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骑行史——骑行蒙古国计划的由来——在全国范围筹集装备——线路规划：东线和西线——东线和成吉思汗有关的地名——西线穿越之旅——在国内练车——土木堡、元中都、元上都——出发
时间回到2006年的夏天，地点暂时从蒙古国转移到西藏。
“你要骑行去阿里？”至今我仍然记得拉萨骑行者酒吧老板阿达惊诧的目光。当他听说一个从来没有骑过长途的菜鸟要骑行最难的线路时，那种表情丰富到可以进入戈雅的画里。
那个菜鸟就是我。
阿里是西藏地区最难到达，也是最荒凉的地方，阿达的眼神中明明带上了惋惜的神色，仿佛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注定有去无回……
对于大多数新来者而言，第一次进藏意味着小心翼翼和胆战心惊，生怕高原反应要了命。他们会满足于在拉萨街道上购买琳琅满目的民族商品，为布达拉宫欢呼雀跃，再包辆车转一转著名景点，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而此刻，竟然来了个愣头青，刚刚进藏两天就去徒步珠峰大本营，为了省钱没有包车，而是坐当地人的班车去了定日，再在5000米的高原上徒步上百公里看见了珠峰。回到拉萨后又决定骑自行车去阿里，这样的人自然是神经病。
“你的自行车呢？”阿达问道。
我有些羞涩，却又只能实话实说：“我还没有自行车，我准备在拉萨租一辆。”
阿达那儿就有自行车出租，几辆威风凛凛的山地车随时等待着客人们掏钱，不过，所有租车的客人都只在市内骑，而我却想骑到2000公里外的阿里去。
“你想花多少钱租车？”他再次问道。
“越便宜越好。”
阿达决定不租给我，他认为我这人不靠谱。他不会把自行车租给疯子，让他在颠簸的砂石路上骑2000多公里，不仅人受不了，车也吃不消。
第二天，我在外面的自行车行租了一辆自行车，押金两百块人民币，老板娘认为那辆车只值这个价。于是这辆车就陪伴我去了400公里外的纳木错，又陪我到了2000公里外的阿里，不过到达已经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在阿里，我计算了一下，按照每天租金20元计算，等我把自行车运回拉萨，不仅要不回押金，还必须再支付四五百块钱，于是我把自行车以50元的价格卖掉了……由于阿里的自行车业太不发达，买车的修车师傅威胁我说，如果不卖给他，就只能卖给收废品的。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长途骑行史。回头看来，那是多么疯狂的一年啊！我不仅徒步珠峰，还徒步神山冈仁波齐、雅鲁藏布大峡谷、墨脱、米堆冰川、梅里雪山，骑行纳木错和阿里，并骑车去最偏远的札达土林和古格王朝遗址，这两个地方对于自行车车手还属于未被征服的目标。
阿达对我的担忧也并非离谱，2006年的骑行者们对于阿里还充满了敬畏，国内骑车的人大部分都是走最简单的青藏线和川（滇）藏线。就算到现在，国内流行的图书和拍摄的视频也大都是针对这两条线的。而竟然有一个菜鸟在没有骑行经验的情况下就跳过这些简单线路，第一次骑行就玩起了人们谈之色变的阿里。
不过，我感谢自己第一次就把目标调高。这一年的旅行锻炼了我的视野和胆量，以前在城市生活的我，走在乡间的夜路上都会害怕，而现在不管走什么样的夜路，我连一点紧张的情绪都没有了。
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我曾在午夜黑暗的山路上摸索，漆黑的夜晚下着微雨，不管眼睛如何想适应黑夜，都无法看见黑暗之外有什么。这时从江面上升起了点点磷火伴在我的右侧，久久不灭。由于从印度吹来的风顺着江面徐徐前行，风速和我行走的速度差不多，风力带动着那些飘浮的磷火一路上跟随着我，直伴我到达了派区。
即便到了深夜，派区的饭店里仍然觥筹交错，我进了第一家饭店兼旅馆，坐在凳子上再也起不来了，那天我翻山行走了大约60公里。在饭店包间里，当地男人们正在和几位姑娘喝着花酒，当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时，都会用惊讶的表情望着这个狼狈到极点的客人：浑身湿透，脸色如同死人，说不动话，走不动路，在等待着老板娘送上一碗热面。
那天之后，我再也不会害怕黑夜，不管在哪儿，黑暗都是我的朋友。我再不会害怕不确定的处境，不管是处于陌生的城市，还是生活上暂时没有着落，我相信只要人活着就有办法，没有什么好惊慌的。
第二年，我把自己的骑行难度再次提高：从广东出发，经过广西、贵州、云南进入四川，从四川进入西藏昌都。从昌都开始，我骑行了两条没有人走过的线路，一条是从昌都到拉萨的古官道，另一条是从拉萨到阿里的大中线，并去了北方的双湖和中间的大湖当惹雍错。
如果说2006年的骑行让我感受到了骑行的乐趣，那么2007年的骑行已经让我成为国内顶尖的探险骑行者之一。我所结识的人也都显得与众不同，他们总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行走江湖，如果听说某一条路没有人走过，他们立马异常兴奋，毫不犹豫地前往。即便是前人走过的地方，他们也一定要玩出花样来。比如，人们转神山和徒步墨脱时，就算步行进山也痛苦异常，而我的朋友们却有人扛着自行车爬了进去。还有人在无人区中骑行了两个多月，孤身与各种野兽为伴，当人们以为他死了时，他却拖着满是伤疤的瘦弱身躯，大摇大摆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们总是想表现出大写的人字，害怕淹没在人云亦云的城市生活中无法超脱。
然而我却暂时放弃了骑行，成为一名记者，并开始了写作生涯。在2013年，我已经出了三本书，并正在准备第四本。
我的第三本书是印度的文化旅行笔记，第四本则是关于东南亚的，在写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亚洲的国家都把打败蒙古人的入侵当成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比如，越南除了胡志明之外最大的民族英雄（或者说国魂）是一位叫作陈兴道的人，越南人认为，正是因为他打败了元朝军队，使得越南摆脱了北方附庸的形象，成为强国。而在印度，阿拉乌德丁因为击败了蒙古人，成了德里苏丹国最著名的苏丹。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很大程度上来自击败了忽必烈的两次海上入侵。泰国和缅甸也留下了深深的蒙古人烙印，他们庆幸于摆脱了蒙古人。
也就在这时，一个念头突然进入我的脑海：我要去蒙古，去见识一下这个历史上曾经让人谈之色变的国度。中国境内也有许多蒙古人，但更多的蒙古文明却保存在那个更靠北的国家。
而且我要骑自行车去。
为什么要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是一个观察当地的最佳手段。蒙古国的地域有150多万平方公里，与西藏差不多大，如果不骑自行车，还剩下两种方式：骑摩托车和坐汽车。
坐汽车是最不容易了解当地的方式，车内乘客很少能体会到真正的路况，他们只能到景点下车，一切都要听司机的安排，这不符合我的要求。
在蒙古国，最佳的旅行方式是骑摩托车，后来我碰到过无数的摩托车手，他们大都来自欧洲和俄罗斯，当然还有不少本地人。摩托车也是五花八门，有小巧的女式车，还有人高马大的耗油大户。俄罗斯人的摩托车一个个都像是疯狂的公牛，如果歪倒了，连扶起来都很困难，车身上挂满了额外的油箱、大罐的水、帐篷、行李、食品，如同流动的吉卜赛人之家。
然而，对于中国人，骑摩托车却成了一种奢望，原因在于：我们的边境不让摩托车通过，也不准托运摩托车。剩下的旅行方式只有自行车。对于大部分去蒙古国的中国游客来说，自行车显得那么陌生，特别是在国外。我们必须面对不熟悉的环境，蒙古国的道路大部分都是土路，且岔道无数，由于语言不通，加之蒙古国地广人稀，找人问路都很困难，非常容易迷路。
但对于我，自行车却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度。
就这么定了，开始行动吧！
那天，我开始给我的朋友们发消息：我要骑去蒙古国了！
前两个得到消息的是我的出版商王留全和卓巧丽。我的前几本书都是由他们出版和发行，告诉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拉赞助行为。
果然，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安心，他们对于这个题材感兴趣，嘿，这很带劲儿！不过这时我的书还八字没一撇，这意味着，我不仅要去蒙古国骑行，还必须坚持下来，寻找到足够的题材，再查资料写成书，并达到出版标准。
第三个收到消息的是我的朋友王友民。王友民是在我骑行去阿里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在全国徒步、骑行了许多地方，一直保持着联系。王是一个善于鼓励人的家伙，他几乎从来不说一句“恶言”，总是不停地说：你行的，你一定行的……
但这次我不是为了听他灌迷汤，而是想要他的自行车。由于我长期行踪不定，如果购买一辆自行车，那么骑完蒙古国之后，这辆车连存放的地方都没有。我想到王有一辆自行车也许可以借给我。
王接到我的电话，似乎早就有了准备。我很少打电话，一打就肯定有事儿。“没问题！”听完后，他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骑到蒙古国，这个主意不错。到了蒙古高原没人的地方，不要忘了祭拜一下腾格里老天爷。”
要知道，他的自行车可是纪念品，他曾经骑着它走完了进藏的所有线路，他多次提出要把这辆功勋自行车挂起来供人瞻仰，现在却要被一个不知爱惜的人拐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取车？”
这时我人在杭州，而他和自行车在上海。我告诉他，请他把车寄到北京去，我在那儿取车。
“没问题，随时听命。”他回答说，“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顺便把帐篷和防潮垫一块儿寄给你。”
就这样，我搞定了自行车、帐篷和防潮垫。接下来，我还缺一个驮包。自行车旅行当中，驮包是不可或缺的物品，一个好的驮包不仅可以装行李，还可以遮风挡雨，避免行李受潮。
到达北京后，我见到了我的朋友、穷游网的孔雀。孔雀是一位线路爱好者，对于各种各样的骑行线路——古代的、现代的——都很有研究。“我可以借给你一对驮包。”孔雀许诺说。
那是一对大红色的驮包，看上去笨重、刺眼。然而用了之后，我才知道有多么实用。它们如同一对巨大的怪物，不管有多少的东西，都可以塞进怪物的嘴巴里。到了蒙古国之后，由于担心饿死或者渴死，我总是买上几天的水和食物，胡乱扔进驮包的血盆大口里。
夏天正好是蒙古国的雨季，我几乎天天碰到下雨，驮包外面的防雨层非常管用，不管多大的雨都能保证内部的干燥。到了西部，偶尔会有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推车下水，驮包的下部淹在水面以下也不要紧。
孔雀还借给我一套修车工具，以及一本英文版的 Lonely Planet·MONGOLIA。他还和我详细讨论了路上可能碰到的问题，比如缺水、自行车会不会坏，需要准备什么工具，等等。
在路上，自行车最容易碰到的问题是爆胎，补胎胶和胶垫都不可或缺，自行车骑手们也都是补胎高手。其次是辐条断裂和车链断裂，这两种情况都需要特殊的工具才能处理，孔雀没有这些工具。不过我们认为，3000公里左右的骑行碰到断链条的可能性还不大，但我必须承担这个风险。当然，为了减少这种可能性，我必须在路上注意对链条进行保养，及时上润滑油。
到这时，我的自行车来自上海，驮包来自北京，不花一分钱已经把旅行的装备凑齐了。所有装备中，只有一个睡袋是我自己的。
为了我回来后有地方写作，我联系了最后一位在广州的朋友文学锋。“没问题，等你从蒙古国回来，就到这里来写作吧。”他在中山大学工作，于是中大的图书馆随时向我开放了。由于每一本书中都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在写后面几本书时，我大都借助了中大的图书资料。
在出发前，我去见了好友洪波和丁儿夫妇，在小米公司工作的丁儿决定赞助我一部最新的小米手机。“这下可以把你的黑莓换掉，小米拍照的效果要好得多。”丁儿对我说。于是，在路上当我不想把大号的相机拿出来时，就用手机拍照，效果堪比专业相机。只是，由于我在蒙古国一路上全是搭帐篷度过，唯在最后两天借住在当地人家里的地板上，没有充电条件，所以使用手机的频率不够高，否则我能够拍下更多的即时风景。
除了准备装备，另外的问题则是准备签证和购买火车票。
蒙古国还保留了不少麻烦的签证手续。这些手续或许对西方人已经逐渐放开，但对中国人依然保留。比如邀请函制度，个人旅行者必须获得蒙古国有关组织的邀请函才能去申请签证，我没有邀请函。但中国的代签很发达，在淘宝上随便一搜，就可以找一家代签机构帮忙，只是这样的价格会昂贵不少。为了节省时间，我不得不选择代签。
另外，去往乌兰巴托的火车票同样昂贵。由于签证的停留期只有一个月，我不得不先坐火车去乌兰巴托，从乌兰巴托再开始自行车之旅。火车票加签证费已经超过了2000元。事实证明，这是我此次旅行中最大的一笔花费了。在蒙古国境内将近一个月，也只用了1300元而已。
在准备装备、申请签证的过程中，我也在同步准备着进入蒙古国之后的线路问题。由于我旅行的兴致主要在历史和文化上，在规划线路时自然要结合蒙古人的历史地理。
对于普通的旅行者，一国的首都通常是停留最长，也是游玩最深入的地方，而对我来说，有几个地点的重要性却远超过首都。在这些地点中，首都乌兰巴托东面和西面的两个河谷地带尤其吸引人。
在乌兰巴托的东面两三百公里处，有一列蒙古国最特殊的山脉叫肯特山(Khentii)，这个山脉的南面是一片巨大的河谷平原，在这里有三条河流过，分别是克鲁伦河(Kherlen)、图拉河(Tuul)和斡难河(Onon)。
蒙古国有三列最重要的山脉，在东部是肯特山，在中部偏西的地方是杭爱山(Khangai)，西部与中国、俄罗斯交界处则是阿尔泰山(Altai)。其余山脉大都可以看成这三列山脉的延伸或者附属。
三列山脉中最高的是阿尔泰山，山脉密布着海拔4000多米的雪峰，其次是杭爱山，它的主峰接近4000米，但夏天时峰顶只有少量的积雪。肯特山最低，最高峰亦不超过2000米，但对于蒙古国的人来说，肯特山始终和蒙古人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成吉思汗关联在一起。
而那三条河流经的河谷平原，则是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的活动中心。关于蒙古人早期历史的著作有很多，中国的《元史》、波斯人拉施特主持编撰的《史集》都记载了一部分关于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地理，而蒙古人自己也曾经书写了一部奇书叫《蒙古秘史》。这本书之所以神奇，在于流传下来的版本是一个混合版，用汉字标注蒙古发音。比如，如果要用汉字记录英文发音，可以把文学(literature)一词记作“利特瑞彻”，把吃饭(eat)记成“伊特”。可如果把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通篇都这么用汉字写出来，那么不仅英国人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明白。要读懂这样的书，必须首先学会汉字，然后要精通英语的发音。而《蒙古秘史》（蒙语发音是：Mongyolun niyuca tobciyan）这个书名被记成汉字“忙豁仑纽察 脱察安”，它的整本书也的确被用汉字“加了密”。
实际上，现在蒙古国使用的文字系统还是非常别扭，那儿的人说蒙古语，却使用俄文字母（西里尔字母）来记录，这是由于20世纪蒙古国受到苏联的影响，采用俄文字母来记录蒙古语，经过了几代人，西里尔字母已经成了蒙古人生活的一部分，反而是以前的蒙古字母被遗忘了。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内蒙古却还保留着使用蒙古文字的习惯。
《蒙古秘史》中记载了早期成吉思汗的活动，他的活动地域大都可以在肯特山区和三河流域找到，并一一对应下来。在肯特山区有圣山布尔罕哈勒敦(BurkhanKhaldun)，成吉思汗在发迹之前，就和母亲、弟弟们生活在这里，而这里也可能是埋葬他的土地，只是他的墓葬至今仍没有找到。虽然内蒙古有成吉思汗的陵墓，但那并非大汗真正的葬身之所。有一种说法，是他的遗体回到了他最初出生、发迹并度过了大半生的地方。传说成吉思汗出生在达达勒(Dadal)，在如今蒙古国和俄罗斯交界附近果然有一处叫达达勒的地方，被人们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
在肯特山区南面，有一个叫作库库诺尔(Khokh Nuur)的小湖，它小到只有一个池塘那么大，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浩赫湖，成吉思汗第一次加冕就是在这个湖边。不过，这次加冕并非人们尊他为成吉思汗的那次，而是他的父老乡亲和叔父们尊他为头领之时。从一个部落的头领到统领全蒙古的成吉思汗，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肯特山南面的三河谷地，有成吉思汗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德勒格尔汗(Delgerkhaan)。在这里，成吉思汗开启了与他的安达（拜把兄弟）札木合的战争，并征服了塔塔尔人，报了杀父之仇，又打败了信奉景教（即聂斯托里教，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分支）的克烈部。克烈部的首领叫王罕，曾经与成吉思汗情同父子，并帮助他完成了从流浪少年到部落首领的角色转换，最后却因为争夺霸权而兵戎相见。同样是在这儿，成吉思汗还征服了西边的乃蛮部，归并了卫拉特人、蔑尔乞惕人、吉尔吉斯人、弘吉喇部等，完成了蒙古的统一。也正是从这儿，成吉思汗开始攻打中国境内的女真人（金朝），并发动了对西夏的三次战争，最后挥兵西进，开始横扫中亚。
直到成吉思汗老年时，他才开始考虑把首都迁往另一个地方。而真正的迁都则是由他的儿子大汗窝阔台实行的。
在乌兰巴托西面400公里的地方，有着另一片著名的河谷地带——厄尔浑谷地(Orkhon Valley)。这里就是蒙古人的古都哈拉和林（Kharkhorin，或者Karakorum）的所在地。
哈拉和林曾经让多少人魂牵梦萦，它比之前的都城德勒格尔汗更适合成为世界的中心。德勒格尔汗成为首都，是因为当时的成吉思汗只占有蒙古东部，且他选择的位置正好是他生活过、奋斗过的地方。而一旦拿下整个蒙古，需要向外扩张的时候，更加靠近西部的哈拉和林便显示出位置上的优越性。
我的计划是：首先前往肯特山区去寻找成吉思汗的踪影。不管是浩赫湖，还是德勒格尔汗，由于蒙古人的游牧传统，当年的遗迹几乎荡然无存，但我想去看一眼当年蒙古人生活的环境，去探寻他们崛起的秘密。
从东部回来后，我将骑车3000公里，去往广阔的蒙古国西部，一路上经过哈拉和林，再从后杭爱省(Arkhangai)一穿而过，向北方去看巨大的库苏古尔湖(Khovsgol)，从库苏古尔南下乌里雅苏台(Uliastai)。
当蒙古衰落，并被清朝并吞之后，乌里雅苏台成了清军的驻扎地，承担着蒙古中心的角色，直到清朝灭亡。乌里雅苏台位于杭爱山脚下的西南方向，如果从东部过去，意味着翻越整条杭爱山脉。
从乌里雅苏台继续西行，可以到达蒙古国最狂野的西部，成吉思汗及其后代西征的道路就从这里穿过。这儿还是古代人种斯基泰人的大本营，广阔的空间布满了巨大的石头陵墓，这些石头墓都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我选择的路线将经过西部省会乌兰固木(Ulaangom)和乌列盖(Olgii)，最后到达科布多(Hovd)。
科布多同样是清军驻扎的地方，那儿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里也是我骑行的终点，它距离中国的新疆已经不远了，我将搭车从新疆出来，结束这次行程。
计划制订完毕，我才意识到自己过于贪婪了。我试图将蒙古国的一切都收入囊中，可我只有30天的停留期，由于第一天到达首都已经是下午，我实际上只有29天的时间。
更何况对于路况，我几乎一无所知，一天到底能骑行多远？按照以往的经验，在柏油路上一天可以骑行100多公里，但在土路上却只能骑80公里左右。由于蒙古国土路居多，平均每天很难达到100公里，可上面的线路已经有接近公里千米。显然，我必须在旅行中权衡着放弃某些地点。
6月底，我购买了7月10日出发的火车票，这趟火车开往遥远的莫斯科，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停留时恰好是11日下午1点前后。
距离出发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我策划了一次短途的练车。由于长时间没有骑过自行车，重新上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010年，我和王友民曾经计划穿越藏北无人区，最终我却放弃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是没有经过充分的练车，身体没有拉开。这次我不想重犯以前的错误。
我练车的路程并不复杂，在北京北部，分布着一系列与蒙古人和元朝有关的地点。北京有著名的元大都土城遗址，著名的北海也是元代的遗留，甚至北京的水系也受益于蒙古人。在我写作生涯早期，对我帮助巨大的朋友沈碧芸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这个学院就在元大都土城附近。我的好友张娟家也住在元大都附近，去她家吃饭时，从她家的窗户就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土城和护城河，以及更远处的奥林匹克公园。
除了元大都之外，如果向北经过昌平，翻过著名的居庸关，过了官厅水库，就到了另一个和蒙古人相关的景点：土木堡。这里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蒙古人的一支卫拉特部曾经在这里俘虏了一位明朝的皇帝——明英宗。如果明英宗生活在现代，他只需坐上汽车，花上两个小时就能逃回京城，但可怜的皇帝陛下生活在几百年前，眼巴巴在距离北京城只有100公里的地方被蒙古人俘获。
从土木堡再向西北方，过了怀来、宣化、张家口和张北，就到了一个白色的城池废墟。这里曾经是元代短命的中都。虽然这个废城早就为人所知，但意识到它就是元代的首都之一，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这大概是因为，这个城市作为首都的历史过于短暂了，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首都的存在。
从元中都向东北方向移动，走过几个带有古代浓郁气息的地方——太仆寺旗和正蓝旗，在茫茫的内蒙古草原上，就到了另一个著名的元代遗迹：元上都。这里曾经是马可·波罗来过的地方，也是元代的政治中心之一，比元大都的历史还要早。
从北京出发到达元上都，整个路程大约500多公里，我用5天时间骑完了全程。最初的两天下着连绵阴雨，仿佛预示着我这个夏季都会在雨水中度过。不过后面三天的天气非常不错，让人感到振奋。
我甚至骑行了一段高速公路。按照规矩，自行车是绝对不能上高速的，但由于标识不清，道路设置不合理，我误打误撞来到了高速入口，还没有别的路可以下去。在张家口北方的收费站，一位姑娘拦住了我：“自行车不能上高速。”我支支吾吾想不出答词，心里还在盘算着得倒回去好几公里才能找到别的路。姑娘似乎看出了我的困境，连忙加了一句：“逗你玩，过吧。”
我就在高速公路上翻越了著名的野狐岭，它也是内地平原和内蒙古高原的分界线，过了这里，就出了明朝疆域，或者说从定居文明过渡到了游牧文明。中国境内的草原上也有着大片的绿色和连绵起伏的山川，白色的蒙古包在蓝天白云下悠闲地趴着，一切都显得懒洋洋的。
关于这次练车，以及几个遗址的情况，我想插入后文的叙述中，在回忆蒙古人的英勇历史时再回头讨论。这次练车最主要的目的是把我的肌肉拉开，增强耐力。回到北京我又休息了两天，出发时，身体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
7月10日，上路的时间终于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