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晚清以来家族的转型
清朝巨富家族，终结于1953年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在回京任军机大臣的路上，专程去山西祁县拜访了一位老者。老人名叫乔致庸，是乔家大院的主人，也是一名商人。
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时，得到过乔家的爱国资助。他来到乔家大院，为乔致庸一家写了一副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履和”二字，意为履中蹈和。此联被雕刻在大院门前。
祁县最气派的建筑，就是乔家人修建的这座封闭式城堡大院。大院坐西朝东，四周临街，砖墙高达十多米，上层有女墙式的垛口，宛如一座军事要塞。发家不易，守家也难，气势宏伟的乔家大院守护着家门荣耀，在风雨飘摇的两百年间屹立不倒，见证帝国巨富家族化作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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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祖上是穷人，穷到要上街要饭的程度。有段时期，乔家不忘在祭拜先人的报本堂里摆着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以此提醒子孙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死活不认命，是乔家发家的秘诀。
有道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就是个不认命的主。清朝康熙末年，乔贵发出生于祁县乔家堡，他作为乔家第一代创业人，最早摆脱贫穷的束缚。
据后人口述，乔贵发年轻时大字不识一个，穷得叮当响。有一次，村里有个本家侄儿娶媳妇，他光着膀子就去厨房帮忙，想让喜事办得更加热闹。人家却瞧不起他，还当众羞辱乔贵发，嫌弃他太寒酸，来不来都一样。人活一张脸，这件事让乔贵发气得要命，他干脆一走了之，离开了祁县。
当时，有股“走西口”的浪潮。北方各省居民前往长城以北的口外谋生，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的通道。祁县位于太行山北麓，自古四通八达，有一条北京通往川陕的大官道，还有一条经过子洪口穿越太行山的南北古驿道。于是，乔贵发跟随着走西口的移民潮，背井离乡，来到塞外。
乔贵发只身北上，最初也不过是个打工仔，在蒙古草原的萨拉齐厅（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给人拉骆驼，还在一家当铺当过小伙计。他省吃俭用，总算攒了点儿本钱，做起磨豆腐的小买卖。
晋商基因，在这个穷苦小贩身上渐渐萌芽。
山西地处内陆，山多地少，促使不少人出外谋生。山西商人因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掌握了财富密码：他们运送粮食物资到边境粮仓，换取专买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并售盐到各地，此后不断兴盛。
清代，晋商鼎盛，甚至将贸易触角伸向亚欧各国，成为实力最雄厚的商帮之一。晋商后期主要来自府南县，即太原府以南的几个县，包括祁县、太谷和平遥等。祁县人走南闯北，很会做生意。
摆豆腐摊的乔贵发原本跟致富八竿子打不着关系，但他颇有生意头脑，存下点钱，找到一个姓秦的山西老乡，一起前往包头创业。包头也叫“包克图”，蒙语是“有鹿的地方”，属于河套地区，南傍黄河，土肥水美。清朝前期将其划为“黑界地”，不让汉民进入，后来才放开政策，使其成为走西口的商业重镇。
这个新开发区，除了马什么都缺。乔、秦二人赶上包头开放的风口，在此开了家草料铺，接待往来商贩，顺带经营食品生意。他们来得早，经营有道，生意越做越红火，别的小商小贩也竞相效仿。
险中取利，是乔家发迹的另一秘诀。
不久后，这座边塞小城店铺众多，同行对乔贵发的生意看红了眼，形成恶性竞争。眼光长远的乔贵发看出这一行没有优势，果断做起了“买树梢”的生意。所谓“买树梢”，意思是，春天树梢上只有绿叶，但到秋天能结多少果子难以确定。如果春天以一个价格买了“树梢”，到秋天果子丰收就大赚，反之则亏大了，类似于期货交易。
乔贵发用“买树梢”的套路进行粮食交易。他发现，农民秋冬时卖粮，春夏之际则往往手头拮据，日子都过不好。乔贵发在春种夏耘的时候，利用农民的求稳心理，商议先给他们一个稳定的粮价，先行付钱，让他们手头宽裕起来，秋后不管市场粮价如何，都按既定价格和数量交割粮食。农民乐于吃下这颗“定心丸”，纷纷与乔贵发合作。
乔贵发善于算计，专门在去年粮价暴跌的时候做买卖，春夏时节就商定好粮价，提前支付。到了秋天，不管粮食市价多高，他都能按原先商定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拿到粮食。他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到缺粮时出售，就大赚一笔。
在包头经营多年后，乔贵发取商号“广盛公”，后来改为“复盛公”。随着乔家的生意蒸蒸日上，包头这座小城也日益繁华，于是开始流传一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后来，复字号在包头居于领导地位，有19家门店和500多名职工，经营范围包括茶叶、绸缎、药材、典当、皮毛与粮食等，几乎应有尽有。
乔贵发成为小有名气的富商，赚得家族第一桶金后，年近五旬时衣锦还乡，在乔家堡十字路口东北角建起宅院，此为乔家大院的雏形。穷了大半辈子的乔贵发生前经常训诫子孙：“我本是穷人，受尽别人的歧视；后人切不可为富不仁，欺压穷人。”
商道，说到底是人道。走西口的乔贵发不忘本分，辛劳半生，终为乔家崛起打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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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此时，乔家已无衣食之忧。乔贵发的三个儿子乔全德、乔全义、乔全美秉承父训，妥善经营。三兄弟当家期间，乔家拥有约百万两的财产。与之相反的是，当初与乔贵发合伙的秦家子弟挥霍无度，吃喝嫖赌，败光了家业，“复盛公”的股份几乎归乔氏一家所有。
乔家三兄弟开始介入中俄边境恰克图的茶叶生意，打通了一条从南到北的茶路。当时南方的茶叶主要分为两路：一条经西口前往新疆、恰克图，一条通过张家口到东北，关系到无数人的生计。
为此，乔家人投资了近10万两白银，在祁县开设“大德诚”“大德兴”两大茶庄，与山西多家茶商共同保障茶路的畅通。茶商从福建武夷山启程，过鄱阳湖，经长江、汉水，跨越豫西山路，渡黄河，过上党、汾河，越长城，到蒙古腹地，跨越万里茶路，运送茶叶到恰克图进行贸易。
老三乔全美以“在中堂”为堂名，在兄弟中最为聪明能干，掌管了乔家的大部分生意。为避免子孙沾染恶习，他制定了“五不准”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
乔全美就是乔致庸的父亲。
将乔家推向顶峰的乔家第三代乔致庸，本来不愿经商，而是以读书为业。直到晚年，他的案上还常摆着儒家的经学典籍。乔致庸在乔家三堂的子侄中年纪较小，家族同辈的哥哥姐姐大都比他大20来岁。他小名叫“亮儿”，年幼时父母去世，由兄嫂抚养长大。
年少时，乔致庸只想考取功名，埋头苦读，还考了个秀才，完全一副书生模样。谁也想不到，这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年轻人会彻底改变乔家的地位。日后，祁县小城的这一家深宅大院将牵动全国的金融神经。
乔家的生意本来由乔致庸的兄长乔致广继承，但乔致广经营不善，在与竞争对手的商战中被下了圈套，使乔家陷入经济危机，自己也一病不起。乔致庸当时正在准备科考，听闻哥哥的噩耗后，不得已临危受命，接手家族重担。他联合与乔家有关联的商户，用对手打压乔家的手段以牙还牙，大获全胜，使乔家转危为安。
人生总是阴差阳错，从此，科举场上少了一个学子，山西商界多了一个巨人。乔致庸本欲从政光大门楣，却在家族危机中被迫继承家业，还把乔家打造成近代山西最负盛名的商业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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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祖一样，乔致庸富有远见。
一个多世纪前，中国的金融中心在山西。乔家原本擅长经营粮油、丝茶等生意，而乔致庸从平遥的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得到启发，将目光投向了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票号。他开办“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并迅速在全国各地20多个城市建起分号，发展为汇通天下的大票号。
所谓票号，就是以晋商为代表的古代商帮开设的金融机构，盛行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票号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又可进行存、放款与代官府解钱粮、存捐税等，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现代银行。随着商业发展，商人异地采购商品数量扩大，需要调动的金银现钱也逐渐增多，票号通过汇兑等业务让经商更加便利，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金融力量。
乔致庸当家期间，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遍设大江南北，信誉卓著，管理严格，存款源源不断涌入。兴盛时期，“大德通”的股本与存款总额达七八百万两以上，为资本的20多倍，四年即让乔致庸获利20多万两。这两家票号，直到1951年才真正歇业。
乔致庸家族凭借票号之利，一度富可敌国。
据《清稗类钞》统计，乔家的资产有四五百万两，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土地、宅院、店铺等不动产。清朝时，一个知县的年俸也就几十两，加上养廉银也就几百两，可乔家一个大掌柜一年就有一千两白银的收入。
咸同年间，清廷为镇压太平军、捻军，需要大量军资，鼓励各地富商捐输助饷，乔家也多次参与捐纳，乔致庸因此得到二品官衔与顶戴花翎的赏赐。1900年“庚子国难”时，慈禧、光绪逃离北京，途经祁县，受到乔家人的隆重接待，又得到乔家票号捐银30万两，供两宫西行避难之用。慈禧赏给乔家的九龙灯等珍宝，至今还摆在乔家大院。
乔致庸经商才华过人，一生功成名就，可他教育子孙，做生意首重“信”，其次是“义”，第三才是“利”。
讲求诚信，乔致庸半点都不含糊。有一次，包头复字号旗下油坊的伙计在胡麻油中掺假，被乔致庸发现了。胡麻油用生性耐寒的胡麻作为原料，是西部、北部寒冷干旱地区常用的食用油，历史悠远，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乔致庸大怒，责问那个造假的伙计：“你是想砸了咱们的招牌，砸了大家的饭碗吗？”接着，他赶紧命人四处收回卖出的掺假油，全额退款。乔致庸为此道歉，并再次公开表示，乔家的祖训就是讲“信义利”，宁可失了银子，也不能坑害客户。
弃文从商的乔致庸一生亦儒亦商，他将《朱子治家格言》写在乔家的门扇上，一旦家中晚辈犯错，就必须跪在地上从头到尾背诵，接受惩戒，不许再犯。晋商各大家族中，乔家家教最严。
乔致庸告诫子孙勤俭持家，亲拟对联，刻在内宅门上，其中写道：“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这是说，要获取名利，就要靠自己勤奋努力，赚了钱，也要知足惜福。
此外，乔致庸给父亲的“五不准”家规加了一条，不准虐仆。乔家对待用人十分宽容，不以恶语相向，也不打骂虐待，保证他们吃得饱、穿得暖、有尊严，不仅工钱较高，还会发面、肉、柴、煤等日用品，甚至给年老的仆人发赡养费。
乔家请女仆也不请年轻漂亮的姑娘，更看重的是勤劳能干、最好是有经验的中年妇女，不许子孙纳妾，也不许他们拈花惹草。
在祁县，乔致庸有口皆碑，备受尊敬。
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旱，甚至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很多财主都无法自保，乔致庸却出巨资赈济灾民，组织家佣上街施粥，同时让家人“禁肉食，著粗服”，将省下来的钱粮都投入到赈灾救荒之中。在他的带动下，祁县各家富户纷纷效仿，使祁县成为流亡灾民较少的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国家多灾多难，祁县也发生了饥荒。乔致庸再次命家人缩减开支，开仓济粮，给乔家堡的人按人口配发粮食，对外地来的饥民也施舍米粥。
在此后的多次历史事件中，乔家虽然日渐衰败，却未受到太大冲击，一部分原因或许是他们广行善举、善待佣仆，帮助过不少邻里乡亲。
民间的说法，认为乔致庸“命硬”。到耄耋之年时，乔致庸的六任夫人已全部先他而去，几个儿子也只有代替其掌握家政的三子乔景俨为他送终。但晚年的乔致庸仍然严厉督促子孙读书，为人更为坦荡豪放，其墓表写道，他年迈之时，“霜鬓如戟，饮啖甚豪，酒酣扬声议论”。
光绪三十三年（1907），乔致庸寿终正寝。发丧当天，整个乔家堡几乎家家戴孝，仿佛雪后初霁，银装素裹，乔家内外老小在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中送别了这位历经五朝的晋商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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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的生意经为乔家留下数以千万计的家产，也预示着这个家族此后的坎坷。时代不能为他们的资产提供保障，财富就像盆中的水，随时可能倾覆。
乔家的生意，说到底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上面靠的是官府。
自乔氏发家之后，他们为了获取支持，一直结交官府。同光年间的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家有经济上的交往，而清廷对乔家的态度，是有用则用，无用则弃。
清末，面对庚子赔款等财政难题，朝廷暂时解除了山西票号公款汇兑的禁令，只因当时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暂时无法到达，只好开放民间票号公款汇兑。等到国家危机一过，朝廷再重新禁止。同时，清廷为偿还战争赔款，还多次向山西票号借钱来还。
山西票号因依附于清廷飞速发展，到辛亥革命后便在多重危机下迅速崩溃。
1913年，山西各大票号纷纷倒闭，乔家的“大德恒”“大德通”两家票号在时代的狂澜中艰难求生，走向衰落。随着汇兑业务被银行取代，票号存款大幅度减少，退出历史舞台。
政治的风暴也席卷了乔氏族人。此前，乔致庸的长子乔景岱与次子乔景仪都死于非命。
乔景岱继承乔家在包头的胡麻油生意，企图独霸口外，被生意上的对手举报为“霸盘”，搞恶性垄断，被逮捕下狱。幸得亲戚买通慈禧的心腹太监，才以大赦之名押回原籍，但从此不得干预商务。乔景岱为此染上重病，郁郁而终。乔家景字辈中，也只有他是正七品的低衔，墓碑上不记“景”字。
乔景仪虽然是乔氏一族虚衔最高的子孙之一，与清廷王公督抚来往频繁，但也不得善终。他在包头主持乔家生意时，得罪了蒙古贵族，结局扑朔迷离。有人说他被刺客暗杀，脑袋被割下，也有人说，他被追杀时骑上快马星夜逃回祁县，从此隐姓埋名，因此卒年记载阙如。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乔致庸晚年最悲痛的记忆。
到乔致庸孙子这一辈，出了一个思想先进的“洋少爷”乔映霞。
乔映霞生在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思想受到各派影响。他年少时推崇康梁，后来仰慕孙文，又向往西方文明，信奉基督教，想把家里的钱拿去支持革命党。
辛亥革命后，乔映霞成为乔家大院的掌门人，他率先剪掉辫子，换上西装。在他的大力整顿下，乔家谨遵祖训，也紧跟时代，包头“复”字号的生意一度有复苏之势。乔映霞还被任命为祁县第三区区长，带领家乡百姓禁种鸦片。他在铲除烟苗时，还闹出了人命，可见其雷厉风行。
与时俱进的乔映霞偏偏是个情种。在原配夫人去世后，他在天津认识了女大学生刘菊秀，二人感情快速升温，随后成婚。婚后的乔映霞与刘菊秀却因年龄悬殊，性情不合，逐渐产生裂痕，维持了几年的婚姻最终走向破裂。
乔映霞受此事刺激，竟然精神失常，只好退隐，直到1956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1岁。
在乔映霞患病之后接手乔家的是乔景俨之子乔映奎。抗日战争中，乔家的当铺、店铺等大都被日伪接收，损失殆尽，没有了富甲一方的气派。为了支援抗日武装，乔映奎暗中将筹集的枪支、子弹送给中国军队。
乔家大院坚固的高墙像乔家祖祖辈辈结实的臂膀，护卫着整个家族。日寇在祁县烧杀抢掠时，幸得当地天主堂的意大利神父在乔家大院门口挂上意大利国旗，才让乔家大院免于遭难。
后来人们传言，意大利神父出手相助，是因为当年乔致庸在义和团运动中保护了7名从太原仓皇出逃的意大利修女，并用大车暗中将她们运到安全的地方。时隔多年后，意大利人不忘恩情，用一面国旗保护了乔家大院。
乔映奎去世后，乔家的百年基业也逐渐画上了句号。抗战胜利后，乔家各商号纷纷复业，却已名存实亡，勉强经营到1953年，以相对体面的方式宣告终结。在那之后，乔氏族人也迁出了乔家大院，宅院则由政府接收，做过医院和粮食仓库，如今是山西著名的旅游景点。
高墙大院至今犹在，青砖石瓦静默无言，乔家百年传奇为晋商风华画下最后的注脚。
晚清名门传承：不给子孙留财产，凭什么兴盛两百年？
道光二十九年（1849），身在京城十多年、远未达到个人事业巅峰的曾国藩，喜忧参半。喜的是，如他自己所说，湖南人中，30多岁就官至二品大员的，除了他，还找不出第二人；忧的是，曾家没有家学，也没有大家族背景，花了数代人才培养出一个曾国藩，实现了阶层跃升，往后如何保证曾家的绵延兴盛，是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
在当年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他流露出关于家族传承的无限焦虑：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他说他发现当官的家族，很少有能够长久的，所以很担心曾家整个家族的荣华，到他这里就断了。想来想去，最能长久繁盛的家族，是耕读孝友之家。种地读书，孝顺友爱，以此传承，不要老想着当官宦之家了，这很不好。
曾国藩这一步想对了。
此后，他功业越做越大，成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而在暗礁重重的大时代中，他的家族也不曾因为骤然崛起而骤然衰落，反而走了一条绵延长久之路，成为近代以来屈指可数的著名家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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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乡曾家的崛起，代表了中国一个普通家族通过世代积累，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这个家族在曾国藩祖父之前的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都没出过。曾国藩的祖父叫曾玉屏，他家境尚可，但早年一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跟着一帮纨绔子弟斗鸡走狗。日子久了，老人家都把曾玉屏当成全村的反面教材，用来教育子孙。曾玉屏大受刺激，立誓要重新做人。
关键是，他说到做到。自此，他每天早起干活，种地养猪，勤俭劳作，终于为曾家奠定了相当丰厚的物质基础。到曾国藩出生时，曾家已有田地百余亩。
曾国藩最敬佩的人，就是他的祖父。终其一生，他都以祖父知错就改的勇气以及坚持不懈的毅力为标杆，时刻反省自己。
家财充裕之后，曾玉屏很有远见地让儿子走上读书道路。他为长子曾麟书请来名师辅导，让其专心读书，不用干活。于是，从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开始，曾家开始了科举之路，曾家耕读的家风，也从这时开始养成。
由于积累不够，资质有限，曾麟书考了17次，到42岁才考上秀才。这么一比的话，曾国藩较父亲“聪明”多了。他只用了7次，就考中秀才，然后又一举考中举人。
曾国藩虽然后来两次考进士都失败了，但落第返乡途中，他向当知县的同乡借了100两银子，并典当了自己的衣服，去南京买了一部昂贵的“廿三史”。他父亲没有责备他，而是替他还了借款，并且说：“你能把这部大部头读一遍，就不算辜负我了。”
曾国藩为此发愤读书，早起晚睡，两年后终于考中进士，抵达家族功名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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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眼里，曾家经过三代积累，才实现了阶层跃升。
他深知一个家族要突破阶层，十分不易，所以当他官做得越大，越有能力谋划家族未来的时候，他就越是担心这个家族在他之后会阶级滑落。
他一生中多数时间在外做官，通过家书教导家中弟弟、子女读书做人，据说他总共写了1500多封家书。他之所以如此费时用心地教导家人，归根结底还是想借此树立家风，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
曾家有五兄弟，依次为国藩、国潢、国华、国荃、国葆。曾国藩是老大，比老二曾国潢足足长了9岁，又是家中功名最大的人，所以他有足够的威望来塑造曾家的家风。
不过，就像前文所说，曾国藩一生最敬佩祖父曾玉屏，他归纳和强调要执行的家法、家风，基本都是以祖父的话为纲领。他一直认为祖父有大智之才，只是生不逢时，未获大用而已，哪怕后来封侯拜相，曾国藩仍认为自己远不如祖父。
他把祖父在时的做法，归纳为“八字诀”：考宝早扫，书蔬鱼猪。
考，就是祭礼。曾国藩强调“子孙虽愚而家祭不可简”，要重视家族祭祀，这是维系家族凝聚力的方式。
宝，就是有能力要周济亲族邻里。曾国藩早年到四川当主考官，将1000两银子的收入寄回家。他特别说明，600两用于家中还债，400两用于馈赠亲族，结果遭到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的反对。于是曾国藩给弟弟们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说服他们要把钱馈赠出去，要懂得“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的道理。
早，就是清晨早起。曾国藩在京做官时，也会因为某天睡懒觉而在日记中责备自己。
扫，就是勤扫屋宇庭院。勤能致富，曾国藩的祖父身体力行，印证了这条真理。
书，就是积苦力学。任何时候，读书都是一个家族最大的出路。
蔬、鱼、猪，就是种菜、养鱼和喂猪。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后，他的祖父还是一如既往地种菜收粪，并对其子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曾国藩）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他吃饭”。曾国藩对此感受最深，事隔二三十年后，还意味深长地说，祖父此语最有道理。
对此“八字诀”，曾国藩恪守不渝，要求“永为家训”，一再叮嘱诸弟“断不可一日忘之，忘则家或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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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曾国藩组织湘军迎战，建立了不世的功勋。
在这期间，除了老二曾国潢在老家照料家事，他的弟弟们都受到他的提携，成为湘军将领。不过，战争还未胜利，曾国华、曾国葆两人均已战死。
临近攻克天京（南京）时，曾国藩仍心心念念家族的维系问题。
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要有危机感。
他给曾国潢写信说，莫买田产，莫管公事，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眼看着天京指日可破，每个人都知道，谁攻下天京，彻底消灭太平天国，谁的功劳就最大，加官晋爵，不在话下。而曾国藩却一直试图说服弟弟曾国荃不要贪功。他还邀请李鸿章一起攻城，分享胜利果实。为此，他对曾国荃说：“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
但曾国荃的个性，完全不同。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荃，表示将派淮军助攻南京。曾国荃收到信后很气愤，故意把内容透露给手下部将，大声说：“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予人耶？”意思是，我们围城围了两年，辛苦卖命，现在人家轻轻松松要来摘果子了。
众部将也不服气，齐声说：“愿尽死力！”
于是，没等李鸿章派军，曾国荃就抢先攻陷天京，拔得头功。
事后，清政府论功行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同日封爵，曾家荣耀，至此极盛。曾国藩却赶紧要求弟弟急流勇退，让弟弟称病返回老家，自己则亲手裁撤了一手拉扯起来的湘军队伍。
越是人生顺遂，他的家族危机感就越强。他对两个弟弟说：“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断不可不洗心涤虑，以力挽家运。”
这个时候，曾国藩一再跟留守老家的曾国潢强调，不要认为家族中有二人同时封爵，就心有旁骛，丢了种田的本业。他劝诫曾国潢继续专心种田，说这才是永葆家族长久不衰的基业：“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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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很大，曾国潢当年也想跟兄弟们一样去看看，考取功名，或立下战功，但最终被曾国藩劝回老家了。
曾国藩说，家族的事务，种地养猪，孝敬长辈，培养子侄等等，都关系到未来兴衰，所以兄弟中必须有人承担起这个责任。他对曾国潢说：“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曾国潢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四）一人之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深谋远虑。
曾国藩有两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另有一个儿子早夭。他对子女尤其是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提了两个要求：其一，不可轻弃其乡；其二，不可住繁华闹市。
虽然曾家已经大富大贵，曾国藩之后的第二代人不用像他当初那样打拼，但曾家却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家族崛起后，子弟难免骄奢淫逸，贪恋荣华。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如果子弟们没教育好，没有良好的家风规训，那么，再大的家业也撑不过两代人。
曾国藩要求曾国潢返乡，要求子女们待在乡下，用意就在这里。他说：“家中得要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
曾家的家教之严，是出了名的。
据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曾国藩的女儿、儿媳，不仅梳妆之事都要自己做，还要按时做女工，纺织、做衣服、做鞋子，甚至连做小菜点心都有要求。有一次，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买了个婢女，曾国藩发现后大声申斥，欧阳氏只好把婢女转赠他人。
曾国藩嫁女儿，嫁妆一律是200两白银。这点嫁妆，跟侯爵家的身份实在不相称。四女儿曾纪纯出嫁时，曾国荃不相信哥哥对女儿真这么抠，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只有200两。
贪财阔绰惯了的曾国荃不禁感叹唏嘘，额外给侄女加了4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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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观点很明确：留钱给子孙，对子孙并不好。
他也不愿意购置田产，或者盖豪宅。他一生辗转几大城市为官，都未曾买地置业，晚年也只是在老家湘乡建了个富厚堂。据其玄孙曾宪衡说，富厚堂比起家乡其他湘军将领的房屋来，只能算是很普通的宅子。
曾国藩多次教导两个儿子：“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在此基础上，曾国藩给予两个儿子自主的道路选择权，最终两个儿子无一为大官，却都成为大才。
长子曾纪泽，32岁开始学英文，终成晚清最出色的外交家之一，在谈判桌上跟俄国人拍桌子，维护了国家主权。
次子曾纪鸿，虽然年仅33岁就病逝，但他酷爱数学，并通天文、地理、舆图诸学，成为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他是把圆周率推算至200位的第一人，不仅出版了颇有影响的数学著作，还写成了我国最早的电学专著《电学举隅》。
尤其难得的是，曾纪鸿这一支人丁兴盛，四代一脉相承，使曾家成为“数学世家”“科技世家”。曾纪鸿的长子曾广钧堪称文理全才，他的诗写得很好，对数学的研究也很深，迄今湖南图书馆仍藏有他的数学著作手稿。再往下，曾纪鸿的孙辈出的科技人才更多。曾宝荪（曾广钧长女），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是我国第一个获得理科学士学位的女子。还有曾约农（曾纪鸿长孙），同样留学伦敦大学，学矿冶专业。
关于曾约农，有一件逸事，说民国年间，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哲学家杜威到湖南讲学，随行的翻译讲不好湖南话，主办方没办法，临时请来曾约农做翻译。曾约农一登台，观众嘘声一片，说他一副乡巴佬的模样，懂英语吗，懂哲学、数理逻辑吗？等到曾约农开口翻译，全场被镇住了：他不仅英文纯熟，而且跟两位大师谈笑风生，让人敬服。
曾昭权、曾昭桓都是曾纪鸿的孙子，均为留美的理工科高才生，回国后均出任著名大学的教授，数学大师华罗庚经常请曾昭桓演算数学题目。
曾纪鸿还有个外孙，就是曾任台湾地区军事事务主管负责人的俞大维。俞大维是哈佛大学数理逻辑博士、柏林大学弹道学专家，有“兵工之父”的美誉。1999年，我国表彰“二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发表感言时说：“俞大维先生是我国近代国防科技发展史上第一位大力开拓、耕耘、播种、灌溉、施肥的始祖园丁，我们不能忘记他。”
到曾纪鸿的曾孙辈，同样出了一批理工类的专家、教授，“科技世家”未曾断绝。曾家后人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第三代、第四代，绝大多数留学海外，潜心做学问的多，做官的少。这很符合曾国藩当初对家族延续的构想：通过读书而不是通过做官，来实现家族的长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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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世时，不仅十分注重家族成员的内在修养，还通过构建家族之间的外联网络，打通了曾家的持续发展之路。
这张外联网络有两个最主要的渠道。
一个是朋友圈。众所周知，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可以说，他的事业成功，是善于用人的成功。他通过交游、籍贯、爱好、利益等路径构建的朋友圈，不仅帮助了他的事业，也可以帮助曾家后人。
最典型的例子，是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曾、左是一对欢喜冤家，两人交恶后，左宗棠一直以辱骂曾国藩为荣。但曾国藩表现得很大度，他一再要求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不仅如此，他还希望家人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
左宗棠最大的功业在于西征。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总是足额、准时地把军饷送到，不会因为两人关系不好就暗中搞破坏。与此同时，他还把自己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派给左宗棠使用。
因为曾国藩的大度和让步，左宗棠感念在心。曾国藩去世后，长子曾纪泽曾因家人病重无钱医治，求助于左宗棠。左宗棠二话不说，立即送给他300两银子。
另一个渠道是婚姻。曾国藩找儿媳、女婿，都很看重对方的背景和家教。他联姻的家族，基本都是当时的两湖名门，比如贺长龄家族、刘蓉家族、罗泽南家族、郭嵩焘家族等。
曾纪鸿刚满月时，曾国藩就为他与自己好友郭沛霖的女儿郭筠定下娃娃亲。后来，郭沛霖在太平天国之乱中战死，郭筠操持家务、孝敬母亲，一时传为佳话。等到19岁时，郭筠与曾纪鸿举行婚礼。过门后，曾国藩亲自指导郭筠读《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大部头著作，郭筠一边读书、作诗，一边主持家政。
几年后，曾国藩、欧阳夫人相继过世，曾纪泽后来又携家出使欧洲，而曾纪鸿英年早逝，于是，郭筠就以富厚堂女主持的身份，担当起了光复曾氏家族的重任。她虽是女性，却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的家教理念，订立《富厚堂日程》，要求儿孙俭朴、侠义、至公无私，同时创办私学，培育子孙脱离家庭荫庇，独立自强。她的做派极其开明，晚年甚至能用英语词汇与子孙交谈。曾纪鸿这一支后来出了很多驰名中外的学者和教育家，很大程度上是郭筠的功劳。这也说明了曾国藩构建家族网络时没有看走眼。
事实上，曾家通过联姻，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几大文化家族均产生了关联。这张网络产生的人才，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
梁启超教子是很成功的，9个子女个个有大成就，被誉为“最牛老爸”。但不要忘记，梁启超教育子女，最常用的正是曾国藩的方法和例子。
据统计，曾国藩兄弟五人的家庭，绵延至今将近200年，传至第八代孙，共走出有名望的人才240多人。这期间，没出过一个废人，没出过一个纨绔子弟。
每当被问到曾国藩家族第五代以后，为何未再有特别显达的人物时，曾家后人总会缓缓答道：“可是，曾家那么多代，你找不出一个坏人。”
左宗棠家族：他带兵收复了新疆，子孙却从此远离政坛
左宗棠墓位于长沙市跳马镇白竹村的伏龙山。山下有一户姓黄的守墓人，至今守护着这位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
相传，当年左宗棠率军途经此地，见此地三面环山，前方抱水，就随口说，这里风水不错，希望百年后葬在这里。左宗棠逝世后，一户姓黄的农民因老实本分被左家人看中，成为守墓人。之后，守墓人世代相传，一守就是一百多年。
墓前石柱上刻有对联：“汉业唐规西陲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如今，当别人问起黄家人为何愿意世代为左宗棠守墓时，年过七旬的守墓人黄志清会严肃地说：“左大人是阻遏俄英侵略、收复新疆的功臣。”
左宗棠是守墓人心中的英雄，更是民族的英雄，他的精神彪炳史册，代代相传。在家风的传承中，左氏家族已成为近现代以来湖南的一大文化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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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青年时期曾写下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个性直率的他常自比为诸葛孔明，而此后晚清风雨飘摇的乱世中，这个执拗的湖南人干出了一番不亚于孔明的事业。
在年轻时，左宗棠的家族只是湖南湘阴一个世代耕读的寒门之家。
祖祖辈辈留下薄田数十亩，遇到灾荒，家里十几口人只能将糠做成饼食或者喝稀薄的米汁，才能勉强度日。后来，左宗棠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常常感慨艰苦的童年，说：“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
正因家境贫寒，左宗棠自小勤勉于学，立志走上科举登第之路。他后来回忆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
左宗棠认为，16岁到20多岁是最好的读书时光，之后各种杂事多了，比如现在的年轻人就要攒钱结婚买房，精力可能就跟不上了。左宗棠年少时的科举之路本来一帆风顺，五六岁在家乡的私塾攻读四书五经，9岁能作八股文，15岁考中秀才，名列第一，20岁乡试中举，前途一片光明。
但更为人熟知的是，在之后三次赴京参加会试时，左宗棠名落孙山，屡屡碰壁，始终考不中进士。其中有一次，他本来榜上有名，但考官发现湖南人多占了一个名额，就把左宗棠的进士资格给取消了。这些挫折让左宗棠放弃科举，“三次礼部不第，绝意仕进”，开始寻求另一条报国之路。
在培育后代时，左宗棠一方面希望子孙保持苦心力学的耕读家风，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要为了考取科名而去读书，更不要困顿于科场。他对儿子说：“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不在科名也。”
在追求科名的少年时代，左宗棠由于没钱操办婚事，只能入赘湘潭周家，与周家的小姐周诒端结为伉俪。尽管左宗棠为自身贫寒感到惭愧（“居妇家，耻不能自食”），但周诒端对他关怀备至，让他感到了家庭的温暖。
每次进京赶考，左宗棠都会寄信回家，周诒端总是回信，安慰丈夫思乡之心，劝左宗棠不要把功名看得太重，只要放宽心态，日子就可以过得悠闲自在。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在北京参加春闱，写成《燕台八咏》，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叹息自己有才不能施展。周诒端收到丈夫寄回的诗后，写诗安慰丈夫：“岁晏未归愁雨雪，心闲何处不蓬莱？”正因有妻子的默默支持，左宗棠在科场失意后仍能斗志昂扬。
左宗棠也将对妻子的尊重以及令家庭和睦的经验告知子侄。在写给侄子左癸叟的家书中，左宗棠说：“妃匹之际，爱之如兄弟，而敬之如宾，联之以情，接之以礼，长久之道也。”当时，左癸叟娶了胡林翼的妹妹胡同芝为妻。左宗棠还说，夫妻相处时，应该相爱相敬，过于亲昵容易走向分离，而若缺乏尊重，爱情也不牢固。
家庭给了左宗棠百折不挠的力量，而他的一身才华也逐渐被人发掘。
有一次，两江总督陶澍前往江西阅兵，途经湖南醴陵，当地知县为陶澍安排馆舍，并请在渌江书院担任主讲的举人左宗棠撰写楹联。左宗棠出于对大清名臣陶澍的敬仰之情，提笔写道：“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澍看到后赞叹不已，急忙询问此联作者的下落。经此机缘，陶澍与左宗棠相识，相谈甚欢，后来还为其子陶桄求婚于左宗棠之长女左孝瑜。
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留下7岁幼子陶桄，托孤于左宗棠。左宗棠不负所托，承担了为陶桄教书的义务，此后在安化陶家任教八年。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陶澍的女婿胡林翼见到在陶家教书的左宗棠，称赞他“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正在此时，大清时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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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左宗棠已经开始留意唐宋以来各类典籍中关于“海国故事”的记载，认为应该操练水军、置办火药、改造炮船，其主张与当时林则徐在广东备战御敌之举有不少相似之处。
当林则徐被朝廷罢免、鸦片战争清军失败的消息传到湖南，左宗棠大为愤慨，认为西洋人从此有轻视中国之心，预言海上将有数十年烽火之警。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与林则徐终于在湘江的舟中会面。
此前几年，左宗棠携妻儿老小回到湘阴老家，迁居柳庄，自号“湘上农人”，而多年来存下的钱，大都被他与周夫人用于赈济饥民，他还劝族里储藏谷物备荒，劝富有人家捐赈。当时，湖南周边饥民不下50万，有经过左宗棠家的灾民，左家人就倾尽所能分发粮食，并为病人送药。
这一天，因病卸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途经湖南，与左宗棠在岳麓之滨同乘一舟，二人在江中宴谈，通宵达旦。林则徐一见左宗棠，大赞其为“绝世奇才”，尤其是在西北边防事上对他寄予厚望。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被远贬新疆，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在边疆苦心经营，颇有政绩，对西北边防十分重视。这一次潇湘夜话，对左宗棠的人生有着深远的意义，他后来创办福州船政局、收复新疆，都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林则徐的影响。
一年后，林则徐在奉命前往广西镇压叛乱时，病逝于广东普宁。不久后，不惑之年的左宗棠出山，入湘军幕府。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全盘崩溃，满族官僚指挥的江南、江北大营在苦守数年后被击垮，湘军等地方军反而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屡立功勋。
然而，左宗棠初入官场的经历并不愉快。在湘幕干了一年，他就以“心血耗竭”为由，表示想从此销声匿迹，转徙于荒谷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