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王守仁因贪玩下象棋不慎惹怒了父亲王华，王华一气之下，将棋盘、棋子通通丢入河里，希望断绝儿子的玩物丧志之心。谁知，王守仁不依不饶，在他爹教训完自己后，即兴作了首《哭象棋》：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尽管知道儿子有特异才能，但自祖上即流传下来的潜心治学传统早在王华心中生根发芽。王华觉得王守仁这种叛逆行为发展到最后，搞不好会让王家数代英名毁于一旦。所以，不管王守仁有多么天才，在王华眼中，这家伙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
而对于王守仁而言，人生不应受限于科举，也不能仅限于文学。治学的最终目的不是遵从圣人，而是努力让自己与圣人肩并肩。在他的思维中，科举并非人生的头等大事。在科举之外，修身明德、齐家治国都是值得他奋斗一生的事情。年纪稍长，他便心怀经略四方之志，策马扬鞭驰骋长城一线，纵览大明锦绣江山。
不过，虽然王守仁不认可科举是人生第一大事，但不科举不能当官的道理他也明白。于是，被迫接受现实的王守仁也只能踏上应试教育的生涯。
弘治十二年（1499），注定彪炳大明科举史册。这一年，两个不同领域的天才级人物王守仁与唐伯虎同期赴考。最终，王守仁以全国第十名的好成绩顺利考中进士，进入大明官僚系统；而唐伯虎却不幸卷入试题泄密案，终身禁考，余生只能上街卖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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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从小王变成王大人的王守仁，最终没能得偿所愿地进入兵部上班。在上呈的《陈言边务疏》杳无音信后，还在刑部上班的王守仁决定先开始践行他要做圣人的理想。
在成圣以前，当然要膜拜一下先前以理学扬名的朱熹朱圣人。然而，在研究朱圣人的理学时，王守仁却发现朱熹先前所提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不对。因为在这套哲学体系中，“天理”和“人欲”是分开且对立的——要追求天理，也即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那就必须先消灭人的欲望。于王守仁而言，他想当圣人，这就是他的欲望。灭了这个欲望，人就不会进步了，社会也停止前进了，这个“天理”也就成了一个死理。
从朱熹到王守仁，时间长河不只是改变了人的样貌，更让天下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那天理跟人欲真的没关系吗？
王守仁不相信，可他也没办法。因为除了他，所有的儒家学子受到的教育都是，圣人是不会错的。
为了推翻朱熹的理论，王守仁还得找出新的证据。从前，在跟随其父、祖修习圣贤书时，他就知道《庄子》曾言“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太和万物”，这说明天理是存在的。可究竟什么才是天理？王守仁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他冥思苦想之际，宦官刘瑾上台干政了。刘瑾仗着皇帝信任，一手遮天，很多官员被无辜下狱。同僚们的冤屈激起了王守仁原本就深藏于骨子里的爱国重德之心。他冒着生命危险上书臭骂了刘瑾一顿。
早就想食其肉、啖其血的刘瑾假意将王守仁委派到贵州上班，实则派出杀手准备暗地里解决掉他。从小做事情就不安分的王守仁在去贵州的路上不按常理出牌，在经过扬州的时候，他索性写了封遗书，伪造了一个自杀现场，让刘瑾的杀手扑了个空。
王守仁本以为此举会让早已回家耕田的父亲更为担忧，没想到，死里逃生的王守仁在躲回家以后，王华高度赞赏了儿子的做法，并嘱咐其按朝廷任命前往贵州上任。
于是，履新招待所所长的王守仁来到贵州继续感悟人生。
年轻时，根据儒家经典《大学》的指导，王守仁以格物致知的方式探寻天理之所在。他天天跑到野外去“格物穷理”，结果格到眼瞎也没悟出来天理何在。时间一长，原本思维能力极强的他也变得有些神经兮兮了。除了“天理”与“人欲”，他的脑子里暂时装不下其他东西。
在经过无数次思想碰撞之后，王守仁最终在龙场说服了自己：天理就是人欲，圣人所格之物即去除杂念，致知则是遵从本心，因此“格物致知”实际上只要求人致知、致良知。
中国古代儒家又一哲学体系“阳明心学”，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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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悟出心学之后，王守仁便成了远近驰名的哲学家。在贵州开馆授徒之际，他也得到了平反的机会，从无品级的龙场招待所长一下子升任庐陵知县。
更令王守仁振奋的是，时任兵部尚书王琼对其军事战略才能颇为看重。在此后数年间，经王琼提拔，王守仁仕途扶摇直上，官至南赣巡抚。
而就在此时，同样是在江西，一向自命不凡的大明皇室成员——宁王朱宸濠正准备起兵谋反，图谋大业。预感到江西时局微妙变化的王守仁立即乔装打扮，动身前往南昌附近的临江府（今江西樟树市），与临江知府商量对策。
凭着军事方面的敏感认知以及心学理论的指导，王守仁巧妙分析出了宁王可能进攻的路线，并假传圣旨给予宁王一定的压力，迫使其露出破绽，为自己赢得筹划时间。
最终，被王守仁吓得一惊一乍的宁王彻底玩完。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活动，在王守仁的精确阻击下，只用了30多天，就彻底烟消云散。
对于这个“出奇制胜”的结果，远在北京的明武宗还接受不了。按照皇帝的想法，本来这回宁王叛乱，正是自己上阵杀敌、青史留名的好机会，现在却被王守仁抢了头功，朕的面子往哪儿搁？故而在皇帝那里，有大功于国的王守仁反倒成了不识时务的被讨厌对象。
本该获得封赏的王守仁，也被皇帝后来“亲自”再擒宁王的功劳一笔带过。直至明武宗去世后，嘉靖初年，年过半百的王守仁才等来了迟到的封赏——新建伯，成为大明王朝历史上三位以文官身份获封伯爵的重臣之一。
这样的封赏对于王守仁而言或许并不公平。纵观其人生，他最初立志想做的无非报效国家和成为圣人两件大事。但按照明朝官员任用准则，“凡公、侯、伯之任，入则掌参五府总六军，出则领将军印为大帅督……独不得预九卿事”。换种说法，就是想要借此机会，进入内阁、参掌机要、匡扶社稷，根本没门！
平定“宁王之乱”后，王守仁变得更忙了。
在同僚及皇帝眼中，他就是大明剿匪的一支标杆，指哪儿打哪儿。此后，王守仁不是在剿匪，就是在去剿匪的路上。最终，一代心学大师因劳累过度，病逝于返乡途中，享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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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为大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得到的却是死后爵位被削。
幸而他开创的心学体系，聚拢了一大批的哲学大腕，其中诸如徐阶、张居正等日后都成为左右大明帝国战略的一代名臣。在他们的倡导下，王守仁最终成圣，新建伯爵位也得以世袭。
然自王守仁之后，曾经在王氏家族中长期传承的孝悌、仁德之风，却伴随着王家身价的水涨船高，逐渐变质。
在王守仁的孙子、明朝最后一任漕运总兵王承勋去世后，王家大宗绝嗣。
为了一个伯爵的虚名，王守仁的子孙后代大打出手。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新建伯爵争产案，成了大明王朝末日来临前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柄。最终，还是在崇祯皇帝的亲自干预下，王守仁的曾孙王先通承袭了最后一任新建伯爵。
好景不长，此时的大明已经风雨飘摇。在李自成大军穷追猛打下，大明王朝轰然崩塌。作为明朝贵族中的一员，王先通也逃不过被戮的命运。
回望历史，纵观王氏一族，王守仁以前，忠孝节义具备，累世清德而后显；王守仁之后，纵使名利双收，守不住亦枉然。这个家族传承起落间蕴含的道理，迄今仍值得国人深思。
文徵明家族：苏州城内的君子世家
明代的苏州人文林有一个“傻儿子”。
这个“傻儿子”，2岁了还不会走路，6岁还站立不稳，9岁仍然口齿不清。长大后，这个“傻儿子”一生共9次参加乡试，全部名落孙山，连个举人都没捞着。
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觉得，文林这个“傻儿子”实在愚钝，孺子难教。
但作为父亲的文林不以为然，他总是鼓励儿子：“你将来绝对不会痴傻一生的，你的福气可是别人远远比不上的。”
“傻儿子”没有辜负父亲文林的期望。日后，他将成长为诗、文、书、画全才的文艺巨星，并跻身“江南四大才子”。他的名字叫文徵明（147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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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出身于苏州文氏，其先祖其实是武官出身，一直到文徵明的曾祖父文惠才开始转而经商，并供养家族子弟读书习儒。这种从武—商—文转化的家族脉络，在转折的第一代就结出了果实：文惠的长子文洪后来考中了举人；文洪的长子文林在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考中进士，后来官至温州知府，次子文森也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考中进士。
可以说，尽管文徵明天生愚钝，但他的祖父是举人，父亲和叔父是进士，文氏已经有了科举家族的雏形。但无奈文徵明人生中九次参加科考全部落榜，在明代以科举谋出身、论高低的年代，苏州文氏家族的文脉似乎将在文徵明手上中落。
今天，当我们论述一个古代家族的辉煌时，宋代以前所论及的绝大部分是门阀贵族，例如王羲之、谢安等门阀世家，但宋代推崇文治，加上自宋代起，科举开始广泛取士，这就使得从此以后，对家族声名的兴衰来说，是否能在科举中有累世的功名就显得异常重要，所以，文林的这个“傻儿子”文徵明，似乎是这个科举家族的一个异类。
但一个家族的延续的奥秘，绝对不仅仅是智力的传承。这种传承，还体现在家族成员对于后人的家教上，是否耐心、宽容、循循善诱。
文林活着的时候，文徵明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才华和智力。文徵明在29岁那一年和好友唐伯虎一起到南京参加乡试，结果唐伯虎不仅考上举人，还荣膺第一名，在人才荟萃的江南地区脱颖而出，成为解元。文徵明则不出所料，仍然名落孙山。
当时，已经官至温州知府的文林继续劝慰儿子说：“伯虎虽然有才，高中解元，但他为人轻浮，做事不稳，恐怕人生的路会越走越窄呀。而我的孩子，你将来的成就，绝对不是伯虎所能及的。你要相信老爸！”
这位目力深邃的父亲预言得非常准确。一年之后，生性放纵的唐伯虎赶到北京参加会试，却被人诬陷举报，说他与富家子弟徐经买通考官，科场舞弊，结果锒铛入狱。尽管唐伯虎最终被无罪释放，但此后他却被终身禁考，断绝了仕途。
才气纵横如唐伯虎，在高手如云的江南地区高中解元，说明他才华非凡。但是由于生性放纵，缺乏沉稳致远的家教加持，唐伯虎很快就险些因科举舞弊案被杀。
此后，仕途无望的唐伯虎放荡一生，这固然成就了他在书画等艺术上的非凡造诣，但其坎坷挫折的一生，仍然不免让时人和后人扼腕叹息。
而在人生的长跑中，有着科举家族的文化沉淀和一位循循善诱好父亲的文徵明，以其温良勤勉的性格，开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推进自己的人生。
不得不说，尽管作为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唐伯虎才华横溢，但在人生这场马拉松中，他终究敌不过家学深厚、家教深远、家风淳良的文徵明。
从这个意义来看，人生的成败，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奋斗，而是家族几代人的沉淀，积累与教育使然。
尽管自己的“傻儿子”天资不高，但文林不仅有好家教和好耐心，而且还有好人脉。文徵明19岁那年参加科举考试，却因为字写得很难看被考官打入三等落榜，以此为耻的文徵明此后开始勤学苦练书法。
为了让儿子更上层楼，文林让文徵明跟随书法大家李应祯学习书法。李应祯曾经官至兵部郎中和太仆少卿，他的女婿祝枝山，后来也因为书法而名列“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李应祯与文林是同僚，女婿祝枝山又与文徵明是好友，于是李应祯慨然允诺指点文徵明。
跟随李应祯学习书法时，文徵明已经22岁了，李应祯点拨他说：“你书法学得再好，但都有个问题，就是你没有自己的特点！即使你学王羲之再像，你也仅仅只是临摹别人而已。”
文徵明如醍醐灌顶。
此后，文徵明在李应祯的指点下，书法日益精进。后来，他草书、行书、楷书无不精通，大字小楷字字精品。即使到了88岁，文徵明仍能写得一手恭正温润的蝇头小楷，这种对于心神、身体和笔法的控制，在中国书法史上极为罕见。
文徵明这个“傻儿子”能从愚钝平庸到以勤补拙一步步成长，父亲文林在背后的家教训导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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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文徵明30岁那年，文林难以继续提点这个“傻儿子”了。文林在温州知府任上积劳成疾去世，直到他死后，温州府民才发现，这位为政清廉的地方首长，竟然一贫如洗。他遗物里没有一件温州的财物，甚至连一双布鞋都是从老家带来的。
等到文徵明带着医生从苏州赶到温州，文林已经去世三天了，地方官吏市民不忍心，于是自愿凑集钱财要替文林办丧事。
按照当时的官场惯例，地方官死在任上，地方会负责丧葬费用，当地官绅也会送来赙仪，加起来达数千两银子。这笔收入原本合情合理，文徵明却不顾家境窘迫、缺乏父亲丧葬费用的困难，毅然谢绝了当地士绅的好意。
文徵明说：“我父亲清白做官，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玷污父亲的声名。”于是，这位“傻儿子”毅然回绝了温州士民的好意，简单办理了丧事，扶棺北归。
当地士民非常感慨，用这笔被文徵明拒绝的钱修了一座亭子，名曰“却金亭”，以表彰、纪念文林、文徵明父子。
文林去世后，连续两代高中科举后的苏州文氏到了文徵明这一代似乎戛然而止。在告别了贵族社会之后，在以科举取士决定阶层上升和功名利禄、家族名望的明代社会中，文徵明连续九次科举落榜，似乎将导致苏州文氏的断崖式陨落。
然而，苏州文氏的名望，最终却在“傻儿子”文徵明的经营下，以另一种方式，逐渐浸润大明帝国的心扉。
文林去世第二年（1500），唐伯虎出狱还乡，很多江南士子都对他落井下石，他的妻子甚至与他闹离婚分家产。走投无路的唐伯虎决定离乡远游，但却放心不下自己的弟弟，于是想到将弟弟托付给文徵明。
自己也仅是贫寒度日的文徵明慷慨允诺，并多次写信劝唐伯虎不要自暴自弃。唐伯虎十分感动，回信说：“我心惟君知。”
对落难好友慷慨施援的文徵明，每当有权贵、藩王要给他送珍宝钱财请他挥毫作画时，他都会直接拒绝。他还给自己订立了一条底线：不给藩王、权贵和外国使者写字作画。
但如果来者是贫寒的邻里亲友，他就会热情接待，欣然磨墨运笔，为来者赠书作画。而别人所回馈他的，无外乎一些普通的食品、日用品或文化用品。
尽管当今他的作品价值以亿万计算，比如2018年他的行书作品《杂咏诗卷》拍卖价高达人民币8165万元，但在文徵明活着的时候，他却时常因生计而困窘。
正德六年（1511），右佥都御使俞谏在苏州、杭州等地治水。当听说文徵明生活艰难到甚至要向朋友借米维持生计后，俞谏有意施援，于是礼请当时42岁的文徵明到官署茶叙。
茶聚间，俞谏婉转地提起：“听说你最近不太如意……”
不等俞谏说完，文徵明就说，“我虽不富贵，但并不贫寒。”
俞谏于是又委婉说，“我看你此次前来，衣着也比较朴素。”
文徵明又是淡然地说，“这是因为下雨，才穿破衣服出门。”
于是自始至终，俞谏都没法提起借钱给文徵明补贴家用的事。
其实，在文徵明活着时，他所作的书画就已经价值不菲，以至于市面上有大量的赝品、伪作流传。当时，有的作伪者甚至直接拿着伪作要文徵明帮忙签名盖章，文徵明对此都欣然应允。有人拿来伪作请他鉴定真假，他也一概说是真迹。
门人弟子都非常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文徵明解释说：“凡是有能力收购字画的，必然是家里有余财的富贵人家；而出卖字画的，一定是因为家境困难，急需用钱。如果因为我一句话而导致双方无法成交，卖字画的人家不是更要陷入困境了吗？”
在他看来，以菩萨心肠救济落魄文人，远远比鉴定真假、维护自己的名声来得重要。
后来，清代人朱彝尊非常感慨地说，文徵明“人品第一，书画诗次之”。
尽管文林的这个“傻儿子”终其一生都没能金榜题名，然而文林、文徵明父子留下的恬淡、清净、正直与善良的品德，使得文徵明在世时，就为苏州文氏赢得了满天下的敬重。而在文徵明之后，有的外国使者途经苏州城时，还特地要别人指点哪里是文徵明的故居，然后打躬作揖，朝着苏州文氏的老宅深深敬拜。
对于崇尚中华文明的朝鲜、越南等地使者来说，中华文化圈的礼仪文明假如有活化石，那么苏州文氏就一定是其中的代表。这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品格与文化熏陶，尽管苏州文氏在财富、权力和声名方面并非顶级代表，但是这个家族所世代传承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为深邃和韵味悠长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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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钝却大器晚成的文徵明，一直活到了90岁才溘然长逝。
传说他临死前，仍然在为友人的家属撰写墓志铭。中途他感到不适，于是将笔搁在一边，端坐着，静静结束了平淡却辉煌的一生。
作为古代中国的文艺巨星，文徵明在明代“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中，最为大器晚成，但却是唯一的诗、文、书、画艺术全才：诗文方面，他与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书法方面，他与祝枝山、王宠并称“三大家”；绘画方面，他与唐伯虎、沈周、仇英并称“明四家”。
今天我们在分析这位文化巨星、苏州文氏真正的奠基人的时候可以发现，他身上那种恬然淡远、善良真挚的气质，是一种历久弥新、余韵悠长的文化品格。从这个意义来说，苏州文氏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家族所渗透出的这种魅力，也与王侯将相或科举家族迥然有别，并且具备一种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而苏州文氏的故事并未终止。在1559年文徵明去世后，他的子孙秉承家教，以诗书传家。有后人统计，从文徵明开始，苏州文氏共诞生了62位诗人画家，即使在文化鼎盛的江南，也称得上是文化巨族。
文徵明去世63年后，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文徵明的曾孙文震孟高中状元，使得苏州文氏进入了高光时刻。
但与曾祖文徵明一样，文震孟在夺魁之前，其实屡战屡败。
万历二十二年（1594），21岁的文震孟考中举人。但此后他连续九次参加会试，却全都名落孙山。天启二年（1622），文震孟从苏州再赴北京参加会试，就当大家都以为他将再次落榜时，屡败屡战的文震孟却一飞冲天，考卷被明熹宗一眼相中，圈为当科状元。
当时，文震孟已经49岁了。
从21岁一直到49岁，28年间历经十次会试，文震孟才最终考中进士，并且一飞冲天夺得状元。这种百折不挠的经历，堪称绝世传奇。
对于一般人来说，年近老年才高中进士甚至状元夺魁，肯定会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乃至异常艰难的成就。但文震孟却继承了苏州文氏的憨直作风，高中状元仅仅八个月后的天启二年（1622）十月，文震孟就上书弹劾当时权势遮天、号称“九千岁”的大宦官魏忠贤，惹得魏忠贤大怒。于是，文震孟高中状元才仅仅八个月，就被廷杖80大棍后贬谪出京。
文震孟所处的晚明时期，大宦官魏忠贤利用明熹宗贪玩嬉戏的空子把持朝政，打击异己，祸害天下。当时上至大臣下至百姓，无数人被廷杖、剥皮、割舌，惨死者无数。就在这种腥风血雨的朝堂中，文震孟却不顾身家性命挺身而出，怒斥宦官。
即使在回到苏州故乡后，文震孟仍然积极参与东林党人的活动。当时，江南民间士绅集合在东林党人周围，暗中声讨魏忠贤等人擅权乱国，惹得魏忠贤大怒。于是他挑拨明熹宗拆毁东林书院，并杀害了杨涟、左光斗等著名东林党人，文震孟则“被夺宦籍，贬为平民”。
直到天启七年（1627）明熹宗驾崩后，崇祯皇帝即位并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文震孟才被重新召回朝中。
重新入仕后，文震孟被崇祯皇帝任命讲解经史。有一次，文震孟在讲经时，崇祯皇帝无意间跷起了二郎腿。当时文震孟刚好讲到《尚书》中的《五子之歌》，于是文震孟故意高声朗诵《五子之歌》中的“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一边两眼紧盯着崇祯皇帝的脚，搞得崇祯皇帝只好急忙用长袖遮住脚，然后慢慢放下二郎腿。
置身明末宦官与士大夫的激烈斗争以及士大夫与士大夫之间的频繁党争中，加上崇祯皇帝本身又反复多疑，文震孟虽然短暂出任过三个月的宰相，但不久就因为党争被诬陷离职。回到苏州家中不久后，63岁的文震孟最终抱病去世。
文震孟去世八年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尽，大明王朝覆灭。随后清兵入关，又与南明朝廷以及各路农民军展开争夺，全国上下到处腥风血雨。
清军南下攻破苏州时，文震孟的弟弟文震亨仍然在世，于是他从苏州避居阳澄湖。当时，清军强令要求明朝遗民剃发，要求“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为了捍卫自己内心的信仰和效忠大明帝国，文震亨誓不剃发，最终绝食而死，享年61岁。
作为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也擅长诗书绘画。生长于苏州天堂的他，还曾经写下了一本奇书《长物志》。长物，指的是日常生活中，非必需的、多余的东西。在《长物志》中，文震亨细细品讲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十二类长物，彰显出苏州文氏对于生活美学的提炼与极致感悟。
例如文震亨会讲解如何用米汤滋养青苔：五六十粒米，两碗水，照得见人影的黏稠度，放凉之后，最适合滋养青苔。
文震亨还讲到他把茶叶放在荷花里熏香一夜，然后在第二天拿出来招待友人。因为在荷花芯中熏过一夜的茶叶，能够散发出清新的香甜，而冲泡用的水一定要是冬天存储的雨水。
对于这种极致的生活美学，有朋友调侃他说，“你的专长是书画跟营造园林，干吗要写生活小事呢？”
文震亨的回答是：“假如将来人们渐渐忘了该如何好好生活，当他们想要重新体会或了解时，那么至少还有一本书，可以给他们作为参考。”
人们以为，写下《长物志》的他这般懂生活、留恋人间，在朝代鼎革，大多数人选择剃发顺从之时，他也一定会选择做一个顺民，剃发偷生。但是作为苏州文氏的子孙，作为文徵明的曾孙，作为《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却毅然选择了绝食而死，以彰显自己的刚烈忠诚。
文震亨绝食而死后，文震孟的次子、后来被过继给文震亨的文乘，也在暗中联络义士，筹划参与反清复明。
作为文震孟的儿子和文徵明的玄孙，文乘不甘国家危亡，与起兵反清复明的吴日生等人书信往来，筹谋抗清复国。没想到计划被清军截获，文乘被捕，最终被判斩刑。
临刑前，文乘面不改色。他先是朝着明朝首都北京所在的北方跪拜，然后又朝着苏州家乡所在的南方跪拜，并写下了最后一首诗：
三百年前旧姓文，一心报国许谁闻。
忠魂今夜归何处，明月滩头吊白云。
文乘就义后，他的妻子也自杀殉亡，文乘的儿子则因为“家门破败，身无立锥”。后来，文乘的孙子在苏州灵岩山剃发出家为僧。至此，苏州文氏这个从明朝初年以武官起家，转而从商，继而从文，先后出过文徵明等文艺巨星和文震孟等状元宰相的文化家族，最终在明末清初的时代鼎革之中，因为效忠前朝、殉节忠义而被清廷歼灭消亡。
后来，苏州文氏还有文点等后人仍然以书画为生，但这个曾经如此恬淡清雅的家族，至此已逐渐陨落人间。
但人们不曾忘记这个姑苏城外，善良、忠诚，看似恬然、淡雅，却在时代鼎革之际不顾个人乃至家族安危，敢于为国家和民族挺身而出的文化巨族。他们最终在时代的腥风血雨中慷慨高歌、舍身成仁。
这样的家族，在和平年代，他们是一个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在动荡时代，他们又是一个个挺身而出的时代英雄。他们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师长，可以是巨星，可以是英雄，他们，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他们超脱地离开了科举和功名的束缚，转而以一种既温文尔雅又浩然忠义的姿态，成为中国家族的又一杰出代表。
每每仰望这样的家族，我们都心生敬意，慨叹良久。因为正是他们，支撑起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和不屈品格。这样的君子世家，不应当湮没于历史之中。
沐英家族：统治云南三百年
元朝末年，兵荒马乱。
一个8岁孩子的家，毁于无情的战火之中，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母亲也在逃难时病故。无家可归的他，只能在濠州城中流浪，以乞讨为生。战乱和饥荒，随时会夺走孤儿的生命。
朱元璋难以忘记，第一眼见到那孩子的情景。那一年，25岁的朱元璋还是一个打工仔，刚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做了郭家的上门女婿，尚无儿女，也没有自己的军队。朱元璋和妻子马氏决定，将这个孩子收为养子。朱元璋也是苦孩子出身，曾在淮西一带孤苦流浪，在乱世之中九死一生，但自己好歹还有个小名重八，而这孩子连姓名都没有。
从那一天起，这个孩子被叫作朱文英，朱元璋对这个养子视如己出。多年以后，定鼎中原的他回忆往事，仍饱含深情地说：“朕怜其孤且幼，特抚育如儿，夜卧同榻，数番鼾睡于朕怀。”朱元璋将人生的第一份父爱，给予了这个孑然无依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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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英在养父的抚养教导下，渐渐成长为军中一员大将，18岁便随军出征。在开创大明王朝的战争中，朱元璋的养子朱文英、李文忠等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堪称其心腹大将。洪武初年，朱文英被任命为大都督府佥事。年纪轻轻就在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担任要职，可见他深得朱元璋信任。
可在平定天下后，朱元璋已经儿女成群，自然要将江山传给有血缘维系的后世子孙，皇室家族将不再有养子们的席位。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向朱文英摊牌，他问：“朱文英，你到底是谁的儿子？”
朱文英早已忘记亲生父母的姓名和容貌，只好说自己就是陛下的儿子，沐陛下、母后圣恩如天地。朱元璋反复地问，朱文英就一个劲地磕头，重复这句话。
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朱元璋听了也很感动。可养子身上流的毕竟不是自己的血，朱元璋一定要他恢复原姓，于是就从这句话中取一个“沐”字，赐为沐姓。
从那一天起，他就叫沐英。
相比其他那些曾经同甘共苦的开国功臣，沐英无疑是幸运的。朱元璋不仅没有对他心存猜忌或是赶尽杀绝，还让沐英家族成为明代唯一世守封疆的公侯，守护大明王朝三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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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和沐英三员大将率领30万精兵，平定云南的残元势力。当时统治云南的是元朝梁王，名字特拗口，叫把匝剌瓦尔密。
元梁王自恃云南山高地险，手下又有十几万军队屯驻于军事重镇曲靖，认为明军不敢轻易进攻，自己还能享几年清福。不承想，明军仅用了一百多天的时间，就从湖南、四川等地打到了昆明，之后又乘胜追击，征讨大理。各地关隘接连失守，云南土著居民望风而降。
曲靖之战时，沐英向主帅傅友德献计：“元军以为我军疲于长途奔袭，尚未严阵以待。此时我军若突击前进，攻其不备，必定可以将其击破。这正是陛下所说的‘出奇取胜’战术。”傅友德听从沐英的建议，对元军阵地展开猛烈攻势。元军果然迅速溃败，仅曲靖一战就被俘2万多人。
元军大败，元梁王带着妻儿老小乘舟逃入滇池。这位名字难念的梁王做人很简单粗暴，他在万念俱灰之际，缢死爱妃，随后对随从们说：“我宗室，无降理。”之后就饮鸩自杀，为元朝尽忠。
在进攻大理时，沐英身先士卒。他策马渡河，水没过马腹也毫不退缩，将士们深深折服，紧跟其后，没有一个士卒敢落后。
洪武十五年（1382），云南全境平定，明朝在云南设置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置卫、所，建立了完整的行政系统。朱元璋还迁一批中原大姓移居云南，以充实云南人口。当时，江南巨族富民一有犯法的就被他遣戍云南。据明代《三迤随笔》记载，明军初平云南时，当地人口只有7万多户，而此后从江南、中原等地迁来的商贾士民多达20万户。
如此一来，朱元璋有了新的烦恼。
在给沐英等人的敕谕中，朱元璋既对他们的工作业绩感到满意，又道出自己内心的担忧：“自将军南征，大军所至，势如破竹，蛮獠之地，次第底平。朕观自古云南诸夷，叛服不常，盖以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也。驯服之道，以宽猛适宜。”朱元璋并非杞人忧天，云南远在千里之遥，地盘打下来总要派人管理。
此时，明朝迫切需要选派一个“名臣重望者”镇守云南，执行中央的政策。这个人选，与朱家有着特殊关系的沐英再合适不过了。明军班师时，朱元璋特命沐英留下，镇守云南。这一特殊的任命将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
平滇后的第二年，沐英入京，朱元璋关切地问：“官云南苦否？”
沐英从容答道：“云南不苦，四季如春，冬不穿袄，夏至温和。那里溪水清凉可口，喝多了也不会肚子痛。不过，臣还记得，打大理那天早上，将士心切，置生死于不顾，有百余将士打完仗后拉了一裤的稀。”
朱元璋大笑，果然“儿子”还是靠得住。云南，就交给你了。
从洪武十六年（1383）西平侯沐英镇守云南，到顺治四年（1647）孙可望、李定国等率大西军余部入滇，两百多年间，沐氏家族十二世十六人袭封黔国公、云南总兵官，掌握着云南的军政大权，几乎与明朝相始终。
《剑桥中国史》曾如此概括明朝对云南的特殊治理方式：“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省、府和州县的民政机构与世袭的土司和宣慰司相结合的治理办法。与这两种体制相平行的，是沐家的军事体制和广大的庄园……这个家族的声望一直很高，它的权势是没有争议的，历代黔国公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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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英初入滇时，各地土司豪酋时常发动叛乱。沐英一手要进行建设，办学校，课农桑，疏浚水道，另一手还要带兵平叛，在云南各族人民中建立威信。
在征讨当地土司时，沐英曾面对上百头大象的围攻。由于火药装填太慢，明军的火器一时难以御敌。身经百战的沐英便发明了著名的“三段击”战术：将擅长火器和弓箭的士卒进行混编，分成前后三队，下令：“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大象逼近时，第一队士兵集中射击，之后退到队伍后装填弹药，第二队、第三队相继跟上。火炮劲弩齐发，土司的象兵损失惨重，连连败退。沐英在这一战中生擒了37头大象，都够开几家动物园了。几番征战，云南土司被沐英管得服服帖帖。
随着云南人口增多，吃饭成了问题。沐英为此在云南大力发展屯田，他曾上疏朱元璋：“云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沐英命军士一边戍守，一边屯田，从江南、中原等地迁来的大批人口也加入其中。此后十年间，云南屯田总数达百万余亩。宣德年间，云南官员上奏，云南的粮食已经完全满足军需，还有大量盈余。
史书记载，沐英为人宽宏沉毅，居贵不骄，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唯独喜欢养马，将马称为“昵友”，爱宠物之心丝毫不逊色于当代“猫奴”。沐英主政云南期间，多设马场，大力推行马政。有明一代，云南马场战马储备充足，还大量输送到省外，为明朝的军备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此之外，沐英还组织云南军民疏浚河道，兴修水利，招揽商人入滇发展商业，选拔儒生，增设府、州、县学达几十所。这也难怪朱元璋在听到养子在云南的政绩后，夸赞道：“使我高枕无南顾之忧者，沐英也。”
沐英将人生最后的十年献给了这片土地，直至耗尽生命。洪武二十五年（1392），与沐英感情深厚的太子朱标突然去世，沐英伤心欲绝，哭到呕血，最终在云南病逝。消息传来，朱元璋悲恸不已，命沐英长子沐春奉柩至京师，追封沐英为黔宁王。一路上，当地“官僚、士庶、胥吏、卒伍、缁黄、髫白，莫不奔号其门，泣语于路”，“云南父老、蛮夷酋长，莫不流涕请立庙”，为沐英号泣送葬的人多达数万。
沐英死后，其子沐春、沐晟先后接任镇守之职。沐春上任前，朝中群臣提出，应该先“试职”，以观察其是否称职。朱元璋立马翻脸，说：“儿，我家人，勿试也。”随后命沐春走马上任。
沐英骤然离世，朱元璋唯恐西南生变，好几次当着朝臣的面叹息。可是，沐英的儿子们继承父志，在上任后依旧将云南打理得井井有条，政绩不亚于其父。朱元璋看了云南来的奏疏后，顿时心情舒畅，说：“西南得人，朕无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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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皇帝远，沐英家族作为封镇一方的诸侯，手握一个世袭的“肥差”，日子过得美滋滋，鼎盛时期“珍宝金贝充牣库藏，几敌天府”。最终摧毁沐家的，也正是这样的富足安逸的环境。
自沐英次子沐晟受封黔国公后，随着岁月流逝，沐家逐渐走下坡路。沐英后人耽于享乐，腐败堕落，不思进取，沐王府害民敛财、骚扰地方、奸淫亲嫂、谋兄财产之类的丑闻屡见不鲜，放在今天也许可以经常上《今日说法》。
隆庆五年（1571），明朝处分了为非作歹的沐英八世孙沐朝弼。不久后，又派邹应龙出任云南巡抚，整治勋旧违法乱纪的现象。邹应龙因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而天下闻名，这位能臣刚上任就接到一桩陈年旧案。云南府城近郊两个小村庄的村民共92人，控告沐氏勋贵霸占水源、勒索村民，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四十多年。
四十年来，云南布政司官员不敢得罪沐家，以至于此案积压多年，村民反复告状都无人审理。邹应龙雷厉风行，马上展开调查，发现村民所控属实。于是他做出公正裁决，按沐家田庄和民田的实际用水量，开出宽窄两道水沟，立下界石，不准沐家多占。
为了防止沐家耍赖，邹应龙还特意命知县撰文刻于碑上。一旦再起争端，村民可以“印碑赴告”，不用害怕沐家的权势。但邹应龙这么秉公执法的地方官实属少见，大部分官员对沐家的不法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沐家手里可还掌握着军权。
崇祯年间，徐霞客游历到云南，就记载了一桩沐家家奴肆意欺凌百姓，激起公愤的案件。案发后，巡按余瑊公正无私，迅速将这名家奴逮捕。可还没等审案，沐英十世孙、黔国公沐启元就怒不可遏地带着一支军队包围了巡按公署，还调集火炮进行威胁，并抓来数十个官吏进行毒打。
余瑊慌了，又不敢反抗，只好上奏朝廷，请求调停。蛮横无理的沐启元根本不把朝廷旨意放在眼里，更加无法无天，几乎要把官署炸了。沐启元的母亲宋夫人担心儿子惹祸连累全族，在哭了三天三夜后，狠心将沐启元毒死，由他年幼的儿子沐天波袭爵，事件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崇祯元年（1628），年仅10岁的沐英十一世孙沐天波因家庭变故，被扶上黔国公之位。这个髫年无知的末代黔国公，接过的是祖祖辈辈留下的烂摊子。而他要面对的，是沐王府即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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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大明王朝迎来末日，又是一个乱世。张献忠的大西军在四川声势浩大，引发云南、贵州两省官民恐慌，也让沐天波心急火燎。为抵御大西军，沐天波派遣武定参将李大贽到前线布防。
这个李大贽，胸无大志，还有勇无谋，经常跟隔壁的元谋土司吾必奎闹矛盾。此次出兵，他就顺便侵袭吾必奎的领地。吾必奎不是好惹的，一怒之下竟然起兵叛乱，说皇帝都没了，哪还有什么黔国公？于是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吾必奎叛乱后，沐天波和云南巡抚传檄各土司讨伐吾必奎，却没想到，参与围剿的土司中有一个图谋不轨的野心家——沙定洲。
蒙自土司沙定洲一直垂涎沐王府的财富。每次沐天波的门客跟他夸耀沐家金银财宝之多，他哈喇子都快流一地了。
沐家到底多有钱？据统计，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经过多年的巧取豪夺，沐府庄田已经有八千余顷，约占当时云南田地的三分之一。沐府中的珍宝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石青、朱砂、珍珠、名宝、落红、琥珀、马蹄、紫金，装以细筏箧。每箧五十斤，藏于高板库。每库五十箧，共二百五十库，他物称是。八宝黄龙伞一百四十执。”
当沙定洲的军队到达省会昆明城外时，吾必奎的叛军已被消灭。可沙定洲硬是不肯撤兵，而是里应外合，趁着城防空虚攻入城中，率部对家资富厚的沐王府进行劫掠。
沐天波这才知道自己引狼入室，但为时已晚，只好听信属下谗言，一个劲往城外跑。沐天波的母亲陈氏和妻子焦氏来不及逃跑，决心赴死，说：“吾辈皆命妇，不可为贱污。”说罢，与其余未能逃走的家人举火自焚而死。
沐府的军队本来还在跟沙定洲所部展开巷战，一听说沐天波已经逃走了，纷纷作鸟兽散。不得民心的沐家，早已不复昔日威名。沙定洲轻而易举地占据省城，以及沐府的所有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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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同被派去围剿吾必奎的还有石屏土司龙在田。龙在田和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素有交情。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领，已进军贵州。龙在田便派人抄小路去见孙可望，请大西军为沐家报仇，说：“借大义来讨伐贼寇，全省可定也。”
孙可望就诈称沐天波的小舅子请兵复仇，派李定国带领大西军攻入云南。沙定洲本来就只有三脚猫功夫，遇上李定国这级别的名将，只能被按在地上摩擦，没过多久就被抓回昆明处死。史书记载，“定洲据省城逐黔国，流毒两迤，先后死难者三十余万人”。沙定洲的叛乱历时近三年，在他盘踞昆明期间，云南死于战乱的百姓多达30万，无数人被卷入战乱的旋涡中。
叛乱平定后，云南巡抚吴兆云亲自迎接大西军进城，昆明老百姓还在门外设香案，表示热烈欢迎。孙可望写信给沐天波，让他放心回城，仍以勋贵之礼优待。当然，云南的军政大权，从此就不再属于沐家了。
顺治六年（1649）的元宵节，昆明城中张灯结彩，一如往年，呈现出一片和平的假象。似乎没有人记得大明亡了，也没有人在乎统治云南的到底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