百公里，而从乌兰巴托过来最近也要一千多公里。
在用钱上，他们都非常节俭。在蒙古国住在工地上几乎花不到什么钱，即便眼睛就能看见乌兰固木，但所有的人都没有去过那儿，也就没有消费了，所有的钱都积攒下来寄回家。
这些中国工人干的活儿是当地人的几倍。不仅在蒙古国，中国工人在世界上都是最能吃苦的。
在蒙古国，中国工人由于语言无法和当地人沟通，也总是宁肯避开当地人。可这样的结果反而增加了两者的隔阂，增加了不信任感。实际上，如果他们能大胆一点与当地人多接触，说不定能更容易和他们沟通。但雇用工人时，中国公司往往会提醒他们谨慎地和当地人接触，这也增加了陌生感。
当他们看见我带着相机的时候，请我帮他们照几张照片寄回家去。我满口答应下来。他们生活艰苦，却总想把出国后最美好的一面表达出来，让家人放心。我回国到达新疆青河后，第一时间就把照片洗好寄给了他们的家人。
当晚下起了雷阵雨，雷声和闪电的间隔最小时只有半秒钟，也就是距离我只有100多米，但我睡得很踏实。只是这一夜我又忘了看一看帐篷哪头高一些，睡觉时有点儿头朝下，第二天脸又积水了，眼皮肿得老高，吓了他们一跳。
我已经到达了阿尔泰山一带。这让我想起了一位八百年前经过这座山的老人。他从中国的山东出发，一路跋涉着横穿了整个蒙古草原，从西面的阿尔泰山进入新疆北部，再进入中亚的河中地区。他是元朝时期少有的穿越了中亚的中国人，他的旅程比柏朗嘉宾还要早，在成吉思汗还活着的时候就完成了。
这位老人是长春真人丘处机，他的徒弟李志常写下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这本书，来纪念他的旅程。
金代时，由于中原的铁马兵戈，使得过惯了太平日子的中国人再次体会了幻灭的滋味，任何一个这样的时期都是人们重新皈依宗教的时期。一位叫作王喆的陕西人出现了，他号称重阳子，住在一个自己挖的墓穴里，号称活死人墓。他就是金庸小说中的武林高手王重阳。王喆虽然中过进士，但他的文采还是带着严重的土腥味儿，写诗像顺口溜。
王喆后来去了山东，在那儿招了七个徒弟，创立了全真派。而这七个徒弟中最有出息的是长春真人丘处机。丘处机和他的师父一样，善写炼丹和延长寿命的顺口溜，在民间，这种信口开河叫二八话，即看着似乎有道理，却没有人真的能做到，也无法验证其真假，比如：
还丹要妙筑基先，筑得基牢寿命延。延寿须饮延命酒，饮将一得返童颜。
月在当头星在天，阴阳妙处岂言传。人将纸上寻文字，看尽丹经也罔然。
人们传说丘处机会长生不老之法，而这个名声竟然传出了山东，直传到了几千公里的蒙古帝国的宫廷。
当蒙古人攻下了金中都，控制了山东部分地区之后，成吉思汗派出了一位官员刘仲禄从首都哈拉和林以西的乃蛮国故地出发，让他打听到底有没有丘处机这个人，如果有，就带他来见。
刘仲禄到达北京之后，那儿的道士告诉他：这个人有没有还不知道呢。
不过刘仲禄是一个勤劳的大臣，他继续东行，到真定的时候确定有这么个人在蓬莱。他立即决定带五千人马去接丘处机，却被告知蒙金战争刚刚告一段落，如果他兴师动众，会让地方百姓害怕，也会让丘处机闻声逃窜，反而见不到了。
刘仲禄最终带了个二十人的小队伍来见丘处机。丘处机带着徒弟李志常仓促起行，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从野狐岭北上，穿越了茫茫蒙古草原，到达了如今中国东北和蒙古国交界的贝尔湖，再从贝尔湖顺着草原，特别是克鲁伦河谷地，穿越了整个蒙古草原。
对于作为道士的丘处机，并没有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但作为旅行家，这位道士却表现出一流的水准。作为70岁的老人，他跋山涉水不畏艰险。这位旅行家也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北方的道路，当丝绸之路相比这条路堪称“高速公路”。当时如果要从北京前往欧洲，最容易的道路是经蒙古国哈拉和林进入新疆北部，再进入中亚，这条路属于草原高速公路。当蒙古人希望长春真人尽快到达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这条高速公路。
李志常记载的行程也颇为壮观，当他们在杭爱山中行进时，丘处机把这里称为大寒岭。李志常写道：
凡遇雨多雹，山路盘曲西北且百余里。既而复西北，始见平地。有石河，长五十余里，岸深十余丈，其水清冷可爱，声如鸣玉。峭壁之间有大葱，高三四尺。涧上有松，皆十余丈。西山连延，上有乔松郁然。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转。林峦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源深恐人。
这一段所描写的正是从车车勒格附近到白湖的行程。我于7月15日到17日这段时间恰好从这里骑车路过，所看到的景象与李志常所描写的非常接近。而文中出现的所谓石河和峡谷，就是我所看见的楚鲁特峡谷，而海子就是人称白湖的查干湖了。
他还记录了蒙古族特有的游牧民族的石堆坟墓，以及山上的敖包。虽然他不知道这些墓葬的历史即便到他的年代，也已经有两千年。
在白湖岸边，他们见过了成吉思汗的后妃，继续西行。最令人纠结的是到达八剌喝孙之时，这座城市在乌里雅苏台的西南方，由成吉思汗时期的名臣镇海驻守，故又作镇海城。在这里，长春真人见到了来自汉地的工匠。令人吃惊的是，这里还有金章宗的两个妃子，她们在北京失陷后被抓来。另外还有一位金朝和亲公主的母亲。几个人向长春真人哭诉着。
在这里，由于得知成吉思汗已经出发西征，丘处机不想继续前行，而镇海为了劝说他走下去，亲自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继续西行，翻越了阿尔泰山，进入新疆境内，从新疆再进入河中的撒马尔罕。休息一个冬天后，又从撒马尔罕过铁门到达了位于前线的巴里黑。
这时的巴里黑一年前刚刚经过屠杀。当志费尼提到巴里黑时，记录了巴里黑的投降及成吉思汗的屠杀。而当柏朗嘉宾、鲁不鲁乞等人记载旅程时，总是将当地以前的历史详细介绍。可是李志常的记载却言简意赅，心无旁骛，和平安详，他记载了不少风景，却很少记载当地的人文。蒙古人的屠杀和残酷没有记载，他只记录和长春真人有关的活动，也许另有隐情。
成吉思汗见到长春真人后，真正关心的是长生不老，对于身为蒙古人的他来说，宗教的作用如同萨满一样，就是提供对于事件的预测，并给人以不死的希望。这次，作诗时故意把人绕入云山雾海的丘处机不敢再打忽悠，只好如实回答：“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
李志常笔下的成吉思汗简直是完人，他对丘处机的诚实赞赏备至。但从他后来的行动看，却未必是这样。见过几面之后，成吉思汗把丘处机打发走了。作者虽然记载了成吉思汗的挽留，但如果仔细考虑就会发现，成吉思汗对于文明地区的有用之人都不择手段让他加入到自己的随从之中，为自己服务。而他轻易放行了丘处机，证明这个只会卫生之道的老道士对于他的确没什么用，他不必安置。
这个在中原逐渐被神化的人物离开了蒙古人的眼界，回到了中原。四年后，默默地死去。
在丘处机没被蒙古人重用之时，突厥、波斯、俄罗斯、西藏和叙利亚的文人却在拼命地为蒙古人服务。在蒙古人划定的四个等级的种姓制度中，这些人排在了蒙古人之后，构成了第二个等级：色目人。
法国的历史学家，也是我最佩服的研究西域的学者伯希和，发掘出一个叫作列边阿答的叙利亚人，就是当时冒险家的代表人物。
列边阿答是一个出生于叙利亚的景教徒，他曾经游荡于中亚各地，并为克烈部的王罕服务。因为克烈部信奉景教，列边阿答也成了王罕的心腹。克烈部被成吉思汗吞并，克烈部的人民却受到了优待，而列边阿答也借机成为成吉思汗的座上客，参加机密会议。列边阿答离开蒙古时，把徒弟爱薛推荐给了大汗，后者成长为元代的一代名臣。
列边阿答回到叙利亚，帮助基督教徒避开蒙古人征服的残害，让蒙古人善待基督徒。由于他的身份，他甚至试图调解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的纠纷。
克烈部的镇海的足迹从中国到阿富汗，他是成吉思汗的总文案，负责着各种命令和文书的撰写。蒙古人由于没有文字，最初不得不借用畏兀儿文，使得掌握了这门文字的镇海成为文人中的佼佼者。
7月27日，离开中国工人之后，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两座城市，一处是30公里之外的省会乌兰固木，但在乌兰固木的南面、靠近哈儿黑拉山脚下的地方还有另一座城市塔里亚兰(Tarialan)。在地图上，这两座城市相距也恰好是30公里，中间是大片的草原。在空旷的野外，这30公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看上去塔里亚兰就像是个乌兰固木郊区的荒凉小村子。
去往乌兰固木的路上还能看见庞大的乌布苏湖，从面积上讲，乌布苏湖是蒙古最大的湖泊，但这个湖泊平均深度只有七八米，不比池塘深多少。但这里与世隔绝，没有外流系统，使得这个湖泊形成了特有的生态系统，加之湖边除了有高大的雪山，还有沙漠、草原，地理条件复杂。在乌布苏湖上一团团的卷云如同美丽的花边，增加了湖的色彩。
乌布苏省的居民大部分已经不是作为蒙古族主体的喀尔喀人，而是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属于卫拉特蒙古人的一支——杜尔伯特部，而另一部分则是从西面过来的哈萨克人。
清代时卫拉特蒙古人曾经占据了北疆地区和蒙古西部，但卫拉特首领噶尔丹和他的继承人们被清政府打败后，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人乘机从西面迁来，使得北疆地区和蒙古西部都变成了哈萨克人的聚居区。哈萨克人从渊源上可能夹杂了蒙古人的血统，但与喀尔喀蒙古人、卫拉特蒙古人又有着根本的区别。
乌兰固木与蒙古其他地区的一大区别在于郊外庞大的墓地，上面插满了林立的石笋，带着伊斯兰特色，哈萨克人和中亚的其他人种一样，都已经被伊斯兰化了。
蒙古的两大汗国也伊斯兰化了。谁也没有想到，当年伊斯兰教最大的敌人蒙古人，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后，面向西方的两大汗国——波斯汗国和金帐汗国——都变成了伊斯兰教的属地。尚武的精神无法抵挡宗教的魅力。
当柏朗嘉宾回到欧洲时，基督教看上去还非常有希望与蒙古人结缘。虽然柏朗嘉宾带回的信里充满了粗鲁的言辞，教皇英诺森四世还是又派出了两个使节前往蒙古人的营地。这次的两个使节来自多明我会，分别是阿思凌(Ascelin)和图尔内的西蒙(Simon of Tournai)。他们没有去往大汗的宫廷，而是向叙利亚、土耳其方向去寻找蒙古人的军队。他们去的地方在未来恰好是波斯汗国的领地，但这时波斯汗国还没有建立，旭烈兀还没有出发，统治这片区域的是蒙古将军拜住。他们在里海的西岸找到了拜住的营地。拜住是一个粗鲁的汉子，他被传教士的傲慢所触怒，甚至想杀掉他们。但从蒙古本部恰好来了一位重要的官员宴只吉带。宴只吉带是早期蒙古重要的将领，官阶在拜住之上，后因反对大汗蒙哥而被处死。
宴只吉带看到了蒙古人与西方人结盟的必要性，他认为要打败伊斯兰教徒，需要与西方的基督徒联合起来。于是写了一封怀柔的书信让传教士带回，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使节与传教士同行。蒙古人的使节见到了教皇，还有法国人的国王路易九世。路易热衷于圣战，组织过十字军，死后被教廷封圣，史称圣路易。
法国国王对蒙古人的怀柔很感兴趣，他派出了自己的使团去见蒙古人。这个使团的领头人是多明我会修士龙如美的安德鲁(Andrew of Longjumeau)。
龙如美使团花了一年时间来到叶密立河畔贵由汗的大帐时，却发现贵由汗早已死去，现在摄政的是贵由汗的妻子，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由于海迷失缺乏必要的执政经验，不知道怎么对待欧洲人，只写了一封一般的回信，内容还是要西方人表示臣服。
至此，将军大臣宴只吉带和摄政皇后之间的对外政策已经有了显著的差异。
不过，不死心的法国国王再次向蒙古帝国派出了一个使节团，由方济各会修士威廉·鲁不鲁乞率队。鲁不鲁乞所记载的蒙古之行，应该成为中世纪纪实文学的经典，这个人的笔触非常冷静，描写非常细致，甚至带着点现代史学的味道。他不仅记录史实，还记录蒙古的社会、风土、人情、宗教。我们通过它了解蒙哥时期的蒙古可能比其他任何来源都多得多。
鲁不鲁乞从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坐船出发，纵穿黑海，在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之后改走陆路进入蒙古人的地界。他们先见到了一位当地的蒙古人首领司哈塔台，又见到了拔都的儿子撒儿塔。撒儿塔把他们送到了金帐汗国的汗王拔都那儿去，拔都再次把他们送往蒙古本部大汗蒙哥的营帐。
他们所走的道路大约是我骑行道路的反向，但我并未深入蒙古国西北部地区，而是从新疆直接进入更靠南的位置，再前往哈拉和林附近。蒙哥汗冬季的营帐在距离哈拉和林十天路程的地方，欧洲人在那儿看到了大汗。
蒙哥汗坐在一张床上，穿着一件皮衣，皮上有斑点且有光泽，像是海豹的皮。他的鼻子扁平，中等身材，约有四五十岁。年轻的妻子坐在他身旁。已长大成人的名叫昔里纳(Cirina)的女儿，同几个小孩一起坐在他们后面的一张床上。
和亚洲、欧洲舒适的宫廷比起来，蒙哥汗就像是一个遥远的乡下人，可就是这个处于荒山野岭的乡下人却成了半个世界的主宰。
令鲁不鲁乞吃惊的是，大汗的周围已经围绕了很多宗教人士，这里有作为基督一支的景教徒，还有伊斯兰教徒，另外还有道教人士。基督教甚至在所有的宗教中还略占优势，因为蒙哥汗的妻妾中很多人来自克烈、汪古等信奉景教的部落。这里还有纯正的基督徒，他们来自德国、法国，由于各种原因被俘获，出现在蒙古草原之上。当然还有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徒，他们来自金帐汗国的领地。
蒙哥汗仍然信仰萨满教，但他谦逊地对待各种宗教，只要他们听话，蒙哥汗就用怀柔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关于蒙古人对宗教的宽容，鲁不鲁乞写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主显节之前，一位景教修士告诉鲁不鲁乞，他将在那一天为蒙哥汗施洗。施洗意味着大汗归顺基督教，鲁不鲁乞认为这是一件大事，请求做目击者。
但到了那一天，修士并没有来叫鲁不鲁乞，反而是大汗专门叫人来请他。鲁不鲁乞于是看到：
我看见那位修士正和几位教士离开那里，他手持他的十字架，教士们拿着香炉和福音书。那一天，蒙哥汗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在他的占卜者们告诉他是节日的日子，或在聂斯托利派教士们说由于某种原因是神圣的日子举行朝会，乃是他的习惯。在这些日子，基督教教士们首先携带举行仪式的用具到来，他们为他祈祷，并为他的酒杯祝福。当他们退出时，萨拉森（伊斯兰）教士们到来，做同样的事情。在萨拉森教士退出后，异教教士（道士）到来，也做同样的事情。那位修士告诉我，蒙哥汗只信仰基督教；不过，他愿意他们全都来为他祈祷。但他是在说谎，因为蒙哥汗不信仰任何宗教……
总之，基督教认为神圣并且一生只有一次的施洗仪式，被蒙哥汗拿来当节日的点缀，每个节日都要举行，而且伊斯兰教和道教也都要给他施洗。在蒙哥汗看来，这些人的施洗和萨满教的驱魔仪式一样，都是在祝福他健康长寿，除此之外没别的用处。
鲁不鲁乞和蒙古人在一起待了几个月，虽然他是法兰西国王的使者，但他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传教士。他甚至在这里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宗教辩论，参加的人除了基督徒之外，还包括伊斯兰教徒和道士。
这次辩论是蒙哥提出的，大约发生在鲁不鲁乞到来五个月后。蒙哥说：“你们都在这里——基督教徒、萨拉森人和道人——你们之中每一个人都宣称，自己的教规是最好的，自己的文献——即他的书籍——是最正确的。”因此大汗希望这些人在一起辩论，每个人都把他的辩词写下来，以便蒙哥能知道谁赢了，以及谁说的是真理。
为了迎接挑战，鲁不鲁乞准备充分，他专门制定了辩论技巧，决定先击破道士，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也支持只有一个真神，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和伊斯兰教取得共识，共同击败宣称有很多神的道士。
在辩论时，道士果然又谈到世界上有许多的神，一个最大的，下面有许多次级的，以此类推，除了天上有神之外，地上也有神。而鲁不鲁乞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神，这个神是全能的、善的。
在辩论中，似乎双方都不能理解对方为什么这么想。他们对神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基督教的神更加思辨，也更加抽象，包含在整个宇宙之中。可是道教神的形象却是具体的，每一个神都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也有无数的缺点。道士们不理解，既然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他又怎么管得了这么大的世界，毕竟，神出现在这里，就不可能同时出现在那里。而对基督徒来说，神却是抽象的，可以同时存在于所有的地方。
由于不能理解对方对神的定义，这次辩论显得驴唇不对马嘴，不会有结果。但鲁不鲁乞却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方，在他看来，自己是胜利了。
当道士决定不再争辩时，基督徒又想和伊斯兰教徒继续辩论下去。伊斯兰教徒却聪明地推脱了，说他们赞成一神论，鲁不鲁乞不管说什么，他们都没有意见。辩论结束后，伊斯兰教徒、景教徒、道士们开始想方设法相聚言欢喝酒。
鲁不鲁乞从欧洲过来，习惯于你死我活的辩论，却不知道这里的宗教人士也和蒙哥大汗一样，学会了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他们并不想争个你死我活，只愿意一起从蒙古人身上捞取好处，于是他们之间充满了和谐和互助的气氛，带着宗教宽容精神。
当然，蒙哥汗虽然尊重各种信仰，心中却有着自己的归属，那就是本民族的宗教：萨满教。或许可以由他亲口把蒙古人的信仰说出来。他告诉传教士：
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即腾格里），在他保佑下我们生活，在他保佑下我们死亡，对于他我们怀着一颗正直的心。但是，正如上帝赐给手以不同的手指一样，同样地，他也赐给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并不遵守它们。另一方面，他赐给我们占卜者（即萨满），我们按照他们告诉我们的行事，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蒙哥汗给法兰西国王回了信，如同前任大汗贵由一样，他也强调，西方必须归顺东方，否则上帝（腾格里）将会派蒙古人去惩罚他们。他派人把传教士送出了蒙古人控制的地界。
传教士鲁不鲁乞不知道的是，蒙哥大汗接见他们的时候，并非整天在醇酒和妇人中消耗时日，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准备另一次西征，也就是旭烈兀的西征，这次西征打掉了伊斯兰教的阿萨辛派，更直接毁灭了巴格达的哈里发。
在接见了鲁不鲁乞不久，蒙哥汗接见小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海屯时，明确告诉他将要出征的消息，并安慰他，请基督徒放心，蒙古人不会以中东地区的基督徒为敌。这可以看作蒙古人试图联合基督徒共同打击伊斯兰教徒的重要表现。
旭烈兀的远征军横扫了中亚，到最后，伊斯兰教只剩下埃及和北非的领地仍然在蒙古人的铁蹄之外。但就在这时，蒙哥汗死了，为了应付新的大汗选举，旭烈兀停止了进军，人心的涣散使得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打了一次胜仗，打败了蒙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