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文化与战功：宋明清家族传承
宋朝学霸家族：一门三宰相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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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据说，这是宋代宰相吕蒙正所作《破窑赋》的开篇之句。当年，为了给时任太子的宋真宗“磨磨性子”，吕蒙正将历代名人的经历杂糅入这篇经典的长文中，向太子展示天道无常，协助太子参破人生义理。
现实中，这两句话，不仅深刻地阐明了人生的发展规律，更是宰相吕蒙正一生的写照。
吕蒙正早年出身于洛阳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吕龟图为五代时期后周政权里专门为皇帝“写日记”的起居郎。家庭还算有点显赫，但其父持家无道。除吕蒙正生母刘氏外，吕龟图还养了几房小妾，并与刘氏关系不睦。故而，没享受几年公子哥儿生活的吕蒙正很快就随母亲一起，被父亲吕龟图赶出了家门，并一度沦为街头小乞丐。
虽然后来曾得洛阳城内一家寺院的老和尚收留，靠着寺院中免费伙食度日，但吕蒙正一家过得连一般穷人都不如。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当时在洛阳城外的伊河边曾有人卖瓜，小小年纪的吕蒙正也想吃一块，但奈何两手空空，只能等着瓜掉地上，趁着没人注意，捡起来啃食。
不过，生活的困苦终究没有让吕蒙正意志消沉。依靠洛阳城内佛寺的救济，寒窗苦读多年的吕蒙正最终还是熬过了命运中的种种不幸，等来了人生的转折。
公元976年的年底，宋朝完成一次皇权更迭，宋太祖之弟赵炅登基，史称宋太宗。与每一位新皇一样，宋太宗也亟须培养一批亲信大臣。因此，在登基的第二年，宋太宗特地降下圣旨，举办科举考试选拔人才。
这一年，贫如乞丐的吕蒙正34岁。此前他已经历过多次科举失败，直至临行前，他也未曾料到自己将是这次考试成绩最好的举子。
虽说在宋代，经历了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中古时代留下的世家门阀早已消亡殆尽。但对于毫无背景可言的吕蒙正来说，即便科举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要考中的概率仍旧相当低。据记载，此次参加殿试的举子超过了5300人，规模尤胜前代。而最终录取为进士者的数量虽也前所未有，但亦不过区区190人。因此，考中者除了运气好，也确实是才学渊博，而身为状元郎的吕蒙正更是如此。
得到命运眷顾的吕蒙正，因状元的身份颇受宋太宗青睐。在赏钱封官之后，宋太宗特别准许他“越级上报”，如遇政事不懂，可派人快马回京禀告，交由皇帝处理。
凭借着状元的身份外加皇帝的信任，以吕蒙正为首的一个文人世家东莱吕氏，从此活跃于宋朝政坛之上。在两宋300多年的时间中，这个家族出过至少8位宰辅级高官，被后世盛赞“赵家天子吕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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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莱吕氏源于吕蒙正的祖父吕梦奇，此人早年间生活在掖县（今山东莱州）。汉朝时，掖县所在地即东莱郡郡治，故出身于此处的吕梦奇及其后裔便自称东莱吕氏。
但吕梦奇很早便离开了家乡，在风云变幻的五代时期历任后唐的工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要职。此后，吕家再无一人重返掖县定居。在这支举世闻名的东莱吕氏之下，吕梦奇的两个儿子吕龟图和吕龟祥兄弟，又创造出两支不同籍贯的吕氏族人。吕蒙正即属于东莱吕氏长房洛阳支下的传人。
与其父吕龟图宠妾灭妻的行径不同，成名后的吕蒙正并没有立即忙于自己的婚姻大事，而是选择筹钱盖房子，不计前嫌，将父母接来同住，奉养两位终老，极尽人子之道。
太平兴国五年（980），历任地方有功的吕蒙正被授予左补阙、知制诰等官职，留在宋太宗身边起草诏令，顾问政事。当时，由于北方战事不断，宋太宗曾希望派人出使朔方，促成和谈，以减少宋军作战的损失。但在人选上宋太宗却一时不知如何决定，于是便传旨中书省，让大臣们遴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合适人选。
为此，吕蒙正特别为宋太宗推荐了一人，但他遴选出来的人选并非宋太宗心目中最合适的那一个。因此，宋太宗之后又多次询问吕蒙正出使人选的意见，但吕蒙正的回答都一样。
三番两次之后，宋太宗勃然大怒，认为吕蒙正为人固执，不懂变通。但吕蒙正却没有被皇帝的怒火吓倒，反而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表示：“之所以选择此人出使，没有其他原因，仅因为他是满朝文武中综合实力最强的，没有之一。您老说我固执，其实是您不懂我。总之，我不是那种蛊惑圣上、蒙蔽圣听的奸臣。”
眼见吕蒙正拍着胸脯保证，宋太宗也不愿过分为难这位亲信状元。于是便依了他的请求，按他推荐的人选安排使节活动，果然获得圆满成功。
由于吕蒙正始终以正道自持，外加慧眼识才，所以在仕途上晋升得极快，没几年便爬升到参知政事的职位上，成为朝政要员，地位仅次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随着官位的水涨船高，见风使舵的人自然也会过来阿谀奉承这位平民出身的朝廷新贵。有人给吕蒙正送了一面古镜，并宣称此镜能照见方圆两百里的各类东西。来人原以为能通过这种方式，巴结贿赂吕蒙正，便可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但早年便识得人间冷暖的吕蒙正，又岂能被这种小把戏所蒙骗？于是他便笑称：“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来者自知无趣，只得退下。
事实上，吕蒙正之“正”，并非仅是做做样子。
按照当时惯例，当官员晋升到宰相级别时，可荫补一子为朝廷五品官。不过，对于这种变相培养新世家门阀的机会，吕蒙正却不大感兴趣。
在他的认知中，自己早年贫困交加，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才得以成为一代状元。入朝任职也不过升州通判，职级六品起步。而未经过科举洗礼的普通人，仅因其家人是高官，便从此飞上枝头变凤凰，着实不大合理。但荫补制度本身有激励官员服务朝廷的作用，因此，吕蒙正在最大限度地保留荫补实质的基础上，将官位品阶压到最低。从此，宋朝高官荫子仅限授官九品。
在浩然正气之外，遇事敢直言，也是吕蒙正传承给吕氏后人的门风。
宋太宗执政后期，皇帝为了标榜自己的丰功伟绩，曾召群臣饮宴，并轮流听取诸位大臣的溜须拍马，十分得意。轮到吕蒙正禀报时，他对尚在自我陶醉的宋太宗说：“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所幸也。”
此话终究让宋太宗心里不舒服，“变色不言”。
吕蒙正历仕两朝，三度拜相，宦海沉浮，正直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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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吕蒙正致仕回家。因其“浑厚渊博，忠亮宽懿……与人无亲疏，无高下阶级”，即使远离朝堂，宋真宗仍旧十分挂念这位老臣。趁着“泰山封禅”之机，他曾两度驾临吕蒙正府上。
宋真宗此举固然有倚重老臣之意，但也希望吕蒙正多举荐些族中人才，服务朝廷。
宋真宗曾问吕蒙正：“爱卿，你觉得你家这几个孩子中，哪个能担辅政重任？”
对此，正直的吕蒙正表示，他身边的这些儿子都不中用。但是他的侄子吕夷简，人还不错，现为颍州推官，要是用得好，必然能成为一代名相。
不得不说，吕蒙正眼光精准。后来，身为东莱吕氏族人的吕夷简也成为一代风云人物。
吕夷简的祖父是吕龟图的弟弟吕龟祥。与侄子吕蒙正一样，吕龟祥也参加了宋太宗初年的那场科举考试，成为190名进士之一，官至殿中丞知寿州。因其在任期间多有官声，得民众爱戴，故退休后，吕龟祥便定居寿州，成为东莱吕氏寿州支系始祖。
尽管同族不同支，但科举传家的特点也在寿州吕氏一脉中再度呈现。除吕龟祥外，与吕蒙正同辈的吕蒙亨、吕蒙周、吕蒙巽也相继考中进士，入朝为官。而吕夷简的父亲吕蒙亨在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的科举考试中，成绩也相当优异。但由于吕蒙正当时为相，吕蒙亨也只能避嫌不参加殿试。得知此事的宋太宗，不禁感慨：“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
由此可见，在宋初，为了抑制世家大族的发展，官僚子弟入仕，没有特权可言。即便有才识如吕蒙亨，皇帝也不便因此破坏规定。一直等到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吕蒙正罢相，吕蒙亨才得以晋升。
凭借族中文风盛行的优良传统，外加吕蒙正为官多年正直的为人品行，初入仕途的吕夷简也以廉能、敢说话闻名于朝。当时，宋真宗兴起“天书运动”，各地均围绕着皇帝造祥瑞、献祥瑞。皇帝乐在其中，并颁旨各地多修宫观，大兴土木。百姓的日子有多艰苦，可想而知。
对此，初入仕途的吕夷简以为不妥。他上书直言，批评宋真宗建筑宫观劳民伤财，请求停止。好在宋真宗虽沉迷仙术祥瑞，却也不是个真正的昏君，见吕夷简的奏折言辞恳切，大加赞赏，认为其有“为国爱民之心”，并未对其多加责难。
后来，经吕蒙正推荐，吕夷简被宋真宗视为辅政治国大才，曾数度被委以重任，出使辽国，权知开封府，宋真宗将其姓名书写于屏风之上。朝廷上下一度以为吕夷简将继其叔叔之后，在宋真宗朝继续担任宰相官职。
不过，宋真宗的本意或许并非如此。在宋真宗朝任官20余年间，吕夷简未曾有机会进入中枢，参政议政。直到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驾崩后，临朝称制的刘太后才将吕夷简请入中枢，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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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吕夷简对自己仕途上的“伯乐”，其实并没有过多讨好。刘太后在独掌朝纲上颇有手段，甚至曾一度想改姓称帝，效仿武则天。面对这样的太后，吕夷简即便身居高位，也只能谨慎从事，小心应对。为了平衡与刘太后之间的关系，吕夷简尽力在各种日常小事中满足太后自负的心理，给对方留一个相对较好的印象。
因此，与吕蒙正相比，吕夷简的正直在众人看来并不彻底。不过，一遇大事，吕夷简的犯颜直谏就立马展露无余。
刘太后为了让宋真宗百年之后仍能与其喜好的“祥瑞”“天书”相伴于另一个世界，曾下旨要求将宋真宗年间产生的祥瑞等物搬入太庙，奉于真宗灵前。但众所周知，宋真宗年间的“天书”“祥瑞”一概为人造，而且为了迎合天书运动，在宋真宗在位的最后十几年中，举国上下无不在为荒唐的国君迷信行为大建宫观，劳民伤财已甚。
当听闻太后有此意时，吕夷简不惜毁掉之前在刘太后那里攒下的好印象，直言苦谏，告知太后此事过于铺张浪费，且请入太庙就等同国家未来将持续执行宋真宗过去错误的“天书运动”，对整个宋朝影响颇深。
不过，吕夷简情商也颇高，他能理解刘太后行为背后隐含的真情。因此，在阻止祥瑞进入太庙的同时，他也建议太后将祥瑞放入宋真宗墓中，盖棺定论，停止这场“国家灾难”。
于是，《宋史》在评价吕夷简时称：“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
诚然，在维护宋仁宗初年的天下太平局面中，吕夷简功劳卓著。由于掌握朝政大权的刘太后只是宋仁宗的养母，因此，刘太后一直想淡化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的影响。在李宸妃病故之后，刘太后起初也打算草草下葬了事。但此事不知如何被吕夷简得知，趁着早朝的机会，吕夷简旁敲侧击地询问太后，宫中最近是否有妃子去世。
本来朝廷大臣过问后宫之事，在以往来说，多有不妥，但吕夷简显然想得更远。刘太后当面质问吕夷简：“卿何间我们母子也？”吕夷简也不说废话，直言道：“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
在吕夷简看来，宋仁宗生母之谜迟早要大白于天下，而太后的刻意隐瞒非但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还极有可能让得知真相的宋仁宗产生报复心理，在宋朝境内掀起一波问罪屠杀，如此一来，对宋朝都将是一场悲剧。
所幸，执掌朝政的刘太后脑子还挺好使，当即答应吕夷简以皇后之礼下葬李宸妃。
果然，不出吕夷简所料，在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从其八叔赵元俨那了解到自己的真正身世。在悲痛之余，也准备做出灭刘氏全族的决定。但在吕夷简等人的协助下，得知真相的宋仁宗，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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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吕蒙正刚正不阿的品格相比，吕夷简多少存有为自己仕途着想的“私心”。
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正式亲政。吕夷简第一时间便向宋仁宗递交了八项理政建议，要求宋仁宗做到“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
尽管这当中有着吕夷简一心为国的忠义，但身为刘太后称制期间辅政的宰相，刘太后故去之后，他并未像丁谓、夏竦等人一样遭遇贬斥，也着实让一部分人眼红。宋仁宗的郭皇后趁机给皇帝吹“枕边风”，称“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
皇后此言一出，吕夷简随即被划归刘太后一党，结束了宰相生涯。
对此，吕夷简怀恨在心。虽然皇后有机会给宋仁宗进言，但两者不和的消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深知其中关系的吕夷简，极力支持宋仁宗废后。但此事遭遇了时任谏官的范仲淹反对，年轻气盛的范仲淹以为废后之事不可为。于是，吕夷简与范仲淹这两大名臣，自此结下梁子。
利用手中职权，吕夷简首先对范仲淹发难。他要求有司压下范仲淹等人的台谏奏疏，导致宋仁宗最终做出了废黜皇后的决定。范仲淹等人并不罢休，他们决意在朝会上与吕夷简一争高下。但吕夷简权大势大，在范仲淹等人还没开口说话时，便通过宋仁宗下旨外放范仲淹等人出外任官。
第一回合的较量，吕夷简赢了。但外放为官的范仲淹并没有放过任何可以弹劾吕夷简的机会，于是第二回合较量，很快便到来了。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呈上了一幅《百官图》，在画序处，范仲淹列明了图中百官的晋升次序。其意思很直白，就是指名道姓地告知仁宗，百官晋升均需看吕夷简的脸色，长此以往，吕夷简等人结党营私，不可不察。
吕夷简知道后颇为不悦，认为范仲淹沽名钓誉，为人迂腐。毕竟，从吕夷简的叔父吕蒙正始，吕家便时常为宋朝皇帝举荐人才，这已成一种家族传统。因此，吕夷简也就范仲淹献图一事，弹劾范仲淹“越权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结果，范仲淹再度被贬。
范仲淹乃当时文臣的楷模，此事一时间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那群日后将出现在当代中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文人翘楚，如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纷纷上书为范仲淹求情，而书法家蔡襄更是直接写了一首《四贤一不肖》，斥责言官对范仲淹被贬一事视而不见。
如此一来，欧阳修等人的行为反倒坐实了范仲淹结交朋党的罪过。继范仲淹之后，他们也被贬斥。
但正如吕蒙正知人善用的那样，吕夷简在识才用才上也颇得吕家家风精髓。
宋仁宗庆历年间，西夏作乱，吕夷简不计前嫌，推举范仲淹经略防御西夏入侵事务。范仲淹完全没有想到这位曾经的“死对头”，居然会在国难之际，与自己冰释前嫌。但吕夷简显得很大度，表示自己岂能对过去耿耿于怀。
从此，范仲淹对吕夷简彻底放下成见。在吕夷简去世后，范仲淹主动揽下了为吕夷简写祭文的工作。在祭文中，范仲淹第一次道出对吕夷简的佩服，称对方一生“股肱同体”“雍容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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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吕夷简豁达的人生观以及为国尽心的品格，成为东莱吕氏家风传承的一部分，而其小心谨慎、保守的一面，也被后人学了去。
尽管吕氏门人传至简字辈时，当官出名的人不多，但获得科举硕果者，吕氏第二代并不比蒙字辈少。除了吕夷简外，吕家还有吕务简、吕居简、吕易简、吕从简等数名进士。难得的是，吕夷简的儿子们在政坛上的成就并不比其父低。其四个儿子吕公绰、吕公弼、吕公著、吕公孺，更是位极人臣，屡入中枢。
这其中，以吕公著最为知名。如果说，吕夷简的功绩在于辅弼刘太后，协助仁宗皇帝，开创宋朝盛世，那么，吕公著的功绩便是在激烈的改革过后，让宋朝另一位高太后完成权力的平移，开启北宋最后一个盛世。
吕公著起家于宋仁宗末期。作为宋仁宗“庆历新政”的坚定改革者，欧阳修在范仲淹与吕夷简冰释前嫌后，便一直承担着抨击宰相理政不当的任务。为此，吕夷简没少被欧阳修骂。
但有趣的是，欧阳修与吕公著的交情却极好，在出使辽国期间，欧阳修还不忘对当时的辽朝皇帝宣传吕公著的为人品行，称吕公著“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因此，颇得欧阳修赏识的吕公著在前者的推荐下，逐步走入权力中心。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吕公著与枢密直学士薛向同知枢密院事，正式进入中枢。
众所周知，在宋神宗一朝，以王安石变法为核心的改革，曾在朝廷上掀起一阵革新热潮。受其父吕夷简为人处事风格的影响，吕公著对王安石激进的变法，并不看好。他似乎更偏向于司马光的保守思想。但这并不妨碍他与王安石之间的私人交情，与司马光一样，吕公著在年轻时，便与王安石是很好的朋友。
当时，作为南方人在北方做官的王安石为了少受些朝中的派系倾轧，广结好友。作为北宋文化家族也是宰相家族出身的吕公著，自然也是王安石颇为看重的朋友。
在变法以前，王安石与吕公著算是知心朋友，王安石为兄，吕公著为弟，两人互相欣赏，就连司马光也曾向宋神宗表示“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也正因如此，王安石在熙宁变法前曾提名吕公著担任御史中丞，希望对方在其后变法中能为自己减少点阻力。
但事实证明，王安石错了。务实且较真的吕公著看到新法种种弊端之后，不再顾及与王安石的私交，直言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惜与曾经的好友决裂。因此，终王安石之世，吕公著多在地方任职。直到昔日挚友王安石以及宋神宗相继去世后，临朝掌政的高太后才将其与司马光召回。
在后王安石时代，司马光是恢复保守旧政的领军人物。但实际执行太后命令、恢复旧制的人，其实是吕公著。毕竟，继王安石之后，回朝尚不足一年的司马光也撒手人寰了。
像其父当年向宋仁宗进言一样，重返朝堂后的吕公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了一份《十事疏》给朝廷，希望临朝理政的高太后能在修德任贤中，广开言路。
尽管执政的高太后在很多制度上因循守旧，废除变法，导致宋朝的改革中途流产，但在吕公著等人的辅佐下，高太后临朝期间，北宋百姓总算度过了一段较为安稳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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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吕公著之后，受元祐党争的影响，东莱吕氏在宋朝的官场鲜有宰执类的高官。但吕家向学之风却未曾断绝，据统计，自吕蒙正起，吕家一共有17人曾获得宋代进士出身以上资格。而在吕公著之后，吕家在两宋时期还出现了8位进士。
在此后百余年的时光中，吕氏一族的重心逐渐偏向讲学育人。
吕公著除了本人在政治领域出色外，朋友圈中也不乏开创宋代理学思想的“北宋五子”这样的学者。受他们的影响，在吕公著之后，吕家世代人才辈出。
吕公著之子吕希哲，世称“荥阳先生”，兼具儒、佛两家学问，主张“人应以修身为本，修身则以正心诚意为主”。而吕希哲的孙子吕本中更是南宋著名诗人、词人，著有《东莱先生诗集》。
在这群吕氏后人里，“小东莱先生”吕祖谦在宋代理学史上的知名度不亚于朱熹。在宋代传统的书院教育中，吕祖谦率先提出了“读书先做人”的理念，并将“明理躬行”等品德编入《学规》中，在当时反响极大。为此，同为致力于教书育人的朱熹将自己的儿子送入吕祖谦门下，拜其为师，并要求儿子做到“事师如事父，凡事咨而后行”。
吕祖谦认为，书院教育非单纯教人怎么做官，而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安邦。所以，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才德兼备，方能持身以正。这种思维，与两百年前的吕蒙正不谋而合，恰如历史的一个回眸。
自吕祖谦之后，吕家声名渐衰。但这个家族的荣耀，已深深嵌入中国历史之中，不曾磨灭。
范氏义庄：一个超越人生与时代的家族故事
范仲淹在苏州买了一块地，打算建房子居住。动工之前，照例请来风水先生帮忙看一看。
风水先生告诉他，这是一块难得的宝地，住在此处的人家将世世代代出卿相。要是一般人，听完立马就兴奋地宣布动工了。但范仲淹听完却说，风水这么好，我不能独享啊。于是，他把地皮捐了出去，盖起学宫。相传这就是后来的苏州府学所在地。
范仲淹对人解释说，在这里盖私宅，只能让一家子弟富贵；但要改成学宫，本地的子弟都能来此求学，将来必定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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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命并不好。
他两岁的时候，老天就硬塞给了这个小婴儿一手烂牌——父亲范墉去世，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山东淄州人朱文翰。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在中举做官之前，他的名字一直叫朱说。
某次，他劝朱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结果人家呛他说：“我自用朱家钱，关你什么事？”他一脸惊愕，终于了解到自己本姓范，籍贯苏州。
范氏家族世居苏州吴县。唐朝时，这个家族并不十分显赫，虽然也世代为官，但自唐朝中叶开始，世家大族的地位已不稳固。五代时，范仲淹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均在吴越国为官，官职都不高。入宋后，其父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范仲淹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回苏州认亲，但家族的人起初并不待见他，担心他回来分家产。而历史终将证明，这个不受范氏家族欢迎的人，恰恰是这个家族重新兴起、恢复荣光，并绵延900年不衰的关键人物。
范氏家族的复兴，是从范仲淹个人命运的改变开始的。
宋代科举制度打破了阶层限制，给予贫寒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道。范仲淹恰好赶上了这样的历史节点，有希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他搬到寺庙中苦读，后来又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
这期间，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了颜回的影子。他生活清苦，却不改其乐。他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伴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这段经历，为后世留下了“划粥断齑”的成语。
当地官员听说了他的事迹，特地派人给他送吃送喝，以示鼓励。范仲淹一概谢绝，说今天尝到美味，以后对着白粥腌菜就吃不下了。
即便如此贫寒，他却有着远大的理想。在做人生规划时，他早早就敲定了两条路子：第一志愿当良相，第二志愿做良医，因为只有良相和良医可以救人。
据说，宋真宗有一次路过应天府，观者如堵，唯有范仲淹不为所动，继续躲在书院里看书。有一个同学很八卦地问他：“大家都去看皇帝本尊，指望着能跟皇帝握握手，这辈子都不用洗手了，你怎么不去呢？”
范仲淹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后见皇帝的机会多着呢！”
别人说这话，可能是吹牛，但范仲淹说这话，是真牛。27岁那年，他考中进士，在殿试环节，真的见到了皇帝。
进入仕途后的他，尽管只是庞大的官僚体系中的小小一员，却从未淡忘心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辉理想。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让国家强盛。他执着地上疏、针砭时弊、力陈改革，迎接他的却是一次次的贬黜。但他从不怯懦，亦不后悔。
友人梅尧臣劝他，不要当发出不祥叫声的乌鸦，范仲淹回答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宋史》后来评价范仲淹，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可见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改变了整个士人阶层的风气，是当之无愧的儒林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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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决心改革。他第一项人事任命，就是把范仲淹调回中央，授官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皇帝心中，范仲淹是非常合适的改革领袖。
范仲淹一生的理想，担当良相的追求，此刻得以实现。他抓住机遇，提出了十项改革方针。拿既得利益者开刀，澄清吏治，是当务之急。
此时，范仲淹的周围聚拢了一批牛人，包括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史称“同官尽才俊”。范仲淹则是由这些才俊之士组成的政治集团的领袖。
范仲淹对贪污腐败、尸位素餐的官员毫不客气，每次看到针对这些官员的调查报告，就大笔一挥，把这个官员拿下。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哭吗？”范仲淹毫不心软，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路，宋代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哭要好。”
由于阻力太大，“庆历新政”历时仅一年，就以范仲淹等改革者被逐出京城而宣告夭折。一代人的理想，自此失落。
改革失败后，庆历六年（1046），58岁的范仲淹在邓州贬所，写下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毕生追求。这种不计个人前程的胸怀，以及始终忧国忧民的心境，使得在政治上失败了的范仲淹，依然不失为千百年来受人尊崇的楷模。
从副宰相变回地方官，范仲淹并未埋怨消沉，也未消极怠政。他治理下的地方，百姓安居乐业，有口皆碑。
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调任杭州担任主官。次年江浙遭遇大灾，死人很多，“殍殣枕路”。作为知州，范仲淹理应施粥济民，同时与民休息。但他却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赛龙舟，鼓励民间办赛事，城中居民大规模出游，尽情玩赏；二是大兴土木，一方面召集各寺院僧人，告诉住持说，现在灾荒年间工价最低廉，可以趁机大建寺庙，另一方面命当地官府也翻修仓库、建设官署，每天雇佣上千人。
大灾之年居然大张旗鼓赛龙舟，还大兴土木？监察机关于是弹劾范仲淹不体恤荒政，劳民伤财。范仲淹却不慌不忙，自己草拟了奏章进行应对。他说，大灾之年，饥民遍地，仅靠政府救济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为灾民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这才是最好的救灾方法。举办赛事是为了让那些从事商业、饮食的人有活路；而搞工程建设，雇佣工匠民夫，也是为了让他们有工作机会。用现在的话说，范仲淹的经济举措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拉动内需。
果然，那一年，两浙路只有杭州平安无事，“民不流徙”。这都是范仲淹的惠政带来的结果。
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评价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无论什么身份职位，范仲淹都能做到极致。如此全才，千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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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不仅是个全才，还是个圣人。史书说他“名节无疵”，是一个烛照古今的贤者。他的政敌想诋毁他，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个人生活方面，范仲淹做了高官以后，家里生活依然如贫贱时一般俭朴，他的家人根本“不识富贵之乐”。
他的二儿子范纯仁，娶妻王氏。王氏是王质长女，王家世代富贵，到范家后一时难以适应清贫生活。一天，范仲淹看到这个儿媳从娘家拿来优质丝绸做帐幔，心里很不高兴，便指责儿子和儿媳说：“这样好的绸缎，怎么能用来做帐幔呢？我们家一贯讲究清素节俭，你们如果把奢华的坏习惯带到家里，搞乱了我的家法家规，别怪我在庭院里烧掉这些绸缎！”
范仲淹将要退休时，他的门生建议他在洛阳修建住宅，以安度晚年。他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弟子们说：“每晚就寝时，我都要合计自己一天的俸禄和一天所做的事。如果二者相当，就能够打着鼾声熟睡；如果不是这样，我心里就不安，闭目也睡不着。第二天一定要做事补回来，使所作所为对得起朝廷的俸禄。”
他接着说：“如今我之所以打算退休，就是因我年老体衰，精力有限，能为他人做事一天比一天少，对不起百姓，对不起俸禄。这时营造安乐窝，又岂能安乐？”
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带着病躯，到颍州赴任，途中逝世，终年64岁。他死后，“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亡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
北宋政府以高薪厚禄闻名于史，范仲淹身为朝廷重臣，为何却“贫终其身”，死后连一身入殓的新衣服都没有？他的俸禄，都到哪里去了呢？
同朝为官的富弼在《范文正公墓志铭》中说：“（范仲淹）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原来，范仲淹晚年用自己的家财在苏州买了千亩土地，捐作范氏族人的义庄，并要求自己的子弟不能从义庄获得任何收入或好处。
开创义庄慈善事业，范仲淹是历史第一人。他似乎很早就下了财产不留给儿子的决心。在《告诸子及弟侄》中，他深情地写道：
“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
“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敬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
按照范仲淹的意思，他得了高官厚禄，本来是要孝顺母亲的，但母亲只跟他过过苦日子，还没来得及看到儿子的成功就逝世了。所以他最遗憾的事，是如今富贵的日子只能由儿子们来享受，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照他的观点，年轻人就应该奋斗，就应该吃苦，不应堕入安乐窝。
他最终还是以身作则，以俭约约束家人。而他的家产则找到了另外的用处——设立范氏义庄，抚恤家族中贫寒的同胞。他教育子弟，范氏子孙不分亲疏，以祖宗为宗脉、以家庙为中心收合族人，“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
他将购置的千亩良田称为“义田”，以义田创办义庄，亲自制定《初定义庄规矩》，确定收益的分配。他还在苏州灵芝坊祖宅建立义宅，供族人聚居。与此同时，举办义学，培养族人子弟，使得范氏家族在此后的近千年间人才辈出，长盛不衰。
史学界有“唐宋之变”的说法，宋代和唐代的社会基础截然不同，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贵族的衰落，以前那种延续数百年的贵族家族不见了，代之以平民家族崛起，像范仲淹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逆袭者越来越多。但阶层的上升与下沉通道是一体的，“富不过三代”亦成为家族的共同焦虑。正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说：“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岂能保国家？”
范仲淹设立义庄和义学，很明显是为了解决家族的长远传续问题。
事实上，范仲淹的设想达成了。范氏义庄历经朝代更替、战争冲击、人员离乱，每到关键时刻，总有范氏后人站出来维持经营，前后历约900年。
不仅如此，范仲淹创设的义庄模式还深刻影响了各地官员和仁人志士，他们纷纷效仿，带领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走向一个高峰。据统计，到清朝末年，仅苏州地区就有将近200个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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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富贵都是速朽的，往往及身而止，但品格可以塑造家风，传之久远。范仲淹是一个圣人，他具有强大的道德实践力和感召力，范氏义庄历900年长盛不衰，与这个创始人的伟大是分不开的。
范仲淹通过个人以身作则，以及制定《六十一字族规》《家训百字铭》等家训族规，砥砺家族风气，使得范氏家族以清廉奋进的家风闻名于世。
他的《家训百字铭》文字浅白，子弟一读就懂，但要做好其中的每一条却需要环境的熏陶与从小的教养。正是这些传世文字，造就了一个值得尊崇的家族：
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
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
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
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
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
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
字纸莫乱废，须报五谷恩。
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
处世行八德，修身奉祖神。
儿孙坚心守，成家种善根。
范氏义庄创建之初，主要由范仲淹与其退休闲居苏州的二兄范仲温商议，订立规矩并安排各项事宜。范仲温前后经营四年，使刚兴办的义庄走上了正轨。
父辈们离世后，范家第二代开始接力。范仲淹的几个儿子都能遵从父训，承继乃父志愿，光大乃父事业。除长子范纯祐去世较早，其余三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都积极参与义庄事务，投入钱财和精力。
范仲淹四个儿子，每个都成才，而且继承了乃父的高尚品格。这在范仲淹眼里，是最值得欣慰的事情。
他的四个儿子中，名声最显的是次子范纯仁。范纯仁两度出任宰相，官职超过父亲，但一生以父亲为榜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徇公忘己，颇得乃父“真传”。史家评价他，“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
范纯仁任职地方时，曾帮一个县官洗刷了冤情。这个县官很感激他，特地写了感谢信送到范府。范纯仁拿过信，看都没看就回复说：“我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
家人很不解，说你帮了他，人家表示感谢是应该的，为什么要推托说不记得这回事呢？范纯仁说：“为别人做好事，于自己是一种欣慰，对别人却是一种负担。我这样做，不过是帮他卸下感恩的包袱罢了。”
范纯仁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见一斑。做了好事，要求对方感恩，否则就骂对方忘恩负义，这是大多数好人的道德层次。但范纯仁的道德境界明显不止于此，做好事，并非为了对方感恩，只是为了自己心安，仅此而已。
范纯仁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北宋官场广为流传。他后来官居高位，为朝廷推荐了很多人才，那些人升了官，却压根儿不知道是被谁推荐的。
朋友劝范纯仁：“你只要说出是你推荐的，他们自然感恩于你，主动聚拢到你门下了，可你为什么不说呢？”
范纯仁答道：“我举荐他们，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有品行，而朝廷也能得到正直能干的人才，我又何必把公事变成私恩呢？”
范纯仁跟司马光是姻亲，关系很铁。当王安石的新党主导变法时，他们都被贬出京。等到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得势，决定只要是王安石支持的，一概废除。但这时，范纯仁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王安石变法有可取的一面，不能因人废言。
司马光很震惊，质问范纯仁：“你忘记当年王安石如何打击我们吗，怎么还为他说话？”朋友们也劝范纯仁：“你好不容易才重返中枢，千万不要违拗司马光这个新宰相啊！”
范纯仁不为所动，感慨一声：“如果现在为了讨好司马光而得到他的喜欢，那还不如年轻时讨好王安石而致富贵呢！”
为此，范纯仁后来又遭朝廷冷落，但他并不沮丧。他的个性跟他的父亲一样，“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氏义庄传到范纯仁兄弟几人负责管理时，范纯仁特意将父亲订立的义庄规矩刻石，要求“子子孙孙遵承勿替”。他还跟两个弟弟对义庄规矩进行完善，规定范氏子弟参加科举可以领钱十贯，领了钱却不去参加考试的，要追缴回来。由于担心义庄规矩跟不上未来的时代变化，他专门在规矩里写上一条：如遇到义庄规矩中未尽的事宜，掌管人与范氏诸房可共同商议修订，在祠堂中禀明范仲淹灵位后施行。
跟父亲一样，范纯仁的俸禄基本也都被投入到义庄之中。《宋史》有载，范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
范家第二代之后，第三代又接力维持义庄，每当朝代变化时，总有热心的范氏后裔站出来，带领义庄走出困境。南宋末年有范之柔，明末有范允临，清雍正年间有范瑶……直到清末宣统年间，范氏义庄有田产5300亩，运作良好。
范仲淹死于1052年，范纯仁死于1101年，北宋亡于1127年，南宋亡于1279年，元朝亡于1368年，明朝亡于1644年，清朝亡于1912年，而范氏义庄终结于1947年左右。超越人生与时代，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真真假假杨家将：一个传奇家族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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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杨业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自己对大宋帝国的忠诚。
这是北宋雍熙三年（986）。为了报七年前高梁河之战惨败给辽国（契丹）的耻辱，同时也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一年，宋太宗命令大军出征，再次北伐辽国。
宋太宗派遣三路大军北上，其中东路作为主力军，由大将曹彬、崔彦进率领十万大军，从雄州（今河北雄县）出发北攻幽州；中路由大将田重进统率，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取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则由大将潘美、杨业统率，出雁门关攻取云州（今山西大同）。
战役初始，中路军和西路军均进展顺利，一路攻城略地。但没想到的是，由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率领的十万主力军东路军却被契丹大军切断粮道，在撤退过程中遭遇惨败。
无奈之下，宋太宗只得下令命西路军和中路军各自撤退。鉴于西路军此次北伐攻下了云、寰、应、朔四州，为了削弱敌人的兵员和实力，宋太宗命令西路军主将潘美和副将杨业，务必要将云、寰、应、朔四州百姓迁徙进入内地。
而在华北平原之上，北宋的步兵本来就机动性不足。如果契丹骑兵全力进攻，西路军自顾尚且不暇，更遑论掩护百姓南撤。于是，副将杨业提出，应该设伏攻击契丹，否则正面对抗，无法抵挡契丹人的铁骑。但宋太宗派来的监军王侁和刘文裕却不同意。
没什么战争经验的王侁故意激将杨业说：“将军你作为北汉的降将，如今带领几万精兵北伐，却畏葸不前，你不是被契丹人称为‘杨无敌’吗？如今面对敌军却犹豫不前，你难道心怀二意？”
此前，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率军攻灭北汉，原本效力于北汉的大将刘继业抵抗到了最后一刻，一直到北汉国君被俘虏后才迫不得已投降北宋。由于受到宋太宗器重，本姓杨的刘继业被赐改回原姓，更名为杨业。
此后，杨业改而率领北宋军队在北方边境对抗契丹，并在太平兴国五年（980）的雁门关之战中大破契丹，杀死辽国驸马侍中萧咄李，活捉辽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此后六年间，杨业一直镇守在北方宋辽边境前线，使得契丹人闻风丧胆。
作为北宋抵御契丹的前线大将，杨业虽然老来归顺，但却忠心耿耿。但是眼下，宋太宗派来的监军王侁却怀疑杨业作为北汉投降将领的忠诚。
杨业别无选择，只能请求监军王侁和主将潘美在后方设伏，以便在关键时刻联合进攻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