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统一南方后，南迁韦氏后裔，韦睿之孙韦鼎入仕长安。在隋文帝的干预下，韦世康请韦鼎率领子孙迁回杜陵。至此，南迁的京兆韦氏也结束了侨寓江左的200多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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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是京兆韦氏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京兆韦氏家族人口繁庶，分为西眷、东眷、逍遥公房、郧公房、南皮公房、驸马房、龙门公房、小逍遥公房、京兆诸房韦氏等九大公房。
韦氏地位之崇高，从隋唐韦氏的出仕率与宰辅人数可见一斑。有学者统计，京兆韦氏家族成员见于两《唐书》的有900余位，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有百余名，而出任宰相者则高达17名，在唐代的宰相世家中仅次于崔氏。
汉唐时有一句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氏世代居住的杜陵在长安城南，其居地被称为韦曲，而与韦氏同样居于城南的另一大豪族京兆杜氏居住的地方叫作杜曲。
从另一方面来看，京兆韦氏与隋唐皇室的姻亲关系也是其地位的体现。
隋炀帝时，韦氏有过“一门三王妃”的佳话。杨广让嫡长子杨昭娶韦孝宽的孙女为妻。元德太子杨昭英年早逝，错失皇位，但这位韦妃为他生下的儿子代王杨侑，在多年后成为李渊扶立的傀儡皇帝，并于公元618年禅位于李渊。另外，隋豫章王、长宁王都娶韦氏女为王妃。
隋末枭雄王世充在割占洛阳立国后，也迫不及待地与韦氏结为亲家，让长子王玄应娶京兆韦氏的韦匡伯之女。韦匡伯是韦孝宽之孙，从他的墓志来看，这位富家子弟与隋朝皇室关系紧密，贵为国戚，食邑万户，无比尊荣。王世充与韦氏联姻，应该是为了拉拢关中士族，稳固新建政权。
实际上，与王世充打着同样算盘的还有李世民。武德四年（621），李世民攻入洛阳后，心心念念的却是一个女人。这就是韦匡伯的侄女韦珪，即日后有名的韦贵妃。韦珪当时是一个守寡的少妇，在见到李世民之前已经嫁过人，但入秦王府后仍十分得宠。贞观年间，她的地位仅次于长孙皇后，并在长孙氏去世后代行皇后之职，统领后宫。
李世民一向擅长渔色猎艳，而韦贵妃也确实是个大美人。她的墓志铭如此写道：“天情简素，禀性矜庄……忧勤 ，肃事言容……春椒起咏，艳夺巫岫之莲；秋扃腾文，丽掩蜀江之锦。”但李世民并非只是贪图韦贵妃的美色，他纳韦珪入秦王府，也存在提升储君竞争力的可能，这是一桩关陇集团与关中士族之间的门第婚姻。
为争夺皇位，李世民要寻求京兆韦氏乃至关中士族的支持。当时，太子李建成久居长安，关中士族多倒向太子。京兆韦氏家族作为关中首望，自然是李世民极力争取的对象。
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爆发，李世民夺取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韦氏也抱对了大腿。韦珪于唐高宗年间被册封为纪国太妃，跟随儿子纪王李慎出藩，以69岁高龄寿终正寝，陪葬昭陵，是唐代后宫中一个为人称羡的成功范例。
在韦贵妃之后，京兆韦氏凭借着与李唐皇室的联姻，一步步走向权力之巅。陈寅恪先生认为，自高宗后期至玄宗时期，在武则天的主导下，形成一个李、武、韦、杨四大家族的婚姻集团，宰制百年之世局。
唐代，出自京兆韦氏家族的皇后有一人，即唐中宗皇后韦氏。这位韦皇后深受婆婆武则天的影响，登上后位之后野心急剧膨胀，最终却身败名裂。
早年的韦皇后也曾与唐中宗李显同甘共苦。李显第一次即位后被武则天废黜，贬为庐陵王，在偏远的房州（今湖北房县）度过了长达十四年的贬谪生活，整日提心吊胆。李显与韦氏的女儿安乐公主就出生在前往房州的路上。女儿出生时，李显脱下自己的衣服包住她，安乐公主才有了一个小名“裹儿”。
武则天可是连自己的儿子都能痛下杀手，李显在贬谪地，每次听说朝廷派人来，就怀疑是母后派来赐死自己的特使，吓得全身颤抖。每当这时候，都是韦氏对丈夫劝解道：“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患难夫妻相依为命，更加情深意笃。李显对妻子韦氏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
这句话，却成了无法兑现的承诺。
圣历元年（698），李显一家终于等到重回神都洛阳的诏书。七年后，武则天病笃，宰相张柬之等人火速发动政变，逼武则天临死前传位于太子李显，李唐王朝得以复辟，李显再次登基为帝。有一个彪悍的婆婆作为榜样，韦氏第二次成为皇后之后愈发骄横。她处处效法武则天，把手伸向了朝政大权，用歌谣瑞符宣传炒作，参与陪祭天地，还要立女儿安乐公主为“皇太女”。
为了尽早实现独揽大权的野心，韦皇后竟然丧心病狂地毒死了丈夫唐中宗。夫妻俩在生死边缘的逆境之中相互扶持，可在权倾天下的皇位面前，却迅速走向破裂。
李唐皇室刚刚摆脱武周的桎梏，对急于夺权的韦皇后果断地进行了反击。时为临淄王的唐睿宗之子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联合发动唐隆政变，铲除韦后一党，韦皇后及安乐公主皆被杀。韦皇后为她的性急与贪欲付出了代价，其效法武后的美梦就此破产。
韦皇后为何敢拥有如此大的野心？其中一个原因，是唐高宗、武则天都在维护着李、武、韦等家族联合执政的模式。武则天在位时，尽管看不惯韦氏这个儿媳妇，对朝中的韦皇后亲属多有贬谪，却重用京兆韦氏的人才为宰相。比如一代诤臣韦安石，四次拜相，整天直言劝谏武则天，也没惹上什么事。
武则天晚年宠爱张易之兄弟，满朝大臣没几个敢惹怒这两个男宠。有一次，武则天赐宴群臣，张易之叫来了蜀商宋霸子等人前来赴宴。韦安石立即上奏说：“蜀商等贱类，不合预登此筵。”当时，商人地位低下，这么说也不无道理，但韦安石其实是不给张易之面子。在座大臣听后，大为震惊。
武则天没法怪罪韦安石，只好夸他为人耿直，值得鼓励。其他大臣对韦安石深深佩服，说：“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
这就是京兆韦氏，他们连一代女皇都不怕。
武则天去世后，韦氏权贵更是备受荣宠，生活豪华奢侈。
韦巨源依附韦皇后，成为其心腹，这名老臣虽无突出的政绩，在钻研食谱方面却是行家。他官拜宰相后，在家中摆了“烧尾宴”款待唐中宗，烧尾宴从此成为唐代最流行的宴会。富家大族每逢有官员升迁，常以酒馔乐舞宴请亲朋。烧尾，有鲤鱼跃龙门之意，这种筵宴几乎囊括盛唐以前的美食，在历史上与满汉全席齐名。
后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夺权，支持韦皇后的韦巨源死于乱军之中，时年80岁。
历经唐玄宗晚年的安史之乱，李、武、韦、杨联合执政模式才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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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京兆韦氏依旧备受尊崇，李唐皇室对韦氏也是百般礼遇。
唐宣宗在位时（846-859），京兆韦氏有个后人叫韦廑。这个公子哥比较迷信，为求夏州节度使一职，听信术士的话，实施厌胜之术（一种巫术），即在纸上写所求官职，设醮告天。有人以此为证据，诬告说韦廑怀有异志，要谋反。
唐宣宗知道韦廑不过是被术士蛊惑。在当面斥责韦廑后，皇帝也不忘顾及韦氏的体面，对宰相说：“韦廑城南甲族，为奸人所诬，勿使狱吏辱之。”
权势终究只是过眼云烟，京兆韦氏在野心勃勃的韦皇后之后，再没能登上权力巅峰。他们之所以被历史铭记，是因为重拾了最初勤奋好学的家风。
有唐一代，京兆韦氏人才辈出，是一个学术与诸艺样样精通的全能家族。
史学家有韦述。
韦述在玄宗年间为史官，修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抱着《国史》藏入南山之中，这些唐代的珍贵史料因他而得以保存，为后世修唐史留下宝贵资料。
为了保护史书，韦述不得已接受安史叛军的伪职。安史之乱后，他不堪同僚羞辱，绝食而死。
文艺界有韦青。
韦青精通音律，与当时的女艺人许和子、张红红皆有来往。张红红出身贫贱，在乱世中居无定所，与其父沿路乞食，被韦青发掘。韦青发现她的音乐天赋后，亲自传授其技艺，帮助张红红走红乐坛，她成名后被选入宫，在宫中号为“记曲娘子”。韦青去世后，张红红对皇帝直言，自己所得的一切皆来自韦青，不忍忘其恩，不久后就悲恸而死。
唐诗有韦应物、韦庄。
韦应物15岁时为唐玄宗近侍，早年放荡不羁，名声不佳。安史之乱中，玄宗逃到蜀地，韦应物丢了饭碗，于是痛改前非，立志读书，之后在各地为官。其诗在中唐诗人中自成一家，堪称一位低调的大师。
韦应物一生两袖清风，走到哪儿都要登临山水，晚年为苏州刺史，没留下资产，死后也就葬在苏州。今苏杭一带韦氏，有一支就是韦应物的后裔。白居易对这位前辈的评价是：“高雅闲谈，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
韦应物的四世孙韦庄，上承唐诗，下启宋词，一生仕途坎坷。
他晚年讳言其名作《秦妇吟》。这首描写黄巢起义、庚子乱离（880）的现实主义叙事诗，成为韦庄一生的痛。这是他与大唐王朝的告别，也代表着京兆韦氏盛极而衰的背景。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旧贵族在无情战火与王朝衰落之下备受摧残，京兆韦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唐代以后，京兆韦氏四散飘零，韦曲再无韦氏。如今的西安市，为了纪念京兆韦氏，设有韦曲街道，分为东韦与西韦两村。东韦村多姓田或姓孙，西韦村多姓张、刘。有学者发现，今韦曲附近，很难找到一户韦姓人家。
汉唐关中大族京兆韦氏，在又一次乱世到来时，离开了这片留下无数光荣与悲伤记忆的土地。
杜氏家族九百年：不负于家，亦不负国
生离死别，是诗人杜甫屡屡经历的痛楚。
杜甫31岁那年，他的姑姑去世了，她是家中除祖父杜审言之外，对杜甫影响最深的人。满怀悲痛的杜甫为他这位慈爱的“义姑”写了墓志铭《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以报答其恩情。
从这篇墓志中可知，杜甫自幼丧母，父亲常年在外，于是由姑姑一手抚养成人。姑姑对他视如己出，给了他母亲般的爱。
有一次，年幼的杜甫与姑姑的儿子都生病了。姑姑杜氏悉心照料两个小孩，又询问当地一位女巫，得到的谶语是，“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回家后，杜氏将杜甫抱到屋中东南角的床，而让儿子易地而眠，后来一语成谶，杜甫活了下来，姑姑自己的儿子却夭折了。
或许这一不幸只是事出偶然，但杜甫每次说起此事，都感动不已，其他人听闻也为之流涕。
无私，是家人赋予杜甫的本真，而杜甫一生也以家族为傲。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他的郡望则是大名鼎鼎的京兆杜氏。在长安求职时，他居住于城南的杜陵，自称“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杜陵就是京兆杜氏祖先发迹与世代居住的地方。
京兆杜氏，这个汉唐文化世家，几百年风雨飘摇，始终不负于家，亦不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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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杜氏崛起于西汉，可说是士大夫与豪族相融合的典型代表。杜氏最初以文法、经学起家，靠文化在帝国官场占据一席之地，后凭功绩跻身三公之列，积累世之功，成为世家大族。
这一切，始于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杜周。
杜周为官与张汤齐名，是有名的酷吏，最初是张汤的小跟班，精通法律，却家境贫寒，穷困时家里只有一匹马，连马具都配不齐。后来，张汤为汉武帝重用，出任御史大夫，不忘拉兄弟一把，举荐杜周为廷尉。
杜周是个不逊色于老大哥的狠人，当上廷尉后，他审案极为严苛，一件案子受牵连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即便是卫皇后的家人犯法，也逃不过杜周的制裁。凭借汉武帝的信任，杜周得势后，举家从南阳徙居祖先生活过的关中，定居茂陵。他去世时，已经位列三公，家资巨万，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连马具都配不齐的穷小子。
在育儿方面，杜周与老上司张汤也不分伯仲，两人的儿子杜延年与张安世，品行才干均超过其父，时人称为“良子”，大概就是现在很多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有别于父亲以严酷发家，杜氏第三子杜延年，在历史上以温和公正著称。而正是因为他坚守善良本性，这个家族留下了兴盛的火种。
汉昭帝在位时，辅政大臣霍光一度权倾朝野，每次霍光有过激做法，如要翦除对他有威胁的大臣、宗室时，杜延年都会及时规劝。后来，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杜延年力主拥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在皇权更替中押上了筹码。
刘病已是一个在监狱中长大的皇孙，一出生就被定为罪人，他的父亲史皇孙刘进、祖父戾太子刘据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杜延年一家与史皇孙是故交，他不惧流言蜚语，在刘病已出狱后对他友善相待。杜延年发现，这位小皇孙为人俭朴，慈仁爱人，足以“奉承祖宗，子万民”，遂力劝霍光拥立刘病已。刘病已后来改名刘询，也就是开创孝宣中兴的汉宣帝。
汉宣帝即位后，杜延年虽因长期位居高位，且与霍光家族关系密切，在霍氏倒台时受到贬谪。但汉宣帝顾念旧情，到了杜延年老迈时，还是将他调任回京，委以重任。杜延年年老退休后，汉宣帝对这位恩人以礼相待，赐予他黄金百斤、安车驷马，风风光光地送回杜氏宅第。
这一时期，杜氏家族从茂陵迁往宣帝营建的杜陵一带，此即京兆杜氏的滥觞。
有汉一代，从文吏跻身高位的京兆杜氏，因政治兴起，也随着王朝的更迭逐渐归于沉寂。可是，这个家族在告别权力中心的漫长岁月中，依旧不忘以文法传家，以儒经为业。
到了东汉，朝政为南阳集团等新贵把持，作为西汉将相之家的京兆杜氏虽鲜有高官显贵，但也不乏以文学见长的人物，比如作《论都赋》的文学家杜笃。
这位汉赋名家一生坎坷，曾因得罪美阳县令下狱。他时常叹息：“杜氏文明善政，而笃不任为吏；辛氏秉义经武，而笃又怯于事。外内五世，至笃衰矣！”这是说，他的祖辈都是以文法闻名于世的高官，而自己仕途受阻；他的外高祖辛武贤等人都是名将，而自己却未经战阵。杜氏传到他这一代，已经衰微了。
权位被新贵垄断，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有些人到这地步可能就放弃了。但杜笃不辜负京兆杜氏之名。一介文弱书生，竟走向马革裹尸的结局。东汉建初三年（78），西羌作乱。杜笃随汉军出征，在射姑山与羌人狭路相逢，于两军厮杀之中不幸牺牲，为国捐躯。
家国之念，深深铭刻于京兆杜氏的基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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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大都靠门第显达，已然衰落的京兆杜氏却凭借才干重振门第。
东汉末年的某天，曹操倚重的谋士荀彧听到邻居家中传来一阵谈话声，其中一人出口不凡，才识过人，为此甚是惊异。住在荀彧隔壁的是侍中耿纪，与他侃侃而谈的人，乃杜延年的后代杜畿。荀彧以知人善任见称，隔天一早，他就急忙过来打听杜畿，并对耿纪说：“有国士而不进，何以居位？”
此后，杜畿被荀彧推荐给曹操，成为曹魏的开国勋臣。在人才济济的曹氏集团，杜畿虽非鹤立鸡群，却是曹魏霸业必不可少的一块拼图。他多次在地方为官，所治理的郡县“常为天下最”，可谓一代良臣。杜畿不仅继承了杜氏的文法家学，也传承了祖先杜延年宽以待人的风范，奉行宽惠爱民的为政之道。
在河东（治今山西夏县）为郡守时，杜畿时常到各县巡视，发现有孝子、贞妇、顺孙等道德模范，就下令免除其徭役，确保百姓丰衣足食，还亲自调解民间纠纷。战乱年间，兵燹不绝，百姓难免对长吏怨声载道，唯独杜畿在河东郡得到民众爱戴。后来曹操征张鲁，命杜畿从河东调发五千民夫。这些民夫被召集后，在路上相互勉励：“人固有一死，我们不可辜负了杜府君！”之后转战各地，五千民夫竟没有一人逃亡。
杜畿以文化道德传家，其子孙也都成长为经世致用的人才，尤其是杜畿的孙子杜预，成为此后这一家族兴盛六百年的关键人物。
杜预是个文官，手无缚鸡之力，却以武功立世，立的是灭吴的不世之功。这个公子哥从小就信心十足，说：“像祖辈那样高尚的道德，我是不奢望能达到，但是在武功与文章方面，我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曹魏后期，司马昭掌权，杜预娶其妹（高陆公主）为妻，成为司马家的心腹。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蜀汉已灭，唯有孙吴苟延残喘。晋朝大臣多认为吴国尚不可灭，杜预、羊祜等大臣却屡次上书请求晋武帝发兵灭吴，完成统一大业。
咸宁四年（278），老臣羊祜病逝，杜预得到举荐，接任壮志未酬的羊祜都督荆州军事。从此杜预日夜训练将士，为伐吴做准备，并多次上表请战，给晋武帝打鸡血。
最后一次上书时，杜预怒斥反对派都不顾国家利益，只是害怕别人立功。当时，司马炎正在与大臣张华下棋。张华也是个主战派，听说杜预在信中所写的内容，一把推开棋盘，对皇帝说：“您别再犹豫了！”
司马炎最终被执着的姑父杜预说服，于太康元年（280）拉开了统一之战的序幕。杜预作为晋军统帅之一，担任西线指挥。随着晋军攻破石头城，吴主孙皓出城投降，三国重归一统。
杜预以平吴之功封侯进爵，载入史册。除此之外，他还有不少别的过人之处，堪称三国时期最后一位全才。除军事之外，杜预懂历法，研制出《二元乾度历》；他也懂律法，与贾充修订《晋律》二十篇，作为晋朝律令；他还以治水闻名天下，在开辟汉水与长江的水道、疏浚南阳农田水利方面功不可没；他也是一位经学家，号称“《左传》癖”，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左传》注解本。
西晋“永嘉之乱”后，京兆杜氏与其他世家大族一样，一部分随士民南渡迁徙南方，从此背井离乡，另一部分不忍远离祖宗基业，选择留守北方。
杜预四子分散在南北不同地区，形成四个分支。延续到隋唐时期，留守北地的京兆杜氏主要分为两支，分别出自杜预的长子杜锡与四子杜尹；而南渡房支多为“晚渡北人”，遂以军功立业，居住于襄阳等地。杜甫生于河南，祖籍襄阳，即出自京兆杜氏的襄阳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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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有一句俗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世居长安城南的韦氏与杜氏两大关中世族，在唐代发展到鼎盛，也成为李唐皇室的联姻对象。当时，长安城南之地，非韦即杜。唐德宗在位时，十分疼爱他的女儿，有宦官怂恿唐德宗在城南划一块地赐给公主。唐德宗果断拒绝，说：“城南杜氏乡里，不可易。”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有唐一代，杜氏出了11位宰相，包括杜如晦、杜佑、杜让能等京兆杜氏的杰出人才。
作为唐代最先崭露头角的京兆杜氏成员，杜如晦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名列第三，去世后成为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念念不忘的功臣。
贞观初年，杜如晦因病早逝，李世民时常梦见他。每次赏赐大臣，他都不忘留给杜如晦的妻儿一份。有一天，李世民在吃瓜时想起杜如晦，不禁泪流满面，将剩下一半拿去祭奠杜如晦，表示与他同享美食。还有一次，李世民赐给房玄龄一条黄金带，又想起了杜如晦，便再取出一条金带，让房玄龄送到杜家，放在杜如晦灵前。
当年，杜如晦在投奔李世民之前，已继承京兆杜氏文法经史的家学，通过隋朝吏部选拔，得到一个滏阳县尉的小官职。隋朝灭亡后，他在房玄龄的推荐下入秦王府，担任李世民的兵曹参军，主管档案文书。
李世民善于网罗人才，在唐朝开创过程中立下大功，也因此受到掣肘。唐高祖李渊担心李世民势力过大，将秦王府的一些僚属遣散，派到地方为官。此时，房玄龄提醒李世民：“府中人虽多，大都不足惜，唯有杜如晦聪明识达，堪称王佐之才。若您只想当个藩王，倒是无所用，但您若想要天下，则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这才知杜如晦是个人才，大惊道：“你不说，我差点就错失此人。”此后，杜如晦在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与争夺皇位的谋划中屡次献策，因善于为李世民决断，与房玄龄长短互补，故谓之“房谋杜断”。
杜如晦为京兆杜氏在唐朝政坛打下一片天地。而当李世民时常想念杜如晦时，京兆杜氏在襄阳的分支诞生了一位文豪，他就是杜甫的祖父杜审言。
杜如晦开唐代杜氏从政之风气，杜审言则是京兆杜氏在唐代文学发展中的先驱。
杜审言出生于贞观年间，也是初唐不可忽视的人物，与“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皆为唐诗的奠基人。他有一首《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称为“初唐五律第一”：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有别于后来半生飘零的孙子杜甫，杜审言是个不折不扣的狂人。
杜审言与苏味道等人并称为“文章四友”。苏味道身为朝廷大员，却处事圆滑，有“苏模棱”之称，杜审言不太瞧得起他。苏味道任吏部侍郎时，杜审言去参加考试，对自己的表现信心满满，走出考场后对别人说：“完了完了，苏味道一定要死了。”众人纳闷，以为苏味道得了什么不治之症，谁知杜审言却说：“他看到我的文章，一定得羞死。”
在官场上，口无遮拦的杜审言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武周圣历元年（698），杜审言惹上事了，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他前往贬所时，宋之问、陈子昂等四十五位好友赋诗相赠。临别之际，杜审言挟琴起舞，引吭高歌，依旧是一副狂士做派，但这次贬谪之旅却有个悲伤的结局。
杜审言到吉州（今江西吉安）为官后，得罪了地头蛇，同僚都与他不和，整天给他穿小鞋。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户郭若讷甚至联合起来，构陷杜审言，使其下狱，判了个死罪。
杜审言13岁的次子杜并为了给父亲出口恶气，在周季重大摆宴席之际，潜入其家中，在人群中乘机将周季重刺成重伤，自己也当场遇害，被乱刀砍死。
周季重伤重不愈，临死前感叹道：“吾不知杜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
这件事惊动了武则天。朝廷一查，才知道杜审言是被陷害的，于是免了他的罪，又看上其诗文出众，将他调回京城。儿子用自己的生命换回父亲一命，杜审言在北归途中百感交集，亲自为儿子撰写祭文，朝野皆称杜并为孝子。
少年英雄杜并，论关系是杜甫的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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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出生时，杜审言已经去世，但杜甫对祖父相当自豪，他在诗中不止一次地自称，“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
日后被称为“诗圣”的杜甫，在祖父狂放之情的感召下，自幼饱读诗书，有过一段鲜衣怒马的少年时光。他出生于大唐最繁华的年代，年轻时一心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帝国伟业尽一份心力。
即便在求取功名时受挫，年轻气盛的杜甫也能“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与偶像李白意气相投，结伴同游，“饮酒观妓，射猎论诗，相得甚欢”。
杜甫也非常崇拜自己的祖先杜预，来到长安后，曾在祖籍所在的杜陵作庐定居，在天宝十三载（754）进献给唐玄宗的《封西岳赋》中，他署名“杜陵诸生”，此举代表他早已融入京兆杜氏老家。
残酷的现实却一次次地打击这个热血青年。杜甫在长安十年，四处求职，郁郁不得志，饭都吃不饱，所见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是繁荣背后的重重危机。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他对自己这段穷困生活是这样描述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安史之乱划分了大唐帝国的盛唐与中衰，也将杜甫的人生分割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前半生他为功名利禄漂泊，后半生他居无定所地流浪。正因如此，杜甫比京兆杜氏的历代先贤都更了解底层民众的艰辛，也正因如此，后世将他的诗称为“诗史”。
当他在战乱中随朝廷一路辗转，想起分隔两地的家人，一首《春望》，写出千千万万逃难灾民的忧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看到县吏抓壮丁，把未成年男子都拉走，沿路都是一个个家庭生离死别的哭声。他无能为力，只好在《新安吏》中安慰他们说：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眼见朝廷腐朽，悲怆无力的杜甫弃官而去，告别官场，放弃追逐一生苦苦寻求的功名。真正的忠诚也许不是忠于李唐皇室，而是忠于国，忠于民，忠于自己的内心。在寄寓成都期间，他以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叹息家国之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生命的最后时刻，杜甫是在湖湘之间的一条小船上。那时，他已漂泊多年，贫病交加，自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他在世时只是大唐帝国的一个小人物，可终其一生，都放不下家与国。这份沉重的抱负，也成就了“诗圣”的光辉。
杜甫病逝后，因家中贫困，草草葬在耒水河畔的耒阳。直到四十年后，其孙杜嗣业按照父亲的嘱托，将祖父杜甫的灵柩迁移到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在路上，诗人元稹听闻此事，特意前来送行，并受杜嗣业之请，为杜甫撰写了墓志。元稹在墓志中说杜甫最后葬在偃师杜预墓的一侧，而杜甫祖父杜审言的墓也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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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总是成群地来。中晚唐时期，京兆杜氏的后人中仍不乏能臣，杜佑、杜黄裳、杜元颖、杜悰、杜审权、杜让能等人都官拜宰相。
当杜甫为前途四处奔走时，出身京兆杜氏的名臣杜希望之子杜佑，出生于开元盛世的如梦繁华之中。
杜佑历经六朝，出将入相，从地方小吏一直干到了宰相，仕宦长达六十年，几乎不曾遇到什么坎坷。高寿善终的他成了帝国的另一位记录者。
《通典》，这部名列“三通”之一的典章制度专史，即出自杜佑之手。杜佑虽身为宰相，却手不释卷，白天处理公务，晚上挑灯读书，数十年如一日，只为研究历代制度沿革得失，为逐渐衰落的大唐寻找施政方针，救国于危难之间，即“将施有政，用乂邦家”。他认为，这就是历史存在的意义。
杜佑年少时亲历开元、天宝盛世，也目睹了安史之乱，眼看着唐王朝用来维系其极权统治的均田制与府兵制走向瓦解。他在朝为官时，先有刘晏、杨炎在财政上推动的成功改革，后有“二王八司马”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在政治上的永贞革新，却因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
为此，杜佑从大历元年（766）起埋首故纸堆中，采集经史百家之言，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潜心钻研，完成了这部专叙历代制度变迁的二百卷史学巨著《通典》，全书从上古三皇起，至唐玄宗天宝末年止，在史学上做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及至唐末，藩镇割据称雄，京兆杜氏依然为国尽忠。唐僖宗在战乱中多次逃出长安，宰相杜审权长子杜让能从驾护卫，此时京城残破，连马都没有，他就随皇帝车驾徒步远行，片刻不离左右。唐僖宗感动地对杜让能说：“朕之失道，再致播迁。险难之中，卿常在侧，古所谓忠于所事，卿无负矣！”
唐昭宗即位后，杜让能已为尚书左仆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不听朝廷号令，还指责宰相杜让能“抑忠臣，夺己功”。年轻气盛的唐昭宗咽不下这口气，凤翔又近京师，就派杜让能发兵讨伐骄纵的李茂贞。
由于朝中大臣与李茂贞勾结，泄露朝廷行踪，杜让能率领的禁军与李茂贞大军在周至县相遇后一战即溃。李茂贞乘胜追击到京城西门外，请唐昭宗“诛晁错以谢诸侯”。杜让能自知难逃一死，对唐昭宗说：“臣请归死以纾难！”
唐昭宗不得已，含泪道：“与卿决矣！”之后无奈地将杜让能与其弟赐死。杜让能含冤而死十四年后，大唐帝国彻底陨落于藩镇混战之中。
此前，杜佑的孙子杜牧，在诗文中书写晚唐京兆杜氏最后的风流。
在学术界与民间的各种唐代诗人榜单中，杜甫与杜牧都是妥妥的前十名。与京兆杜氏的其他人才一样，人称“小杜”的杜牧也身怀经邦济世之学，却始终未能施展。
他年轻时写的名篇《阿房宫赋》，以六国与秦朝灭亡的教训，劝谏君主爱民与施行仁政，否则失人心，则失天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与官至宰相的堂兄杜悰不同，杜牧一生颇为失意。爷爷杜佑去世后，杜牧父亲这一房就走向没落，甚至居无定所，杜佑留给杜牧一家的三十间房屋，也都为抵债归了别人，八年之中搬了几次家。
杜牧因此更加用功，通过科举苦读步入仕途，后来到扬州牛僧孺的幕府任掌书记。他在《遣怀》诗中回顾这段经历：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很多人读到此诗，以为杜牧是个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殊不知，在此期间，杜牧还著有《罪言》《战论》《原十六卫》等多篇政论文章。他时刻关心时政，但始终不为朝廷所用，那首《遣怀》正写于他最失意的时候。后来，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发现了这些被埋没的文章，因杜牧针砭时弊，言多中肯，故采录其言。
杜牧诗中的风流，实为一个才子的失意潦倒，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他身陷牛李党争中，却不愿站队，一生英雄，终无用武之地。诗人时时刻刻心忧天下，家的港湾成为他最后的归宿。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近半百的杜牧在官场屡次碰壁后回到长安城南杜曲，修葺祖父留下的老宅，因有樊川、御宿川流经其间，杜牧给宅子取名“樊川别墅”。
有一日，他对外甥裴延翰说：“‘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记。’我幼时常在此游玩，转眼之间，也垂垂老矣。我有数百篇文章，将来你肯为我作序编为一集，就叫《樊川集》。”然而，当杜牧在生命最后一年的寒冬染病时，他感到大限将至，心灰意冷之际检阅平生所作诗文，将其中大部分都烧掉，这也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憾事。不久后，这位落魄才子病逝于故乡。
唐代以后，盛极一时的京兆杜氏与同城的韦氏家族都一蹶不振，随战乱落籍异乡，在各地开枝散叶。如今西安保留了杜曲的地名，当地却已无京兆杜氏，偶有几户杜氏人家，也是从周边县市迁来杜曲的。
汉唐京兆杜氏的千年风华已成往事，而杜氏留给文明的记忆已成永恒，他们那一份家与国的情怀，亦为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