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刚走，日岛保卫战就爆发了。在滴水成冰的隆冬时节，日军一举派出18艘军舰对日岛发动猛烈进攻。萨镇冰并没有退缩，他带着重病，在敌我实力悬殊的背景下，沉着冷静地指挥岛上的防御力量对日军进行反击。
双方苦战11天后，因力量过于悬殊，萨镇冰被迫率军撤至刘公岛。但日岛保卫战，也成为甲午一系列海战中唯一的一场胜仗，极大鼓舞了当时被挫败的海军士气。
日军本着摧毁北洋水师有生力量的目的，在地面部队完全占领威海卫后，又将刘公岛团团围住，北洋水师再无出路。
最后时刻，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服毒殉国，萨镇冰等人幸存战场，以败军之将的身份被清政府勒令返回原籍，承受战败带来的巨大伤痛。
3
被迫“失业”的萨镇冰回老家后，又遭遇了双重暴击。此前他的父母已相继离世。不久，曾去探望他的夫人陈氏也撒手人寰。萨镇冰生计艰难，连两个子女都无力抚养，只好去当塾师养家糊口。
一时之间，他对自己及海军的发展前途，均感到无比的迷茫。
半年多后，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召唤下，萨镇冰重新出山。又两年后，他获得举荐，参与组建新的清朝水师。萨镇冰再度“活”了过来。
为了海军事业，他忍痛再踏入山东。在熟悉的战场边上，他选择烟台作为清末海军的训练基地，抓紧培训各类海军人才。
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迅速占领武昌，并一鼓作气攻占了武汉三镇。而担任起义后成立的军政府都督的，正是萨镇冰从前的得意门生黎元洪。为了扼制革命军北进的势头，萨镇冰被清政府勒令率领海军在长江上炮击黎元洪的部队。
师生相见，剑拔弩张，这是谁都不愿见到的局面。萨镇冰不愿与学生黎元洪兵戎相见，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各为其主的困境，让萨镇冰举棋不定。
黎元洪以私人名义劝萨镇冰看在中华儿女的份儿上，双方放下武器，和平解决争端。萨镇冰只礼貌性地回复了黎元洪：“彼此心照，各尽其职！”
黎元洪又致书萨镇冰，说：“吾师抱救国之卓见，熟察现势，必知专制政体之必亡。”这一次，左右为难的萨镇冰以治病为由，选择了离开舰队。他坐上英国的商船，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4
萨氏家族的海军之路，并没有断绝。
就在萨镇冰苦守日岛的那一年，萨师俊降生在这个海军世家中，他是萨镇冰的远房侄孙。
18岁时，萨师俊毕业于叔公创办的烟台海军学校。沿袭叔公萨镇冰的传统，萨师俊从小就立誓报效祖国。他对兄长萨师同、弟弟萨本炘说：“强国莫急于海防，忠勇莫大于卫国，我兄弟宜习海军，亦我民族武德之传统也。”
在他的影响下，三兄弟先后考入江南水师学堂、烟台海军学校、福州海军学校。
1935年初，萨师俊被委任为中山舰代理舰长。这艘原名永丰舰的传奇舰艇，最早就是在清末由萨镇冰从日本人手中购买的。后来，永丰舰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参加了护国讨袁运动，首创义举。1925年陈炯明叛乱时，孙中山曾以此舰作为临时指挥所。因孙中山的威名，该舰随即也被改称中山舰。
萨师俊任职中山舰长期间，中国虽已结束帝制统治20余载，海军的实力却没有多大的改变。史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日本海军总吨位已近140万吨，仅次于当时的美、英、法三国，位列世界第四。而中国直到卢沟桥事变前，各种军舰仅66艘，总吨位6万吨左右，与日本的差距巨大。
因此，萨师俊接下来在中山舰上的经历无疑是悲壮的。1938年秋，日军进犯武汉，萨师俊领着中山舰全体官兵加入保卫大武汉的战斗。战前他就表示，万一中山舰有什么意外，自己将与之共存亡。
历史的灰暗时刻，再度来临。
就在萨师俊等官兵努力为江防备战时，海军司令部突然下令，征调中山舰3门大炮支援武汉外围防空火力。
按照当初的设计，中山舰总共配备了8门火炮。拆掉3门火炮，几乎等同在这只“海老虎”身上拔了三颗门牙，这对中山舰的作战造成了极大影响。可站在爱国大义上，舰长萨师俊只能“慷慨解囊”，组织官兵忍痛将中山舰的主要火力分配给岸上的守军。这也为中山舰的沉没埋下了隐患。
10月24日，中山舰危亡的时刻到了。那一日，奉命在长江金口巡逻的中山舰发现了日军侦察机的踪迹。在萨师俊的指挥下，中山舰用仅剩的5门火炮对侦察机发动猛烈进攻。
交战过程中，日军侦察机向大本营报告了中山舰的坐标。日军的战机随即像蝗虫般朝中山舰飞来。密集炮火攻击下，中山舰多处中弹，萨师俊身负重伤。
最后关头，萨师俊仍不愿放弃船体倾覆的中山舰。他高喊：“诸人员可离舰就医，但我身为舰长，职责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眼看沉没在即，副舰长吕叔奋当机立断，命令士兵强行将萨师俊送往岸上治疗。
然而，就在这时，丧心病狂的日军竟将中山舰的受伤官兵全部射杀在江面上。42岁的萨师俊壮烈殉国。三天后，武汉三镇相继沦陷，武汉保卫战以失败告终。
5
萨师俊牺牲后，妻子林碧珠痛不欲生。她是萨师俊的第二任妻子，与丈夫感情甚笃。
尽管萨师俊长年在海上为国奔波，夫妻间聚少离多，但林碧珠始终毫无怨言地支持他。为了响应前线抗战的丈夫，林碧珠在福州家乡发起抗战宣传。在她的号召下，福州有不少百姓陆续加入保家卫国的行列中。
林碧珠与萨师俊婚后没有子女，当丈夫的死讯传来，她决心“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几寻短见。萨师俊的大嫂颇为认可这位弟媳，便让自己的亲生儿子萨支源认林碧珠为母，算是给英雄留了一丝血脉。就这样，在萨家的庇护下，林碧珠一直安稳地生活在福州，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林碧珠突然接到通知，她可以赴上海接收萨师俊的遗物。
但不知冥冥之中是否有所安排，就在林碧珠启程前往上海时，她所乘坐的轮船却因误触了闽江口的鱼雷而沉没。林碧珠终偿所愿，随夫直抵天国。
萨师俊牺牲后，自萨镇冰时代流传下来的爱国精神在萨氏家族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兄弟子侄们莫不同仇敌忾，精忠报国。在萨师俊之后，萨家又涌现出了造船家萨本炘（萨师俊弟弟）、铁道专家萨福均（萨镇冰儿子）等一批科工类专业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在萨师俊精忠报国期间，他的堂弟萨本栋也在文化战线上无私地奉献着自己。
当时，因战争等原因，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濒临倒闭。萨本栋临危受命，出任厦大校长。在其担任校长的8年时间里，厦大逐渐形成了勤奋、朴实、严谨、和睦的好风气，校务蒸蒸日上，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提高。厦大不仅一跃成为东南沿海最高学府，也是当时设施较完备的一流大学。当萨本栋于1946年调离后，厦大特地设立了“本栋奖学金”，以鼓励学生发扬献身精神，努力钻研、掌握过硬本领报效祖国。
萨本栋刚到厦大时，还是一位青年学者，容光焕发。仅过了8年，44岁的萨本栋已因操劳过度，未老先衰。1949年，萨本栋病逝，享年47岁。
如今，祖国早已太平。萨氏家族也无须在百年的屈辱岁月中，靠着血肉之躯保家卫国。不过，这个家族努力奋进、献身科学的精神仍在延续。在萨镇冰的曾侄孙辈中又涌现出了萨支唐、萨支汗等数理方面的专家，名声响彻中外。
这种经久不息的传承，或许源自萨镇冰的临终遗训：
国疆昔小而今大，民治虽分终必联。人类求安原有道，俗情狃旧尚无边。
忘怀富贵心常乐，从事勤劳志益坚。所望群公齐努力，相扶世运顺乎天。
祖有功，宗有德。致敬，一个无私奉献的中国家族！
一个“失败”了一百年的家族
当18岁的梁启超第一次遇见33岁的康有为时，感觉自己犹如被当头棒喝。
这是光绪十六年（1890），那时，年纪轻轻，还是个小青年的梁启超早已有了举人身份，而康有为却还仅仅是一位秀才。双方第一次会面，从早上8点一直聊到晚上7点，人到中年的康有为直接呵斥少年梁启超说，国家危亡，你故往的学识，不过是“数百年无用旧学”。当晚，梁启超只觉得“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以致“竟夕不能寐”。
第二天一大早，这位虚岁17岁就高中举人的大才子，又早早前去拜见康有为，从此成为康有为门下弟子。日后，这对师徒的恩怨，会见证中国这段最为惊心动魄的风云史。
在康有为门下的广州万木草堂求学三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结伴进京参加会试。两年前，康有为在连考七次后，终于高中举人。1895年，康梁师徒二人结伴进京。
此时正值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李鸿章刚刚代表清廷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是，康有为、梁启超共同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联合聚集于北京的1000多名举人联合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此后，梁启超又在《万国公报》和《时务报》中担任主笔，阐述维新变法的迫切与必要性，很快就名满全国。
作为洋务派中流砥柱的两广总督张之洞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文章，1897年，61岁的张之洞在湖北省城武昌，亲自接见了这位年仅25岁的小举人。
两人会面的这一天，张之洞非常兴奋，破例下令打开武昌城的中门迎接，并且问下属能不能按照迎接钦差大臣的规格鸣炮接风。下属强调梁启超只是个举人，于礼不符，张之洞才无奈作罢。
但已入暮年的张之洞显然知道这位少年英雄的意义所在。他力邀梁启超担任自己的幕僚兼两湖书院院长，月薪“千二百金”。
张之洞是晚清的四大名臣之一，跟随他的意义不同凡响。要知道，当初李鸿章就是从曾国藩的幕僚做起的。但梁启超拒绝了，这位搏击在时代浪尖的青年有自己的远大理想，尽管此后，他将被清廷追杀，流亡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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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后影响中国百年的梁氏家族先祖，梁启超与张之洞会面的1897年，也是中国多个家族的兴衰转折点：此时，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被边缘化，正处于生命的倒计时阶段；而从美国归来的传教士宋查理，则正追随孙中山，聚集在兴中会的旗号下酝酿革命。
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家族背景平凡，祖父、父亲都只是普通秀才，而他即将迎来命运的逆转。1898年7月，光绪帝接见了作为维新派领袖之一的梁启超。光绪帝与康有为的初次会谈长达几个小时，而此时一口广东普通话、国语奇烂的梁启超却让光绪帝听得云里雾里，不过这并不影响光绪帝对于维新变法的强烈支持。
随着戊戌变法的展开，感觉到强烈冲击的慈禧开始展开反击。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随后，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斩杀于北京菜市口，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梁启超则与康有为一起逃亡日本。
对此，当时担任日本首相、发起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指示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从此，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在日本一流亡就是14年。
此后，他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并作为改良派代表，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保皇改良还是革命推翻清廷展开辩论。尽管革命党人最终占据上风，但在晚清民初的风云史中，几乎没有人未受到梁启超文字和思想的洗礼。诗人黄遵宪就评价说：“（梁启超）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同样作为时代青年的郭沫若后来也评价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清末的改良与革命之争，最终以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廷的覆灭而告终。民国元年（1912）十月，梁启超最终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返回国内。1913年，梁启超接受袁世凯的邀请，担任民国司法总长。
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渐暴露，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1915年，梁启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准备公开反对。袁世凯听闻后，让人带了一张20万元的银票前去游说不要发表，没想到梁启超却当面退回。
后来梁启超回忆说：“袁世凯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
随后，梁启超与袁世凯公开决裂。袁世凯在1915年12月公开称帝后，梁启超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并多次起草布告电文讨伐袁世凯。袁世凯因尿毒症在1916年去世。1917年，张勋又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
康有为也在这次复辟中上蹿下跳。对此，梁启超又不惜与昔日恩师决裂以拥护共和。当有人对此表示质疑时，梁启超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张勋复辟失败后，支持共和的梁启超又在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政府短暂担任过财政总长。此后，他转而投身学术研究。
早在18岁时，梁启超就在康有为的启发下，从一个传统的守旧派知识分子转而支持维新变法。人到中年时，梁启超又从拥护君主立宪，改而支持共和、反对复辟。离开政坛投身学术后，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政治的幻灭，他又重新转向东方文明寻求“拯救世界”之道。
由于梁启超在人生中如此多变、善变，很多人怀疑他的人品。他们不知，正是这种激流勇变，使得梁启超得以始终屹立在时代潮头，而没有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因循守旧，最终被时代抛弃。
对于众人的质疑，梁启超在剖析心路历程时说：“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对于自己的多变、善变，梁启超的自我总结则是：“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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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晚清民国风云激荡的历史中，许多时代的伟人例如孙中山，心路历程都有过巨变，因为世界格局在变，国家形势在变，如果因循守旧，则势必将为时代的洪流所淹没。而梁启超虽然多变、善变，其本质仍然是一个孜孜以求强国之道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沧海横流面前，他所不断作出的调整和适应性改变，主旨仍然是其所自述的“爱国与救国”。
不过，与政治选择上的多变、善变相比，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却相当传统。
梁启超一生共有两位夫人。梁启超在17岁那年高中举人时，被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主考官李端棻一眼相中，李端棻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介绍给了梁启超为妻。李蕙仙为梁启超生育了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共两女一男。另外，梁启超又将跟随李蕙仙到梁家的侍女王桂荃纳为小妾，王桂荃则为梁启超先后生下了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礼、梁思懿、梁思宁共四男二女。
加起来，李蕙仙、王桂荃共为梁启超生育了五男四女九个孩子。日后，在梁启超和两位夫人的教导下，这九个孩子个个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更是成为院士，梁家也因此被赞誉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启超九个孩子中，长女梁思顺（1893-1966）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1901-1972）是著名建筑学家、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次子梁思永（1904-1954）是哈佛大学硕士，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梁思忠（1907-1932）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1932年参加淞沪抗战，因病逝世；次女梁思庄（1908-1986）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同时也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四子梁思达（1912-2001），著名经济学家，曾参与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三女梁思懿（1914-1988）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梁思宁（1916-2006）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后来在抗战中投笔从戎，加入新四军，历经生死考验；五子梁思礼（1924-2016）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
梁氏家族的辉煌，在中国200年近现代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但很多人只看到台前，却没有看到梁家幕后的家教。
梁启超出生的广东新会，离南宋灭亡之战的崖山古战场不远。早在孩提时，作为当地秀才和知识分子的祖父梁镜泉、父亲梁莲涧就经常向梁启超讲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古代忠臣义士的故事，而“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更是在幼小懵懂的梁启超心中，播下了爱国的种子。后来，梁启超经常对子女说：“我们梁家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了自己家门本色！”
考诸历史，伟大人物在自身成功的同时，尽管琐事缠身，仍然不断拨冗关注子女教育，如此方能成就一个不断继往开来的家族。
梁启超经常对孩子们说：“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梁氏家族出身寒苦，一定要勤俭、朴素、务实、好学。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外流亡14年，虽然经济窘迫、生活困难，但却始终笔耕不辍、不减志气，在“身教”这一点上，梁启超首先是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子女。
在日本流亡时，梁启超亲自教长女梁思顺读书写字，还教她写诗作词。后来梁思顺成为著名的诗词专家，写出《艺蘅馆词钞》，得益于幼年时梁启超对她手把手的教育。
为使女儿均衡发展，梁启超还专门为女儿请了家教学习数理化，并且在自己家中建了一座实验室。这种教育理念在晚清社会中可谓超前又全面。
在打好子女的知识基础的同时，梁启超也非常重视子女的“德育”工作。梁启超曾在《变法通义》中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他非常重视孩子们在童年时期的教育。他常常对孩子们说，要以忠厚为本，不可损伤人格，“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常思报社会之恩”“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
尽管出身旧知识分子家庭，但梁启超在生活态度上却主张“趣味主义”，拒绝“哭丧着脸”。他教育孩子们说：“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在他的影响下，梁启超的子女们大多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学有成才而不枯燥，做严肃君子又不失风趣。
等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开始四处求学、任职时，梁启超虽然常年奔波在外，但仍然坚持给孩子们写信谈人生、谈理想、做朋友。梁启超一生共留下2000多封信，其中300多封是写给子女的。这些家书前后持续15年，少则寥寥十几字，多则几千字，或谈家事，或谈学业，或谈心聊天，或纵论时事。这种持续数十年的言传身教，即使在通信发达的今天，也是极少家长所能做到的。
对于自己的长女梁思顺，即使她已是几个孩子的妈，梁启超也经常在信中亲切地称之为“我的大宝贝”“乖乖”。而对于自己的小儿子梁思礼，他则称呼为“老白鼻”（老baby）。
尽管宠爱，但梁启超非常懂得让孩子们磨砺品格。1923年，长子梁思成被汽车撞折腿骨住院，以致落下终身残疾，还延误了一年到美国留学，梁启超虽然心痛，却不急不躁对梁思成说：“你一直以来处境都太顺利，这种小挫折正是磨炼德性的好机会，切不可心焦萎畏。”
梁思成赴美国留学后，梁启超特地给他寄去了全套的宋代建筑丛书《营造法式》，并嘱咐儿子一定要学习中国古典建筑，以求学贯中西。梁启超甚至给梁思成规划游学路线，告诉他要去欧洲哪些国家、如何观摩古典建筑，这也为梁思成日后成长为中国的建筑大家打下了深厚基础。
梁思成1928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同时接到了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的执教邀请。梁启超要求儿子不要去生活舒适的清华，而要到条件艰苦的东北大学去任教。因为在梁启超看来，工作要从艰辛起步，切不可贪图安乐。
梁启超的二儿子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后，为了这位学考古的儿子，梁启超亲自联系考古学家李济，甚至自掏腰包，要求梁思永前往参加实地考古工作。而震惊中外的殷墟考古，便是得益于李济、梁思永等人的发掘，最终，梁思永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
但这位梁氏家族的缔造者，最终未能战胜时间。
1926年，梁启超因为尿毒症到北京协和医院手术，没想到医生却误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割掉，而留下了病变的左肾。这起重大的医疗事故之后，梁启超的健康持续恶化。考虑到西医初入中国，如果公开抨击协和医院，更将加剧国人对西医的质疑，梁启超选择将此事遮掩下来。他的想法是：“愿为众生病。”
到了1928年10月12日，梁启超拖着病体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并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于是摘录下了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之后，梁启超再次病发被送往医院抢救，这四句话也成为他的绝笔。
救治一直持续到1929年1月19日，最终，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并被安葬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
梁启超逝世后，学习建筑的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共同为他设计了墓碑。墓碑除了纹饰，没有任何文字。此前，梁启超曾经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而友人沈商耆则为他送上挽联，作为对梁启超一生的评价：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3
梁启超逝世后，梁家的第二代也隆重登场。
梁启超病逝前一年，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一起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梁启超的建议下，梁思成前往东北大学任教，并亲手创立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建筑专业人才。
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风雨，梁启超显然有着超前的认识，在叮嘱留学海外的孩子们时，梁启超说：“你们回国后职业问题大不容易解决，现在那里有人敢修房子呢，学校教授也非易，全国学校除北京，几乎都关门了……我想你们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捱过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年二十年风浪不能？”
在艰难困苦之中，梁思成顶住了风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梁思成改而南下北京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梁思成与林徽因率领中国营造学社的考察队，走遍了国内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00多处中国古建筑。
这是中国建筑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主持下，始建于北宋时期的杭州六和塔最终被重修一新。而梁、林夫妻二人更是四进五台山，最终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发现了始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的佛光寺大殿，从而推翻了日本人“中国根本不存在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断言。
林徽因曾经在1936年一封信中，谈到她和梁思成在前往山东青州路上的经历：“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尽管出身名门，但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一样，并未被艰苦的条件吓倒。她甚至在生孩子后不久就跟着梁思成一起长途颠簸，上房攀瓦，到处测量考察，以求记录、保护民国时期年久失修的海量古建筑。
在时代的巨变中，这个家族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行。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当时，梁启超的三子梁思忠已经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正在担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随即带领战士投身淞沪抗战。在战斗期间，由于误喝了战地上有毒的脏水，梁思忠最终染病去世，年仅25岁。
与拼搏的兄弟们相似，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也不甘人后。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硕士毕业后，随即投身到中国的考古事业当中。他在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的炮火中依然坚持科学考古，并为殷墟的系统发掘奔波劳累。由于长期坚持野外考古，到了1932年，梁思永得了烈性肋膜炎，医生从他胸部中整整抽出了四瓶水。但稍康复后，他立即重返殷墟考古现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思永又跟随着抗战军民一路辗转迁到西南的昆明和李庄。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加上由于工资低微，长期饮食不良，梁思永的病后来发展成了肺炎。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听说通过切除肋骨可以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时，为了重返考古现场，这位硬汉当时竟然找到了重庆的名医，切除了自己的七根肋骨！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重返他心爱的田野考古现场。由于病情影响，梁思永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躺着休息，站立时必须拄着拐杖。
1948年，梁思永和哥哥梁思成一起被评选为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位科学硬汉又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这位硬汉最终因为心脏病去世，年仅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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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前一个月，即1937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前后四进四出，终于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曾经在敦煌壁画中见过的佛光寺大殿，并在大殿内找到了铭文，确认其是国内幸存的唐代木构建筑。但喜悦并未持续多久，随着全面抗战的烽烟燃起，梁思成和林徽因毅然决定跟随抗战军民撤退到后方。他们一路辗转经郑州、长沙、湘西、贵州迁到昆明。
由于物价飙涨，工资低微，林徽因不得不每天来回爬4次山坡，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赚钱，补贴家用。
为了维持生活，梁启超次子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也和西南联合大学许多教授的妻子一样，在小路边摆摊卖衣物，来维持生计。
由于日军频繁轰炸昆明，1940年，梁思永任职的史语所和梁思成任职的中国营造学社被迫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由于四川气候夏天闷热而冬季湿冷，林徽因很快病倒。当时，林徽因的老毛病肺结核发作得厉害，经常连续几周高烧不退，夜间则盗汗不止。后来林徽因的女儿梁思冰回忆母亲说：“李庄没有医院，她瘦得简直可以说不大像个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头棒棒了。”
林徽因重病在床，而梁思成却由于中国营造学社经费困难，不得不去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乞求支援，以维持中国营造学社的生存。梁思冰回忆说：“他说他当时就是个叫花子，经常要去化缘。”
虽经战乱动荡，疾病摧残，经济窘迫，梁思成和林徽因却仍然坚持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以求将多年来的古建筑调查成果整理成书。为了节约经费，梁、林二人对于设计图纸和建筑施工一直亲力亲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欠下了不少债务。
万般无奈之下，林徽因只得写信向美国友人费慰梅求助，希望友人能资助一笔钱，协助梁家渡过难关。费慰梅很快就寄来了100美元和一封信，并邀请梁、林夫妇前往美国讲学，以求摆脱经济困境和治好林徽因的病。
没想到林徽因却回信拒绝了，林徽因的回答是：“我应该留在祖国，共赴国难！”
在四川时，仅有几岁的小儿子梁从诫曾经问林徽因说，“妈妈，如果日本人打过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林徽因坚定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林徽因的意思是，如果抗战失败，那么全家人唯一的路，就是以身殉国。
梁家幸运地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开始扩张城建，计划听从苏联专家建议，拆除北京古城。听到这个消息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寝食难安。他们和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授陈占祥一起，力主保留北京的古城墙和众多牌坊等古建筑。为了争取保留古城，梁思成甚至在会议上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争得面红耳赤。
吴晗坚决不同意保留北京古城墙，梁思成在现场失声痛哭，他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性格向来刚烈的林徽因更是不饶人，她直接指着吴晗说：“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但北京古城墙终究没保住。林徽因则没有等到那一天，1955年，长期拖着病体的她最终病逝，年仅51岁。
此前，这位曾经让徐志摩魂牵梦萦的著名女诗人，曾经在诗歌《深夜里听到乐声》这样写道：“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美丽的想象。”这何尝不是后人，对林徽因美丽一生的幻想？
人们似乎热衷于谈论她年轻时候与徐志摩传出的绯闻以及她写出的那些美丽诗句，却很少关注她和丈夫梁思成一起，为了中国古建筑的测量、保护，以及抗战事业所作出的坚守和牺牲。
她是一位弱女子，但她同时也是一位至刚至强的知识分子。
林徽因去世后，一生都爱恋她的哲学家金岳霖为她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那位诗意与美化身的女子，再也回不来了。而梁思成则在林徽因去世后，一直坚持到了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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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梁家的故事，不止于梁思成和林徽因。
1949年，就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毕业的梁启超第五子梁思礼，也毅然放弃了留在美国的优渥前景，选择了回国参与建设新中国。
此后，梁思礼在艰难困苦之中，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自主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地对地导弹及带自控系统的带原子弹弹头导弹的研发。1993年，梁思礼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的四女梁思宁则在抗战中投笔从戎，毅然投奔新四军。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陈毅元帅还曾经当面对梁思成说：“当时在我的部队里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就是你妹妹；另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梁思宁历经抗战和解放战争的生死考验，直到2006年以91岁高龄去世。生前，她对身边的人说：“我要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
梁家的第三代也一直奋斗不息。作为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几年。此后，他又回到北京从事世界史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梁从诫因为有一个曾经做过“保皇派”的爷爷而被牵连，被下放到江西改造劳动。改革开放后，梁从诫最终到了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教授创立的中国文化书院工作。
到了晚年，这位倔强的老人突然转向，开始了自己的环保事业。
改革开放后，国内的环保问题也日益突出。1993年，梁从诫创立了中国民间第一家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面对飞速发展中的中国，这位始终秉持祖先家国情怀的老人，一直觉得自己该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自己的国家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
作为国内环保事业的先驱，“自然之友”曾经在北京的公园里劝说过遛鸟的大爷保护鸟类，结果大爷们反而说：“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把鸡蛋黄给鸟吃了，还想怎么对它好？”
还有一次，梁从诫到某县考察环保，当地领导拿出好酒招待，没想到性格耿直的梁从诫直接发怒：“你们河里的水都像酱油汤了，怎么还好意思喝酒呢？”
1995年，云南德钦县计划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梁从诫听说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因为德钦县的这片原始森林同时也是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为了拯救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丝猴，梁从诫四处向媒体求援，并且利用自己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直接向领导建言，最终保护住了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丝猴。
滇金丝猴的保护战，也是梁从诫创立“自然之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此后，全国各地反映环保问题的信件雪片般寄到“自然之友”的办公室，这使得梁从诫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但他仍然继续坚持。为了保护藏羚羊，1999年，已经67岁的他甚至和“自然之友”的会员们一起登上了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将收缴来的近400张藏羚羊皮付之一炬，以此宣示保护藏羚羊的决心。
2006年，74岁的梁从诫在骑自行车时突然遭遇车祸，被送医后他又被查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此后，梁从诫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记忆力迅速减退。尽管如此，他却将所有来看望他的朋友们统一称为“自然之友会员”。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忘记了很多事，唯独没有忘记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环保事业。
由于梁从诫对环保事业的贡献，国家林业局特别向他颁发了“大熊猫奖”。2010年，这位79岁的老人，最终在北京逝世。
就在车祸前，梁从诫曾经对媒体说，如果说梁家三代人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沉重的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对于爷爷梁启超的政治改良事业和父亲梁思成壮志难酬的古建筑保护事业，以及自己任重道远的环保事业，梁从诫不无自嘲却又很坚定地说：“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可是屡战屡败，仍然屡败屡战。”
尽管梁家祖孙三代从政治到财富都呈现出不断“退化”的趋势，但这个家族投身家国的雄心壮志，以及为祖国、民族和人民奋斗终身的知识、教养和胸怀，却足以让他们傲然立身百年来最卓越的家族之列。这无关乎权力、名利和地位，只关乎情怀、家国和奉献。
这个屡败屡战的中国家族，值得被永远怀念。
张伯苓家族：奋斗百年，教育救国
威海卫的龙旗升起，不到24小时又被降下，23岁的张伯苓心中一阵剧痛。
这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在甲午战争清廷惨败后，日本人占领了北洋水师的诞生地山东威海卫。为了参与瓜分中国，英国人又与日本协商要接管威海卫，并胁迫清廷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
已经在北洋水师服役四年的张伯苓，见证了这个历史性场面。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作为北洋水师通济舰舰员，护送清廷大员前往办理交接仪式。当天，北洋水师先是取下飘扬在威海卫军港上的日本太阳旗，然后升起清朝的龙旗；第二天，他们又亲自降下清朝的龙旗，目睹英国士兵升起了自己的米字旗。
两天时间国旗三变，带来的心中的剧痛，加上步伐整齐、神采飞扬的英国士兵与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的北洋水师官兵形成的鲜明对比带来的震撼，让从13岁就进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岁进入北洋水师服役的张伯苓大受刺激。
在经历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与重建后，原本还抱着一丝希望的他突然彻底死心了，他觉得海军救国，无望了。
后来，张伯苓回忆自己心路历程的转变时说：“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于是，这位23岁的年轻海军士兵脱下军服，毅然回到故乡天津，开始投身教育事业。日后，他将因为参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而享誉于亿万国人心中。
他也奋力支撑起一个以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为己任的家族——天津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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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在时代的巨浪中，无数人都在思考中国何去何从、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在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选择了变法维新，孙中山则转向了革命的道路，鲁迅在后来也弃医从文。而张伯苓选择的是“教育救国”，他认为“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这种思想的萌芽，与他的家庭出身也有一定关系。
清光绪二年（1876），张伯苓出生在天津一个贫寒的塾师家中。张伯苓先祖来自山东，由于经常往来于天津贩运货物，最终在此落户。当时，天津位处江淮流域与北京以及东北的交接要道，既是海运又是河运要道，城市日益繁盛，张氏先祖在此经商并发家致富。
张伯苓的祖父张筱洲弃商从儒，没想到却屡试不中，以致38岁时就疯癫而死。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受此影响，从小就对科举意兴阑珊，反而对骑马射箭、吹拉弹唱很感兴趣。在艺人表演兴盛的天津，张久庵以弹得一手好琵琶名闻江湖，当时人称“琵琶张”。
爱好吹拉弹唱的张久庵无意经营家族事业，加上父亲早逝，张家家道中落。到张伯苓出生时，父亲张久庵只能靠着教授乐器为生，家中甚至还要靠妻子杨氏替人缝补衣服，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以乐器谋生的艰难，张久庵从张伯苓才五岁时，就对他的教育异常重视。张久庵不仅亲自传授张伯苓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且“重启发，贵实践”，经常向张伯苓强调学习与生活的结合，这也影响了后来张伯苓自己的教育理念。
张伯苓成长时，经常打抱不平，看到不平之事就非要上去。由于个子高大，他经常将人打伤。当受伤者父母上门告状时，父亲张久庵就向人赔礼道歉。但问清是非曲直后，张久庵却从不深责张伯苓。这位父亲的教育理念是：“不可因此伤了他的这一点儿正义之气。”
但由于家中贫寒，张伯苓无奈，只能进入一家刘姓富人开办的义塾中求学。义塾，又称义学，是专为家境贫困的子弟提供普及教育的教育机构。晚清时期，仅在天津城内就有三十多所或官办或民办的义塾。
