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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2

作者:艾公子 当前章节:15381 字 更新时间:2026-6-14 02:23

东晋末年,颍川荀氏早已今不如昔。荀彧后代荀伯子自以为是,以“荫籍之美”与陈郡谢氏联姻,却又傲视谢氏这个后起之秀。荀伯子后来官至御史中丞,他的自负却被认为是不自量力,连史书都埋汰他,说其“颇杂嘲戏,故世人以此非之”。

到了隋初,兴衰400年的颍川荀氏,已彻底退出了第一流高门大族的行列,渐渐默默无闻。从荀淑成为世人敬重的长者,到荀彧为了理想献身,颍川荀氏曾经以德行名扬天下。与荀彧同朝为官的许多士大夫,甚至将他视为偶像。

有人问钟繇:“您与荀令君相比如何?”钟繇认为,朝中不少人都是曹操的部下,只有荀彧既是曹操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仅凭这一点,就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回想起荀彧更是感慨万千,他说:“我从古籍中可以间接了解到古代的圣人,但说到数十年来举世无双的贤才,我敢保证,只有可敬的荀令君。”

以道德传家,为世人传颂,依附于权势,转眼成烟云。

琅邪王氏:中古第一豪族传奇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当出生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诗豪”刘禹锡写下这首诗的时候,诗中提及的世家豪门——琅邪王氏家族,已经兴盛了600多年。

虽然在刘禹锡的年代,琅邪王氏已今非昔比,但要到唐朝灭亡之后,这个被誉为“华夏首望”“中古第一豪族”的家族,才算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在这个意义上,刘禹锡这首诗,其实是一首悲怆的预言诗。

秦始皇建立帝制以后,中国的王朝兴替,基本都走不出国祚难超300年的魔咒。相应地,随着最高权力的易手,中国的历代皇族再厉害也无法续写超过300年的家族辉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有些皇族在交出权力的那一刻,已经遭遇了灭顶之灾。然而,一些未曾登上权力巅峰的家族,反倒能够维系数百乃至上千年的风光。这在普遍信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国人心目中,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家族传奇。

在这些绵延六七百年以上长盛不衰的家族中,琅邪王氏公认是排在第一位的。

历史学家周振鹤经过统计发现,中古时期(两晋到唐末)一直维持强盛势头的家族,一共有30个;这30个家族中,琅邪王氏总共出了五品以上官员199人,高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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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邪王氏的发迹,是从他们后来追认的“一世祖”王吉开始的。

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士子通一经就可以入仕,王吉精通五经,学问和人品都相当出众,因此被推举为孝廉。后来,他又获任昌邑国王中尉,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昌邑国,在今山东菏泽巨野县。从王吉出生的琅邪国(今山东临沂)到昌邑国,现在看不算远,在当时已经是跨郡国了。王国中尉掌管军队,是郡国非常重要的武官,王吉以文官身份出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可见朝廷对他的信任。

在昌邑国,王吉辅佐的昌邑王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就是后来的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史载,刘贺游猎无度,王吉苦谏无用,但刘贺为了感谢王吉的忠心,曾派人赠送王吉500斤牛肉。

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因其无子,大将军霍光便召刘贺入朝,立为皇太子。谁都知道,西汉的朝政当时已被霍光牢牢握在手中,王吉赶紧提醒刘贺说:“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意思是要刘贺韬光养晦,向霍光示弱,待时机成熟再夺回国家统治权。

后来的结果证明,刘贺又没听王吉的劝谏。仅仅当了27天皇帝之后,刘贺就被霍光废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废的皇帝。霍光还抹黑刘贺,说他在位27天,干了1127件荒唐事。王吉因此受到牵连。他曾告诫子孙的“毋为王国吏”,就包含了他自身的惨痛教训。

王吉的儿子王骏、孙子王崇,谨守王吉的训导,做官不仅恪守臣道,而且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韬光养晦,趋利避害。两人最后官都做得很大,位居三公。

经过这三代人的努力,琅邪王氏的家族地位开始上升。史学家普遍认为,到西汉晚期,琅邪王氏已经成为上层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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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之后,琅邪王氏大约传了六代人,到王祥(184-268)这一代,开始真正崛起。

读过二十四孝故事的人,应该都知道王祥。他正是其中“卧冰求鲤”的主人公,被后世称为“孝圣”。王祥的生母早逝,继母和父亲对其非打即骂,他反而更加恭谨地孝敬父母。面对继母的中伤、迫害,他仍然“笃孝至纯”。父母生病,王祥衣不解带,日夜照顾,汤药必亲自尝过后,再给父母服用。天寒地冻,继母想吃鲜鱼,他脱衣卧于河冰之上,冰被暖化,孝感天地,从冰下跃出两尾鲤鱼。

经过民间演绎,故事有些夸张,但历史上,王祥确实是因为孝行而受到地方政府的关注。州郡多次请他做官,他都拒绝了,直到继母去世,他才在同父异母弟弟王览的劝说下出仕为官。

此时,正好是魏文帝曹丕当政时期,用人一改其父曹操“唯才是举”的做法,首推品行,再看才能。王祥以孝行闻名天下,自然受到朝廷器重。王祥其后为官30余年,步步高升,位列三公。西晋代魏之后,王祥仍为三公,并进封睢陵公。

王祥临终前,给子孙留下的48字遗训,此后成为琅邪王氏族人遵循的家训。遗训这样说:“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简单翻译一下:为人表里如一,有始有终,信守诺言,不圆滑世故,这是诚信;把荣誉和成绩让给他人,勇于担当过失和责任,谦逊低调,任劳任怨,此为“推美引过”;孝有大小,孝敬父母只是小孝,而提高修养,建立功业让家族扬名、父母有光,才是大孝;兄弟团结,家族和睦,此为悌;面对利益懂得谦让,生活保持清廉俭朴。

这五条,便是王祥所坚守的“立身之本”。临死前,他希望他的子孙后代都能谨记敦行。史书记载,琅邪王氏“子孙皆奉而行之”,王祥也因此成为琅邪王氏家风的奠定者。

大家可能感到奇怪,王祥的遗训中,提到了信、德、孝、悌、让,但唯独没有提到“忠”。这里面其实暗含了历史的大背景。

东汉末年以来,改朝换代频繁上演,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主线。两汉时期不断被提倡的忠君思想逐渐被孝亲观念所取代。试想,曹家、司马家以及后来南朝的刘家、萧家等等,他们的江山都是通过所谓“禅让”得来的,统治者最怕的就是臣下的“忠”,臣下都忠君,忠于前朝,那统治者算什么?他们想到了“忠君”背后的伦理困境,因此决定以“孝”来代替“忠”。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的家族观念日渐加强,当“报国”与“保家”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会选择后者。可以说,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忠”没人管,不孝则不被容于世。

王祥因为孝名而受到重用,在改朝换代中屡次化险为夷,不断升迁,位居极品,本身就是时代“孝大于忠”的受益者。他临终前特别标榜的孝与悌,亦成为此后世族主要的社会价值标准。

一个朝代灭亡了,首当其冲的是皇族。而善于应变的世族,则可以好好地迎接下一个朝代、下一个皇族。琅邪王氏能够历数百年、数个朝代而长盛不衰,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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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祥这一代起,琅邪王氏逐渐进入在历史长河中最灿烂的一段时期。具体来说,琅邪王氏此后有三个支系人才辈出,影响了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历史。

一支起自王祥。前面讲了,他死时备极哀荣,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当时很少有人比得上。他有5个儿子,3个早亡,剩下两个均官至太守,第三代、第四代也都是五品官。东晋南迁后,王祥这一支留在洛阳,后来慢慢衰落。

一支起自王祥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王览以“悌”出名,保护哥哥王祥免受继母迫害,后来做到三品官。他有6个儿子,其中三品官2人、六品官4人。到第三代,出了王导、王敦、王旷等牛人,一下子把琅邪王氏推至家族显赫的顶点。第四代则有王羲之、王允之等人才。整个琅邪王氏,王览这一支,人才是最盛的。史书说“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指的就是王览的后人在东晋建功立业。

还有一支起自王祥、王览的从祖兄弟(同一个曾祖父、不同祖父的兄弟)王雄。王雄有两个儿子,一个做到梁州刺史,一个做到平北将军。第三代出了两个牛人,一个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另一个是王戎的堂弟、清谈大师、玄学领袖王衍,他曾统率西晋十几万军马,后被石勒围歼。总之,王雄这一支,在西晋末年的名声,盖过了王祥、王览那两支。

西晋王室衰微之际,琅邪王氏已为家族未雨绸缪。当时,认定“中国已乱”的王衍,分别派弟弟王澄、族弟王敦,出镇荆州和青州,说你们两个在外,我留在洛阳,这样家族就有“三窟”,可以确保无虞了。与此同时,王览的嫡长孙王导则举族奉琅邪王司马睿南下。这成为东晋王朝的起点。至此,琅邪王氏四点两面对朝廷政治形成牵制的格局已经形成。

司马睿移镇建康(今南京)后,南方的士族并未把这位向来没啥名气的西晋皇室成员放在眼里,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士大夫来拜见他。

王导有意树立司马睿的权威,就和族兄王敦商定,在上巳节当天,让司马睿出游,而自己兄弟俩跟随在后。江南大族一看,琅邪王氏这样的北方望族都对司马睿这么毕恭毕敬,于是纷纷下拜。后来,王导又亲自出面,说服纪、顾这两个江南大族的人出来辅佐司马睿。纪、顾带头后,示范效应就出来了,史书说此后“百姓归心”。

西晋灭亡后的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北方世家大族迫于战乱,纷纷南迁,但他们看到司马睿后,都大失所望,认为此人不能成功立业。直到当他们见到王导,并与他深入交流后,这才放下心来:“江左有辅佐霸业的管仲,我们可以不必担忧了。”

为此,史学大师陈寅恪称王导为“民族功臣”,说他“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延续”。

在东晋,王导辅政,王敦掌军,朝中军政要员多为琅邪王氏家族出身。琅邪王氏迎来全盛时期,史称“王与马,共天下”。

后来,王敦想为家族谋取更进一步的利益,两次起兵作乱。史书上关于王导的态度多有争议,有说他默许族兄起兵,有说他大义灭亲。我们所知道的事,就是王导在王敦起兵时,每天率领家族子弟20余人到皇帝面前待罪。这样,在王敦失败身亡后,这次负面事件对琅邪王氏的不利影响被降到了最低。

由于王敦的失败,琅邪王氏从全盛时期进入守成阶段。

整个家族因为王导在关键时刻的立场得以保全,未受大的影响。尤其是王导这一支,除早卒的子孙外,基本都能做到有实权的三品官以上,衣冠蝉联直到南朝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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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大史学家沈约曾说,他研究了晋、宋、齐、梁四代的历史,发现“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可见,在当时,琅邪王氏长盛不衰已是公认的事实。这个家族的人不仅多高官,而且多才子。

有人根据二十四史中的记载统计,从汉代到明清,琅邪王氏家族共培养出了王导、王抟等92位宰辅,王融、王羲之、王献之等600余位名士,任何一个中古豪族都难以望其项背。

前面说了,王祥死前留下遗训,提孝悌,不提忠君。自始至终,琅邪王氏族人都恪守了这条遗训,在剧烈的改朝换代中始终不死忠一姓,这堪称这个家族绵延六七百年的主要秘诀之一。虽然琅邪王氏的这种做法,后来被一些抽离了历史情境的“愤青”骂为“只顾保全家世,不顾朝代更替”,但是,整个帝制时代,也不过是王朝的周期兴替而已。只要顺应历史发展,不为腐朽王朝、作恶君王尽愚忠,维护安定大局,尽可能减少战乱,让百姓少受乱离之苦,就是对历史做出了贡献。

东晋永和四年(348),司马昱、殷浩让王羲之出仕,担任护军将军,目的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影响力打击权臣桓温。王羲之上任后,从东晋大局出发,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体恤老百姓疾苦,减少赋税,开仓济民。这一立场和担当,赢得了后人的共鸣。元代的赵孟頫评价说,王羲之“发粟赈饥,上疏争议,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当为晋室第一流人品”。不为一家一姓尽忠,而为国为民建立事功,这正是琅邪王氏的成功之处。

在乱世中,一个家族要维持兴盛,需要特别留意一点。那就是王衍所说的,要让家族如狡兔一般有“三窟”,无论是政治站队,还是家族精英分布,都不要把整个家族放在“一个篮子”里。

王祥这一支留在洛阳,原本是琅邪王氏最显赫的一支,但随着北方沉沦,后来湮灭无闻。不过王览这一支,后人渡江向南,遂成就了琅邪王氏最大的荣光。后来,王敦起兵,王导待罪,截然不同的两种家族态度,也为琅邪王氏确保了退路,分散了风险,不至于举族押在造反上。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政权的稳定,全赖几个豪族与皇族之间的势力均衡。一旦权势的均衡被打破,就会发生内乱。琅邪王氏的家族势力如此强盛,有目共睹,常常招致皇族与其他家族的忌恨和制衡。琅邪王氏的应对之策,就是在必要时主动贬损过盛的家族势力,从而使得各方势力都能放心接纳这样一个谦逊、自制力极强的家族。

史载,齐武帝时期,王导的玄孙王僧虔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南北朝时期一种高级官位)。王僧虔突然想到,他的侄子王俭已经担任此职,“一门有二台司,实可畏惧”。于是,他赶紧以“君子所忧无德,不忧无宠”为由,坚决推辞,不让自己的家族看起来使人“畏惧”。这种低调退让的做派,也是当年王祥遗训的内容。琅邪王氏历经长年乱世而不倒,绝非侥幸。

琅邪王氏绵延不绝的奇迹,在历史上早就引起关注。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写南朝历史时,专门提到,琅邪王氏“簪缨不替”,是因为这个家族“无亏文雅之风”。意思是,琅邪王氏累世公卿的地位,与其对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时人看来,琅邪王氏之所以称得上“第一豪族”,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出了多少大官,而在于他们出了多少大师。琅邪王氏首先是以文化世家,而不是政治世家的身份,得到社会的认同的。

琅邪王氏的始祖王吉时经学是正统,这个家族就以经学立世;后来,玄学成为显学,王戎、王衍甚至王导,就都以玄学传家。

此外,王氏子弟在佛学、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均多有建树。王导当年南下之时,曾将钟繇传世的法帖《宣示表》夹在衣带中带到江南,后来传给家族中书法最有出息的王羲之。

在兵连祸结、仓皇南迁的时候,大多数人对金银财宝尚且无暇顾及,而王导竟然专心于一纸法帖,这大概就是琅邪王氏不忘文化传承的表现。后来,深受王导影响的王羲之,成为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同样以书法闻名于世,与父亲合称“二王”。

魏晋南北朝很多高门大族,因为子弟靠家荫就能做官,生活太容易了,导致不出几代家族中就充斥着不学无术之徒。但琅邪王氏绝不允许不学无术的子弟存在,对子弟的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且不时自我警醒。

王僧虔曾告诫子弟说,族中子弟过去靠门荫,年纪很轻便得到了很好的官位和名声,但失荫之后,这些便都谈不上了,因此应该自己去努力。他还说,一个人是否受到尊敬,名声是好是坏,是否名垂后世,关键不在于门第和仕宦,而在于是否有真才实学和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

说到底,文化传家才是琅邪王氏累世不衰、家风不坠最根本的依托。

一直到唐朝时,李唐皇族刻意打击山东旧世族,并以科举取士取代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琅邪王氏虽然由此衰落,但仍未解体,直到唐朝灭亡,所有世家大族均烟消云散,琅邪王氏才连同着彻底没落。

算起来,这个家族在历史长河中,兴盛了六七百年,族中诞生了王祥、王导、王羲之、王献之等一大批迄今受人景仰的一线历史名人,确实对得起“中古第一豪族”的盛名。

传奇虽不再,但传奇已刻进历史!

中古第二豪族,为何盛极而衰?

淝水之战前30年,浙江会稽山上。

这是东晋永和九年(353)的暮春时节,出身琅邪王氏的王羲之,领着一众出身名门的亲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办了首次兰亭雅集,日后,这段历史将因为王羲之的一篇《兰亭序》闻名天下: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在这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历史性聚会中,主角无疑是以王羲之为首的琅邪王氏族人,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一度与司马家族共治天下的琅邪王氏号称“天下第一士族”。

然而历史容易被选择性地忽视,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参加这场聚会的还有一位叫作谢安的年轻人。30年后的公元383年,这位年轻人将率领他所属的陈郡谢氏族人,在淝水之战中力挽狂澜,击败苻坚的前秦大军,从而挽救了东晋江山,保卫了华夏文明。

陈郡谢氏,作为隐藏在《兰亭序》背后的世家大族,即将在这场兰亭雅集之后,冉冉升起于历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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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郡谢氏,早期,琅邪王氏是很看不起的。

三国曹操时代,谢安的曾祖父,即陈郡谢氏的始祖谢缵只是一个小小的五品典农中郎将。谢安的祖父谢衡,是西晋一位大儒,然而,在三国两晋崇尚玄学清谈的时代风尚中,随着世家大族的崛起,儒学一度没落,以致被视为酸臭腐儒。史载:“(晋惠帝)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

到了陈郡谢氏的第三代,谢安的父亲谢裒时期,谢裒与自己的哥哥谢鲲一度都是出身琅邪王氏的权臣王敦的幕府门客。

在王羲之的祖先们看来,陈郡谢氏那时候只是个给他们打工的小马仔而已。因此,当后来晋升至吏部尚书、太常卿等高级职务的谢安父亲谢裒,想向诸葛恢为双方子女求婚联姻时,诸葛恢直接拒绝了。诸葛恢是蜀汉名相诸葛亮的族人,在东吴和曹魏西晋都家族显赫,诸葛恢非常不屑地说,陈郡谢氏是个什么东西,“不能复与谢裒儿婚”。

琅邪王氏更是一度打心眼里鄙视这个后起家族。《世说新语》记载说,谢安的弟弟谢万曾经参加了王羲之组织的兰亭雅集,有一次,谢万想去拜访东晋宰相王导的小儿子、书法家王恬,没想到王恬竟然将谢万完全视为透明人,“了无相酬对意”,其傲慢至此。

当时,从三国曹丕时代确定九品中正制以来,随着西晋一统天下,曹魏、西晋出身的世家大族纷纷因“冢中枯骨”自傲,对自己的家世门阀骄纵矜持,因此即使是到了王羲之兰亭雅集的时代,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等世家大族仍然因身世自傲,而陈郡谢氏依然只是一个跟班的小从游,仅仅只是因为曾经作为琅邪王氏的幕府,算个“自己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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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世一样,在曹魏两晋的门阀政治时代,一个世家大族的崛起,往往需要积累数代人近百年的时间和努力。而成就陈郡谢氏丰功伟业的,当属爆发于383年的淝水之战。

作为当年曾经跟着王羲之等琅邪王氏族人出游的年轻人,陈郡谢氏自从谢安的父亲谢裒开始,沾着琅邪王氏的家族荣光,开始飞黄腾达。到了谢安时代,一度长期隐居浙江会稽东山的谢安又投奔当时的一号权臣桓温,靠着桓温、琅邪王氏等家族的庇护和自己的聪明才干,谢安最终一步步升任东晋权要,成为东晋的尚书仆射、总领吏部事务,与尚书令王彪之一起执掌朝政。

淝水之战前四年,东晋太元四年(379),已经统一北方的前秦攻破江汉要镇襄阳,对东晋虎视眈眈。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谢安不畏众人疑难,知人善任,提拔自己的侄子谢玄为将。谢玄则不负众望,训练出了此后击溃前秦并深刻影响了东晋和南北朝历史走向的北府兵。

作为北府兵的创建者,陈郡谢氏家族的高光时刻即将来临。

襄阳沦陷后,面对前秦军队的南下,谢玄先是指挥北府兵击溃前秦军队,随后又在四年后的淝水之战中(383),以8万北府兵大破前秦君主苻坚指挥的百万大军。

当前线大捷的消息传来时,作为淝水之战总指挥的谢安正与客人下棋。看过战报后,谢安“了无喜色”,继续下棋。当客人问起战况如何时,谢安才淡淡地说了一句:“小儿辈遂已破贼。”

强忍着心中狂喜的谢安下棋完后回到家中,才兴奋得手舞足蹈。由于太过兴奋,他在迈过门槛时竟然将脚下木屐的齿牙折断,他自己却没有任何感觉,“其矫情镇物如此”。

对于陈郡谢氏来说,383年的淝水之战是整个谢氏家族的最高光时刻。战后,谢玄继续带兵北伐,将自从“十六国时期”以后退居淮河以南的汉人江山推进到黄河南岸,东晋国势一度大振。谢安家族因此奋起,先后有四人因功被封为公爵:谢安被封为庐陵郡公;谢安的弟弟谢石被封为南康公;谢安的侄子谢玄被封为康乐公;谢安的儿子谢琰被封为望蔡公。至此,“一门四公”的陈郡谢氏历经百年艰辛,终于一跃成为与琅邪王氏并肩齐名的世家大族,权势在东晋朝中一时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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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淝水之战前后,从东晋到南朝的200多年间(317-589),陈郡谢氏载入史书的人数共有12代、100余人之多,史称“子弟皆芝兰、风流满《晋书》”。

然而,巅峰之际,也是陨落之时。

在魏晋南北朝各个世家大族起起落落的浪潮中,作为新崛起的名门,陈郡谢氏不仅需要面对当时朝中根基深厚的琅邪王氏,而且还要制衡当时控制长江中游的权臣谯国桓氏家族。另外,来自司马家族的皇权势力也不断对陈郡谢氏掣肘提防。

谯国桓氏的成员、性格放纵的桓伊有一次在东晋孝武帝面前抚筝哀怨唱诗道: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

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

作为同样被猜忌提防的世家大族成员,出身谯国桓氏的桓伊故意以西周时期周公旦的典故,唱出世家大族当时的艰难处境。当桓伊一曲终了时,座席上的谢安泪流满面,特地走过来跟桓伊说:“足下不同于常人!”

淝水之战后第二年,即东晋太元十年(385),遭遇皇权猜忌和各个世家大族围攻的谢安主动交出权力,自请移镇广陵。当年,在淝水之战中崛起的谢安,在焦虑不安中去世,享年66岁。

谢安受到猜忌离开首都建康(南京)后,作为北府兵创办人的谢玄也自请离开军事前线,转赴浙江换了个散骑常侍、左将军、会稽内史的闲职。谢安去世后第三年,东晋太元十三年(388),作为淝水之战的实际指挥人,一度将汉人兵锋重新推进到黄河北岸,甚至收复了部分黄河北岸沦陷国土的谢玄,最终也在猜忌和抑郁中去世,年仅46岁。

后来,作为谢玄的孙子和王羲之的外孙,已经进入南朝的谢灵运在《山居赋》中,回忆自己的家族史时写道:“余祖车骑(谢玄)建大功淮(河)、淝(水),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谢安)既薨,远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

陈郡谢氏起家于今天河南淮阳一带的古陈郡,建功立业于建康(南京),最终先祖却被迫远迁浙江会稽(绍兴)等地“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在淝水之战中建立不世伟业、已经“功高震主”的陈郡谢氏,不得已选择远迁避祸以保全宗族,这里面,实在是有难以言说的血泪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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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家族权势从巅峰陨落,但急流勇退的谢安,也为保全谢氏家族做出了表率。

对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中古世家为何能绵延兴旺数百年之久,现当代史学家钱穆曾经总结说:“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

作为在三国时代曾经出过儒学家谢衡的陈郡谢氏,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始终倾尽全力。谢安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可谓苦心孤诣。淝水之战的统兵大将谢玄在年少时喜好奢侈,嗜好香囊,叔父谢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他却不强硬呵斥,而是跟谢玄以游戏打赌,将谢玄的香囊全部赢了过来然后烧掉,以此来警醒家族子弟。也正是由于谢安等人的勉力教导,因此外表崇尚玄学、内里以儒学为根基,“外玄内儒”的陈郡谢氏,最终得以在历史的横流中延续兴盛达两百年之久。

尚儒、中和,可以说是陈郡谢氏保持家族门风的重要手段。当代史学家田余庆在评价陈郡谢氏的生存之道时,曾经这样解释:“谢氏在东晋,不凭挟主之威,不以外戚苟进,不借强枝压干。”

正是这种内敛、冲淡的为政和处世风格,最终使得陈郡谢氏名传千古。

在两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中,琅邪王氏的王敦、谯国桓氏的桓温等人都曾功高震主,并且一度图谋自立。外戚出身的鄢陵庾氏的庾亮兄弟没有能力却硬处其位,最终败落遗恨,而取得不世功名的谢安急流勇退,为陈郡谢氏开了个好头。也因此,陈郡谢氏最终在淝水之战后,盖过谯国桓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等传统世家大族,成为与琅邪王氏比肩齐名的“王谢”二族之一。对此,唐代史学家李延寿评价说:“谢氏自晋以降,雅道相传。”意思是说,陈郡谢氏的人物,既有率性风流的一面,也有专心世务、拘于礼法的一面,由此才得以成为世家大族、历经两百多年兴盛不败,否则早就像谯国桓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等家族一样沦于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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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贵族世家生存不易,作为世家大族,陈郡谢氏不仅面临着来自高层的压力,也面临着来自底层的反抗。如果说在政治斗争中谢安还可以保全宗族,但是在底层民众的叛乱起义中,作为世家大族的代表,陈郡谢氏却不幸罹难。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浙江爆发了有五斗米教背景的孙恩、卢循之乱,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相似,叛乱民军也将贵族世家作为推翻东晋统治的重点攻击对象。

叛乱爆发后,东晋朝廷派出谢安的儿子谢琰以及他的两个儿子谢肇和谢峻前去镇压义军,不料父子三人反被义军杀害。在这场历时12年之久的叛乱中,陈郡谢氏子弟中的吴兴太守谢邈、南康公谢明慧、黄门侍郎谢冲等人也都前后遇害。于是,在陈郡谢氏的当家人谢安、谢玄去世之后,谢氏家族在这场民乱中被底层民众作为重点攻击清除对象,家族势力遭到了严重削弱。

孙恩之乱后,东晋内部政局更加不稳,就在孙恩、卢循之乱还没完全平定时,东晋大亨元年(403),权臣桓温的儿子、谯国桓氏的桓玄直接威逼晋安帝禅位,在建康(南京)建立桓楚政权。在这场变乱中,北府兵出身的刘裕最终在平定桓玄之乱中势力逐渐壮大,走上了历史舞台。

在刘裕崛起的过程中,谢氏家族部分成员错误站队,在刘裕与另一位将领刘毅的争斗中选择了刘毅。最终,曾当过尚书左仆射的谢混等陈郡谢氏族人,纷纷被在权斗中胜出的刘裕以“党同刘毅”的罪名处死。

当时,以砍柴、种地、打渔和卖草鞋出身的刘裕上位,象征着南北朝时期庶族的崛起,但部分世家大族却没有认清形势,例如太原王氏就因为自恃门第而被刘裕诛杀。反抗北府兵集团的渤海刁氏除刁雍一人北逃外,也全部被杀。在经历错误站队和终于看清形势后,陈郡谢氏与琅邪王氏一起,在改朝换代中选择了投靠新崛起的寒门皇帝。

刘裕在公元420年代晋自立建立刘宋后,为了拉拢北府兵的创建者陈郡谢氏家族,一度重用谢氏家族的谢晦等人。刘裕临死时,谢晦还与徐羡之、傅亮等人一起受命,成为托孤大臣。

鉴于自己家族与皇权斗争的惨痛经历,谢晦的哥哥谢瞻一直明哲保身,他还一再规劝自己的弟弟谢晦说:“吾家以素退为业,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福邪?”“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作为当时的统治者,刘裕父子一方面要利用作为世家大族代表的谢氏家族,另一方面又始终担心作为北府兵创建者的谢氏家族会利用其家族影响力干涉政局。对此隔岸观火的谢瞻心里很明白陈郡谢氏的危险处境。在临死前,谢瞻还特别给弟弟谢晦写信说,要学习宗族的先祖谢安、谢玄等人急流勇退:“吾得归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为国为家。”

此外,当看到自己的族弟、著名诗人谢灵运太过狂妄放纵时,谢瞻还经常劝诫他一定要明哲保身。

但陈郡谢氏的子孙,并没有多少人拥有先祖谢安的智慧。到了元嘉三年(426)刘宋孝文帝时期,手握重兵的谢晦被杀,死时年仅37岁。临死前,谢晦想起了哥哥谢瞻多年前的苦劝,特地赋诗一首说:

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

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

在谢晦事件中,谢氏家族损失惨重,谢世休、谢日爵、谢世平、谢绍、谢遁、谢世基、谢世酞等谢氏族人也惨遭屠戮,对此,谢晦的侄子谢世基在临刑时也写诗说:

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

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

在诗中,谢世基以“横海鳞”“垂天翼”自比往日辉煌的谢氏家族,但随着东晋末期开始到南朝时皇权的日益强大,世家大族已经难以再一手遮天。在“失风水”、反为寒门出身的刘裕子孙所屠戮“翻为蝼蚁食”之际,谢世基也感慨万分。

直到临死之际,谢世基才痛彻心扉地体悟到,面对寒门庶族的崛起,曹魏两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势力,已经无力对抗,渐趋没落。

6

谢晦被杀后的第七年,元嘉十年(433),中国山水田园诗创始人之一——高傲放纵的诗人谢灵运,也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于流放地广州,死时年仅47岁。

谢灵运临死前是否想起了族兄谢瞻的苦心劝诫,已经无从猜测。作为陈郡谢氏的子弟,不甘平凡、渴望出人头地的谢灵运始终不明白,属于世家大族的时代正在没落。对于日益崛起的庶族统治者来说,以往树大根深的世家大族就是皇权崛起路上的重大障碍。皇权要发展,世家大族的削弱与没落就是必然的。

此后,与谢灵运一起被称为“大小谢”的诗人谢朓,也于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遭到诬陷,最终死于狱中,年仅36岁。

在此后南朝末期的梁朝、陈朝,家族名人辈出、闪烁《晋书》的陈郡谢氏,基本毫无建树,仅仅是守成而已。梁武帝时期,陈郡谢氏在历时四年的“侯景之乱”(548-552)中更是死的死、散的散,家族最后的血脉和元气几乎消亡殆尽。到了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时,谢氏族人被写入《陈书》的只有三人而已,已经接近完全没落。

到了陈朝时,陈朝皇族始兴王陈叔陵为了给母亲找个风水宝地,更是直接将陈郡谢氏代表人物谢安的墓地直接铲除。面对这种亵渎自己先祖的暴行,当时陈郡谢氏的子孙甚至衰弱到不敢发声抗诉。

作为曾经与琅邪王氏并称的陈郡谢氏,历经从东晋至南朝末年的200多年风雨,至此彻底走向了陨落。到了中唐时期,诗人刘禹锡(772-842)特地写了《乌衣巷》一诗,缅怀王谢两大世家: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陈郡谢氏来说,他们从卑微走向巅峰,从巅峰走向陨落,历时200多年时光。他们在时代的动荡中面对庶族的崛起、皇权的强势和民乱的冲击,始终无法探索出一条延续家族荣光的道路。因此,当代表人物逐渐风流陨落,子孙后代只能在吃老本的基础上怀念旧日的荣光,对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来说,陈郡谢氏的没落,也是此中典型的代表。

一个没有现实依托和精神内核的家族,其陨落也是历史必然。从这个意义来说,陈郡谢氏敲响的警钟,也是此后历代名门家族的警钟——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所谓贵族,其兴也勃,其亡也哀。

桓氏家族:三代人出一个皇帝,仅用一年就败光了

北伐途中,东晋权臣桓温与部下登上一艘战舰,遥望中原故土。桓温颇有感触地说:“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衍等人难辞其咎啊!”

王衍是西晋重臣,出身琅邪王氏,平生笃好玄学。当年,他们一众大臣只知道夸夸其谈,无力阻挡少数民族南下,不仅丢了疆土,还把自己和百姓的命搭进去。与桓温同行的袁宏也是一位清谈家,他为此开脱说:“时运自有兴废,不一定是他们的过错。”

桓温一听,作色道:“我听说东汉末年,刘表养过一头千斤大牛,此牛平日里所需食物是普通牛的十倍,但干起负重运输的活,连一头最弱的牲口都比不上。曹操占据荆州后,把这头牛杀了,用来劳军。”这是将那些无所事事、徒有其表的士大夫比喻为“刘表之牛”。

作为务实派,桓温对清谈人士嗤之以鼻,掌权后削弱士族豪强时更是毫不手软。他所代表的谯国桓氏家族堪称东晋士族中的另类,因为他们既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参与者,也是这场游戏中规则的破坏者。

1

谯国桓氏兴起于东汉,有龙亢桓氏、铚县桓氏等支派,因祖上原为姜齐国君,遂以齐桓公的谥号为姓氏,后来迁至谯郡(在今安徽)一带。其中,龙亢桓氏最初靠读书发迹,是一个经学世家,桓温就出自这一家族。

桓温祖上是帝师级别的豪门,家族中最早出现的大人物是汉代大儒桓荣。桓荣年少时家境贫困,为了养活自己,一边打工,一边跟随九江博士朱普学习《欧阳尚书》,即汉代欧阳生所传今文《尚书》。他整整15年不回家乡,终成大学者。“新莽之乱”后,桓荣逃匿山中授课,即便饥饿困乏,几代人仍家学不辍。

桓氏发迹,就在于一个“勤”字,后来的桓温也是如此。东汉建武十九年(43),已经60岁的桓荣因弟子举荐,被汉光武帝刘秀召见,深得赏识,并入宫担任太子的老师。汉光武帝曾经称赞桓荣:“此真儒生也!”

桓荣家族致力于经学研究,子孙都继承其学业,教授《尚书》,门下弟子众多。桓荣接受刘秀的聘请后,成为汉明帝的老师,其子桓郁后来是章帝与和帝的老师,其孙桓焉则当了安帝与顺帝的老师。桓氏三代人先后担任帝师,成为当时最为显著的经学世家,荣耀备至。

有道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桓荣家族传到第六世就不行了,一场政变使这个累世公卿之家沦为“刑家”,子弟纷纷潜逃,隐姓埋名,一度走向衰落。

桓氏的六世祖史载阙如,田余庆等学者考证,这位桓温曾祖辈的人物是曹魏大臣桓范。

正始十年(249)的高平陵之变中,桓范作为曹爽党羽,拒绝了司马懿的任命,逃出洛阳,告诉正与皇帝曹芳祭拜帝陵的曹爽,不如“以天子诣许昌,征四方以自辅”。这是一道“挟天子以令诸侯”之计,如果曹爽听从这一计策,司马懿夺权恐怕不会那么顺利。桓范出城时,司马懿有些不安,对蒋济说:“智囊往矣。”蒋济却说:“曹爽智不及桓范,就像驽马恋栈豆,一定不会用桓范的计策。”

果不其然,曹爽兄弟不听桓范之策,说我们向司马懿投降,退休养老总行吧。桓范哭笑不得,骂道:“曹子丹(曹爽之父曹真的字)何等英雄,生出你们兄弟这样的庸碌之辈,你们就等着灭族吧!”

之后数年之间,司马氏权倾朝野,桓范与曹爽等一同被诛灭三族,后世子弟或死或逃,唯恐避之不及。桓氏从此一落千丈,昔日赖以成名的经学家传也丢了。这正是桓氏第六世的记载被尘封的原因。

因此,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桓氏是一个特殊的士族,南渡时声名不显,地位不高,论政治势力、学业家传、经济力量等都不入流,后来却一跃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

2

桓温出生的时候,家境窘迫,穷得叮当响。

有一次,桓温的母亲重病,为了给妈妈治病,桓温不得不将幼弟桓冲送到富户为质。有时债主上门讨债,年少的桓温也一筹莫展。即便其父桓彝后来当了宣城(在今安徽东南)太守,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

桓温兄弟由此养成了一生勤俭的习惯。桓温得势后,宴饮时不过只有茶水和几盘水果。他弟弟桓冲同样生活俭朴,有一回沐浴后家里人给他送来一套新衣服,结果桓冲大怒,催促用人送回去。还是他妻子跟他说:“衣服不经新的,从哪里得到旧衣?”桓冲才勉强换上。

家道中落后,桓氏勤俭持家,而两晋门阀士族一向以生活奢侈闻名,石崇、王恺斗富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由此更可见桓氏的另类。

有学者认为,谯国桓氏最早南渡的成员可能是桓温之父桓彝,但他不曾入选东晋士人编的名人录,这是因为他等同于新晋士族,不受尊重。

桓彝家贫,却很争气,成为列名“八达”之一的名士,平时主要的行为艺术是散发裸奔、豪饮美酒。他常年在名士圈子里混,给儿子取名为温,也因为当时的名人温峤。桓彝还极富政治远见,南渡之初就认准了王导,称他为“江左管夷吾”,后来也正是王导助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朝廷。到了晋明帝时,桓彝参与平定王敦之乱,立功受爵。后来苏峻之乱时,桓彝更不得了,在与叛军交战时以身殉国,成为烈士,获得了“忠臣”的美誉。

至此,原本以经学成名的谯国龙亢桓氏,靠着桓彝的军功重返政坛,代价就是桓温年纪轻轻没了爹。泾县令江播在苏峻之乱中参与谋害桓彝,桓温时时想着向他复仇。等到江播去世后,18岁的桓温假扮成客人出席他的葬礼,寻找机会亲手刺杀了仇人的三个儿子。

桓温着实是个猛人。

3

桓温的父亲桓彝混入名士圈站稳了脚跟,又靠军功授爵,桓温却一向看不起热衷于清谈的门阀士族。

王导晚年主办过一次清谈聚会,请来清谈家殷浩辩论玄学,两人自诩如正始年间的王弼、何晏,聊得很起劲。王导还邀请24岁的桓温一起参加,世家大族出身的王濛、王述、谢尚等也都在座。第二天,桓温与别人说起此事:“昨夜听殷、王二人清谈,言语甚为美妙,谢尚也还行,但回头再看看王濛、王述,他们就跟身上插着漂亮羽毛扇的母狗一样。”

桓温兄弟所在的东晋朝廷,就是这样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东晋一代,皇权与士族实际上长期处于相互平衡的状态,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与陈郡谢氏等门阀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扮演“王与马,共天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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