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星期日，我在蒙古国的倒数第二天。
斯文和他的人马仍然在准备着上山。我帮助他们打杂，比如帮助女士打水，生活用水来自院子里的一口水井。斯文和另一个女孩子出去时突然带回了一大把野花，他们每天出去都会带一把回来，这彰显出德国人的浪漫。德国人和英国人是两个最擅长田野调查的群体，英国的达尔文利用田野调查提出了著名的进化论，而德国的亚历山大·冯·洪堡则是我最喜欢的博物学家之一。
当天，我去看了当地的一座雕像，据昨天的老人介绍，这座雕像纪念的是一位当地英雄，马仲英祸害新疆的时候，曾经镇压过当地的反抗势力，他抓住了一个反抗军，试图让他吐出同伙的下落，此人至死没有透露任何消息。这座雕像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建的，在他的身上还有绳索的痕迹。
雕塑的外面就是警察局，几位警察拦住了我，要检查我的证件和照片，提醒我这里已经是边境。
回到住处，我决定给老妇人照几张照片洗出来，作为报答。老妇人显得很高兴，这里的人们并不贫穷，但由于物资匮乏，照相的机会不多。在她做饭时，我照了几张生活照，又把她和儿子带到了楼门口，她特意让我把海关的标识拍下来。镇上仅有一家图片社，老妇人带着我前去，把照片洗出来，看得出她很高兴。
8月5日，清晨，到了告别蒙古国的时候了。
我和斯文告了别，他的名字总让我想起著名的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日本人Takuya也和我相互留了地址，他用汉字认认真真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相马拓也，以及英文Takuya Soma。
老妇人替我招来了一辆小汽车，并告诉我，路上只需要5000图，几个西方人听了纷纷张大了嘴巴，在他们看来，这是最便宜的价格。不过，司机还要再拉两个人才一起上路。我把身上剩余的1500图交给了老妇人，她一直推脱，直到我让Takuya替我翻译，表示进入中国蒙古国货币再也没有用了，她才接受。
从镇上到边境口岸大约有40公里，铺设了柏油路，在路上司机爆了一次胎，他飞身下车，用了不到两分钟就把一个新胎换上继续前进。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到了口岸边。我这才打心里意识到，我要告别这个国家了。我在这个国家待了20多天，骑了2000多公里，坐汽车200公里。在这20多天里，没有为住宿花一分钱，除了最后两天借宿之外，一直搭帐篷露宿。
司机让我下车跟着他走。原来，老太太不仅给我找了车，还特意嘱咐司机一定要把我带到口岸上，过了岗哨才算完成任务。
在蒙古国出境处的大门，几个士兵把司机放行了，却挡住了我的去路。他们大概是分批放行，我只能等待。司机转身回来，把我的自行车推走，示意我跟上，但我又被士兵拦下了。士兵对于我这个不听话的人显得很恼怒。
但司机再次折回来，一手推车，一手拉住我向里走去。这次士兵不客气地把我推开。司机转身和士兵吵了起来。
如果是我一个人行动，我完全可以等待士兵过一会儿统一放行，但司机却不停催促我直接进去。我知道司机是好意，不忍拒绝他，却又激怒了士兵。
在两人争吵时，我突然灵机一动，双手合十，按照佛教的礼仪对着士兵轻轻一躬，说了句“Thank you！ ”。士兵一愣，没有再继续争吵，他看了我一眼，默认了我的通过。
在蒙古国的日子已经让我变得平和，也更加知道如何与他们打交道。
出境除了在护照上盖章，还要先到一个办公室里去领另一张小纸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手续。司机领着我在出境处的大楼里来回穿梭，才终于到了最后一关：盖出境章。
但盖出境章时又出了问题，蒙古国的边检官看了一眼我的护照，摇了摇头。“你出不去啊。”他悠悠地用汉语说。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也许从二连入境的人只能从二连浩特出境，不能从这个口岸出去。这意味着我不得不返回几千公里外的乌兰巴托……
我结结巴巴寻求着解释。边检官低头沉思。我提到了自己骑自行车穿越了蒙古国，好不容易才来到了这里。
“自行车？真的吗？”边检官感兴趣地问道。他大手一挥，啪地盖了章，朝我微笑了起来，“你真厉害，祝你一路顺风！”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到底有什么规定让边检官摇头。但庆幸的是，我成功地离开了蒙古国。
从蒙古国海关出来后，我在中国海关接受了检查。在检疫处，一位女士警告我：下次一定要办检疫证。我从二连浩特坐火车出境时没有人告诉我要办，我也不知道要办什么证件，只能点头表示一定，于是她把我放行了。
在行李检查处，一位江苏的武警告诉我，他也喜欢骑车，他对我充满了善意并表示佩服。
过了入境处，有十几个司机在门外等待着拉客。他们看见我从口岸出来，纷纷上来照相和嘘寒问暖。一位小伙子硬塞给我两瓶雪碧，“你需要多喝水，拿着！ ”他爽快地说，并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的名字：阿力。
一位中科院新疆所的教授让我到乌鲁木齐一定找他，他能提供住处。我再次踏上了忐忑的旅途，对我而言，不管在哪里，都只是旅程的一部分。
尾声 回归现代
9月6日，新疆青河县查干郭勒乡的三道海子。
这里到蒙古国边境的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不过从塔克什肯口岸到这里的公路却有100多公里。三道海子之所以有名，是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石堆大墓。这座墓高15米，直径80米，比我在蒙古国境内见到的大墓规模要大得多。
这里曾经是游牧民族的夏季牧场，我曾在2002年5月1日来到过查干郭勒乡，当地人还习惯于把这个乡称为东风公社，或者东风。那时，虽然时值五月初，山口的雪还没有完全化开，即便骑马也无法到达，我只能遗憾地离开。
如今，从乡上通往三道海子已经修通了柏油路，就算冬天也可以到达这里了。甚至当我在乡上打听时，年轻人都不记得有过冬雪封山这回事儿了。
三道海子还在蒙古人西征的大道附近，蒙古人当年也来到过这里。
几年前，当地人还把眼前的三道海子大墓称为蒙古人坟。刚发现的时候，甚至有人认为它是蒙古第三任大汗贵由的坟墓。贵由死于一个叫横相乙儿的地方，有人认为横相乙儿就在距离这里大约百公里左右的克鲁伦河上游。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这个墓葬的历史要早得多，可能是公元前的游牧民族所留。
德国人斯文曾经告诉我，在布鲁根附近的山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大墓，其中一个大墓就在高山上的谷地里，他在做田野调查时，就住在墓的旁边。那座墓不在任何路边，除了最大的一座，还有无数的小墓环绕，让他产生千年之叹。在俄罗斯境内有更多的墓葬。
在斯基泰人的时代，还没有中国、蒙古、俄罗斯，那位游牧人的王也不知道自己的领地已经跨越了未来的三个国家，但他一定希望自己的墓葬能留存到永久。至少，到了现在它还存在。
三道海子也是我骑行的终点。下山后，一位森林公安友善地帮我拦了辆车，送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青河县。我从青河县坐汽车去了乌鲁木齐，第二天凌晨四点到达。
我骑车到了火车站，等到了天亮，将自行车、帐篷、防潮垫托运回了上海，还给王友民，将驮包托运回了北京还给孔雀，一切物归原主。前几天还在蒙古高原的高山沙漠中骑行的我突然间失去了自行车，心里显得空荡荡的。
我去了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大巴扎，那儿车水马龙，一片繁华。2002年我来到这里时，许多房子还没有翻修，巴扎还是许多破旧的棚户，而现在的巴扎已经搬进了辉煌的大楼里。热闹依旧，各色的人种聚集在一起，一位维吾尔族的老人在街头弹唱，小贩们卖着烤包子和冰激凌，观光的国人、西方人……或许还有来自蒙古国的人。这里曾经是一个世界交汇之处，至今仍然是多元文化的承载。多么希望这样的宁静和繁荣能够永远持续。
从乌鲁木齐坐火车，我去了嘉峪关，那儿曾经是中国的边关，也是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界线。蒙古人曾经让这样的关隘失去了作用，在攻和守的历史上，守的一方注定会出现裂缝，被攻的一方击破、消亡。嘉峪关和东面的许多关口共同组成链式防线也无法对付快速移动的游牧军队，只能退入历史遗迹之中。如今那座关隘仍孤独地望着西方广大的原野，南方是祁连山那闪着冰光的雪峰。
我去了张掖，它在古代称为甘州，与嘉峪关不远处的酒泉（肃州）合称甘肃。我还去了武威，在古代称为凉州。甘州、肃州、凉州，这三座城池就是历史上西北方最有名的三座城池，如今满眼看到的却只是平静，人们生活、工作、做生意，历史上的血色消失得一干二净。
我从武威坐火车去了银川。在蒙古人之前，银川是西夏王国的首都，如今，西夏王朝的陵墓仍然在西边的贺兰山麓伫立，当年守城者绝望的哀嚎和蒙古人的杀戮声却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接下来，我去了太原和北京，并南下广州，开始回忆和写作此次蒙古国之行。于是，我所经历的蒙古国，也和其余人的经历一样，沉淀为微不足道的历史的一部分，退入了永恒的时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