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再入湘幕，又发生了“樊燮事件”，左宗棠遭地方要员倾轧，受到诬告，接受调查。不明真相的咸丰帝还特意下令密查此事，说：“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这位日后的民族英雄，遭遇飞来横祸，险些断送了性命。
左宗棠为何在清廷中显得格格不入？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左宗棠个性刚直，有着强烈的个人意识。他也爱国，却不愿趋炎附势；他也忠心，却从不伪装自己；他不愿被奴化，不愿着眼于私利，不愿追随官场陋习。时人给这位性情刚烈的实在人取了个外号——“左骡子”。
“围剿”太平天国时，有一次湘军打了个小胜仗，杀死了几十个太平军。曾国藩当时因屡战屡败，急需战绩，于是向咸丰帝汇报“大捷”。左宗棠受曾国藩提携颇多，却不服他，得知此事，马上向朝廷报告说只是“小胜”。
后来，左宗棠与李鸿章共同平定西捻军。李鸿章听说捻军主将张宗禹已被乱兵杀死，就想以此上报，左宗棠却如实向朝廷报告贼首尚未擒获，左、李由此日渐失和。
左宗棠张扬自我而又严于律己的精神，也深刻影响了左氏家族。
左宗棠坚决反对亲戚托人情，找关系。有一次，周夫人想向左宗棠推荐亲戚到军营任职。左宗棠得知此人能力不足，难以担当此任，就回信说：“可无须来营。”
周夫人又举荐了娘家人周庆。这个周庆有些许才能，却是瘾君子，在湘潭整日抽鸦片，左宗棠听妻子求情，不得已做出让步，但严格要求他一定要戒烟：“如不吸烟，可令其前来。”
3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左宗棠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官职，从参戎幕府的宾客转变为朝廷命官。他创立了湘军的支系“楚军”，自己也在短短几年内便由帮办军务转为巡抚浙江、总督闽浙，跃居清朝督抚要员，终成大器晚成的一代名臣。
而林则徐当年的一大遗愿，将由左宗棠实现。
同治十三年（1874），在历时七年之久，终于平定“陕甘回乱”后，时任陕甘总督的62岁的左宗棠，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是否要收复新疆爆发了一场空前论战。
这就是晚清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这一年，日本也派兵进犯台湾，李鸿章呈《筹议海防折》，认为大清应该放弃千里之外的新疆，加强海防，保卫台湾。所谓放弃西北边境，“于（清朝）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但是，左宗棠“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对李鸿章的主张予以反驳，认为绝对不能放弃新疆。
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就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行使权力。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帝历经百年，铲除多场叛乱，平定新疆，设伊犁将军为该地区军政长官，另设镇西府、迪化州等统辖民政，隶属于陕甘总督。在晚清乱局中，中亚的阿古柏趁机入侵南疆，势力直达乌鲁木齐，建立了一个“哲德沙尔汗国”，而俄国人则趁机占领伊犁一带。
经过多次议论，最终，深知“保新疆就是保蒙古，保蒙古就是保京师和内地”的军机大臣文祥，终于被左宗棠的铁血雄心所震动，站在了左宗棠一边。清廷委任左宗棠以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的身份，同时督办新疆军务，以平定阿古柏之乱和收复伊犁。
左宗棠采取了“缓进急攻”的策略。经过长期筹备后，1876年，左宗棠命令西征军正式向阿古柏贼军发起攻击。到1879年底，左宗棠的西征军击败了阿古柏军队，基本平定新疆，而俄国人仍在伊犁盘踞不走，清廷只好与俄国展开了谈判。
与此同时，左宗棠绝口不谈和议，铁了心要给俄军一点儿颜色看看。为收复伊犁地区，老当益壮的左宗棠一面反对赴俄使臣崇厚签署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一面制定了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
在前往前线的哈密之前，左宗棠把同乡的部下虞绍南叫来，让他造一口棺材，并表示自己要抬着棺材上战场，带兵收复国土。
之后，西征军抬着这口棺材驻军于哈密，将士一听左宗棠此举，士气更盛，都想跟俄国人拼命。
清廷不敢与俄国交锋。光绪七年（1881）2月，中俄签了改订的《伊犁条约》。
由于清政府代表曾纪泽的外交谈判和左宗棠的武力支持，伊犁地区大部分回归祖国怀抱，但霍尔果斯河以西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仍被俄国占领。此外，清政府还支付了一笔900万卢布的所谓“赔偿费”。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总算在一定程度保住了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
光绪十年（1884），清廷在新疆正式设省，以左宗棠的爱将刘锦棠为首任巡抚。此后，新疆始终被牢牢地控制在了中国的版图之内，并得到开垦发展，日渐繁荣。
此前，平定入侵者后，左宗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写下四个字：“故土新归。”
在新疆期间，左宗棠曾修筑道路与水利，留心农事，如今新疆的桑蚕和棉花很多是他当年引进的，他还依据新疆很多地方可渔可牧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要多养羊。
他写信给儿子，嘱托他们“买红白萝卜子及天鹅蛋种子寄来，以便散给各营哨”，发扬农夫本色，搞起了屯田耕种。
据当时前往哈密拜访并在军营居住过一个月的德国人福克回忆，左宗棠每天黎明即起，到菜园眺望半晌，再会见部下，早膳后握笔处理公事，每晚12点才睡。身在沙漠之地，无人照顾，左宗棠起居饮食，简省异常。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左宗棠率领数万湖湘子弟入疆平乱，收复故土，是晚清一次扬眉吐气的豪迈壮举。西征军出征时，在路上遍植杨柳，夹道成荫。这些杨柳后来被称为“左公柳”，至今犹在，让阵阵春风吹拂到玉门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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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北任上被征召进京后，左宗棠又因为性情耿直，在军机大臣的位置上备受排挤。
他骂朝中满人官员无能，“冒得寸用”，意思是没有一点儿用处。朝廷贵胄也怀恨在心，军机大臣宝鋆经常跟同僚说：“左宗棠就是一团茅草，懂个屁。”
左宗棠回京后不久，慈禧找了个理由，将他外放到南方去当了两江总督、南洋大臣。
光绪十年（1884），边事又起，与清军在越南交战的法国派兵进犯台湾基隆，并偷袭福州马尾港。左宗棠抱着率军前往滇、粤抗法前线的愿望，对清廷在镇南关大捷后仍积极主张停战议和的谕旨痛感失望，上书直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反对撤兵与议和。
此前，他还不顾年老体衰，上书朝廷，希望能前往越南抗击法军：“（臣）督师有年，旧部健将尚多……尚有可为……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
次年，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法国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国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并同意允许法商进入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惨淡收场。
三个月后，73岁的左宗棠在为大清耗尽毕生心血后，走向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以向儿子口授的形式，向清廷上了最后一道奏疏，留下遗言：“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之后，归葬于湖南长沙。
大清帝国最后的鹰派，就此陨落。
5
左宗棠知道，他的直率终究有人爱，有人恨。
他十分豁达，写了篇文章自我调侃，声称要给自己取个谥号，就叫“忠介先生”。
左宗棠说，我这个人平生与世间众人总是磕磕碰碰，说不到一块儿。但我从来不强求别人按我说的做，我也不会委屈自己将就别人。那些毁损我、赞扬我的话，我就像聋子一样听不到，像瞎子一样看不到。毕竟别人用话贬低我，又不能真正损害我；赞誉我，也不能带给我什么好处。毁损我并不能掩盖真正的我，赞扬我反而可能夸过了头，变得好像是夸别人了，这些我都不用在意。
“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左宗棠懒得去理会。
在朝堂忠直不二的左宗棠，在为人方面则表现为两袖清风的清廉家风，“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乐善好施，不蓄钱财。
对此，左宗棠严格控制家中用度，一点儿也不多寄钱财。有一次，他的次子左孝宽因家中人口增加，家乡旧居略显狭窄，就在未征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加盖房屋，花了600两银子。
左宗棠得知此事，气得训了儿子一顿：“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
他告诫儿子们：“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国家发给我的钱，都被我随手花出去了，你们要趁早自己想办法，不要指望我留钱财给你们。
左宗棠的钱都到哪儿去了呢？
他在1869年的家书中写道，今年湖南水灾过重，灾异叠见，我捐廉万两助赈，并不入奏让朝廷知道，回想当年在柳庄散米散药的情景，仿佛就在昨日。
创办福州船政局经费不足，他自己用6万两俸禄作为费用。
光绪三年（1877），西北大旱，左宗棠捐银13000两。
左宗棠的部下刘典，为平定西北出力甚多，但自奉俭约，病死军中后家无余财。左宗棠痛悼不已，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6000两银子，负责其身后一切费用及灵柩还故里，并安顿其家人。
在一个“千里为官只为财”的社会，左宗棠留给子孙的不是高官厚禄，而是清白家风。
6
晚清时有一句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可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却说，子孙能像我一样以耕读为业，务本为怀，我就很欣慰了。左宗棠的一生波澜壮阔，他的子孙却不好做官，此后一百多年来没有出过多少名臣高官，而是出了不少学者名医，清白家风代代相传。
左宗棠为左氏家塾写下一联：“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
民国时期，左宗棠家族的家教享誉一时。杨公道在《左宗棠轶事·家教》中记载：“公（左宗棠）立身不苟，家教甚严。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妇女则黎明即起，各事其事，纺织缝纫外，不及外务。虽盛暑，男女无袒褐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闻至今后人均能遵守遗训，无敢失坠焉。”
左宗棠出山后，与家人聚少离多，常以书信联络，现存家书80%是写给儿子的。他对长子左孝威关注最多，尤其注重引导儿子体会读书之乐趣。
左宗棠对儿子说，读书的方法是“三到”，即“目到、心到、口到”。他说，眼到是“一笔一画莫看错”，口到是“一字莫含糊”，心到是“一字莫放过”，要有恒无间，量力而行，要由浅入深，勤学深思，“读书先须明理，非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不能有所开悟”。
遗憾的是，左孝威在随军征战新疆时染病而亡，年仅27岁。
左宗棠诸子中，只有老四左孝同在军中有过一些官衔。甲午战争中，曾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在奉天关统率清军，左孝同总办营务，做了很多贡献，但他在战后就退出军队。
次子左孝宽未获功名，立志从医。到了左宗棠的第四、五代后裔，左氏家族出了多位名医。左宗棠曾孙左景鉴是著名外科专家，新中国初期被称为中国外科“四把刀”之一。20世纪70年代，左景鉴不幸患上膀胱癌，主治医师医生判断他只能再活1年。都说医不自医，左景鉴却淡定地对焦急的家人说，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顽强的左景鉴切除了全部的膀胱，自制排泄袋戴在身上，照常生活，最后在88岁的高龄过世，比医生判断的多活了26年，性情像极了他那位为人刚直的曾祖父。
左景鉴的儿子左焕琮与女儿左焕琛，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名医。
化学家左景伊是左宗棠第三子左孝勋的孙子，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化学界腐蚀与防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所创造的左氏定律，至今仍是化工防腐处理的一个重要定律。
左宗棠在家书中对儿女说：“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
一生正直的左宗棠离开人世后，其家族历经百年风雨，已成为勤勉好学的文化世家，在各行各业默默奉献，如左公一般，为国为民。左公之功，铭记不忘。
李鸿章家族：功过是非一百年
38岁的李鸿章，即将迎来人生的转折点。
这一年是1861年，面临太平军围攻压力的上海士绅正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写信给湘军大佬曾国藩说，只要湘军愿意来保卫上海，士绅们愿意每年提供60万两白银作为军费。
经常苦于军费短缺的曾国藩喜出望外。他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打算让弟弟曾国荃去领这个好差事。没想到曾国荃丝毫不感兴趣，而是一心只想着平定天京（南京），拿下“剿灭”太平天国的首功。
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改而推荐自己的幕僚李鸿章前往组建新军，支援上海。很快，在李鸿章的筹备下，从1861年底到1862年3月，一支人数达7000多人的新式军队就组建完毕，开赴上海。此后短短两年间，李鸿章组建的这支军队迅速扩张成一支人数高达7万，且拥有4万杆洋枪和4个炮兵营的新式军队。
依托着这支日后被称为“淮军”的新式军队，李鸿章从此脱离湘军一跃而起，成为影响晚清和近现代中国政局走向的领军式人物。而跟随他一起崛起的，还有一个原本在中国默默无闻的普通家族——合肥李氏。
1
李鸿章182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他的先祖本姓许，祖籍江西九江湖口。元代时，许氏家族从江西迁到安徽。到了九世祖许光照时，许光照将儿子许慎所过继给了做豆腐生意的好友李心庄。从此，许慎所改名李慎所，后世子孙于是以李为姓。李慎所就是李鸿章的直系祖先。
以李慎所为一世祖的李鸿章家族，起初的几代人都家境贫寒，一直到李鸿章爷爷的爷爷（高祖）李士俊时，家里才开始购置田地，成了一个小地主。到了李士俊的儿子、也就是李鸿章的曾祖李椿一代，李家开始学文，走科举道路。
但是，李鸿章的曾祖李椿和祖父李殿华都未能有所成就，一直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时，合肥李氏才开始有人中举。道光十八年（1838），时年38岁的李文安考中进士，与之同榜的还有日后的湘军创始人曾国藩。
同年考中进士，在科举上称为“同年”或“同榜”，有了这层私密的小友谊，李文安与曾国藩于是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在大清帝国的官场上，同年们结党联合，对各自日后的政治前途至关重要。
李文安情商、眼力极高，早在曾国藩发迹前在北京当个编修史书的闲官时，他就看出曾国藩日后不凡，于是早早便安排自己的两个儿子李瀚章、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学习“经世之学”。
对于同僚李文安的这两个儿子，曾国藩一眼就看出李鸿章很有前途。曾国藩曾经对后来担任他幕僚的李文安的长子李瀚章说：
“令弟少荃（李鸿章），自乙、丙之际（1845、1846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与李鸿章后来都名列晚清四大名臣（另外两人为左宗棠、张之洞）。对于自己的这位同僚之子、学生与后辈，曾国藩目力精深，一路提携。
道光二十七年（1847），25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起初李鸿章只是在翰林院做个闲官，但没想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势造英雄，李鸿章投笔从戎参与组建团练（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但几年间时胜时败，没有什么成就。
李鸿章的事业转折点来自曾国藩。1859年，李鸿章改投到当时已经成为湘军大佬的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曾国藩生性“懦缓”，李鸿章的作风则明快果断，他的到来使得曾国藩如虎添翼。尽管两人也曾闹过不少矛盾，但曾国藩对李鸿章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作为湘军的重要智囊，李鸿章也不负厚望，屡献谋略，是曾国藩的左膀右臂。
在此背景下，李鸿章在进入曾国藩幕府仅仅两年后，就被曾国藩任命组建新军，从而成就了李鸿章日后成为淮军创始人的辉煌伟业。
2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娶妻李氏，是合肥名士李鸿谟之女。两人共生有六子二女，其中六子分别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
李文安的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都曾受教于曾国藩，两人也都做过曾国藩的幕僚。由于有湘军创始人老曾的鼎力提携，加上各自努力，李瀚章后来历任湖广总督、漕运总督、两广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赏太子少保衔。
李鸿章则更上层楼。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李鸿章因为淮军起家，先后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
作为曾国藩的嫡系弟子，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极力推进晚清的洋务运动。他先后主持创办过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和中国最早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先后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和金陵机器局，后来又接管了福州船政局，堪称晚清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
作为“睁眼看世界”的一代先贤，尽管李鸿章后来因为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代表清廷签订了许多卖国条约，导致其声名狼藉，但不可否认，作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洋务运动的“扛把子”李鸿章功不可没。
1872年，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被天津教案和“刺马案”搞得身心俱疲的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猝然离世，此后，湘系虽然有左宗棠作为“扛把子”力撑局面，但晚清最大的权力系统，已经不可避免地向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倾斜了。
早在曾国藩去世前，为了避免清廷猜忌，曾国藩就开始自行裁撤湘军。与此同时，出于剿灭捻军等需要，淮军却不断壮大势力，成为当时清廷最大的军事力量。
随着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淮系势力也从江淮一带北上，不仅控制了清廷京畿地区的内政大权，而且控制了外交事务。清廷对外的外交部门本来是总理衙门，但当时驻京的外国使节普遍信任李鸿章，每次有事总是绕过总理衙门，直接找李鸿章商谈。在此情况下，李鸿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逐渐跃升成为清廷实际上的第一外交大臣。
随着李鸿章崛起成为晚清第一重臣，在他的周围也逐渐聚集起了一批安徽老乡、幕僚、门生和亲戚。至此，在以李鸿章的淮军为军事支撑的基础上，淮系集团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军事、买办和官僚集团。
淮军全盛时期，军队高达200营，兵员十余万人，并且同时拥有马队和炮队，这在晚清军队中是独一无二的。
不仅如此，李鸿章在陆军之外，还开始组建海军。经过多年筹备，到1888年，由李鸿章掌舵、淮系主导的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当时，北洋海军拥有大小军舰25艘，另有50艘辅助军舰和30艘运输舰，官兵达4000多人。北洋海军，一度是当时的亚洲第一海军。
由于军队人数远远超过被裁后的湘军，在1870年后，淮军控制的地盘逐渐从最开始的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南北四散发展，到后面，淮系势力先后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和台湾等16个省区的地方总督和巡抚大权。在李鸿章的提拔和保荐下，淮系先后有38人当上了总督、巡抚和中央的尚书、侍郎，另外还有1300多人先后当上了各省的提督和总兵。在李鸿章的不断布局下，淮军最终成为晚清时期最为强大的一股军政势力。
从1870年左右，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近30年时间里，淮军势力几乎全面掌控了清廷的内政、军事和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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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在晚清政坛的强势崛起，也使得李鸿章的母亲李氏惴惴不安。
对于两个儿子的成就，李氏从来不喜形于色，相反，她却经常正告子孙，不要得意忘形，而是要持满戒盈、谦虚谨慎。为了帮助李鸿章兄弟稳定后方，李氏还严厉掌管家务，每天都要儿媳妇们上报柴米油盐等日常花销账目，如果发现有不合理的支出，还要进行训诫。
正是有如此严厉持家、谨慎把持的母亲，李鸿章兄弟得以在清廷的严厉监视之下，保持后院平稳和事业发展。
在李家严厉的家教管束下，合肥李氏家族也涌现出了不少人才：李瀚章的二儿子李经楚后来成为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而中国银行的第一任总理则是李瀚章的外孙孙多森，即李瀚章二女儿的儿子。可以说，近代中国银行业的起步背后也有着深厚的合肥李氏家族背景。
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曾经担任出使英国大臣和邮传部左侍郎，后来还兼任晚清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也是中国外交事业和邮政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李鸿章的三儿子李经迈曾经担任晚清出使奥地利大臣。他很有经济头脑，跟外国人学会了炒股和经营房地产，后来成为上海滩的富豪。
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军功没有两位兄长显赫，但他却很会利用兄长们的关系，最后经商致富，生意广泛，涉及典当、盐业、茶叶等多个行业，成为合肥城内的大富豪。
李鹤章有三个儿子，其中二儿子李经羲在晚清官至云贵总督，民国后还当过财政总长和几天国务总理。李鹤章的五代孙李道增出生于1930年，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长，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道增曾经回忆说，李家家教甚严，“父亲受礼教的影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守法；家教很严，非常重视小孩的教育，要懂礼貌，懂得做人，每学期成绩单都要给家长看……父亲很重视中文的教育，要我们写大字、练小楷。”
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和五弟李凤章则是短暂从政，后来都各自经商，成为晚清安徽省内的大富豪。其中老四李蕴章曾经买下太平天国时期的英王府，是安庆城里的大财主；老五李凤章则在江南各地广开当铺和各类企业，据说是李鸿章兄弟中的首富。
李鸿章故居陈列馆的一位负责人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合肥李氏后人，这位负责人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李鸿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还能沾到祖宗的光，当官的不少，办外交的不少，第三代也基本上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遗产，有人经商，有人出国，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从政的就寥寥无几了，因为出身问题是个大障碍。他们得靠学习，靠自己打拼改变命运，倒是密集地出了许多专业性人才。”
例如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喜欢读书，他的儿子们就延续了二伯李鸿章的旧业。李昭庆的三子李经叙曾经被李家托付给晚清著名外交官伍廷芳，后来他曾经以外交官身份在秘鲁、墨西哥等地任职，1909年病逝在墨西哥公使任上；李经叙的儿子李国源、李国栋也曾在民国时期担任外交官，他们与开创中国外交的李鸿章一起，可谓李氏家族的三代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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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合肥李氏的后代各有精彩，但这个家族因李鸿章而兴，也将因李鸿章而落。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此后一年间，李鸿章苦心孤诣打造三十多年的淮军陆军和北洋海军全线溃败，其中北洋海军更是全军覆没。几乎是以淮系一军之力抵挡日本全军的李鸿章，最终在这场决定晚清国运的大战中输光了老本。战败后，李鸿章代表清廷前往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晚清被迫割让台湾给予日本，另外还要赔偿2亿3000万两白银。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上下人人痛骂李鸿章。在朝野内外的一片谴责声中，慈禧为了寻找替罪羊，于是让光绪帝下令免去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职。
此后，李鸿章从权力巅峰迅速陨落，沦落成大权旁落的“伴食宰相”。
但晚清的悲剧并未终止，甲午战争惨败后，1898年，光绪帝试图依托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戊戌变法、寻求强国之道，但在慈禧等守旧派的反扑下，变法失败。
此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为首的帝党矛盾迅速激化。慈禧试图废掉光绪帝，但却被洋人和国内各方势力所阻挠。在种种矛盾激化下，1900年，恼羞成怒的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向阻挠她废帝的十一国正式宣战，结果导致英、美、法、俄、德、日、意、奥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烧杀掳掠，中国险遭完全瓜分，此事史称“庚子国变”。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并急电李鸿章进京与洋人谈判、处理善后事宜。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再次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并配合庆亲王奕劻与各国进行和谈。
于是，自称为帝国“裱糊匠”的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并参与了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根据条约规定，清廷需对各国赔款达4.5亿两白银，价息合计超过9.8亿两白银。
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向慈禧上了道奏折，他痛心疾首地建议说：“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此后，清廷果然彻底向列强屈服，甚至公开提出，以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辛丑条约》虽然签订，但是当时占据中国东北的俄国人却步步紧逼，希望在与清廷的谈判中掠夺更多权益。沙俄提出，俄国可以表面“退军”，但俄国人在东北的所有权益，必须全部转交给俄国所属的道胜银行。
对此，李鸿章告诉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说，自己办外交这么多年，从来没签过这样的协定，也从来不敢对这种协定承担责任。
当时，八国联军仍然占据着北京，李鸿章回到暂居的北京城外的贤良寺后，喀西尼继续追到他的病床前，逼着他签字，李鸿章为此大口吐血。1901年11月7日，79岁的李鸿章最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死于北京任上。
野史记载，临死前，李鸿章向周围的人留下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垂危之际，躺在病榻上的李鸿章，突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流下了眼泪，似乎想说点什么。他的幕僚周馥见此情景，流着眼泪安慰李鸿章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
身边的人也纷纷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中堂放心！”
李鸿章流着眼泪，最终气绝，“目乃瞑”。
死讯传到慈禧那里，慈禧当场就流下眼泪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就在李鸿章去世前两年，曾经担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大哥李瀚章病逝。而作为家族代言人的李鸿章病逝，则使得合肥李氏从晚清政坛迅速陨落。
5
尽管日趋衰落，但合肥李氏的影响力仍在。
李鸿章去世后，李鸿章的幕僚周馥升任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来又升任兵部尚书。
出自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则于李鸿章去世前后，持续推进洋务运动，先后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等近代化事业。
清朝灭亡前夕，盛宣怀因为处置不当，引发四川铁路民乱，因此被罢职。此后他仓皇逃亡日本。但民国建立后，攫取了巨额财富的盛宣怀又回到国内，最终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
而攫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军雏形也正是来源于李鸿章手下的淮系官僚、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组建的新军。也因此，袁世凯对李鸿章的后人多有照顾。
后来，李瀚章的女婿、曾经在民国时出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瑄就说：“庚子（1900）以前，李合肥（李鸿章）之世界也；庚子以后，袁项城（袁世凯）之世界也。”
另外，为了维系合肥李氏的根基，李鸿章兄弟以及他们的子孙，也在晚清和民国的政商各界，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姻亲网络。
以李鸿章本人为例，李鸿章在正室夫人去世后，迎娶了安徽太湖的名媛赵小莲。赵小莲的祖父是清朝嘉庆元年的状元赵文楷，赵文楷家族四代进士，在晚清和民国拥有复杂的关系网络。
另外，合肥李氏还与李鸿章的老部下、四川总督刘秉璋，先后结了七门姻亲。
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也展开了广泛的权贵联姻，他的十个女儿全部嫁入豪门，联姻对象包括光绪皇帝的帝师孙家鼐的侄子孙传樾，以及光绪的另外一位帝师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瑄；另外，李瀚章还分别与曾国藩家族、盛宣怀家族、北洋军阀段祺瑞、湖州望族徐仁良、江南首富刘镛等结下姻亲。
由此可见，合肥李氏的家族人脉和姻亲网络，在晚清民国的关系之错综复杂。
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耦，也在李鸿章的安排下嫁给了晚清清流派重臣张佩纶。李菊耦与张佩纶有个孙女叫张煐，也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的父亲是李菊耦与张佩纶的儿子张志沂。张志沂后来娶了晚清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1920年，张志沂与黄素琼生下了张爱玲。
1912年清朝灭亡后，遗老遗少们由于家产丰厚，很多人日益堕落，张爱玲父亲张志沂也不例外。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抽鸦片、讨姨太太，因此，张爱玲出生后不久，其父母的感情就濒临破裂。母亲黄素琼一度离家出走“留学”，父亲则将姨太太公开带入家里，还经常禁闭、殴打张爱玲。
在这种畸形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后，张爱玲的情感也变得非常脆弱、敏感、畸形，她天资聪颖，7岁就写下了第一部小说，23岁写下《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24岁写下《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
1944年，也就是在24岁这一年，张爱玲因为小说《封锁》而与时年38岁的胡兰成相识。胡兰成曾经追随汪精卫，抗战时出任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政务次长，是汪精卫的所谓“文胆”和有名的大汉奸。
当时，胡兰成是有妇之夫，并且老婆还是第三任妻子。但面对这个大她14岁的大汉奸和超级渣男，张爱玲却畸形地爱得死去活来，她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结果，张爱玲后来不仅被胡兰成劈腿抛弃，而且被痛骂为文化汉奸。张爱玲曾经在小说《留情》中喟叹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从某种意义来说，作为名门之后，在畸形的家庭下长大，历经父母婚姻决裂、父亲吃喝嫖赌抽、家暴、母亲对自己冷漠，心灵千疮百孔的张爱玲，所产生的畸恋确实让人感慨万千。
到了1955年，张爱玲从香港转赴美国定居，次年，她与美国剧作家赖雅相识结婚。
在美国期间，张爱玲生活困顿，经常要依靠稿费和申请各类文艺基金过活，当1957母亲黄素琼在英国伦敦病危，请求与她见上最后一面时，她甚至连买飞机票的钱都没有。
1967年，丈夫赖雅去世后，张爱玲离群索居，并且频繁搬家，很少与人往来。
据说，有时有人去拜访她，她就经常从门缝里递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张爱玲小姐不在家。”
到了中晚年，她似乎生活在更加自闭的世界里，对此，她19岁时写下的散文《天才梦》里，有这么一句话：“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她孤独地生活，以致被剧烈变化的世界遗忘了存在。
1995年9月，她最终孤独地死在美国洛杉矶的公寓里，尸体一直到死后7天才被人发现。
对此，作家余秋雨评论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作家叶兆言则说：“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而从1901年李鸿章去世，到1995年李鸿章的外曾孙女张爱玲去世，九十多年间沧海桑田，从某种程度来说，又何尝不是合肥李氏在时代剧烈变化中，所发出的一声重重的叹息？
就这个意义来说，时代裹挟着无数家族奔涌向前。世界风云变幻，家国跌宕起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一个家族的发展，也必然是多种声音和滋味、情绪、经历与体验的组合，并不仅仅简单归结为成功或者失败的片面评价和孤独历程。
成与败、对与错、是与非，功过纠缠难细说。
历史是复杂的，唯有反思是永恒的。
萨氏家族：海军世家，精忠报国
1951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进占汉城的消息传回国内，萨镇冰激动得老泪纵横。
这一年，他已经92岁了，仍兴奋地提笔写道：
五十七载犹如梦，举国沦亡缘汉城。
龙游浅水勿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
诗中所说的“五十七载”，指的是从1951年往前推57年的1894年。那一年，甲午中日海战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当年参与此战的萨镇冰，目睹了同窗好友邓世昌、刘步蟾等人力战身死的悲壮现实。他的内心，止不住地滴血。
作为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北洋军官，萨镇冰在历经无数个悲痛的日夜后，终于等来了这个令其极度令人振奋的消息。这场胜利为萨镇冰扫去了压抑在心中近一个甲子的悲痛。
第二年，93岁的萨镇冰永远闭上了双眼，去找寻逝去已久的战友们。
1
萨镇冰与海军结缘，始于晚清。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为挽救危局，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人发起了洋务运动。
当时主政福建的左宗棠意识到，问题出在清朝水师身上。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他表示：“欲除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经左宗棠提议，福州马尾船政局应运而生。随后，围绕培养新式海军人才，福建船政学堂正式成立。
船政学堂前期招收的学生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因为读船政学堂不仅学费全免，每个月还能发钱，学习成绩优良者还可获得海外留学机会。后来，随着清军在历次外战中的惨败，一些世家子弟也摒弃“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开始投身军界报国。萨镇冰便是其中之一。
萨镇冰出身雁门萨氏，是元代诗人萨都剌之后。自元以来，萨氏在福建繁衍了600多年。至萨镇冰这一辈，萨家已成为福州的八大家族之一。
由于其父与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交好，萨镇冰顺利进入船政学堂二期，成了邓世昌等人的师弟。
虽然“走了后门”，但进入学堂学习的他，却没占到一点儿便宜。当时，仿照英、法等国海军院校，船政学堂制定了严苛的选拔淘汰制度。沈葆桢要求，在四书五经外设置“器艺”教学。所谓“器艺”，即科学技术。也就是说，船政学堂的学员们需在四书五经之外，修习完动静重学、水重学、光学、声学、热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科目方可毕业。与此同时，所有学员进入学堂后，必须经过试读——在就学的数月间，教习会不间断地“考其勤惰，分别升降”，将不够优秀的学员淘汰出去。
最终，通过5年的刻苦学习，萨镇冰毕业时名列同期学生第一名。
1877年，18岁的萨镇冰获得赴英国留学的资格。他与严复、林泰曾、叶祖珪等人登上了开往异国他乡的轮船。
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其强大的海军、先进的工业设施、完善的法律和社会制度，都让这群从遥远的东方前来取经的学子感到震撼。他们首先入学院系统学习行船理法，随后跟随英国军舰巡游大洋，实操所学。
据萨镇冰后来回忆：“那时政府派到外国去的人很少，尤其是学军事的，更是寥寥无几。我所学习的虽是驾驶，但是对于轮机和制造也稍有涉猎，学习始终是勤奋而紧张的。”
2
1880年，萨镇冰学成归国，随即被分配到南洋水师担任大副。半年后，他被调往天津，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
尽管做了老师，萨镇冰却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在宿舍内，始终用的是一张特制的窄小木床，为的是模仿军舰上的生活环境，提醒自己枕戈待旦。
萨镇冰对学员也极其负责，无论春夏秋冬，他都会带着学员们练习挖筑炮台，准备随时打仗。或许是牢记福建船政学堂的教诲，他始终要求自己的学员不要“学作八股式的无灵性的文章”。
而萨镇冰的认真负责，也让北洋水师学堂人才辈出。张伯苓、黎元洪等一批日后影响历史的人物，皆出于此。
当萨镇冰在认真教书的时候，清政府耗费巨资打造了当时亚洲最强的舰队北洋水师。其中大部分海军军官皆为先前留学的海军学子，邓世昌、叶祖珪、刘步蟾等人先后调任于此担任要职。
清政府也没有忘了萨镇冰，他被调到北洋舰队担任管带，慢慢晋升到副将，与昔日同窗制订新式海军发展计划，巩固海防。
1894年，日本海军突然对北洋水师发动进攻，甲午中日海战爆发了。萨镇冰因故没能得到直接参战的机会。他被要求在后方提供后勤支援，这件事成了他一生不能忘却的遗憾。
更令他难受的是，此前有着亚洲最强海上舰队之称的北洋水师，居然被规模小于自己的日本海军打得落花流水。丁汝昌带出去的12艘主力战舰，近半数被击沉，阵亡达800余人，其中就包括萨镇冰的昔日好友、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等人。
而日本海军不甘于一场海战的胜利，在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筹谋下，很快制订了进攻威海卫的作战计划。
怀着不共戴天之仇，萨镇冰与日军遭遇于威海卫。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面，是北洋水师的大后方。港口南北两岸互成弧形，均设有炮台，且有刘公岛、日岛等两座天然岛屿互为屏障，地势易守难攻。
萨镇冰奉命率领“康济”号炮舰驻守面积仅14亩的日岛。在岛上，清军只设立了一处炮台，驻扎守军仅70人，要防御日本海军，捉襟见肘。驻守期间，萨镇冰带着官兵夜以继日地修筑工事，加紧备战。因长期操劳，他不幸罹病。
萨镇冰的夫人陈氏闻讯从福州赶去探视，却被萨镇冰拦在了岸上。萨镇冰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拒绝与陈氏见面。他让随行的官兵转告陈氏：“此地非同寻常，此时非同寻常，怎能允其登舰？告她当我已死，令其速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