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自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来，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诸如撰写《氏族志》，对天下世家大族进行重新定位；故意提倡皇族娶妻纳妾首选当世勋贵之家，颁布“禁婚家”，禁止世家大族之间联姻、收彩礼；再次编撰《姓氏录》，企图扩大士族人群，规定凡在当朝任职五品以上的官员，皆可被列为士族；加大科举力度等手段来试图冲淡世家大族的影响力……
然而，即便政府从法律上强硬限制世家大族的发展，但耐不住那些与皇族联姻的勋贵之家，在与皇族结亲的同时也保持着与世家大族的世代姻亲关系，如房玄龄、魏徵等当世重臣。
况且虽然国家上有政策，世家大族亦可以根据家族传统进行适度调整，适应发展的需要，而清河崔氏作为世家大族的代表之一，便是较早发生转变的。
当初奠定清河崔氏发展基础的崔林、崔琰兄弟以及鼎盛时期的崔宏、崔浩父子都以研习文学经史著称于世，而这种传统的家学渊源，在入唐后依然得到很好的继承。如《唐故前国子监大学生武骑尉崔君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人“抠衣避世，研精四求之科”；再如，唐太子太保分司东都赠太尉崔慎由以“习左氏春秋、尚书、论语等获第于司”，都充分说明了有唐一代，清河崔氏家族对于族人研习儒家经典的重视。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唐代，即便清河崔氏需要面对来自统治阶级的高压，家族中却依旧涌现了一批以崔慎由、崔元综、崔龟从为代表的大唐宰相，以及留下千古名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大唐诗人崔颢等一批当世诗词大家。据《新唐书》统计，有唐一代，在文学创作方面，清河崔氏共有22人留下超过300部传世经典文集。
由此可见，清河崔氏子弟秉承家族优良遗风，在大唐盛世中依旧保持家族荣耀。
只是，由于科举制的大力推行，清河崔氏这样的世家大族注定不可能再有机会像从前那样享受各种与生俱来的特权。
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世家大族内部也发生了优胜劣汰的分化。有真才实学的清河崔氏子弟得以像先祖那样获得统治阶层的青睐，而躺在祖宗功劳簿上吃喝的大部分家族子弟，便只能坐吃山空，逐渐没落。
纵观清河崔氏自魏晋至隋唐近700年间的家族荣耀，尽管与当朝统治者和社会阶层变化具有很大关联性，但以“研习经史”为核心的门风，始终对家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大唐帝国寿终正寝。随着它一同消亡的，还有清河崔氏等一干曾经的世家大族。
进入宋代后，重视科举的历朝皇帝对无数前来报国的寒门士子、读书人给予了足够的关怀。世间从此再无世族、寒门之分，只要是有心为国者，皇帝都欢迎。于是，在平民科举大盛的浪潮下，清河崔氏消逝在历史长河当中。
一个真正属于寒门士子的时代，终于来了。
中国出宰相最多的家族，藏在山西一个小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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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毛泽东游览成都武侯祠，看到唐代名相裴度撰写的一块碑，随即问随行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你在山西当‘父母官’，知道裴度是谁吗？知道中国历史上，出宰相最多的是哪个家族吗？”
陶鲁笳《毛主席赞赏的一个封建家族》，《文史月刊》，2006年第4期。
没等陶鲁笳回答，毛泽东就笑着说：“告诉你吧，中国出宰相最多的，就是你治下闻喜县的裴氏家族。”
裴氏家族发源于山西省闻喜县裴柏村。这一带位处山西境内黄河之东，故古代被称为河东。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裴氏家族，也以“河东裴氏”之名闻名于世，是中古时代的世家大族之一。
中国的历史很长，出一流人物的家族不少。但是，像裴氏家族这样，绵延两千年，兴盛八百年的，可谓绝无仅有。
别看裴柏村现在一副典型内陆农村的样子，在汉唐时期，这里位于中国政治、经济的重心地带，是典型的中原之地。
据记载，河东裴氏最早是一支由西北地区进入中原地区、以放牧为业的氏族，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熏陶，到春秋时期才完全融入中原文明。类似这样的氏族迁徙与交融，在中华文明早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裴氏家族的经历，在当时那叫一个平淡无奇。
神奇的是，到了汉末魏晋之际，裴氏突然爆发，像烟花般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绽放，然后经历长时间的辉煌，一直到唐朝末年，才渐渐黯淡下来。也就是说，裴氏家族这场豪华密集的烟花表演，延续了整整八百年，此后进入零星绽放阶段。用史书上的话说，这叫“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兴，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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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氏家族的辉煌史，肇始于裴潜。此人名字听着很“赔钱”，实际上为裴氏赚足了崛起的本钱。在他之前，裴氏也陆续出过一些人物，但正史不曾为他们单独作传，可见其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
裴潜超越先辈的地方，正是在于他是第一个正史为之立传的裴氏族人。《三国志》记载，裴潜曾做曹操的军事参谋，才智卓越，曹魏立国后，官至尚书令，封清阳亭侯，是裴氏家族的第一个宰相。
对裴家来说，从零到一，很难，但从一到多，极易。
怎么个容易法？裴潜的儿子裴秀和侄子裴楷并列晋朝公侯，同为宰相，一时荣耀无比。之后，裴秀之子裴 及裴楷之子裴宪，又先后官至晋室侍中，亦均为宰相。
从裴潜开始，祖孙三代，五人入相，其间不过四五十年时间，这个家族就像开了挂一样，冲往巅峰。
随便哪个家族，要是有河东裴氏此时的成才纪录，那就足够包装宣传两三千年了。但河东裴氏的辉煌之处在于，这点成绩，只能算是这个家族崛起过程中的热身动作。
河东裴氏真正的巅峰出现在唐朝。唐朝289年间，河东裴氏出了17个宰相，宋代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将河东裴氏列在了第一位。
不仅如此，节度使、将军、都督、尚书、刺史等高官要职，河东裴氏更是出了一茬又一茬，连驸马都出了10个。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官做，哪里就有裴家族人。
有学者统计，李唐一朝，史籍上有名字可查的裴氏族人，多达六百余人。唐朝不愧是河东裴氏最辉煌的时代。
五代以后，裴氏逐渐衰落，不过偶尔还有大人物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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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才之高密度、高质量，无出其右，裴氏家族到底做对了什么？古往今来，许多人试图探求其中的秘密，有些人还专门跑到裴柏村，希望找到答案。
明末大儒顾炎武就曾访问裴柏村，拜晋公祠（裴氏宗祠，因裴度封晋公，故名），说在村里登垄而望，十里之内，丘墓相连，连着100多个墓主，都是有名字、官爵可考的历史人物，很是震撼。
这次访问后，顾炎武总结，联姻、世袭、自强这三个因素是裴氏家族兴旺的主要原因。
这种归纳当然没错，河东裴氏的起落与门阀制度的兴衰轨迹基本是一致的。裴氏作为衣冠望族，尤其是裴寂作为大唐开国功臣第一，奠定了整个家族此后两百多年兴旺的基调。
然而，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中古时代，世家大族起起落落，并非一成不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是常有的事。像河东裴氏这样，长盛不衰，除了时代与制度的因素，肯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答案其实不复杂，就是这十六个字：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
这十六个字是裴氏家训的核心，久而久之，成为裴家的家风。欧阳修曾指出，良好的家风是裴氏兴盛的主要原因。这话不是虚的，它实打实地在历史中发挥了作用。仔细琢磨裴氏家训，每个字都很有分量。
开头就提“重教”。重视教育，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基础。作为世家大族，河东裴氏并非依靠武力或者门第来保持家族势力，而是通过教育，形成家学门风，确保人才辈出，不被时代淘汰。我们读《晋书》《南史》《北史》或新旧《唐书》，经常会发现，无论讲到哪个裴氏人物，其中都会用“博学稽古”“博识多闻”“博涉群书”，以及“自幼强学”“少好学”“世以儒学为业”等措辞来描述。
可见，许多裴氏族人是凭真才实学走上仕途的。武则天时的著名宰相裴炎，早年在弘文馆就读时，每逢休假，其他同学都出去疯玩，只有他读书不废。人事部门要举荐他出来做官，被他拒绝了，理由是他的学业还没完成。他就这样勤奋苦读了十年，最后自己考取功名。
唐宣宗朝名相裴休，少时和两个兄弟一起读书，“经年不出墅门，昼讲经籍，夜课诗赋”，相当刻苦。最后，兄弟三人皆进士及第。
裴氏家族非常推崇“自立求功者荣，因袭获爵者耻”的精神，不论富贵贫穷，都把教育作为唯一出路。
接着，裴氏家训中提到“守训”，就是要子孙遵守规则，严守祖训。没有一个“守”字，说再多都是空文。
然后，家训循序渐进，讲到裴氏子孙要做什么样的人才，即“崇文尚武”，也就是鼓励子孙做全才，不偏废一科。据不完全统计，河东裴氏历史上出了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这两个数字看似偶然，背后其实是“崇文尚武”的家训在发挥作用。
历史上，很多家族出得了文臣，出不了武将，或者相反。裴氏家族则把家族人才的成功之路拓展得相当宽泛，随手举个例子：裴氏中，政治家有裴度、裴寂、裴楷等，军事家有裴行俭、裴骏等，治国能臣有裴光庭，法学家有裴政、裴耀卿等，外交家有裴矩、裴世清等，史学家有裴松之、裴子野等，地图学家有裴秀，小说家有裴启，书法家有裴休，画家有裴宽……这些优秀的裴家人物代表，“从政者行惠民之法，习文者出不朽之作，研习者留济民之术”，成就都是杠杠的。
再然后，裴氏家训继续提到“德业并举”。意思很明白，建功立业很重要，道德修养也很重要，要两条腿走路，不可偏废其一。有德的能人，利国利民；无德的能人，祸国殃民。
一个人如果没有道德底线，能力越大，危害也越大。因此，裴氏家族最后把家训的落脚点放在道德上，千头万绪，拎出四个字——“廉洁自律”。这是对成才后的子孙的训诫，可谓抓住了预防人性堕落的要点。一个人的堕落，要么起于贪念，要么缘于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廉洁加上自律，是防堕落的不二良方。
裴昭明是裴松之的孙子，名门之后，但他不贪暴利，为官清廉，靠微薄的俸禄持家生活。连齐武帝都赞叹说：“我读的书少，不知道有哪个古人能跟裴昭明一样清廉。”
裴昭明经常对人说：“人生何事须聚蓄，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因此，他终生不治产业，连房子都没有。如此通透的人生观，确实是裴氏族人的典范，家训的践行者。
北周官员裴侠爱民如子，他身为地方最高长官，一天难得有一顿吃点好的，当时就有歌辞称赞他：“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
有一次，皇帝让裴侠单独站在一边，对其他牧守说：“裴侠清正廉明，谨慎奉公，在这方面他是天下第一。你们中间如果有人自认和裴侠一样，可以过去和他站在一起。”众人面面相觑，无人敢为。自此，满朝文武称裴侠为“独立使君”。
有同僚讽劝他说：“人身仕进，须身名并裕，清苦若此，竟欲何为？”意思是做官不就是图名图利嘛，你日子过得苦哈哈的，图啥呢？
裴侠答道：“清廉是做官本分，节俭是立身基础。我清廉自守，并非猎取美名，意在修身自重，唯恐辱没祖先啊！”
裴氏族人为了维持良好的家风，都心有忌惮，故而能够在浊世中保住操守。这样做很不容易，如果像裴侠一样碰到不好的时代，可能同僚们都以贪贿为常事，他自己反而被孤立，如同独行侠。他内心的笃定，以及坚守的力量，就是来自家风祖训中对道德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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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向激励，裴氏家规中还有反向震慑：凡贪官污吏，死后均不得葬入祖坟。这条红线，严禁族人子孙触碰。
我们不能说裴氏不出贪官污吏，但确实极少极少，而大奸大恶之人更是几乎没有。历代正史中，被立传的裴氏族人大约105人，除了北朝的裴景颜、唐朝的裴延龄等四五人之外，都可用“廉洁自律”来形容。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一个家族出这么多高官，却能大抵保住“不湿鞋”的门风，真的很不容易。
历史上还有个传统：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一个人发迹了，不管做官经商，都要回老家盖大房子。但我们看裴柏村，虽然有这么辉煌的家族史，整个村子自古以来就没出现过什么恢宏的建筑，以至于现在除了古柏和石碑，几乎没有古迹可寻。这种深入骨髓的低调，也跟裴氏的家风教养密切相关。
唐僖宗的宰相裴坦，其子娶了同朝为官的杨收之女，陪嫁物品中有许多金玉首饰。裴坦看到了，立刻命人撤去，厉声说道：“乱我家法！”
家法，即是家风。裴柏村全村常住人口据说历代从没超过1000人，但裴氏家族却出过59个宰相和59个大将军，以及各行各业的顶级人才，这是一个奇迹，又是一种必然。
河东裴氏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深宅大院，也未曾留下万贯家财，却留下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以及修身自重的道德规范——而这，才是这个家族值得历史致敬的理由。
南兰陵萧氏：一个家族的逆袭史
成功夺位后，唐太宗李世民专门写了一首诗，送给他的表姑父兼亲家翁萧瑀：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短短二十字，尽显这位后来位列凌烟阁的名臣坚韧不拔、忠贞不二的品格。
后来，唐太宗在宫中设宴款待群臣，设置了一个条件：在座最尊贵的客人可以先喝酒。当时，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宰相房玄龄等外戚、开国功臣皆在座，听皇帝这么一说，却都不敢乱动，生怕触碰皇帝逆鳞，惹来杀身之祸。
谁知，萧瑀直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丝毫没给李世民面子。
见是长辈，唐太宗也不好当着大臣的面直接发作，便问萧瑀为何敢自认是“最尊贵的人”。萧瑀也不傻，顺着皇帝的话直说：“臣是梁朝天子儿，隋朝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
听罢，唐太宗也只能鼓掌大笑，点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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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瑀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强大家族的支持。
萧瑀出身南方世家侨族南兰陵萧氏。南兰陵萧氏一族，即兰陵萧氏南迁江左后衍生的支派，传闻最早可溯源至名相萧何、太子太傅萧望之一系。
作为兰陵萧氏的始祖，萧何的功绩自不必说，而萧望之在西汉时代也是一介牛人。早年家境贫寒的他，曾拜师后仓，精研《诗经》等儒家经典，年纪轻轻便成为家乡兰陵地区（今山东枣庄）的大儒。
当时，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等正受命辅助年幼的汉昭帝处理朝政。一次，大将军府长史丙吉向霍光推荐了包括萧望之在内的当世大儒。在觐见大将军时，为了加强对霍光的保护，防止有人实行暗杀，这些儒生皆被要求脱掉身上所有衣物，裸体接受检查。
与萧望之一同前来的其他儒生见状，赶紧将自己身上的衣服除去，赤条条地站在侍卫面前等待检查。唯独萧望之，一听大将军如此待客，登时来了脾气，嘴里骂骂咧咧地说道：“不愿见就算，老子还不稀罕呢！”
听到萧望之出言不逊，侍卫抬手欲打，推搡之间，霍光闻讯赶到。
面对大将军霍光，萧望之的傲气更盛了。他直言道：“将军您以功德辅助幼主，要是能感化您的手下，相信天下士子定能争相过来辅助您。可您现在让您的手下如此羞辱有识之士，看来所谓效仿周公吐哺之举，无非是您个人的沽名钓誉！”
表面笑呵呵的霍光虽未当场降罪，却在几人的任用上动了手脚。与萧望之一同觐见霍光的王仲翁之后迅速升迁至光禄大夫的高位，而萧望之被发落到上林苑守大门。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几年后，汉昭帝驾崩，汉宣帝即位。凭借拥戴新帝之功，霍氏家族权势更甚从前。即位的汉宣帝是史上第一个囚徒出身的皇帝，多年的底层生活经历，让他对霍氏家族擅权之事颇为忌惮。
地节三年（前67），霍光去世不到一年，长安城内就开始下冰雹。冒着冰雹，萧望之趁机向汉宣帝大胆进言：“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
他的肺腑之言，令汉宣帝大为赞赏。鉴于萧望之在儒家学说上的成就，汉宣帝决定任命其为太子太傅，负责教导太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研习经史子集。
在萧望之的教导下，汉元帝成长为西汉历代皇帝中经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将西汉王朝打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儒学治国的朝代。
萧望之以儒学为本、经研治世的思想，也奠定了后来兰陵萧氏（包括南兰陵萧氏）近千年发展的家学底蕴。
当然，南兰陵萧氏是否出自萧何、萧望之系下，尚且存疑。因为历史上记载南兰陵萧氏为萧望之后裔的典籍仅有《南齐书》及《梁书》，在这两本书中，萧望之还被记载为萧何的后裔。而这种说法在同时期编撰的其他史书以及《史记》《汉书》中，却均未被采信。
唐代颜师古在编撰《汉书注》时，更是特别说明：“近代谱谍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酂侯（萧何）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胤绪具详表、传。长倩（萧望之）钜儒达学，名节并隆，博览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变，年载非遥，长老所传，耳目相接，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
可见，颜师古十分肯定地指出，南兰陵萧氏附会为萧望之之后，进而附会萧望之是萧何之后，其实是抬高门第之举。毕竟，无论萧何还是萧望之都是汉代名臣，在史书中皆有传记，其人物关系详细列明，二人若有这一层关系，史官怎会遗漏或搞错？
尽管南兰陵萧氏在家世谱系上存在强行攀附的问题，但这是整个魏晋时代讲究门第风气下所有家族的“通病”。关键是，这层出于美化的滤镜，并不妨碍这个家族在历史上的精彩表现。北宋欧阳修就曾盛赞兰陵萧氏：“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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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战火中，北方士族纷纷迁徙南下。跟随大部队的步伐，南兰陵萧氏的始祖萧整也举族搬迁，渡过长江，侨置江南。
根据先前在北方郡望的划分，萧整一脉被安置在今江苏常州至丹阳设置的南兰陵郡中生活。依照郡望，这支南迁的萧氏，遂得名南兰陵萧氏。
此时，东晋权力中枢依旧沿用自三国曹丕时代提出的“九品中正制”录用人才。与渡江的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相比，兰陵萧氏实在不算顶流大族。渡江之后，萧整的两个儿子萧儁、萧鎋最高也只做到了太守的职位，离日后萧氏家族的权倾朝野仍有较大距离。
“大贵人”刘裕帮了萧氏家族一把。
在乱世中，刘裕凭借军功，从东晋王朝手中继承了半壁江山，建立了以刘氏家族为核心的刘宋王朝。刘裕以孝治天下，尊自己的继母萧文寿为皇太后。而萧文寿即出身南兰陵萧氏，为萧整的远房侄女。凭借外戚的身份，萧家得以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仕途，从政参政。
盛世需文治，乱世靠军功。萧氏族人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凭借显赫的武功和外戚的身份，将南兰陵萧氏带上金字塔的顶端。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出身南兰陵萧氏“皇舅房”的始祖、刘宋名将萧承之。
与萧望之相似，萧承之也堪称少年英雄。史载，萧承之“少有大志，才力过人”，同族丹阳尹萧摹之、北兖州刺史萧源之都很器重他。根据家族计划，萧承之一早便投身军旅，跟随宋武帝刘裕等人征战天下。
众所周知，自衣冠南渡后，东晋王朝就没有放弃过北伐的军事计划。到了刘宋时代，北伐依旧是南方政权扩大影响、夺取民心的一个重要手段。宋武帝刘裕发家，很大程度上即源于他所参与和发动的数次北伐。所以，为了增加刘宋王朝的影响力，宋文帝刘义隆在继承父、兄江山后，也把目光投向了北伐收复中土的计划。
但刘义隆所处的时代，已经没有了北伐的最佳时机。彼时，崛起的北魏王朝已将北方一盘散沙式的政权收归囊下，在太武帝拓跋焘的治理下，国力蒸蒸日上。而宋文帝根本没有意识到南北两个王朝的差距，紧密部署之下，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北伐正式开始。
作为军中一员，萧承之也参与了此次战役。起初，战事进展相当顺利，刘宋军队很快拿下了洛阳、虎牢等四个北方军事重镇。可接下来，北魏军队在拓跋焘的严令下发起反攻，双方的形势发生根本性扭转。由于主帅经验欠缺，刘宋军队陷入重重困境。萧承之也带着部队边打边撤，进入了济南城。
当时，跟在萧承之身边的士兵仅有几百人，而城外，北魏数万军队正在加紧集结。只需片刻，萧承之等人就将成为北魏军队的俘虏。
危急时刻，萧承之灵光一闪，脑海中闪过三个字：空城计。
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死马当活马医。他赶紧让守城的军队全部撤下来，将大门洞开，全城妇孺老幼“等待”北魏军队上门打草谷。
北魏军士看到这种情形，怀疑城中有重兵埋伏，犹豫半天，选择了撤退。萧承之与城中百姓惊险逃过一劫。事后，萧承之对手下说：“孤城孤军，当时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如果将真实情况暴露给敌人，那肯定在劫难逃了，所以只好故弄玄虚，欺哄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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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萧承之的空城计不止救了他自己，还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因为，夺得刘宋江山的齐武帝萧道成，正是萧承之的儿子。
公元479年，凭借父荫以及自己多年的努力，萧道成从刘宋末代皇帝宋顺帝的手中接过传国玉玺，开创史称南齐的萧氏时代。萧氏从次等士族扶摇直上，变身皇族，说实话，执政初期的萧道成想都不敢想。
刘宋末年，随着皇室成员的自相残杀，朝政大权落入了他与袁粲、褚渊、刘秉为首的“四贵”手中。当时被“四贵”扶上皇位的皇帝是刘宋后废帝刘昱，他是刘宋明帝刘彧钦定的皇位继承人。
即位之初，刘昱只有10岁。这个“熊孩子”没别的嗜好，就喜欢没事瞎逛，捉弄大臣。要是开开玩笑也就算了，但这熊孩子胡闹起来是直取大臣性命。
某次，刘昱一时兴起，带着弓箭跑到萧道成家，准备给这位辅政大臣一个“惊喜”。当时，萧道成正在家里睡午觉。熊孩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冲萧道成圆圆的大肚子上射了一箭，完事扬长而去。所幸小孩子力气小，萧道成伤得并不重。但刘昱这么一瞎闹，萧道成直接让他付出了血的代价。
元徽五年（477）七夕，刘昱又开始“作妖”。睡前，他命令身边的侍卫杨玉夫在殿外等候织女过河，要是看不到或者没有及时去禀告他，就要取杨玉夫性命。君无戏言，杨玉夫担心皇帝跟他来真的，于是趁着刘昱熟睡，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彻底终结了他想要看织女过河的美梦。
事后，杨玉夫赶紧汇报上司直阁将军王敬则，请求处分。谁知，对方直接报告萧道成，请求萧大人主持公道。也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萧道成成功攫取了刘宋大权，扶立新主，当起了“摄政王”。
虽然兰陵萧氏在萧道成的带领下，实现了阶层跃升，可中古时代，经学文风早已成了衡量世家大族的标准。为免遭其他士族看不起，萧道成登基之初特地召见大儒刘 ，向其问政，以表明新政权乃至萧氏家族谆谆向学的态度。
面对皇帝的“有心”请教，刘 认为“政在《孝经》”。为君者，当鉴前车之失，加以宽厚。听了刘 的建议，萧道成随即下旨，召立国学，从国家层面培养儒士，推进东汉末年以来经学文风的复苏。
南齐的大力扶持，让整个江南地区文风日盛，数十年间文治成就逐步逆转，反压中原地区。
在萧道成重文尚儒思想的影响下，即便是贵为王孙的文惠太子萧长懋也依旧刻苦向学，于宫中崇政殿前大讲《孝经》，以此感化域内百姓。当时，江南地区不仅涌现出以萧氏宗室为核心的文人集团“竟陵八友”，还曾有哲学、宗教等领域的多场学术大论战。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范缜与萧子良之间展开的有神/无神论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的正反双方，皆是当世名人。萧子良即“竟陵八友”的发起者，是太子萧长懋的亲弟弟，与哥哥感情甚笃，且同好佛学。他曾数次在府邸内大宴朝臣僧侣，事必躬亲，对佛虔诚之心世所少有。
而反方代表范缜即《神灭论》的作者，为人心直口快，辩论能力就连“竟陵八友”中号称“铁嘴”的萧琛也自叹不如。
辩论中，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信因果报应说，那么，人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之分？”
范缜答道：“人生如同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花瓣由于风拂帘帷而飘落在厅屋内，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则因篱笆的遮挡，而掉进粪坑中。殿下就犹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于粪坑中的花瓣。贵贱虽然不同，但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
萧子良不以为然，但也驳不倒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只是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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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萧道成及其子孙在文化领域上苦下功夫，但萧氏建立的南齐存国时间仅24载。自萧道成之子齐武帝萧赜后，南齐皇帝也掉入了和刘宋王朝一样的“怪圈”，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南齐在东昏侯萧宝卷手上彻底玩完。
中兴二年（502）四月初八，梁武帝萧衍效仿齐高帝萧道成，在百官的拥戴下接受南齐和帝的禅让，建立梁朝，改元天监。
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之一，与萧子良同为兰陵萧氏南迁始祖萧整的后裔。只是，与建立南齐的那支萧氏略有不同，梁武帝的祖上为萧整次子萧鎋，而齐高帝萧道成的祖上是萧整长子萧儁。
为了区分这两支有着血缘联系的兰陵萧氏，梁武帝所属的那支，日后被称作兰陵萧氏“南梁房”。
建立梁朝后，萧衍初期也能意识到修文兴儒对于定国安邦的重要性。除了效仿前朝设立国学，他还曾以皇帝的身份亲临国学讲课，一度让江南文风更盛从前。
然而好景不长，比起修文，崇佛似乎更能让达到政治巅峰的梁武帝心灵宁静。于是，利用皇帝的权威，他先将佛教定为国教，并以身作则住进寺庙接受大臣朝拜，臣民供养。由是，杜牧笔下“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风光，逐渐替代了从前的“琅琅读书声，莘莘学子意”。
梁武帝与范缜年纪相当，且曾见识过范缜的厉害。为了不让范缜的无神论威胁到自己尊佛，梁武帝不惜亲自上阵，撰写了一篇《敕答臣下神灭论》，在展开新一轮口水战的同时，向世人展示信佛的好处。
范缜终究宝刀未老，面对萧衍的锐意挑衅，他均能一一加以驳斥并反击。所幸无论范缜怎么咒骂当局佞佛，梁武帝皆未将范缜列入大反派序列。
但梁武帝痴迷极乐世界，却未能带来盛世的升华。相反，因为他对朝政的疏忽，萧氏家族缔造的盛世，已出现裂痕。
太清二年（548），“侯景之乱”爆发。一生多数时间吃斋念佛的梁武帝，终未能得到内心的平静，在暮年活活饿死。承载在他身上的荣耀与辉煌，随着主政南朝八十载的南兰陵萧氏的下台，逐渐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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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不复存在，自萧道成时代以来的文治思想也已在萧氏家族中根深蒂固。
作为一个文化世家，南兰陵萧氏依旧能凭其高度的文化素养在之后的王朝中如鱼得水。
隋开皇九年（589），“圣人可汗”隋文帝杨坚出兵攻灭南陈，并招抚了岭南冼太夫人的部众，天下重归一统。为了安抚江南世家，隋文帝特地为次子晋王杨广选妃南兰陵萧氏女。借着“皇舅”的身份，南兰陵萧氏“齐梁房”再度复兴，满门显贵。
除隋炀帝的萧皇后外，萧家还以萧皇后幼弟萧瑀联姻独孤氏。萧瑀之妻，即唐高祖李渊的表姐妹。凭借这层婚姻关系，隋朝一覆灭，南兰陵萧氏又顺势当上了唐朝的外戚。
尽管自梁朝灭亡后，萧氏族人的身份一再发生转变，但他们骨子里正直、朴实的道德却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成为抵抗唐太宗强势打击世家势力的秘密武器。
在清河崔氏、太原王氏等世家大族日趋没落的时候，南兰陵萧氏却异军突起，成为盛唐政坛上少有的世家相族。
南兰陵萧氏彻底转型。在科举盛行的时代，萧氏子弟几乎都凭借自己的文化成就，早早地当了官。继萧瑀六任宰相后，家族又先后走出了七位宰相，时人称为“八叶宰相”，盛极一时。
到了唐末，盛极一时的萧氏家族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这个家族曾经创造的神话仍值得今人学习。
大唐韦氏家族，差点出了“武则天第二”
长安梦已远，而这个家族，似乎仍在诉说离觞。
诗人韦应物，作为安史之乱后诗坛吐露的新芽，继承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书写宦游生涯所见的大好河山，如这首《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丛，这位贤淑美丽的女子是元稹终生不忘的发妻。元稹用他最美的诗句悼念这位不幸早逝的妻子：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唐末，半生颠沛流离的韦庄目睹了长安城遭军队摧毁的惨状，留下失传千年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其中写道：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些历史名人都出自同一个家族——京兆韦氏，一个在唐朝时到达顶峰，又在大唐帝国陨落后渐渐归于沉寂的传奇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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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韦氏家族本为楚人，再往前追溯，则出自商周时的韦国。
西汉初年，刘邦除掉功臣韩信，将其原来的封地楚国分为两部分，并把其中一块地封给了自己的弟弟刘交。刘交即楚元王，是一位文艺的诸侯王，喜读书，多才多艺。他就封后，聘请当地贤士、韦氏家族的韦孟为太傅。
韦孟有几分楚人的暴脾气，当年秦灭六国后，他反对秦朝统治，躬耕不仕，等到礼贤下士的刘交治楚，他才出山辅佐。韦孟追忆往事时，在《讽谏诗》写道：“俾我小臣，惟傅是辅。矜矜元王，恭俭静一。惠此黎民，纳彼辅弼。”如此一来，韦孟成为楚元王府的元老。在他的倡导下，楚国成为当时学风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到了刘交的孙子楚王刘戊在位，韦孟心力交瘁。这个楚王戊荒淫无道，还在汉景帝三年（前154）与吴王刘濞联合发动了“七国之乱”，最后兵败自杀。此前，韦孟对刘戊多次劝谏，可是这个楚王“匪思匪鉴，嗣其罔则。弥弥其逸，岌岌其国”，就是不听劝。这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七国之乱”前后，韦孟离开楚地，带着一家老小向北迁徙到邹鲁，即今山东一带。古有孟母三迁，韦孟徙家孔孟之乡后，也为子孙提供了勤奋好学的模范作用，一家人沐文学礼乐之教、弦歌雅诵之音。一个集儒学、文学、军事、史学、医学与艺术于一身的全能家族，在齐鲁大地生根发芽。
西汉皇帝有一个惯例，就是不仅要给自己营建皇陵，还要将一些资产雄厚、位居高位的豪族迁去陵邑，守护陵园。汉昭帝在位时（前87—前74）修建平陵，韦孟的五世孙韦贤在朝为光禄大夫，受命带领韦氏自邹鲁搬家到关中的平陵邑。
韦贤是一个“股神”式的人物，在他的学生汉昭帝病逝后，他押中了曾经流落民间的汉武帝曾孙刘询，即后来的汉宣帝。汉宣帝即位后不忘韦氏的拥立之功，韦贤、韦玄成父子先后荣登相位。宣帝时营建杜陵，韦氏一族再次搬家，从平陵徙居长安城南的杜陵，这就是京兆杜陵韦氏。
京兆韦氏早年受齐鲁文风洗礼，经历了新莽之乱和东汉末年的动乱，仍以经学闻名，累世传承。最迟于曹魏时期（220-266），京兆韦氏已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跻身“三辅冠族”之列。
汉末三国时期，京兆韦氏的韦端父子名声籍甚。韦端与当时的关东名儒孔融是好友，他作为关中名士，曾担任凉州刺史，被曹操拜为太仆，进入中央机构。曹操的重要谋臣荀彧以知人善任著称，举荐了韦端之子韦康继任凉州刺史。但韦康不太走运，凉州地处陇西，为马超、韩遂等军阀的根据地，后来马超起兵反曹，韦康孤立无援，坚守城池八月，城陷后被杀。
韦康的弟弟韦诞是书法大家，擅长制墨，曹魏皇宫中的一切宝器铭文皆出自其手。有一次，魏明帝曹叡修了座凌云台，命韦诞以篆书题榜，可由于工匠疏忽，匾额还没题字，就被钉上去了。韦诞只好钻到一个筐子里，被吊到25丈高的台上书写，战战兢兢地把字题好，下来后一脸乌黑靓丽的胡须都被吓白了。
此时，京兆韦氏家族已是一个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曹魏时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更是给士族地位带来质变，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但形势比人强，京兆韦氏在乱世之中难免遭受厄运。
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士族南下避乱者十有六七，来不及走的，有些在两京陷落后遭受无情的打击与羞辱。十六国时期，留在北方的韦氏家族人数急剧减少。后赵石虎称帝后，京兆韦氏与皇甫、杜、辛等十七家望族一同被强徙外地，沦为戍卒。冉闵杀胡时，京兆韦氏的韦謏因为劝谏他不要大肆杀戮而惨遭其杀害，株连子孙。
北方的十六国统一于北魏，之后又经历西魏与东魏、北周与北齐的演变，南方的东晋则在灭亡后更迭为宋、齐、梁、陈四朝。这段南北分裂的大乱世，史称南北朝。
那些不能杀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在长达近300年的战乱中，分散于南北方的京兆韦氏逐渐转变，不仅能治经求学，还能上马治军，从一个弱不禁风的经学世家变成战功赫赫的军功世家，地位也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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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北朝时，长江中游襄阳一带的流民多于土著，是关中流民的聚居地（“胡亡氏乱，秦雍流民多南出樊、沔”），也是南渡韦氏家族的大本营。京兆韦氏迁徙南方，主要是在刘宋代晋之际。
东晋安帝年间（405-418），日后建立刘宋的猛人刘裕发兵北伐，一举收复了洛阳、关中，但不久后南撤。京兆韦氏的部分成员不愿继续身陷异族统治，跟随刘裕军队南下。这一支子孙中，功名最显的是南梁名臣韦睿。
南朝齐代宋后，仅仅过了几年太平日子，萧齐皇室内部倾轧，国家政局混乱。韦睿在乱局中，看中了当时掌管侨置雍州事务（治湖北襄樊）的萧齐远房亲戚萧衍。等到萧衍起兵后，韦睿带着2000士卒前来投靠。萧衍与韦睿早有交情，见到这支雪中送炭的军队后大为感动，说：“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
在萧衍东进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南梁的过程中，韦睿多建奇策，之后受命镇守一方，防御北魏，因素有威名，被鲜卑人称为“韦虎”。
南梁天监五年（506），北魏派兵大举围攻钟离城（今安徽凤阳东北），兵力号称百万之众。梁武帝萧衍派曹景宗与韦睿带兵20万北面拒敌，65岁的韦睿老当益壮，先行一步在曹景宗营前二十里连夜开掘长堑，并于沙洲中建起一座军营，让北魏军大惊失色。适逢淮河暴涨，韦睿组织水军，以装备较好的斗舰冲向北魏军，同时用小船装载油料和柴草，纵火烧毁魏军用来连接各军的桥梁。顷刻间，桥梁尽毁，北魏军大乱，梁军乘势攻杀。魏军主将、中山王元英自知难以取胜，带兵遁去，钟离之围遂解。
这一战，韦睿火攻退敌，以少胜多，北魏军死伤十余万，多为投水而死。史学家吕思勉为此感叹：“此为南北交战以来南朝所未有之一大捷，洵足寒鲜卑之胆已！”
钟离之战数年后，韦睿以79岁高龄病逝家中，萧衍闻之恸哭。
经过韦睿等名臣良将的经营，南梁国力强盛，在北魏东西分裂后，一度成为当时最有希望一统南北的政权。可梁武帝萧衍晚年犯糊涂了，酿成“侯景之乱”，自己还被活活饿死。
韦睿的孙子韦粲带兵与侯景军殊死搏斗，战败牺牲，首级被割下来，悬挂于建康城楼上。刚即位的梁简文帝听闻后痛哭流涕，说：“社稷所寄，惟在韦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阵。”史载，“侯景之乱”中，包括韦粲的兄弟、子侄在内，韦氏一族亲属数百人为南梁奋战至死。
在韦睿子孙为南梁尽忠的同时，留在北方的韦氏家族也出了一位改变家族命运的名将——韦孝宽。
东西魏分立，韦孝宽跟随宇文泰力保西魏，而西魏的玉璧城（今山西稷山）为军事重镇，在东西魏战争中首当其冲。韦孝宽镇守此地十余年，东魏多次西犯，都无功而返。
西魏大统十二年（546），东魏实际掌权者高欢亲自带兵攻打玉璧，采取了多种攻城方式（“尽其攻击之术”），都没有啃下这块硬骨头，可见韦孝宽的防御无懈可击。当时，玉璧城孤悬于外，但宇文泰对韦孝宽信任有加，一点儿都不慌。
高欢遣使对韦孝宽说：“你们没有援军，即使坚守也非长久之策。”韦孝宽回信道：“我的城池坚固，兵粮充足，你们不断进攻，只会让自己疲劳，我则是以逸待劳，故有战必胜，而你们兵久于外，劳师动众，就不怕士兵造反吗？我乃关西男儿，是绝对不会投降的。”高欢只好改变策略，射书于城中，说：“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这封信石沉大海，西魏军不为所动。
高欢久攻不下，又想到一计。他得知韦孝宽之弟韦子迁尚在东魏，就将他当作人质押到玉璧城下，威胁韦孝宽说不投降就杀你弟弟。韦孝宽依旧宁死不降，城中将士见主将如此坚定，非但没有军心涣散，反而大受鼓舞，坚持与东魏军苦战。高欢围攻玉璧城六十天，将士伤亡过半，还染上瘟疫，不得不解围而走。
高欢撤军途中，韦孝宽打起了心理战，四处谣传西魏军以大弩射杀东魏高丞相，还命士兵四处高喊：“劲弩一发，凶身自殒。”高欢忧愤不已，在东魏将士所唱《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扬乐声中一病不起，不久后就病死了。
可以说，高欢是被韦孝宽活活逼死的。
从西魏到北周，韦孝宽凭借累累战功，位列丞相，食邑万户，节度十一州、十五镇诸军事。在历经西晋末年以来的离乱后，京兆韦氏重归顶级家族的行列。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逍遥公韦夐之子、韦孝宽的侄子韦世康得到重用。由于韦世康是北周宇文家族的女婿，与前朝关系密切，他担心受到诛杀，到隋朝时多次请求退休。隋文帝却说，你就是躺着，也得帮我再干几年（“纵令筋骨衰谢，犹屈公卧治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