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三年（1656），李定国与老大哥孙可望决裂，擅自从安龙迎接南明永历帝入滇。沐天波因世代功勋，成了名义上的百官之首，不过他表面上很风光，实际上只是一个光杆司令。此时，清朝大军正向云南浩浩荡荡涌来，云南的残兵无力抵抗清军的攻势，心力交瘁的李定国也不复当年勇。
败局已定，沐天波与永历帝再度踏上逃亡之路，一路南下到缅甸，请求避难。进入缅甸后，缅甸人素来敬重沐王府的声望，一听说威震一方的黔国公来了，纷纷前来参拜，让沐天波感受到沐英家族的最后一丝荣耀。
然而，紧接着的就是缅甸王室对他的羞辱。
永历帝一行人在缅甸漂泊期间，夜郎自大的缅甸王态度越来越恶劣。最后，南明君臣竟沦为客囚，受尽屈辱。
缅甸有个风俗，每年八月十五要求属国前去朝贺。缅甸王逼迫沐天波到场，命他以臣属的身份朝贺，以此在其他小国面前炫耀。按照惯例，沐氏除了镇守云南外，还要负责与周边藩属国打交道，可谓地位尊贵。小国见了历代黔国公还得点头哈腰，不敢轻易得罪。如今，缅甸王却狂妄自大地显摆：看，当年镇守云南的黔国公也只能跪在我的脚下。
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当吴三桂大军向缅甸索要永历帝，并声称要过江屠城时，欺软怕硬的缅甸王不敢违抗，只好把永历帝出卖了。
缅甸王跟南明君臣撒了个谎，请永历帝渡河，同饮咒水盟誓，还声称这是一个表达双方友好的仪式。永历帝知道其中有诈，可客随主便，无奈之下只好让沐天波等官员作为代表前去赴约。沐天波等人一到场，缅甸埋伏的士兵一齐杀出，将南明官员们团团包围。擅使流星锤的沐天波殊死抵抗，击杀了十余个缅甸兵后才遇害。周围的南明官员见状，也纷纷拿起木棒或夺下士兵之刀进行反击。最终，在场的南明官员全部遇难。
畏惧清军的缅甸王将孤立无援的永历帝献上，送往云南。永历帝最终成为吴三桂向清朝献媚的“工具”，死于这个明朝叛臣之手。
攻入云南的吴三桂为巩固统治，疯狂地追杀沐氏家族的其余成员。一个统治了云南三个世纪，曾经煊赫一时的传奇家族，就此烟消云散。
张廷玉家族：长居高位，何以不倒？
回望自己数十载为官生涯，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聪训斋语》中写道：“余行年五十余，生平未尝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转弯早耳。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故终身失便宜，乃终身得便宜也。”
《聪训斋语》后来成为张氏家族流芳后世的家训，从中可以看出，终身不占便宜、与人和善、予人宽容既是张英一辈子的做人准则，也是张英希望留给后世子孙温良谦恭让的为人尺度。
而张英之子张廷玉，无疑是饱受《聪训斋语》熏陶的受益者。继其父之后，张廷玉步入权力中枢，颇受大清皇帝的信任。
伴随着帝国时代最后的辉煌，以张英、张廷玉为首的桐城张氏也迈入了鼎盛时期，被后世称为“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父子双宰相”。
1
桐城张氏为桐城境内各支张氏的统称。在这些张氏族群中，尤以桐城宰相张最为知名。根据郡望，桐城宰相张又称为桐城清河张氏，起源于元末明初，先祖为张贵四。
关于张贵四之前的几代张氏先祖，历史上记载模糊。根据康熙年间《潜山县志》记载的张英原话“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可以看出桐城张氏是外来人口，迁居于桐城。另据《张氏族谱》记载，桐城张氏一派，“迁自豫章鄱阳，贵四、贵五公则始迁桐之始祖也”。
豫章鄱阳即豫章郡鄱阳县，即今天鄱阳县。历史上豫章郡始设于西汉时期，曾经下辖南昌、庐陵、彭泽、鄱阳、柴桑等18县，面积大致等同于今天的江西省全境。
葛剑雄先生认为，此事不排除与明初“洪武赶散”——江西外迁人口入安徽、湖北两省垦荒开拓有关。据相关史书记载，瓦屑坝为鄱阳湖边的一个古渡口，历史上，它曾与福建宁化、南京杨柳巷、山西洪洞大槐树并称为“明代四大移民集散地”。
从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开始，江南一带，以朱元璋、陈友谅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曾在鄱阳湖、江淮平原等地多次“火并”，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平灭陈友谅势力，才最终告一段落。
战乱持续13年，对当地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可想而知。经过两军战火浩劫的江淮一带，早已人口凋敝，土地大量荒芜。
朱元璋称帝后，为恢复受战争影响的江南地区经济，便有了大规模移民安徽、湖北的计划。而同一时期的鄱阳一带，虽受战火影响也极大，但在当地自发保护家园的措施下，并未伤及根本。于是，朝廷命令迁鄱阳一带居民填实湖北、安徽等地。
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桐城张氏始祖张贵四也在这次庞大移民的茫茫人潮当中。
2
到桐城生活的张贵四过得怎样，无人知晓。但可知的是，在张英、张廷玉父子成名以前，桐城张氏就已有做官为宦之人。此人名叫张淳，是张贵四的五世孙，张英的曾祖父。
从张贵四到张淳的父亲，整整五代人在桐城都生活得默默无闻。直到张淳出现，张贵四这一支的张氏家族，才第一次活跃于史册之上。
隆庆二年（1568），张淳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才俊。这一年，他中了进士，随即被朝廷委任为浙江永康知县。作为一县的父母官，他将在此开启他的为官生涯。
彼时，历经嘉靖年间的皇帝罢朝、倭寇入侵、回宫炼丹等多重折腾，大明王朝已现衰势。继承“老道士”嘉靖皇帝事业的明穆宗隆庆皇帝倒还不至于太差，他在位期间依靠高拱、徐阶、张居正等人进行改革，放宽海禁，缩减宫廷开支，减轻民众负担。
但是，浙江永康却还是民风彪悍，社会动荡。这不，在张淳上任前，此地已连续撵走了七任县令，县衙公案堆积如山。但接手这个“烂摊子”的张淳毕竟是个猛人，一上任就公告全县，大开衙门，将陈年积案统统整理出来，一一清查审理。与过往几任吃完被告吃原告的县太爷不同，张淳是真心为百姓办事的。他审案那叫一个“快、准、狠”，只要一顿饭的工夫，就能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断得明明白白。所以百姓一听是他主审，一般都会带上一包午餐到衙门前观审，久而久之，他“张一包”的大名就传遍了十里八乡。张淳主政永康期间，吏廉政清，民心向化。
他在破大案要案上也很有一套。当时，永康有一个横行乡里十数年、专偷上缴国库税银的江洋大盗卢十八。卢十八屡犯大案，朝廷和地方却始终捕而不得，令在任官员颇为头疼。眼见张淳在地方上政绩卓越，朝廷决定将此案重新发回地方，限令张淳三个月内破案。
按说这种陈年旧案，若是普通官员，大概能避则避，可张淳偏偏就接下了。为了麻痹对手，张淳拿着朝廷的公函，先是在衙门里大发牢骚，指责朝廷不公，推诿拖延，随后每天在衙门里按部就班地处理着各项公事，只字不提关于此案的任何细节，也不派人通缉追捕，让人觉得他无心更无力破案。
其实，这些都是张淳的障眼法，私下里，他早就对卢十八一案展开了细致调查。朝廷及地方多次捕获卢十八无果，主要原因就是县衙里有卢十八的眼线。只要在任县官下令捉拿卢十八，卢十八就能事先收到消息，远遁他乡。这次，在张淳的布置下，县衙里的眼线被揪了出来。经过仔细盘问，眼线供出了自己与卢十八之间通风报信的详细经过。凭借着这条信息，张淳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解决了困扰地方乃至朝廷十数年的大难题。
张淳抓到了大盗贼，自然得到朝廷的通令嘉奖。于是，爱民如子、明察秋毫的张淳被调回京城，任礼部郎中。
正如他在断案上的公正高明，在为人方面，张淳也颇为高山景行，十分正直，从不阿谀奉承。
当时，隆庆皇帝已驾崩，即位的万历皇帝年幼，朝政由首辅张居正等人协商处理。万历初年，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明王朝实行“一条鞭法”，重新丈量田地，简化税赋，使国库大幅充盈，大有万历中兴之象，时人称张居正为“救世宰相”。不过，这位首辅张居正，虽在政务处置上颇具铁腕，但在生活中却多少有些以权谋私的污点。
张淳回京述职期间，恰逢张居正母亲病故。纵观朝堂，官声与文笔匹配的除了张淳，再无旁人。为了让自己的母亲生荣死哀，张居正派人找到了张淳，希望对方为自己母亲写一篇祭文，并许以高官厚禄。
然而，张淳却没有去接这块从天上掉下的“馅饼”，反而转头写了封辞呈，称病还乡。张居正去世后，遭到万历皇帝清算，大批曾经与张居正过从甚密的官员，或被罢免，或遭流放，唯张淳早已远离朝堂，未受半分损害。
或许在很早之前，张淳就看清了张居正等人即将到来的下场。所以，早离是非，方得始终。
张居正倒台后，张淳再被起用，历任建宁知府、湖广荆岳兵备副使，官至陕西临巩道参政。无论官居何位，张淳都始终保持初心，鞠躬尽瘁，为百姓服务。
但那位当年清算张居正的万历皇帝，却不再鞠躬尽瘁了。他学起自己的爷爷，躲在后宫忙活其他事情去了。眼见朝政昏暗，张淳的心情自然也不好。从他当年没有正面忤逆张居正的命令，而是直接选择辞官回乡可以看出，张淳这个人处事颇通“中庸”之道。于是，与上次一样，他向朝廷递交了辞职信，永不入仕。
3
中庸之道，成为张淳留给后世子孙最宝贵的财富。
张淳仅有一子，名张士维。在明末万历之后的衰世中，张士维秉承其父初心，以中庸之道低调行事。不过，在明末关乎“大义”的选择面前，张氏家族也并非毫无所动，不因中庸之道而“高高挂起”。
在张士维诸子中，长子张秉文便是极富家国情怀的人。
与祖父相同，张秉文在20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便考中进士，入仕任浙江归安知县。史载，张秉文“少朗俊，风格标异。大父参政公许为远器”，意思是张秉文年轻时不仅长得帅，而且颇受祖父张淳喜爱，被认为日后必有一番大作为。
诚然，自万历以后，明代各朝每况愈下，到了张秉文得以大展身手的时代，早已是王朝末日。那时，在关外，后金首领努尔哈赤早前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反明，如今已取得一番成绩。在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的带领下，后金改称大清，大有越过长城、进军京师、称霸中原、统一天下的野心；而在关内，农民起义频频爆发。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这个存在了200多年的大一统王朝即将被颠覆。
是秉承祖父的中庸之道，以不变应万变，还是选择到实力蒸蒸日上的清朝政权中效力，抑或是全节死守大明最后一寸国土，忠义两全？这个问题，不仅是张秉文眼下的困境，也是张士维诸子乃至天下所有士人的困境。
最终，在这种心理较量中，张秉文违逆了祖父的中庸之道，选择了全节于世——做大明的忠臣，为张氏家族的“不孝子”。
明崇祯十一年（1638）冬，临近年关，已升任山东布政使的张秉文决定死守济南御敌。
当时，清朝八旗在多尔衮的带领下，分兵数路绕过长城，从河北青山口南下，将济南城团团包围。按说，济南为山东省首府重镇，兵力充足，虽受多尔衮包围也未见得有破城危机。但很不凑巧的是，从明初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开始，藩王坐镇地方的局面就已经形成，此时，在济南城内还有一位大明德王。这位德王是明英宗朱祁镇之子朱见潾的后裔，听闻清军围城，这位一生都被锁死在济南城里的王爷估计早就吓破了胆。他早早地调集部队，死守他的王府，致使济南城防守军严重不足。
敌众我寡，济南城破只在朝夕。
面对这样的情形，书生出身的张秉文已顾不上那么多。他一面向朝廷请求支援，一面组织军民防御，自己衣不卸甲，在济南城头苦苦死守。可谁知，替崇祯皇帝督师的太监高起潜在临清坐拥重兵，却见死不救。离济南城较近的另一路援军大将祖宽看到上峰这么办事，也犹豫不决，终致贻误战机。
在求援无望之际，作为一介文弱书生，山东布政使张秉文亲自披坚执锐，率济南城军民守城十余天。城破，张秉文率众与清军展开巷战，终因寡不敌众，中箭而死，时年54岁。
这一仗，清军俘虏了包括德王朱由枢在内的五十余万人，将济南城洗劫一空。
据说，在城破当日，张秉文战死的消息传回家中，夫人方孟式痛哭一场后，交代家中人好生保护张秉文后裔回乡逃难，随即率领张家上下姬妾一同投身大明湖，追随张秉文而去，“夫子之死生惟官守，妾之死生惟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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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秉文夫妻的死难，无疑给张氏家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张秉文之后，虽有三子，却终身不仕清朝，这种影响也传给了张英的父亲张秉彝。作为张秉文的弟弟，他在乱世中继承了祖、父的中庸之道，与大多数人一样默认了清朝取代明朝的事实，但他对哥哥的忠节也表示同情，并悉心教导自己的三个侄子。
或许继承了中庸之道的张秉彝最看重的并非是狭义的“满汉之别”，而是广义的民族大义。因此，张秉彝最终选择“降清”。他所做出的选择，也最终成就了“父子双宰相”的佳话。
张英，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在张秉彝的悉心教导下，张英以二甲第四名的好成绩考中了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进士。当时的大学士李霨一看到张英的卷子即称赞不已，认为其有成为一代“国士”的实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霨的眼光不错。
张英始终秉持着祖辈的中庸之道，从广义的民族大义出发，发扬他父亲遗留下来“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精神，在新政权中兢兢业业地为政。
彼时，清王朝入关已数十年。天下逐渐适应了这个新政权的运作，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狭义的民族情绪同样也未消散。在这个看似太平的盛世里，各种反清复明组织活动此起彼伏，更有甚者如吴三桂等，趁乱挑起战争，企图破坏社会安定。
在这种情况下，张英始终遵从广义的民族大义，做出对国家、社会有积极作用的选择。由于他积极出谋划策，康熙皇帝顺利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可以说，他的这份民族大义对国家统一起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经历康熙一朝，国家并没有遗忘张英曾经为了“天下长安”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在康熙的赏识下，张英平步青云，先后充任《国史》《一统志》《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5
众所周知的安徽桐城“六尺巷”故事，是张氏家族谦和特质的一个小小表现。
在40年的为官生涯中，张英发现，祖辈的中庸之道固然十分重要，但如今自己所处的这支桐城张氏，早已今非昔比，该如何保证家族势力长盛不衰呢？这个问题，大概张英也想了很久。
在回顾了自己宦海沉浮的经历之后，张英总结了几点，其中第一点就是为官一定要清正廉洁。张英认为，位高权重者，如果能保持清正廉洁，不说给自己的仕途加分，至少在很多事情发生时，也能置身事外。
他要求后辈必须做到“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安知用官银之祸，不甚于上官之失欢也”？就连康熙皇帝赏赐给他的金银财物，他也用于济困救贫，或是修桥筑路，以利他人。这些讲究为官清廉的经验，自然也从侧面向后世子孙传授了为官一方时如何既取信于民又尽忠于君的两全办法。
其次，张英认为，除了廉洁奉公，更应做到待人谦和，行善积德。据记载，张英在过六十大寿时，拒绝家人为其请戏班子大宴宾客，反而拿出这些年积攒的俸禄救济百姓，广结善缘。
除此之外，在朝为官免不了要跟同僚接触，有时意见相左，总少不了些磕磕碰碰。这个时候，好的人际关系，往往能使事情迎刃而解。因此，张英告诫后人，做事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否则，草率的决定终将自尝恶果。同时，他还要求子孙不可“友不择便交，气不忍便动，财不审便取，衣不慎便脱”。
在他的敦促指导下，其子张廷玉颇有乃父之风——他历经康、雍、乾三世位极人臣，是雍正至乾隆初期执掌大权的帝国“宰相”，死后更是成为有清以来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
都说“月盈则亏”，张氏家族也不例外。
张英、张廷玉相继发迹，天下的汉人士子似乎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曙光，故在雍正、乾隆初期，众多进京赶考的举子皆以党附张廷玉为荣。久而久之，满人皆从鄂尔泰，汉人皆附张廷玉。这对刚刚坐上龙椅的乾隆来说，简直像是两个巨大的“钳子”，钳制着自己的各项决定。善用帝王权术的乾隆利用了两派之间的矛盾，最终顺利独掌并巩固了皇权，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均晚景凄凉。
尽管晚年坎坷，但在总结为官之道上，张廷玉也颇有贡献。他与其父一样，认为为官之道，“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他告诫子孙：“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因此，“惟天下之安而后乐，惟富贵之得而后乐”的后知后觉，才是为官者所应该拥有的品德。
不过，与其父待同僚谦和的态度不同，张廷玉更善于“驭下”。他在吏部任职期间，就曾多次表现出对严待下属的作风。当时，有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吏张某，人称“张老虎”。此人一贯善于舞文弄法，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经常受到他的伤害。张廷玉命令有关部门重惩张老虎，朝中权贵有许多人出面营救，张廷玉不为所动，故人送外号“伏虎侍郎”。
张廷玉死后，乾隆下诏，遵清世宗雍正遗诏，着张廷玉配享太庙，赐谥“文和”，桐城张氏官名迎来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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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自张廷玉之后，张氏家族就不甚有名了。
其实不然。张廷玉有四子，其中次子张若霭颇得张廷玉欢心，继承张廷玉衣钵。张若霭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据说当年他本应为探花，但由于其父在朝为官，且位极人臣，为免树大招风，张廷玉建议雍正皇帝将张若霭从第三名降至第四名，成了二甲第一名进士。
承袭家学，张若霭也官至礼部尚书。但与其祖、父耕耘官场不同，张若霭更注重文化精神层面的熏陶积累。他尝以书画供奉内廷，善画山水、花鸟，得吴门画派遗风，曾绘就从立春至大寒二十四节气山水画，颇受乾隆皇帝喜爱。他的成名作《岁寒三友图》在200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出了逾千万元的天价，可见其绘画功力之深。
张若霭之后，张氏家族逐渐淡出官场，但桐城张氏的“敬慎谦和，读书做人”的家风，却得以代代相传。
据不完全统计，自张若霭后，张氏家族在清代至少出现了30位诗人，其中不乏数位女诗人，可谓诗书传家。
中纪委官网《安徽桐城张英张廷玉父子：六尺巷礼让为先 笃素堂廉俭传家》，https://www.ccdi.gov.cn/yaowen/201603/t20160314_140799.html，2016年4月5日
或许这一切，正如中纪委相关文章谈桐城张氏家训时提到的，“居官以廉，居乡以善” 。唯有如此，才可力保张氏家族数百年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