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二连浩特——丝绸之路和草原通途——霍去病和李陵——抢劫的结局——有变形功能的墨镜——乌兰巴托的那达慕——苏赫巴托广场上的骑马像——放弃东线——离开首都——第一次迷路——彩虹下的乌兰巴托
7月10日，深蓝色的夜幕笼罩着大地，我们的列车到达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
由于蒙古国和中国的列车轨道宽度不一致，列车在这儿需要更换车轮，整个更换过程需要三个多小时。为了给旅客节省一天的停留时间，列车将会在半夜十二点整进入蒙古国，由蒙方加盖11日的入境戳。
在列车停留的时间段里，中国警察先上火车收了护照去盖出境章，而旅客们可以选择下车逛一逛二连城，或者留在火车上休息，巨大的起重机会把车厢整列吊起，换上新轮组。
和我在同一车厢的是一个英国小伙子，还在上大学，利用假期到中国和蒙古国旅行。我们决定在进入蒙古国之前，下车去二连浩特市内看一看。
这次旅行让英国青年大吃一惊。之前他只去过北京和上海，心里对中国的印象只是外滩那高耸的楼群，以及北京街头涌动的人头，但在二连浩特他仿佛进入了童话或梦中才有的异次元空间。
随着城市的改造，小小的边境城市二连浩特也变得高楼林立，到了夜里，霓虹灯闪烁下的夜总会琳琅满目。但是，这一片浮华的夜景中却缺少了主角：人气。大部分的街道上即便有再多的灯光，行走的人却很少，由于那天天空中飘落细雨，整座城市更显得冷冷清清。
在日本动画片《千与千寻》中，千寻随着父母走到了一处曾经繁华、后来却空无一人的城市，城中带着浓浓的妖气，到最后，果然千寻的父母中了魔法。英国青年在夜间的二连浩特找到了动画中的感觉，城里带着一丝诡异的气氛。
三个小时后，我们再次上了火车。换过轮子的火车向着蒙古国境内开去。由于是夜间，我们都看不清外面的景色。盖过出境章之后，火车进入蒙古国茫茫的戈壁之中，我们在有节奏的摇晃中进入了梦乡。
中国历史上，有一组著名的道路连接着东方和西方世界，后人为这一组道路起名为丝绸之路。之所以称它为一组，是因为丝绸之路实际上有几条，最初人们常走的是南线，也就是在新疆南部，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同时也是昆仑山北侧）的一连串绿洲前行，经过喀什噶尔和塔什库尔干进入中亚。之所以这条路发展最早，是因为这条路最靠南，距离长安最近。在南线流行时，新疆北部和中部还被认为是蛮荒之地，人们不敢进入。
后来，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加，人们开始频繁地使用丝绸之路的北线，也就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段（同时也是天山南侧）前行。从南线发展到北线，意味着巨大的进步。
之后，丝路的天山北道开通，人们能顺着天山北侧和准噶尔盆地的南沿向中亚进军，这又比前两条路更加靠北，也意味着中国人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但到这一步，传统意义上中国人参与的丝绸之路就停滞了，再也没有向北发展。可以说，丝绸之路如同历史上一个狭窄的窗口，当时的中国人只能通过这个小窗口，才保持着和西方世界的联系。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丝绸之路的北方还有一条宽广的“高速公路”和西方相连，这就是宽阔的中亚草原。这片草原地带气势磅礴，涵盖了新疆北部、蒙古草原和一部分俄罗斯以及整个中亚。从古至今，游牧部落的马队就在草原上驰骋，从中国东北的兴安岭，到欧洲境内的南俄罗斯草原，就是游牧民族天然的草场和宽阔的通道。
这条通道唯一的阻碍，就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乌拉尔山。这条山脉如同从地底冒出来的，将广阔的大平原一分为二。不过乌拉尔山并不算高大，而且它的南部并没有抵达里海，在咸海和里海中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游牧民族的马队如同海潮一样顺着这个口子你来我往。
但中原人却被排斥在这条“高速公路”之外，原因是：这条路属于游牧民族，定居文明无法渗透，也无法在此生存。结果，历史上的中原就被北方的蒙古和西伯利亚、西北方的新疆、西南方的青藏高原死死围住，与西方交通异常艰难。
另外，北方“高速公路”还因若干地理特征而与南方的汉域隔开，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系列的戈壁和沙漠。
汉代时，有一个青年将军叫霍去病。霍去病最远到达了哈拉和林所在的山谷——厄尔浑山谷，并在山谷旁的燕然山刻下了自己的名号。之后的李陵也试图越过戈壁去进攻匈奴，却落得被俘名败的下场。投降之后的李陵果真到了匈奴的王庭，只是这时候他已经和中原的历史无关了。
当我进入梦乡时，火车就在戈壁中行驶着，出乎意料的是，我梦见了当年的李陵，他代表着一种宿命的力量，让人感觉到人与命运和自然较量时显得多么渺小。而我想挑战的就是这个恶劣的自然条件，前面还有数千公里的路程等待着。
我醒来后，列车已经开过了戈壁，到达了草原区。我正式进入了这条著名的草原“高速公路”之中。与南方中国境内的山峰相比，由于风力的作用，蒙古国的山大都显得浑圆，起伏不大，列车在山区优美的曲线中缓缓前行。英国青年惊讶地望着窗外那偶尔出现的蒙古包，这大概是他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蒙古包。
如果要在世界上选择一处地方，要求此时的景致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八百年前最为接近，那么也许蒙古国的部分地区可以列为候选之一。实际上，除了列车、铁路和电线杆，以及偶尔出现的一两段公路，其余的景色大概与几百年前没什么区别。同样是起伏的山川、绿色的草原、缓缓的流水，人们还是住在蒙古包里，骑着马，一切都显得那么古老和安闲。
只有在接近乌兰巴托时，周围才突然出现了几处木条或者石头的房屋，接着列车随着山势一拐，一片宽敞的河谷出现在眼前，乌兰巴托如同变出来一样耸立着。蒙古国的首都已经是一座颇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居住着100多万人口，就像是一个现代奇迹坐落在古代的草原上，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
列车进入了城市，在进站前减速时，铁路两边已经挤满了盛装的当地人。由于当天正值蒙古国最大的节日——那达慕节，在这一天，蒙古国各地都会举行那达慕体育大会，除了炫耀参赛健儿的强壮，也是人们游玩放松的好时候。铁路正好位于首都的那达慕体育馆和市中心之间，密集的人流恰好被到来的列车截断，人们在路边等待着。我们都已经跃跃欲试，准备下车后前往那达慕大会的现场观摩。
然而，就在这时，我遭遇了进入蒙古国后的第一难：自行车取不出来。当时的情况在本书的开头已经叙述，这里把故事的结果写出来——
由于我强行从仓库把自行车推了出来，还想向保管员行贿，保管员立即毫不犹豫地抓起手机报了警。
没有呼啸的警车，但警察却真的立即赶到了。
一位胖警察在一分钟之内就拍着腰里的枪出现了。警察局就设在旁边的楼里，出勤方便，我的“抢劫”闹剧迅速落幕，我束手就擒。但是，且慢……
胖警察看见我时，露出了惊讶的目光。原来，最初我找不到仓库在哪儿的时候，询问的警察就是他。当时他的礼貌和我的微笑给彼此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我们已经算是熟人了。
在他犹豫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不仅不会被抓起来，反而有了机会。由于他会一点儿英语，我连忙比画了个“一”，告诉他我只有一个月的停留期，为了加强自己的可信度，我掏出护照让他看签证上的时间。我又告诉他，按照规定四天后我才能取车，接着开始背诵要去的一系列地方：哈拉和林、车车勒格、库苏古尔、乌里雅苏台……由于对地名的发音不标准，我甚至无法确定他是不是知道我说的是哪儿。
胖警察点了点头，似乎弄懂了我的意思。他把枪收起来，开始帮助我向保管员求情。保管员眉头紧锁，威风全无，他大概还没弄明白，警察为什么帮助外人说话。
糟糕的是，过了一会儿，胖警察似乎被保管员说服了，他转头朝向了我：“关税，是关税的问题。”他边嘟囔边解释：自行车需要交一点关税和手续费，但由于缴费处在节日里不开门，没有人知道应该交多少钱，也没有办法办理手续。
我原本以为只要我把提货单给他们，就可以拿到车，一手交单，一手交货，就像是在国内提货一样简单，可胖警察的一番解释让我明白没有那么简单。我已经迷糊了，但除了坚持没有别的办法。我提议：“我可以留下足够缴税的钱，把提货单也留下，等节日过去了，你们帮我补办一下手续。”
胖警察又和保管员商量了一会儿，这次记账员姑娘也参与进来。他们不住地点头或者摇头。最后，胖警察拿起了我的单子，带着我走进了一栋大楼里，我们径直上了楼，进了一个几乎没有人的大厅，那儿只有一个值班的女孩子。胖警察把单子递过去，又免不了一番软磨硬泡，女孩子面带嗔怪地查阅了电脑中的记录（看来她已经是破例了），告诉我们需要交4000图格里克左右的手续费。我还没有来得及换蒙古国货币，兜里只有人民币和美元，只好请胖警察垫付一下。
交完了钱，胖警察拿起单子带着我走回了仓库。他告诉我，手续费是交完了，但关税在当天真的无法交，没有人上班，他建议记账员姑娘帮我代缴。记账员姑娘犹豫了一下，在心里估算着价格，她告诉我给她10美元，再把单子留下，四天后可以帮我办理最后的手续。而四天后，我已经到达400公里外的哈拉和林了。
就这样，胖警察不仅没有把我铐起来，反而帮助我获得了自行车。拿到车让我心中充满了对蒙古人的感激之情，当天剩下的日子都是在快乐中度过的。当我向他们挥手告别时，蒙古国的新生活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我骑车向那达慕体育馆赶去，在路上从自动提款机中取了80000图格里克，折合300多块人民币。由于靠近中国，蒙古国的提款机大部分都支持银联，用人民币借记卡取款非常方便。我担心银行也停业，无法用美元兑换，于是看见支持银联的提款机我就冲了过去。事后我才知道，有的银行在节日也是开业的。
接近体育馆时，路两侧已经越来越热闹，男女老少小商小贩贩卖着各种商品，我才理解蒙古国的那达慕节就像是中国的庙会，吃喝玩乐各种项目无所不包。
路边有不少眼镜摊，我的眼睛由于在西藏时得过两次雪盲，留下了后遗症，怕强光，又有迎风流泪的毛病。在北京我想买一副便宜的墨镜，却发现已经很难找到路边的眼镜摊了，而商店里的价格都高得离谱。乌兰巴托还保留着路边摊的习俗，价格也不贵。
我选择了一副墨镜，花了4000图，大约15块人民币，从卖眼镜姑娘欣喜的笑容看，这个价格对她有利，但我不在乎。
事后，我才发现这个眼镜的毛病：当我戴上后，跟前的景色总是比实际景色凹陷下去，如果前面是平地，戴上眼镜就感觉是个浅坑；如果前面是上坡，有可能会看成平路，甚至是下坡。在骑自行车时我总是纳闷，明明前面是下坡，为什么我骑起来这么费力气？在路边小解时也总是选错位置，以为尿会向前流，事实上却总是回流到脚边。后来，习惯了这副墨镜之后，有一次在傍晚爬山时流汗太多，老弄湿镜片，我便把墨镜摘掉骑车，突然发现不敢骑了，路突然变得陡峭，让我产生了心理障碍，只好下来推车。
那达慕体育馆周围看上去像中国小县城内的景象，除了体育场之外，周围没有太多的建筑，但大片空地上却挤满了各种小摊，身着盛装的蒙古人都显得很开心，这一点我在北京豪华的商场内都很少看见。
体育馆内的摔跤手们在进行着只有一个胜者的较量，体育馆外的大屏幕上也实时直播着场内的比赛画面，但外面的人群却并不十分关心运动员们的表现，反而自顾自游玩起来。蒙古国的食品并不算便宜，马奶酒1美元500毫升，普通的肉串一串也要10元人民币左右。第一天，我忍住没有买马奶酒。在国内我刚刚宣布了戒酒，一位朋友不相信地问我：你到蒙古国去能不喝酒吗？
我说争取做到。她向我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喝一天酒就要戒三天肉。最初我忍住了酒的诱惑，但随后就失控了，从蒙古国出来时，我已经积攒下了21天的斋戒。
蒙古国是一个非常适合嗜酒的人居住的地方，这里的各种酒都很便宜。一路上，在路边牧人的帐篷外往往都会摆上几个瓶子，里面装着马奶子，开车路过的游客可以任意选择。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到蒙古国的东、西方游客都忘不了马奶酒。从13世纪出使蒙古的意大利人柏朗嘉宾到20世纪的中国游客，对这种由动物糖分发酵的饮料都充满了好奇心。而蒙古包的小商店里可以没有别的商品，但必定有酒。不同商标的伏特加、各种牌子的啤酒，这些啤酒的度数比国内更高，容量更大，我曾经购买了一罐2.5升的大罐啤酒，那可真叫过瘾——既然不管喝多少都要斋戒三天，为什么不一次多喝点儿呢？
孩子们之所以喜欢那达慕，是因为会场外有许多游乐设施，蒙古人用吹气塑料膜圈起一个水池，放上几个小型的电动船，就可以吸引无数孩子的参与。还有一种如同小型蹦极一样的设施，不过不是让人往下跳，而是利用橡胶带的弹性，把人弹射向天空，再拽回来，来回震动着。
离开那达慕体育馆向北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乌兰巴托的市中心。如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样，乌兰巴托是以苏赫巴托广场为中心的。
1911年，当清政府在革命中分崩离析的时候，外蒙最大的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独立，他自称皇帝，并接受俄国的帮助，拒绝中国的统治。袁世凯称帝时，诱使哲布尊丹巴放弃独立，而接受了中国册封的博克多汗的封号，历史就以博格达汗（即博克多汗）的名字记住了这位大喇嘛。
在那达慕节当天，苏赫巴托广场上曾经举行了一场仪式，下午我过去时，广场上的音响和喇叭还没有收起，几位音乐家对着麦克风尽兴地演奏着，广场上人们的动作都随着音乐带上了节奏。
几位溜旱冰的少年比赛技巧，有人在用小轮车做着表演，有人在广场上拍全家照，小商贩们卖着气球和食品。苏赫巴托高高地骑在马上望着这个歌舞升平的地方，不知道是否满意。在他对面的主席台里坐着成吉思汗、窝阔台和忽必烈的雕像，三位合罕面目慈祥，不像彪悍的世界征服者，反而像是含饴弄孙的老爷爷。蒙古人的相貌大都显得平和，这与他们的能征善战形成对比，让人不理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怎么能统一在一个民族身上？
正是在蒙古国的中心——苏赫巴托广场上，我必须做出第一个选择：是向东还是向西？
如果说，在到蒙古国之前，计划还只是设想的话，现在我必须把计划变成现实。而现实是：我只有30天时间，预计平均每天骑行不会超过100公里，而计划里的线路却有4000多公里。
如果要去东线的肯特山，大概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剩下20天不够西线的骑行，那么一定要在某些路段选择坐车，不可能全程骑行。到底是放弃肯特山，还是在西线搭一段车？这就如同掷硬币一样没有对错，只是选择。
我最终决定保留完整的西线，放弃肯特山。这也意味着我无法看到成吉思汗早年居住、战斗和统治的地方。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决定，直到几天后我还在耿耿于怀。不过，随着西部景色越来越炫目，对于未知的好奇逐渐取代了失落感。为选择权而苦恼，或许是每一个旅行者必须面对的困境。
当天下午，在我到达乌兰巴托约四个多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我没有选择在乌兰巴托住宿，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找旅馆需要花时间，而时间对于自行车旅行却是最宝贵的；第二，我仍然处于第一天到达后的文化休克之中。
这些年我早已经习惯了在陌生环境中自我生存，但在到达陌生处的第一天我仍然感到有些紧张。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大部分人都不会英语，而几乎所有人都不会汉语，在交流时我只能靠手势和几个简单的地名发音来交流。我也没有在蒙古国吃饭的经验，对其物价、食品一无所知。几天后，我才学会在陌生地的生存技巧。
为了应付前几天的休克，我在国内出发时买了几根火腿，一旦找不到合适的饭食，就靠火腿充饥。在住处方面，由于蒙古国地域广博，处处可以扎营，我决定不找旅馆，而是到城外去搭帐篷。
乌兰巴托最大的街道叫和平大街。我随身带的地图上显示，从和平大街西行，就是通往哈拉和林的大道。在路上我碰到了一个银行，发现在节日里它竟然还开张，立即进去兑换了2000元人民币，汇率在1∶235左右，40多万图格里克让我一下子有了富人的感觉。100年前，1图格里克就意味着一笔值得炫耀的财富，当时人们习惯于使用更小的货币单位——蒙戈，不过随着累积的通货膨胀效应，蒙戈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就连100图以下的钞票也正在退出。1900年之后的世界性通胀让人们不断地在钞票背后加零，1915年时，1万盾的钞票在越南足以建一座博物馆，但现在这点钱只够买一根法棍面包。1955年，在发行新人民币时，中国按照1万元旧币兑1元新币。
离开乌兰巴托时，我经历了进入蒙古国后的第一次迷路。去哈拉和林的路应该一直向西，但我走的道路不知为何却折向了北方，我耐着性子向前骑了十几公里，感到实在不对，只好下来询问当地人。
这是我第一次问路，即刻体会到异乡人的痛苦。我不停地发出哈拉和林这个词，竟然没有人能听懂。当外地人到达一个新地方时，为了纠正发音也往往需要几天的时间。我自以为发音很标准，但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太怪异了，无法解读。
几次碰壁之后，在一个大院的门口，我找到了几个坐在花坛旁休息的人。为了避免对方听不懂，我拿出了地图，指着地图上的哈拉和林。
“哈拉和林，哈拉和林。”一个女人兴奋地说。
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和我说话，我却一句都不懂。但从他们的手势看，我已经走错路了，需要掉头回去。
在旅行中，人们最不愿做的就是掉头。我试着用手势问他们，在不走回头路的情况下，有没有岔道可以回到正路上。
那个女人在地上给我画了个简图，这下我看懂了，她告诉我直着走，再顺着一条很偏的岔道可以并到去往哈拉和林的路上去。但从她的表情来看，由于道路复杂，她认为我会走丢，还是更建议我走回头路。
我决定去寻找向前的岔路。第一次沟通成功增加了我的信心。几天后，我和当地人交流的障碍已经越来越少，除了手势之外，我随身携带了一支笔便于画草图，我的发音也越来越正确，能让对方在第一时间听懂我想去哪儿。我也越来越能看出来谁最有可能理解我，给我回答。还没有到达哈拉和林，我的文化休克就结束了。
岔路果然不容易辨认，它只是从一大片草原上轧出的车辙印，不过当我走到岔路时，恰好有几辆车从岔路并过来，向我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我在蒙古草原的土路上第一次骑行。这里已经接近山边，地势较乌兰巴托市内更高，当我回头时，发现远方密密麻麻的房子上空出现了一截彩虹，似乎预示着我此行的顺利。
我在能最后望到乌兰巴托的山口附近扎营。根据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在蒙古草原扎营必须掌握两个原则：
1.迎风原则。帐篷靠头的一端最好是迎风的，这样的帐篷比较结实。蒙古草原的风很烈，总是来得很突然，有时在选地方时还没有风，但扎帐篷时突然狂风大作，在大风中扎营要有足够的耐心，也一定注意不要让没有固定的帐篷被风吹走。
2.地势原则。由于草原很少是完全平坦的，注意选址时让头部比脚部高出一点。
有时这两个原则会有冲突，为了迎风，我有时睡觉时头部比身体还低，有点儿头朝下，第二天就发现脸肿了，眼皮肿得很高。我开始以为是营养不良，时间长了才意识到是睡姿颠倒了。
晚饭吃的是从中国带来的火腿。我检查了火腿的储备，发现如果不吃别的，火腿还够吃一天，第二天必须考虑就地取材寻找食物了。
在进帐篷前，我向乌兰巴托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这座城市正在夕阳的余晖中逐渐睡去。这是我在蒙古国的第一夜，还将有二十几个夜晚，我也会像今夜一样在草原上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